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律师离开座位，去到陪审席前面，对新上来的人提问，大多是一些重复的问题。又轮到辩方律师提问，如果没有新的问题，也可以放弃提问。这时候法官的解释才让逐渐看出头绪的我完全明白过来，当然律师和以前经历过者已经知道这些规则。
“现在轮到辩方律师行使权利。双方各有六次机会更换陪审员。”

也许读者你也醒悟过来，为什么陪审团里看不到口无遮拦、吊儿郎当、或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看不到垂垂暮年的老者，或者别的你一眼看上去就感觉不好、言行偏激的人，因为他们毫无疑问地会被控方或者辩方律师请出去，而律师请任何人出局都无需理由。虽然天下无完美之事，但这些程序很大程度上让心胸开明、不偏不倚的人留在陪审团；因为你偏倚控方，辩方律师会让你出局，反之亦然。显然，体现律师水平的高低，如何提问及如何行使更换陪审团员的权利是重要一环。

“我要感谢第几号陪审员，同时请他/她离开。”这次是辩方律师的声音。
法官一番盛情感谢，然后再拿起名册补充新人。如此重复，颇费时间。这道程序还没完，又到了该中场休息。美国劳动法规定上下午各有15分钟带薪工间休息时间，当然有的小公司没有认真执行。法官照例要交待：
“不要与控辩双方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交谈，请保持距离。”
我留意了一下，虽然都在楼层通道上休息，始终没有人越雷池一步，双方当事人也只是跟各自律师轻声交谈。顺便提一句，我自始至终没看到法警，不知是否因为这是民事诉讼（刑事法庭我不知道，希望下次有机会见识）。事实上这一层楼我没看到一个警察，美国人总体上守规矩，当然总是有例外，只是比例不同。

休息过后重新进场，继续刚才进行的程序。控辩双方律师各自请不满意的预备陪审员离开，法官再从旁听席上点名补充。因为右边那一组还有一些人，所以我们这一组到这时还没有一人被叫到名字。控辩双方律师再向新上来的人提问，再各自行使请任何人离开的权利，包括刚补充进来的人。终于听到辩方律师说：
“我接受这个陪审团。”
控方律师又换了一个，终于双方都表示接受。法官大妈夸张的声音：
“哇，一个伟大的陪审团诞生了。你们将全程审理这起诉讼，除非有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这场审理将持续9天（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有X美元的补贴，记不得数额了，感觉是够午餐和交通略有余）。你们不需要是法律专家，我会给你们解释相关的法律条款。开庭时你们只需要听取控辩双方陈述，然后有时间让你们到旁边的讨论室里去讨论，每个人必须投票表态。因为这是民事诉讼，需要四分之三的陪审团员通过才能确定哪一方胜诉（刑事法庭需全体通过才能裁定有罪，重大案件陪审团人数更多）。
“哦，我们还需要两名预备陪审员。你们知道，预备陪审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错。当有人必须离开时，他们是我们的倚靠。

法官又拿起名册，此时右边旁听席上还坐着两、三个人，这次点到我们这组。第一个人借故离开，第二、三人欣然上前。控辩双方律师再提问，表态接受。到这个时候，坐在这里备选的我们也算完成任务了；旁边有人吁口气，如释重负。

律师说出半句话，可能是在依照程序进行下一步；不过法官大妈打断他：
“等一下，”从最前面的法官席上站起来：“我得表达我的感谢。”
然后走到我们这组旁边，穿着法官袍，拍了旁边一人的肩膀，对我们说道：
“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感谢大家，欢迎你们有空时来坐一坐，我会非常想念你们。”
唉，这些个美国法官大妈，把中国人心目中庄严神圣的法庭也平添几分不庄严的成分。不过你如果就此以为法庭可以开玩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控辩双方律师对于对方提问的抗辩是否通过，全凭她嘴里不紧不慢蹦出来的两个单字，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到这时人们早已经知道她喜欢装腔作势调节气氛，所以都轻松一笑，一个个开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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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法庭程序继续进行，我也才逐渐摸清头绪。陪审团席上14人由法官随机点名上台后，由控辩双方律师向他们提问，此时正进行到控方律师提问这一阶段。律师走到陪审团席前面，继续他刚才我们这组进来之前的提问。律师会问每一名预备陪审员，问题大都是一些很宽泛的话题：
“你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念过大学？”
“以前有没有进入陪审团参与案件审理？参加过几次？”
“你有没有亲人或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记得律师问。
“你怎么看他们？或者说你怎么看待政府部门？”
 
记得当控方律师用手指着当事警察，问一名预备陪审员：
“你能看出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看上去和蔼可亲，你是否相信受过良好教育、和蔼可亲的人也会伤害他人？”
这时候辩方律师迅速站起来：
“反对这个提问。”
法官发言：
“驳回反对。”
于是控方律师几乎对接下来的预备陪审员都有这个问题。双方都有反对对方一些提问，其中一些被法官驳回，一些认可。

这些提问的意义到下一步程序时我才弄明白。提问颇费了些时间，听到控方律师讲：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预备陪审员回答后，控方律师：
“那么我再问你…”
这时法官大妈那不紧不慢的声音又传过来：
“我似乎听到你刚才讲那是最后一个问题。”
控方律师呆立片刻，张嘴，没说出话来，走回自己的座位。

接下来轮到辩方律师提问。因为此前的控方律师已经问过很多，相信其中一些也是他本来预定的问题，所以他的提问就相对快一点。再加上他讲话语速很快，法官几次提醒让他放慢，以便让所有人都听清楚。

终于问完，也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法官又发言了：
“附近的美食多得不得了。向南走两个街区，那里有我最爱的午餐。相信你品尝过后，再也不想回到这间法庭里来，在那里坐着可比在这里舒服多了。
“注意事项是：不要与控辩双方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交谈，请保持距离。”

因为我们的办公楼离这里不算远（很多政府办公楼在市中心地带），我也还比较熟悉。随便找了家店吃了午餐，再晒晒太阳。要求我们在1:30pm回到法庭。慢慢走回去，跟同时等待的人聊上两句，时间也就到了。

继续开庭，进行下一项程序。听到控方律师在讲：
“我要感谢第几号陪审员，同时请他/她离开。”
于是陪审席上相应座位号上的那位先生/女士站起来，法官的致谢总是免不了的：
“你知道你呆在这里的几个小时对我的工作及我们的法律系统都是巨大的支持。祝你下午愉快。”
那位先生/女士便开门出去。有的被请出者如释重负，不用在这里耗时间了；也有的耸耸肩，也许有点遗憾。

法官拿起右边旁听席上那一组的名册：
“现在我们得再找一位先生/女士坐到那个座位上。我要说明一下，这一起诉讼审理需要9天时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出来。”
法官叫出一个名字，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
“我非常希望参加陪审团，但我必须得接孩子放学。”
“好吧。”法官很慷慨：“我们不能让孩子孤独地等待，你现在可以去接孩子了。”
那人喜形于色：
“谢谢法官。”
达到目的了，美滋滋地开门出去。法官又拿起名册：
“汤姆。让我们来听一听汤姆有什么重要的事务让他必须离开这里。”
汤姆站起来：
“我一向很热心社区公益活动，只是这两天感觉有点疲倦。”
和蔼可亲的法官大妈：
“哦，我们热心的汤姆真应该好好休息。开车回家注意安全。”
汤姆连声道谢，又美滋滋地开门出去。法官再叫第三人，这位先生很高兴，径直走到陪审席的那个空位坐下。因为有不少人士乐于参加陪审团，同时还有我们这一组第二预备，如果需要还可以召集更多组，法官大可不必让心怀勉强的人进入陪审团（即使进入也很可能被律师请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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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前在电视节目里就看到美国法庭上有陪审团，只是不知道来龙去脉；直到亲身经历一次，才知道其中的一些细节。在这里写出来，与各位分享。

那日下班回家，信箱里有一封洛杉矶高等法院寄来的信，告知被选中履行 Jury Duty（陪审团公民义务）。每个公民都有几率被选中，每年最多一次，也有人几年不曾收到。因为很费时间，所以很多人找理由推脱。如果有正当理由，法院会给你延期；如果不作理睬，将会被罚款以至传讯。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 Jury Duty，心里有几分新奇，加上我本身多事的性格，所以很乐意参加。按照信中的提示，第一步是与雇主沟通以协调时间。当时我正在政府部门工作（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循例给与带薪时间，小公司有的给时间，但不带薪），第二天把信交给头目看。没想到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让我推脱，来回两轮之后，生性倔强多事且蔑视威权的当年的我（当时正在与我的政府部门雇主打官司，以后再写这个比较长的故事）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我不打算推延，而是按时报到。

遵循信中的步骤，我填好表格，在法庭的网站上登记妥当。信中同时说明需要从X月X日开始的那个星期天至星期四，每天下午5点以后上网或电话查询是否第二天需要去法庭报到。如果连续五天都不需要报到，同样被视为已完成此次 Jury Duty。

在那个星期的周日至周二，电话里的语音 — 在我输入信上分配给我的号码以后 — 提示不需要报到。我感到有点遗憾，心想可能像很多人那样五天都不需要报到。星期三晚上再打电话查询时，语音告诉我第二天早上去法庭。

第二天早上去到法院指定的等待大厅，已经坐了许多人。交上已经填好的表格，便是无聊地坐着等待。好在几年的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经历让我对其中的低效率已经见惯不惊，不像周围有的等待者那样坐立不安。

差不多10点钟的时候，工作人员开始点名分组，每一组20多人，分去不同的法庭。我与同组的人一起乘电梯去到指定的法庭门外，法庭秘书出来交待了几点事项，一组人便进到法庭里。

这时才发现我们之前已经另有一组先到，应该是在一、两个小时前。陪审团席上已经坐满14人（12名陪审员和2名后备陪审员），应该是从前一组里由法官随机点名上台，其余人坐在右边的旁听席上，法庭秘书安排我们这一组坐在左边的旁听席上。控辩双方当事人及各自律师坐在前方的大桌旁。

美国法庭有很多中年妇女法官，我已经见识过几次，这一次又是大妈级。与办公室同事聊天时听他们讲，等到符合多少年从业经历等资格要求时，也就人到中年，而公职部门会倾向于照顾妇女。这次的法官喜欢用一些夸张的词汇，让人轻松发笑。她首先对我们这一组表示无以言表的欢迎（相信对前一组也一样），然后介绍控辩双方律师及本次案例。

这起诉讼是关于两年前的一次交通事故，两名老年人和他们各自的律师起诉一名警察和警察局，要求赔偿。辩方是一名警察（西装领带）和两名政府律师（看样子年轻那个是来参加锻炼，都由年长那个在提问）。美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和大公司都有自己的专职律师队伍，以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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