俄罗斯先前从乌克兰割走些土地，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次是大举入侵，意图灭国，让世人惊骇不已。记忆中上一场吞并别国领土的战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30年既是弹指一挥间，也是整整一代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用电脑，除了在学校里上计算机课的时间以外。互联网的出现，再加上其衍生的后来的自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我都记不得有多少年没看报纸了，你呢？将来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报纸为何物。

好了，我想说的是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不过说到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年代的普京这个人，他的意识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开疆扩土的殖民式思维。这是个奇怪而又危险的现象：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却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不是主修政治，所以不确定是否能够以及应该如何去解开这个结。

去年2月，俄罗斯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边界陈列重兵时，人们都以为那不过是又一场讹诈，规模更大的一场讹诈。乌克兰人民还在歌舞升平，泽连斯基也不以为意。老实讲，我当时也不相信俄罗斯真的敢乱来。就算是犯规越界，充其量也不过是像先前那样，再割走些土地。这次人们算是记住了 Unexpected（出乎意料）这个单词。

俄罗斯的举动让人意外，乌克兰人民的反应也有几分让人没想到。面对力量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旁观者都以为乌克兰危矣，何况那之前刚出现阿富汗的总统弃国外逃的闹剧。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动情于心灵鸡汤、严辞厉语，事实上那些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只是调侃的道具。毕竟客观状况相当于是小孩子对垒成年人；当时美国也建议泽连斯基可以考虑暂避海外，建立流亡政府。

乌克兰人民选择了抵抗侵略，泽连斯基也称得上视死如归。让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只有4个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体会不出其中的分量：那是在生活、连生存都必须挣扎的同时还得抗击强敌。但即使在那种境况下，当时的政府和人民还是在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就连那些平日里扰民作恶、占山为王的各路土匪，也大都咬定的是打死我也不投降。

惨绝人寰的第2次世界大战终于硝烟散尽。1970年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面对犹太人纪念碑禁不住自发地跪了下去。后来人对他的这一举动的评价是：勃兰特跪下了，德国站起来了。前不久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今天的日本已经完全摒弃了军国主义，转而拥抱了现代文明。用中国的话讲，也算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于战争的惨烈后果，早在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就记录了那份凄凉悲苦：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我没弄明白后来怎么出现了这一幕，普京为了支撑他的核讹诈，说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俄罗斯民族就没必要存在。我粗略看了些相关文章及评论发言，没看到任何人讲消灭俄罗斯民族之类癫狂的话。不要说对俄罗斯民族，就是对亚马逊丛林中只有几十上百号人的原始部落，当今的人们思考的都是如何更好地保护他们，或至少是尽量不打扰他们。可能是因为普京常年生活在听不到反对声音而导致心理膨胀的畸形环境中，才会有这种心智不正常的痴梦臆想，以为可以绑架整个俄罗斯民族，对抗全人类。

我对俄罗斯蛮有好感。还记得在美国念书时有个俄罗斯同学，谦和有礼，乐于助人，讲一口几乎不带口音的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英语讲得这么好，他说是高中时就来了美国。期中他邀请我、一个美国同学、一个印度同学去看表演，说是俄罗斯国家艺术团碰巧来演出，所以他买好了票。我这才知道洛杉矶还有个俄罗斯人比较多的社区。在车上我开玩笑说，你来自俄罗斯，他（美国同学）来自美国，你们俩来自军事超级大国，我来自中国，他（印度同学）来自印度，我们俩来自人口超级大国，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吃饭时他跟我讲，如果暑期我要回中国，他希望跟我同行，先游览中国的几个城市，然后再回俄罗斯。只不过那年我没有回国的计划，所以未能跟他成行。

我通常是把车载收音机调放到 NPR 频段，在洛杉矶是 KPCC，最近改名为 LAist。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播出了一档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栏目，说是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国际志愿者，在乌克兰的战争环境中执行人道救援和其它工作。在问到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一名受访的志愿者说：战争总会结束，家园终归要重建。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个年轻人在战争环境中讲话时语调也很平静，不带激昂，亦无忧惧。是啊，战争总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或遥远，或临近。

接下来主持人讲，俄罗斯士兵占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城镇后，从那里打电话给家乡的父母。有很多电话都被乌克兰方面截听，接下来要播放一些截听的电话录音。俄语我听不懂，不过有英语的同声翻译和旁白、以及录音之间主持人的解说。在不少的录音当中，这些俄罗斯年轻人都有意无意地跟父母提到，自己目睹了战友的离去或者是自己打死了人。我认可主持人的这段解说，虽然从法律上讲，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已经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但实际上从心理上讲，他们还都是些大孩子。他们可能也是无法纾解心中的压力、惶恐、或者是别的感受，所以在电话上故作镇静地跟父母提及。

几乎所有的父母在这种时候都是把这个沉重的话题岔开，说些别的事情。不过有一位俄罗斯母亲例外，她没有讲话，沉寂下来，让我一度以为广播电台的信号出了问题。大概过了二、三十秒钟，传来她呜呜的哭声，并且一直哭个不停。这个俄罗斯年轻人显然也不知所措，只是不停地呼唤“妈妈，妈妈”。我的语文水平还不够好，不能够精准地描述那种场景。因为是录音，我也没办法将其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到网上。总之，将心比心，我这个万里之遥的听众心里也很不好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或者说是五味杂陈。

因为坐在车里听这档节目，那天直到下午3点多钟我才下车去买午餐，好在也没觉得饿。一边走着，虽然沐浴着南加州春日的阳光，心里也忍不住咒骂几句普京发动的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也不确定那位俄罗斯母亲为什么一直哭个不停却又不说一句话，是因为孩子在战争中的行为让她自己心中有负罪感，还是担心在下一场战斗中失去她自己的孩子，拟或是我们作为非当事方完全想象不出来的其它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战争已经深刻地伤害到她，她憎恶战争。事实上所有人都憎恶战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战争扭曲人性。

April 2023
Los Angeles

互联网上中文信息缺乏

互联网上中文信息缺乏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互联网上有用的中文信息缺乏，垃圾信息倒是有一大堆。在海外生活过或是常看英文的华人可能会感觉更明显，因为对比之下就一目了然。

因为建设和维护网站和网店，我时常浏览各类中文和英文的网站，同业的网站早已经看遍。在翻译相关的英文资料的时候，经常强烈地感受到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缺乏。就哺育婴儿方面的文章而言，因为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所以相关的英文资料大都在专业的协会团体网站上，或是由专业人士执笔；而中文的相关资料大都是业余写手东拼西凑，其中不乏断章取义、误导他人的内容。

事实上各个领域的中文资料在互联网上都只是差强人意。依稀记得初来美国之时，仍然因循在中国时的习惯，碰到什么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身边认识的人。有老移民热心地告诉我，美国是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社会，有不懂的问题就打开谷歌。

显然这不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打不开谷歌。即使暂时不论中文资料远逊于英文资料，我比较过用同样的中文关键字在谷歌和百度搜索，百度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一堆垃圾。很不理解中国政府屏蔽掉谷歌的举动，因为谷歌只是工具，一件优秀的、不可多得的工具。就算是对政治敏感的内容不合意，那么只需屏蔽掉不合意的政治内容，犯不着把工具都扔掉，因为饭菜不合口味就拒绝进食（类似于因噎废食）。

互联网上缺乏中文的各种专业信息资料，现实生活中缺乏有格调、有深度的文化思想作品。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是由于集权的压制，当前中国的状况是文化匮乏（多的是媚俗和颂圣）、思想平庸（主流是惟利是图、急功近利）。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探索与天文数字般的十多亿人口极度不成比例，实在是汉语言和华夏民族的不争气。缺乏文化底蕴的群体自然就没有向心力，没有诚实信用的契约精神；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民始终摆脱不掉奴性意识，欺下媚上，摇摆逢迎。

文化匮乏、思想平庸是抽象的概括，具体表现在生活中就是人人相互提防、以邻为壑，冷漠自私又好攀比炫耀；对权贵阿谀奉承，对同侪排挤倾轧；意识上缺乏公德之心，自然言谈举止就粗俗狭隘：室内外公共场合随意抽烟、广场舞及其它噪音扰民、各种粗鄙言行不胜枚举、各样伪劣掺假横行无忌、特权阶层则自行享受特供商品；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以能哄会骗为荣，有公私官职者则沉浸于高人一等的优渥幻象。虽然华人中不乏杰出人才和正直人士，但整体肯定是从多数来定义。由于缺乏人文思想的熏陶、平等互敬的观念、法制严明的环境，所以中国人整体上在外被西方人鄙视，在内则欺诈敷衍、损人利己（参见《中国在诚信测试中排名最后》）。

幸好互联网没有国界，世界各地的中文读者可以分享不多的中文信息，虽然中文的资料和作品理应更多地由中国大陆人士来创作。仍然以哺育婴儿方面的文章为例，借助谷歌的强大功能，我变换不同的关键字搜索，又找到些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出资整理编写的内容。因为引导页是英文，很多华人读者看不太懂，于是我将引导页翻译成中文放在我们的网站上（见《最佳起步资源中心》）。中文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记得在心里对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说声感谢。Thank you.
 
April 2018
Los Angeles
 

GDP、物价和生活品质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略有差别，另三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6.76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9.181万亿美元，第三名日本4.899万亿美元。纵向比较无疑是巨大进步，不过因为人口众多，人均GDP仍然排名落后。

考虑到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如果单独计算城市人均GDP，则排名会大幅前移。再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中等及偏上收入者所占比例小，但绝对人数已经很多，他们的收入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

以我在国内念书时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为例，多数人月收入在两、三万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也有四千美元左右（税后收入）。即使放在美国，也可以过得上比较闲适惬意的生活。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出国旅行或短期停留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体会到，生活品质无法与国外同等收入的人群相提并论。

我们的上海办公室所在的商务楼两、三年前才落成，算不上富丽堂皇，当然也不寒酸。底楼大厅是落地窗，有三、四处带景观的旋转门，不过只有一处旋转门开放，其余都挡住，甚至上了锁。暂不说紧急情况下的安全顾虑，三、四处景观旋转门都为GDP作出了贡献，并且贡献比非旋转门来得更大。

如果举一反三，再考虑到令人心惊的烂尾楼和各种浪费，以及物价虚高、统计水分等对GDP的影响，就不难理解，相当多的GDP没有产生实际的效用，自然就不能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GDP这个概念太宏观，物价水平更实在。换算成同种货币作绝对值比较，上海的物价（其它城市的物价只是小幅而不是显著低于上海）总体上略低于洛杉矶，同时商品或服务质量差一大截。隐含的蕴意是，如果调整为同质量的商品或服务作比较，上海已经比洛杉矶更贵。

那么花费比美国更贵的价钱是否就能享受同等的生活品质？不能，因为得不到（Unavailable）。高收入家庭可以把居室装修得很华贵，但窗外的景致不可避免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周末时间在美国，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一些敞篷老爷车徜徉出行享受生活；中国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混乱（噪音、抢道、停车的烦恼）让开车出行也不是享受现代化的成果。大环境的改善需要全民努力，政府不再缺位。

互联网已经成为必需品，上海上网的费用略低于洛杉矶，但网速更慢。中国大陆无法用谷歌（Google）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已经让百度不再是名副其实的搜索引擎，而是变相的广告。有时候很让人费解，中国的很多行业里，即使是领先者也不能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自然国民也就享受不到高品质的生活；反过来，不能提供高品质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为何在中国能成长壮大？

最近看到一名美籍华人在博客上讲，终于忍受不了中国而又再度移居美国，原因之一是在中国大陆不能用谷歌。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总是因环境而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能不能用谷歌搜索引擎无动于衷。在中国人看来，能否用谷歌与生活品质搭不上关系。是因为没有需求才让企业惰于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还是因为没有供给才让中国人简化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GDP在增长，物价上涨得更快，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压力大，因此生活品质也就难以提高。这一点从中国人的浮躁和怨怒也能看出来，因为心态平和、心境舒畅本身就是生活品质的指标。改革也好，革命也罢，民众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生活品质。在一个充满浮躁和怨怒的社会里，富人和穷人都不能放松身心享受生活，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要等到何时，中国人才能在自己的国度里过上西方人那样高品质的生活。
 
December 2014
Shanghai
 

Contrast / 反差

有朋友问我：你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你觉得美国究竟哪些方面好，哪些方面不好。看似简单的问题，我却答不上来。时而碰到来出差或旅游的中国人，他们倒能分析出优劣来。这才弄明白，呆得久了，反而忘了差别。不过仍然依稀记得，初来美国之时，还是颇多感慨的。

第一次来美国之前，碰巧去过一趟新疆，飞机经停兰州，在降落前降低高度飞行的几分钟里，透过舷窗看下去，黄土苍茫，寸草不生。第一次坐旅游大巴去大峡谷，对比积累的印象，心里在感叹，这美国的沙漠一路都是耐旱植物，还有动物飞鸟，根本就不是名副其实的戈壁沙漠。经过改良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整个国家就是一座大花园。

第一次看到拉斯维加斯的夜景时，还是颇为震撼。不仅在于城市的繁华，更感叹这繁华的城市居然硬生生从沙漠中间拔地而起。当时还在想，就算别的比不上，如果要比沙漠的面积大，美国可是远远赶不上中国，什么时候中国是否也能够将沙漠改造成宜居之地。

回到中国来，第一个不同是嘈杂。这也难怪，人口太多，你难得找到一方静/净土。不过听在日本生活过的朋友讲，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更大，却比中国更安静清洁许多。因为乡村太不宜居，让中国人都拥堵在城市；而国外的人们却喜欢散居郊外，享受田园静谧。

第二个不同是吸烟的现象。国外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医生、律师、会计师、IT从业人员、企业主、公司职员、等等）罕见有人吸烟，几乎可以讲，吸烟者就是素质低的个体。回到中国时碰巧几个军医大学的老同学相聚，发现少有人不吸烟，其中不乏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嗜好吸烟尚可理解，从医几十年的同学中吸烟比例如此高，让人意外。

中国人吸烟的比例高过国外，再加上人口众多，所以烟民数量庞大。更恼人的是很多人在室内公共场合吸烟，再加上插队现象和大声喧哗等其它恶习，让我心中生出一分困惑：古语讲仓廪实知礼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为何国民的思想状态在很多方面比较我十余年前出国之时，似乎并无进步。也许物质决定意识有一个比较长的滞后期。

意识形态的滞后还体现在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种媒体方面，与十余年前相比较，似乎毫无改观。政府官员的行踪报道和会议发言仍然占据重要位置，各级政府部门网站和大企业网站都能看到“党的建设”之类 Manipulation（意识形态的人为控制）内容，不少非国有企业也不能洁身自好。美国也能看到报道总统或州长的文章，不过数量程度的不同已经引致了质的变化。

娱乐方式也一如从前，酒足饭饱之后便是麻将。我对打麻将已经兴趣索然，记得问过旁边的同学，为何不上网打发时间。他叹息答复，网络上不是阿谀奉承，就是攻击谩骂。这让我回忆起有一次在美国看到的网上留言，当时正在建设网站，很多时候上网搜索问题。系统在留言的后面都加上了时间，有个问题是两年前提出（A方），直到两年后才有人回答（B方）；之后C方留言略带嘲讽地说这个回答可能太晚，几天后D方留言指出互相帮助是论坛的生命力，这个回答可能对A方太晚，对于其他人可能正好及时；两、三天后C方又留言，对自己先前的留言表示道歉。当时就让我感叹，即使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美国人也要讲究礼仪道德。

回国之前我就提醒自己不要抱怨，可能是与朋友讨论这些事情时多了一些比较的成分，无意识间让别人听来有抱怨在其中，朋友们都安慰我这是中国特色、初级阶段。生活要求我们随遇而安，同时支撑我们今天随遇而安的，是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静下来我问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无意识的抱怨？难道思想准备得还不够充分？” 一时之间还找不到答案。一个朋友（在日本生活十多年，七、八年前定居上海）的安慰让我蓦然打开心结：“有点儿不习惯，是吧？很正常，因为你从未来倒退回现在。” 有意思，也真难怪，试想你从现在倒退回过去……，那是我记忆中的童年。
 
April 2014
Los Angeles
 

宽容、平和、妥协

平静的美国生活让我戒掉了赌博的嗜好，转而养成了上网的习惯。回到中国来，上网的感觉自然没有在美国那般惬意，不单是网速慢很多，有的网站也被屏蔽掉。本不是什么妖言惑众、危言耸听的末世警言，却偏偏弄得紧张兮兮。虽然有一些破口大骂的粗鄙文章，但那不过是骂街的泼妇，其实并不得人心。

令人欣慰的是也看到一些未曾浏览过的国内网站和博客，办的挺不错，让人耳目一新。其中一些剖析中国历史的文章，借古喻今，意在“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有自豪于中国悠久历史的成分，也有言辞犀利的见地：让国人引以为豪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不过是漫漫封建长夜里转瞬即逝的一缕亮光。

静下心来，更深一步地分析中国历史，真有点让人不寒而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王朝代替另一个王朝的恶性循环的历史。如何跳出这恶性循环的窠臼，也许需要眼光向外，作一些横向分析，难怪先哲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浴血奋战、衣衫褴褛的北美军队赢得独立战争后，并没有把英国殖民者千刀万剐，而只是在接受制服整齐的英军投降时，用一曲乐章「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乾坤已扭转」来表达胜利的喜悦。经过惨烈的南北战争后，得胜的北方也没有对投降者反攻倒算，而是一纸大赦令，让士兵和将军都解甲归田。对于战争的反思，美国人唯一的祈愿是不要让国家再陷入战争。

相信你看到了美国人的宽容（中国也有同样的古训，叫做“以德报怨”）。宽容不是让邪恶逃避惩罚的藉口，但的确是跳出恶性循环的良方。信奉以牙还牙的中国人倾向于用一种极端对付另一种极端，殊不知形式虽然不同，极端的本质都一样。

宽容才能平和，平和才能协商。如果你喜欢看描述美国家庭的电视剧，你会发现即使是对于少不更事的小孩子，美国家长也习惯于讲“Let’s talk.（让我们谈一谈。）” 宽容平和的心态是协商的基础，妥协的态度则是以最小代价解决分歧的法宝。可能是因为妥协这个词带有贬义的色彩，拟或是人们误把妥协理解为怯弱，一向推崇中庸之道的中国人却没有学会妥协，于是乎结局总是冤冤相报、两败俱伤。

妥协是相互双向的行为，但主动权在于强势一方。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妥协才能维持社会的平衡，保护各方利益，也包括既得利益者。因为从来社会动荡都是从底层开始的，而一旦动荡开来，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连累。并且受教育程度相对偏低的社会底层更容易被仇恨支配，更难于学会宽容平和。

美国人的宽容平和为什么在中国就扎不下根？基督思想是重要因素。背负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们，现世的一生就是为了赎罪。一个勤于忏悔（在中国叫做“反躬自省”）的人更趋于理性宽容。美国有不少专职的神职人员，但绝大多数美国人也跟你我一样，不可能从早到晚手捧《圣经》。基督教义的浸润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态度，进而改变言行举止。再加上仓廪实而后知礼仪，所以当你跨出国门，你会发现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会有这么多谦谦君子。

宗教从思想层面上约束人，法制在现实生活中管束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对抗人性中恶的成分。作为思想动物的人类，注定需要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兼而有之。非常遗憾的是，作为社会润滑剂的基督精神，在中国却偏偏没有。

叹息之余，又一次体会到自己的软弱渺小，又多一分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在仪式结束时说上一句“God bless America.（上帝保佑美国。）” 我也抬起头，仰望天空，希望寻找救世主的踪影。保佑了美国这么多年的上帝应该也会保佑中国，因为人们都在颂扬他信实公义。
 
February 2014
Shanghai
 

Gospel：变化的魅力

我这个IT门外汉可以学会用4种不同的软件程序编写网站，多亏了网络论坛上不计其数的热心参与者。当你把问题放到论坛上以后，很多时候会有来自天涯海角的热心人给你解答或提示（我用的英文版，所以解答者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感恩于众多不曾也不会谋面的热心人，我也学习榜样，把有时候自己苦思冥想发掘的答案写出来，与别人分享。

建议你尝试写博客（可以放到我们的博客网页上）。当你写作的时候，首先得整理思想，然后再整理文字。在渐次的整理过程中，有时候你会收获到新的感悟。中国近代文豪鲁迅先生就说他时常解剖自己，《圣经》也劝诫我们要勤于反省、忏悔。（这里也能看出，东西方文化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人的本性相同。）

到达美国的前几年，生活不易，学业压力大，打工辛苦。有时候与仅有的一位中学同学（很多时候得到这位同学的支持和鼓励，衷心感谢！）见面时，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年就回中国，因为美国实在不好。同学说“过两年你的想法会改变”，我强调“我不会变，我也不是善变之人”。

潜移默化的功力在于润物细无声。不得不承认，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喜欢美国了，心中的浮躁也在一丝一缕地褪去。都说记忆是经过筛选的，记住了大峡谷的雄奇壮丽、夏威夷温暖的阳光和沙滩；记得更深刻的，是起早贪黑、熬更守夜的劳作，以及垂头丧气还得独自疗伤。

其实变化不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不但世人在变化，全能的上帝也经历了洗心革面的变化。《旧约》的上帝是暴戾残酷的。世人偏行己意，尔虞我诈，罪孽深重。上帝颇为震怒，因为他早就警示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他发动世纪洪水，淹没大地，只留下义人诺亚一家，借助诺亚方舟，得以躲过劫难，延续人类文明。洪水持续了150天，终于退去，世间荒芜凋敝。上帝动了恻隐之心，在天边划出一道彩虹，以彩虹立约，再不发洪水淹没世人。

《新约》里的上帝就截然不同了。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世人又开始偏行己意，干些尔虞我诈的勾当。毕竟人性软弱自私，我们都经不起诱惑。（我们经不起诱惑也无可厚非，因为人类先祖——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也是经不起蛇的诱惑才偷食善恶果树上的禁果。所以《圣经》主祷文有对上帝的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这下子给上帝提出了一个两难的课题，既不能再发洪水毁灭世人，又必须遵守罪的工价乃是死的定律，真是头疼。

谢天谢地，这一次上帝变了。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到人间，同样经历世间的痛苦与磨难，然后走上十字架，让他自己死一回，用他自己作代价，替世人赎了罪。（你感动了吗？信主还来得及。）怀着对上帝的亏欠和敬畏，世人才渐渐变得谦卑。

谦卑才能勤勉，勤勉才能创造财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让人好振奋。同样振奋人心的是《宏观经济学》的每一章结束语，记得其中论述「制度与软环境」的那一章讲：

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只是到了非常晚近的两、三百年（相当于一颗足球相对于整个足球场的比例），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技术进步——才开始轰鸣起来。得益于产权制度及产权制度催生的工业革命，人类文明前进了一大步。那么产权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产权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人类自己发明创造出来激励我们自己。所以有理由相信，比产权制度更优越的新的制度，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我们。

December 2013
Shanghai
 

潜意识的比较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美国的所见所闻与中国作对应比较。原因很简单，我在中国长到30多岁才去美国，而人生也不过几十年。

虽然去美国之前已经看了许多介绍美国的文章，但始终想象不出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非得到看了才知道原来如此。本来以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还算不错，到了才知道听不懂，说不出来，接触不到期望中的美国社会。

好不容易通过TOEFL、GRE考试，再加上申请大学的周章，终于坐进美国学堂。记得第二学期选修了一门英语课，第一节课下来，一句完整的话都没听懂（只听懂几个单词）。把我自己吓一跳，好歹已经过一学期，怎么会这样？下课后试探性地问旁边的同学，这个老师是不是讲话口音很重。同学说是，老师介绍她自己是新西兰移民；同学还开导我要结合上下文（based on context）来理解她的讲课。我的天，我连上文、下文都听不懂，又怎样能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没办法，只能取消掉这门课。

有一天去学校图书馆复习做功课，中间休息一阵，随手从书架上取出几本书翻一翻。其中一段讲，虽然林肯总统是出于赢得南北战争的目的才解放黑人奴隶，但毕竟在人权领域前进一大步。我当时颇为惊讶，原来解放黑人奴隶是为了赢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样的动机实在不高尚。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不高尚的动机居然白纸黑字地写在书面上，并且堂而皇之地放在大学校园的图书馆里。

我喜欢问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实话讲，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很不了解，远远赶不上中国人了解美国的热情。当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人倒是很乐于谈论中国。有一段时间去一家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查税，首席律师是一个年近60的犹太人。似乎与中国有着大业务，他时常去中国。加之健谈，他每次都要放下手头的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最近一次去中国的见闻。有两次我不得不提醒他，能不能把财务报表先拿给我再继续。

有一次他叫财务经理拿来了报表，我和财务经理看着报表，不忍心伤害他讲故事的热情。他讲上一次去到上海，别人还在排队过海关，来接他的人领着他从一条专门通道就出了机场。车行到市区，那人叫司机拉响车顶上的警报器，鸣响着一路红灯、绿灯就过去了。年近60的老人已经没有虚荣的炫耀，他用手比划着警报鸣响的样子，一脸的新奇。

我发言了：“你也许没意识到，你在中国享受了特权（privilege）。你也知道，这里是没有人有这种特权的。”
现在想来还有点自责，太过耿直的我那时用了生硬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伤害到这位老人。
他小声解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做这些。”

我放下手中的财务报表，继续讲：“不说太远，就算是我们的市长先生（当时洛杉矶市长是 Villaraigosa），他开车出来，看到红灯，照样得停车。”
我故意停顿下来，观察他们的表情。没有人接话，财务经理（中年白人女性）仍旧看着报表。
我继续：“市长先生在街边乱停车，警察照样给他一张罚单。”
财务经理发言了：“那不一定，有时候警察看他是市长，就不给他罚单，让他走了。”
语气中愤愤不平，仿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而受到践踏。（许多美国人都拿过街边乱停车的罚单，尤其在投币停车位只限一、两个小时的洛杉矶市区，我也拿过几张。）

我在沉默，我已经不在意怎样去反驳她了。假想中的警察没有给街边乱停车的市长出具罚单，就可以让普通的美国人感到愤愤不平；中国人的字典里还没有市长乱停车这项条款。特种车辆可用于接送且随意鸣响警报器，让美国人觉得好新鲜奇特、意想不到；反过来，市长接罚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感谢主，万物都在变化。正如中国古语说“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逐渐富足的中国人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如何重拾诚信，重修公德心，如何加强法制，崇尚人权平等。
 
October 2013
Los Angeles
 

永恒的潜移默化

记得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接受最多新思想的阶段，隔三差五的自己都会感到欣慰和兴奋，因为那一天又吸收到新的营养。虽然听了无数遍长辈的教诲，很多时候年轻的反叛都占了上风。因为不喜欢学医并且有厌学的心理，加上对外面世界的向往，20岁的我固执地从军医大学二、三年级退学（学制六年），然后到广州、深圳去闯世界。

90年代初的南方让许多的中国青年心神向往。因为连一纸文凭也没有，我也没能闯出理想中的世界。起初靠着同学父亲的庇荫还能过日子，后来他们撤离，我失去依托，有一段时间沦落到为省钱一天只敢吃两顿饭。往事如过眼烟云，苦涩的经历却停留在记忆深处，正应验了磨难是人生财富，才能随着时光流逝沉淀下来。

有点命运弄人，20岁的我固执退学，在以后的岁月中却几次重进学堂。靠着军医大学的英语基础，我考到一张自修大学的大专文凭；靠着自修大学的英语大专文凭，我又上了重庆大学的MBA；靠着重庆大学的硕士学位，30来岁的人从头备考TOEFL、GRE，我终于进了美国的学堂，与一帮比我年轻许多的同学（有的小10多岁）共渡寒窗。

稍微让我感到一丝宽慰的是很多门课堂上都有一、两名比我年龄更大的同学，有三、五门课上有一、两名比我年龄更大的美国同学，有两门课上有一名比我年龄更大的台湾同学。闲聊时我曾经问过这名台湾同学，台湾是如何相对平稳地过渡到民主社会。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当时正在念书，他的回答是：那时的政府派遣了为数众多的政府官员到美国来学习。

记得他用了为数众多这个词，同样为数众多甚至更多的是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级政府部门考察团、培训班，以及不计其数的中国留学生和交流学者。除了把海外经历作为谈资，能不能带一分西方文明回到中国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但国民的焦躁不安却有增无减，社会的不诚信浸染到各个层面，并且夹杂着一丝仇恨。在不平等、无奈何的环境桎楛之下的中国民众，很容易因为不满而滋生仇恨。仇恨之火是双刃剑，它毁灭敌人，同时也燃烧掉自己。当前中国政府的紧迫任务是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积怨。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心态会变得平和，平静的美国生活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平和。一个负责我的案例的美国工会代表跟我讲，很多时候我们得学会妥协（compromise）；我问他什么叫妥协，他说是双方各退一步。后来我认可，因为一方后退而另一方原地不动甚至更进一步，那么达不成稳态，后退一方会反击回来，于是就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记得10余年前去美国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离中国已经很近了，中国离世界还很远。光阴似箭，转眼10余年。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离中国已经更近了，遗憾的是，中国离世界仍然很远。

又看到久违的新闻联播，间或又听到四大发明和歌功颂德，我也为自己的困惑寻找到一份答案：也许是灿烂的古代文明成为一种束缚，阻碍了中国人去拥抱和接受现代文明。
 
August 2013
Shanghai
 

思想的潜移默化

假以时日，滴水可以穿石。环境改造人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强大到你自己都无法意识察觉。美国生活平静得索然无味，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在这里一句也没有。印象中唯一稍带宣传味道的是，很多年前开车远行，走在州际公路上，旁边小山坡上立着一块牌子，写着两行字：In God We Trust; United We Stand.（我们相信上帝，团结起来就能承受风雨。）

因为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中美贸易，所以接触了一些中国的企业主，能感觉到他们那种心底的、有意无意的炫耀。人有虚荣心理无可厚非，美国人也会有，只是程度不同。在美国，由于出行各自开车，群体关系松散，没有观众，自然就没有炫耀的必要。从这一点来说，在目前中国嘈杂浮躁的环境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的确需要相当的定力。

基督教信仰也强化了美国人平和的心态，因为在全能上帝面前，任何个体都渺小得微不足道。动人之处在于，至高的上帝居然降卑为人，并且降为人中卑微者，降生在马槽中（我们好歹可以降生在产房）。在教会仪式的最后，牧师通常会说，让我们低头祷告。很神奇，你一旦低下头，心里就多出几分谦卑。

不过我对上帝倒是有很大的意见。因为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我参加了大洛杉矶地区的几家商会。其中一家商会每月有一次早餐聚会，主持人首先让大家起立，唱国歌；国歌唱完，说一句：“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我承认我有点书生气（我固执地保留一分书生气在心底），当周围美国人右手捂胸唱完国歌说这话时，我在想，基督徒颂扬的信实公义的上帝其实不公平，他偏爱美国。从蛮荒的北美大陆发展至今，也不过两、三百年时间，美国人就享受到如此高品质的生活。对比之下，中国人历经上下五千年，至今仍然在求索。

呆得久了，也变得有点像土生美国人那样“傻乎乎”。那年回国，经过上海，顺道去看世博场馆。世博会已结束，中国馆还在开放。十来个售票窗口，每个窗口都有两、三个人。我随便找一个，站在半米远的栏杆排队。一会儿窗口只剩一人，很快将轮到我。身后走来一人，从我旁边侧身挤过，趴到窗口上去。我知道这是中国特色，但也不想去挤，看不远处一个窗口只剩一人，便换到那条栏杆站队。身后又走来一人，从我旁边侧身挤过，趴到窗口上去。我当然不高兴，便用英语说：“我在排队（Here’s the line）。”那人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是个小伙子，眼神狐疑，上下打量我一番。你猜发生什么？他站到我后面排队来了。这时前面买票的人离开，我便上前买票。所以有时一句提醒也就解决问题。

与美国人的“傻乎乎”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灵活变通，记得十余年前在重庆大学念MBA时，上法律学课，法律老师阐述法理及社会公平，说明法律是有情的（而非无情），顺带抨击「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社会时弊。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全班同学（大都年届30）都少有地觉得耳目一新，为之叹服。

孰料中午到餐馆吃饭，蓦然发现法律老师正与一桌进修MBA课程的厂长经理把酒言欢。正因为反差强烈，所以多年后仍然记得，同时也能体会中国的酒桌文化可以把规矩磨得圆滑。如何把美国人的“迂腐”带到中国且不被磨蚀掉，实在需要深厚的定力；同时，对违规者处以重罚才能保障循规者的利益。

不过当年有本教材上的只言片语激励我改变了生活路径 —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用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如此简单平淡的话让我铭刻在心，是因为当时的我经历婚姻挫折，整日沉湎赌博，颓废消沉，需要励志的话来挽救最后残存的上进心。（推荐你阅读美国经济学家 Charles Jones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如其开篇所言，阅读那本书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心智之旅。）

中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林立，不过看上去并没有给人现代化的感觉，反而觉得不舒适，高耸密集。跟国内朋友谈起，我说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偏了，国外是把乡村建设为城镇，把整个国家建设成大花园，人们散居各处；中国是弄得让人都集中到城市来（也许不是初衷），现状是城市极度拥挤，乡村仍然荒芜。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也许是旁观者清。
 
April 2013
Los Angeles
 

星期一早上8:00am，总部会议室，我坐一边（我一人一派），对面一派坐着另一个Principal（将我从先前的P科长一组转到另一组，暂且叫P2科长）、C处长、C处长的上级（暂且叫D副局长，英文职务 Assistant Director），人事支部职员坐在远处。

人事支部职员简短说明从今天起我回来上班，接着D副局长发言。官话总是要讲的，当然不可能是中国式的长篇大论。他强调我虽然回来上班，但部门仍然保留继续调查、再作处理的可能，无非是留下伏笔，想以此掣肘住我。（计划移民美国的朋友不要把美国想象成洁白无瑕；中国丑陋的一面美国都有，美国优秀的一面中国也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当然也不能小看程度不同，因为哲学上说，量变引起质变。）服软不服硬的我一听这话，两眼直盯住他，弄得他回避看我。

接下来C处长发言，P2科长发言，无非是些空洞套话。人事支部职员将停车卡交还给我，但工作牌和出入卡她已经找不到。程序结束，开车回到我们部门（及几个其它部门）租赁的办公大楼。必须得重新办理出入卡，便在保安台等着准备照相重新办卡。一会儿，一个保安拿着一本文件出来，已经翻到其中一页，有我的照片在上面。
“先生，你不能呆在这里，我这里有法庭的限制令资料。”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笑着回答。
“我们没有接到更新的文件，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我会报警。”保安一脸严肃。
没办法，我只能走出大楼，走到车道对面，掏出手机，给P2科长打电话。她已经从总部回到楼上办公室，告诉我等一会儿。过一会儿，P2科长坐电梯下来，招呼我回到保安台，对保安说明情况，于是重新照相办卡。

上得楼来，进到办公大厅，很多同事很高兴看到我回来，因为我赢得与他们讨厌的P科长之间的斗争，仿佛替他们出了一口气。有几个胆大的同事，直接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
“斯科特，你是我们的英雄。”
我连忙摆手：
“你给我太高的荣誉，我承受不了。”

一切恢复正常当然好，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平淡实在。性格强硬的当年的我依然遇事不低头；生活多姿多彩，缘于人与人不同。很早就听说性格决定命运，果不其然，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事情又来了。（我的性格如此，恰如中国古语所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90年代初在中国，20岁的我仅仅因为当年不喜欢学医，居然执意从军医大学本科二、三年级退学。仍然记得，回到家中，气得老父亲不跟我讲话，多亏哥哥姐姐努力劝解。好在父亲性情通达，过些日子后重又和颜悦色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愧疚。安息吧，老人家，我知道你在天堂里还在看顾着你的不孝儿子。顺便给朋友们说上一句，现在就要多孝敬父母，不要遗憾到子欲孝而亲不在。）

My appreciation. / 致谢.

我的故事得暂停在这里；打官司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时效性的话题，因此得过些年头才能公开，以符合相关法规中关于时效性的规定。
按部就班的打官司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扣人心弦，毕竟美国的诉讼本来就稀松平常。
当我写下这些博客故事的时候，已经很平和了，既没有怨恨，也没有炫耀。最近认识几个新朋友，他们表扬我脾气好。看来本性虽然难移，但还是可以移转的。感谢主。

Have a nice day. / 顺祝愉快。
 
Expatriate: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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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又过了多少日子，收到杰特的电子邮件，告诉我第二次内部听证会的时间已经确定，跟上次一样，交代我提前15分钟与他碰面。

这种类型的听证会都不会轻松。我是搪塞支吾，避重就轻（因为英语不是母语而产生的限制和力不从心在那种场合就能真切实在地感受到），再加上杰特时不时在旁边插话帮忙，总算好歹能应付。中间提出一次休息，以给自己缓冲。好在杰特性格轻松，多少能传递给我些许轻松感觉。

接下来是等待，渐渐时间长了，我也变得安居其所，安慰自己：
“不用上班，工资照常每两周划到我的银行账户上，为什么不享受当前呢？”
当然心底的隐忧仍在。

虽然间或给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打电话，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当时发生的事情。毕竟不是让人愉快舒畅的好消息，我不想让他们在太平洋另一面替我担心。也是在那时候，我萌生了回去中国的念头。就如美国习语讲，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虽然政府工作安稳且福利待遇不错（工资中等），但心底的不安分守己总是在推搡着我蠢蠢欲动；我仍然想尝试做一些联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事情，或者找一家美国公司把我派回中国。

当时处在漩涡当中觉得委屈，抱怨美国社会也有如此的不公平。不过平心而论，这一套成熟的规则制度至少提供我申述反驳的机会，并且有几次抗辩获得成功（当然也有抗辩不成功）。如果放在中国，要找理由惩戒或开除不驯服安分的职员，对雇主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政府部门雇主），当事人可能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期间收到杰特的一封电子邮件，是他发给人事支部，同时附送给我。内容是针对人事支部罗列给我的数状的抗辩。记得给我罗列的过错有五、六条，杰特尽数推翻，一条也不认可。有点类似美国的法律诉讼，控方罗列数状，辩方推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谈判妥协，达成协议。律师通常使用邮寄信函而不是电子邮件，路径更为正规。我收到的来自此前的政府部门雇主和律师寄给我的文件已经积累厚厚一摞，真是难为他们辛苦写作。

算下来离职回家已经三、四个月了，终于有一天，人事支部职员打来电话：
“你好，斯科特。下周一开始回来上班，星期一早上8:00am先到总部会议室。”
总算尘埃落定，这时再看窗外，才发觉花香鸟语，阳光明媚，加利福尼亚不愧为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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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内部听证会那天，去到政府部门大楼。因为工作牌已经上交，所以还得像访客那样过安检，到前台，出示身份证件（在美国驾驶执照相当于身份证）登记。杰特已经先一步到达，在前台旁边的空位等我。

互致问候，杰特给我交代一些事项：不用紧张，就事论事，尽量言简意赅；如果感觉问题困难或思想紧张，可提出暂时休息；他在旁边会给我提示性解释，遇到困难的问题，他也会要求暂时中止。

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向指定的会议室走去；看见通道另一头，人事支部头目和一名职员也在向会议室走来。门口聚拢，例行打招呼；职员打开门，四个人进到里面，在会议桌两边坐下。我和工会代表杰特坐一边（我们是一派），人事支部头目和职员坐另一边（她们是另一派）。

人事支部职员开头发话，讲整场听证大概需要3小时。杰特说他两小时后有另一场事务，于是商定今天进行前半段，之后再确定时间进行后半段。记不得所有问题了，总之多数都棘手，我也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复了一遍。整个过程都由职员在提问，然后我回答，杰特间或插话，职员和杰特在作笔记，头目很少发言（中年女性，看起来很温和；职员倒是有点咄咄逼人）。

记得当那个年轻女职员提到：
“此前有一次你和S股长、P科长在会议室开会（不是产生限制令的那次），因为争执，尚未结束你就擅自离开，请你解释一下。”
我尚未开口，杰特提出：
“等一下，我想和斯科特单独谈一谈。”
我也能感觉到这个问题显得较为严重且敏感，因为跟产生限制令的那次情形类似。
于是职员和头目站起来，离开会议室，关上门。
杰特转向我：
“我记得你告诉我他们给你很大压力，提到纪律处分之类的字句，你觉得难受，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是的。”我回答。
杰特想了想：“好吧，就告诉她们你觉得不舒服。”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恰如会前碰面时杰特嘱咐的那样，尽量言简意赅。虽然人们更喜欢实在具体，但有些时候也得使用空泛、模棱两可的语言。
杰特开门告诉她们可以继续，她们走进来坐回原位。
职员重复一遍问题，然后大家都看着我。
“我觉得不舒服（I feel uncomfortable）。”我就此打住。
“就这些？”职员追问。
“是的。”

又过了一些问题，杰特抬手看表，
“我现在得去另一个地方，过两天我们再联系确定下一次时间。”
四个人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第一次内部听证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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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庭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稍微平息的忐忑不安复又加重。虽然分析起来应无大碍，但难免担心节外生枝。终于捱到上庭日期的前一天，收到一个电话，接听起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是斯科特吗？”
“是的。”
“我是政府部门的律师，我们已经向法庭申请撤销对你的限制令，明天的听证会相应取消，因此你不用去法庭了。”
“你确定吗？那可真是个好消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文件…”我心里不踏实。
“法庭应该给你寄出文件了，明天或者后天你应该能收到。”
谨慎起见，我继续道：“那你能否现在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你知道得有点什么东西在手里更让人放心。”
“这个我可以做到。告诉我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于是我告诉他。
“我现在就给你发出来，你应该很快会收到。如果明天或者后天你仍然没有收到法庭的文件，请给我打电话。”
“好的，非常感谢。”

我登录到我的电子邮箱，等待。10多分钟后，果然来了一封邮件，我首先检查发件人地址，确定是从政府部门发来。终于放下心来，长出一口气。感谢主，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心情开朗很多，想起来应该给安打个电话。安总是很平静，
“我已经知道了。前几天我把调查报告交给他们，建议他们取消听证。”
安毕竟是职业中人，很多时候她已经先有消息，只不过不动声色。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文件寄到，同样是从洛杉矶高等法院发出，连格式都与先前的限制令相同，只不过这次是取消限制令。好了，这一关过了，接下来是对付行政离职。安的任务已经完成，处理行政离职应该与工会的杰特先生配合。

打电话给杰特，他首先表示祝贺：
“非常好，现在轮到我们上场了。”
因为我桀骜不驯的性格，我们部门的头目此前一段时间就在酝酿要给我颜色，同时震慑其他人。此次离职主因是涉嫌暴力威胁，同时附带列举了其它小过错。
“你下星期一下午3:00pm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得沟通一下你的案例。”杰特最后说。

与杰特沟通案例倒是很轻松，他本身的性格就很轻松。我的角色相当于被告，他相当于被告律师，我们的任务是让那些小过错显得不是过错或者至少是情有可原。
“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他们早就想挑我的毛病，自然可以找到藉口。”记得我这样向杰特解释。（相当于中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完全正确，”杰特加以肯定：“并且你应该讲给他们听。”

记不得过了多少天，接到我们部门人事支部一个职员打来的电话，（与安几次面谈去到的人事部隶属于整个政府部门，各大部门又有各自的人事支部。美国的政府部门同样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当然不像中国那样程度严重；同时因为权力制衡及规则、程序到位，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就有天壤之别。基本上没有受贿、滥权的可能，以后再写一些到美国企业去查税的故事。）告知我X月X日到几号总部会议室，参加按例的有我、工会代表、人事支部头目参与的内部听证会。

打电话给杰特确认，他说已经知道这项安排，正准备给我发电子邮件，同时告诉我听证会开始前15分钟与他碰面。当然这种内部听证会不至于像法庭限制令听证会那样让人寝食难安，不过仍然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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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接到安的电话，让我再到人事部去跟她见面。这次是另一间办公室，后来才知道安并非内部工作人员，每次跟我谈话都是临时借用人事部的办公室。政府部门机构庞大，人事部是一栋单独的办公楼（不过很老旧），税务审计部门和别的几个部门在别处一幢租用的大楼内，而部门总部又设在政府总部办公大楼内。安是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合伙人，按照政府部门工作规则（记得其中讲，对于工作场所的任何暴力或暴力威胁是绝对零容忍/Zero-Tolerance），发生此类事件须聘请外部调查人员展开调查。

“这几天还好吗？我又多方面了解了一些情况。你再详细讲一讲当时发生的情况，你可以站起来，模仿当时的动作。”
我又再次描述一遍，尽可能详细准确，从那天进到小会议室一直讲到怒气冲冲地开门出去。
“你用手指着他，然后说了什么？”安再次确认。
“我很气愤他威胁要解雇我，用手指着他，说‘你在滥用职权，我要告你。（You are abusing power. I’ll sue you.）’说完就开门出去了。”我回答。

“我想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安平静地讲：
“我已经听你说过很多遍这句话。你说你要告（sue）他，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他听成了你说要射杀（shoot）他，何况你用手指着他，再加上你的口音在其中。”
安的分析让我也点头称是，本来这两个词发音就接近，再加上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P科长的母语（他是中东移民），在当时的环境中，听错也合乎情理。
 
找到原因固然让人高兴，但限制令仍然是悬在心头的一把剑。短暂轻松片刻，我复又焦躁，并且更觉得冤屈不公。安的开导让我至今不忘，
“斯科特，我知道你心中的感受，你很焦躁，希望能立刻还与清白，也许跟你的移民背景有关。不过既然来到美国，我劝诫你适应这里的规则，记住按游戏规则办事（Play the game by the rules）。”
 
按游戏规则办事（当然不是中国的潜规则），我想我会今生不忘。感谢你，安，教给我在美国生活中很重要的一课。道生万物，把这句话放在心里之后，在以后打官司的历程中我也学得像土生美国人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何况美国的诉讼本来就漫长费时。
 
又过了几天，轮到与心理咨询师面谈。这个心理咨询师是个有涵养、性情温和的女士，跟我一样，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按照职业程序，她首先鼓励我畅所欲言，告知我和她之间的谈话，如果未经我本人同意，连法官也无权调阅。跟她谈话很轻松，她主动提出如果我同意，她可以给独立调查官 Ann 写信。我觉得有益无害，就同意了，并表示感谢。结束时她照例要约定与我的下次面谈时间，但因为她很快将迁居旧金山，再来洛杉矶分部的时间很有限，而我的时间也不确定，所以暂时作罢。
 
在接下来一次与安的会面中，我问起她是否收到心理咨询师的信，她说有收到，并且在信中心理咨询师对我的评价不错。又问我与心理咨询师的后续谈话进展如何，我告诉她再约定时间比较不方便，因为心理咨询师很快将迁居旧金山。我说对心理咨询师的感觉不错，但安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迁居应该是有长期计划，既然她已经知道，从最开始就不应该接受与你谈话，而应该让别的心理咨询师负责你的案例。”
安的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让人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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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到跟安（Ann）见面。
“请坐。我调阅了关于你的资料，很不错嘛，你有注册会计师执照，又有硕士学位。”
安一开场就给我一番夸扬。美国这个当今最现代化的社会，其实很传统，良好的背景材料会给你加分不少。专业执照隐含的蕴意是执业者必须诚信，在这里就增加了我的说话的可信度。

“首先我们得补足一些程序文件，”安拿出那天C处长让我签字而被我拒绝的文件，
“这个你应该签上名，同时也能表示你很配合。”
我能感觉到她的善意，至少是不怀恶意，所以没再拒绝签名。后来仔细看这份文件，才发觉上面除了罗列数状，同时也写明工会的电话及我的抗辩程序和事项。

“你讲一讲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情况，你觉得办公室工作氛围如何？对P科长这个人你有什么看法？”
跟安这样的人谈话会让人平和，因为她的平和会感染到谈话对象。我尽量中肯地回答，避免走极端，同时例举办公室同事的声音，以显示我的看法并非特例。安又问了事件发生的情况。我虽然极力镇静，但对于法院限制令的担忧让我难掩焦虑之情，不时诉苦叫屈，表达不满和无奈。

“你跟工会代表交流过这件事情了吗？”安问道。
“还没有，不过已经跟他们约定了时间。”我回答。
“很好，”安继续说：
“我能看出你的紧张和焦虑，所以我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顾问。以我的了解，你们目前的医疗保险允许你看心理医生只需付少量费用，一年看五次以下心理咨询顾问完全免费。”

对安的信任让我对她的建议言听计从。回到家，找到医疗保险上心理咨询顾问的电话，打过去，要求与心理咨询师约定时间，接线人员说他们有会讲国语的心理咨询师，问我是否需要。当然更好，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鸿沟让我今生都无法逾越。工作上就事论事倒是没问题，思想心理的传神意会却无法企及。（就如现在写这些博客，换成英语会让我搁笔作罢。）

好不容易捱到跟工会代表见面，负责我们部门的是一个身体健壮的黑人，杰特（Jett）先生。他已经从雇主处得到一些材料（雇主循例要将给雇员的行政指令传递给工会，并且我给他打过电话后，他也向雇主索取更多资料），听完我的简单叙述后，他表示行政离职（Administrative Leave）部分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会尽力处理；但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部分超出工会的涵盖范围，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帮助介绍律师。

我表示目前暂时不打算请律师。因为限制令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远大于行政离职，并且前者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后者，他告诉我目前应该全力应对限制令（当然他不说我也知道），等待有结果后再与他联系处理行政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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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接近中午，出门来，走向停车位，准备去邮局寄一封信，顺便吃点午餐。刚发动汽车，看见两名女士（便装），她们也听到汽车声音，赶紧赶过来：
“请问你是斯科特吗？”
“是。”
“我们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侦探（detective），有一份文件要给你。”

带着几分疑惑，我熄火下车。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
“这个你等一下慢慢看。”接着她拿出一张表格：
“这里请签上你的名字，表明你收到这份文件了。”
“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想每一步走踏实。
“当然可以。”她拿出证件来给我看。
在美国需要签字的场合、文件实在多（我曾经租一套公寓，与管理公司的几十页合约上有二、三十处要求签名）。我知道这个是正常签收，便写上名字，随口发牢骚：
“我实在很冤枉，我从没说要枪杀他，事实上我从没说过要杀任何人。”
“你怎么知道让你呆在家中是因为你威胁杀人？”
我立刻意识到她的职业警觉让她怀疑我是在不打自招，
“哦，那天让我离职的文件上已经讲到了。”
“哦。”她也释然。

她们准备离开，我又补充道：
“现在是午餐时间，我想我开车出去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这一点你没有违规。”
因为是带薪离职（Admin Leave），所以仍遵循正常工作时间，工作时段内如果要离开，需要电话请假，相应冲抵自己的休假或病假时间。在这种敏感时期，尤其不要犯规，因为一次犯规就可能将你定性为不守规矩、不诚实的类型，信用的损坏会关联影响到别的方面。（这也是美国这个信用社会的工作机制之一。）

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兴致再出去吃饭，回到屋里，随便吃些点心。取出大信封中的文件，看过一页，把我吓一跳。这份文件是从洛杉矶高等法院（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发出的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大意是限制我接近当事人、当事人住家、工作地址、及相关人等（如直系亲属），并注明必须保持多少距离（具体数字记不得了）。文件上同时指出法庭已经确定时间举行听证会（好像是30多天以后），届时决定支持或撤销限制令及下一步。

虽然此前也听说过限制令，但轮到自己还是很沮丧、冤屈、愤懑。更为重要的是，离职（Admin Leave）是雇主对雇员的行政指令，即使我冤枉输掉整个案例，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被开除公职。但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是从法院发出，如果冤枉输掉，将留下贻患无穷的刑事污点，甚至坐监。

焦躁不安地在屋里徘徊一阵，想起来应该给安（Ann）打个电话。安很平静，她讲已经知道这项限制令：
“这些都是法律程序，发生这样的事情雇主必须报警，而法庭会发出限制令并举行听证。”
她接着告诫我，第一保持平静，不要违规，更不要做傻事；第二记住听证时间，到时务必出庭。
“哦，对了，明天下午你有没有安排？”她最后问。
“没有。”
“那你2:00pm到人事部X号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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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简单问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问了一些很宽泛的问题（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问题了）；我一一作答，语调平静，她也作了一些记录，大约10来分钟。事后回想起来，初次谈话及我的坦率平和已经让安意识到事出有因。谈话末了，安告诉我现在得暂时离职，并让我交出工作牌、办公大楼进出卡、停车卡等。我一听就是刚才看到的文件上的内容，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她又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但我始终坚持摇头。安看我态度决绝，叹口气，说道：
“斯科特，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门外有两名警察，他们将陪着你去停车场，看着你开车离开。”

我一听这话，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态度也发生360度转弯。我表示同意暂时离职，同时取下放在一起的工作牌和办公大楼进出卡交给她。安很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接过工作牌和出入卡，赞许道：
“很好，你很配合。”
然后写给我她的电话号码：
“过几天我会给你打电话，如果你想到什么，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今天就到这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我打开门出去，果然两个警察守在门边，不远处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头目。（美国警察工作时间内都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个头目问我是否需要收拾一些个人用品，我回答是，于是他让一个警察跟着我回到我的办公桌位。其实我没什么个人用品放在办公室，大概看一看，便拿起一瓶水往外走。周围都是错愕的眼神，我视而不见。这个警察始终跟在我后面，走回到大会议室门口，警察头目跟两个警察交待几句，两个警察和我便走向电梯间。

虽然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但毕竟已有点年纪，且心怀坦荡，因此倒也不慌张，当然会有些不自在舒服。跟两个警察聊几句，发觉我们都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很多同事从那所大学毕业）。其中一个警察是华裔移民后代，会讲几句普通话，出了电梯，他用国语安慰我：
“不用紧张，这只是正常程序。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来到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大楼，他们留在车辆出口，让我去开车出来。坐电梯到平街低一楼去开车，慢慢开到出口，用停车卡在机器前面扫描，拦杆抬起，慢慢开过拦杆，停住，将停车卡交给走过来的警察，说声再见，开车回家。

呆在家里照常领工资，听起来是件美事；不过我可一点都没体会到愉快的享受，整天心神不宁，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第二天就给安打了电话，问她我还能做些什么。
“你可以去找工会寻求帮助，并且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安回答我。
“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我问道。
“等一下，让我找找看，你从网上也可以找到，他们的号码是…”
“非常感谢，再见。”

每两周一次的薪资单上清楚地记载着被扣掉的工会经费，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跟他们发生瓜葛，这时候派上用场了。结束与安的电话，我毫不耽误地拨通了工会的号码，简单说明情况，与负责我们部门的工会代表约定过几天去他的办公室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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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办公室的同事都在议论抱怨，前不久新提拔了一个 Principal（暂且叫科长，美国政府部门职位无法与中国对应，以下称其为P科长，职务 Principal 的首字母）。新官上任，自然要树立权威，创造政绩。

他约定与每一名税务审查员（Tax Auditor）谈论工作，大概八、九十名税务审查员（另有几十名内勤管理）；谈话在小会议室，三个人：税务审查员、税务审查员的直接上级（暂且叫S股长，头衔 Senior Tax Auditor 的首字母）、P科长。P科长预先打印出所有税务审查员的审计结果汇总，然后要求税务审查员从今以后要加大企业的应补缴税额，多为政府部门创收。因为这是一个敏感题目，所以此前的头目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这种谈话当然会让人很不舒服，差不多每一名谈话出来的税务审查员都在背后发牢骚，有几个年轻女孩甚至哭泣流泪。不过政府部门职员总体来讲胆小怕事，所以也只能牢骚抱怨。

偏偏遇到生性倔强多事且蔑视威权的当年的我（在中国时就多事），那日轮到我，进了小会议室坐下。P科长拿出印有我的审计结果汇总的报表，指着上面的数字，责备我追缴的税额太少。我立马反驳他（估计别人也就忍气吞声了），指出我们税务审查员的工作职责是检查企业是否正确纳税，而不是为政府部门创收，并且进一步指出所有的税务审查员都碰到过企业因多缴税而应得退税的案例。

我本来不喜欢讲空话，但这时用了冠冕堂皇的话回答他。冠冕堂皇的空话往往让人无懈可击，这让他觉得有失颜面。他又从别的方面找我的茬，我一直跟他毫不相让地争论。记得他最后威胁我，如果不服从，可能会受处罚，甚至被开除。又来这一套，我一听陡然火起，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着他，说道：
“你在滥用职权，我要告你。（You are abusing power. I’ll sue you.）”
说完就开门出去，让他们愣在那里。

当时已是下午，离下班还有些时间。我走回自己的办公桌，干些无聊的杂事。没有人来打扰我，直到下班，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当然我也并没有真正要告他的计划，只不过是些临场的话。

第二天一早来到办公室，照例先打开电脑。没过多久，P科长的上级（暂且叫C处长，官衔 Chief 的首字母）来到我办公桌旁，叫我去小会议室；同样三个人，只不过P科长换成了C处长（我、S股长、C处长）。C处长拿出一份文件，跟我解释说，P科长昨天已向他报告我威胁要用枪杀他。因为事关重大（在美国威胁杀人已是重罪，按律一年以上收监），C处长也已经再向上报告。接下来会有调查，这份文件是让我暂时离职呆在家中（Administrative Leave），有薪水，每日工作时间内等待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非常愤慨冤屈，虽然工作中已经见识美国的各种文件繁多，但我拒绝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同时拒绝离开办公室，而是要求回到办公桌位上继续工作。C处长见我执意不签字，便收起文件，告诉我是否签字并不重要，同时让我去另一间大会议室，说是另有人要向我了解情况。

于是我去到那一间大会议室，门关着，门外没有人。推开门，一个中年白人妇女面对门坐在会议桌旁；见我进来，起身跟我握手打招呼（她直接叫我名字，想来已经了解一些情况），自我介绍她自己名叫安（Ann）。我不确定她的身份，心想可能是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她给人第一印象很好、很和蔼，所以我也很友好（其实我本身就是很友好的人，办公室同事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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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梯下到早上的等待大厅，交回临时出入证，领取一张当日履行Jury Duty 的证明。出了大门，慢慢向停车场走去。心里挺高兴，终于知道美国的陪审团是如何产生，同时还希望下次能被选中。

颇有些感概，古时的部落或法律不及的边远地区，当人们发生矛盾时，去寻求首领或德高望重者（相当于包公）裁决，因为双方都相信，首领或德高望重者会不偏不倚，公正裁决。如此简单、原始而朴素的道理，实实在在地应用到当今现代的法律审判体系当中。并且更进一步，为了避免单一个体的偶然因素，让一组双方都接受、相对开明公正的人来裁决。记得我当初在美国考驾照时的手册上有一句，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车开得太慢挡了你的道，请不用按喇叭催促，也许他/她是新手，或有别的特殊情况，相信你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总是提醒你时时换位思考。同样，你可能今天坐在陪审团里裁决别人，也许明天你又成为原告或被告接受别人裁决。民主这个词有时候听起来有点虚幻，陪审团审理倒是一个实在的例子。当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民主降低了犯错误的几率，相应的代价是降低效率。

心里正感概着，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掏出来，号码显示是从我的律师办公室打来。接听起来，跟前几次一样，仍然是律师秘书的声音：
“下午好，斯科特。你下个星期三下午有空吗？”
“有空。”
“很好，请记得3:30pm给福特律师打个电话，他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这才回过神来，自己的官司已经一年多了，开庭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呢。

第二天回到办公室，交上昨天法庭给的证明。虽然头目不高兴我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思去推延，也只能照章记录我的带薪时间。我们办公室一百多人，包括美国和世界十多个国家的移民或移民后裔。有时候谈到这个话题，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很多都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由衷赞叹：
“这套规则制度制定得很好（The system is very good. 一个同样经历过的同事如此讲）。”
是啊，其实世间最简单、原始而朴素的道理，才是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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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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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律师离开座位，去到陪审席前面，对新上来的人提问，大多是一些重复的问题。又轮到辩方律师提问，如果没有新的问题，也可以放弃提问。这时候法官的解释才让逐渐看出头绪的我完全明白过来，当然律师和以前经历过者已经知道这些规则。
“现在轮到辩方律师行使权利。双方各有六次机会更换陪审员。”

也许读者你也醒悟过来，为什么陪审团里看不到口无遮拦、吊儿郎当、或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看不到垂垂暮年的老者，或者别的你一眼看上去就感觉不好、言行偏激的人，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控方或者辩方律师请出去，而律师请任何人出局都无需理由。虽然天下无完美之事，但这些程序很大程度上让心胸开明、不偏不倚的人留在陪审团；因为你偏倚控方，辩方律师会让你出局，反之亦然。显然，体现律师水平的高低，如何提问及如何行使更换陪审团员的权利是重要一环。

“我要感谢第几号陪审员，同时请他/她离开。”这次是辩方律师的声音。
法官一番盛情感谢，然后再拿起名册补充新人。如此重复，颇费时间。这道程序还没完，又到了该中场休息。美国劳动法规定上下午各有15分钟带薪工间休息时间，当然有的小公司没有认真执行。法官照例要交待：
“不要与控辩双方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交谈，请保持距离。”
我留意了一下，虽然都在楼层通道上休息，始终没有人越雷池一步，双方当事人也只是跟各自律师轻声交谈。顺便提一句，我自始至终没看到法警，不知是否因为这是民事诉讼（刑事法庭我不知道，希望下次有机会见识）。事实上这一层楼我没看到一个警察，美国人总体上守规矩，当然总是有例外，只是比例不同。

休息过后重新进场，继续刚才进行的程序。控辩双方律师各自请不满意的预备陪审员离开，法官再从旁听席上点名补充。因为右边那一组还有一些人，所以我们这一组到这时还没有一人被叫到名字。控辩双方律师再向新上来的人提问，再各自行使请任何人离开的权利，包括刚补充进来的人。终于听到辩方律师说：
“我接受这个陪审团。”
控方律师又换了一个，终于双方都表示接受。法官大妈夸张的声音：
“哇，一个伟大的陪审团诞生了。你们将全程审理这起诉讼，除非有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这场审理将持续9天（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有X美元的补贴，记不得数额了，感觉是够午餐和交通略有余）。你们不需要是法律专家，我会给你们解释相关的法律条款。开庭时你们只需要听取控辩双方陈述，然后有时间让你们到旁边的讨论室里去讨论，每个人必须投票表态。因为这是民事诉讼，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团员通过才能确定哪一方胜诉（刑事法庭需全体通过才能裁定有罪，重大案件陪审团人数更多）。
“哦，我们还需要两名预备陪审员。你们知道，预备陪审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错。当有人必须离开时，他们是我们的倚靠。

法官又拿起名册，此时右边旁听席上还坐着两、三个人，这次点到我们这组。第一个人借故离开，第二、三人欣然上前。控辩双方律师再提问，表态接受。到这个时候，坐在这里备选的我们也算完成任务了；旁边有人吁口气，如释重负。

律师说出半句话，可能是在依照程序进行下一步；不过法官大妈打断他：
“等一下，”从最前面的法官席上站起来：“我得表达我的感谢。”
然后走到我们这组旁边，穿着法官袍，拍了旁边一人的肩膀，对我们说道：
“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感谢大家，欢迎你们有空时来坐一坐，我会非常想念你们。”
唉，这些个美国法官大妈，把中国人心目中庄严神圣的法庭也平添几分不庄严的成分。不过你如果就此以为法庭可以开玩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控辩双方律师对于对方提问的抗辩是否通过，全凭她嘴里不紧不慢蹦出来的两个单字，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到这时人们早已经知道她喜欢装腔作势调节气氛，所以都轻松一笑，一个个开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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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法庭程序继续进行，我也才逐渐摸清头绪。陪审团席上14人由法官随机点名上台后，由控辩双方律师向他们提问，此时正进行到控方律师提问这一阶段。律师走到陪审团席前面，继续他刚才我们这组进来之前的提问。律师会问每一名预备陪审员，问题大都是一些很宽泛的话题：
“你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念过大学？”
“以前有没有进入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参加过几次？”
“你有没有亲人或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记得律师问。
“你怎么看他们？或者说你怎么看待政府部门？”
 
记得当控方律师用手指着当事警察，问一名预备陪审员：
“你能看出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看上去和蔼可亲，你是否相信受过良好教育、和蔼可亲的人也会伤害他人？”
这时候辩方律师迅速站起来：
“反对这个提问。”
法官发言：
“驳回反对。”
于是控方律师几乎对接下来的预备陪审员都有这个问题。双方都有反对对方一些提问，其中一些被法官驳回，一些认可。

这些提问的意义到下一步程序时我才弄明白。提问颇费了些时间，听到控方律师讲：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预备陪审员回答后，控方律师：
“那么我再问你…”
这时法官大妈那不紧不慢的声音又传过来：
“我似乎听到你刚才讲那是最后一个问题。”
控方律师呆立片刻，张嘴，没说出话来，走回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轮到辩方律师提问。因为此前的控方律师已经问过很多，相信其中一些也是他本来预定的问题，所以他的提问就相对快一点。再加上他讲话语速很快，法官几次提醒让他放慢，以便让所有人都听清楚。

终于问完，也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法官又发言了：
“附近的美食多得不得了。向南走两个街区，那里有我最爱的午餐。相信你品尝过后，再也不想回到这间法庭里来，在那里坐着可比在这里舒服多了。
“注意事项是：不要与控辩双方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交谈，请保持距离。”

因为我们的办公楼离这里不算远（很多政府办公楼在市中心地带），我也还比较熟悉。随便找了家店吃了午餐，再晒晒太阳。要求我们在1:30pm回到法庭。慢慢走回去，跟同时等待的人聊上两句，时间也就到了。

继续开庭，进行下一项程序。听到控方律师在讲：
“我要感谢第几号陪审员，同时请他/她离开。”
于是陪审席上相应座位号上的那位先生/女士站起来，法官的致谢总是免不了的：
“你知道你呆在这里的几个小时对我的工作及我们的法律系统都是巨大的支持。祝你下午愉快。”
那位先生/女士便开门出去。有的被请出者如释重负，不用在这里耗时间了；也有的耸耸肩，也许有点遗憾。

法官拿起右边旁听席上那一组的名册：
“现在我们得再找一位先生/女士坐到那个座位上。我要说明一下，这一起诉讼审理需要9天时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出来。”
法官叫出一个名字，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
“我非常希望参加陪审团，但我必须得接孩子放学。”
“好吧。”法官很慷慨：“我们不能让孩子孤独地等待，你现在可以去接孩子了。”
那人喜形于色：
“谢谢法官。”
达到目的了，美滋滋地开门出去。法官又拿起名册：
“汤姆。让我们来听一听汤姆有什么重要的事务让他必须离开这里。”
汤姆站起来：
“我一向很热心社区公益活动，只是这两天感觉有点疲倦。”
和蔼可亲的法官大妈：
“哦，我们热心的汤姆真应该好好休息。开车回家注意安全。”
汤姆连声道谢，又美滋滋地开门出去。法官再叫第三人，这位先生很高兴，径直走到陪审席的那个空位坐下。因为有不少人士乐于参加陪审团，同时还有我们这一组第二预备，如果需要还可以召集更多组，法官大可不必让心怀勉强的人进入陪审团（即使进入也很可能被律师请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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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前在电视节目里就看到美国法庭上有陪审团，只是不知道来龙去脉；直到亲身经历一次，才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在这里写出来，与各位分享。

那日下班回家，信箱里有一封洛杉矶高等法院寄来的信，告知被选中履行 Jury Duty（陪审团公民义务）。每个公民都有几率被选中，每年最多一次，也有人几年不曾收到。因为很费时间，所以很多人找理由推脱。如果有正当理由，法院会给你延期；如果不作理睬，将会被罚款以至传讯。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 Jury Duty，心里有几分新奇，加上我本身多事的性格，所以很乐意参加。按照信中的提示，第一步是与雇主沟通以协调时间。当时我正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循例给与带薪时间，小公司有的给时间，但不带薪），第二天把信交给头目看。没想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我推脱，来回两轮之后，生性倔强多事且蔑视威权的当年的我（当时正在与我的政府部门雇主打官司，以后再写这个比较长的故事）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不打算推延，而是按时报到。

遵循信中的步骤，我填好表格，在法庭的网站上登记妥当。信中同时说明需要从X月X日开始的那个星期天至星期四，每天下午5点以后上网或电话查询是否第二天需要去法庭报到。如果连续五天都不需要报到，同样被视为已完成此次 Jury Duty。

在那个星期的周日至周二，电话里的语音 — 在我输入信上分配给我的号码以后 — 提示不需要报到。我感到有点遗憾，心想可能像很多人那样五天都不需要报到。星期三晚上再打电话查询时，语音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去法庭。

第二天早上去到法院指定的等待大厅，已经坐了许多人。交上已经填好的表格，便是无聊地坐着等待。好在几年的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经历让我对其中的低效率已经见惯不惊，不像周围有的等待者那样坐立不安。

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工作人员开始点名分组，每一组20多人，分去不同的法庭。我与同组的人一起乘电梯去到指定的法庭门外，法庭秘书出来交待了几点事项，一组人便进到法庭里。

这时才发现我们之前已经另有一组先到，应该是在一、两个小时前。陪审团席上已经坐满14人（12名陪审员和2名后备陪审员），应该是从前一组里由法官随机点名上台，其余人坐在右边的旁听席上，法庭秘书安排我们这一组坐在左边的旁听席上。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各自律师坐在前方的大桌旁。

美国法庭有很多中年妇女法官，我已经见识过几次，这一次又是大妈级。与办公室同事聊天时听他们讲，等到符合多少年从业经历等资格要求时，也就人到中年，而公职部门会倾向于照顾妇女。这次的法官喜欢用一些夸张的词汇，让人轻松发笑。她首先对我们这一组表示无以言表的欢迎（相信对前一组也一样），然后介绍控辩双方律师及本次案例。

这起诉讼是关于两年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两名老年人和他们各自的律师起诉一名警察和警察局，要求赔偿。辩方是一名警察（西装领带）和两名政府律师（看样子年轻那个是来参加锻炼，都由年长那个在提问）。美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专职律师队伍，以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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