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4

三月和四月在这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中被消耗掉。总理段祺瑞考虑到各省宣称的反对意见，将各省军事总督召集到北平开会支持他的政策，此举虽然在军队首领中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投票坚决同意参战——但是让议会大为震惊，因为议会在此过程中看到的是又有人试图通过法外手段削弱其权力以控制国家。此外大都会媒体上刊载的日本人在幕后的作为，让人们担心掺杂有阴谋诡计，在借助秘密的外交手段获得某些个人保证。日本除了参与协约国在北平的半官方谈判以外，还在进行第二条渠道的谈判，其中包括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从东京特别派遣了名叫西原龟山的机密特工，这些报道派生出的传闻是关于中国未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总理段祺瑞3月10日就有必要立即与德国断交的问题向议会发表声明时，暗示中国已经得到协约国的保证，可以推迟几年支付义和团赔款，立即提高关税，修订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附近驻扎的内容。突然间所有这些暗示都被认为存有疑问。围绕赔款可以推迟多久、关税可以提高多少等问题，表现出一团不可思议的混乱，主要是缘于众多特工人员的介入，以及信息交流几乎全在口头上、非官方、私底下。分析北平特有的外交氛围下的争端令人厌倦；不过在中国作一项简单决定也要面对的巨大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大都会报章每天都用大版面来强调，如果军方自行其事，中国民主的未来将再次受到损害，所以不奇怪，正式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的问题现在被罩上了迥然不同的肤色。

5月1日，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但在总理的敦促下，内阁全体认定宣战势在必行；5月7日，在与总统达成一致后，议会收到了下列快讯——这种沟通方式常见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

总统谨此向众议院传达以下提议。自从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德国继续侵犯中立国的权利，造成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践踏国际法，无视人道原则。为了促进和平，维护国际法，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总统认为有必要向德国政府宣战。依照临时宪法第35条，总统现在请求众议院批准，同时要求——依照临时宪法第21条——众议院的相关会议须秘密举行。

5月8日，众议院在听取了总理亲自发表的声明后，在秘密会议上将该问题提交众议院委员会审议，以便有时间作决定。同一天参议院也在审理同一个议题。上议院里上演了一场非常热烈激昂的辩论，不是因为对议题存在任何真正的分歧，而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参议员对内部后果极度焦虑。下面这份由许多议员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询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下方签名者——特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对德国宣战已经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政府为此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以便确知议会对该问题的意见；政府正在努力争取两院一致支持其战争政策。在此进程中，政府似乎相信可以轻易地获得两院的支持。但是在我们看来，两院中有相当多的议员尚未透彻理解政府的战争决定。其原因在于，根据国内外最近的报道，政府已经与“邻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还有报道讲双方的秘密特工都很活跃，不停穿梭于两国之间。这件事情看起来非常严重，已经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议会将在近期讨论战争问题。

由于对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存有疑问，我们特此要求政府提供有关此事的必要信息。我们还建议，如果有任何秘密的外交协议，政府可以明智地将相关信息提交议会斟酌。这样可以让议员仔细研究并清楚理解这个问题。完成此步骤以后，议会将能够根据良心的指引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执行其战争政策。这样议会和政府将能够相互合作以解决当前的外交问题。我们对于国家目前的外交形势深感困惑，特在此依法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希望政府在即日起三天内给予我们回复。

5月10日议会举行秘密会议，很明显一场危机已经来临。众议员进入会场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几千个暴徒围住了会场的通道，许多议员即使没有被殴打也被推搡。这帮暴徒明目张胆的干扰让众议院拒绝举行会议。众议院向警察和宪兵队总部发出了紧急讯息，要求增派武装人员前来保护，同时还要求总理到场。大批警察很快就位，他们虽然阻止暴徒进入议会去威胁要烧毁建筑、谋杀议员，但是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驱散人群，事后才知道示威者中的骨干是在军官带领下的穿着便衣的半支步兵营。

直到几乎天黑，混乱的局面持续六、七个小时之后，总理终于到场了。同时骑兵也部署在主干道上；不过直到传出一名日本记者被杀的消息，总理才最后下令采取行动，以武力驱散暴民。暴民队伍很快就被驱散掉，因为除了穿便衣的士兵外，大部分是身处最低阶层的民众，他们无心打斗，只是受雇来叫嚷。将近午夜时分，被孤立、未进食十二小时以后，议员们才得以脱围，没有辩论战争议题。接下来总理发现，除教育部长外，内阁全体成员辞职，那些部长们不愿被牵涉进军方试图胁迫议会的行动。

但是总理段祺瑞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周之内向众议院发出第二道快电，不顾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要求立即辩论宣战事宜。与此同时，北平一家大报更详细地刊登了日本的隐蔽活动，极大地激起了公愤，让自由派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报道称寺内正毅正以更微妙的方式恢复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的第五组，日本的最新方案是包含二十项内容的秘密条约，其中的主要事项是贷款2,000万日元给中国，用于在日本指导下重组中国的三大兵工厂，还将贷款8,000万日元用于按照日本模式改造中国军队。由于刊登了这篇报道——其内容被宣布为毫无根据，北平公报的编辑半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过议会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以任何形式考虑对德宣战，直到内阁改组以后——这意味着段祺瑞得辞职。反对派使出要挟总统屈服的最后一招，在北平开会的各省军事总督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要求立即解散议会。此提议被总统视为完全违宪而断然否决，而这些军事总督展示出强硬的介入，随之而来的是不祥的平静。

议会不为所动，继续开展工作。永久宪法草案本来已经完成，不过现在有人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条文，那些补充旨在增强议会的控制，尽一切可能预防将来的擅权行为。新条款规定，对内阁不信任的简单投票通过后，总统必须得解散内阁或者解散众议院——但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下令解散下议院，普遍的认为是有必要添加此条文以抹除掉袁世凯政权的最后痕迹。另外一条新规定是，总统有权在无需其他内阁部长会签的情况下，发布总统指令立刻解除总理的职务，这条新规彻底粉碎了保守派的最后希望。[附注：1917年5月28日的永久宪法最终文本可见附录。两院发言人已向本书作者保证其准确性。]

到5月21日，最后一位内阁部长——教育部长——也辞职，总理完全落单。5月23日，总统依靠国民的普遍支持，即刻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资深外交官伍廷芳博士在过渡时期代行其职，同时让四名可靠的军官统管大都会地区，赋予他们军队法务官的权力，可以调动所谓的“卫戍部队”警戒进入京城的通路。各省军事总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几小时突然全部离开北平，宣布与徐州府的恶人张勋结盟，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不过，尽管他们竭力挑起事端，各省都对其冷脸相待。然而，正如将要看到的，这没有让他们改变后来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前总理悄然去职，于是有传言说在他周围的那些腐败的参谋团员都将被逮捕，但总统很快公开否认会这样做——这成为一个致命的错误。令人沮丧的是，在北平的几乎所有协约国公使都与这帮人的关系密切——美国公使除外，其姿态始终正确得体——当地媒体报道，法国公使甚至宴请各省军事总督，声称议会完全不重要，唯一重要之事是中国立即宣战。看起来有必要对北平的外交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开调查，才有希望在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建立起正派得体的关系。[附注：自从本书写作以来，北平的某些外交官已经被迫辞职。]

临近五月底，顶着民众的反对，绝望的军方人员竭力重施故技，煽动各省“宣布独立”。北方省份的士兵顺服地跟从了他们的首领，加之突然出现的向北平进军的狂暴指令，因此军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铁路线上的大量列车被征用，令混乱局面更加严重的是，最南方的几个省份现在发出强烈谴责，威胁要集结起来全线进攻北方军队。

六月初的局势比很多年以来更加危急。顽固的军事总督的密使、各路“政客”、心怀不满的军官聚集到天津——距离北平80英里——公开建立起一个军事总部，并宣称准备将其转变为临时政府，寻求各国列强的承认。军队集结起来对抗北平；又多次要求总统解散议会；而大都会媒体突然间充斥着煽动性的文章。总统看到局势在发生灾难性剧变，不知受到何方的劝诱影响，下令传召张勋来北平作调解人，这是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张勋于6月7日带领大军抵达天津，在那里停下来并迅速颠覆立场，即刻向北平发出最后通牒，重提解散议会的要求。

其间在6月5日，美国因对这些事件感到不安，特向中国提交了以下照会，希望能够稳定局势：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发生的纷争深表遗憾，籍此表达最诚挚的愿望，希望立即重归宁静，重新协调政治合作。中国是加入抗击德国的战争——还是在与该国政府的关系上维持现状——是次要的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维持其政权实体，沿循其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的国家发展道路继续推进。

关于中国政府的形式或是管理该政府的人员，美国所关注的仅限于友谊驱使我们能够为中国提供的帮助。不过让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中央联合政府，美国对此十分关切，现在诚挚地希望中国，为其自身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着想，立即搁置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所有党派和个人都努力重建一个协调合作的政府，在世界大国中取得中国本该享有的地位，但是该目标在内部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然而局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份表达几乎不起作用。共和国副总统冯国璋不愿意或不能够出力相助，在南京提出辞呈，宣布他将在这场非比寻常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固守其扬子江下游的重要领地；他的这种看起来奇怪的举动，代表了所有人心中对于反叛团伙的疯狂表现出的巨大疑虑。

直到6月9日星期六，总统看起来一直坚定不移。那天他会见了外国记者，向他们保证，尽管存在各种威胁，但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解散议会的违宪作法，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在议会正式通过永久宪法之前，仍然是南京临时宪法在约束这个国家，其中只规定成立议会作为大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而没有赋予总统在议会的三年“届期”中解散它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从1913年11月4日发生政变到1916年8月1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段时间是空位期；所以根据法律的正确解读，直到1918年以前，这片土地上不存在可以中断议会的权力，除了议会本身。鉴于这种险恶的事态发展，议会表示愿意（a）以和解的姿态重新审议宪法草案的某些条款，以确保整套文本在两周内获得两院通过（b）修改选举法以安抚调和国民中较为保守的人群（c）完成这些事情后立即中止第二次会期（1916-1917），短暂休会后开启第三次会期（1917-1918），并在三个月内结束，以便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举行新的选举——新议会须在1918年4月召集起来，组成国民大会，选举1918-1923五年任期的总统。

所有这些理智的规划都在6月10日星期天被破坏掉，总统突然被蛮横地告知，解散议会是挽救共和国、防止北平被攻击的唯一路径，另外还有人企图公开用武力让儿童皇帝宣统复位，这一切终于让总统屈服于不可避免之事。他签署了解散议会的指令，该指令在代总理伍廷芳博士会签之后就会立即发布，这种会签要求是临时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强制性程序。

结局立刻再次变得清晰，如同每年在东方发生过上千次的那样，萌芽时没有被铲除掉的肇因后来快速地恶性生长，最终破坏掉所有正直的意愿。如果在5月23日前后强行扣留顽固的军事总督头目——安徽的倪嗣冲，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中国也会免受国内和国际的诸多羞辱。六年的风雨沐浴已经培养起国民对宪政的渴望及对军人干政的憎恶。但是这份渴望和憎恶有赖于坚定的领导。没有那样的领导就无济于事，反而会因为害怕野蛮的报复而变得胆怯苟且。一次很好的机会出现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失掉了。黎元洪总统告诉本书作者，他的个人看法是，签署解散议会的法令是两害择其轻，虽然华南地区和中国的海军宣布他们将捍卫议会直到最后时刻，但是他们离得太远，而大量的反对派军队沿着铁路向北平推进，每天都威胁要采取行动。不管1917年6月发生了什么，第二年的事情都会结论性地证明，军方的腐败力量即使在名义上也不再能够统治中国。

与此同时，老将伍廷芳博士坚持其信念，表示世间的任何力量都不能让他签署不具有合法性的指令，并且确实顽强地抵制了各种劝诱。他递交了辞呈，但没有被接受，依然固守自己的立场，于是反对派只能采取其它的手段。6月13日下半夜出现的结果是：通过一场迅速的洗牌，伍廷芳博士的辞呈被接受，北平宪兵队总指挥官——名叫江朝宗的和事佬，在六年跌宕起伏的革命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被任命为代总理，很快会签了这份重要指令，然后立即付印，在凌晨四点发布出来。有人告诉本书作者，这份指令如果不发布，就会有四个营的张勋带领的野蛮的辫子军——他们已经在天坛露营了好几天——在京城为非作歹。这份指令的实际文本确凿地证明总统没有参与起草，其中故意无视的事实是，议会是根据南京临时宪法第53条的规定组建起来，第54条还规定，议会的特定职责是作为大型立宪会议起草和通过永久宪法，第55条还赋予议会在永久宪法颁布之前必要时可简略修改临时宪法的权利。这类规定对于张勋之流的军官自然不会产生效力，近年来听说他只接受过最初级的教育；记录这段历史——公元1917年中国的保守派诉诸粗蛮暴力——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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