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The New Regime – From 1916 To 1917
新政权—1916年到1917年
|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
在袁世凯过世后的一个小时之内，老练的国务卿段祺瑞就致电副总统黎元洪——几年前段祺瑞被派去扬子江将黎元洪带到北平来困住——准备迎接他出任共和国总统。当天一点钟，各同盟国的外交使节匆忙聚集在外交部，被知会黎元洪将军已经正式就职，京城的和平安全完全有保障。无需忧虑任何骚乱；虽然民众发觉已经到来的悲惨结局后无疑会传播谣言，但宪兵团队和大都会警察——18,000名武装人员组成的两支部队——正在采取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
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仍能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外国使团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被知会的中国事务却很不全面，他们不相信在经过五年的激烈对抗之后，中国的内部和平会突然降临。在当时作出的诸多前景黯淡的预测中，外国大使最常说的是，日本人将在三个月内完全占领中国——阻挡他们推进的一个有力障碍消失了。没有更好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那些人对政治的把握不足，他们的本职应该是政治，现在却变成为因果关系论的专家。在中国，就如同在巴尔干半岛，专业外交手段时常出错，因为其主体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来冷静地开展日常研究，研究所有那些构成现代国家主义的复杂现象。他们的行为准则几乎完全出自于个人偏好，再通过回顾先例来间歇性地强化，所以每一任公使的职业生涯中都错误如山，对此不必惊奇。除了作为最后一招之外，他们决定不沾染丝毫激进改革的气息，自然就倾向于拾起早已被这个平凡世界遗弃的信条，外交界变得本能地推行蒙昧主义，成为社会进步的鬼祟敌人。他们不信任民众期望从改变中受益的潮流，而是转向那些真正可憎的东西——秘密条约。眼下因为对于强人理论的彻底失败感到极度失望，所以只能通过怀疑未来以寻求安慰。理性者从来没有变得如此荒谬。袁世凯的生平故事，加上欧洲和日本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角色，构成一篇警示性的章节，应该传讲给所有职业政客，因为这段历史展示了拜占庭主义的全部邪恶特征。
黎元洪总统第一次主政就迅速重建了信心，他向眼神中充满渴望的人们宣布，旷日持久的革命结束了。他把京城的所有将军召集到跟前，诚恳坦率地告诉他们，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他要求他们采取措施，永久性地防止外国干涉共和国的事务。他立刻获得了热烈的支持。军队召开大会之后，全体军官自愿负责维护京城的和平与秩序。袁世凯政权开创的可怕动乱变得不再可能发生，人们几乎是立刻就像往常一样各司其职。
然而，那场疯狂的君主制冒险留下的财政烂摊子令人震惊。京城不仅没有钱，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食物；自从中止兑付以来，农产品已经停止进入这座城市，因为农民拒绝接受那些不能兑换的纸币。政府有必要以名义价格出售大量的储备粮——为军队及惩罚南方的远征储备的粮食；许多天里都可以看到的熟悉景象是，无止尽的蓝色队列在耐心地等待着领取规定的微薄口粮，如同在战争期间那样。
虽然军队忠诚于新政府，但拥护君主制的政客不是这样。看到自己完结的时间已经来临，他们不遗余力地挑拨离间，阻挠各省与北平重新联合。如果要详细地罗列这些阴谋，那将会令人生厌，这些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不计其数的阴谋，都是用来干扰新政府合法地行使对国家的控制权。由梁士诒带领的这些君主制拥护者发现无法消除大众对他们的憎恶，于是改变策略，筋疲力尽地试图让新政府颁布一道大赦令。面对各种说辞，总统黎元洪不为所动，毫不含糊地拒绝考虑对他们的赦免。黎元洪是个正直而仁慈之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打算是，在发布命令之前让国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为了表明自己不倡导其前任施用的恐怖主义作法，他即刻发布了一条指令，撤销臭名昭著的执法处，或称军事法庭，执法处已经被袁世凯变成从事司法暗杀的工具，在1911年至1916年期间，数千名不幸者几乎未经审判就在其阴暗的四周空地被处死。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总体情况只能缓慢改善。北方的军方人士决意阻止政治权力完全落入南方激进派手中，激烈反对恢复南京临时宪法，公开责难重新召集1913年的旧议会，旧议会已经在上海召集起来，准备移师来京城。需要精明的策略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中国海军集结在上海附近海域，采取了行动；海军将领在发给北平的最后通牒中宣称，如果段祺瑞掌控的政府不顺应民意，拒绝恢复南京临时宪法、重新召集旧议会，那么海军将不承认中央政府的职权。由于舰队掌握在南方同盟手中，没有被正式解散，北平政府在整个扬子江流域都无能为力；经过多次徒劳地试图回避这一合理且正确的方案之后，最终双方同意回复到1913年11月4日政变之前的状态——以联合内阁重组北平政府，其中容纳北方和南方的提名者——总理职位仍然由段祺瑞出任。
6月28日，一列送葬长队行进在从总统府通往火车站的路上；那个大独裁者的遗骸正被送往河南的最后安息之地。这列队伍中引人注目的是一辆气派的驿马车，它本来是要承载新王朝的创立者去登基，现在却陪伴他进坟墓。人群的超然态度以及仪式的刻意简单化——意在体现共和格调，比一大堆论据更能清晰地表明，中国——也许她自己尚未察觉——已经多少有些现代气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如今变身为最年轻的共和国，羞怯地尝试着学习青年人的课业。
把袁世凯下葬后，政府发出指令，立即逮捕君主制图谋的所有头目；不过这帮腐朽之徒已经四散逃离；只要他们老实呆在外国人管辖的区域，现政府也就不打算没收他们的物品和财产，而前政府肯定会这样做。背信弃义、作两面派、卑鄙报复的日子真正过去了，新政权致力于构建规范和公正。新总统的任务绝不轻松，如果他能够在各种情况下稳健地驾驭住中间路线，既避免凯撒专制政治，又不至于无所作为，那就是回馈了他接受过的培训。总统黎元洪1864年生于湖北——扬子江中游最重要的省份之一，现年五十二岁，正处于生命的全盛期；尽管从早期青年时代就习惯了军事氛围，他的政策丝毫不倾向军国主义。他的父亲多年在华北指挥一支部队，官至参将（中校），未能让他完整地接受新式教育。20岁那年他进入天津海军学校{即:北洋水师学堂}，六年后毕业，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是一名技术官员。那次海战之后，他接受总督张之洞——当时最有名的老总督之一——的征召，加入他在南京的队伍，受命监管在这座南方旧都建设现代堡垒，这座堡垒在革命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后来张之洞调任武昌总督，黎元洪随同他迁移，积极参与训练湖北新军，其间得到德国教官的协助。1897年他赴日本学习教育、军事、和行政管理，短期停留后返回中国，后再次作为禁卫军官员前往东京。隔年秋天回到武昌，被任命为骑兵指挥官。1902年他再次到访日本，参加盛大的军事演习，这些旅程让他学会了良好的工作日语，在英语之外，日语已经成为海军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现在他已经能够很好地理解这门语言。1903年黎元洪被提升为准将，随后升任湖北正规军（常备军）第二军团的指挥官。在主要职务之外，他还时常出任各种附带职务，涵盖各类教育和行政事务，因此对省级政府工作有很好的把握。1906年在河南省彰德举行的著名军事演习中，他担任第八军团的总司令，据说那场军事演习催生了以军队为筹码全面对抗满族的想法。
在值得纪念的1911年10月11日，武昌举起反抗的义旗，这有点违背他的意愿，因为他是一名忠诚的官员，他被推举为军事总督，从而真正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位领导人。在十天之内，他的领导才干获得了十四个省份对共和事业的支持；虽然由于装备和军需不足而面临严重困难，他在武昌周围与北方军队鏖战了两个月，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共和国正式成立、满族政权消逝过后，黎元洪真诚地努力改善南北军队之间的关系，双方军队艰难对峙了好几个礼拜。他也是第一个提倡完全分离开民事和军事管理的人——共和国初期的行政权力完全掌握在各省军事总督手中，他们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自行招募士兵。虽然这项改革到今天也只是部分成功，但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很多年，人们就明白，军队掌控国家政策和行政管理的作法必将消失。发生在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没有博得黎元洪的同情，因为他反对内斗，坚持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同心改革，而不是沉溺于徒劳无益的纷争。面对君主制运动的丑恶嘴脸，他的反对同样坚决。那些最高级别的人士再三要求他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但他坚持拒绝，尽管被公然威胁会遭暗杀。袁世凯正式接受王位之后，册封黎元洪为亲王，但他始终拒绝接受；总统府给他送来亲王补贴的时候，他将之退回去，附带说明他没有接受这个头衔，所以这份钱不是他的。动摇其意志的各种努力都无功而返，他的耐心和冷静极大地促进了对于袁世凯的道义反抗，最终令后者覆灭。
这就是那个被征召来主导新政府和议会工作的人，议会现正在北平组建；当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上的运气让他成为掌舵者。黎元洪清楚地知道，这场波及全国的复辟帝制的奇葩运动造成的影响，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全抹去；而军方——军队是比革命更长寿的一个有实效的组织——那章鱼般的触手，在短期内也不会放松；因此必须得忍耐，直到这个民族彰显出自己，表明自己能够并且必将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的权力只可能是非常有限，只能够被动而非主动地加以运用。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是坚守宪法的总统，很快他就认识到必须泰然接受一段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永久宪法可能会制定好，各方可能被迫达成全面的协议；归因于他决定如此行事，袁世凯离世后的这一年来几乎完全平静无事，除了战争问题引发的危机，那场危机在别处已经有充分的论述。
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月里，局面是毫无异象。革命造就出两大政党——国民党或称民族主义者，其中包括所有的激进派人士，以及进步党或称进步主义学派，其中主要是年长的官方阶层之人，因此保守谨慎。导致袁世凯垮台的云南运动主要是由学者梁启超激发和引导，他是进步党的一名领导人。当时的进步党成员人数赶不上国民党，不过获得了重建共和国的荣誉和赞许，而国民党则阴云笼罩，由于其成员在1913年策动了那场失败的二次革命。虽然如此，国民党主要是由更年轻、更具现代思想的成员组成，因此更加真诚地拥护共和，从他们当中喷涌出遏制黩武政治的最强呼声；尽管他们的工作必然是在议员会议室之内，但是他们的道德感召力非常强大，始终代表平民阶层而不是好战分子。国民党坚持凡事必须遵守南京临时宪法，直到制定出永久宪法，这让他们很快确立了优势；诚然南京宪法未能产生代议制政府——由于难以界定权力来保证独裁不会出现，但它至少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中国不能再由家族统治，这本身就是相对以往观念的巨大进步。在这种情况下，黎元洪总统的策略是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设法协调参差不齐的各方，从而让四亿人的政府切实地开展工作。
他继任总统从最开始就受到军方的阻挠，现在他们性急地采用新手法来应对他的成功继任——消减北平议会的权力。我们已经讲到过通告电报在中国的弊端——无疑是将外国发明应用于本土生活的最意想不到的结果之一。通过这些电报活动，各省长之间可以迅速交换意见；接下来在1916年秋天，由军方牵头，可怕的老将张勋在浦口铁路组织了一次完全非法的将军会议，目的是震慑议会，确保军方保留住幕后控制权。今天或许没有必要再做什么，只需留意到此次事件严重损伤了国家的和平；归功于总统的智慧和温和的劝告，没有发生公开的违规行为，并且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至少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再发生。[附注：虽然本书第十六章中涉及的事件让中国面临新的危机，但此处采用的论据的力量丝毫没有因之被削弱。]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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