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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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报导

作为国家情报官的副手，卡尔先生曾带领美国情报界的16个机构，为总统、内阁成员、国家最高军事领导层起草政府对于国家威胁的最高级评估。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办公室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代表，参与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定谈判。他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为美国政府撰写、谈判、及传达条约协定；还曾经主持中央情报局作战处在4大洲的多个敏感项目。格伦酷爱阅读，学识渊博；是名副其实的博学之人，年轻时是一名明星运动员，期间打过冰球和美式足球，造诣颇高。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管理学士学位，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欧洲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美国13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75年来一直积极领导国际社会。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25%，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4%多一点。美国的军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预算比紧随其后的12支军队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大国，也是最多元化、最具创意的经济体；几乎引领着所有对经济和军事优势至关重要的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材料科学；其民主模式为世界树立了240年来一直仰望的标准。

然而美国这个巨人现在步履蹒跚。今天，美国人担心国家正在衰落；其经济逐渐向超级富豪倾斜；国家政府几近瘫痪。中国正在挑战华盛顿的国际力量和领导地位。美国社会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多达40%的美国人认为“强人”领导者——极右翼分子——比民主更胜一筹。

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更穷。美国的许多政治温和派及进步人士担心，美国的民主将被法西斯专制所取代，并认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现在的共和党是法西斯主义者。不过在美国政治分野的另一面，2020年12月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益普索民意调查发现，39%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受控于一个险恶的“深层政府”，这让他们恼怒。

社会压力 / Social Stresses

我的家人和我这样的人造就了美国。自从我的祖先乘坐五月花号于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岸，建设美国的人就是这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俗地称为WASPs。塑造美国350年的基本上是英国文化，然后是西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清教和新教精神。

经历15代人以来，美国在文化和法律上还是白人社会。即使是在我这一代人长大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美国人仍然改换姓氏，以便听起来更加“盎格鲁”——去掉最后一个元音，比如从意大利式（及天主教徒）的“Lombardi”改为“Lombard”，以显得更接近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不是“异教徒”或非美国人。足有10%的人口是黑人，但他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生活在文化边缘。一半的国人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仅限白人”的政权中，这是几个世纪的白人统治和黑人奴隶制的遗产。在媒体上，人们只能看到像我这样的白人面孔，除了很少出现的下属或“外来”角色。当然，美国也像这个世界的其它太古之地一样，只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不过随着1965年民权法案的通过，美国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黑人和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此外，数以千万计的不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移民抵达美国。当我出生时，美国有超过88%是白人。到2045年，只有不到50%将会是白人。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选出了一名任职两届的黑人总统，一名黑人印度裔的女副总统，第2次出现天主教总统。

今天，美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黑人中产阶级；亚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长。亚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在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机构中担任着许多重要职位。女性现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担任着无数的关键职位，包括董事会。这场人口和社会革命让美国变得多样化，但也引发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应，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分子：唐纳德∙特朗普。

社会上保守的白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已经走上街头，力图“拯救”他们的国家避免这些变化。唐纳德∙特朗普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但拒绝接受经过核实的结果，共和党已采取数十项措施限制非白人的投票权。一直在谈论内战，并且发生了暴乱。

经济压力 / Economic Stresses

实际收入差不多停滞了大约40年。全球化摧毁了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的所有部门。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已经转移到海外工资较低的经济体。1960年代，大多数家庭仅靠单个男性的收入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如今，60%的家庭需要2份全职收入才能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根据一篇布鲁金斯论文，女性占到“家庭总收入增长的91%”。

2019年，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近40%的美国人“无法用现金、储蓄、或可以迅速偿还的信用卡借款来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情况”。拥有$41.52万亿美元的资产，前1%的家庭控制着国家32%以上的财富。只有$2.62万亿美元的资产，底层50%的人只拥有2%的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正在造成社会和政治紧张。

共和党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些不满为诉求，而经典的煽动者特朗普利用这些不满一路登顶总统职位。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停滞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以及他们失去的白人社会地位——归咎于全球化，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人的手法。从那以后，该党逐渐将其诉求建立在这种比喻和恐惧之上。

今天，共和党人系统地反对联邦政府的任何行动，将其视为对“自由”的威胁。他们寻求减税、取消经济监管、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削减教育支出，他们认为这些是危险的社会工程手段。

政治压力 / Political Stresses

正如麦凯∙科平斯在“大西洋”杂志上指出的那样，在1994年成为共和党领袖之后，“纽特∙金里奇将党派斗争变成了流血运动，破坏了国会，为特朗普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作为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试图妖魔化并摧毁民主党。他拒绝合作，更别提在白宫或国会与任何级别的民主党人妥协。

当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无情地反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计划。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麦康奈尔宣称：“我们想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奥巴马成为一届总统。” 今天，麦康奈尔表示，“他100%的重点是阻止”拜登总统的议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联邦政府几近瘫痪。美国陷入政治僵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条。首先，共和党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党派化。民主党仍然比较温和，愿意妥协，但从共和党那里得到的回报很少。其次，美国的选举结构不成比例地偏重于农村地区，那里是焦虑、愤怒、保守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其他白人居住的地方。更加种族多样化、城市化、有学识的公民倾向于住在大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2019年7月1日，怀俄明州的人口为578,759人，而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为39,512,223人。在总统选举中，怀俄明州有3张选举人团选票；加利福尼亚州有55票。这意味着怀俄明州的总统选票价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72倍。不过，怀俄明州真正的优势在于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美国的每个州都选举产生2名参议员，无论其人口数量。这使得怀俄明州的选票价值比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高出68.27倍。

这种偏重人口较少的农村州的选举结构给共和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让他们得以在过去的6次总统选举中获胜2次，尽管只赢得少数普选票，并且时常在国会和参议院占得多数，尽管总票数更低。美国的政治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常是一党控制白宫，而另一党则控制国会，或至少是其两个议院中的一个。美国的这种党派僵局实际上使得立法陷入停顿。

这种选举和制度上的精神分裂导致的后果随处都可以看见和体会到：美国的道路、桥梁、给排水管道、港口设施、教育状况现在远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部分到访美国的外国游客评论说，美国的基础设施让他们想起1950年代——那正是大部分设施建成的时候。新干线，日本的子弹头列车网络，让包括我在内的美国人敬畏，那些铁路线已经有50年历史。美国一直是遭受种族排斥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社会、经济、及政治瘫痪的压力和失败现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得更广泛。即使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不能幸免。

全球压力 / Global Stresses

特别是两个全球性问题塑造了美国的公共生活和自我怀疑。首先，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挑战美国在贸易、技术、外交、及军事实力方面的领先地位，对美国构成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衰落的标志。

其次，全球变暖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影响关于环境、经济、及政府角色的许多政治辩论。真实的灾难迹象已经展现给我们。西海岸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且正在经历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到2050年，东海岸的海平面将上升近50厘米。2021年，美国海洋和大气协会预测，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海平面也会上升同样的高度。到2050年，我的五月花号祖先在400年前开始探索美国的地方将被大海吞没。

然而，即使是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也在分裂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深层政府”制造的骗局，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有工作。某些人甚至断言，加州的野火关联于“犹太人太空激光”。这些共和党的观点混合着精神失常和古旧的极右翼修辞。美国两大政党之一认为这些危险的谎言和幻觉会殃及美国的未来。

在竞选期间以及成为总统之后，乔∙拜登宣布未来4年将是一场“国家灵魂之战”。他和他的政党必须结束美国公共机构和民主机制的瘫痪，弥合社会分歧，减小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们必须重建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迎接中国作为国际和经济事务中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所带来的挑战。

共和党以及近40%的美国民众将反对拜登的每一步尝试。国家的政治结构偏重于农村，因此这40%的群体始终拥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大约一半的控制权。拜登必须赢得多数席位，才能以最微弱的多数票通过立法机构，实施其变革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外交政策。

并且这种多数优势很脆弱。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有50席，民主党有48席，独立人士占2席，2名独立人士都参与民主党的党团会议。副总统主持掌管参议院并支持总统，但只是在50票对50票的情况下才投票。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总统都得奋力拼搏才能将他们的议程付诸实施，即使拥有明显的选举多数。

自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不得不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纵观历史，许多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立法和政策来解决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如果不深刻改变这些结构或系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裂变，有时候甚至是革命。这种情况从前在美国发生过——1776年发生了革命，1861年发生了内战，1929年发生了经济崩溃。

在当前美国民主的框架内，拜登要想成功地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令人生畏的民主、外交、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只能寄望于他的政党在国会两院都赢得更加稳固的多数席位。因此，所有的目光、希望、和担忧都转向了距离现在只有16个月的2022年美国国会选举。这次历史性的投票很可能决定谁赢得“国家灵魂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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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来，“公平观察员”秉持自由、公平、独立的立场。没有亿万富翁把持我们，没有广告商控制我们。我们是一家由读者支承的非营利组织。不同于其它很多刊物，我们为读者免费提供内容，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或是否有能力付费。我们没有付费门槛，也没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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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 和平

根据外交政策专家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2023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包括：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乌克兰冲突升级；俄罗斯内乱不断加剧；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的安全危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而发生军事对抗；由于暴力及恶劣天气事件增多，中美洲和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激增。

过去15年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支持下，坚持邀请外交政策专家根据冲突在来年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来评估30起持续存在或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

跟之前的问卷调查一样，今年的2023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旨在帮助美国决策层人士优先考虑预防和缓解冲突的竞争性需求。

2023年的顶级风险

1. 中国对台湾的胁迫压力升级，包括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军事活动增强
2. 由于非常规性武器投入使用、冲突蔓延至邻国、和/或北约（NATO）成员国的直接参与，导致乌克兰冲突升级
3. 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4. 由于民众对乌克兰战争和经济状况恶化的不满，俄罗斯的内乱及莫斯科的权力斗争加剧
5. 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东北亚的严重安全危机
6.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及其持续支持邻国武装组织而发生军事对抗
7. 由于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增多、政治动荡、经济状况恶化，叠加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导致去往美国的移民激增

可以查看完整的问卷调查并采用预防行动中心的全球冲突跟踪器知悉关于这些潜在冲突的更多信息。

纽约卡内基公司是美国最古老的资助基金会之一；由安德鲁∙卡内基于1911年创立，旨在推进并传播知识和谅解。为履行这一使命，该公司专注于安德鲁·卡内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国际间的和平、教育和知识的进步、民主制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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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乐网问答

比尔∙布莱斯德尔：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紧急服务地区专员 / 2019年6月3日

要完全理解那个问题的范围，你必须理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政府背景，中国人不容易受到民主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并不完全民主。

我们的开国元勋明智地拒绝了民主，而是选择了民主共和国，一种依法治理的国家。如果是一套纯粹的民主制度，我们国家就不会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到1830年代，仅只因为奴隶制问题我们就会分崩离析。在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只有强有力的——有时是独裁的——总统才能维护联邦。

我们的共和政体是半民主制，只有选举人团制度让所有各州都忠于宪法。我们从来没有，也仍然不能够免受派系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规模造就了这一点。在今天我们拥有的并非理想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如果从历史中可以汲取任何教训，那么教训是，大同政府、或任何管辖大片土地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不自然。人类始终是分为宗派部落、野心勃勃、且掠夺成性。我们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无视它未免鲁莽草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民主的政府形式。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更有可能排斥某种限制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政府形式。不过他们还有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美国很幸运，在其成型的年代，我们拥有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耕地，环绕着大片的水域将我们隔离开来，邻国相对弱小，我们的人口也很少。这使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成为可能。几乎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积累起一定的财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遥远的边陲，让政府不可能胡乱摆弄全体人民。这么多人生活得很好，任何大城市的少数人都很难控制他们。即使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加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道理。一个装备精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专制政府的天敌。我们已经被过往的生活塑造成型，不可能顺从其他某人的虚妄奇想。

在中国，政府控制枪支和坦克，政府控制媒体，政府控制食品和其它所有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共产主义国家必须限制人民的权力以维持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越强大，自由就越少，长久以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目前，中国人不可能彻底改变政府，即使他们想改变，只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吃有喝，他们就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世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伴随不断变化的政府。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几千年政府绝对控制下的文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某种文化对人的控制几乎和枪支同样有力。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只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只要他们的人口超过其资源所能容纳的限度，而那正是现实状况，那么极权政府就适合他们。我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状况，不过我们不必生活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演变没有让我们习惯于接受那种生活方式。

罗宾∙戴韦尔曼：世界旅行者 / 2016年3月21日更新

50%的可能性是族群政治，50%的可能性是金钱政治。无论哪种方式，普罗大众都是输家。

事实上，中共对民主治理方式非常感兴趣。毛本人是民主的大力支持者，并写作了大量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上讲有两大优势：一是政府会非常明白人民的意愿，二是民主进程本身会成为民众参与共同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理论上讲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民众容易受到煽动，二是普通人缺乏长远眼光而通常会选择短期利益。

那只是理论；但在现实中会如何运转？中国政府有一套“基于试验作决策”的学说。尽可能将每一项公共政策先在多个地方作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调整政策建议，将其从县级上升到省级再上升到国家级。这个过程跟多阶段的临床试验很相似。类似地，民主选举在90年代投入试验，并逐渐扩展到全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城镇。

接下来经过25年和几百万次选举，中国政府现在得到大量的数据，并且对“民主选举”这件事情在中国现实中会如何运转取得了很好的理解。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选举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主导：一个是族群关系；另一个是钱。

族群关系相当明显。自从中国的“民主选举”实验开始以来，在几乎一半的村庄，选举产生的村长是相同姓氏的族人。一个家族主导一方政治。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整个亚洲民主的现实。

• 你知道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是谁吗？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 你知道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是谁吗？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 你知道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父亲是谁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 你知道现任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的母亲是谁吗？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 你知道尼赫鲁-甘地家族主导印度政治多长时间吗？50年。今天，每个35岁以下的印度议会成员都来自政治家庭。
• ……

亚洲的民主选举强烈支持族群政治，政治权力从同一个政治家族的一名成员传递给另一名成员。

赢得地方选举的另一个因素是钱。不断有报道讲，候选人公然用现金贿赂选民，当选后再压榨地方居民，变卖公共财产以填充自己的金库。选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给向他们发钱最多的候选人，接下来被压榨殆尽之时，就跳上火车去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出面纠正。这些民主选举的村长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被罢免，所以中央政府最多能够做的是，下令重新举行选举。然后是重复同样的狗血剧情。

中国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自从地方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村民上访(中国)的爆炸式增长，他们去到北京，涌向中央政府，当面乞求“请给我们派个好的党委书记来当村长！”

你看，族群政治和金钱政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大步的倒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党委书记通常至少得有大学学历，有时甚至是硕士或博士，而全村人可能只有高中学历。这些书记进村后，努力工作5年，为自己挣得些光环，然后轮换到另外的职位。这种轮换制度显著降低了腐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来自外部，没有当地的家族联系、社会网络、及信得过的同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搞出那样的事情，再清理干净留给下一个未知的新人来接替自己的职位。中国的绝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涉及当地人，在同一个官位上停留太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在尝试各种方法让其能够运转。英文–人民日报网是中共的官方报纸，把发表令人振奋的民主成功故事作为一种仪式——A村过去办事情困难重重，现在有了新的民主程序，事情就变得顺利很多，诸如此类。这就是现在的民主选举——它很少能成为中共官方党报的宣传内容！

现实地讲，如果中国今天变得民主，50%的可能性会回到“封建”社会，像其它亚洲国家那样由族群政治主导，另有50%的可能性会成为中国版的俄罗斯寡头政治。两者都会比当前的状况更糟糕。

附言：有人问起美国的布什/克林顿王朝。这种现象不应该被视为常态，如果这就是民主如何运转的方式，那么它完全不可能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结果。如果某个人的确是凭能力和经验被遴选出来，那么政治王朝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

我们知道身体特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众多的顶级足球明星将他们的明星地位从父亲传递给儿子？我敢肯定，足球明星的儿子遗传天赋的可能性更高，接触足球的机会高于平均水平，训练的机会更好，不一而足。那为什么没有“梅西父子”这样的足球明星呢？因为要成为足球明星，还有一项比较客观的考验，那就是：你得会踢足球！

中国在大约1,500年前就实行了国考制度。丞相和/或朝廷最高成员的职位必须是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之人，加上20年左右的实际执政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记录。某个人必须是处于前0.1%或0.01%之列，才能够以优异成绩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是的，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当不公平，父亲仍然可以通过官僚升迁路径庇护儿子。丞相或朝廷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可以耍尽各种诡计花招，但即便如此，在1,500年的历史中，父子交接丞相或朝廷职位的次数一只手也数得过来！只要存在即便是半客观的考试，也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中国回到族群政治，那不仅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倒退一大步，而且是倒退至唐朝以前，那时候实行了国考制度，大约是在公元600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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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quora.com/What-is-going-to-happen-if-China-becomes-a-democratic-country

气候变化

摘要：无论是在你前门外咆哮的一条不知来自何处的狗，还是在街上正朝你驶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我们通常都会主动避开威胁。为什么气候变化却不同？ 最近的联合国报告已详细地说明，我们将在未来25年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世界各国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缓和气候变化。激励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很困难，原因有很多。这个问题是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一个非线性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未来总是比现在更不可确定。不过，有些方法可以激发你自己面对可怕的后果：让未来在意识上更接近自己，直面不确定性，在同龄人中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

人们通常会非常主动地避开威胁。如果你走在一条暗黑的背街路上，你会警惕突如其来的景象和声音，可能会加快步伐尽快回到人多的地方。如果你走到街上，看到一辆公共汽车正朝你驶来，你会往回跳。如果一条不熟悉的大狗在你的前门外咆哮，你会呆在室内。

本周我们更新了另一项严重的威胁。根据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如果世界各国不尽快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未来25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在其发布以后，美国总统甚至没有对报告发表评论，而巴西总统选举中领先的候选人已承诺该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尽管人们有动力避免对其生存的威胁，为什么让人们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如此困难？

不幸的是，气候变化涉及到多种因素的组合，难以激发起人们的动力。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这是人们最难作出的取舍。数十年的俗世贴现工作表明，相对于长期收益，我们会高估短期收益。人们没有为退休储蓄足够的钱，宁愿现在花掉，也不愿留待老年。人们现在大吃大喝，尽管肥胖可能在将来引起问题。

不理会气候变化在短期内让个人和机构都可得益。个人不必更换自己驾驶的汽车、购买的用品、或居住的房屋，如果他们不理会自己的碳足迹对世界的影响。公司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如果他们不必开发新工艺来限制碳排放。政府今天可以依靠火力发电来节省资金，而不是开发和改进绿色能源，即使是那些长远讲来更有成本效益的能源。

其次，气候变化是一个非线性问题。人们很擅长作线性趋势判断。如果你每天花$5美元买咖啡，那么很容易得出对你的每周预算的影响，不需要填写试算表格。

但是，当某个函数起初增长缓慢而后加速提升时，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人们是以线性方法推断该函数。几根香烟可能不会致命。不过长年吸烟造成的累积伤害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结果是经年以来，吸烟者可能会在没有明显后果的情况下养成习惯，直到突然出现重大问题。因此健康问题看起来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就偷偷摸摸地累积。

同样地，气候变化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人们可明显感知的迹象。相对于会迅速而非线性升级的威胁，人们更容易察觉诸如门外那只讨厌的狗之类的显而易见的威胁。

第三，气候变化的许多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解释层级理论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在心理上接近的事物，人们对于心理上远离自己的事物（在时间、空间、或社交距离上）形成的概念更抽象。可能反映气候变化的天气灾害（如野火或强风暴）往往发生在远离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被迫去处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当然不会像具体事物那样激励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

第四，相对于现在，未来总是更不确定。这是人们如此看重现在的一条原因。毕竟，即使你为退休存了很多钱，并不能保证你能活到足够长的寿命来享用。就气候变化而言，有怀疑论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并不确定就会产生部分专家预测的可怕后果。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我们，但仍有希望。无论你是想自己更多参与减少对气候影响的活动，还是努力说服其他人（或机构）采取行动，都有些事情可以做。

在心理上拉近未来，让你开始感受日常生活被全球气候变化打乱的细节，将有助于缩短心理距离。只有当你和其他人在目前（而不是一代人之后的事情）经历这种未来的威胁时，才会有足够的动力让你参与今天需要更多努力的行动，比如乘坐公共交通或在炎热的夏日调低空调。熟悉各种报告和预测（你可以从联合国报告开始），思考并谈论你的日常生活将如何受到影响。

直面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实在的意义。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对人类活动正在影响气候持怀疑态度，那么用心思量全球气候变化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大多数怀疑论者相信，人类活动至少有可能影响气候。让他们说出可能性的大小。当我与交谈的怀疑论者尝试这条时，他们通常给出的可能性很低，比如20%。在那个时候，我努力让判断更具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今天舍弃些东西，算是对某种有1/5的机率影响孙辈的疾病所作的投资。如果是肯定答复，那么我会问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有何不同。你不是怀疑论者也可以自己尝试这种逻辑。思考你愿意今天舍弃些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作为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你还可以在同行中和机构内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目前的选项比未来的选项更有价值（时间贴现的本质）是一条估值概念。单词估值（evaluation）中包含着价值（value）这个词——表示它承载一组价值。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行为所依据的价值观。有种选择是以牺牲后代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来丰富我们当前的生活，那是我们很少愿意明确作出的价值观选择。我们得照着镜子，说我们愿意自私地生活，而不顾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不愿意抱持那种自私的价值观，那么今天就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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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

序言

中国在过去的40年见证了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基督教信徒的大幅度增加。中国新教徒的数量自1979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基督徒人口。基督教的兴起虽然给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CCP）带来挑战，但也为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提供新的选择方案，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公众需求。政府最近推出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规范、有时候限制基督教信徒。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是怎样的?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开始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随着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徒传教士是马礼逊，他于1807年代表伦敦宣教会前往中国，并将《圣经》翻译成普通话版本。在19世纪中期，基督教变成为动员民众的政治力量：洪秀全发展出一套受基督教影响的思想体系，用来组织开展反抗清王朝的太平起义（1850–1864），吸引传教士和闹革命者。这些反叛者聚集控制了超过1/3的中国领土，建立了对抗性的政治秩序，称为”天国“。随后的内战估计造成2,000万人死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宗教压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版本，宣扬将中国革命的未来置于乡村农民的手中，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的高峰时期，礼拜场所被拆除、关闭、或占用，宗教活动被禁止。

毛泽东的去世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随后的改革让中国重新对外面的世界开放国门，反过来给予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基督教信徒的猛增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开始的那段时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人口涵盖各阶层、各个年龄段，遍及农村和城市中心，包括学生和专业人士。中国还是全世界印制《圣经》最多的国家。到2016年，爱德印刷公司，中国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办的一家合资企业，已经印制了1.5亿本圣经，其中1/3是在2013至2016年间。该公司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印制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和其它基督教读物。然而，虽然政府容忍某种程度的宗教活动，宗教自由仍然受到约束和监管。

中国对待宗教活动的政策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5种宗教：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经国家批准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归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监管，处理宗教生活的各方面事务，包括宗教领袖任命、神职人员挑选、教义学说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由3个主要团体管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要注册成为国家批准的基督教组织，宗教领袖必须接受培训，以让教义学说“适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思维。中国不在天主教和新教之外区分基督教派。

灵性和宗教活动长期以来就包含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之家东亚高级研究分析师莎拉∙库克表示。中国宪法第36条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过那种保护仅限于所谓的“正规宗教活动”，同时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从事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体制的活动。” 这些条款为当局提供灵活性，以确定哪些宗教活动符合党的政策，哪些超出党国方针。宪法条款进一步指明宗教团体不能被外国控制。

地下家庭教会平行存在于国家批准的基督教会之外。这些团体在政府的指导方针之外运作，他们受当局的监管程度主要决定于当地的领导者。如同官方的基督教组织那样，他们的会员在地域和人数上也在增长，根据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普渡大学宗教和中国团体中心的杨凤岗估计，中国新教徒人数在9,300万到1.15亿之间，只有不到3,000万人参加正式注册的教会。其他基督教组织估算出的人数更多。

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估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在1951年毛泽东切断联系之后，梵蒂冈和北京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2014年8月以来，教皇弗朗西斯一直试图解冻与中国的关系，但在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议中变得更为紧张。通常情况下，在教会成员协商之后，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在于教皇。不过北京在未经教皇批准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些主教；此外有些地下家庭教会已经自行提名和批准了一些中国主教。

2018年，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定出一套新程序，让梵蒂冈确认由北京提出的候选人。虽然该协议没有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它显示出中国可能改变政策，让外国介入国家宗教事务。这份协议在中国内外的天主教徒中激发起复杂的情绪。有些人赞成和解，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梵蒂冈正在向中国政府屈服。

为什么基督徒人数猛增?

社会学家观察到精神真空的兴起，紧随数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对宗教的兴趣亦在更新。因此专家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对公众失去引力，官方和非官方的基督教会似乎在填补上这样的空隙。随着中国不断适应迅速变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信徒不仅在寻找自己的生活意义，也在寻找他们国家的未来。基督新教“符合中国礼仪和社区传统”，根据法国耶稣会信徒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魏明德的论述。此外一些专家说，吸引中国基督徒的还有团体中诚信的理念、全面的道德体系、有组织的结构、以及团结成为这种世界性活动的一部分。对更受欢迎的中国传统宗教的严厉镇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为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打开了大门。

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新教徒，吸引他们的是宗教强调平均主义，以及教会里的精神团契，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说明道。相比其它宗教和社会组织的等级结构，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团体友谊更有吸引力，杨凤岗补充说。相对于其它的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或法轮功，更多的中国人可能会选择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更宽容，在中国可能是更安全的选项，自由之家的库克说。

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浮出水面，从那时起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基督徒人数在1980年代早期估计约为600万。当前的各方估计相差很大：政府记录合计有2,900万基督教信徒，而外部组织估算出的人数远多于此。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计算得出在中国有6,800万基督徒，大约占全国人口的5%。其它独立机构估算出的人数在1亿至1亿3,000万之间。普渡大学的杨凤岗预计，如果“温和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可能有多达1亿6,000万基督徒，到2032年达到2亿4,700万。中国官方记录人数和专家估计人数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北京不承认在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之外从事宗教活动的基督徒。

专家指出有两个历史事件成为中国宗教觉醒的驱动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发了1980年代的宗教复兴，基督教第一次传播到乡村地区的家庭教会。第二个主要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人士。这成为城市社区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本来希望促进民主理念以代替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向宗教活动——道教、中国佛教、最终接受的基督教。

在经济方面，北京摆脱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转而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被溶化了。宗教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进入生活，主要是通过转变原来的信仰。随着中国努力在艰难的经济结构改革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专家说基督教的复兴之势很可能会延续。“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事实是新教已经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活跃部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 伊恩∙约翰逊在其作品《中国的灵魂：毛泽东之后的宗教回归》中写道。

政府对基督徒猛增作何反应?

基督徒近年来面临更多压制。过去25年以来，中国在开展基督教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国家中排名第10位，根据“打开门”的报道，“打开门”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追踪世界范围的基督徒迫害。压制活动时有起伏。家庭和地下教会面临着惯常的迫害冲击，在习近平的治理下，国家认可的教会也成为了目标。新近的压制活动针对家庭教会和国家认可的教会，包括骚扰和拘押基督教信徒、阻挠进入礼拜场所、打断聚会、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以及遣散会众。

例如，东部沿海浙江省温州市以基督教人数众多而闻名，执政党官员已经下令拆除数百个十字架，拆毁数十个据称违反建筑法规的教堂，尽管有些教堂事先已获得当地官方的批准。此外浙江官方还宣布，将在党员中实施宗教信仰的禁令，以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在中部河南省，地方政府和警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没有正当理由就突袭一些教堂，夷平另一些教堂。其他基督教徒人数多的省份，包括安徽和江苏，也遭到了镇压。

中国共产党将宗教团体视为对国家安全、社会和谐、及核心利益的潜在威胁。中国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前局长叶小文在1996年争辩说，“宗教在持不同政见者手中变成为煽动群众和制造政治动乱的武器。” 虽然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监管呈现出周期性——复兴、压制、再重来——宗教在中国总是夹带着固有的政治性。普渡大学的杨凤岗在他2012年的《宗教在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存活与复兴》一书中写道：“基于信仰的组织被看作是对共产党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特别报道，天主教遭受到中等程度的困扰，新教在中国遭遇到深度的困扰。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权倡导者和律师是基督教信徒，让共产党忧心基督教可能成为挑战其权力的整体力量。虽然宗教带头人和参与者无意损害共产党，政党领袖感觉上的威胁可能导致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

宗教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有些地方压制宗教团体，高调的案例包括移除浙江教堂的十字架、打击北京守望教会、在山西拆除一座大教堂、以及云南对一个未登记教会的成员处以长期监禁。不过另一些地方的官员对于基督宗教活动则比较宽容。地方官员的优先考量是确保政绩，高度重视社会稳定。

在最高层面，北京正力图将党派影响注入到基督教思想体系。2014年8月，北京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专题会议上宣布将会努力让基督教国家化。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长王作安说，基督教信仰首先应符合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建设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融合中国文化”。为配合这项议案，北京加大力度将未登记的教会及其成员归入政府批准的官方机构之下，尽管依然存在严重的法规障碍，登记过程繁杂恼人。如果成功，当局（SARA）对中国的基督教领导者、教会活动、和信徒信仰就会有更多的监督。其它传统的中国教义，比如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思想，也被北京督导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些专家认为，这些举措表明当局试图缓冲基督教的传播。

中国中央政府还修改了宗教法规，旨在加强国家安全，防止极端主义和外国渗透。新法规于2018年2月初生效，其中包括明确禁止未注册的团体传讲宗教，加强对宗教集会和集资的监督。随着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试图对宗教施加更多控制，“教会成长与压抑的政治和传媒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加剧，”《生存下来，重建教会：中国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图像》一书的作者玛丽∙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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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误区-1：地球气候始终在变化

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进程中，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快速变暖不能够用变暖和变冷的自然循环来解释。通常在数十万年间发生的那种变化正在几十年内发生。

全球气温现在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位。事实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8年中，有17年都发生在2001年之后。

这种更快的变暖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相对应，该数值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增大。因此，当人们今天谈论气候变化时，他们指的是缘于人（人为）的气候变化。这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平均温度升高，诸如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产生能源来维持住家和交通，以及砍伐树木来耕种农作物。

误区-2：植物需要二氧化碳

植物确实需要二氧化碳（CO2）才能生存。植物和森林每年都会清除和储存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但问题是，它们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只有这么多，并且这个数量值越来越小，因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主要是为了耕种农作物。

让我们明确这个要点，二氧化碳本身不会造成问题。它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80万年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未曾达到这个水平。

误区-3：全球变暖不真实，因为仍然很冷

全球变暖正在导致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升高。这不仅使热浪和干旱更有可能发生，而且还导致我们的自然气候系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极端天气事件更有可能发生且更严重。比如，飓风和风暴变得越来越猛烈，移动得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平息。

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气候变化可能会给英国和爱尔兰带来更多的雨和风，而纽约的降雪会更多。

误区-4：气候变化是将来的问题

这不再是借口可以用来放任气候变化，把负担推托给子孙后代。去年，世界领先的部分气候专家警告说，我们只有12年的时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最多1.5摄氏度，同时避免气候崩溃。

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破坏性影响，迁移、冲突、疾病、及全球性的不稳定都更强烈，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人为的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环境危机。它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是能够对此有所作为的最后一代。

误区-5：可再生能源只不过是赚钱的图谋

人们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价格昂贵，但事实并非如此！太阳能和陆地风能是最便宜的发电方式；这意味着它们产生的能源比采用核能、天然气、和化石燃料更便宜。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之快，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政府仍然在支持肮脏的化石燃料。你知道吗，在欧盟中，英国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最多？没错，他们每年花费惊人的€120亿欧元（£105亿英镑）支持肮脏的化石燃料。

误区-6：北极熊数量在增加

事实并非如此。气候变化是北极熊面临的最大威胁。北极的变暖速度大约是世界其它地区的两倍，导致海冰每年融化得更早，形成得更晚。这使得雌性北极熊更难在深秋时节登上陆地建造巢穴，也更难在春季爬上海冰喂养幼崽。它们的主要猎物来源——海豹，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它们依靠海冰来养育幼崽。

这意味着在北极的某些地区，北极熊不得不依靠比从前更少的食物生存。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北极熊的数量将减少30%。

误区-7：可再生能源只有在不是多云或刮风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工业界正在开发用于存储电力和管理高峰需求的新技术，这意味着即使没有阳光或没有刮大风，仍然可以依赖可再生能源。

大多数英国家庭的电力来自国家电网。当你转换到某家清洁能源供应商时，他们保证对应你从电网中取出的每单位电力，他们都会重新投入相同数量的清洁能源，帮助清理我们的能源供应。

误区-8：动物会适应气候变化

这不是奇谈谬误，达尔文的适应学说千真万确。但我们得明白，部分植物和动物会适应，但不是全部。

为了生存，面临气候变化的植物、动物、和鸟类有两种选择：迁移或适应。有几个例子显示出某些物种已经开始适应气候变化。

但是对于许多物种来说，情况越来越不同。鉴于气候变化的速度，许多物种不可能足够快地适应以跟上不断变化的环境。还有，随着栖息地被道路、城市、和水坝破坏，迁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那些不能够迁移或适应的物种来说，未来看上去不那么乐观。

误区-9：消除人类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坚信，这条是错误的。很容易开始认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地球将无法支撑全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使命是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的世界。我们到2045年转换为100%的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地利用地球资源所需要的技术和体系已经具备。现在需要的是政治和商业领军者采取大胆而紧迫的行动，应用这些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危机和修复自然。

误区-10：中国是唯一须对气候变化负责的国家

虽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但中国目前也是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增加投资是为应对绿色业务的快速增长，以及那里的主要城市清理空气污染的需要。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应对气候危机。采取行动应对它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可以为自然和人类带来巨大的收益。我们都需要更加铿锵有力，为我们的世界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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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荣鼎集团的研究表明，2019年中国排放了全球27%的温室气体。美国是第二大排放国，占11%，印度排名第三，占排放量的6.6%，该家智库表示。

科学家警告说，没有中美之间的协议将很难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中国的排放量在30年中扩增至过去的三倍还多，总部位于美国的荣鼎集团的报告补充说。

这个亚洲巨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其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落后于美国，但研究表明，其人均排放量也有增加，在20年中已扩增至过去的三倍。

中国誓言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不晚于2030年将达到峰值。在上个月由美国总统乔∙拜登组织的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他的承诺。

“这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基于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以及我们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习主席当时说。

然而，中国严重依赖煤电。该国目前运行着1,058座燃煤电厂——超过世界产能的一半。

A Flourish bar chart race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197个国家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然而，世界各国远未兑现该项承诺。

《巴黎协定》的核心是国家自主贡献（NDCs）。这些是旨在减少排放的目标。国家自主贡献代表每个国家的承诺——在巴黎公约下——减少本国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行动追踪者”是一家独立的追踪政府气候行动的科学分析机构，根据其调查结果，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评级是“严重不足”，且“与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完全不相符合”。

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上个月前往中国，与对方相应人物会面，讨论如何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尽管在一系列其它问题上两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在联合声明中，双方承诺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针对排放采取具体行动。

各国领导人将齐聚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重要的气候变化峰会——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以加快行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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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7018837

2022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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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

贸易逆差对经济本身并没有害处。出于多种原因，各国的资源、商品、和服务都有其局限；通常都会与邻居建立贸易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会产生差异。美国和中国必须克服许多分歧才能建立和维持贸易关系。

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08亿美元——比2019年的$3,452亿美元逆差低9％。贸易逆差的存在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1,240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为$4,355亿美元。^[1]

了解为什么美中贸易逆差会达到目前的水平，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

年度贸易逆差

就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言，对中国的逆差在2012年是$3,151亿美元，到2015年增至$3,673亿美元，然后在接下来那年降至$3,468亿美元。到2018年，逆差增加到$4,189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下降到$3,452亿美元。到2020年底，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下降到$3,108亿美元，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

年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出口         进口         结余

附注：所有数字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

什么原因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中国可以低于其它国家的成本生产许多消费品。包括美国在内的买家都被低价吸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价格竞争力缘于两项因素：

• 较低的生活水平，这让在中国的公司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给工人；
• 与美元价值部分挂钩的汇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必须将其产出分配给近14亿居民。^[2] 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口的4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3亿美元，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214亿美元。^{[3] [4]}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很多，经济学家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生活水平。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804美元，而美国为$65,298美元。^[5]

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和服务比美国便宜很多。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它政策以促使政府机构和消费者购买本国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

大多数人希望为电脑、电子产品、和服装支付尽可能低的价格——因此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对中国的出口额。美国企业还利用中国劳动力来组装或制造产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附注：简而言之，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缘于该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美国对那里生产的商品存在需求。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大类别是电脑、手机、服装、玩具、游戏器具、和体育用品。^[6] 其中许多进口来自美国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将原材料运往中国进行低成本组装。一旦运回美国，它们就被视为进口。

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出口商品是大豆、半导体、工业机器、原油、和乘用车。^[7] 2018年，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钢铁和其它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取消了大豆进口。到2020年，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回升至$140亿美元。

贸易逆差的影响

无法与廉价中国商品竞争的美国公司必须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以保持竞争力。经年的结果是，美国制造业（按职位数量计算）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下降了35％，然后在2020年底之前反弹了大约7％。总体而言，自199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职位减少了大约30％。^[8]

附注：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会导致经济困难、工作和资本被转移到国外、并在各国努力平衡其伙伴关系时引发贸易战。

当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不相等时，贸易不平衡就成为一个问题。例如，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其贸易义务，因此需要采取行动。这些通常会导致贸易禁运或关税，从而增加从违规国家进口的成本。

美国经济深受贸易逆差的影响。工作和资本被转移到海外，给消费者和小企业造成了财务困难。政府征收的关税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公司支付，在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股票价值之后，额外增加他们$460亿美元的成本。^[9]

中国还是美国的国债持有者中领先的国家之一，它购买美国的国债以降低其货币价值，从而使其能够保持与美元的低汇率。美国消费者受益于低廉的价格，中国政府和经济则受益于投入该国的资本。

正在做些什么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于2018年7月6日生效，影响到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10]

2019年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中美之间达成贸易协定，两国同意增加某些进出口额。^[11] 他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该项协定。^[12]

2020年11月当选的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初决定保留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在他的管理团队评审其前任的政策之后。

拜登总统还公开宣布，他将采取措施确保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强大国家。^[13] 他的新政策将着力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迫劳动问题、不公平的进出口补贴、审查制度、及非法使用美国的知识产权。^[9]

文章来源：

1. 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与中国的货物贸易”；2021年4月22日查阅。
2. 世界银行：“人口总数”；2021年4月22日查阅。
3.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5月2日查阅。
4.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5月2日查阅。
5. 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当前国际美元)”；2021年4月22日查阅。
6. 美国统计局：“按5位数最终用途代码分类的美国从中国的进口2009-2019”；2021年4月22日查阅。
7. 美国统计局：“按5位数最终用途代码分类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2009-2019”；2021年4月22日查阅。
8. 圣路易斯美联储经济研究所：“全部雇员-制造业”；2021年4月22日查阅。
9. 布鲁金斯：“痛苦大于收获：中美贸易战如何损害美国”；2021年4月22日查阅。
10. 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2021年4月22日查阅。
1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2021年4月22日查阅。
1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协定”便携文档格式(PDF)第84页；2021年4月22日查阅。
13. 白宫：“拜登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2021年4月22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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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balance.com/u-s-china-trade-deficit-causes-effects-and-solutions-3306277

中美金融冲突

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来说，周四是自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交易日，原因是人们担心，根据一项需要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审计信息的法律，这些公司可能会从美国市场退市。中国市场周五反响强烈，许多股票大幅下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本周点名5家中国公司可能依据特朗普时代的一项法律面临退市，该项法律旨在审查与外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有潜在联系的公司。这些公司有3年时间来遵守和提交信息。

证监会公布的公司名单中包括快餐运营商百胜中国，该公司在中国经营肯德基和塔可贝尔，以及药物开发商百济神州。

消息公布后，追踪在华尔街交易的中国公司的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下跌超过10%。

亚洲市场周五继续下滑。

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领跌，恒生科技指数收盘下跌4.28%。京东和阿里巴巴也出现大幅下挫，分别下跌15.8%和7.9%。

“时间在流逝，部分投资者已经失去耐心，他们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离开，” 华兴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布鲁斯∙庞表示。他指出，退市威胁加剧了投资者对于乌克兰战争和美中关系的更广泛地缘政治影响的普遍焦虑。

美国立法者在2020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时表示，新法规将提升透明度并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中国监管机构本周表示，他们正在与美国对应部门合作并取得进展，但同时抱怨美国正在将资本市场监管政治化且歧视中国公司。

中国法律限制某些公司财务信息传递到境外，让公司能否遵守美国法律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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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1/business/chinese-stocks-delisting.html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名单可见：
http://angelcorp.net/cpa-services/files/angelcorp/us-listed-chinese-companies-2022-03.html

No war in Ukraine!

硝烟之中✧告别童年✧漂泊前路✧迷茫无助
✧战争的伤疤让小孩子的表情也变得如此凝重✧

原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现如今：战火催别童颜散，背井离乡，忐忑无语向何方。

南宋辛弃疾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21/18/7147985_287081295.shtml
图片来源于 https://www.foxnews.com/lifestyle/unicef-gives-aid-russia-ukraine-refugees

视频来源于 https://news.sky.com/video/ukrainian-refugee-numbers-double-12553736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发动战争!

March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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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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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撷取

过去的30年时光目睹了台湾加入到日本和韩国的队列，成为亚洲最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之一。自从1990年代台湾岛开始民主化以来，民主和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体现该岛特征和价值观的日益显著的部分。这些价值观在鲜活、自由、公平的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选举结果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DPP)）再次当选，参选对手国民党员韩国瑜谦和地承认落败，并呼吁民众团结。

作为有史以来唯一的华人民主政体，台湾的事例表明，华人的文化、真正的民主、和尊重人权可以共存。因此可以适宜恰当地问：台湾的民主和人权坚实到何种程度？台湾是如何在当地推广这些价值观，又将如何继续向前迈进？

民主和人权在中华民国（台湾）及其民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有3条主要的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台湾得以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体，是因为台湾人民普遍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出对民主的强烈支持，即使对其政治制度的表现并不总是感到满意，这与其它一些民主政体有所不同。此外，台湾没有哪个主要政党反对民主。4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都强调民主作为台湾社会统一价值观的重要性。

尊重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台湾本身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民主进步党（DPP）和国民党（KMT），也都将民主视为各自身份的核心成分。民进党诞生于1980年代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国民党则将台湾的民主化视为实现了孙逸仙先生提出的中华民国三大支柱之一的“民主原则”（民权主义）。

其次，倡导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秩序符合台湾的利益，这样可以降低暴力被用作国际政治手法的风险，暴力可能损害到台湾。民主的国际秩序让我们更接近基于自由主义原则构建秩序的目标，有助于人类社会在民主政体之间实现康德理想中的“永恒和平”。建立起自由的国际秩序以后，把战争作为国际政治手法将变得更加难以运用和辩解。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将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减少该地区的武装冲突隐患，因为牢固的民主政体通常不会相互间发动战争。

第三，台湾的民主和尊重人权是台湾与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以及包括日本、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其它强大民主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石。美国和欧盟对台湾民主的评价非常正面积极。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9年10月24日的演讲中把台湾称为“华人文化与民主的灯塔”，并强调台湾是中国大陆的榜样，指出“美国永远相信，台湾拥抱民主为整个华人群体展现了一条更好的路”。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之处是，民主和尊重人权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也是一项人权，投票权记录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台湾对民主的深切尊重是部分原因让代表欧盟驻台北的欧洲经贸办事处在其论述欧盟-台湾关系的最新报告中把台湾称为“亚太地区的人权先导”。

衡量总体民主和人权状况的主要指数，比如自由之家的世界各地自由度指数或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同样将台湾跟日本和韩国共同列入亚洲国家的顶端。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称，台湾的观点自由和新闻自由在亚洲排名第二。台湾岛在亚洲还是妇女权利和同性恋、双性恋权利的领跑者之一。在妇女权利方面，台湾在2016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位女总统，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之前，台湾议会成员中差不多有40％是女性——亚洲创纪录的高比例。至于同性恋、双性恋权利，台湾在2019年5月在亚洲首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已经将联合国宣称的9项“核心人权条款”中的6项纳入到自身内部法律。台湾政府还邀请国际人权专家评估其人权状况，就如何改善人权提出建议。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无疑并非完美无缺。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看来，仍然存在一片令人关注的领域，就是死刑的存在和持续适用——虽然在蔡英文总统治下死刑的数量已显著下降，2018年只有一个人被执行死刑。另一个问题是台湾不承认庇护权——不过确实又视情况接纳了少量难民。

民主和人权是台湾的重要组成部分，岛内两方面的状况在总体上都很积极明朗。不过台湾的外交影响力受限，其人权议程在与中国大陆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以及各种发展援助项目中只能发挥相对较小的作用。台湾的大陆事务委员会（MAC）负责处理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时常就大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发表声明。自蔡英文就任总统组建新政府以来，大多数声明是关于香港的人权问题、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权利、从其它国家被引渡到中国的台湾人的权利。陆委会每年还发表声明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镇压，此外还发表了关于1959年西藏起义60周年的声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声明。这些声明通常呼吁大陆进行民主改革及尊重人权。虽然台湾基本上不能影响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和政策，但是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因其曾经是一党制政体，后来成功地发展起繁荣、有活力的民主。台湾政府在与大陆打交道时需要谨慎，台湾人如果在大陆从事旨在促进民主或人权的活动，或者被大陆当局视为在从事那些活动，将会面临遭受迫害的威胁。

跟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台湾的争议地位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台湾不能提出批评，不能冒犯其它国家——特别是15个正式承认台湾主权地位的国家。在促进人权和民主方面，台湾主要依靠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2003年，为台湾和海外的民间团体及活动人士提供项目赠款，在台湾及亚洲出版有关人权和民主的学术期刊和报告，并为民主与人权的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支持。

对于想要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台湾人来说，台湾的民主和尊重人权至关重要。此外，在同性婚姻或妇女权利等领域，台湾为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东亚邻国树立了积极正面的榜样。台湾还可以作为中国大陆的榜样，展示出一条从一党制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可行途径。台湾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华人民主政体，连同这种模式的持久成功，是台湾对全球民主发展的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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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waninsight.org/2020/02/04/the-significance-of-taiwan-as-the-first-and-only-chinese-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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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克林顿政府主管俄罗斯事务的首席官员——副国务卿斯特拉布∙塔尔伯特，在斯坦福大学就美国对莫斯科的政策发表了演讲。他简短地承认，要说服飘忽不定的鲍里斯∙叶利钦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并逐步迈向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塔尔伯特宣称仍然对此保持乐观。他说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基于“代际演变”，

或更直接地说，自然本性；如今俄罗斯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亲西方派者对抗亲斯拉夫者，同时也是年轻人对抗老年人——年轻人在这场大型争斗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势。

看到塔尔伯特的演讲发言时，我在莫斯科作通讯记者，还记得演讲内容的呆板让我瞠目结舌——这种感觉一直保持至今。我想不出俄罗斯的年轻人会如何公开地对美国外交官表示，希望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辈尽快逝去，从而为美国式的发展愿景铺平道路。

我的问题没有什么新颖独到之处。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人口下降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直接源自于美国设计的“削弱俄罗斯”的阴谋。当然的现实是，“衰弱的俄罗斯”更无可能有效地控制其庞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从而极大地增加部分武器会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那样的结果几乎肯定不符合西方或其它任何国家的利益。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俄罗斯无疑是好得多的期望——当然，假设有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

到塔尔伯特发表演讲时，那种期望显然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在莫斯科的那几年，我确实遇到不少坚信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只占少数。然而，基本上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年轻人是自由未来的显而易见的支持者。大多数我遇到的20多岁的年轻人，尤其是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人，都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欢迎旅行和消费的自由，但同时为苏联的解体而长吁短叹。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的物质匮乏没有多少记忆的人，以及那些经历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动荡的人，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完全解释得通。

玛莎∙格森在其出色的新书中讲述了俄罗斯从1990年代的摇摆不定的民主政权过渡到当下的普京统治，其中包括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的故事，期间列瓦达开展过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从前没有人敢在苏联开展这种项目。政治改革给列瓦达带来了难得的机会。1987年，他和同事们向国民发送了数千份问卷，罗列出各种问题（人们喜欢在什么时候庆祝？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意在梳理国民心态改变的证据。从人们的回答中，列瓦达总结得出，1980年代的苏联人——有些人戏虐地把他们称为“苏维埃年代人”——是注定要消逝的族群。由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停滞所塑造的几代人正在让位于更年轻、更自信的群体。苏维埃年代人“行将就木”，他们的消亡将催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本身的瓦解，得出结论后，列瓦达着手绘制图表，用来描绘他预估的这场引人注目的转变。

格森认为这种转变意义非凡，因为原来的苏联是一个不明白自身状态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几乎没有给社会学、心理学、或哲学等不同学科留下空间。只有在向民主艰难过渡的前提下，俄罗斯才能开始逐步从整体上认识自我。格森在其书中讲述了7个人的生活：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列瓦达最紧密的合作者之一；楔沃札（作者只用非正式的名字来指代书中的某些人物），一名政治改革设计师的孙子；赞娜，一位有名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女儿；玛瑞娜∙阿鲁秋尼扬，一名自述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妇女；玛莎，一名年轻女子，成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俫裟，一名州立大学的教师，发觉自己是同性恋以后，建立起该国第一个正式的性别研究项目；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杜金的失意学者，成为恶毒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新势力的首席理论家。

所有的7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环境相对富足，这让他们有能力和自我意识来清晰地评论自己的经历。这种特权背景造成了非常狭窄的聚焦：我摆脱不掉的感觉是，我是在通过望远镜而不是大窗户观看格森描述的场景。该群体显见地缺乏商人、官场人士、或安全部队成员——对塑造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命运至关重要的人群。不过格森挑选的角色有力地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该群体的思想，进而明白该国的短暂民主历程以及随后的极权统治政体。

格森笔下的7个人物中，有4个出生于1980年代，在后苏联时代长大成熟，至少乍看起来预示着某种心态的改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俫裟来自于首都以东1,000英里的乌拉尔山脉中的贫脊小镇索利卡姆斯克。他成长于1990年代，风华正茂。乘新自由之风尚，他努力探索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全俄罗斯及更远地区的同性恋者网络建立起联系。他说服身边一些比较开明的学者认同性取向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最终他甚至在其任职的大学建立起一所性别研究中心，大学在彼尔姆——那座城市曾经是斯大林集中营的大本营所在地。

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最初在1990年代度过了一段其父亲的政治资本激增的时期。涅姆佐夫在省城下诺夫哥罗德为自己博得了名气，很快全家搬到了莫斯科。曾经有段时间他甚至被指定为叶利钦的正式继任者（现在看来是选举制度民主化的显而易见的奇异景象）。同样来自统治阶层的楔沃札在此期间发展起自己的政治意识。对他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变化令人震惊：祖父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他看着祖父艰难应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以及那个相对较为开放的社会日渐凋零。相比之下，玛莎来自于一个书卷气浓厚、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的政治觉醒源于新俄罗斯时期无法回避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他们3个人都展现出接纳变化的开放心态，可以代表当时的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

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惊恐地意识到，他的导师列瓦达关于苏联特色必将消亡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糟糕的臆想。或者换句话说，塔尔伯特的“自然本性”解决方案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正相反。大量的国民调查数据显示，极权主义心态远比乐天派所认为的要根深蒂固得多：

这让古德科夫备感沮丧，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很激进：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原来社会的延续，周期性地出现了些“流产的现代化”，他终其一生在研究的这个社会基本上保持不变。让这种观点显得激进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听你讲。

格森书中的人物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旧有的心态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惊人韧性。俫裟的经历最雄辩生动地印证了古德科夫观察到的趋势。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感受到了痛苦，随着普京上台逐渐把同性恋重新划入国家公敌的名单，他成为极端保守的克里姆林宫界定的“西方堕落颓废”的典范。俫裟的大学同事们感觉到政治风向的转变，开始对他区别对待；随着官方文章越来越妖魔化同性恋，他发现自己成为复活的苏维埃文化告密和逢迎权势的目标。令人心痛的是，俫裟发掘自我身份的故事经历了尝试性的萌芽、不稳定的胜利、再到惨败。到格森的报道结束之时，俫裟已经移居美国，目前他在布鲁克林的俄语社区作为同性恋活动家重新开始生活。

格森的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个性张扬的时刻。2008年3月，楔沃札从他暂时居住的基辅飞到莫斯科，只为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投票。从机场到市区是段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然后他花了50分钟排队购买地铁列车票。车票很便宜，而他带的钱也足够多，于是他即兴来了一场小小的叛逆：他买了60张车票，开始无偿分发给其他人。警察立刻拘捕了他，即使他事实上没有违反任何法规。他们先是训斥他“倒卖”车票，然后斥责他可能给售票员带来麻烦。“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是上帝？” 一名警察说。

这件事揭示出长久以来与集权统治下的反应习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机制。列瓦达曾经明确地将其描述为“集体人质劫持”：

它把每个人都变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各自独立且通常不遵循法律规则。在这起排队购买地铁票的事件中，警察本能地觉得他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的乘客都平等地经历排队的痛苦，防止任何自我调整的图谋行为。在投票站，选票——荒唐地把实际掌权者列作首位候选人——把每个选民都变成同谋者。人们通过投票来确认这项仪式的合法性。

玛莎的政治觉醒和成熟逐渐让她在2011年和2012年划时代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成为关键的组织人物，她的故事显示出新生代行动主义者如何努力捍卫民主——活动遭到普京政权的残酷镇压。玛莎出生于1984年这个“奥威尔年份”，逐渐融入反对普京时代的腐败和社会停滞的阵营，后来在莫斯科的沼泽广场组织了近年来最声名远播的抗议活动之一。警察最终指控她的罪名是“煽动暴乱”。 （她后来被大赦。）在同一时期，赞娜看着她的父亲和其他人基于坚定的信念在反对普京和他的克格勃（KGB）集团，并为之付出了代价，一些人还付出了生命。格森在书中讲述的一次低谷发生在2015年2月，赞娜的父亲鲍里斯∙涅姆佐夫在一座桥上遇刺身亡，这座桥的全景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内将其尽收眼底。

格森指出，很多社会学家对使用词语“极权主义”来形容后苏联的俄罗斯秉持谨慎态度，他们更喜欢诸如“混合政体”之类的术语。然而，“苏维埃年代人”和许多苏联式机构的长久存在本身就是极权国家的特征。在2015年的某个时刻，我们看到古德科夫在研究背道而弛的调查数据：普京的受欢迎程度在上升，即使消费预期在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持续下降。极权主义心理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种现象可以共存。格森写道，古德科夫“得出了结论，物质匮乏攸关极权政体的延续生存”。

格森表示，极权主义回归到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并不是不可避免之事。这需要推手设计，其中一位是普京找到的极端民族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此外还需要机会，普京的前任犯下的一系列失误创造出这种机会。

鲍里斯∙叶利钦的政府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但因未能解决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持久经济灾难，从一开始就手脚受制。意识到自己的人气在衰退，叶利钦最终回避了对苏共的审判；延迟推进有意义的真相与和解计划，真相与和解可能有助于让俄罗斯人更明白过往的严酷现实。戈尔巴乔夫曾经尝试建立一个更加人道（但仍然是共产主义）的苏联，但在保守派和叶利钦自由派的两方面抵制下折戟沉沙，楔沃札的祖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复兴委员会的主席，专门整理记录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暴行并帮助其受害者。但是到1991年，该委员会失去资助，并且随着时间流逝，很明显，叶利钦不再打算花费政治资本来处理痛苦的历史问题。

1990年代的经济动荡在第二位重要的程度上损害了民主的前景。从1991年至93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淘空了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积蓄）到货币贬值，再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扼杀了新生萌芽的市场经济），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开始把“民主”等同于贫困和极度的不公正。正如格森所描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民主”从一开始就不自由公正——当然在1993年以后也不会，那一年叶利钦命令坦克和大炮对准保守反对派，开火轰击俄罗斯议会大楼，1991年他在同一幢大楼内挫败了政变企图。

2000年就任总统后，普京缓慢而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位置，逐渐剥夺寡头竞争对手的媒体资产和政治权力。他把自己的同盟者——多年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以及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同伙——安排在关键位置上，从而掌控住大部分经济领域。除了模糊地提及苏联和俄罗斯的伟大之外，普京一直很少触及意识形态。

曾经被边缘化的书呆子亚历山大∙杜金为新瓶装老酒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海德格尔和欧洲认同主义之后，杜金深受鼓舞，重新发掘和颂扬俄国历史上激进的反西方潮流。他信奉前异议人士列夫∙古米列夫的“种族进化”理论，古米列夫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集合欧洲和亚洲最强文化因子的某种神秘混合体。杜金大肆吹捧自己构想的“俄罗斯世界”（普京政权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痛斥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是恶魔，想要把“外来”价值观念强加于“传统价值文明”。

杜金一路公开呼喊“消灭”涅姆佐夫等自由派“叛徒”——后者被谋杀间接证实了杜金的影响力。尽管许多人夸大了杜金与普京政府之间的直接相关度，但毫无疑问，杜金在这个政权的思维和用语方面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如果还有些美国人仍然自鸣得意地坚持认为我们不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那么请考虑如下事实：在亚历克斯∙琼斯的信息战网站上，杜金的言论近来大受欢迎，有人把该网站作为信息来源且高兴地引述其内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即使不时对格森剖析的普京主义运转方式感到恶心，但我还是怀着某种期待读完了这本书。为什么？专制政权的吹鼓手似乎赢得了这场战斗，但没有赢得论证。正如格森在结语中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的年轻的俄罗斯人不断出现在抗议活动中——并遭到逮捕。为了维护俄罗斯的悠久传统并与时俱进，匿名的支持者不断将鲜花和纪念品摆放到涅姆佐夫被谋杀的桥上——即使当局不停地移走它们。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现在流亡德国，当她决定颁发年度奖项以表彰人们对抗普京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时，她发现“争取获奖的竞争激烈”。俄罗斯的改变不会像塔尔伯特预言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但可以通过抗争来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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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5446/democracy-didnt-work-russia-masha-gessen-book-traces-rise-repressive-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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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报导

《经济学人》是英国的一份新闻周报，于1843年9月由詹姆斯·威尔逊创办。是一本涉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方面事务的综合性新闻评论刊物，着重于对这些议题提供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其社论持有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和社会自由主义。

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记述，弗吉尼亚州的第8选区比其它任何选区更快地倾向民主党，库克政治报告根据选民对党派的支持力度对国会的每个选区进行排名。这并不是说弗吉尼亚州第8选区正在从共和党转变为民主党；该选区已经是民主党的阵营，只是变得色彩更浓。负责争取共和党人的利益、努力遏止这种势头的人是吉姆∙普雷斯伍德，阿灵顿郡共和党委员会主席。普雷斯伍德先生是一名环保活动人士，曾经在非政府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工作。他对于农场到餐桌运动所倡导的农业改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些并不是共和党活动人士的典型关注议题，普雷斯伍德先生将选票投给特朗普，主要是因为他不支持那个赞同人工流产的候选人。在这个政府雇员超过10万人的选区，特朗普先生的支持率落后很远。“排干沼泽地对于我们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普雷斯伍德先生凝思默想：“这里就是沼泽地。”

弗吉尼亚州第8选区包括阿灵顿，其中有座美丽的18世纪小镇，当年在波托马克河对面建设华盛顿特区时，该镇就已经在那里了。该地区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堂∙拜尔过去经营一家汽车销售家族企业（当然是沃尔沃），在2008年为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活动筹款后被任命为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大使。这类履历在弗吉尼亚州北方选民中很容易赢得共鸣，那里散布着闲适惬意的咖啡店，顾客都乐于谈论“手工艺”。给人深刻印象的是，30％的25岁以上的居民拥有研究生学位，而该比例在全国范围内是12％。在整个美国，受教育水平已经成为比收入更可靠的预测人们将如何投票的指标。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50个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选区中比奥巴马的支持率高得多，同时在50个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选区中比奥巴马差很远。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倾向于跟同样的人作邻居，相应地，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往往会聚居在一起。

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记述，朝相反方向变化最快的选区在毗邻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东南部，西弗吉尼亚第3国会选区。亨廷顿市中心是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人口大约有5万，在明朗的春日里跟阿灵顿差不多同样的舒适宜人，俄亥俄河缓缓地流淌，有些古老的铁路车辆改装成了瑜伽工作室。声调有趣的各路观光者很快就会得知亨廷顿已经被评为美国最好的社区。遗憾的是，这不是该镇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西弗吉尼亚州因吸毒导致死亡的人数高冠全国。据估计，当地医院出生的婴儿中有1/10出现类罂粟碱成瘾。

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是个难以加入民主党的地方。民主党“已经变成毒药，甚至到了无人想提及的程度”，比尔∙比塞特说，比尔是亨廷顿商会的负责人，抽空来到镇上的一片自由飞地（咖啡馆），高谈阔论西弗吉尼亚州对于特朗普先生的热情。该地区的政治倾向关联于其经济发展历史（这里是煤炭的国度），经济的兴衰又与药物滥用相关联，尽管这些联系并不是初来乍看就明确了然。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西弗吉尼亚州已经从稳固的民主党阵营转变为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的安全领地。早先对于民主党人的长期依恋可以追溯到该州成为美国有组织劳工运动的诞生地。在1921年的布莱尔山交战中，3,000名警察与10,000名持有武器的工会成员正面交锋，这一事件迄今仍然是美国历史上工人与政府之间的最严重的冲突。工会的力量让西弗吉尼亚州在大部分时间里支持民主党；在1932–1996年间，该州在总统选举中仅有3次投票给共和党。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产量在1997年达到顶峰，其政治肤色之后很快就发生了改变。2000年该州支持乔治∙布什，此后在总统选举中一直投票给共和党。药物滥用现象在同一时期泛滥开来：起初是止痛药，然后是白色海洛因粉末，现在是芬太尼。作为普利策获奖系列作品的部分内容，查尔斯顿邮政公报发现，在2007–2012年期间，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的一座400人的小镇科迷特，有一家药房就订购了将近900万粒氢可酮药片。

从表面上看，这是个简单直白的故事，糟糕的经济境遇导致选民抛弃一个政党，转而去拥抱另一个政党。但现实状况更复杂。自从50多年前林顿∙约翰逊着眼阿巴拉契亚山区发起“对贫困的战争”，该地区与美国其它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在现今人们记忆中具有某种黄金时代意味的1970年，阿巴拉契亚有14％的家庭缺乏室内管道装置；现在该比例是3％。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产量虽然远低于其峰值，但目前的产量还是比1970年代更高。药物滥用问题也比初看起来更费解：当采矿业仍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滥用止痛药的现象就已经扎根，在类罂粟碱到来之前西弗吉尼亚人就服用了大量的安定药物。

绝望催生的死亡

然而随着该地区变得越来越富裕，它也越来越病态，更多的人死于自杀、心脏病、和药物过量——两位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在最近的研究中将之定性为“绝望催生的死亡”，此现象已经降低了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中居民的预期寿命。在该选区东南角的麦克道尔郡，男性的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值低12年，比阿灵顿的男性预期寿命低16.5年。如同美国其它的贫穷白人区一样，与病状相伴生的是各种社会机构日渐衰败，这些机构本来可以调整人们的生活，有助于承受克服困难。缔结婚姻和上教堂都变得少见很多。

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开采量下降主要是由于煤炭价格下跌、最易于开采的煤层枯竭、以及怀俄明州更高效的机械化矿山开掘。但该地区的人们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变化。即使那些与采矿业无关的人也倾向于认为这是冷漠的精英群体有意为之，那些冷漠的精英生活在阿灵顿那样的地方，他们将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未来生活看得比西弗吉尼亚人的现世生活更重要（公平地讲，可能情况的确如此）。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的第3选区国会议员埃文∙詹金斯解释说，西弗吉尼亚州遭到了民主党的攻击，“我们的祖父母都不再认得”这个民主党。 2014年他以全国范围内最大的选举优势获胜，取代在国会工作了38年的民主党人尼克∙拉哈尔。

这种身为受害群体中一员的意识是政治上的强大工具，相比于改善农村互联网接入或扩大医疗保险等传达善意的计划更有效。约翰∙谢尔顿∙里德是一位（南方的白人）社会学家，他形容来自南方的白人始终有一种被不公平对待和被瞧不起的感觉。在南北内战中支持联邦的西弗吉尼亚州不是在南方，但那里的许多选民现在考虑问题都如同里德描述的南方人。

居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对西弗吉尼亚州讥笑鄙视，因为受过教育的自由派开明人士倾向于认为贫穷是由环境造就，因而并不可笑。城市居民对农村人的偏见虽不严重，但存在于无意识之间。凯洛格商学院的劳伦∙里维拉所作的实验显示，比起那些说自己喜欢帆船运动的人，那些在闲暇时听乡村音乐的人很少收到精英白领公司的采访邀请。“贫穷的白人群体不仅是正在消亡，而且在消亡的同时还被告知要核查他们享受的特权。” 弗兰克∙巴克利说道，弗兰克是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学教授，曾经帮助撰写特朗普先生的竞选演讲稿。

无论这种心态在阿灵顿可能普遍到何种程度，美国乡村的人们已经将之扩大化，进而成为某种定性的论调。“好吧，如果他们有他们的方式，他们已经把我们抛弃”，歌手克里斯∙詹森在“白色垃圾”中唱道。在这首歌中，詹森先生——他曾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领头高呼“特朗普加油！”——最后获得了女孩的钟爱，证明白色垃圾并不比其他的人差，甚至可能还好一点。这首歌的欢快成分多过忧伤；其中表达的愤懑不满生动怡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哼唱这首歌。根据芝加哥大学的总体社会调查，过去10年里更多的人将自己归类于社会低层。

如果铁定要反击那些自认为优越的人，西弗吉尼亚州的选民为什么要投票给那个承诺为富人减税的纽约的亿万富翁呢？这似乎对那些认为投票行为只不过是一门会计学分支的人来说很奇怪。《白人工人阶级》的作者琼∙威廉姆斯指出，白人工人阶级倾向于嫉恨拥有各种文凭的专业人士，但却羡慕富人。“梦想并不是跻身于中上阶层，享用不同的食物，接纳不同的居家和交友模式；” 她写道：“梦想是仍然生活在自己感觉舒服的、原来的社会环境中——只不过希望有更多的钱。” 理想的状态是有自己的生意，这样就无须听命于人，就像总统那样。

嗨，嗨，我们要去工作了

阿灵顿的选民想知道西弗吉尼亚人为何相信那个夸口将把煤矿工作带回来的候选人，似乎煤炭的现行价格可以由行政命令来设定。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料想到煤炭行业不可能复苏的人也投票给这位总统，合力对抗那些冷漠的城里人。“自从卡特以来还没有一位总统说过希望让煤矿工人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 亨廷顿的比塞特先生说：“人们注意到了这点。” 甚至出现了些迹象显示当地的煤矿采掘正在好转：麦当劳店里又经常看到身穿反光夹克的男性，出售矿山物资的公司报告说销售量增加。就采煤业回暖而言，当地人得感谢中国而不是特朗普先生：因为北京政府指令矿工将工作日限制在每年276天而不是330天，冶金煤（用于冶炼钢铁而不是用于发电站）的价格在上扬。虽然事实证明这只是昙花一现，那些满怀期望的选民如果因为总统没有遵守诺言而背离他，那么可能得等待很长的时间。他们更有可能责怪那些住在阿灵顿的人在阻挠总统。

在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作共和党人是站对了社会阵营，与政纲原则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些非共和党人也在想方设法应对这种局面。该州的民主党人州长吉姆∙贾斯迪思是西弗吉尼亚州最富有的人，他的家族财富来自煤炭和农场，是政治上的新手。4月份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向他提交预算时，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掀开一个银色的盖子，露出预算案本上的一大堆牛粪。5月份州长先生邀请小唐纳德∙特朗普到该州来捕鱼和狩猎。他们没有猎到任何野火鸡，只抓到几条虹鳟鱼，然后穿着打猎的迷彩装摆姿势合影。跟总统一样，这位州长也有自家的高尔夫球场和度假村——绿蔷薇度假村，他勉力让度假村经受住了洪水和财务危机。他曾经卖掉了家族的矿井，几年后又买回来，只花了他先前卖价的1/10。因为善于交际且非常富有，才让他抵挡住了这场席卷掉许多民主党人的洪流。^{[注：吉姆∙贾斯迪思于2017年8月宣布重新加入共和党。]}

弗吉尼亚州第8选区和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是正在发生的最极端的例子，同时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变得像它们一样。1992年，只有39％的美国人居住在总统候选人赢得60％以上选票的地区。到2006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1％。比尔∙毕肖普在2008年出版的《大归类》注意到美国人正在分别往志趣相投的社区聚居，让人浮想起共和党或民主党选民搬家到投票意愿相同的区域，但那通常不是现实的状况。相反，人们倾向于采纳聚居地群体的看法。棕榈滩和阿灵顿都是富裕的社区，但棕榈滩的特朗普支持者的世界观更接近西弗吉尼亚州第3选区，而不是高档的阿灵顿社区。

如果这种分歧只是针对政府应该提供何种医疗保健等问题，那么弥合起来更容易。但是裂痕比之更深刻。“不加入党派的人在社会上变得不可接受。” 智库新美国的政治学家李∙德鲁曼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如果自己的孩子要嫁娶对面阵营的人，有1/4的坚定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会不高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凯西∙克拉默从2007年至2012年跟踪调查了威斯康星州的几组选民，在《怨恨的政治》中记录了她的发现。这是她描述的在那场州长斯科特∙沃克获胜的罢免公投中的紧张氛围：“人们互相偷走对方院子里的竞选标牌。他们不再彼此交谈。他们相互指责。即使夫妻之间也试图相互竞争。我不是在开玩笑。”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有时候还能够通过名字来辨认。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50万名加州婴儿的名字研究发现，保守主义者喜欢更刚强的名字。库尔特（Kurt）的父母很可能是保守派，阿什顿（Ashton）的父母则可能是自由派。

这些非政治性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比如何时该开战或者该征多少税。政治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无论族群首领说什么，成员都能够适应迎合。特朗普先生在跟前人相同的方案中混合加入许多前人没有提过的想法。而他的缺点往往被视为无关紧要，或者归结为缺乏经验，或是新闻媒体的敌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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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724129-mutual-incomprehension-between-urban-and-rural-america-can-border-malice-americas

2020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0.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7/20/2020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Welcome back, Scott.
It’s been seven or eight years since you went back to China. Time passed like an arrow. We’re all getting old.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cambric shirt
(On the side of a hill in the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Tracing of sparrow on snow-crested ground)
Without no seams nor needle work
(Blankets and bedclothes a child of the mountains)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leeps unaware of the clarion call)

Tell her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On the side of a hill, a sprinkling of leave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Washes the grave with silvery tears)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ands
(A soldier cleans and polishes a gun)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in a sickle of leather
(War bellows,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s)
Parsel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Generals order their soldiers to kill)
And to gather it all in a bunch of heather
(And to fight for a cause they’ve long ago forgotten)
The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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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撷取

《大西洋》是美国的一份百年杂志，于1857年在波士顿创刊，当时名为《大西洋月刊》，创刊之初是一份文学和文化评论杂志。现总部在华盛顿特区，是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次数最多的月刊。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强权在国际间转移的兴趣——无论是否能够和平地发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存在哪些先例，这些先例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现在出现了一本重要的书《泰坦巨神的黄昏》，由约瑟夫∙帕兰特和保罗∙麦克唐纳编写，定量地分析强权转移的问题。他们的发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崛起，并论述衰落中的美国如何重回强盛地位。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姆∙艾利森把这个问题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对衰落的国家因为担心挑战者的崛起，会选择发动战争来阻止它。虽然艾利森的书《注定要发生战争》招来一些贬低者，但还是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警示对抗中国的政策可能加速美国的衰落。

艾莉森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获取足够数量的案例来撰写一本政治科学书籍，他在大国之间创造出“过渡”，而这种过渡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放弃占领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安全守护人——美国——这个实力强大得多、既主张又反击改变的国家。历史只真实地看见过一次支配权的和平转移：19世纪后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尚无定论的问题是，核武器是否会制衡支配权的转移。

艾莉森的书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秩序中最强大的国家是否与其它国家的行为不同。霸主是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它通常（但不必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各个国家都会争取权利来订立有益于自己的条款——所以“海上无敌”的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可以丢弃规则，美国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成为自由国际秩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缔造者。

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纵览了自1870年（那时开始收集可靠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来的强权转移，检视对象涵盖最强大的国家及次之但仍然强大的国家。他们研究了16个相对衰落的案例，其中一些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另一些是居于中间的国家。

他们发现，因应相对的衰落，大多数国家都反应明智，迅速而适度地减少开支，寻求保留战略资本——不想破产（从而失去独立）。也就是说，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明智决策也有助于他们应对困境，于是决定缩减军力，避免战争冲突。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选择收缩帮助他们重新获得了地位；那些没有收缩的国家则未能维持。

两位作者还发现，经历衰退的国家通常不会被别国视为有吸引力的侵略目标。因此崛起中的国家通常不会试图攻击衰落中的竞争对手。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经历衰退的国家避开了冲突——战争是国家力量的无情仲裁者，衰落中的国家不会冒险去显示自己在减弱。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些国家在他们选择发起的冲突中往往占上风。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总结道，“这表明衰落中的强权灵活而令人生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本可以从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中受益，以其行动显示“过早地竞逐霸权不仅会鼓励形成敌对的外国联盟，还会破坏国内脆弱的长期增长基础”。中国领导人作为规划百年的杰出战略家，他们在过去十年中的选择似乎符合帕兰特和麦克唐纳关于过早竞逐霸权的描述。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条好消息，此时美国的力量在国际秩序中相对式微。如果未来走势符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期待美国打理好内部事务，同时避免战争，中国人会激活抑制其继续崛起的抗体，从而让美国重新获得原有的地位。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这条消息不如其对于美国那样好，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费用、风险、和责任，以保卫他们的安全，并维持有益于他们自己的国际秩序。

但是我担心总体数据——同等比重地考虑大量应区分优先顺序的案例——可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数据中不显眼的两个要点可能比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结果重要得多。

首先，一个国家是从最高位置跌落还是从近顶位置下降可能攸关紧要。失去霸主的位置比排名顺序的下降严重得多。全世界有很多个强大而重要的国家，但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名并不重要。德国是否关心它是第三大还是第五大经济体？也许有些关心，但不是根本性的割舍不下。但各国确实关心他们是否占据了最高位置——霸主地位，因为那样让他们能够制订游戏规则。如果中国成为霸主，它将会修改美国作为霸主时的规则：偏好将取代法则，小国将被大国使唤——我们已经开始从中国对近邻的恐吓及其掠夺性的贸易商业手法中看到这些模式。美国连同其自由盟国可以努力防止那些改变。

其次，国家的性质比帕兰特和麦克唐纳认为的更重要。他们发现政权类型（即国家的性质：共产主义、专制独裁、或民主管理）与牵涉衰落强权的战争之间没有相关性。在他们引用的1870年以来相对衰落的16个案例中，英国充当了6次衰落的强权（帕兰特和麦克唐纳优雅地称之为“最有经验的衰落强权”），德国有8次作为崛起的大国。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总结道，“对衰落的侵略性反应似乎是例外而非常例”，在他们的数据中，德国是唯一变得更具侵略性和独裁性的国家。而英国能够平静地经历如此多次的相对衰落，可能只是告诉我们，英国异乎寻常地善于敏捷而平和地打出弱势手法。从他们的研究中看到的，可能不是衰落强权的普遍性的行为理论，而是英国和德国文化策略的展示。两者可能都不同于大多数，让它们不足以成为构建理论的案例。

政权类型可能更重要得多，因为它传递出一个国家的修复能力。帕兰特和麦克唐纳发现“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恢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收缩”，意思是说政府必须承认其境况，并选择不同的策略。威权国家通常比民主国家更脆弱。缺乏自由媒体来展示失败和挑战性的政策，缺乏分散的权力和民间团体来探索替代方案及克制极端，缺乏选举来竞争角逐各种可能的政策取向，威权政府倾向于更长期地坚持导致失败的政策。

对于这场争论——大国的衰落是否会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因素，《泰坦巨神的黄昏》是有意义的贡献。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提出了一个宏大而重要的问题，并努力通过汇总我们对大国及中间国家的了解来找到答案。这不仅是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而且强有力地表明，开打预防性的战争对于衰落的强权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与其发动战争来阻止挑战者的崛起，相对式微的国家应该收缩和妥协以避免冲突。然而，如果采取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政策建议，那么将得学会忍受“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有趣的是，这也是格雷姆∙艾利森在《注定要发生战争》一书中提出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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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1/how-bad-americas-decline-relative-china/576319/

财务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 / The Basics

如果你可以阅读营养标签或棒球评分，那么你就能学会阅读基本的财务报表。如果你可以遵循食谱步骤或申请贷款，那么你就能学会基本的会计知识。基础知识并不难，不是火箭级别的高科技。

这本手册旨在帮助你对于如何阅读财务报表有基本的理解。就像心脏复苏课程教你如何操作基本的心肺复苏一样，这本手册讲解如何阅读财务报表的基本部分。这些解释不能够把你培训成为会计师（就像心脏复苏课程不能够让你成为心脏科医生一样），但应该可以让你有信心去看整套的财务报表，并且理解其中的含义。

我们首先来看财务报表是作什么的。

“让我看到钱！” / “Show me the money!”

我们都记得电影《杰瑞∙马奎尔》中小库珀∙古丁的不朽台词：“让我看到钱！” 那就是财务报表所体现的。财务报表让你看到钱；告诉你公司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目前在哪里。

主要的财务报表有4份。它们是：（1）资产负债表；（2）收入报表/损益表/利润表；（3）现金流量表；（4）股东权益报表。资产负债表显示公司在某个固定的时间点上拥有些什么和欠下些什么。收入报表显示公司在一段时间内赚到和用掉了多少钱。现金流量表显示一段时间内公司与外界之间的资金交换。被称为“股东权益报表”的第4份财务报表，显示公司股东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更详细地看排在前面的3份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 Balance Sheets

资产负债表提供有关公司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详细信息。

资产（Assets）是公司拥有的有价值的东西。这通常意味着它们或者可以被出售，或者可以被公司用来生产/提供用于销售的产品或服务。资产包括有形的物质资产，比如厂房、卡车、设备、和存货；还包括那些不能被触及但确实存在并且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商标和专利。现金本身就是一项资产。公司的对外投资也是资产。

负债（Liabilities）是公司欠其他各方的债务金额。包括各种各样的债务，比如从银行借贷来用于推出新产品的资金、租用建筑物的租金、欠供应商的材料款、应付给公司员工的薪资、清理环境的费用、或应缴付给政府的税金。负债还包括将来应向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预收款项。

股东权益（Shareholders’ equity）有时被称为资本或净值。这笔钱等于公司出售全部资产并偿还全部债务后余留下来的金额。这笔剩余资金属于公司的股东或业主。

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建立起来就像上面显示的基本会计等式一样。在资产负债表的左侧，公司列出他们的资产；在右侧列出他们的负债和股东权益。有时候在资产负债表的顶部显示资产，接下来显示负债，底部显示股东权益。

资产通常根据它们可以转换为现金的速度来排列。流动资产是公司预期在一年内转换为现金的资产。存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公司希望在一年内出售存货收取现金。非流动资产是公司没有预期在一年内转换为现金的资产，或是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出售的资产。非流动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是用于经营活动而非用于出售的资产，比如卡车、办公家具、和其它财产。

负债通常根据它们的到期日来排列。负债要么是流动负债，要么是长期负债。流动负债是公司预计在一年内偿还的债务。长期负债是到期日在一年以上的债务。

股东权益是所有者投资于公司的股份加上或减去自公司成立以来的收益或亏损。有时候公司会将收益分发给股东，而不是将其保留。这些分发的收益称为股利。

资产负债表是一张显示特定报告期末的公司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的快照。其中没有显示报告期间流入和流出账户的数量金额。

收入报表/损益表/利润表 / Income Statements

收入报表显示公司在特定时间段（通常为一年或一年中的某部分）内赚取的收入。其中还显示与赚取收入的活动相关的成本和费用。报表字面上的“底线”通常显示公司的净收益或亏损。这个数字告诉你在该段时间内公司赚取或亏损了多少钱。

利润表还显示每股收益（EPS）。这个计算结果告诉你，如果公司打算分配该时间段内的所有净收益，股东可以得到多少钱。（公司基本上从来不会分配掉所有的收益。通常会将收益重新投入到经营活动中。）

要理解利润表是如何编制而成，可以将它们想象为一组楼梯。在这个会计期间内，你从顶部的销售总额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每一步扣除一项与赚取收入相关的某种成本或其它经营费用。在楼梯底部，扣除所有费用后，你就知道公司在这个会计期间实际赚取或损失了多少钱。人们经常把这个数字叫作“底线”。

利润表的顶部是销售产品或服务所带进来的总金额。这条顶线通常被称为总收入或总销售额。它被冠名为“总额”，是因为费用尚未从中扣除。所以这个数字是“总略的”或者尚未提炼的。

下一行是公司预计在某些销售中不会收到的金额。例如可能是缘于销售折扣或商品退货。

从总收入中减除退款和折扣以后，你就得到公司的净收入。它之所以被称为“净额”，你可以想象一张网，这些收入是在扣除退款和折扣后余留在网中的数额。

从净收入这行沿着楼梯往下走，会有几条线表示各种不同的经营费用。虽然这几条线可以按照不同的顺序来罗列，通常净收入之后的下一行显示销售成本。这个数字告诉你公司花费了多少钱来生产在此会计期间销售的产品或服务。

下一行从净收入中减去销售成本，得到一个小计数值，称为“毛利”。它被看作是“毛额”，因为还有某些费用尚未从中扣除。

下一部分处理经营费用。这些费用是用于维持会计时间段内的公司经营活动——例如管理人员的薪资和研发新产品的成本。营销费用是其中的另一个例子。经营费用不同于上面扣除掉的“销售成本”，因为经营费用不能够直接与所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相挂钩。

折旧也得从毛利中扣除掉。折旧是考虑长期使用的资产——比如机器设备、工具、和办公家具——的磨损。公司将这些资产的成本分摊到其使用期间。分摊这些成本的过程就称为折旧或摊销。在会计时间段内使用这些资产的“收费”是资产原始成本的一小部分。

所有的营业费用从毛利中扣除掉以后，你就得到利息和所得税前的营业利润。这个数字通常被称为“经营收入”。

接下来公司得解释说明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利息收入是公司将现金存放在有息储蓄账户、金融市场基金等各处而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利息支出是公司为借钱而支付的利息。有些损益表分别显示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另一些则将这两个数字合并起来。然后将利息收入加入到营业利润中，或者将利息支出从营业利润中扣除，从而得到所得税前的营业利润。

最后，所得税被扣除，你得到底线：净利润或净亏损。（净利润也称为净收入或净收益。）这个数值告诉你公司在此会计期间实际赚取或损失了多少钱。公司是赚钱了还是赔钱了？

每股收益
大多数损益表包含每股收益的计算。 这个计算告诉你，如果公司打算分配掉这段时间赚取的全部净利润，股东可以因为他们持有的股票每股分得多少钱。

要计算每股收益，只需将总的净收益除以公司已发行股票的数量。

现金流量表 / Cash Flow Statements

现金流量表报告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这很重要，因为公司需要持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开支和购买资产。损益表告诉你公司是否盈利，现金流量表告诉你公司是否收到现金。

现金流量表显示的是美元现金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而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孤立的美元金额。现金流量表是应用并重新排列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中的信息。

现金流量表的底线显示该会计期间内的现金净增加额或减少额。通常情况下，现金流量表分为3个主要部分。每个部分检视与一种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动状况，三种类型的活动是：（1）经营活动；（2）投资活动；（3）融资活动。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表的第一部分分析公司从净收入或亏损中引发的现金流动状况。对于大多数公司而言，现金流量表的这一部分将净收入（损益表中显示的数字）与公司从其经营活动中收到或支付的实际现金额作核对调整。为达此目的，在现金流量表上须调整净收入中的非现金项目（比如加上折旧费用金额），还须调整其它经营性资产和负债所占用或产生的现金。

投资活动
现金流量表的第二部分显示与所有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动状况，通常包括购买或出售长期资产，比如房地产、厂房、设备、以及证券投资。如果公司购买一台机器，在现金流量表上该项活动将被列为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因为使用了现金。如果公司决定出售一部分其持有的有价证券，那么出售证券的收益将显示为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入，因为产生了现金。

融资活动
现金流量表的第三部分显示与所有融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动状况。典型的现金流入包括发行股票和债券、或从银行借款，从而筹集到现金。同样的道理，偿还银行贷款将显示为现金流出。

阅读附注 / Read the Footnotes

一匹名为“阅读附注”的马出现在2004年的肯塔基∙德比马赛中。它获得了第7名，如果它跑赢了，对于所有的财务知识倡议者来说都将是一场胜利。阅读附注非常重要。财务报表的附注当中饱含着信息。下面是一些重点：

• 重要的会计原则和惯例——公司必须披露对于展现其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最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这些往往需要管理层作出最困难、最体现能力、或最复杂的判断。
• 所得税——附注中包含公司的当前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按照层级细分——联邦所得税、州所得税、地方所得税、和/或国外所得税，影响公司有效税率的主要项目也会在其中描述。
• 养老金计划和其它退休项目安排——附注中会论述公司的养老金计划和其它退休或离职后的福利项目。其中有关于这些项目的资产和成本的具体信息，并且会说明项目计划的资金是否积累足够，已积累资金比计划项目高或低多少。
• 股票期权——附注中还有授予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的股票期权的信息，包括股票薪酬的会计方法、以及该会计方法对财务报告结果的影响。

阅读 MD＆A 内容 / Read the MD&A

在公司的季度或年度报告中，你会看到叙述解释其财务业绩的内容，题目是“管理层对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的讨论和分析”。这种讨论和分析（MD&A）让管理层有机会向投资者表达他们对于公司财务业绩和经营状况的观点；同时告诉投资者财务报表上显示和未显示的内容，以及造就过往经营业绩或可能影响公司未来的重大风险和趋势。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关于 MD＆A 的规定要求管理层披露已知的、可能对财务报表信息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趋势、事件、或不确定性。这种讨论和分析的目的是向投资者提供更多信息，管理层认为这些信息对于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财务状况的变化、及经营业绩实有必要。用意是帮助投资者透过管理层的视角看待公司；同时为财务报表、公司收益、现金流动状况提供背景信息。

财务报表比率及其计算 / Financial Statement Ratios and Calculations

你可能已经听到过人们在说笑诸如“市盈率”、“流动比率”、“营业利润率”等短语。但是这些术语表示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显示在财务报表上？下文列出的只是许多比率中的一部分，投资者根据财务报表上的信息计算出这些比率，然后用来评估公司。通用的准则是，理想的比率值因行业而不同。

如果一家公司的债务权益比率为2比1，那么表示该公司有2美元的债务对应股东投入的每1美元。换句话说，该公司借贷债务的速度规模是其所有者投入资本的2倍。

Inventory Turnover Ratio = Cost of Sales / Average Inventory for the Period
库存周转率 = 销售成本 ÷ 当期的平均库存

如果一家公司的库存周转率为2比1，那么表示该公司的库存在报告期内更新了2次。

Operating Margin = Income from Operations / Net Revenues
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 ÷ 营业额净值（扣除折扣、退货）

营业利润率通常以百分比显示。它表示对应于每1美元的销售额，百分之多少是利润。

P/E Ratio = Price per share / Earnings per share
市盈率 = 每股价格 ÷ 每股收益

如果一家公司的股票市价是每股20美元，同时该公司的每股收益是2美元，那么该公司的市盈率就是10比1。这家公司的股票市价是其收益的10倍。

Working Capital = Current Assets – Current Liabilities
营运资本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债务权益比率将公司的债务总额与股东权益作比较。这两个数字都可以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找到。要计算债务权益比率，只需将公司的总负债除以其股东权益。
• 存货周转率将公司损益表上的销售成本与该会计期间的平均存货余额作比较。要计算会计期间的平均库存余额，只需查看资产负债表中列出的库存数量。将本期财务报表上列出的余额和上一个可比期间列出的余额相加，然后除以2。（记住资产负债表是时间点上的快照；因此上期的存货余额就是当期的期初余额，当期显示的存货余额是期末余额。）要计算存货周转率，只需将公司的销售成本（损益表上净收入栏的下一行）除以该会计期间的平均库存。
• 营业利润率将公司的营业利润与营业额净值作比较。这两个数字都可以在公司的利润表中找到。要计算营业利润率，只需将公司的营业利润（支付利息和所得税之前）除以其营业额净值。
• 市盈率将公司的普通股价格与其每股收益作比较。要计算公司的市盈率，只需将公司的股票价格除以每股收益。
• 营运资本是指公司用其流动资产支付流动负债（即将于资产负债表日期之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后的剩余资金。

全部整合在一起 / Bringing It All Together

虽然这本手册分别地讲解每种财务报表，不过得记住它们是相互关联的。你在资产负债表上看到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化，也会反映在收入报表上的收入和支出当中，这些项目引导出公司的收益或损失。关于资产负债表上列出的现金资产，现金流量表提供更多相关的信息，同时与收入报表中显示的净利润相关，但不相等。诸如此类。单独的一份财务报表不能说明完整的情况；不过汇总起来就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很有用的信息；而信息是帮助投资者作出明智投资的最好工具。

投资者教育和宣传办公室向广大投资者提供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既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法规解释，也不是政策声明。如果你对某条特定法律或规则的含义或适用性有疑问，请咨询专业从事证券法的律师。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sec.gov/reportspubs/investor-publications/investorpubsbegfinstmtguidehtm.html

中美文化差异

几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吉什∙珍（Gish Jen / 任璧莲）看到一名中国少女申请马萨诸塞州米尔顿高中的故事。这名女孩有拔尖的考试成绩和优秀的论文，她在Skype网上面试中展现出极好的英语水平。米尔顿录取了她。

几个月后，米尔顿高中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他们认为很出色的这名外国学生。他们在当地机场接到的这名中国女孩说着结巴的、不标准的英语。后来才真相大白，他们接到的这个女孩是那名优秀学生的妹妹。

珍(Jen) 用米尔顿的故事作为她的新书《行李提取处的女孩：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开头，这本书探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以及双方世界观的主要差异，起笔于中国文化中的相互依存和美国人崇尚的个人主义。

“很多年来我一直去中国旅行，” 珍(Jen) 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谈到她去中国旅行的四十年。 “当我到达时，我总是对中国感到惊讶。我也对长期观察到的中国感到困惑。”

“人们对我说，‘你不觉得中国正在变化吗？上海是如此时尚，’” 她说：“中国人穿着耐克，在星巴克喝着拿铁咖啡，但中国人不像我们，臆想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或者将会变得像我们一样，是极度的傲慢。”

在她的引人注目的新书中，珍(Jen) 阐述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大熔炉”与中国人的“自我变通”相互依存之间的区别，美国人把个人需求放在第一位，中国人首推对家庭和社会的巨大义务；珍(Jen) 融合了令人信服的轶事与学术研究来探讨两者的差异。

“我引入了学术研究，因为你可以作很多断言，描述再描述，但没有研究，似乎只是趣闻而不可靠，” 珍(Jen) 说：“我讲述奇闻轶事，然后将它们与更广泛的、已经认可的道理联系起来。”

珍(Jen) 在上海参加了星巴克的一项实验，一位美国学者在那个城市选取了100家星巴克，在每家店里都把椅子推到一起，阻挡了部分过道。“实验人员把椅子摆放得非常靠近，他看会有多少人移动这些椅子，” 珍(Jen) 说：“椅子被放置得阻塞了通路。在美国，顾客会把它们移开。”

最后只有1.9％的中国人移开了椅子。 “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珍(Jen) 说：“这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我跟那位见多识广的上海记者谈到了椅子实验，她笑着说道：‘当然他们不会移动椅子！’”

吉什∙珍的父母是中国移民。她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上过大学——为避免日本轰炸而在洞穴中上课的大学。他作为土木工程师来到美国，最后为原子弹项目工作。她的母亲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教师。这个家庭非常传统，正如珍(Jen) 在她的新书中所写道的，他们是“第一个儿子最重要”的家庭，并且认同“没有人想娶一个聪明的女孩”。

珍(Jen) 摒弃了家人持有的相互依存的观点。 “我是反叛者，与家庭的传统相距甚远，” 她说：“当其他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以写作为生时，我成为了一名写作者。我的父母完全彻底地反对。我打乱了整件事情——我不说中文。那是一个完全西方式的计划。我成为了一名小说家，这是你能做到的最体现个人主义的事情。”

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珍(Jen) 去了斯坦福商学院，但在1981年退学，去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她的母亲不跟她讲话，还好她们在大约18个月后言归于好。

直到珍(Jen) 于1991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并且在《世界日报》（一份中文大报）上广受关注之后，她的父母才意识到他们的女儿是成功者。

61岁的珍(Jen) 创作了四部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她的作品还包括《老虎写作：艺术、文化、和相互依存的自我》，该书收集了珍(Jen) 于2012年在哈佛大学的一系列讲稿，这些讲稿又启发了新书的创作。

家庭的根系不可能拔出。“我的很大一部分依然是相互依存的，” 珍(Jen) 说：“我能看到，我的书如何与马友友这样的人产生共鸣。我们喝着拿铁咖啡，但有一片相互依存的部分仍然存在。”

“当我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我的相互依存的时刻就来了，” 珍(Jen) 说：“我加入了一个母亲团体。那里的小孩子差不多6周大。别的母亲把孩子放在地板上。我放不下我的孩子。有人问所有的母亲，希望孩子们将来怎样。她们说希望孩子们独立。独立？这些孩子连头都还不能够立起来。我说我希望孩子快乐。”

“许多美国人有相互依存的思想倾向，但我的更为深刻明显，因为这种倾向来自中国，我的父母都是移民，” 她说道：“你可以在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看到这种相互依存。它确实持续存在。”

珍(Jen) 讲到一名认识的希腊裔美国人如何不好意思地承认他生活在几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他觉得这不是那么美国式，” 她说：“如果有这么多家庭都是这种状态的话，为什么它不是美国式呢？”

根据珍(Jen) 提到的一项调查，世界上有85％的国家倾向于社会关系的相互依存，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大片的南美国家、以及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历史上的天主教欧洲国家。在美国，相互依存度在某些亚群体中很高，比如消防员，还有更广义的工人阶级。

在这本书中，珍(Jen) 例举了她的能干的中年兄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望91岁的母亲。“我的兄弟们两面都包容，” 珍(Jen) 说，兼容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品质和相互依存的移民文化。

珍(Jen) 记述了中国南方的大芬油画村，众多艺术能手在那里大量炮制梵高、克里姆特、毕加索及其他很多画家的作品。你想要一幅特别大的“星月夜”？没问题。在这座相互依存的村庄中，艺术家在需要时会彼此换手完成绘画。

“大芬村的画家不符合我的艺术标准，” 珍(Jen) 说：“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夹在中间。从另外的角度讲，我不为他们遗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身处境都非常满意。”

珍(Jen) 讲述了有趣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故事。有一位中国画家与另一位伪造其画作的艺术家是好朋友。当伪造者陷入财务困境时，真正的画家在伪造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以让赝品更有价值，从而帮助伪造者渡过难关。

在一场奇怪的角力中，中国警察与他们被派去监督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警察问候后者生病的父母，甚至提出如果需要可以帮助持不同政见者找工作，而同时继续监视他们。

珍(Jen) 谈到她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很大的公共场所）与孩子们放风筝时丢失了钥匙。看到她的焦急，一个卖风筝的商贩走近她，通过与其他竞争商贩联手的一连串帮助，钥匙被找到并送回来。提供帮助的关键人物是一名盲人商贩。所有的酬谢都被婉拒，很明显所有人都很高兴。

对于那些来到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大熔炉”的中国移民来说，生活可能会颇为费神。

“很多从中国来的人在美国觉得很困难，” 珍(Jen) 说：“正如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他们也无法想象美国是如何的不同。他们知道美国更富裕，每个人出门都开车，但心理景象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他们想象不出来。”

珍(Jen) 出生于纽约，最初在扬克斯北部长大，在那里的生活可能非常艰难。“孩子们会向我们扔夹杂石子的雪球，” 她说：“我们搬到斯卡斯代尔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雪球中没有石子。”

即使在斯卡斯代尔，珍(Jen) 的家庭也经历了1960年代偶尔发生在纽约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我在纽约的斯卡斯代尔上五年级，那里是一个极其自由开放、成熟的社区，” 珍(Jen) 说：“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父亲是否洗衣服。当然我知道那有侮辱的意味。他们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人。当我上高中后，他们再没有问过我。”

“我的兄弟每天都被殴打，” 她说：“他被殴打得如此严重，因此我的父母送他去上柔道课。”

“如果我的背景更加个性化，那么对我的伤害会更小，” 珍(Jen) 说：“我明白了这点，但我没有专注于此。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得操心。这只是一件事。”

“那是对整体生活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看法，” 她指出：“你为什么接受教育？答案是，‘如果我不能拿到那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将会一直被压榨。’”

“我的兄弟挺过来了，就像我自己和我妹妹一样，” 她说：“这不好。这是一块巨大的阴影，不过可能蕴含有一线希望。一旦你被欺负过几次，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就会准备好与世界打交道。”

不幸的是，珍(Jen) 指出，亚洲孩子被欺凌的现象在学校里仍然存在。“校园霸凌并没有消失，” 她说：“我不会低估这个问题。”

个人主义“大熔炉”观点与相互依存“自我变通”之间的关系可能很不固定，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这本书中，珍(Jen) 详细讲述了她的韩裔美国朋友珍妮∙苏克的家族史，苏克现在是哈佛法学院教授，《纽约人》杂志的撰稿人。

苏克一家在韩国过着糟糕的贫困生活，太多的亲戚挤住在家庭公寓里。珍妮∙苏克的祖母要求珍妮的母亲上交她微薄的工资。母亲拒绝了。然后珍妮一家人冲破了更大的家庭束缚，搬到了纽约，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韩国信奉个人奋斗的这位母亲作出了相互依存的决定，将珍妮送去一所令人痛苦的补习学校，这样她才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优秀的亨特学院高中。母亲的决定很糟糕吗？珍妮割舍了很多其它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看珍妮想要跳舞这件事情，” 珍(Jen) 说道。珍妮被选拔进入一个著名的芭蕾舞剧项目。珍妮的母亲再次表现出相互依存，不让她去参加。

“我想要勒住那位说‘不，你不能跳舞’的母亲，” 珍(Jen) 说：“如果我的女儿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我会跟从‘大熔炉’路线去支持她。当然我站在珍妮一边。在我想要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我说‘你不能那样做。生活不是关于自我。做点实用的事情！’”

“当你听说珍妮没能参加的舞蹈课上的四个女孩全都身体受伤，没有人成为芭蕾舞演员时，你会想她母亲是不是错得那么离谱，” 珍(Jen) 沉思般地说：“现在珍妮是一位终身教授，生活得很好。谁知道本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如此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采用那么强硬的相互依存的方法，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珍(Jen) 说：“这对于大多数美国父母来说不是一条选项。如果在中国的母亲这样做，孩子也会感到痛苦，但不会像在美国这么强烈。”

珍(Jen) 定期在上海纽约大学授课，所以她每次去中国要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她还花时间跟她在中国的大家族呆在一起。

“在上海，我理解跟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但他们不是我，” 她说：“我很同情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大芬村的艺术家并不苛刻。”

“我在中国的家族很棒，但我不会参加每场家庭活动，” 珍(Jen) 说：“如果你放手参与，那会占据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我的容量足够大，可以说得出‘我不跟你一起去，我要呆在这里读埃琳娜∙费兰特的新小说’。在中国，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美国化。”

“在中国，宽容友好非常重要，” 她说：“家族形成为一张非常重要的网络；一张社会安全网。”

珍(Jen) 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美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人的相互依存，以及这份依存对他们的家庭责任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

“一部分对中国的调查是新得来的，但大部分本来就在那里，” 珍(Jen) 说：“我认为人们没能够利用这些调查来帮助他们看明白中国。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改变格局，” 她说：“早先的读者已经得到了一点启发，他们说‘哦，我现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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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thub.com/gish-jen-on-the-profound-differences-between-chinese-and-american-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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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看中国

里贾纳∙阿布拉米是沃顿商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劳德管理和国际研究院的全球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

威廉∙科比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斯潘格勒家族经营学科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所张思明讲席（由华裔企业家 T. M. Chang 捐资设立）教授。他和里贾纳∙阿布拉米、 沃伦∙麦克法伦共同创作的最新书籍是《中国能领先吗?》（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他还与乔伊斯林∙伊比、亚当∙米切尔、卢霜共同写作了案例研究《优步在中国：行驶在灰色地带》（2016年）。

沃伦∙麦克法伦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艾伯特∙戈登讲席的名誉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案例开发中心副所长。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远距离银行业务、文官队伍、及择优晋级。直到19世纪初以前，中国经济比欧洲国家的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地由市场驱动。然而今天，许多人确信西方才是创意型企业思想家和创新者的摇篮，中国的土地上大都是条框束缚、机械刻板的学习者——这里在勤奋地追求研究与开发，但鲜有突破。

当我们问到为什么的时候，答案五花八门。有些人责怪工程师。“大多数中国的初创企业不是由设计师或艺术家创办的，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去构思新概念或新设计的工程师，” 动点科技网站的编辑杰森∙林争辩说。

另一些人指责政府造就了空前糟糕的未能保护知识产权的状况。他们指出，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都被盗版，但只有中国才有完全假冒的苹果商店，里面挤满了以为自己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员工。

还有人指责中国的教育制度，称其为日本学者市定∙宫崎骏所说的“中国科举恶魔”的现代版本。完全专注于考试成绩的学生如何可能成为创新者？

基于我们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实地经历和察考，以及共同编写的大量案例研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必须指出，许多最具创新力的西方公司是由工程师创立的）。不过这些批评之语都不全面。中国不缺乏企业家或市场需求。考虑到政府的巨量财富和政治意愿，中国有可能制定出各项经济政策，建立起各种教育和研究机构，如同推动美国成为技术强权的那些政策和机构。但这种潜力会成为现实吗？我们看到相当大的挑战。

参看中国的创新是如何发生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通过收购、通过教育——可以揭示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突显出中国在寻求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路途上所面对的希望和问题。

自上而下的创新 / Innovation from the Top Down

在2006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中，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要将中国转变为“创新社会”，到2050年要成为全球科技的领跑者。那不是空谈。有实在的记录显示北京的行事风格：制定政策和激励措施，然后督促国民和地方政府官员——直到村级干部——与其保持一致。

事实上近4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其雄厚资本和政治意愿从高层推动创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创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改组了苏联式的中国科学院，基于同行评议（而非政治因素）来资助大学的商业前期研究，差不多就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作模式。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为发展高科技园区提供资金，以促进创新的商业化。自1985年第一个这样的开发区在深圳建成以来，此类园区已经迅猛增加，如今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城市都是官方考察的常见去处。

政府在发展新生的创新型产业方面的力量，可以从其政策对风力涡轮机行业的影响中看到。2002年，政府推出了风力农场项目的公开招标程序，以鼓励涡轮机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外国进口产品很快淹没了中国的这个新兴市场。因循在其它行业中重复采用的模式，政府接下来要求国有企业70% 的零部件须从国内企业采购。外国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不过到 2009年时，10家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公司中，有6家是中国公司。这样就极大地助推了国内企业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2006年的51%上升到2010年的93%。

2006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在几年内减少中国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增加国内研发资金，在政府认定的“战略新兴部门”跨越外国竞争对手，其中包括生物技术、高能效技术、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和高新材料。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对企业的出口补贴和政策规定，要求政府部委和国有企业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国内企业采购物资。尽管这些举措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但很少有国际公司离开，而是放任了中国用这种方式支持创新。

事实上，2004年大约有600个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到 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还多，并且规模和战略重要性也有增加。辉瑞公司在那年将其亚洲总部迁往上海。2011年，微软在北京开设了亚太研发中心，通用汽车开设了一家高级技术中心，包括几个工程设计实验室。默克公司在北京的亚洲研发总部定于2014年开始运营。

在中国设定——且经常能够实现——各种雄心勃勃的目标这方面，无可比拟的两大项目是政府对高铁的支持及载人探月的努力，两者都需要西方国家似乎不可能投入的资金规模，以及发明和应用众多技术的能力。我们相信这样的雄心可以助推创新，就像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政府资助项目所表现的那样。

自下而上的创新 / Innov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然而在创新这个问题上，即使是中国这样强力有雄心的政府，指令的作用也有限度。始终有强大的潮流在对抗政府的意图和国家的策略，对抗的潮流源自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和古老的文化。

考虑一下这些力量是如何限制中国的企业创造力。1990年代早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企业家爱德华∙田（田溯宁）创办了电信初创公司亚信股份（现亚信联创股份有限公司），在3年内成长为员工320人、收入4,500万美元的兴旺企业。

1996年，由于中国电信行业的技术变革步伐缓慢，对此感到沮丧的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劝说田溯宁，他有责任离开亚信股份去领导一家新公司——中国网通，该公司正着手建设一条连接大约300个城市的光纤网络。2001年，当我们中的一人（麦克法伦）访问该公司的时候，它是一家创新的公司，有着开放的、创造性的文化，尽管是由4个政府机构共同拥有。

2002年，电信巨头中国电信被政府拆分时，其中10个北方省份的市场被并入中国网通。一夜之间，田溯宁变身为统领23万人的组织。

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冲突异常尖锐。在许多中国电信的员工看来，田溯宁是一个美国式的局外人，试图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来改造国有企业。合并后6个月，麦克法伦向中国的70名高级管理人员介绍中国网通的案例分析，其中包括20名来自电信行业的人员。这些人不是从组织变革与企业成功之间的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是攻击田溯宁的“非中国式”的管理方式，然后指责麦克法伦不配在中国如此闪亮地推介硅谷文化。田不久就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后来又离开了中国网通董事会。

对外人来说，中国网通最终看起来像一家现代电信公司，具有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必需的治理结构；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当我们讲授当前中国网通的案例时，我们要求MBA学生在该公司董事会中找寻真正的老板。我们的问题是，党委书记在哪里？共产党要求在每家员工人数多于50人的公司中须有党代表；每家员工人数多于100人的公司必须有党组织，党组织领导直接向省或市的党组报告。这些要求损害了公司的所有权本质，影响战略方向、日常运营、和竞争优势，从而限制了正常的竞争行为，更不用说阻碍创始人扩展自己的企业。

不过即使政府解散企业党组织，同时加倍努力地鼓励突破性的创新，仍然存在着更强烈的抑制因素：中国公司所处市场的经济现实。当增量改进的回报和成长前景在国内和国外都如此巨大的时候，为什么要费力地去开拓创新？

看一看B2B门户阿里巴巴，它在2001年是如此的飘摇欲坠，我们担心它会破产。通过创造性地将外国技术用于满足发展中市场的需求，阿里巴巴现在近250个国家为8,000万客户提供服务。其拍卖网站淘宝的成功最终迫使易贝退出中国。或者看百度，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头羊，它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提供的服务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也不挑战正统政治。根据中国多元化的区域市场量身定做产品、组织、和流程，百度如今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搜索市场中占到80%的份额。

如同日本在二战后的30年里在许多行业中赶上了美国的技术，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的创新来做同样的事情。采纳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高利润的作法。同时通过收购来获取技术变成为一种重大的新趋势。

通过收购来创新 / Innovation by Acquisition

已经有很多文章描述当前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浪潮，其中大部分侧重于大宗商品资源，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不过转向美国和欧洲寻求技术的投资也同样可观。厌倦了支付许可费和版税，中国企业在他们的政府鼓励下，越来越多地寻求购买——而不是租用（或窃取）——突破性的创新技能，通过收购技术和挖掘人才。

以华为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副总裁威廉∙普鲁麦，一位美国前外交官，曾经把这家电信巨头描绘成“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大的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给出的一种说法，特别是考虑到它在世界各地的16家研发中心，以及关于它企图在美国进行收购的各种争论。

海尔是一家领先的中国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拥有同样广泛的全球设计网络和研发中心，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意大利的都灵是必争之地，江淮汽车、一汽集团、长安公司在那里都设有研发中心。

反西方的文化潮流在国内可能很强势，但在海外经营的中国私营企业却接纳了当地的高级人才。举个例子来说，普鲁麦不是在华为工作的唯一的西方高级管理人员。2010年，该公司聘请了北电网络公司的前首席技术官约翰∙勒泽来领导其北美研发工作，1年前英国电信的前首席技术官马特∙布罗斯被引进来监管华为的全部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和执行。两人都直接向华为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前军队官员任正非报告。涡轮机制造商金风公司同样也招募了美国人蒂姆∙罗森茨韦格作为美国业务的第一位首席执行官，蒂姆是清洁能源领域有公认威望的人物。他接着又带进来有卓越跨文化经验和行业专长的管理人员。

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其主要的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卡特彼勒和小松集团，最初试图通过依靠自有人才和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取得成功。几次失误促使该公司建立起与欧洲和美国区域总部紧密联系的研发中心，从这些国家聘请专业人员。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德国领先的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从而获得了昔日竞争对手的技术。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正在协同有效地努力通过日益广泛的海外收购和合伙经营，填补其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口。

然而，要成为21世纪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国需要培育未来的革新者。这是中国大学的任务。

通过下一代来创新 / Innovation Through the Next Generation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立教育机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处于科研顶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批有创意的私立学院和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联合医学院，仅举几例）。所有的院校在1950年代都被苏维埃化，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中被摧毁。

现在中国的大学又回来了。以清华大学为例。它成立于 1911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为资金来源，是一所两年制的文科学院，为学生去美国学习作准备。它在民族主义时代变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约翰∙费正清，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创始人，1930年代在那里学习了中国历史），在1950年代变成为苏联式的理工大学。眼下它正在重新成为一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比哈佛和耶鲁更难进入。2016年，清华将开设第一所真正的国际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助者斯蒂芬∙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每年从世界各地招收200名研究生。清华大学相信，落脚在那里的施瓦茨曼奖学金项目将成为21世纪的罗兹奖学金。

单就受过教育的学生人数而言，相较于美国战后的高等教育大扩张，或者欧洲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学扩招，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近来的变化甚至更引人注目。在被关闭了10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的大学对不到100万名学生敞开了大门。到 1998年，入学人数达到 340万，远不及当时美国的就读人数1,450万。2012年有2,390万名学生在中国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比美国大学的入读人数多出大约400万。

如今私立学院和大学在中国的全部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据了超过1/4的比例，并且比公立大学的增长速度更快。大公司也参与到其中。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公司设立了淘宝大学，最初是为了培训电子商务的所有者、经营者、和销售人员。以后它将为100多万名学生提供在线商业教育。

很快中国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每年培养出更多的博士，因为中国大学的目标是培育高层次的、创新性研究人才，以及能够将研究和创新转化为更高生产率的人才。中国政府和很多其它机构正在向领先的院校注入巨额的资金。在10年内，中国精英大学的研究预算将接近美国和欧洲的同行。在工程和科学领域，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的领先行列。

中国大学将在21世纪参与制订全球标准吗？这是可能的（尽管目前没有一所大学在全球排名前50位），哪怕仅只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一套良好的创新体制框架。

我们目前的答案是没有。中国公立大学的治理结构仍然将太多的决策权集中给太少、太过自负的人。中国的大学和国有企业一样，都受到党委的困扰，大学党委书记的官阶通常高于校长。虽然少数优秀的党委书记带领他们的大学走向了成功，但作为一条定律，这种平行治理结构在限制而不是增强思想的交流。

可以自由地追求任何导向的思想是大学创新的先决条件。但无论以何种方式比较衡量，中国院校中的教职员在参与治理方面几乎不起作用。事实上在2012年6月，中国当时的副主席（现在的主席）习近平走访了几所国内顶尖的大学，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监督，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也许绝对的创新如同绝对的领导和权力一样被高估了。在产业界，如同在教育领域，中国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约瑟夫∙顺彼特所说的后发优势：可以从前辈的工作中学习和改进。

当然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过创造性的接收应用表现出了创新，现在它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中国能够领先吗？中国政府是否有智慧放松下来，是否有耐心去容许顺彼特所说的真正的创业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方面，我们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或智慧才干——他们的能力和才干是无穷无尽的，而是他们的学校、大学、和企业运营所需要的政治环境——环境非常束缚人。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hbr.org/2014/03/why-china-cant-innovate

系列文章之八

这是八节系列文章“关于跨文化构思的重要性”的最后一节，本系列文章检视几家知名的美国大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推广拓展业务的尝试。如同系列文章中展现的，大部分尝试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列文章讲述了部分主要的失败原因。以下总结列出了其它美国公司可资借鉴的主要的经验教训，以帮助他们在那里取得销售的成功。

大多数美国企业对中国抱有希望。它是一个大市场，对高技术产品和奢侈品存在特有的渴望。全球化不仅是一种趋势，而且是未来企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事实。针对一些保护主义政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力劝各国积极欢迎全球化。害怕到中国去做生意是自然的，但这绝不应该阻吓美国企业向那里扩展业务。虽然有很多企业亏损的例子（其中几家在本系列文章的前几节中讨论过），但是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公司的确收获了巨大的回报。宜家主导了家居装修市场，记步仪从过去的失误中获益匪浅，甚至超越了其主要的、本来更精通中国的竞争对手。

前面讨论的例子（本系列文章的前几节）为所有打算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揭示了应当注意的几条关键要点。

• 避免对中国社会及其现状缺乏了解。
• 绝不要根据其它市场上的经验来设想中国消费者会如何行事。
• 寻找能够互惠互利的中国本土合作伙伴。
• 绝不要让中国政府找到理由与你们公司根本对立。

虽然本系列文章重点讨论美国大公司进军中国市场的尝试，但其中汲取的经验教训适用于所有美国公司尝试进入中国的努力，包括那些有大量现金可用于投资的企业。对于那些必须更加小心谨慎或资金受限的公司，忽视这些教训的风险代价将会更高。更有限的资金无疑意味着这种尝试的回旋余地更小，因此可用于学习的时间更少，其后果对于公司整体可能更严重。醉心于产品的奢侈性和品牌认知的企业必须最为小心，因为短时的成功可能引起自满，从而不遵循上述要点。鉴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对于很多公司来说，一次聪明的营销尝试在那里就可能跨越风险回报的临界值。

祝你好运！（Good luck!）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readwrite.com/2017/03/13/why-many-major-american-companies-have-struggled-in-chin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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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冲突

《国家利益》是美国的一本国际事务双月刊杂志，由公共政策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出版；与外交政策思维的现实主义学派相关联。杂志由欧文∙克里斯托尔于1985年创刊，直到2001年前由欧文∙哈里编辑。《国家利益》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狭隘的技术涵义的“外交政策”，而是努力关注广义的思想观念，以及文化和社会差异、技术创新、历史和宗教等因素影响国家行为的方式。

如果说特朗普总统有一件事情讲对了，那就是当你的贸易赤字已经高达$5千亿美元时，你不会输掉贸易战。

国际贸易专家群体的传统看法是“你不会赢得贸易战”。他们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在公平竞争中你不会赢得贸易战。如果各方参与者都平衡地开始，规则对于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任何一方对于另外的参与者有强制力，那么获胜的策略是各方合作。经济学基本定律。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以巨额贸易逆差开始，那么说明现有的规则袒护了其对手。当贸易逆差国碰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可以肯定地说有多条路径取胜。

尽管被媒体广泛嘲笑，但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4月4日发布的推特中说：“当你已经落后$5千亿美元时，你不会输！” 其中概括的浅显道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唯一不正确的是数字。201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5,680亿美元，这个数字合并了美国在服务业的贸易顺差。仅就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而言，数额高达$8,110亿美元。

4月4日的头条新闻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盘中下跌350点归咎于特朗普。他们忽略了将实情归功于特朗普，因为在当天交易结束时，道琼斯指数上涨了610点。事实上，在特朗普迄今为止的3个月的“贸易战”中，道琼斯指数基本持平（上涨170点）。

市场波动也不是特别的高。在2017年的特别平静之后，现在回到了2015–2016年的水平。这点是正确的：特朗普在办公室战争的第一年里，股市波动是历史性的低。总而言之，自2018年选举日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0％还多。哈，得留神利用市场作为政治指南的危险。

推还是拉 / Push or Pull

特朗普推动贸易是正确的。回归到差不多均衡的国际贸易体系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收益。总统顾问彼得∙纳瓦罗和威尔伯∙罗斯所说的赤字拖累将美国经济整体拉低了大约3％。也就是说，如果国际贸易平衡，美国经济体量会比现在大3％。

公平地说，有很多原因导致各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并且不是所有的逆差都是坏事情。例如，外国人想要投资于充满活力的美国经济这一事实会吸引资金，而这些资金终归要投入到某处。但是要说贸易逆差完全不重要也是错误的。这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场合环境。

自1976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赤字发生在2006年，达到$7,620亿美元。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5.5％，几乎是2017年2.85％赤字记录的两倍。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消费者削减支出，贸易赤字大幅下降，这种“改善”根本不是经济强健的表现。同时2001–2006年间赤字的急剧上升并没有给经济带来任何好处。

当贸易流量因为经济冲击而发生变化时，如同2008–2009年，因果关系的指向很明确：是全球金融危机促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减少，所以你不会将之归功于政府。但有时候贸易流量发生变化是政府政策的直接结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确实是政府在拉动绳索。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样一种政策干预，显著地修改了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就像确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和世界贸易组织（1995年）一样，是对经济的主动人为干预，推高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其结果是，在旧规则下本应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增长转向了中国。

基于大体相同的道理，如果特朗普政府积极介入以让国际贸易规则重新倾向美国，那将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以牺牲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对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和（尤其是）中国而言，那是不幸的境遇。根据你的视角不同，这种作法可能不正确或不公平。但事实就是这样。

以牙还牙 / Tit-for-tat

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下，美国的贸易伙伴必然会尖叫，肯定会动员不欢迎特朗普的群体来反对他。实话实说，全球贸易规则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基本上不可能分辨比赛场地的等级标准，或规则的倾斜状况。不过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背负$5,6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不是现行规则的总体受益者。

欧盟和中国威胁要以牙还牙地对美国的标志性产品征收关税，比如肯塔基波旁威士忌、哈雷-戴维森摩托车、甚至是新鲜的缅因州龙虾。这可能会产生些新闻头条，不过简单的事实是，特朗普的潜在关税清单比安吉拉∙默克尔的清单多出$1,510亿美元，比习近平的清单多出$3,760亿美元。欧洲和中国无法赢得贸易战，他们自己也知道。

如果特朗普聪明，那么他不会利用讨价还价的杠杆来销售更多的波旁威士忌和龙虾，那些东西在肯塔基州和缅因州也很受欢迎；而是用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在所有关于美国衰落的言论中，人们似乎忘记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领先欧洲和亚洲的程度。这才是美国未来繁荣的真正基础。

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利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力阻止中国直接购买美国技术——这是正确的。在计划的与中国的贸易战中，政府可以更进一步，严加控制中国的非法手段，比如强制的技术转让和公开的技术盗窃。

特朗普还可以向欧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撤回严厉的数据隐私规则，这些规则让美国互联网公司不公平地处于劣势。中国长期以来完全阻止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互联网。欧盟现在似乎有意通过看似公平的法规来追随中国的此类领先，这些法规对外国公司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其中的外国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

长期以来，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那帮人似乎一直更关心自己的好政绩受到钦佩，而不是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大的利益。对外示好的老派作法显然已经被这个时代抛弃。仅只在贸易方面强硬还不足够。

为了赢得贸易战，特朗普团队还必须发挥才智。考虑到可以调用的全部武器及目前拥有的全部优势，他们应该能够在无需鏖战的情况下赢得贸易战，就像里根总统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击垮苏联一样。随着欧洲陷入政治动荡，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总统的咆哮迸发可能就足以让美国在贸易上取胜。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rump-right-us-can’t-lose-trade-war-25202

系列文章之七

本文是系列文章“关于跨文化构思的重要性”的其中一节，其它部分上月已经发表。

Fitbit健身记录仪的故事承载着希望。2014年进入中国之后，两年来一直处于低谷。不过接下来它完全改变了策略，更加中国化，并收获了相应的回报。

刚开始的时候，记步仪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在那里出售产品，而只不过是炒作“酷元素”，宣扬其产品代表着某种美国的新概念。就销售小机件而言，虽然这种策略并不糟糕，但是很容易让公司变得“昙花一现”，长期持续发展的前景渺茫。

记步仪除了面对常规竞争之外，穿戴运动技术在中国是过度饱和的市场，绝大多数替代品比任何型号的Fitbit健身记录仪都要便宜很多。允许记步仪长期生存、改变策略、并最终成长壮大的一项有利条件是，中国市场对品牌产品的质量和地位有着巨大的偏爱。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持续增长，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品牌产品作为身份标志。许多中国消费者在潮流的压力下花钱购买。

记步仪从未公开承认其中国市场份额在2015年底处于下降状态，不过它的主要竞争对手Misfit健身记录仪，一家由小米（京东的所有者）大量投资的公司，在努力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产品正在如何快速地夺取记步仪的市场份额。Misfit公司在中国采取了正确的作法，与小米合伙经营，让小米利用京东网一点一滴地向中国消费者输送信息。前面关于沃尔玛的文章（见第4节）已经讲到，京东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尽管Misfit是一家总部设在旧金山的公司，只有几十名员工，它在C轮融资中募集到$4,000万美元，其中小米是大投资方。此轮融资后，在新合作伙伴小米的帮助下，Misfit开始在中国迅速推进。

从记步仪的回旋转换中学习

每一家考虑去中国的美国公司，都应该从记步仪的学习和转换能力中找到借鉴。看到Misfit健身记录仪的成功，Fitbit健身记录仪于是努力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争取与中国的别家主要参与者建立关系。它与阿里巴巴的子公司——天猫（本系列文章的第6节中已经讨论过）展开合作。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举动，因为阿里巴巴是Misfit健身记录仪的投资者小米公司（ ^{此处应为京东。美国人}_{可能混淆了小米和京东} ）的天生竞争对手。天猫的定位是为正当合法的奢侈品牌提供一条直销给中国消费者的渠道。这对于记步仪当然很有帮助。

除了努力与公司发展关系以外，记步仪还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它支持中国政府的倡议，与阿里巴巴共同发起政府倡导的“健康中国”行动。

之前讲到的在中国失败的公司（本系列文章的第2–6节）与记步仪的作法存在显著差异，记步仪与中国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政府友好，帮助推广其健康倡议。应该加以强调的是，记步仪的作法既创新又明智，任何公司都可以因循类似的方法。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readwrite.com/2017/03/11/why-many-major-american-companies-have-struggled-in-china-fitbit-d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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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文章之六

本文是系列文章“关于跨文化构思的重要性”的其中一节，其它部分上月已经发表。

在提及关于亚马逊的事情之前，得先谈一谈其问题的严重性。2014年，亚马逊在中国的业务十分令人失望，沃尔夫调研所的分析师阿拉姆∙罗宾逊估计，亚马逊在中国一年亏损掉$6亿美元。

跟沃尔玛（在本系列文章的第4节中已论述）一样，亚马逊在中国已经有一段历史，开始于2004年以7,500万美元收购中国的在线图书零售商卓越网。然而即使购买的是一家盈利的公司，亚马逊也不能将该网店的规模和盈利能力提升到其西方网店的水平。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估计只有1-3％。这么小的市场占比显示出一个问题，大量访问网站的人只是浏览而不购买。根据亚历克萨的网站排名，亚马逊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网站都在中国排名访问量最高的前50名之列（通常其它国家的网站版本会将读者链接到amazon.cn——亚马逊专门为中国建设的网站）。

用户只是浏览而不购买的一个可能原因是中国有两个购买商品的市场，而亚马逊没有瞄准任何一个。这两个市场是价格非常便宜的白标商品市场，以及生产商以溢价直接销售的品牌产品市场。阿里巴巴直接攻占了这两个细分市场。如之前关于易贝的文章（见本系列文章的第3节）所述，淘宝允许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出售非常便宜的商品。阿里巴巴最近的天猫允许生产商付一笔费用，直接向消费者出售验证合法的品牌产品。

亚马逊需要对中国消费者讲解得更清楚

亚马逊试图简单地重复在一些国际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模式，虽然这种作法可以理解；但如果亚马逊公司希望其品牌和业务在中国的成绩不止于低水平，那么它必须更好地与中国消费者交流。亚马逊本来可以制定策略，创立公司或部门直接与淘宝和天猫在两个细分市场上竞争。然而由于行动迟缓，亚马逊让淘宝和天猫主宰了这些市场，而让自己处境不妙。本来它可能想出些独特的办法来应对中国消费者的问题。

亚马逊另一个失误的例子是：亚马逊金牌会员项目在美国是广受欢迎的一项服务。它提供免费的两日送达，以及不间断的音频和视频访问。2016年10月，亚马逊宣布将在中国推出金牌会员服务，会费更低，功能减少。亚马逊中国金牌会员服务的重点是，购物超过$29美元则免费送达，无论寄送自哪个国家。虽然这可能符合消费者的期望，但在中国的金牌会员项目应该提供中国人特别期望的服务。例如，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有奖消费市场，同时亚马逊在发行奖励购买的数字货币。其金牌会员服务项目本来应该提供数字货币的年度补贴，以激发人们的兴趣；但亚马逊只是简单地复制沿用其美国的套路。

亚马逊公司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调整其产品或服务以应对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对于公司的中国战略，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说：“我们过去主要用力推广在日本、德国、英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有效的作法，看来需要更多的本地化。如果你想让我讲一条宽泛的经验教训，就是这一点。”

亚马逊是一家典型的这种类型的公司，他们认为只要继续按照惯例经营，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市场上取得成功，而不需要作良好的市场和客户分析。这种实践全球化的方法几乎从来未曾收获到好果实，事实上分析师们已经在建议亚马逊完全撤出中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似乎不愿意作相关的市场研究，来探索如何更好地与中国消费者互动交流。

人们期待像亚马逊这样的大型而先进的公司从投资中国的巨额财务损失中吸取教训，但亚马逊似乎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贝佐斯宣布，公司计划未来3年在印度投资约$50亿美元，努力在那里站住脚。印度是另一个复杂难懂的市场，跟中国一样，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亚马逊已经暗示，它将再次将其业务模式不作改变地复制粘贴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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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write.com/2017/03/10/why-many-major-american-companies-have-struggled-in-china-amazon-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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