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到跟安（Ann）见面。
“请坐。我调阅了关于你的资料，很不错嘛，你有注册会计师执照，又有硕士学位。”
安一开场就给我一番夸扬。美国这个当今最现代化的社会，其实很传统，良好的背景材料会给你加分不少。专业执照隐含的蕴意是执业者必须诚信，在这里就增加了我的说话的可信度。

“首先我们得补足一些程序文件，”安拿出那天C处长让我签字而被我拒绝的文件，
“这个你应该签上名，同时也能表示你很配合。”
我能感觉到她的善意，至少是不怀恶意，所以没再拒绝签名。后来仔细看这份文件，才发觉上面除了罗列数状，同时也写明工会的电话及我的抗辩程序和事项。

“你讲一讲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情况，你觉得办公室工作氛围如何？对P科长这个人你有什么看法？”
跟安这样的人谈话会让人平和，因为她的平和会感染到谈话对象。我尽量中肯地回答，避免走极端，同时例举办公室同事的声音，以显示我的看法并非特例。安又问了事件发生的情况。我虽然极力镇静，但对于法院限制令的担忧让我难掩焦虑之情，不时诉苦叫屈，表达不满和无奈。

“你跟工会代表交流过这件事情了吗？”安问道。
“还没有，不过已经跟他们约定了时间。”我回答。
“很好，”安继续说：
“我能看出你的紧张和焦虑，所以我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顾问。以我的了解，你们目前的医疗保险允许你看心理医生只需付少量费用，一年看五次以下心理咨询顾问完全免费。”

对安的信任让我对她的建议言听计从。回到家，找到医疗保险上心理咨询顾问的电话，打过去，要求与心理咨询师约定时间，接线人员说他们有会讲国语的心理咨询师，问我是否需要。当然更好，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鸿沟让我今生都无法逾越。工作上就事论事倒是没问题，思想心理的传神意会却无法企及。（就如现在写这些博客，换成英语会让我搁笔作罢。）

好不容易捱到跟工会代表见面，负责我们部门的是一个身体健壮的黑人，杰特（Jett）先生。他已经从雇主处得到一些材料（雇主循例要将给雇员的行政指令传递给工会，并且我给他打过电话后，他也向雇主索取更多资料），听完我的简单叙述后，他表示行政离职（Administrative Leave）部分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会尽力处理；但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部分超出工会的涵盖范围，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帮助介绍律师。

我表示目前暂时不打算请律师。因为限制令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远大于行政离职，并且前者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后者，他告诉我目前应该全力应对限制令（当然他不说我也知道），等待有结果后再与他联系处理行政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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