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spel：变化的魅力

我这个IT门外汉可以学会用4种不同的软件程序编写网站，多亏了网络论坛上不计其数的热心参与者。当你把问题放到论坛上以后，很多时候会有来自天涯海角的热心人给你解答或提示（我用的英文版，所以解答者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感恩于众多不曾也不会谋面的热心人，我也学习榜样，把有时候自己苦思冥想发掘的答案写出来，与别人分享。

建议你尝试写博客（可以放到我们的博客网页上）。当你写作的时候，首先得整理思想，然后再整理文字。在渐次的整理过程中，有时候你会收获到新的感悟。中国近代文豪鲁迅先生就说他时常解剖自己，《圣经》也劝诫我们要勤于反省、忏悔。（这里也能看出，东西方文化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人的本性相同。）

到达美国的前几年，生活不易，学业压力大，打工辛苦。有时候与仅有的一位中学同学（很多时候得到这位同学的支持和鼓励，衷心感谢！）见面时，信誓旦旦地说过两年就回中国，因为美国实在不好。同学说“过两年你的想法会改变”，我强调“我不会变，我也不是善变之人”。

潜移默化的功力在于润物细无声。不得不承认，随着时光流逝，我越来越喜欢美国了，心中的浮躁也在一丝一缕地褪去。都说记忆是经过筛选的，记住了大峡谷的雄奇壮丽、夏威夷温暖的阳光和沙滩；记得更深刻的，是起早贪黑、熬更守夜的劳作，以及垂头丧气还得独自疗伤。

其实变化不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不但世人在变化，全能的上帝也经历了洗心革面的变化。《旧约》的上帝是暴戾残酷的。世人偏行己意，尔虞我诈，罪孽深重。上帝颇为震怒，因为他早就警示罪的工价乃是死。于是他发动世纪洪水，淹没大地，只留下义人诺亚一家，借助诺亚方舟，得以躲过劫难，延续人类文明。洪水持续了150天，终于退去，世间荒芜凋敝。上帝动了恻隐之心，在天边划出一道彩虹，以彩虹立约，再不发洪水淹没世人。

《新约》里的上帝就截然不同了。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世人又开始偏行己意，干些尔虞我诈的勾当。毕竟人性软弱自私，我们都经不起诱惑。（我们经不起诱惑也无可厚非，因为人类先祖——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也是经不起蛇的诱惑才偷食善恶果树上的禁果。所以《圣经》主祷文有对上帝的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Do not lead us into temptation.」）这下子给上帝提出了一个两难的课题，既不能再发洪水毁灭世人，又必须遵守罪的工价乃是死的定律，真是头疼。

谢天谢地，这一次上帝变了。他差遣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到人间，同样经历世间的痛苦与磨难，然后走上十字架，让他自己死一回，用他自己作代价，替世人赎了罪。（你感动了吗？信主还来得及。）怀着对上帝的亏欠和敬畏，世人才渐渐变得谦卑。

谦卑才能勤勉，勤勉才能创造财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让人好振奋。同样振奋人心的是《宏观经济学》的每一章结束语，记得其中论述「制度与软环境」的那一章讲：

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只是到了非常晚近的两、三百年（相当于一颗足球相对于整个足球场的比例），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技术进步——才开始轰鸣起来。得益于产权制度及产权制度催生的工业革命，人类文明前进了一大步。那么产权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产权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是人类自己发明创造出来激励我们自己。所以有理由相信，比产权制度更优越的新的制度，正在不远的将来等着我们。

December 2013
Shanghai, China
 

潜意识的比较

在美国生活期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美国的所见所闻与中国作对应比较。原因很简单，我在中国长到30多岁才去美国，而人生也不过几十年。

虽然去美国之前已经看了许多介绍美国的文章，但始终想象不出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非得到看了才知道原来如此。本来以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还算不错，到了才知道听不懂，说不出来，接触不到期望中的美国社会。

好不容易通过TOEFL、GRE考试，再加上申请大学的周章，终于坐进美国学堂。记得第二学期选修了一门英语课，第一节课下来，一句完整的话都没听懂（只听懂几个单词）。把我自己吓一跳，好歹已经过一学期，怎么会这样？下课后试探性地问旁边的同学，这个老师是不是讲话口音很重。同学说是，老师介绍她自己是新西兰移民；同学还开导我要结合上下文（based on context）来理解她的讲课。我的天，我连上文、下文都听不懂，又怎样能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没办法，只能取消掉这门课。

有一天去学校图书馆复习做功课，中间休息一阵，随手从书架上取出几本书翻一翻。其中一段讲，虽然林肯总统是出于赢得南北战争的目的才解放黑人奴隶，但毕竟在人权领域前进一大步。我当时颇为惊讶，原来解放黑人奴隶是为了赢得战争。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样的动机实在不高尚。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样不高尚的动机居然白纸黑字地写在书面上，并且堂而皇之地放在大学校园的图书馆里。

我喜欢问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实话讲，大多数美国人对于中国很不了解，远远赶不上中国人了解美国的热情。当然，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美国人倒是很乐于谈论中国。有一段时间去一家洛杉矶的律师事务所查税，首席律师是一个年近60的犹太人。似乎与中国有着大业务，他时常去中国。加之健谈，他每次都要放下手头的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最近一次去中国的见闻。有两次我不得不提醒他，能不能把财务报表先拿给我再继续。

有一次他叫财务经理拿来了报表，我和财务经理看着报表，不忍心伤害他讲故事的热情。他讲上一次去到上海，别人还在排队过海关，来接他的人领着他从一条专门通道就出了机场。车行到市区，那人叫司机拉响车顶上的警报器，鸣响着一路红灯、绿灯就过去了。年近60的老人已经没有虚荣的炫耀，他用手比划着警报鸣响的样子，一脸的新奇。

我发言了：“你也许没意识到，你在中国享受了特权（privilege）。你也知道，这里是没有人有这种特权的。”
现在想来还有点自责，太过耿直的我那时用了生硬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伤害到这位老人。
他小声解释：“我也没想到他们会做这些。”

我放下手中的财务报表，继续讲：“不说太远，就算是我们的市长先生（当时洛杉矶市长是 Villaraigosa），他开车出来，看到红灯，照样得停车。”
我故意停顿下来，观察他们的表情。没有人接话，财务经理（中年白人女性）仍旧看着报表。
我继续：“市长先生在街边乱停车，警察照样给他一张罚单。”
财务经理发言了：“那不一定，有时候警察看他是市长，就不给他罚单，让他走了。”
语气中愤愤不平，仿佛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而受到践踏。（许多美国人都拿过街边乱停车的罚单，尤其在投币停车位只限一、两个小时的洛杉矶市区，我也拿过几张。）

我在沉默，我已经不在意怎样去反驳她了。假想中的警察没有给街边乱停车的市长出具罚单，就可以让普通的美国人感到愤愤不平；中国人的字典里还没有市长乱停车这项条款。特种车辆可用于接送且随意鸣响警报器，让美国人觉得好新鲜奇特、意想不到；反过来，市长接罚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感谢主，万物都在变化。正如中国古语说“仓廪实知礼仪，衣食足知荣辱”，逐渐富足的中国人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如何重拾诚信，重修公德心，如何加强法制，崇尚人权平等。
 
October 2013
Los Angeles
 

永恒的潜移默化

记得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接受最多新思想的阶段，隔三差五的自己都会感到欣慰和兴奋，因为那一天又吸收到新的营养。虽然听了无数遍长辈的教诲，很多时候年轻的反叛都占了上风。因为不喜欢学医并且有厌学的心理，加上对外面世界的向往，20岁的我固执地从军医大学二、三年级退学（学制六年），然后到广州、深圳去闯世界。

90年代初的南方让许多的中国青年心神向往。因为连一纸文凭也没有，我也没能闯出理想中的世界。起初靠着同学父亲的庇荫还能过日子，后来他们撤离，我失去依托，有一段时间沦落到为省钱一天只敢吃两顿饭。往事如过眼烟云，苦涩的经历却停留在记忆深处，正应验了磨难是人生财富，才能随着时光流逝沉淀下来。

有点命运弄人，20岁的我固执退学，在以后的岁月中却几次重进学堂。靠着军医大学的英语基础，我考到一张自修大学的大专文凭；靠着自修大学的英语大专文凭，我又上了重庆大学的MBA；靠着重庆大学的硕士学位，30来岁的人从头备考TOEFL、GRE，我终于进了美国的学堂，与一帮比我年轻许多的同学（有的小10多岁）共渡寒窗。

稍微让我感到一丝宽慰的是很多门课堂上都有一、两名比我年龄更大的同学，有三、五门课上有一、两名比我年龄更大的美国同学，有两门课上有一名比我年龄更大的台湾同学。闲聊时我曾经问过这名台湾同学，台湾是如何相对平稳地过渡到民主社会。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当时正在念书，他的回答是：那时的政府派遣了为数众多的政府官员到美国来学习。

记得他用了为数众多这个词，同样为数众多甚至更多的是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级政府部门考察团、培训班，以及不计其数的中国留学生和交流学者。除了把海外经历作为谈资，能不能带一分西方文明回到中国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毋庸置疑，但国民的焦躁不安却有增无减，社会的不诚信浸染到各个层面，并且夹杂着一丝仇恨。在不平等、无奈何的环境桎楛之下的中国民众，很容易因为不满而滋生仇恨。仇恨之火是双刃剑，它毁灭敌人，同时也燃烧掉自己。当前中国政府的紧迫任务是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社会积怨。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心态会变得平和，平静的美国生活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平和。一个负责我的案例的美国工会代表跟我讲，很多时候我们得学会妥协（compromise）；我问他什么叫妥协，他说是双方各退一步。后来我认可，因为一方后退而另一方原地不动甚至更进一步，那么达不成稳态，后退一方会反击回来，于是就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

记得10余年前去美国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离中国已经很近了，中国离世界还很远。光阴似箭，转眼10余年。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离中国已经更近了，遗憾的是，中国离世界仍然很远。

又看到久违的新闻联播，间或又听到四大发明和歌功颂德，我也为自己的困惑寻找到一份答案：也许是灿烂的古代文明成为一种束缚，阻碍了中国人去拥抱和接受现代文明。
 
August 2013
Shanghai
 

思想的潜移默化

假以时日，滴水可以穿石。环境改造人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强大到你自己都无法意识察觉。美国生活平静得索然无味，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标语口号，在这里一句也没有。印象中唯一稍带宣传味道的是，很多年前开车远行，走在州际公路上，旁边小山坡上立着一块牌子，写着两行字：In God We Trust; United We Stand.（我们相信上帝，团结起来就能承受风雨。）

因为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中美贸易，所以接触了一些中国的企业主，能感觉到他们那种心底的、有意无意的炫耀。人有虚荣心理无可厚非，美国人也会有，只是程度不同。在美国，由于出行各自开车，群体关系松散，没有观众，自然就没有炫耀的必要。从这一点来说，在目前中国嘈杂浮躁的环境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的确需要相当的定力。

基督教信仰也强化了美国人平和的心态，因为在全能上帝面前，任何个体都渺小得微不足道。动人之处在于，至高的上帝居然降卑为人，并且降为人中卑微者，降生在马槽中（我们好歹可以降生在产房）。在教会仪式的最后，牧师通常会说，让我们低头祷告。很神奇，你一旦低下头，心里就多出几分谦卑。

不过我对上帝倒是有很大的意见。因为成立了会计师事务所，我参加了大洛杉矶地区的几家商会。其中一家商会每月有一次早餐聚会，主持人首先让大家起立，唱国歌；国歌唱完，说一句：“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 我承认我有点书生气（我固执地保留一分书生气在心底），当周围美国人右手捂胸唱完国歌说这话时，我在想，基督徒颂扬的信实公义的上帝其实不公平，他偏爱美国。从蛮荒的北美大陆发展至今，也不过两、三百年时间，美国人就享受到如此高品质的生活。对比之下，中国人历经上下五千年，至今仍然在求索。

呆得久了，也变得有点像土生美国人那样“傻乎乎”。那年回国，经过上海，顺道去看世博场馆。世博会已结束，中国馆还在开放。十来个售票窗口，每个窗口都有两、三个人。我随便找一个，站在半米远的栏杆排队。一会儿窗口只剩一人，很快将轮到我。身后走来一人，从我旁边侧身挤过，趴到窗口上去。我知道这是中国特色，但也不想去挤，看不远处一个窗口只剩一人，便换到那条栏杆站队。身后又走来一人，从我旁边侧身挤过，趴到窗口上去。我当然不高兴，便用英语说：“我在排队（Here’s the line）。” 那人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是个小伙子，眼神狐疑，上下打量我一番。你猜发生什么？他站到我后面排队来了。这时前面买票的人离开，我便上前买票。所以有时一句提醒也就解决问题。

与美国人的“傻乎乎”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的灵活变通，记得十余年前在重庆大学念MBA时，上法律学课，法律老师阐述法理及社会公平，说明法律是有情的（而非无情），顺带抨击「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社会时弊。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全班同学（大都年届30）都少有地觉得耳目一新，为之叹服。

孰料中午到餐馆吃饭，蓦然发现法律老师正与一桌进修MBA课程的厂长经理把酒言欢。正因为反差强烈，所以多年后仍然记得，同时也能体会中国的酒桌文化可以把规矩磨得圆滑。如何把美国人的“迂腐”带到中国且不被磨蚀掉，实在需要深厚的定力；同时，对违规者处以重罚才能保障循规者的利益。

不过当年有本教材上的只言片语激励我改变了生活路径 —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用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如此简单平淡的话让我铭刻在心，是因为当时的我经历婚姻挫折，整日沉湎赌博，颓废消沉，需要励志的话来挽救最后残存的上进心。（推荐你阅读美国经济学家 Charles Jones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如其开篇所言，阅读那本书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心智之旅。）

中国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林立，不过看上去并没有给人现代化的感觉，反而觉得不舒适，高耸密集。跟国内朋友谈起，我说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偏了，国外是把乡村建设为城镇，把整个国家建设成大花园，人们散居各处；中国是弄得让人都集中到城市来（也许不是初衷），现状是城市极度拥挤，乡村仍然荒芜。不少人同意我的观点，也许是旁观者清。
 
April 2013
Los Angeles
 

星期一早上8:00am，总部会议室，我坐一边（我一人一派），对面一派坐着另一个Principal（将我从先前的P科长一组转到另一组，暂且叫P2科长）、C处长、C处长的上级（暂且叫D副局长，英文职务 Assistant Director），人事支部职员坐在远处。

人事支部职员简短说明从今天起我回来上班，接着D副局长发言。官话总是要讲的，当然不可能是中国式的长篇大论。他强调我虽然回来上班，但部门仍然保留继续调查、再作处理的可能，无非是留下伏笔，想以此掣肘住我。（计划移民美国的朋友不要把美国想象成洁白无瑕；中国丑陋的一面美国都有，美国优秀的一面中国也都有，只是程度不同；当然也不能小看程度不同，因为哲学上说，量变引起质变。）服软不服硬的我一听这话，两眼直盯住他，弄得他回避看我。

接下来C处长发言，P2科长发言，无非是些空洞套话。人事支部职员将停车卡交还给我，但工作牌和出入卡她已经找不到。程序结束，开车回到我们部门（及几个其它部门）租赁的办公大楼。必须得重新办理出入卡，便在保安台等着准备照相重新办卡。一会儿，一个保安拿着一本文件出来，已经翻到其中一页，有我的照片在上面。
“先生，你不能呆在这里，我这里有法庭的限制令资料。”
“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笑着回答。
“我们没有接到更新的文件，你必须马上离开，否则我会报警。”保安一脸严肃。
没办法，我只能走出大楼，走到车道对面，掏出手机，给P2科长打电话。她已经从总部回到楼上办公室，告诉我等一会儿。过一会儿，P2科长坐电梯下来，招呼我回到保安台，对保安说明情况，于是重新照相办卡。

上得楼来，进到办公大厅，很多同事很高兴看到我回来，因为我赢得与他们讨厌的P科长之间的斗争，仿佛替他们出了一口气。有几个胆大的同事，直接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
“斯科特，你是我们的英雄。”
我连忙摆手：
“你给我太高的荣誉，我承受不了。”

一切恢复正常当然好，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平淡实在。性格强硬的当年的我依然遇事不低头；生活多姿多彩，缘于人与人不同。很早就听说性格决定命运，果不其然，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事情又来了。（我的性格如此，恰如中国古语所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90年代初在中国，20岁的我仅仅因为当年不喜欢学医，居然执意从军医大学本科二、三年级退学。仍然记得，回到家中，气得老父亲不跟我讲话，多亏哥哥姐姐努力劝解。好在父亲性情通达，过些日子后重又和颜悦色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有愧疚。安息吧，老人家，我知道你在天堂里还在看顾着你的不孝儿子。顺便给朋友们说上一句，现在就要多孝敬父母，不要遗憾到子欲孝而亲不在。）

My appreciation. / 致谢.

我的故事得暂停在这里；打官司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时效性的话题，因此得过些年头才能公开，以符合相关法规中关于时效性的规定。
按部就班的打官司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扣人心弦，毕竟美国的诉讼本来就稀松平常。
当我写下这些博客故事的时候，已经很平和了，既没有怨恨，也没有炫耀。最近认识几个新朋友，他们表扬我脾气好。看来本性虽然难移，但还是可以移转的。感谢主。

Have a nice day. / 顺祝愉快。
 
Expatriate: 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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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得又过了多少日子，收到杰特的电子邮件，告诉我第二次内部听证会的时间已经确定，跟上次一样，交代我提前15分钟与他碰面。

这种类型的听证会都不会轻松。我是搪塞支吾，避重就轻（因为英语不是母语而产生的限制和力不从心在那种场合就能真切实在地感受到），再加上杰特时不时在旁边插话帮忙，总算好歹能应付。中间提出一次休息，以给自己缓冲。好在杰特性格轻松，多少能传递给我些许轻松感觉。

接下来是等待，渐渐时间长了，我也变得安居其所，安慰自己：
“不用上班，工资照常每两周划到我的银行账户上，为什么不享受当前呢？”
当然心底的隐忧仍在。

虽然间或给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打电话，但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提起过当时发生的事情。毕竟不是让人愉快舒畅的好消息，我不想让他们在太平洋另一面替我担心。也是在那时候，我萌生了回去中国的念头。就如美国习语讲，One man’s trash is another man’s treasure.（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虽然政府工作安稳且福利待遇不错（工资中等），但心底的不安分守己总是在推搡着我蠢蠢欲动；我仍然想尝试做一些联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事情，或者找一家美国公司把我派回中国。

当时处在漩涡当中觉得委屈，抱怨美国社会也有如此的不公平。不过平心而论，这一套成熟的规则制度至少提供我申述反驳的机会，并且有几次抗辩获得成功（当然也有抗辩不成功）。如果放在中国，要找理由惩戒或开除不驯服安分的职员，对雇主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政府部门雇主），当事人可能连发出声音的机会都没有。

期间收到杰特的一封电子邮件，是他发给人事支部，同时附送给我。内容是针对人事支部罗列给我的数状的抗辩。记得给我罗列的过错有五、六条，杰特尽数推翻，一条也不认可。有点类似美国的法律诉讼，控方罗列数状，辩方推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谈判妥协，达成协议。律师通常使用邮寄信函而不是电子邮件，路径更为正规。我收到的来自此前的政府部门雇主和律师寄给我的文件已经积累厚厚一摞，真是难为他们辛苦写作。

算下来离职回家已经三、四个月了，终于有一天，人事支部职员打来电话：
“你好，斯科特。下周一开始回来上班，星期一早上8:00am先到总部会议室。”
总算尘埃落定，这时再看窗外，才发觉花香鸟语，阳光明媚，加利福尼亚不愧为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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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内部听证会那天，去到政府部门大楼。因为工作牌已经上交，所以还得像访客那样过安检，到前台，出示身份证件（在美国驾驶执照相当于身份证）登记。杰特已经先一步到达，在前台旁边的空位等我。

互致问候，杰特给我交代一些事项：不用紧张，就事论事，尽量言简意赅；如果感觉问题困难或思想紧张，可提出暂时休息；他在旁边会给我提示性解释，遇到困难的问题，他也会要求暂时中止。

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向指定的会议室走去；看见通道另一头，人事支部头目和一名职员也在向会议室走来。门口聚拢，例行打招呼；职员打开门，四个人进到里面，在会议桌两边坐下。我和工会代表杰特坐一边（我们是一派），人事支部头目和职员坐另一边（她们是另一派）。

人事支部职员开头发话，讲整场听证大概需要3小时。杰特说他两小时后有另一场事务，于是商定今天进行前半段，之后再确定时间进行后半段。记不得所有问题了，总之多数都棘手，我也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复了一遍。整个过程都由职员在提问，然后我回答，杰特间或插话，职员和杰特在作笔记，头目很少发言（中年女性，看起来很温和；职员倒是有点咄咄逼人）。

记得当那个年轻女职员提到：
“此前有一次你和S股长、P科长在会议室开会（不是产生限制令的那次），因为争执，尚未结束你就擅自离开，请你解释一下。”
我尚未开口，杰特提出：
“等一下，我想和斯科特单独谈一谈。”
我也能感觉到这个问题显得较为严重且敏感，因为跟产生限制令的那次情形类似。
于是职员和头目站起来，离开会议室，关上门。
杰特转向我：
“我记得你告诉我他们给你很大压力，提到纪律处分之类的字句，你觉得难受，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是的。”我回答。
杰特想了想：“好吧，就告诉她们你觉得不舒服。”
我很快就反应过来，恰如会前碰面时杰特嘱咐的那样，尽量言简意赅。虽然人们更喜欢实在具体，但有些时候也得使用空泛、模棱两可的语言。
杰特开门告诉她们可以继续，她们走进来坐回原位。
职员重复一遍问题，然后大家都看着我。
“我觉得不舒服（I feel uncomfortable）。”我就此打住。
“就这些？”职员追问。
“是的。”

又过了一些问题，杰特抬手看表，
“我现在得去另一个地方，过两天我们再联系确定下一次时间。”
四个人站起来，离开会议室，第一次内部听证会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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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庭的日子只有两、三天了，稍微平息的忐忑不安复又加重。虽然分析起来应无大碍，但难免担心节外生枝。终于捱到上庭日期的前一天，收到一个电话，接听起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请问是斯科特吗？”
“是的。”
“我是政府部门的律师，我们已经向法庭申请撤销对你的限制令，明天的听证会相应取消，因此你不用去法庭了。”
“你确定吗？那可真是个好消息。不过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收到任何文件…”我心里不踏实。
“法庭应该给你寄出文件了，明天或者后天你应该能收到。”
谨慎起见，我继续道：“那你能否现在给我发一封电子邮件，你知道得有点什么东西在手里更让人放心。”
“这个我可以做到。告诉我你的电子邮件地址。”
于是我告诉他。
“我现在就给你发出来，你应该很快会收到。如果明天或者后天你仍然没有收到法庭的文件，请给我打电话。”
“好的，非常感谢。”

我登录到我的电子邮箱，等待。10多分钟后，果然来了一封邮件，我首先检查发件人地址，确定是从政府部门发来。终于放下心来，长出一口气。感谢主，今天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心情开朗很多，想起来应该给安打个电话。安总是很平静，
“我已经知道了。前几天我把调查报告交给他们，建议他们取消听证。”
安毕竟是职业中人，很多时候她已经先有消息，只不过不动声色。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文件寄到，同样是从洛杉矶高等法院发出，连格式都与先前的限制令相同，只不过这次是取消限制令。好了，这一关过了，接下来是对付行政离职。安的任务已经完成，处理行政离职应该与工会的杰特先生配合。

打电话给杰特，他首先表示祝贺：
“非常好，现在轮到我们上场了。”
因为我桀骜不驯的性格，我们部门的头目此前一段时间就在酝酿要给我颜色，同时震慑其他人。此次离职主因是涉嫌暴力威胁，同时附带列举了其它小过错。
“你下星期一下午3:00pm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得沟通一下你的案例。”杰特最后说。

与杰特沟通案例倒是很轻松，他本身的性格就很轻松。我的角色相当于被告，他相当于被告律师，我们的任务是让那些小过错显得不是过错或者至少是情有可原。
“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他们早就想挑我的毛病，自然可以找到藉口。”记得我这样向杰特解释。（相当于中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完全正确，”杰特加以肯定：“并且你应该讲给他们听。”

记不得过了多少天，接到我们部门人事支部一个职员打来的电话，（与安几次面谈去到的人事部隶属于整个政府部门，各大部门又有各自的人事支部。美国的政府部门同样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当然不像中国那样程度严重；同时因为权力制衡及规则、程序到位，贪污腐败、结党营私就有天壤之别。基本上没有受贿、滥权的可能，以后再写一些到美国企业去查税的故事。）告知我X月X日到几号总部会议室，参加按例的有我、工会代表、人事支部头目参与的内部听证会。

打电话给杰特确认，他说已经知道这项安排，正准备给我发电子邮件，同时告诉我听证会开始前15分钟与他碰面。当然这种内部听证会不至于像法庭限制令听证会那样让人寝食难安，不过仍然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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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接到安的电话，让我再到人事部去跟她见面。这次是另一间办公室，后来才知道安并非内部工作人员，每次跟我谈话都是临时借用人事部的办公室。政府部门机构庞大，人事部是一栋单独的办公楼（不过很老旧），税务审计部门和别的几个部门在别处一幢租用的大楼内，而部门总部又设在政府总部办公大楼内。安是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的合伙人，按照政府部门工作规则（记得其中讲，对于工作场所的任何暴力或暴力威胁是绝对零容忍/Zero-Tolerance），发生此类事件须聘请外部调查人员展开调查。

“这几天还好吗？我又多方面了解了一些情况。你再详细讲一讲当时发生的情况，你可以站起来，模仿当时的动作。”
我又再次描述一遍，尽可能详细准确，从那天进到小会议室一直讲到怒气冲冲地开门出去。
“你用手指着他，然后说了什么？”安再次确认。
“我很气愤他威胁要解雇我，用手指着他，说‘你在滥用职权，我要告你。（You are abusing power. I’ll sue you.）’说完就开门出去了。”我回答。

“我想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安平静地讲：
“我已经听你说过很多遍这句话。你说你要告（sue）他，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中，他听成了你说要射杀（shoot）他，何况你用手指着他，再加上你的口音在其中。”
安的分析让我也点头称是，本来这两个词发音就接近，再加上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P科长的母语（他是中东移民），在当时的环境中，听错也合乎情理。
 
找到原因固然让人高兴，但限制令仍然是悬在心头的一把剑。短暂轻松片刻，我复又焦躁，并且更觉得冤屈不公。安的开导让我至今不忘，
“斯科特，我知道你心中的感受，你很焦躁，希望能立刻还与清白，也许跟你的移民背景有关。不过既然来到美国，我劝诫你适应这里的规则，记住按游戏规则办事（Play the game by the rules）。”
 
按游戏规则办事（当然不是中国的潜规则），我想我会今生不忘。感谢你，安，教给我在美国生活中很重要的一课。道生万物，把这句话放在心里之后，在以后打官司的历程中我也学得像土生美国人那样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何况美国的诉讼本来就漫长费时。
 
又过了几天，轮到与心理咨询师面谈。这个心理咨询师是个有涵养、性情温和的女士，跟我一样，是来自中国的第一代移民。按照职业程序，她首先鼓励我畅所欲言，告知我和她之间的谈话，如果未经我本人同意，连法官也无权调阅。跟她谈话很轻松，她主动提出如果我同意，她可以给独立调查官 Ann 写信。我觉得有益无害，就同意了，并表示感谢。结束时她照例要约定与我的下次面谈时间，但因为她很快将迁居旧金山，再来洛杉矶分部的时间很有限，而我的时间也不确定，所以暂时作罢。
 
在接下来一次与安的会面中，我问起她是否收到心理咨询师的信，她说有收到，并且在信中心理咨询师对我的评价不错。又问我与心理咨询师的后续谈话进展如何，我告诉她再约定时间比较不方便，因为心理咨询师很快将迁居旧金山。我说对心理咨询师的感觉不错，但安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迁居应该是有长期计划，既然她已经知道，从最开始就不应该接受与你谈话，而应该让别的心理咨询师负责你的案例。”
安的敬业精神与职业操守让人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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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捱到跟安（Ann）见面。
“请坐。我调阅了关于你的资料，很不错嘛，你有注册会计师执照，又有硕士学位。”
安一开场就给我一番夸扬。美国这个当今最现代化的社会，其实很传统，良好的背景材料会给你加分不少。专业执照隐含的蕴意是执业者必须诚信，在这里就增加了我的说话的可信度。

“首先我们得补足一些程序文件，”安拿出那天C处长让我签字而被我拒绝的文件，
“这个你应该签上名，同时也能表示你很配合。”
我能感觉到她的善意，至少是不怀恶意，所以没再拒绝签名。后来仔细看这份文件，才发觉上面除了罗列数状，同时也写明工会的电话及我的抗辩程序和事项。

“你讲一讲这件事发生之前的情况，你觉得办公室工作氛围如何？对P科长这个人你有什么看法？”
跟安这样的人谈话会让人平和，因为她的平和会感染到谈话对象。我尽量中肯地回答，避免走极端，同时例举办公室同事的声音，以显示我的看法并非特例。安又问了事件发生的情况。我虽然极力镇静，但对于法院限制令的担忧让我难掩焦虑之情，不时诉苦叫屈，表达不满和无奈。

“你跟工会代表交流过这件事情了吗？”安问道。
“还没有，不过已经跟他们约定了时间。”我回答。
“很好，”安继续说：
“我能看出你的紧张和焦虑，所以我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顾问。以我的了解，你们目前的医疗保险允许你看心理医生只需付少量费用，一年看五次以下心理咨询顾问完全免费。”

对安的信任让我对她的建议言听计从。回到家，找到医疗保险上心理咨询顾问的电话，打过去，要求与心理咨询师约定时间，接线人员说他们有会讲国语的心理咨询师，问我是否需要。当然更好，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鸿沟让我今生都无法逾越。工作上就事论事倒是没问题，思想心理的传神意会却无法企及。（就如现在写这些博客，换成英语会让我搁笔作罢。）

好不容易捱到跟工会代表见面，负责我们部门的是一个身体健壮的黑人，杰特（Jett）先生。他已经从雇主处得到一些材料（雇主循例要将给雇员的行政指令传递给工会，并且我给他打过电话后，他也向雇主索取更多资料），听完我的简单叙述后，他表示行政离职（Administrative Leave）部分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会尽力处理；但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部分超出工会的涵盖范围，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帮助介绍律师。

我表示目前暂时不打算请律师。因为限制令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远大于行政离职，并且前者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后者，他告诉我目前应该全力应对限制令（当然他不说我也知道），等待有结果后再与他联系处理行政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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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接近中午，出门来，走向停车位，准备去邮局寄一封信，顺便吃点午餐。刚发动汽车，看见两名女士（便装），她们也听到汽车声音，赶紧赶过来：
“请问你是斯科特吗？”
“是。”
“我们是洛杉矶警察局的侦探（detective），有一份文件要给你。”

带着几分疑惑，我熄火下车。她递给我一个大信封，
“这个你等一下慢慢看。”接着她拿出一张表格：
“这里请签上你的名字，表明你收到这份文件了。”
“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想每一步走踏实。
“当然可以。”她拿出证件来给我看。
在美国需要签字的场合、文件实在多（我曾经租一套公寓，与管理公司的几十页合约上有二、三十处要求签名）。我知道这个是正常签收，便写上名字，随口发牢骚：
“我实在很冤枉，我从没说要枪杀他，事实上我从没说过要杀任何人。”
“你怎么知道让你呆在家中是因为你威胁杀人？”
我立刻意识到她的职业警觉让她怀疑我是在不打自招，
“哦，那天让我离职的文件上已经讲到了。”
“哦。”她也释然。

她们准备离开，我又补充道：
“现在是午餐时间，我想我开车出去应该是可以的。”
“是的，这一点你没有违规。”
因为是带薪离职（Admin Leave），所以仍遵循正常工作时间，工作时段内如果要离开，需要电话请假，相应冲抵自己的休假或病假时间。在这种敏感时期，尤其不要犯规，因为一次犯规就可能将你定性为不守规矩、不诚实的类型，信用的损坏会关联影响到别的方面。（这也是美国这个信用社会的工作机制之一。）

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兴致再出去吃饭，回到屋里，随便吃些点心。取出大信封中的文件，看过一页，把我吓一跳。这份文件是从洛杉矶高等法院（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发出的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大意是限制我接近当事人、当事人住家、工作地址、及相关人等（如直系亲属），并注明必须保持多少距离（具体数字记不得了）。文件上同时指出法庭已经确定时间举行听证会（好像是30多天以后），届时决定支持或撤销限制令及下一步。

虽然此前也听说过限制令，但轮到自己还是很沮丧、冤屈、愤懑。更为重要的是，离职（Admin Leave）是雇主对雇员的行政指令，即使我冤枉输掉整个案例，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被开除公职。但限制令（Restraining Order）是从法院发出，如果冤枉输掉，将留下贻患无穷的刑事污点，甚至坐监。

焦躁不安地在屋里徘徊一阵，想起来应该给安（Ann）打个电话。安很平静，她讲已经知道这项限制令：
“这些都是法律程序，发生这样的事情雇主必须报警，而法庭会发出限制令并举行听证。”
她接着告诫我，第一保持平静，不要违规，更不要做傻事；第二记住听证时间，到时务必出庭。
“哦，对了，明天下午你有没有安排？”她最后问。
“没有。”
“那你2:00pm到人事部X号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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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简单问了一下昨天发生的事，同时也问了一些很宽泛的问题（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问题了）；我一一作答，语调平静，她也作了一些记录，大约10来分钟。事后回想起来，初次谈话及我的坦率平和已经让安意识到事出有因。谈话末了，安告诉我现在得暂时离职，并让我交出工作牌、办公大楼进出卡、停车卡等。我一听就是刚才看到的文件上的内容，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她又给我作了一番解释，但我始终坚持摇头。安看我态度决绝，叹口气，说道：
“斯科特，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门外有两名警察，他们将陪着你去停车场，看着你开车离开。”

我一听这话，立刻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态度也发生360度转弯。我表示同意暂时离职，同时取下放在一起的工作牌和办公大楼进出卡交给她。安很高兴看到我的变化，接过工作牌和出入卡，赞许道：
“很好，你很配合。”
然后写给我她的电话号码：
“过几天我会给你打电话，如果你想到什么，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今天就到这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我打开门出去，果然两个警察守在门边，不远处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头目。（美国警察工作时间内都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个头目问我是否需要收拾一些个人用品，我回答是，于是他让一个警察跟着我回到我的办公桌位。其实我没什么个人用品放在办公室，大概看一看，便拿起一瓶水往外走。周围都是错愕的眼神，我视而不见。这个警察始终跟在我后面，走回到大会议室门口，警察头目跟两个警察交待几句，两个警察和我便走向电梯间。

虽然是生平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但毕竟已有点年纪，且心怀坦荡，因此倒也不慌张，当然会有些不自在舒服。跟两个警察聊几句，发觉我们都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很多同事从那所大学毕业）。其中一个警察是华裔移民后代，会讲几句普通话，出了电梯，他用国语安慰我：
“不用紧张，这只是正常程序。这种事情时常发生，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来到办公楼后面的停车大楼，他们留在车辆出口，让我去开车出来。坐电梯到平街低一楼去开车，慢慢开到出口，用停车卡在机器前面扫描，拦杆抬起，慢慢开过拦杆，停住，将停车卡交给走过来的警察，说声再见，开车回家。

呆在家里照常领工资，听起来是件美事；不过我可一点都没体会到愉快的享受，整天心神不宁，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第二天就给安打了电话，问她我还能做些什么。
“你可以去找工会寻求帮助，并且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安回答我。
“你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吗？”我问道。
“等一下，让我找找看，你从网上也可以找到，他们的号码是…”
“非常感谢，再见。”

每两周一次的薪资单上清楚地记载着被扣掉的工会经费，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跟他们发生瓜葛，这时候派上用场了。结束与安的电话，我毫不耽误地拨通了工会的号码，简单说明情况，与负责我们部门的工会代表约定过几天去他的办公室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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