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4

三月和四月在这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中被消耗掉。总理段祺瑞考虑到各省宣称的反对意见，将各省军事总督召集到北平开会支持他的政策，此举虽然在军队首领中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投票坚决同意参战——但是让议会大为震惊，因为议会在此过程中看到的是又有人试图通过法外手段削弱其权力以控制国家。此外大都会媒体上刊载的日本人在幕后的作为，让人们担心掺杂有阴谋诡计，在借助秘密的外交手段获得某些个人保证。日本除了参与协约国在北平的半官方谈判以外，还在进行第二条渠道的谈判，其中包括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从东京特别派遣了名叫西原龟山的机密特工，这些报道派生出的传闻是关于中国未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总理段祺瑞3月10日就有必要立即与德国断交的问题向议会发表声明时，暗示中国已经得到协约国的保证，可以推迟几年支付义和团赔款，立即提高关税，修订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附近驻扎的内容。突然间所有这些暗示都被认为存有疑问。围绕赔款可以推迟多久、关税可以提高多少等问题，表现出一团不可思议的混乱，主要是缘于众多特工人员的介入，以及信息交流几乎全在口头上、非官方、私底下。分析北平特有的外交氛围下的争端令人厌倦；不过在中国作一项简单决定也要面对的巨大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大都会报章每天都用大版面来强调，如果军方自行其事，中国民主的未来将再次受到损害，所以不奇怪，正式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的问题现在被罩上了迥然不同的肤色。

5月1日，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但在总理的敦促下，内阁全体认定宣战势在必行；5月7日，在与总统达成一致后，议会收到了下列快讯——这种沟通方式常见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

总统谨此向众议院传达以下提议。自从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德国继续侵犯中立国的权利，造成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践踏国际法，无视人道原则。为了促进和平，维护国际法，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总统认为有必要向德国政府宣战。依照临时宪法第35条，总统现在请求众议院批准，同时要求——依照临时宪法第21条——众议院的相关会议须秘密举行。

5月8日，众议院在听取了总理亲自发表的声明后，在秘密会议上将该问题提交众议院委员会审议，以便有时间作决定。同一天参议院也在审理同一个议题。上议院里上演了一场非常热烈激昂的辩论，不是因为对议题存在任何真正的分歧，而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参议员对内部后果极度焦虑。下面这份由许多议员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询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下方签名者——特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对德国宣战已经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政府为此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以便确知议会对该问题的意见；政府正在努力争取两院一致支持其战争政策。在此进程中，政府似乎相信可以轻易地获得两院的支持。但是在我们看来，两院中有相当多的议员尚未透彻理解政府的战争决定。其原因在于，根据国内外最近的报道，政府已经与“邻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还有报道讲双方的秘密特工都很活跃，不停穿梭于两国之间。这件事情看起来非常严重，已经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议会将在近期讨论战争问题。

由于对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存有疑问，我们特此要求政府提供有关此事的必要信息。我们还建议，如果有任何秘密的外交协议，政府可以明智地将相关信息提交议会斟酌。这样可以让议员仔细研究并清楚理解这个问题。完成此步骤以后，议会将能够根据良心的指引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执行其战争政策。这样议会和政府将能够相互合作以解决当前的外交问题。我们对于国家目前的外交形势深感困惑，特在此依法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希望政府在即日起三天内给予我们回复。

5月10日议会举行秘密会议，很明显一场危机已经来临。众议员进入会场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几千个暴徒围住了会场的通道，许多议员即使没有被殴打也被推搡。这帮暴徒明目张胆的干扰让众议院拒绝举行会议。众议院向警察和宪兵队总部发出了紧急讯息，要求增派武装人员前来保护，同时还要求总理到场。大批警察很快就位，他们虽然阻止暴徒进入议会去威胁要烧毁建筑、谋杀议员，但是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驱散人群，事后才知道示威者中的骨干是在军官带领下的穿着便衣的半支步兵营。

直到几乎天黑，混乱的局面持续六、七个小时之后，总理终于到场了。同时骑兵也部署在主干道上；不过直到传出一名日本记者被杀的消息，总理才最后下令采取行动，以武力驱散暴民。暴民队伍很快就被驱散掉，因为除了穿便衣的士兵外，大部分是身处最低阶层的民众，他们无心打斗，只是受雇来叫嚷。将近午夜时分，被孤立、未进食十二小时以后，议员们才得以脱围，没有辩论战争议题。接下来总理发现，除教育部长外，内阁全体成员辞职，那些部长们不愿被牵涉进军方试图胁迫议会的行动。

但是总理段祺瑞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周之内向众议院发出第二道快电，不顾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要求立即辩论宣战事宜。与此同时，北平一家大报更详细地刊登了日本的隐蔽活动，极大地激起了公愤，让自由派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报道称寺内正毅正以更微妙的方式恢复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的第五组，日本的最新方案是包含二十项内容的秘密条约，其中的主要事项是贷款2,000万日元给中国，用于在日本指导下重组中国的三大兵工厂，还将贷款8,000万日元用于按照日本模式改造中国军队。由于刊登了这篇报道——其内容被宣布为毫无根据，北平公报的编辑半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过议会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以任何形式考虑对德宣战，直到内阁改组以后——这意味着段祺瑞得辞职。反对派使出要挟总统屈服的最后一招，在北平开会的各省军事总督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要求立即解散议会。此提议被总统视为完全违宪而断然否决，而这些军事总督展示出强硬的介入，随之而来的是不祥的平静。

议会不为所动，继续开展工作。永久宪法草案本来已经完成，不过现在有人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条文，那些补充旨在增强议会的控制，尽一切可能预防将来的擅权行为。新条款规定，对内阁不信任的简单投票通过后，总统必须得解散内阁或者解散众议院——但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下令解散下议院，普遍的认为是有必要添加此条文以抹除掉袁世凯政权的最后痕迹。另外一条新规定是，总统有权在无需其他内阁部长会签的情况下，发布总统指令立刻解除总理的职务，这条新规彻底粉碎了保守派的最后希望。[附注：1917年5月28日的永久宪法最终文本可见附录。两院发言人已向本书作者保证其准确性。]

到5月21日，最后一位内阁部长——教育部长——也辞职，总理完全落单。5月23日，总统依靠国民的普遍支持，即刻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资深外交官伍廷芳博士在过渡时期代行其职，同时让四名可靠的军官统管大都会地区，赋予他们军队法务官的权力，可以调动所谓的“卫戍部队”警戒进入京城的通路。各省军事总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几小时突然全部离开北平，宣布与徐州府的恶人张勋结盟，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不过，尽管他们竭力挑起事端，各省都对其冷脸相待。然而，正如将要看到的，这没有让他们改变后来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前总理悄然去职，于是有传言说在他周围的那些腐败的参谋团员都将被逮捕，但总统很快公开否认会这样做——这成为一个致命的错误。令人沮丧的是，在北平的几乎所有协约国公使都与这帮人的关系密切——美国公使除外，其姿态始终正确得体——当地媒体报道，法国公使甚至宴请各省军事总督，声称议会完全不重要，唯一重要之事是中国立即宣战。看起来有必要对北平的外交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开调查，才有希望在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建立起正派得体的关系。[附注：自从本书写作以来，北平的某些外交官已经被迫辞职。]

临近五月底，顶着民众的反对，绝望的军方人员竭力重施故技，煽动各省“宣布独立”。北方省份的士兵顺服地跟从了他们的首领，加之突然出现的向北平进军的狂暴指令，因此军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铁路线上的大量列车被征用，令混乱局面更加严重的是，最南方的几个省份现在发出强烈谴责，威胁要集结起来全线进攻北方军队。

六月初的局势比很多年以来更加危急。顽固的军事总督的密使、各路“政客”、心怀不满的军官聚集到天津——距离北平80英里——公开建立起一个军事总部，并宣称准备将其转变为临时政府，寻求各国列强的承认。军队集结起来对抗北平；又多次要求总统解散议会；而大都会媒体突然间充斥着煽动性的文章。总统看到局势在发生灾难性剧变，不知受到何方的劝诱影响，下令传召张勋来北平作调解人，这是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张勋于6月7日带领大军抵达天津，在那里停下来并迅速颠覆立场，即刻向北平发出最后通牒，重提解散议会的要求。

其间在6月5日，美国因对这些事件感到不安，特向中国提交了以下照会，希望能够稳定局势：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发生的纷争深表遗憾，籍此表达最诚挚的愿望，希望立即重归宁静，重新协调政治合作。中国是加入抗击德国的战争——还是在与该国政府的关系上维持现状——是次要的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维持其政权实体，沿循其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的国家发展道路继续推进。

关于中国政府的形式或是管理该政府的人员，美国所关注的仅限于友谊驱使我们能够为中国提供的帮助。不过让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中央联合政府，美国对此十分关切，现在诚挚地希望中国，为其自身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着想，立即搁置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所有党派和个人都努力重建一个协调合作的政府，在世界大国中取得中国本该享有的地位，但是该目标在内部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然而局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份表达几乎不起作用。共和国副总统冯国璋不愿意或不能够出力相助，在南京提出辞呈，宣布他将在这场非比寻常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固守其扬子江下游的重要领地；他的这种看起来奇怪的举动，代表了所有人心中对于反叛团伙的疯狂表现出的巨大疑虑。

直到6月9日星期六，总统看起来一直坚定不移。那天他会见了外国记者，向他们保证，尽管存在各种威胁，但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解散议会的违宪作法，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在议会正式通过永久宪法之前，仍然是南京临时宪法在约束这个国家，其中只规定成立议会作为大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而没有赋予总统在议会的三年“届期”中解散它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从1913年11月4日发生政变到1916年8月1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段时间是空位期；所以根据法律的正确解读，直到1918年以前，这片土地上不存在可以中断议会的权力，除了议会本身。鉴于这种险恶的事态发展，议会表示愿意（a）以和解的姿态重新审议宪法草案的某些条款，以确保整套文本在两周内获得两院通过（b）修改选举法以安抚调和国民中较为保守的人群（c）完成这些事情后立即中止第二次会期（1916-1917），短暂休会后开启第三次会期（1917-1918），并在三个月内结束，以便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举行新的选举——新议会须在1918年4月召集起来，组成国民大会，选举1918-1923五年任期的总统。

所有这些理智的规划都在6月10日星期天被破坏掉，总统突然被蛮横地告知，解散议会是挽救共和国、防止北平被攻击的唯一路径，另外还有人企图公开用武力让儿童皇帝宣统复位，这一切终于让总统屈服于不可避免之事。他签署了解散议会的指令，该指令在代总理伍廷芳博士会签之后就会立即发布，这种会签要求是临时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强制性程序。

结局立刻再次变得清晰，如同每年在东方发生过上千次的那样，萌芽时没有被铲除掉的肇因后来快速地恶性生长，最终破坏掉所有正直的意愿。如果在5月23日前后强行扣留顽固的军事总督头目——安徽的倪嗣冲，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中国也会免受国内和国际的诸多羞辱。六年的风雨沐浴已经培养起国民对宪政的渴望及对军人干政的憎恶。但是这份渴望和憎恶有赖于坚定的领导。没有那样的领导就无济于事，反而会因为害怕野蛮的报复而变得胆怯苟且。一次很好的机会出现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失掉了。黎元洪总统告诉本书作者，他的个人看法是，签署解散议会的法令是两害择其轻，虽然华南地区和中国的海军宣布他们将捍卫议会直到最后时刻，但是他们离得太远，而大量的反对派军队沿着铁路向北平推进，每天都威胁要采取行动。不管1917年6月发生了什么，第二年的事情都会结论性地证明，军方的腐败力量即使在名义上也不再能够统治中国。

与此同时，老将伍廷芳博士坚持其信念，表示世间的任何力量都不能让他签署不具有合法性的指令，并且确实顽强地抵制了各种劝诱。他递交了辞呈，但没有被接受，依然固守自己的立场，于是反对派只能采取其它的手段。6月13日下半夜出现的结果是：通过一场迅速的洗牌，伍廷芳博士的辞呈被接受，北平宪兵队总指挥官——名叫江朝宗的和事佬，在六年跌宕起伏的革命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被任命为代总理，很快会签了这份重要指令，然后立即付印，在凌晨四点发布出来。有人告诉本书作者，这份指令如果不发布，就会有四个营的张勋带领的野蛮的辫子军——他们已经在天坛露营了好几天——在京城为非作歹。这份指令的实际文本确凿地证明总统没有参与起草，其中故意无视的事实是，议会是根据南京临时宪法第53条的规定组建起来，第54条还规定，议会的特定职责是作为大型立宪会议起草和通过永久宪法，第55条还赋予议会在永久宪法颁布之前必要时可简略修改临时宪法的权利。这类规定对于张勋之流的军官自然不会产生效力，近年来听说他只接受过最初级的教育；记录这段历史——公元1917年中国的保守派诉诸粗蛮暴力——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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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3

直到11天后——即3月25日——德国公使及其随员才不情愿地离开北平，取道美国回到德国去。与此同时，由于某些重要事项尚待解决，中国政府仍未决定是否采取最后步骤。不仅需要与协约国之间安排妥当，而且还有调整策略与美国协调行动的问题。一个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每天都在争论该遵循的程序，但由于各省之间的意见冲突，进一步的行动被严重推迟。由于有必要展示这场冲突的性质，关于向德国（和奥地利）正式宣战的问题，我们列出提交给政府的两种典型意见。第一份备忘录是学者梁启超为外交委员会撰写，非常清晰明白：——

参战的必要性

“那些质疑参战必要性的人只能引用美国的态度为例。然而中国的局势跟美国有两点不同。第一，美国宣战后将立即发生实际的战争，因此她必须在采取此步骤之前作好必要的准备。美国为此已投票决定增加几亿美元的海军拨款。美国在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之前不能宣战。中国的情况不同。即使宣战以后也不会有实际的战争。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等待。

“第二，美国没有诸如外国人租界、领事裁判权、或其它与德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下，美国即使没有正式宣战，在切断外交关系后也不会有任何困难来防范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至于将来的福祉，即使她与德国之间的各项旧条约继续有效，美国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中国不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免受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人可能造成的危害，除非各项旧条约被取消掉。除非宣战，否则中国不可能取消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德国仍然拥有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跟德国人打交道都会遇到困难。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未来，除非宣战，否则各项旧条约在恢复外交关系后将重新生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对在关系断绝期间违反条约的所作所为负责。对中国有利的作法是，通过宣战取消各项旧条约，在和平降临后再商谈新的条约。

“简言之，中国切断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引发了该国的恶感。即使我们不对德国宣战，也不能够减轻他们的敌对情绪。因此选择对我们有利的路线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勉强屈服于协约国盟友的要求。这是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跟从的行动方向。

宣战的理由

“德国回应我们要求的放肆态度是在公然侮辱我们的国家尊严。最近德国故意对我们的建议显示出敌对，重申她决定更有力地执行冷酷的潜艇政策。所有这些都是断绝外交关系以及宣战的理由。此外德国对胶州的占领破坏了远东的和平。该事件标志着德国迈出了无视国际法的第一步。为人类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遭遇考量，中国应该站起来惩罚这个胆敢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这样的战争理由当然是无可指责。

宣战的时机

“宣战应该尽快。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就是宣战的充足理由；关于这点上文已经解释。如果现在不宣战，我们就不可能再找到宣战的理由。通常的程序是当两国军队发生实际冲突时宣战。现在中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指望德国首先向我们宣战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参战是否必要。如果不必要，那么我们就继续维持现状，否则就不能再犹豫。

“有人说在跟协约国盟友就某些条款达成明确协议之前，中国不应该对德国宣战。这实在是观念上的错误。我们宣战是因为我们想要为人类利益和国际法而战，为对抗民族的敌人而战；不是因为我们偏爱协约国或反感德国和奥地利。国际关系不是商业往来。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各项特权和权利的调换？修订海关税则是我们十多年来的愿望，是最重要的外交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各国列强谈判的合适机会。我们认为机会已经到来，因为现在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友好。这件事情跟宣战完全无关。任何人都不要试图混淆这两者。

奥地利问题

“如果中国决定对德国宣战，那么对奥地利应该采取同样的作法。我们已经中断了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还维持着现状。这其中充满了危险。德国的阴谋很可怕。他们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作为足以让我们警醒。这些危险可以轻易想象得出，他们可以把在中国的奥地利公使馆、奥地利领事馆、奥地利租界作为施行阴谋诡计的基地。有人说我们应该效仿美国——她还没有断绝与奥地利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美国可以忽视奥地利，因为在美国没有奥地利租界及奥地利领事裁判权。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采取哪些步骤来切断与奥地利的外交关系并向其宣战。答案是奥地利也向我国外交使节传达了其潜艇政策，我们可以向她发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她二十四小时内取消潜艇政策。如果奥地利拒绝，中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期限过后立即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并同时宣战。

“总之我想说，无论何时采取了某项政策，我们就应该完整地执行该项方案。如果在半途犹豫不决，害怕继续前进，那么很快我们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政府和议会应该鼓起勇气，大胆地作出决定并采取措施。”

这些论证在西方人看来无可辩驳，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绝非如此，他们总是害怕突然间重新调整列强之间的关系，会让他们遭遇新的、更大的灾难。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某些基本考虑因素的茫然，在接下来的第二份备忘录中有充分的体现。这份备忘录由1898年间的著名改革者康有为撰写，对比之下可以看出，1911年的革命者已经显著胜过不到二十年前的时尚学派，后者完全不涉及战争带给全世界的思考。尽管如此，这些言辞中的论点仍然是中国的政治要素之一，必须弄明白。

备忘录

……“美国和德国断交跟我们无关。我国政府突然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现在正考虑参战。这种作法走在了美国的前面，美国还在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留意国内的公众舆论，我们会发现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有无学识——在得知与德国断交且准备宣战时都非常恐慌，担心那样的举措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险。此战争政策的鼓动者是少数政客，包括几名议员和政党人员，他们是想铸成一种外交局势来服务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通过站队协约国——可以获得大笔贷款，修订海关税则，中止向德国支付义和团赔款，以及收回德国租界、采矿权、铁路权，没收德国的生意。敢问，德国在义和团赔款中的份额有多大？德国的生意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能够没收它吗？难道中国不知道凯撒将来可能会逼迫我们偿还？

战争的危险

“来自荷兰的传闻讲德国、日本、及俄国之间存在秘密协议。日本政府正在推行对德国的友好政策。这对于我们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至于外国贷款和修订海关税则，我们可以随时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冒着严重危害国家的风险来换取这些东西？我的观点是，我们从中获得的远不及我们要付出的。如果有人认为，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中国成为自由无束缚的国家，那么我们应该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取消全部义和团赔款，撤销治外法权，交还外国租界，废除或修改所有不公平的条约。但是我们没有提出其中任何一项要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改良内政成为一个强国，而只是以为获得和平大会的席位、站队协约国就可以跻身一流大国之列，那实在很荒谬！

“哪一方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不会试图在此作预测。但毫无疑问，欧洲的全部武器——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实业和金融力量——已经被证明对德国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法国失去了北方省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从地图上被抹去。如果德国取得胜利，整个欧洲——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德国被打败，她仍然可以——在和平达成后——派遣一支舰队进攻我们。各国列强都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来帮助我们？难道看不见朝鲜的例子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帮助弱国的正义之师。我不敢想象德国愤怒的枪炮声回响在我们的海滨！

“如果我们允许协约国不受限制地在我国招募劳工，成千上万的同胞将毫无意义地死去；如果我们允许粮食自由出口，很快日用品的价格将上涨十倍百倍。这必定会造成国内的动乱。是的，这项政策的所有收益都将归于政客，而人民将无端遭受恶劣的后果。

儒家外交

“在外交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去学习西方的相关要点。孔子曾经说过：‘要诚信交友——这是让人幸福的根基。’ 我们国力虚弱尚不发达，如果努力做到诚信交友，那么还可以是个文明国家、文明古国。然而现在有人建议我们利用德国的困难，抛弃诚信，从中渔利。废弃条约是不守信之举，贪图利益不是君子之道，乘人之危是卑鄙，跟风从众是懦弱。如果抛弃所有这些基本德行，我们还如何能立国？

“即使在英国和美国的媒体上，也有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如果我们保持中立，就不会受到任何一方的约束；而且等到商谈和平的时候——作为双方的朋友——我们或许能够促成战争的结束。难道这不是为全人类服务，不是真正的文明精神吗？

“现在有人建议用这个有五千年历史和四亿人口的伟大国家的生存，去为政客在党派争斗中的利益服务。我们将要受到外国的约束，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面临国家灭亡的巨大风险。各位先生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吗？中国已经断绝了与德国的关系，不过尚未决定是否宣战。全国人民都反对政府的政策，想知道德国将来是否会因为跟她断绝关系而报复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防范这种可能性，那么拿什么应对意外的状况？政府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孩童的玩具来押注，人民不能被投进屠杀的漩涡。人民是国家的支柱，如果人民都反对向德国开战，那么政府——尽管有议会的支持——必须召集一次国民大会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坚守中立。各位先生是这个国家的爱国子弟，必须知道中国的生存取决于她眼下在这件事情上的作法。我含泪恳求你们。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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