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6

公众对此疯狂行为的惊惶失措以及北平所有的邮局和电报局被军队占领，导致48小时没有任何反应。7月2日继续有法令颁布出来，试图替帝制还魂，困惑的民众升起了龙旗。不过3日上午突然有消息传出，被困在总统府的黎元洪总统头天晚上九点在两名副官的保护下乘车逃脱，先打算歇脚在使馆区的法国医院，后来去到日本使馆，那里为他提供了合适的住处。3日晚日本公使馆发布了以下的官方公报（法文），阐明了其态度：

翻译 / Translation

黎总统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于7月2日晚9时30分抵达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将军的住所，请他提供保护。他是自行到达，没有事先通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公使馆遵循国际惯例，决定给予他必要的保护，并让他使用军营的部分区域。公使馆还宣布，只要黎总统停留在那里，就不允许对他采取任何政治行动。

在这样轰动性的事态发展之后，人们才知道，黎元洪总统彻底挫败了帝制拥护者的图谋，派遣信差将几份重要的指令连同总统印章送去天津。其中一份指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同时让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之职，安排周密妥当，从而可以一举擒获张勋。

以下是这四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讯息：

1. 7月1日：今日张勋监察长带领他的部队进城，事实上恢复了君主制。他阻断了交通，差遣梁鼎芬和其他人来我处劝说我。元洪言辞坚定地拒绝，誓言不会承认那样的举措。希望副总统和其他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共和国。黎元洪
2. 7月1日：上天不拒斥灾难，君主制得以复辟。据说清廷发布的一条指令讲，元洪向清廷请愿归还国家权力。此为乌有之词。中国从专治转变为共和是五族国人的共同心愿。元洪受人民委托担此重任，自然有责任始终维护共和。对此毋须赘言。发布此讯息是为了避免误解。黎元洪
3. 总统致副总统：致南京冯副总统——想必1日发出的两封电报已安全送达你处。谨此以最深切的遗憾和痛惜说明，由于我缺乏应对局势的能力，这场政治危机最后影响到政府形式。元洪明白为此他应当向国民道歉。北平的局势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由于元洪现在无法行使权力，共和国的持续性可能会被突然打断。你也受国民委托担此重任；按照临时宪法第42条和总统选举法第5条的规定，我授权你暂时在你的办公室行使总统的权力和职能。由于交通已经被阻断，我担心传递印章会遇到困难和阻碍。段芝泉（段祺瑞）已被重新任命为总理，并且受命暂时保管印章，之后再设法转交给你。今后挽救国家之要务须由你和芝泉大力推进。情势紧迫，你的责任明确。我满心焦虑和期待，特发此电报给你。黎元洪
4. 7月3日：致冯副总统、各省督军和省长、各省议会、陆监察长——想必本月1日的两封电报和本月3日的那封电报已安全送达你处。我满怀强烈的自责，谨此说明这场政治危机已经影响到政府形式。段芝泉本月1日已被重新任命为总理；副总统已获授权在其办公室行使总统的权力和职能。段总理有权自行决定各项行动。所有的印章和文件都已经送到天津，段总理已受命暂时保管和看护，并将其转交给副总统。总统办公室的守卫突然被撤换，我被迫放弃三湖；走避他处。关于挽救国家的措施，我相信你们会与冯副总统和段总理共同协商合作。殷切期待，无以言表。黎元洪

在北平发生这些戏剧性事件的同时，其它省份也同样在发生耸人听闻的事情。天津派突然意识到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于是非常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宣布尽管存在各种争议，但这个国家的每一位有识之士都非常珍视共和，最后认为得有个统一的中国。中国的自由主义学人代表梁启超极其干练地总结出全部重要事项通告各省。起首之句是精彩的文笔“上天没有怜恤我们的苦难，允许叛徒降生”，结尾的铿锵之语是，尽管有人建议他始终保持沉默，“然而看到巢之将覆，决然吐出阻喉之鲠”，他呼吁全体中国人聆听他的话语，即必须拥护共和，否则国家将四分五裂。

现在军人与学者联合起来。段祺瑞立刻接受了赋予他的重任，去到天津城外的主要营地，指挥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同时发布了以下宣言：

段祺瑞的宣言

致冯国璋副总统、武鸣监察长、各位督军、省长、都统——

上天正在用一系列的骚乱来磨炼这个国家。居心叵测的张勋打着调停的幌子，带领他的部队占领了京城，昨晚令人惊骇地推翻了共和政府。政府形式问题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原则；需要付出坚韧不拔的努力，一旦作出决定，任何改变的企图都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无法形容的灾难。今天国民的心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化和民主。因此绝无可能将家族威严凌驾于国家之上来征服千百万人民。

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清廷非常清楚当代国民的普遍意向，真诚而审慎地放弃了其权力。人民认为这种情操应该得到堂皇的认可，愿意给予清廷特殊的保护待遇，并且将此契约记录在案，清廷亦由此获得安宁和荣誉。中国历史上二十多个朝代的终结，没有一个比得上清朝的和平与安稳。

纯粹为了满足其自我膨胀的野心，张勋和其他人不可思议地放肆而为，犯下叛国罪。像王莽和董卓一样，他试图利用年幼无助的皇帝来操纵整个国家。此外他蛊惑国人讲，黎元洪已经向清朝请愿，说共和滋生出许多邪恶，应该恢复先皇以拯救民众。张勋犯有篡权罪和伪造文书罪的行径显而易见，此丑闻震惊全世界。

难道会有人认为张勋是出于爱国动机吗？现代文明发展到此阶段，当然不会再容忍专制政府。那样的图谋只可能激起世人普遍的反对。友邦认可共和中国已有五年，即便痴想可以改变国家格局为自己寻开心，不要指望各国列强会容忍这种幼稚之举。内部纷争势必会引发外国干预，国家很快将灭亡。

张勋是否有可能是在为清廷的利益行事？年幼的小皇帝生活平静安逸，丝毫不曾想过再次统治中国。众所周知，小皇帝的老师一直在警告他权力争斗的危险。毫无疑问小皇帝是被拖拽上王位，完全违背他自己的意愿。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王朝都不能永远存续。清朝终结还能够享受到特殊待遇，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恩典。再次把清廷挂上高墙，让其再次坍塌而永远消失，此行径何其荒谬。

祺瑞被解职后，本来决定不再参与政治事务，但因为他在中华民国的创立中出过一份力——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并且为共和国服务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不忍心看到国家被破坏而不伸出援手。此外他也曾经蒙受前朝的恩典，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清廷被利用作为抢掠的工具而自毁。无论职责召唤去何处，祺瑞都会无惧生死，倾力前往。诸位都是中华民国的栋梁，自当各尽其责。面对此非同寻常的危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应该践行自己的忠贞誓言；对于清廷，让我们用理性明智的行为来表达同情。我相信你们肯定会贡献出全部力量，齐心协力来对抗这场大灾难。我虽然是一名虚弱的老兵，也会策马跟随你们。
（签名）段祺瑞

这份宣言发表后，军队开始全面调动起来。7月5日，据报道，重要的北平-天津铁路在距离京城40英里处的廊坊被截断，1900年西摩尔将军的救援远征军在那里几乎被围歼。对于其政变的迅速回应让张勋陷入绝望，他撤出北平，用满族士兵来充实自己的部队，宣称将坚持战斗到最后，当然跟他先前讲过的一样是一派胡言。第一次交火发生在7月5日晚上，王朝复辟者溃不成军。除了北平的一支满族军队以外，所有的北方军队迅速集结在通往京城的两条主要铁路上，张勋的部队在兵力和战术上都不及对手，短暂抵抗后就败逃。让张勋本人感到震惊的是，北方和南方对于帝制复辟是同样的深恶痛绝；发动政变后一周，他准备投降，如果生命和地位得到保护。到7月9日，情势是这样：共和国军队包围了北平；张勋辞去每一项任命，除了指挥自己的部队；满族朝廷起草了一份新的退位令，但畏于宫殿四周的辫子军而没敢发布。

双方开始讲价，使馆区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没有人愿意看到战争蔓延到北平街头，那样不仅会导致无辜者被屠杀，还会引发外国的纷争。对皇城的一次小型空袭让人们看到了新奇的事物，炸弹爆炸给满族皇室心中带来的恐慌已经让他们准备好投降逃跑。争议的主要问题不是君主制的命运——早已坏死掉，而是张勋的脑袋上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让张勋惶恐不安。共和国军队悬赏10,000英镑缉拿他，煽情者声称此人必须被抓住，无论死活，在皇宫大殿门前斩首，以此惩处其背信弃义。围绕这个问题衍生出微妙的争论，直到7月11日晚间达到顶峰，当时所有迫使张勋无条件投降的努力都未能奏效，于是宣布将在第二天早上对其部队发起总攻。

7月12日黎明时分，一声信号枪标志进攻开始。大量的共和国小分队通过各道门进入城内，一阵激烈的枪声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张勋的主力部队盘踞在天坛的高墙内，很快就陷入包围，尽管他们可能顽抗几天，不过交火几个小时后就开始谈判，然后悄悄地投降了。张勋住在皇城内，虽然气焰嚣张，但很快就逃到使馆区寻求庇护。他的部队抵抗到下午两点就溃散，战斗结束。双方的伤亡都很轻微，这场十一天的闹剧过后，满族王朝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不过要记得不可忽视中国的主要问题，即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并停止内战——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因为张勋的胡作非为反而变得简单，但还没有解决。基于已知的所有事实，本书作者相信，联合政府最终会建立起来。当然要实现那个目标，各省之间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争斗，因为中国是个太大的单位，要找到共同点必然得经历许多的磨难和痛苦。黎元洪总统宣布不再重新执政，冯国璋副总统依法成为继任者，悄然就职。张勋的流产政变把华北的空气净化到这种程度：满族皇室将从北平撤出，皇室补贴大幅度削减，驱逐康有为之流彻头彻尾的帝制拥护者，荡涤掉残留的民间支持。最后完成中国的外交政策，终于在1917年8月14日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制定出连贯的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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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5

解散议会的指令

去年六月我颁布了一条法令，阐明为了制定宪法而必须召集议会。共和国已经成立五年，但仍然还没有宪法，而宪法应该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此下令重新召集议会立即制定宪法。

重新召集议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正式的宪法。最近，吉林督军孟恩远等人递交了一份诉求文件，大意是“在立宪会议通过的条款中包含如下几个要点：‘当众议院通过对内阁部长的不信任案以后，总统可以解除内阁部长的职务，或者解散众议院，但解散众议院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 还有‘当总统解除总理的职务时，无需内阁部长会签。’ 还有‘当法案在两院通过后就具有法律效力。’ 读到上述条款让我们很惊讶。

“根据其它国家的先例，宪法从来不是由议会制定。如果我们想要一部优秀可行的宪法，应该寻求根本的解决方案。议会的确比其它任何国家机构都更重要；但是当国家福祉遭受危害时，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由于本届议会不关心国家福祉，因此考虑到国家的危急情况，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来解散众议院和参议院，以便重组议会，毫不拖延地制定宪法。这样才能保留住共和政府形式，以及其它。

“近来已收到军事和民事官员、商人、学者等发来的请愿函电，提出类似的要求。参众两院召集的制宪会议已近一年，但宪法仍未制定完成。并且在此关键时刻，两院的大多数议员已经提出辞呈；因此无从确保法定人数来讨论议案；也没有机会修改已经通过的条款。除非设计出加快制定宪法的措施，否则人民永远不会满意。

“我作为总统，希望遵从民众的意愿，巩固国家的基础，同意各位督军和人民的要求。特此下令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立即举行另一次选举。这样立宪政府才能维持下去。必须指出，重组议会的目的是加速制定宪法，而不是废除共和国的立法机构。我希望所有的共和国公民都能理解我的意愿。”

这份文件的发布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和公众的不安；议员中本来只有少数离开了北平，现在全体撤离京城去往南方。立宪主义者的合理的、完全合乎逻辑的观点在他们最后的备忘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份备忘录在总统决定发布上述指令的前几天已经提交给他；研读这份文件就会明白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读者会注意到，作恶的军事总督被显眼地标示为叛乱分子，他们臆想中的宪法将从1917年6月13日起失去所有的合法性，只是记录下又一次空位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6月13日的这份指令把局势带回到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离世——的状态，一段时期的国家动荡看起来不可避免。

备忘录

致总统：我们之前递交给阁下的备忘录想必引起了你的注意。我们谨此进一步告知你，叛乱分子事实上目前处于尴尬的困境中，缘于他们内部的分歧、友好国家的警告、以及西南各省的抗议。他们的处境正日益变得不可维持。如果阁下再顽强坚持十天左右，他们的行动就会崩溃。

然而有人卑劣地提出，随着张勋的部队进入京城，推迟解决这个问题意味着痛苦和灾难。但对于我们来说，不存在那样的忧惧。由于在京城的军队无心对抗叛乱分子，曹锟和他的部队就足以在京城实现他们的目的。但是现在叛军在京城附近已经驻留了十天。这表明他们不敢公开反抗政府，那样做肯定会引起外国的干涉，引发西南各省的强烈抵制。张勋拒绝了倪嗣冲和张作霖邀请他加入叛乱，因此肯定不会做曹锟不敢做的事情。不过叛乱分子在京城有秘密人员传播谣言恐吓民众，我们希望总统保持冷静、不受干扰，以免给叛乱分子可乘之机玩弄他们的邪恶伎俩。

至于议会，将其再次召集起来是去年南北之间政治分歧得以化解的两个最重要条件之一。解散议会意味着违反南北之间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对南方的公开挑战。南方会对此骇人之举保持沉默吗？如果南方举兵反对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作何解释？那样只会加速南北之间的分裂。从法律角度看，政府权力是由临时宪法赋予。政府施用宪法未规定的权力就意味着犯下叛国罪。

有人认为政府解散议会并不违法，因为临时宪法没有规定如何解散议会，也没有明确禁止政府解散议会。不过这是一种曲解。举例来讲，临时宪法没有规定总统不得称帝，也没有禁止他那样做。照此解释，总统称帝就不算违法。

简言之，倪嗣冲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公开的叛乱。从法律角度讲，任何妥协的主张都是荒谬的。总统任由他们为所欲为已经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再次屈服于他们的压力而解散议会，那么正义之师起兵惩罚叛乱分子时他将对后果负责。如果总统受卑鄙之徒蛊惑而解散议会，那么历史将把他记录为叛变国家、分裂南北之人。总统是众所周知的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特别敬重他的仁慈品质和善良性情。我们不愿看到他被邪恶之语恐吓和误导，作出些事情来抹杀掉他对国家的所有功勋，毁损掉他已享有的独特声誉。

这些戏剧性事件的展开传递给日本人的信号，是开始推进最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他们现在遍布各处，摩拳擦掌，庆祝这样的历史进程。日本总参谋部的次长田中义一曾经在中国广泛游历，力图拉拢扬子江以北的所有军阀，一直在等待北平的最佳时机，现在通过中国政府雇用的日本军官，竭尽全力地支持这些实施阴谋的将领，以此让他们成为日本的傀儡。日本媒体以美国6月5日发布的照会为借口，连日来抨击美国“干涉”中国事务，忽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这些宣传人员声称，在没有首先咨询日本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远东采取行动或提供建议。一旦战争情势明朗，必须严厉修正这种放肆行为。忙碌不止的不仅是日本的军官和记者：中国政府中的日本顾问也在竭力助长混乱。黎元洪总统在最后时刻征求宪法专家有贺长雄的意见时，有贺博士给出的意见与莫里森博士的观点完全相反，莫里森满怀英国人对正义和宪政的热爱，坚持认为总统只有一件事情可做——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坚守合法性。有贺博士则虚伪地声称，这种作法只是权宜之计，从而蓄意助长了破坏势力。这种局面可能正是此人所期待的，他曾经建议袁世凯称帝——心里明白称帝绝无可能成功，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从头到尾就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对于6月13日发生的事情，各省的回应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军事总部设在广州的西南各省开始公开协调行动，不是抵制总统的权威——他被认为是个正直的人，但被随时会背叛他的邪恶之徒包围，而是要消灭那些篡位的军官及其身后的腐败奸党；而总部设在南京的扬子江流域各省，虽然到目前为止表示“中立”，但开始秘密地跟南方共和派交换意见。天津的军队将领和“政客”辨识不清事态，还没有采取行动；毫无疑问，这种作法助长了半文盲张勋的疯狂政变。7月1日下半夜，张勋利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的京城的无序状态，经过与皇室的预先安排，带领其军队进入皇宫城内；7月1日凌晨4点，满族儿童皇帝宣统——1912年2月12日失去王位——在一小群满族贵族、昔日侍臣、和汉人奴隶面前登基。京城的民众醒来后发现到处是巡逻的军队，不敢相信旧有的秩序又回转来。警察遵照安排，挨户命令每家商店和住宅迅速升挂龙旗。当天下午发布了以下复位令，一连串的谎言，赤裸裸地伪造了一份所谓的黎元洪总统的请愿书，附带在主要文件之后，其中没有任何人的名字，除了张勋倒是有权留在那本文件上。同时有理由相信满族皇室本身也是被迫为之，恐惧从一开始就弥漫各处，人们都害怕这种疯狂行为的后果，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北平是一座满族城市。

圣旨

宣统9年5月13日发布

在我们的孩提时代，这片广阔领地的继承权不适宜地交托给我们；当时我们孤独无助，无法承受不计其数的困难。辛亥年（1911年）爆发反叛以后，我们的孝定景皇后^{{即:隆裕太后}}——她的最高贵的品德和最深切的仁慈让她不愿意让人民受苦——毅然将我们祖先建立起来的这片广阔领地、数百万臣民的身家性命、连同建立临时政府的授权令交到已故的帝国大臣袁世凯手中。

如此自愿地将国家权力交给全体国民，是希望争端可以消失，骚乱可以停止，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但是自从国体改成为共和制以来，冲突持续不断，已经发生了几次战争。强征暴敛、苛捐杂税、贿赂贪腐每天都在发生。虽然年收入增至4亿，但这个数额仍然是入不敷出。外债总额已逾百亿，并且还在签订更多的贷款。海内人民对此大为震惊，对生活失去热情。我们的孝定景皇后先前为了人民的生息而勉强采取的步骤，现在却导致人民的负担加重。这实在是我们的孝定景皇后无法预见的，此结果必定已让她的在天之灵哀伤叹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狭小的宫殿中日夜向上天祈祷，在默默忍受中思虑流泪。

最近的党派冲突引发了战争，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共和国已经分崩离析，补救手段已经穷尽。张勋、冯国璋、陆荣廷联合向君王请愿，陈述人们的思想不得安宁，渴望看到旧政权恢复，请求君王重新上位以慰国民。瞿鸿禨和其他人也向我们请愿说，国家危在旦夕，人民对共和已失去信心，请求我们顺从上天和人民的意愿再次登基。黎元洪也向君王请愿，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拯救国民而将国家大权交还给我们。

仔细阅读这些情真意切的请愿书让我们心中充满惋惜和担忧。一方面，我们尚年幼，不敢承担国家存亡的重任，另一方面，我们不愿意仅只因为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安全就罔顾数百万人民的福祉。权衡两方面并考虑到上天和人民的意愿之后，我们决定不得已地遵从恳求，在宣统9年5月13日重新收复大权，再次入朝处理国事。

我们的人民将重获新生。从今往后，礼仪道德和神圣信仰将成为我们的精神体系，规则、正义、诚实、良知将用来重塑当前缺乏纽带的人心。国民无论高低贵贱都将得到同样的诚信对待，不再单纯依靠服从律法作为合作的手段。管理和号令将以认真尽责为基础，任何人都不许将国务视同儿戏。眼前国力亏空，活力耗费殆尽，国家前途未卜，我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丝毫放纵地认为君王有权享受。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应该净化心灵，清除各种旧式腐败，时刻记住人民的利益。他们将尽力保存人民的每一分活力，用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化险为夷，上天才会被我们的诚意感动。

九项条款

兹公布下列主要事项，我们必须将其作为革新措施引入，或者作为复位中的不良因素祛除。

1. 我们将遵从清德宗（光绪）皇帝的旨意，即统治权由朝廷（国家）控制，具体行政事务由公众的意见决定。国家称为大清帝国；其它君主立宪法则将慎重仿效。
2. 皇室的津贴跟从前相同，每年四百万元。这笔款项按年支付，不再增加一分。
3. 我们将严格遵守先祖训令，皇室成员不得干涉行政事务。
4. 满（满族）汉（汉族）之间的分界须彻底消除。已经废除的满族人和蒙古人的所有职位不得恢复。关于异族通婚和风俗变更，特此指令有关官员分别就相关问题呈报意见。
5. 所有在宣统9年5月13日之前已经支付款项的、或已经与东西方国家正式签订好的条约和贷款协议将继续有效。
6. 特此废除共和国设立的印花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至于其它苛捐杂税，特此命令各省总督和省长展开调查并报告废除。
7. 共和国的刑法不适合这个国家；特此废除。暂时因循宣统元年采纳的临时刑法典。
8. 特此禁止各政党的邪恶惯例。赦免所有的政治犯。但是我们不能赦免那些蓄意逃避责任、扰乱和平与秩序的人。
9. 所有的国民和官员可以自行决定蓄留或剪掉辫子，一如宣统3年9月之号令。

我们宣誓所有人都将遵守这些条款。苍天大地见证我们的誓言。特昭示天下。
皇家枢密院成员张勋会签

所谓的黎元洪总统的请愿书

在今天提交的请愿书中，黎元洪提出要归还国家统治权，恳求我们再次登基掌控这个伟大帝国，他表示前不久被叛军逼迫窃取了王位，错误地成为政府首脑，但对困难局面无能为力。他列举了建立共和国的诸多弊端，恳求我们再次登基掌控帝国，以便可以拯救人民；还表明自己愿意接受当局的处罚。他的话语悲伤，充满悔恨，肯定是出自真心。黎元洪跟从叛乱是身不由己，他将施政大权归还给我们的事实表明他深明大义。在此国家危亡之际，他率领人民服从君王，率先制定了拯救国家免于灭亡的计划。他的功绩卓著，我们对其成就深感欣慰。特此册封黎元洪为一品公爵，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让他接受我们的诏书，永远得到我们的祝福。

枢密院成员张勋会签

枢密院

在此复位之际，特设立枢密院，以便辅佐我们理政，明确职责。同时还设立两名副职。在京城以外任职的其他官员仍然遵照宣统元年的制度。所有现任的民事和军事官员继续留任各自职位。

张勋会签（此处接下来是许多反动官员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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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4

三月和四月在这场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中被消耗掉。总理段祺瑞考虑到各省宣称的反对意见，将各省军事总督召集到北平开会支持他的政策，此举虽然在军队首领中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投票坚决同意参战——但是让议会大为震惊，因为议会在此过程中看到的是又有人试图通过法外手段削弱其权力以控制国家。此外大都会媒体上刊载的日本人在幕后的作为，让人们担心掺杂有阴谋诡计，在借助秘密的外交手段获得某些个人保证。日本除了参与协约国在北平的半官方谈判以外，还在进行第二条渠道的谈判，其中包括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从东京特别派遣了名叫西原龟山的机密特工，这些报道派生出的传闻是关于中国未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总理段祺瑞3月10日就有必要立即与德国断交的问题向议会发表声明时，暗示中国已经得到协约国的保证，可以推迟几年支付义和团赔款，立即提高关税，修订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中关于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附近驻扎的内容。突然间所有这些暗示都被认为存有疑问。围绕赔款可以推迟多久、关税可以提高多少等问题，表现出一团不可思议的混乱，主要是缘于众多特工人员的介入，以及信息交流几乎全在口头上、非官方、私底下。分析北平特有的外交氛围下的争端令人厌倦；不过在中国作一项简单决定也要面对的巨大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体现出来。大都会报章每天都用大版面来强调，如果军方自行其事，中国民主的未来将再次受到损害，所以不奇怪，正式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的问题现在被罩上了迥然不同的肤色。

5月1日，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艰难困苦，但在总理的敦促下，内阁全体认定宣战势在必行；5月7日，在与总统达成一致后，议会收到了下列快讯——这种沟通方式常见于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

总统谨此向众议院传达以下提议。自从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德国继续侵犯中立国的权利，造成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践踏国际法，无视人道原则。为了促进和平，维护国际法，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总统认为有必要向德国政府宣战。依照临时宪法第35条，总统现在请求众议院批准，同时要求——依照临时宪法第21条——众议院的相关会议须秘密举行。

5月8日，众议院在听取了总理亲自发表的声明后，在秘密会议上将该问题提交众议院委员会审议，以便有时间作决定。同一天参议院也在审理同一个议题。上议院里上演了一场非常热烈激昂的辩论，不是因为对议题存在任何真正的分歧，而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参议员对内部后果极度焦虑。下面这份由许多议员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询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下方签名者——特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对德国宣战已经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目标，政府为此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以便确知议会对该问题的意见；政府正在努力争取两院一致支持其战争政策。在此进程中，政府似乎相信可以轻易地获得两院的支持。但是在我们看来，两院中有相当多的议员尚未透彻理解政府的战争决定。其原因在于，根据国内外最近的报道，政府已经与“邻国”签订了秘密协议。还有报道讲双方的秘密特工都很活跃，不停穿梭于两国之间。这件事情看起来非常严重，已经引起了议会的注意，议会将在近期讨论战争问题。

由于对那些报道的真实性存有疑问，我们特此要求政府提供有关此事的必要信息。我们还建议，如果有任何秘密的外交协议，政府可以明智地将相关信息提交议会斟酌。这样可以让议员仔细研究并清楚理解这个问题。完成此步骤以后，议会将能够根据良心的指引来决定是否支持政府执行其战争政策。这样议会和政府将能够相互合作以解决当前的外交问题。我们对于国家目前的外交形势深感困惑，特在此依法向政府提出此项质询。希望政府在即日起三天内给予我们回复。

5月10日议会举行秘密会议，很明显一场危机已经来临。众议员进入会场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几千个暴徒围住了会场的通道，许多议员即使没有被殴打也被推搡。这帮暴徒明目张胆的干扰让众议院拒绝举行会议。众议院向警察和宪兵队总部发出了紧急讯息，要求增派武装人员前来保护，同时还要求总理到场。大批警察很快就位，他们虽然阻止暴徒进入议会去威胁要烧毁建筑、谋杀议员，但是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驱散人群，事后才知道示威者中的骨干是在军官带领下的穿着便衣的半支步兵营。

直到几乎天黑，混乱的局面持续六、七个小时之后，总理终于到场了。同时骑兵也部署在主干道上；不过直到传出一名日本记者被杀的消息，总理才最后下令采取行动，以武力驱散暴民。暴民队伍很快就被驱散掉，因为除了穿便衣的士兵外，大部分是身处最低阶层的民众，他们无心打斗，只是受雇来叫嚷。将近午夜时分，被孤立、未进食十二小时以后，议员们才得以脱围，没有辩论战争议题。接下来总理发现，除教育部长外，内阁全体成员辞职，那些部长们不愿被牵涉进军方试图胁迫议会的行动。

但是总理段祺瑞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周之内向众议院发出第二道快电，不顾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要求立即辩论宣战事宜。与此同时，北平一家大报更详细地刊登了日本的隐蔽活动，极大地激起了公愤，让自由派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报道称寺内正毅正以更微妙的方式恢复1915年签订的「二十一条」的第五组，日本的最新方案是包含二十项内容的秘密条约，其中的主要事项是贷款2,000万日元给中国，用于在日本指导下重组中国的三大兵工厂，还将贷款8,000万日元用于按照日本模式改造中国军队。由于刊登了这篇报道——其内容被宣布为毫无根据，北平公报的编辑半夜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过议会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在第二天（5月19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以任何形式考虑对德宣战，直到内阁改组以后——这意味着段祺瑞得辞职。反对派使出要挟总统屈服的最后一招，在北平开会的各省军事总督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要求立即解散议会。此提议被总统视为完全违宪而断然否决，而这些军事总督展示出强硬的介入，随之而来的是不祥的平静。

议会不为所动，继续开展工作。永久宪法草案本来已经完成，不过现在有人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条文，那些补充旨在增强议会的控制，尽一切可能预防将来的擅权行为。新条款规定，对内阁不信任的简单投票通过后，总统必须得解散内阁或者解散众议院——但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下令解散下议院，普遍的认为是有必要添加此条文以抹除掉袁世凯政权的最后痕迹。另外一条新规定是，总统有权在无需其他内阁部长会签的情况下，发布总统指令立刻解除总理的职务，这条新规彻底粉碎了保守派的最后希望。[附注：1917年5月28日的永久宪法最终文本可见附录。两院发言人已向本书作者保证其准确性。]

到5月21日，最后一位内阁部长——教育部长——也辞职，总理完全落单。5月23日，总统依靠国民的普遍支持，即刻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资深外交官伍廷芳博士在过渡时期代行其职，同时让四名可靠的军官统管大都会地区，赋予他们军队法务官的权力，可以调动所谓的“卫戍部队”警戒进入京城的通路。各省军事总督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几小时突然全部离开北平，宣布与徐州府的恶人张勋结盟，威胁到共和国的安全，不过，尽管他们竭力挑起事端，各省都对其冷脸相待。然而，正如将要看到的，这没有让他们改变后来的行动。在这次动荡中前总理悄然去职，于是有传言说在他周围的那些腐败的参谋团员都将被逮捕，但总统很快公开否认会这样做——这成为一个致命的错误。令人沮丧的是，在北平的几乎所有协约国公使都与这帮人的关系密切——美国公使除外，其姿态始终正确得体——当地媒体报道，法国公使甚至宴请各省军事总督，声称议会完全不重要，唯一重要之事是中国立即宣战。看起来有必要对北平的外交进行某种形式的公开调查，才有希望在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建立起正派得体的关系。[附注：自从本书写作以来，北平的某些外交官已经被迫辞职。]

临近五月底，顶着民众的反对，绝望的军方人员竭力重施故技，煽动各省“宣布独立”。北方省份的士兵顺服地跟从了他们的首领，加之突然出现的向北平进军的狂暴指令，因此军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主要铁路线上的大量列车被征用，令混乱局面更加严重的是，最南方的几个省份现在发出强烈谴责，威胁要集结起来全线进攻北方军队。

六月初的局势比很多年以来更加危急。顽固的军事总督的密使、各路“政客”、心怀不满的军官聚集到天津——距离北平80英里——公开建立起一个军事总部，并宣称准备将其转变为临时政府，寻求各国列强的承认。军队集结起来对抗北平；又多次要求总统解散议会；而大都会媒体突然间充斥着煽动性的文章。总统看到局势在发生灾难性剧变，不知受到何方的劝诱影响，下令传召张勋来北平作调解人，这是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张勋于6月7日带领大军抵达天津，在那里停下来并迅速颠覆立场，即刻向北平发出最后通牒，重提解散议会的要求。

其间在6月5日，美国因对这些事件感到不安，特向中国提交了以下照会，希望能够稳定局势：

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发生的纷争深表遗憾，籍此表达最诚挚的愿望，希望立即重归宁静，重新协调政治合作。中国是加入抗击德国的战争——还是在与该国政府的关系上维持现状——是次要的问题。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和维持其政权实体，沿循其已经取得显著进步的国家发展道路继续推进。

关于中国政府的形式或是管理该政府的人员，美国所关注的仅限于友谊驱使我们能够为中国提供的帮助。不过让中国保持一个负责任的中央联合政府，美国对此十分关切，现在诚挚地希望中国，为其自身利益和全世界的利益着想，立即搁置派系之间的政治争端，所有党派和个人都努力重建一个协调合作的政府，在世界大国中取得中国本该享有的地位，但是该目标在内部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然而局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这份表达几乎不起作用。共和国副总统冯国璋不愿意或不能够出力相助，在南京提出辞呈，宣布他将在这场非比寻常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固守其扬子江下游的重要领地；他的这种看起来奇怪的举动，代表了所有人心中对于反叛团伙的疯狂表现出的巨大疑虑。

直到6月9日星期六，总统看起来一直坚定不移。那天他会见了外国记者，向他们保证，尽管存在各种威胁，但他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采取解散议会的违宪作法，之所以违宪是因为，在议会正式通过永久宪法之前，仍然是南京临时宪法在约束这个国家，其中只规定成立议会作为大型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而没有赋予总统在议会的三年“届期”中解散它的权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从1913年11月4日发生政变到1916年8月1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段时间是空位期；所以根据法律的正确解读，直到1918年以前，这片土地上不存在可以中断议会的权力，除了议会本身。鉴于这种险恶的事态发展，议会表示愿意（a）以和解的姿态重新审议宪法草案的某些条款，以确保整套文本在两周内获得两院通过（b）修改选举法以安抚调和国民中较为保守的人群（c）完成这些事情后立即中止第二次会期（1916-1917），短暂休会后开启第三次会期（1917-1918），并在三个月内结束，以便在1918年的头几个月举行新的选举——新议会须在1918年4月召集起来，组成国民大会，选举1918-1923五年任期的总统。

所有这些理智的规划都在6月10日星期天被破坏掉，总统突然被蛮横地告知，解散议会是挽救共和国、防止北平被攻击的唯一路径，另外还有人企图公开用武力让儿童皇帝宣统复位，这一切终于让总统屈服于不可避免之事。他签署了解散议会的指令，该指令在代总理伍廷芳博士会签之后就会立即发布，这种会签要求是临时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强制性程序。

结局立刻再次变得清晰，如同每年在东方发生过上千次的那样，萌芽时没有被铲除掉的肇因后来快速地恶性生长，最终破坏掉所有正直的意愿。如果在5月23日前后强行扣留顽固的军事总督头目——安徽的倪嗣冲，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中国也会免受国内和国际的诸多羞辱。六年的风雨沐浴已经培养起国民对宪政的渴望及对军人干政的憎恶。但是这份渴望和憎恶有赖于坚定的领导。没有那样的领导就无济于事，反而会因为害怕野蛮的报复而变得胆怯苟且。一次很好的机会出现过，一次很好的机会失掉了。黎元洪总统告诉本书作者，他的个人看法是，签署解散议会的法令是两害择其轻，虽然华南地区和中国的海军宣布他们将捍卫议会直到最后时刻，但是他们离得太远，而大量的反对派军队沿着铁路向北平推进，每天都威胁要采取行动。不管1917年6月发生了什么，第二年的事情都会结论性地证明，军方的腐败力量即使在名义上也不再能够统治中国。

与此同时，老将伍廷芳博士坚持其信念，表示世间的任何力量都不能让他签署不具有合法性的指令，并且确实顽强地抵制了各种劝诱。他递交了辞呈，但没有被接受，依然固守自己的立场，于是反对派只能采取其它的手段。6月13日下半夜出现的结果是：通过一场迅速的洗牌，伍廷芳博士的辞呈被接受，北平宪兵队总指挥官——名叫江朝宗的和事佬，在六年跌宕起伏的革命中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被任命为代总理，很快会签了这份重要指令，然后立即付印，在凌晨四点发布出来。有人告诉本书作者，这份指令如果不发布，就会有四个营的张勋带领的野蛮的辫子军——他们已经在天坛露营了好几天——在京城为非作歹。这份指令的实际文本确凿地证明总统没有参与起草，其中故意无视的事实是，议会是根据南京临时宪法第53条的规定组建起来，第54条还规定，议会的特定职责是作为大型立宪会议起草和通过永久宪法，第55条还赋予议会在永久宪法颁布之前必要时可简略修改临时宪法的权利。这类规定对于张勋之流的军官自然不会产生效力，近年来听说他只接受过最初级的教育；记录这段历史——公元1917年中国的保守派诉诸粗蛮暴力——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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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3

直到11天后——即3月25日——德国公使及其随员才不情愿地离开北平，取道美国回到德国去。与此同时，由于某些重要事项尚待解决，中国政府仍未决定是否采取最后步骤。不仅需要与协约国之间安排妥当，而且还有调整策略与美国协调行动的问题。一个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每天都在争论该遵循的程序，但由于各省之间的意见冲突，进一步的行动被严重推迟。由于有必要展示这场冲突的性质，关于向德国（和奥地利）正式宣战的问题，我们列出提交给政府的两种典型意见。第一份备忘录是学者梁启超为外交委员会撰写，非常清晰明白：——

参战的必要性

“那些质疑参战必要性的人只能引用美国的态度为例。然而中国的局势跟美国有两点不同。第一，美国宣战后将立即发生实际的战争，因此她必须在采取此步骤之前作好必要的准备。美国为此已投票决定增加几亿美元的海军拨款。美国在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之前不能宣战。中国的情况不同。即使宣战以后也不会有实际的战争。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等待。

“第二，美国没有诸如外国人租界、领事裁判权、或其它与德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等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下，美国即使没有正式宣战，在切断外交关系后也不会有任何困难来防范居住在美国的德国人，至于将来的福祉，即使她与德国之间的各项旧条约继续有效，美国也不会有任何损失。中国不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免受居住在中国的德国人可能造成的危害，除非各项旧条约被取消掉。除非宣战，否则中国不可能取消德国的领事裁判权，只要德国仍然拥有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跟德国人打交道都会遇到困难。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未来，除非宣战，否则各项旧条约在恢复外交关系后将重新生效，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对在关系断绝期间违反条约的所作所为负责。对中国有利的作法是，通过宣战取消各项旧条约，在和平降临后再商谈新的条约。

“简言之，中国切断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引发了该国的恶感。即使我们不对德国宣战，也不能够减轻他们的敌对情绪。因此选择对我们有利的路线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勉强屈服于协约国盟友的要求。这是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跟从的行动方向。

宣战的理由

“德国回应我们要求的放肆态度是在公然侮辱我们的国家尊严。最近德国故意对我们的建议显示出敌对，重申她决定更有力地执行冷酷的潜艇政策。所有这些都是断绝外交关系以及宣战的理由。此外德国对胶州的占领破坏了远东的和平。该事件标志着德国迈出了无视国际法的第一步。为人类的利益以及自身的遭遇考量，中国应该站起来惩罚这个胆敢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这样的战争理由当然是无可指责。

宣战的时机

“宣战应该尽快。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因就是宣战的充足理由；关于这点上文已经解释。如果现在不宣战，我们就不可能再找到宣战的理由。通常的程序是当两国军队发生实际冲突时宣战。现在中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指望德国首先向我们宣战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参战是否必要。如果不必要，那么我们就继续维持现状，否则就不能再犹豫。

“有人说在跟协约国盟友就某些条款达成明确协议之前，中国不应该对德国宣战。这实在是观念上的错误。我们宣战是因为我们想要为人类利益和国际法而战，为对抗民族的敌人而战；不是因为我们偏爱协约国或反感德国和奥地利。国际关系不是商业往来。为什么我们要谈论各项特权和权利的调换？修订海关税则是我们十多年来的愿望，是最重要的外交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与各国列强谈判的合适机会。我们认为机会已经到来，因为现在各国与中国的关系都非常友好。这件事情跟宣战完全无关。任何人都不要试图混淆这两者。

奥地利问题

“如果中国决定对德国宣战，那么对奥地利应该采取同样的作法。我们已经中断了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还维持着现状。这其中充满了危险。德国的阴谋很可怕。他们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作为足以让我们警醒。这些危险可以轻易想象得出，他们可以把在中国的奥地利公使馆、奥地利领事馆、奥地利租界作为施行阴谋诡计的基地。有人说我们应该效仿美国——她还没有断绝与奥地利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美国可以忽视奥地利，因为在美国没有奥地利租界及奥地利领事裁判权。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采取哪些步骤来切断与奥地利的外交关系并向其宣战。答案是奥地利也向我国外交使节传达了其潜艇政策，我们可以向她发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她二十四小时内取消潜艇政策。如果奥地利拒绝，中国可以在二十四小时期限过后立即与其断绝外交关系并同时宣战。

“总之我想说，无论何时采取了某项政策，我们就应该完整地执行该项方案。如果在半途犹豫不决，害怕继续前进，那么很快我们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政府和议会应该鼓起勇气，大胆地作出决定并采取措施。”

这些论证在西方人看来无可辩驳，但对于中国民众来说绝非如此，他们总是害怕突然间重新调整列强之间的关系，会让他们遭遇新的、更大的灾难。中国人的这种观点，对于某些基本考虑因素的茫然，在接下来的第二份备忘录中有充分的体现。这份备忘录由1898年间的著名改革者康有为撰写，对比之下可以看出，1911年的革命者已经显著胜过不到二十年前的时尚学派，后者完全不涉及战争带给全世界的思考。尽管如此，这些言辞中的论点仍然是中国的政治要素之一，必须弄明白。

备忘录

……“美国和德国断交跟我们无关。我国政府突然断绝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现在正考虑参战。这种作法走在了美国的前面，美国还在保持中立。如果我们留意国内的公众舆论，我们会发现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有无学识——在得知与德国断交且准备宣战时都非常恐慌，担心那样的举措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险。此战争政策的鼓动者是少数政客，包括几名议员和政党人员，他们是想铸成一种外交局势来服务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通过站队协约国——可以获得大笔贷款，修订海关税则，中止向德国支付义和团赔款，以及收回德国租界、采矿权、铁路权，没收德国的生意。敢问，德国在义和团赔款中的份额有多大？德国的生意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能够没收它吗？难道中国不知道凯撒将来可能会逼迫我们偿还？

战争的危险

“来自荷兰的传闻讲德国、日本、及俄国之间存在秘密协议。日本政府正在推行对德国的友好政策。这对于我们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消息。至于外国贷款和修订海关税则，我们可以随时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冒着严重危害国家的风险来换取这些东西？我的观点是，我们从中获得的远不及我们要付出的。如果有人认为，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确保中国成为自由无束缚的国家，那么我们应该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取消全部义和团赔款，撤销治外法权，交还外国租界，废除或修改所有不公平的条约。但是我们没有提出其中任何一项要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改良内政成为一个强国，而只是以为获得和平大会的席位、站队协约国就可以跻身一流大国之列，那实在很荒谬！

“哪一方将赢得这场战争？我不会试图在此作预测。但毫无疑问，欧洲的全部武器——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实业和金融力量——已经被证明对德国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法国失去了北方省份，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从地图上被抹去。如果德国取得胜利，整个欧洲——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将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德国被打败，她仍然可以——在和平达成后——派遣一支舰队进攻我们。各国列强都害怕第二次世界大战，谁会来帮助我们？难道看不见朝鲜的例子吗？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帮助弱国的正义之师。我不敢想象德国愤怒的枪炮声回响在我们的海滨！

“如果我们允许协约国不受限制地在我国招募劳工，成千上万的同胞将毫无意义地死去；如果我们允许粮食自由出口，很快日用品的价格将上涨十倍百倍。这必定会造成国内的动乱。是的，这项政策的所有收益都将归于政客，而人民将无端遭受恶劣的后果。

儒家外交

“在外交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去学习西方的相关要点。孔子曾经说过：‘要诚信交友——这是让人幸福的根基。’ 我们国力虚弱尚不发达，如果努力做到诚信交友，那么还可以是个文明国家、文明古国。然而现在有人建议我们利用德国的困难，抛弃诚信，从中渔利。废弃条约是不守信之举，贪图利益不是君子之道，乘人之危是卑鄙，跟风从众是懦弱。如果抛弃所有这些基本德行，我们还如何能立国？

“即使在英国和美国的媒体上，也有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如果我们保持中立，就不会受到任何一方的约束；而且等到商谈和平的时候——作为双方的朋友——我们或许能够促成战争的结束。难道这不是为全人类服务，不是真正的文明精神吗？

“现在有人建议用这个有五千年历史和四亿人口的伟大国家的生存，去为政客在党派争斗中的利益服务。我们将要受到外国的约束，没有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面临国家灭亡的巨大风险。各位先生忍心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吗？中国已经断绝了与德国的关系，不过尚未决定是否宣战。全国人民都反对政府的政策，想知道德国将来是否会因为跟她断绝关系而报复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防范这种可能性，那么拿什么应对意外的状况？政府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孩童的玩具来押注，人民不能被投进屠杀的漩涡。人民是国家的支柱，如果人民都反对向德国开战，那么政府——尽管有议会的支持——必须召集一次国民大会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坚守中立。各位先生是这个国家的爱国子弟，必须知道中国的生存取决于她眼下在这件事情上的作法。我含泪恳求你们。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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