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及托克维尔

《Democracy in America / 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作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

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至1832年2月在美国考察9个多月,1835年出版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9年,他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40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下卷,184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其代表作还有《旧制度与大革命》。

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正处于“七月革命”之后的虚弱的平静之中,各种力量暗流涌动,国家的未来尚不明朗,新的流血事件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相比之下,当时的美国可谓朝气蓬勃,一派祥和,社会发展一日千里。这一切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关注,对于法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在托克维尔踏上美国之旅的那一年,法国已经承受了40余年的动乱。各种势力、各个阶级殊死搏斗,反反复复,死伤无数。似乎所有人都满怀愤怒,人人都在喊打,但总也打不出一个未来。

托克维尔“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 任何政体都无法体现绝对的善,民主政体也不例外;而且,民主不是无条件的。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尽管民主政府也存在各种缺点和不足,但它仍然是最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政府。而美国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比其它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它有更大的能力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论美国的民主》还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民主不行”。民主社会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会发展为利己主义,造成社会涣散,平等还刺激人产生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望及精神上的迷失感。宗教恰好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规范社会道德的重要作用,因此得以在美国形成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民情,弥补民主社会的弊端,进而促进美国民主社会的发展。关于为什么宗教能够在美国成为民主社会存在的重要民情资源,而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却被当作民主革命首当其冲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与政权的分离是最重要的原因。

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前期热心于政治,后从政治舞台上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的擅长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擅长。一方面,他具有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保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他将二者很好地融合为自身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恰是许多只能执其一端的学人所缺乏的——或沉迷于工具理论而不问出路何在,或为宣扬个人理念而盲目事实。

正是因为“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才写出了不朽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他的眼里,路易十六并非贪婪、昏庸的国王,而是改革步入“深水区”后,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失败者,而大革命的到来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论美国的民主》是第一部探讨美国民主体制的著作,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托克维尔的写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政治体制的良药。阅读这本书很容易被它优美的文字和磅礴的气势所吸引,无论将它作为政治哲学著作或者文学作品,它都将是开卷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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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者的胜利—林肯的抉择 -‹徐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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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林肯是除了耶稣之外,人物传记书籍最热门的主角。尽管与他相关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还在不断地推出关于他的新书,研究的视角和题材涵盖了他的政治智慧、军事判断力、他对奴隶制的态度演变、爱情和婚姻、甚至他的心理疾患等等。事实上,从奥巴马到小布什和克林顿,都把林肯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他们从一个半世纪前的“高个子肯塔基人”那里去寻找智慧和力量呢?

一个撑木筏的人

“林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拖延者,林肯是个南方人,林肯只知道投降和妥协。但是,老实说,他身上有没有那么一点让你感到大吃一惊呢?” 共和党激进派领袖、废奴主义者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对他的同僚说。摘自电影《林肯》 1861年林肯入主白宫的境遇,宛如用一只简陋的木筏穿越激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横七竖八的木头紧紧缚牢”。

因为蓄奴制,这个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南方蓄奴州脱离联邦的数目一个一个增加。4月12日,南方叛军朝萨姆特要塞开了一枪,一场持续4年多、夺走60多万条生命的战争爆发了。

在北方,林肯也同样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局面:处于南北边界的马里兰、密苏里等几个蓄奴州还在联邦内,却摇摆不定;在北方民主党阵营中,主战派民主党人反对国家分裂也反对废奴,打着“和平牌”的民主党人鼓吹南北议和;在共和党内部,激进的废奴主义分子急着借此推进解放人类的事业,而保守派忧心忡忡这些激进分子会把局面弄得无法收拾……

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林肯一直对奴隶问题抱谨慎态度。他认为,任何全面直接解放奴隶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摇摆”的边界诸州推向南方邦联的怀抱,并由此摧毁共和党和拥护国家统一的民主党之间的脆弱联盟。此外,他也深深理解南北白人心中的恐惧:黑奴数量巨大,一旦全部获自由,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恐怖记忆还历历在目 —- 10年前,黑人奈特∙特纳领导了黑人暴动,随后对白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通过这一策略,林肯得以与大多数北方民众、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以及所有内阁成员结成同盟。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战争的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完整”,而不是消灭蓄奴制。随着北方迅速平定叛乱的幻想破灭,朝野里这种脆弱的联盟岌岌可危。林肯苦心积虑维持的共识,很快被一位传奇将军的鲁莽之举击碎。

1861年8月的一个清晨,林肯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奉命保护密苏里州的弗里蒙特将军颁发公告,说他马上要把所有“有证据证明”曾拿着武器对付合众国、或是与南方有染的密苏里人的财产全部充公,并立即释放他们的所有奴隶。这比之前国会通过的没收充公法案内容要宽泛得多。

北方舆论一片哗然,激进派的报纸为他的论调大喝其彩:“果敢的将军比优柔寡断的总统更胜一筹!” 然而处于南北边界的蓄奴州,特别是肯塔基州州长却因为这种战争动机而火冒三丈,再次以退出合众国相威胁。

林肯写信给弗里蒙特,希望他“自愿”对公告内容和措辞进行修改。遭到拒绝后,总统下令废除了公告。这一举动安抚了边界诸州的离心情绪,却让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大失所望,也让包括内阁在内的保守派心生不满。司法部长贝茨愤懑地认为,正是总统的“没有任何主见和决断力”,导致“纲纪松懈,愚蠢虚妄大行其道”。

直到11月1日天刚刚亮,来自总统的解职令才被送到弗里蒙特手里。一天前,媒体登出一份从战争部“外泄”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弗里蒙特部队存在管理混乱、组织结构低劣、装备和武器故障百出等种种渎职问题。舆论在几日里发生了大逆转,在华盛顿,要求将他解职的意见已占了上风。

对于弗里蒙特事件,林肯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解释。他以《旧约》中的摩西为例,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发动了起义,最后却没能带领他的族人进入迦南。
“一场运动的先驱往往不是把这场运动成功地推行到底的最佳人选。”
“第一个改革者总是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阻力,往往因此而被打倒,遭受唾弃。最后,当人们终于醒悟了,发现他们的确需要改革的时候,这份事业才会比较容易地在另一个人的带领下被彻底实现。”
显然,他把自己视作带着爱争闹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先知约书亚。

到1862年,北方在战场上的无所作为,使华盛顿的士气跌落到谷底。几个月里,内阁会议和国会山上,由于蓄奴制问题引发的裂痕在一轮又一轮争吵中日益加深,以至于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之间的私交和工作关系都出现隔阂。

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林肯意识到:之前一直小心翼翼避开的废奴议题,日渐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南方,大量黑人奴隶被使用到战场上的各种劳役中。倘若让他们获得自由,就能大大削弱南方的战斗力,同时为北方增加新的劳动力。

林肯原本希望通过赎买的方式,使得边界诸州同意解放黑奴。自3月份起,他开始游说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向愿意采纳最终取消蓄奴制的州提供补偿。然而,来自边界州的代表并不买账,他们声称:这将在死硬派奴隶主中引发分离主义情绪,使得已叛乱的南部各州更加强硬。另一边,声势日益壮大的共和党内的激进派也有“越轨”之举。根据美国宪法,南部某些州的蓄奴制是受法律保护的。激进派开始插手这些州的蓄奴问题,他们不顾民主党和保守派的反对,操纵国会通过了内容比一年前更激进的充公法案。

在口水战中,林肯专注地倾听着,很少“积极介入”这些话题。在道义上,他认同激进分子的基本观点 —- 早在1858年他和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的大辩论中,他就从道德、经济、政治和法律上抨击过蓄奴制。但对他而言,蓄奴制不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抽象议题;而且,身为总统,他也无法对受宪法保护的现存制度视而不见。在这个沉闷的夏天,没有人知道这位行动缓慢的妥协分子正在酝酿一个将根本影响战争和美国的重大议题。

1862年7月22日,林肯把内阁成员召集到白宫办公室举行特别会议。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页纸,然后戴上眼镜,向内阁成员宣读了一份“后果、意义以及把握分寸”都经他反复推敲思考过的法律纲要 —-《奴隶解放宣言》。在这份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的《宣言》里,他以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身份宣布,所有在各个叛乱州的奴隶都将“从今往后永远地”获得自由。作为战争权力法案,《解放宣言》取代了之前蓄奴制和财产领域的法令。据此,南方350万世代为奴的黑人从此获得自由。但是,适用范围尚不包括忠于联邦的边界诸州的42万黑奴。

历史学者方纳研究了林肯奴隶制思想的变化轨迹,他认为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完全否定了先前对奴隶问题的观点,“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是雷厉风行的,不是渐进的,没有提到赎买补偿问题,没有什么送黑人回非洲的移民问题。” 这让最激进的蔡斯都感到了害怕。林肯一个个耐心回答完内阁成员们的疑虑,然后把草稿锁进办公桌抽屉。

他等到了时机。9月,一直按兵不动的麦克莱伦打退进犯马里兰州的军队,取得一场不彻底的胜利。5日后,林肯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宣布他决定在1863年元旦签署《宣言》。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寻求他们的意见,但欢迎他们就措辞和表述给出意见。

在欢呼声中,林肯站在白宫阳台上,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说:“我只能相信上帝,我没有做错。现在该是让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对这份宣言做出评价的时候了。”

“我们正亲身经历并记录下这一正义的法令。” 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此时写道:“林肯可能行动迟缓……但并不是一个对自己郑重签名的宣言中的文字和昭示的目标朝令夕改、畏缩不前、自相矛盾的人……如果他教导我们不要相信其它任何东西,那么他已经教导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

弗雷德里克没有失望。1863年元旦下午两点,林肯“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这份将使他名垂青史的《解放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对自己的忧惧做了一番小嘲弄。此外,他还第一次正式批准招募黑人士兵入伍。

从《宣言》初稿公布到签署之后的几个月里,林肯轮番面对着来自各个政治阵营的质疑和挑战。先是共和党激进派在1862年底发动了一次围攻内阁的危机;到1863年一、二月间,因为战场进展缓慢,主和派民主党人在国会山上搅起一阵骚动,他们阻挠各项和战争相关的法案通过;令人更不安的是军中也传来一些对“为黑人而战”的不满声音。

当各方人士开始忧心忡忡,林肯却从报纸上的社论、与民众的谈话、以及他在前线视察时和士兵们的接触中,感受了人们在观点和态度上的种种微妙变化。

春天正在走近。到3月4日国会休会前夕,政府每一项与战争有关的法案都得以通过,包括对战争极为关键的金融和货币法案;在北方各个城市里,大规模声讨“主和派民主党人”的集会在进行中;作为测试民意风向的标杆,在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两州举行的国会选举和州议员选举,共和党人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民主党对手。

民主党人、著名报人约翰∙福尼说,林肯是最货真价实的进步人士,“因为他总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是被动行事,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贸然出手、浪费精力。” 福尼曾长期为林肯的政治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效力,后来成为林肯的忠实支持者。

老亚伯的“信”

1861年到1865年的白宫,是一个喧闹得令人头疼的地方。每天早上大门一开,成百上千的人挤进去。每个人都要见总统,或求官,或求职,或是为自己那在战场上开了小差的儿子求赦免。人们都认为总统是在浪费宝贵精力;报纸则会以轻蔑的口吻说,这是一种“软弱”和“无知”的表现;林肯自己却把与公众的会面看作是一种“公共舆论的涤荡”。
“(他们)为我提供了新鲜的思想,为我灌输我脑海里从未有过的、更加清晰的、更加生动的景象,让我弃旧从新、不落陈规。尽管从细处看,他们也许不一定那么讨人喜欢,但总的来说,他们让我的头脑焕发活力,让我从崭新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他的秘书之女曾说:“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无比天赋,得自于他的同情心。它赋予林肯以力量,使他的预见拥有不可思议的精准,而这正是他的对手们一心想追求的。”
这正是林肯从事政治的巨大财富,他有一种天赋,特别善于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验他人的感受,理解其动机和愿望。

在他留下的文字资料和他人的回忆录中,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同情,无不见证到他对造物主一种宗教宿命般的仰靠。他曾说,很多时候,他并不清楚该如何去做。但是,“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项事业,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完成的方法,并且一定会让我了解它。”

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徒,但朋友伦纳德∙斯威特认为,当林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处理大事时,一股宗教般的敬畏之情、以及坚信上帝会公正审判和主宰一切的信念,就会在他的内心涌动,“他像修行深的教士那样笃信上帝”。

残酷的战争和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林肯的内心和外表留下深深的烙印。每当他需要指路人时,他就会去读《旧约·约伯记》。
“我们必须完全遵循上帝赐予我们的意愿,认真行事;信仰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终极的天意。这场浩劫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制造,也没有一个凡人可以遏制。”
在1965年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的政治策略和信仰已融为一体。

内阁家长

法兰西斯∙卡本特的名画《首次宣读解放宣言》,再现了林肯在白宫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的场景。油画描绘了他的7位内阁成员形象,从左至右依次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海军部长威尔斯、内政部长史密斯、国务卿威廉∙苏厄德、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以及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届内阁 —- 一个由保守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内阁。一群互为政治对手和敌人的人们;而林肯是这个特殊“权力家庭”的组建人和家长。

1861年,《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梅迪尔大惑不解地问林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届由政敌和对手组成的内阁?其中4位是民主党人,3位是和他竞争总统提名的主要对手。要知道,他们中每一个都对败给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律师忿忿不平。

“我们需要党内最强的人进入内阁,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已经认真地观察了全党,我的结论是,这些人是最有才干的人,那样一来,我就没有权力阻止他们为这个国家效忠。” 林肯回答说。

在7位内阁成员中,前纽约州参议员兼州长苏厄德是最折服于林肯的。苏厄德有着高贵俊美的外表和翩翩风度,浑身散发着东部上层政治精英的风范。这位做过两任州长、一任国会参议员的资深政治家,曾是呼声最高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担任国务卿之后,他逐渐认识到林肯超乎寻常的才能,最终成为总统在内阁中最可靠的同盟军。在总统的两位年轻助手眼里,国务卿一心一意对待自己的上司,“不仅毫无保留,而且还怀着一种真挚而虔诚的个人感情”。

战争部长斯坦顿曾是俄亥俄州的著名律师,曾羞辱过林肯。当时,两人受邀到辛辛那提为一桩收割机专利案辩护。期间,斯坦顿对林肯极其无礼,他和朋友把林肯叫作“长臂大猩猩”,并粗暴地要求他退出案子。从那以后,林肯再没有踏足辛辛那提。这段不愉快经历也让林肯见识到斯坦顿对事业的殚精竭虑和奉献精神。斯坦顿是一个精力充沛、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此外,他立场坚定地拥护联邦统一,在布坎南政府任职期间,他曾秘密地为苏厄德提供南部叛乱分子对联邦发动袭击的情报。

在他务实、严格的治军和锐意进取之下,战争部面貌发生了根本性革新。到1864年,50岁的战争部长已须发斑白。尽管医生一再警告他,必须在“不工作、不操神、绝对静养”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健康。但林肯再次邀他入阁时,他立刻接受,继续每天15小时的工作。在个性、气质上,总统和战争部长看上去不那么合拍。斯坦顿性格严肃、暴躁易怒,而林肯喜欢在内阁会议上讲幽默段子逗大家一乐,以舒缓紧张气氛。每到这种时候,斯坦顿都会面露怒容,出口相对。尽管两人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但他们彼此信任,并且富有成效地合作。林肯确实有一种超越个人宿怨、羞辱、或痛苦的非凡能力。

然而,在风云动荡的政坛上,仅有道德力量是不够的。他对财政部长蔡斯的驾驭,充分地展现了一个高超政治家对人性和欲望的理解和把握。没有人能否认,萨蒙∙蔡斯是一名出类拔萃的理财高手。经历了1857年的经济恐慌、布坎南政府的腐败、以及南部的分裂之后,林肯新政府财务状况元气大伤。正是他的左右挪移和四处开源,为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然而,雄心勃勃的蔡斯对总统之位有着无法自拔的痴迷。即使在财长任上,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势力的扩张。在他眼中,林肯无疑是阻碍他通往这个目标的最大对手。在其美丽多才的女儿、华盛顿社交女王凯特的着力经营下,他家客厅逐渐成了林肯政府和第一家庭的批评家俱乐部。“座上宾”们可以任意痛骂林肯的政策,讽刺他的将军的无能,或者津津乐道于第一夫人的各种八卦。凯特清楚父亲的野心,她下决心打造一个不亚于白宫的“竞争者”,把父亲送上总统宝座。当1864年总统竞选再次迫近,为了营造舆论,蔡斯给地方官员、国会领导人、将军们、以及新闻记者写了上百封书信,详细叙述了林肯领导能力的种种缺陷,并暗示如果由他本人当总统的话,情况将有怎样的改观。

自始至终,林肯对蔡斯的小动作一清二楚,却从来不和他冲突,也不拒绝他的各种要求。反过来,林肯若稍有不如其意,傲慢的蔡斯就会怒气冲冲,动辄以辞职为要挟。林肯的朋友们愤愤不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总统一再容忍这位“野心先生”。林肯悠然地聊起他在肯塔基农场赶一匹懒洋洋的马的故事。有一天,这匹马忽然精神抖擞地快跑起来,一直冲到终点。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马蝇叮咬在它身上。
“如果蔡斯先生有一只叫作总统欲的马蝇在咬他,倘若这只马蝇会让他的部门全力以赴的话,我是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的。”
所以,只要蔡斯先生忠于职守,为规模庞大的联邦军队提供各种所需资源而辛勤工作,林肯就会对他耍的各种阴谋诡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64年6月底,这种克制终于到了底线。蔡斯第四次以辞职为要挟,逼迫林肯同意他任命一名记者为财政部第三助理部长。这一次林肯没有让步,收下那封气势汹汹的辞职信。时隔四、五个月,林肯还是举荐蔡斯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来他告诉一位参议员,从个人角度讲,他“宁愿把自己那张鹿角椅子吞下肚,也不愿提名举荐蔡斯”,但这对国家有好处,“如果我任由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判断,并因此决定他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我就该鄙视自己了。”

“这对国家有好处。” 1857年,前任大法官坦尼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做出一个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判定:宪法中的“公民”一词不包括黑人。这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间接导火索之一。斯科特一案,也使得坦尼本人和高等法院的名誉受到污损。林肯相信,身为激进派的蔡斯一旦执掌最高法院,会为维护黑人的权益做出实质性贡献。蔡斯没有让他失望,在他上任6周后,一位马萨诸塞律师被宣布成为最高法院首位黑人执业人员。

政治观点的分歧、党派的纷争、妒忌、个人的野心、权力的争竞……内阁成员之间此起彼伏的倾轧,使得总统的工作变得极其纷繁复杂。凭借着对人性的洞悉,林肯以善意面对矛盾和冲突,一次又一次化解他们之间的剑拔弩张,使得内阁对外实现了基本的团结与合作。每当内阁成员遭到党派和舆论的围攻时,林肯总是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并主动承揽一切“罪责”,从卡梅伦、斯坦顿到苏厄德……这为林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1864年8月,林肯的政治生涯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战争结束仍然遥遥无期,公众对黑奴解放仍有分歧,主和的民主党派对总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舆论讨伐,连共和党对他都缺乏信任。党内选举委员会骨干告诉林肯,他“再度当选已绝无可能”,党代会上“换马”的呼声很高,他们要求他主动放弃候选资格。

8月下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中,林肯把一份备忘录折起来放在桌子上,请内阁成员在不宣读文件的前提下签字。听到这个“荒唐”的要求,部长们一片错愕。

这是一份林肯为自己可能的竞选失败所做的预备方案。他假设,如果民主党候选人麦克莱伦当选下一任总统,而新总统又无法抵挡要求南北议和的压力,甚至允许南方独立。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要在最后几个月的任期里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和自己的老同事们一道不遗余力地打赢战争。

于是,他坐在一群各怀心事、老于世故的政客中间;其中,最多只有两个和他有私交。最后,他平静地让他们轮流在那份折起来的文件上签了字。

传记作家多瑞丝∙卡恩斯∙古德温说,林肯的办公桌里有一个特殊抽屉,里面是一些林肯在心烦意乱或者怒火中烧时写给一些人的信。每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克制自己,把信放进抽屉,等着情绪平复 —- 正如他在和妻子玛丽∙林肯20多年苦乐参半的婚姻中所修炼的。

“他们不懂我们的爱”

战争结束。刺杀当天是复活节,林肯带着夫人乘马车外出散步。玛丽依偎在林肯一旁,他们俩谈到欧洲和巴勒斯坦的旅行,以及将来回伊利诺伊老家的退休生活。
“他们都记着我怎样疯狂地毁掉了你的幸福。” 玛丽失神地说。
“那是他们不懂得我们。” 林肯说。摘自电影《林肯》

玛丽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名门望族,她父亲是一名老辉格党员,在肯塔基州参众两院都当过议员。据说她小时候非常淘气,外祖母批评她说:
“你这么淘气,将来想做什么?”
“当总统夫人。”

相比同时代的女性,玛丽所受的教育可谓出类拔萃。传说,林肯和她相遇于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节日舞会。林肯立刻被这个充满活力、言谈机敏的娇小姑娘所吸引,他用报告般的口吻说:我想用最难看的舞姿和你跳舞。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在林肯的一些传记中,玛丽被描述成一名面目可憎的悍妇,似乎林肯一生都在忍受她的折磨。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林肯的好友、律所合伙人赫恩登。赫恩登终生崇敬林肯,厌恶玛丽;一些男性传记作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

然而,许多一手资料显示:林肯夫妇的婚姻虽时有紧张,却是幸福的。两人往来的大量书信中,含蓄的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同舟共济的柔情蜜意。1848年,林肯到华盛顿就任国会议员,在信里谈到对妻儿的思念,愿意她到身边陪伴自己,但要求她答应“凡事做个乖乖女”—- 玛丽之前曾和邻居相处得不甚愉快。

少女时代的玛丽有许多仰慕者,包括后来成为林肯主要对手的政治家史蒂芬∙道格拉斯。玛丽曾对一位嫁给老迈富豪的女友说:“我宁愿嫁给一个好人、一位具有健全心智的好人,他为了名誉和权力充满理想,前途光明,而不是嫁给任何名门望族 —-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枯骨。”

结婚头几年,小夫妻寄住在租金几美元一周的小旅馆里。在奴仆环绕的大宅院中长大的娇小姐坚韧而骄傲地生活,经营着拮据的小家庭。

玛丽性格急躁,情绪起伏大。次子埃迪夭折后,各种关于她的难以理喻的段子开始流传。有人看到她拿着刀在院子里追着丈夫砍,或是当着众人把一杯热咖啡泼到丈夫脸上。在邻居眼中,林肯养成了一种“保护性装聋作哑”的习惯。每当玛丽脾气发作,他不和她争吵,安静地离开或带着孩子外出溜达;如果还不能风平浪静,他就去州立图书馆或办公室过夜,直到自己心平气和。

无论别人如何评价玛丽,林肯珍惜着自己的家庭。他理解妻子的个性,包容她的弱点。玛丽曾自豪地说,林肯“最善良,他是这世上最温柔和最富有爱心的丈夫和父亲”。

林肯早期的从政经历并不顺利。有人认为,支撑他一路走到白宫的,正是玛丽不屈不挠的信念,她坚信丈夫在“整个国家无人匹敌”。1858年,林肯败在道格拉斯之手,玛丽却对这位早年的追求者不以为然,“在智力上,我丈夫在道格拉斯之上,正如他在身材上占上风一样。”

即使在21世纪,醉心于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女性都不会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欣赏和推崇的,比如希拉里∙克林顿。这部分解释了林肯夫人为何受到如此之多的非难。

内战期间,玛丽承受着亲情撕扯的痛苦。她有4个兄弟、3个姐夫效力于南方“叛军”,其中4个被战争夺走生命。1863年,受林肯邀请,玛丽新寡的妹妹玛莎北上肯塔基看望老母,曾在白宫小住。当时,反对派报纸诋毁玛莎是南方的间谍,说她非法走私违禁品云云,逼得总统亲自为妻妹做证。

1862年,三子威利夭折,玛丽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情绪越发难以控制。这让林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即便如此,玛丽依然忠诚地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华盛顿几次濒临沦陷,她都在炮火声中陪伴丈夫左右。曾有人在林肯的马车上做了手脚,设计了一场事故,玛丽从解体的马车上跳下,背部和头部受伤,健康状况雪上加霜。

林肯遇刺当天下午,夫妻俩驾着马车外出。两人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计划未来的旅行和生活。但就在当晚,玛丽亲眼目睹丈夫倒在血泊中。

她曾说,倘若不是为了她的(幼子)“宝贝塔德”,她“很乐意拥抱死亡”。塔德的死,成为击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行为越来越失常,长子罗伯特不得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1882年,63岁的玛丽离开人世,她被安葬在和林肯最初相遇的斯普林菲尔德。

 
—— 徐琳玲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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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启示 -‹张千帆›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也远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 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 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 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士绅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如果统治群体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些职能越是脱离贵族之手,他们的特权就越显得不合适。

后面这种情况所描述的正是大革命前的法国。法国贵族享受种种特权,却不干事,因而很容易被当作社会不公的标靶。统治权则由中央行政垄断,和贵族与公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知们代表“第三阶级”的公共利益,和第一阶级(国王)与第二阶级(贵族与僧侣)形成截然对立甚至誓不两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文人成了公共意见领袖,并一时扮演了在自由国家属于职业政客的角色。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领导地位。” 一旦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发生本质分裂或貌合神离,那么政权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合法性,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执政集团我行我素,公知主导的公共意见则毫不留情,进而引起执政者的反感、恐惧和反弹,官民渐行渐远,失去共同语言。执政者愚顽保守、执迷不悟,反对派则偏执激进而缺乏经验,政府的顽固加剧了社会的绝望和愤激。

这种状况正是值得当代中国警惕的,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结构虽然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但是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之间的制度性割裂却不无相似。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有的被吸纳到体制内部,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对执政者提出发自内心的忠告,而只是满足于充当贯彻领导意志的“谋士”乃至“秘书”。被体制同化之后,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形成和引导公共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无力弥合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知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虽然人数有限,但是往往掌握巨大的公众话语权和号召力;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良心学者”,是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但是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一样,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执政并从中获得日常政治经验,不懂得社会治理的油盐酱醋,提出的主张也很容易成为画饼充饥式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动乱,其所导致的后果甚至会远远超过法国革命。

三、都是制度惹的祸

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公知表达了一种鄙夷,这当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事实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公知只是集权专制的必然现象,而法国的体制才是这本书的落脚点。简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命题就是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旧制度;托克维尔的雄心在于追根溯源,找到法国革命的制度史起源。他已经提到,法国公知之所以对政治缺乏兴趣和经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革命激进,而是因为体制不允许他们参政,所以才和政治渐行渐远,以至到革命那一刻完全站到体制的对立面。至于民众之所以如此轻易为公知所绑架,也是因为体制自己无力争取民心,又不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形成公共意见:

既然法国不存在任何自由组织,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有经验、有组织的党派,也就没有这类党派或团体来引领公共意见;一旦公众感觉到情绪萌动,它就完全成了公知们的囊中之物,因而只能期望革命的指令将采取抽象原则、一般理论的形式,而政治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

既然政府不让知识分子和人民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自由讨论政治制度选择,人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政治思想受到如此长期、如此彻底的窒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民和公共事务如此彻底不沾边,对研究事件进程如此不习惯,以至不仅一般法国人对‘人民运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也几乎不理解‘人民’是什么意思。” 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必然是幼稚和轻信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尤其容易为了追求某个伟大幻想而不择手段、抛弃一切:

假如法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或即便是通过省议会关注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也不会让自己陶醉于文学家的理念之中。同样的,假如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成功地渐进修正而非摧毁古制精神,也许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新秩序欢呼雀跃。然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自己是旧制度的牺牲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不仅对老百姓好,对体制本身也好,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控制公权腐败,维持政府形象和民意支持,而且因为它会让老百姓成熟起来,不再是一受蛊惑就揭竿而起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现实希望。相反,一个成熟的民众既不会让政府那么容易滥用公权,也不会动不动就想颠覆政府甚至推翻政体。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也让统治者及时了解民情并看到拒绝改革的真实危险。集权国家的政府特别“自信”,正是因为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对政府的评价并罢免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因而政府没有任何压力去实现民众的期望;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及至大革命前夕,政府想改也来不及了。因此,“政治自由不仅使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使统治阶级能够看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危险。它对两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一盘散沙,“秀才造反”即便成功也很难持续,最后还是要依附中央集权。革命非但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剧集权。以前是国王,现在是议会,但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议会民主的集权效率或许比王权更高:

在旧秩序下,政府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乃至愿望。一旦发生革命,恐怕找不到十个人一起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求助于中央权力的帮助。因此,一旦中央权力从皇家行政手里转移到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当君主的仁政为民主的无情政治取代,后者不受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力量哪怕能片刻停止它的行动。致使皇权崩溃的同样因素造就了继任者的绝对权力。

在这里,托克维尔澄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并第一次从法国革命预见到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兴起。一般认为,民主似乎是专制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经知道,民主制和君主制是同样可以被滥用的;独裁者固然是暴君(Tyrant),但是靠夸夸其谈、蛊惑民意、收买选票上台的“煽情者”(Demagogue)又何尝不是。然而,如果说领导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发动法国革命的草根们则把“人民”捧上了天;卢梭用“公意”概念偷梁换柱,让多数人绑架全体,“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理想。但是托克维尔正确预见到,现代专制甚至极权体制正是以民主或“人民”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当然只能是假民主,“人民”只不过是独裁者随心所欲、公权私用的面具。据他观察,这种倾向在法国早已有之:

早在革命之前,经济学家(Economists)就在倡导“民主独裁制”(Democratic Despotism)……主权在理论上寄生于一个不加区分的“群众”之上,但是它控制或即便是监督自己政府行为的一切手段都被小心翼翼地剥夺了……这个主权不受公共意见控制,因为公共意见没有任何手段让自己得到听取;国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律,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它的暴政。

在专制集权方面,中法两国颇多相似之处。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实权。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虽然革了皇帝的命,但是集权体制却进一步加剧,其后果也和法国革命类似。“人民民主专政”有如“民主独裁制”的翻版,而恰恰在“人民共和国”,人民被架空了;公权我行我素,不受公共意见约束。公众无可奈何,只能诉诸革命;但是如果“人民”只是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公意”只是一个被玩弄的概念,那么一次革命无济于事,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继续革命”……对于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生活得太久的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的宿命。

四、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集权专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致命的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集权国家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即便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也不例外,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外表看起来万民同心、一团祥和,实际上内部早已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分裂已是无所不在,公知和政府的决裂只是社会分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暴力革命的发生本身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以至一部分人要革另一部分人的命,首先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原始状态,而没有“共和”、“共同富裕”、“和平共处”或任何能够将这个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观念。当然,在专制国家,这种共同体本来就不存在。所有专制政府的本质都是鱼肉人民,因而从来不可能真正“共和”。

托克维尔指出,集权专制首先拉大了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为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受了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 因此,贫富阶层之间首先没有共同语言:“一旦贫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共同活动、共同苦难,他们的思维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好比一本封闭的书,尽管他们一生都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 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别扭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公正的制度或法律根本经不起公共意见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公开自由的讨论,既得利益者压根就没脸提出诸如法国征税体制之类的恶法。

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当时的三大阶级——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并指出他们在大革命前各自为战的状态。首先看看农民,当时的法国农民和当代中国农民似曾相识:“法国农民没有分享那个时代的工业进步。在一个以启蒙闻名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却依然落后而未受到任何教育……因此,农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悲惨状态,就和监狱里的囚徒一样隔离于外界影响。” 当然,法国农民没有中国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饥挨饿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像当年法国农民那么与世隔绝,但是两者的相似是显然的。虽然经过了包产到户的致富,中国农民无疑仍处在受歧视和受轻视的社会底层;改革开放赋予农民劳动致富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剥夺了公社体制对他们的一点有限保护,将他们完全抛向市场和社会,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市场风险、上学成本、看病成本、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疾病的风险、因征地而失去生计的风险……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民很难说比八十年代更有幸福感,那么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民也说不上比几个世纪前的农奴更幸福:

18世纪,法国农民享受公民自由,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其它阶级蔑视农民。事实上,和任何其它地方或时期的农民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民都和社群更加孤立……他们不再是庄园主的臣民和受庇护者,而他们也尚未成为公民兄弟。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14世纪的农民更受压迫,同时也更受关护。18世纪的法国村民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破败社群,……村民们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温柔同情,而后者的主要考虑是利用他们作为财政收入来源。

如果说贵族天生瞧不起农民,那么刚刚脱离农民身份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完全隔绝于人民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创造新的不公方式。事实上,他们和贵族一样迫切地为自己保障特殊待遇。他们来自农民,但在他们眼里,农民却成了不可理喻的外星人。” 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同为社会精英,照理说应当携手联合、并肩作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也彼此疏远,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

法国贵族对其它阶层固执地坚持冷漠,并成功免除自己对社区的绝大多数义务,兴高采烈地幻想他们在逃避义务的同时还能维持崇高的地位……贵族们顽固拒绝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或哪怕是公民同胞,不久便被迫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实际上,贵族是一群孤家寡人,谁也领导不了;在遇到攻击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

一旦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之间完全隔离,而在三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化,每个阶层都分裂为几个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群体,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兰西看起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均已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央政府,但在它衰落的时候也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力挽狂澜。

换言之,中央集权看起来很强大、超稳定,实际上早已离心离德、岌岌可危。这样的民族生活在垂直化管制之下,在水平面上则是处于中空游离状态;人民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割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政府对自己的管制和保护。一旦政府垮了,这样的社会是不能自立的,因为长期的集权专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只能在经过短期混乱之后回归专制,如此循环往复……这正是法国革命的遭遇——革命推翻了一个温和的专制者(路易十六),不久却又请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拿破仑),看似阴差阳错,实际上只是中央集权制为法兰西民族预先确定的命数:“我们有时发现,这个民族即便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体现出奴隶思维。如果说以前是面对主人桀骜不驯,现在则是无能管理自己。” 当社会各阶层不能联手合作,共同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精英领袖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自治,而只能让一个外来的主子进来干预,并永远依附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他者”的管制。

五、政教分离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 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 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 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事实上,在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权力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控制的独裁者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 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作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它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这套信仰也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在高度集权体制摧毁社群自治并造成信仰真空之后,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六、代结论——挥之不去的革命阴影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提到了触发法国革命的诸多其它原因,其中不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熟悉的——不尊重私有产权、补偿不公和延迟、不尊重遗嘱、司法不公、超期羁押、刑事程序有名无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触发革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又都是旧制度衍生的结果。托克维尔洞察到,大革命正是旧制度自身埋下的种子并结出的苦果。两者看似相反——大革命造了旧制度的反,实则是一对兄弟冤家——不仅旧制度成就了大革命,而且大革命延续甚至强化了旧制度。如果真的像革命者想像的那样,革一次命就脱离了旧体制的魔咒,未免太天真了;托克维尔甚至可以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革命思想家的“空谈误国”和政府自我封闭式的“求真务实”恰成镜像。当然,空谈是要误国的;革命折腾一阵之后,还是要回到实干,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集权强大——当然,故事并不会到此结束,不过以后发生的事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复述。如此循环往复,旧制度与大革命真的成了集权国家摆脱不掉的窠臼。你仿佛看到西西弗斯在推着石头,一次次从山谷走向山顶,但这块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回原地的……

托克维尔的贡献首先在于诊断法国旧制度的特征“基因”:它不是王权,更不是“封建”——虽然曾经有过封建;它是中央集权,这才是法国有别于英国的政治基因谱系。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法国的中央集权不知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托克维尔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也许它是源自一次偶然的征服,也许法兰西民族和英格兰近邻相比过于和平,没有在大小战争中练就足以抵御专制的强悍民风……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或许具体的起因没那么重要,法国的集权体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集权产生分裂,社会逐步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横向联系不断削弱;人民越来越依赖政府管制,并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差别、没有组织、没有信仰的清一色“群众”。“群众”仰仗并因此而强化集权管制,不断强化的集权体制将更多的人转化为依赖管制的“群众”……等到这个过程彻底完成的时候,法兰西的黄历已经翻到了路易十四。再等到大独裁者把权力传到孙子辈,专制之木早已成舟,即便国王好心想改也不行;不切实际的公知和政府唱对台戏,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不断攀升,政府在人民心中却已威信扫地,以至改革进行了一半就触发革命。

不论如何评价法国革命,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集权国家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当中央集权的政治基因完全发育成熟并成为制度定式,它已经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土壤;更准确地说,它已经彻底破坏了社会自足自立的基础,使之须臾离不开自己的管控。法国革命之后不仅迎来了拿破仑专制,而且也经历了王朝与共和的一连串更迭。不靠谱的不只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公知们,还有历朝历代的民粹政客们。他们或以“公意”自重,或以“民意代表”自诩,为天下苍生执掌至高无上的“选民权力”,个个胸怀远大、目中无人、一贯正确,很难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相互妥协,结果自然是只开会、不出活(立法),议会成了清议、吹牛、吵架的场所。就连《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杰出立法也差点毁在这帮“空谈误国”的政客们手里,最后还是在拿破仑的高压专制下才获得通过,也难怪人家把这部法典冠以自己的名字。当一盘散沙已然成为民族习惯,就很难让它的成员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治理问题。因此,民主乱秩序,就回归专制;专制失民心,又重返民主……幸好拿破仑专制是开明专制,法国社会自此逐步走上独立于政治的法治之道;否则,这么走马灯地更换政权乃至体制,哪个民族都受不了。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将这个民族振醒,战后第四共和宪法故态复萌。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另一位出身军人的政治强人(戴高乐)执政,在宪法上用行政权制约立法权,才让法国走上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

中法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因而法国革命的教训的确是中国改革的前车之鉴。但是要真正做到以法史为鉴,必须直面《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真命题,而不是对造成革命的深层制度原因采取“选择性失明”,否则便无法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集权主义陷阱解套,也无法实质性地规避改革进程中的革命风险。如果中国改革如此“摸着石头过河”,注定要掉进革命的激流中。

 
—— 张千帆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May 2013
—— 留美博士 ◊ 1984–1999在美国生活15年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OECD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13年9月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该报告对 OECD 的政策建议做了多方面的更新,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包括: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医疗改革、绿色增长、气候变化和城市化。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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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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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ptember 5, 201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ssued a report: China –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Policies for sustained and inclusive growth. This report presents an update of OECD policy advice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to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include food security, social safety nets, health reform, green growth,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isation.

http://www.oecdchina.org/topics/coopchina/2013/20130905.html
http://www.oecd.or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