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racy in America / 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作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奠基人。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

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至1832年2月在美国考察9个多月，1835年出版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1839年，他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840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下卷，184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其代表作还有《旧制度与大革命》。

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正处于“七月革命”之后的虚弱的平静之中，各种力量暗流涌动，国家的未来尚不明朗，新的流血事件似乎随时可能爆发。相比之下，当时的美国可谓朝气蓬勃，一派祥和，社会发展一日千里。这一切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关注，对于法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在托克维尔踏上美国之旅的那一年，法国已经承受了40余年的动乱。各种势力、各个阶级殊死搏斗，反反复复，死伤无数。似乎所有人都满怀愤怒，人人都在喊打，但总也打不出一个未来。

托克维尔“之所以考察美国，并不单纯出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尽管好奇心有时也很重要。我的希望，是从美国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谁要认为我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而特错。” 任何政体都无法体现绝对的善，民主政体也不例外；而且，民主不是无条件的。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尽管民主政府也存在各种缺点和不足，但它仍然是最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政府。而美国之所以伟大，并不在于它比其它国家更为聪明，而在于它有更大的能力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论美国的民主》还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民主不行”。民主社会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会发展为利己主义，造成社会涣散，平等还刺激人产生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望及精神上的迷失感。宗教恰好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规范社会道德的重要作用，因此得以在美国形成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民情，弥补民主社会的弊端，进而促进美国民主社会的发展。关于为什么宗教能够在美国成为民主社会存在的重要民情资源，而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却被当作民主革命首当其冲的敌人，托克维尔认为，宗教与政权的分离是最重要的原因。

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前期热心于政治，后从政治舞台上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他的擅长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擅长。一方面，他具有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保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他将二者很好地融合为自身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恰是许多只能执其一端的学人所缺乏的——或沉迷于工具理论而不问出路何在，或为宣扬个人理念而盲目事实。

正是因为“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才写出了不朽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他的眼里，路易十六并非贪婪、昏庸的国王，而是改革步入“深水区”后，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失败者，而大革命的到来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论美国的民主》是第一部探讨美国民主体制的著作，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托克维尔的写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从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政治体制的良药。阅读这本书很容易被它优美的文字和磅礴的气势所吸引，无论将它作为政治哲学著作或者文学作品，它都将是开卷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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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同时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是平均。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巨大的街头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总统肯尼迪遇刺了……的确所有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的中国，每一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一个领袖的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之后，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因此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进牛奶，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是1978年，十年之后，我十岁。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时候、那个只有20万人口——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城市里。它离北京的距离有两千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的。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那时只有我母亲是挣钱的人，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在这样的即使十岁了的时候，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母亲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建立一个新的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因为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年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离苏联更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31年的开始。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的年份该讲1988年了，那一年我20岁。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的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不会有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都用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到家里头。这一年也就标志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

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的总统。好了，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我30岁。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

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为那一年的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六月份的时候，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的主持人都是我。在他与江泽民主席的记者招待会上，在直播的状况下，他们讨论了人权、宗教、六四等等很多非常敏感的问题。

当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当中，他也是非常自由和开放地谈美国的梦想以及他的很多看法。这所有的活动都是电视直播的。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还在上海的时候，他接受了一次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居然那两场活动都直播了。” 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北大的克林顿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的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因此他当时这个翻译的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

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一直知道克林顿的确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 美国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还有也是在这一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开上了我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因此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年份是2008年，这一年我40岁。在美国很多年来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注>。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甚至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为他举行了游戏，甚至庆祝。在这个细节中，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一种超越。

同时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的梦想都注定要遭受很多的挫折一样，显现出来。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当中行走，都是很多年来我们期待了很久的梦想。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待，我相信跟美国人、跟全世界所有的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

不说我都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一直在直播精彩的比赛。24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这一天，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40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40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去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呆的、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八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这样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你看，美国又糟糕了。” 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

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们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这就是今天我特别要讲的事。在过去的30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里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

中国经历了这30年，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和奶奶依然在农村，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依然只拥有很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现在中国很多大的城市里头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像经历了三个时代。在目前的中国，你随时能找到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就会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的家庭构成就是这样。对么？

那么，在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时候，你也许经常会听到像“主义”、“政治”、“社会主义”或其它庞大的词汇，但是，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十三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我相信现场在座的、很多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最真实的美国，会用自己的耳朵听到最真实的、来自美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再有什么样的文字，都很难改变他们对美国最真实的看法，因为这来自于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到中国。

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的同行，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噢，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来的也没有批评。

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终于回到中国，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

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陆续消失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读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40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好了，谢谢各位。

 
—— 白岩松 / 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 / March 31,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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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林肯是除了耶稣之外，人物传记书籍最热门的主角。尽管与他相关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许多著名学者和作家还在不断地推出关于他的新书，研究的视角和题材涵盖了他的政治智慧、军事判断力、他对奴隶制的态度演变、爱情和婚姻、甚至他的心理疾患等等。事实上，从奥巴马到小布什和克林顿，都把林肯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他们从一个半世纪前的“高个子肯塔基人”那里去寻找智慧和力量呢？

一个撑木筏的人

“林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拖延者，林肯是个南方人，林肯只知道投降和妥协。但是，老实说，他身上有没有那么一点让你感到大吃一惊呢？” 共和党激进派领袖、废奴主义者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对他的同僚说。^{摘自电影《林肯》} 1861年林肯入主白宫的境遇，宛如用一只简陋的木筏穿越激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些横七竖八的木头紧紧缚牢”。

因为蓄奴制，这个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南方蓄奴州脱离联邦的数目一个一个增加。4月12日，南方叛军朝萨姆特要塞开了一枪，一场持续4年多、夺走60多万条生命的战争爆发了。

在北方，林肯也同样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局面：处于南北边界的马里兰、密苏里等几个蓄奴州还在联邦内，却摇摆不定；在北方民主党阵营中，主战派民主党人反对国家分裂也反对废奴，打着“和平牌”的民主党人鼓吹南北议和；在共和党内部，激进的废奴主义分子急着借此推进解放人类的事业，而保守派忧心忡忡这些激进分子会把局面弄得无法收拾……

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林肯一直对奴隶问题抱谨慎态度。他认为，任何全面直接解放奴隶的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摇摆”的边界诸州推向南方邦联的怀抱，并由此摧毁共和党和拥护国家统一的民主党之间的脆弱联盟。此外，他也深深理解南北白人心中的恐惧：黑奴数量巨大，一旦全部获自由，将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恐怖记忆还历历在目 —- 10年前，黑人奈特∙特纳领导了黑人暴动，随后对白人进行了种族屠杀。

通过这一策略，林肯得以与大多数北方民众、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以及所有内阁成员结成同盟。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宣布战争的目的是“保持国家的完整”，而不是消灭蓄奴制。随着北方迅速平定叛乱的幻想破灭，朝野里这种脆弱的联盟岌岌可危。林肯苦心积虑维持的共识，很快被一位传奇将军的鲁莽之举击碎。

1861年8月的一个清晨，林肯在报纸上读到一则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奉命保护密苏里州的弗里蒙特将军颁发公告，说他马上要把所有“有证据证明”曾拿着武器对付合众国、或是与南方有染的密苏里人的财产全部充公，并立即释放他们的所有奴隶。这比之前国会通过的没收充公法案内容要宽泛得多。

北方舆论一片哗然，激进派的报纸为他的论调大喝其彩：“果敢的将军比优柔寡断的总统更胜一筹！” 然而处于南北边界的蓄奴州，特别是肯塔基州州长却因为这种战争动机而火冒三丈，再次以退出合众国相威胁。

林肯写信给弗里蒙特，希望他“自愿”对公告内容和措辞进行修改。遭到拒绝后，总统下令废除了公告。这一举动安抚了边界诸州的离心情绪，却让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大失所望，也让包括内阁在内的保守派心生不满。司法部长贝茨愤懑地认为，正是总统的“没有任何主见和决断力”，导致“纲纪松懈，愚蠢虚妄大行其道”。

直到11月1日天刚刚亮，来自总统的解职令才被送到弗里蒙特手里。一天前，媒体登出一份从战争部“外泄”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弗里蒙特部队存在管理混乱、组织结构低劣、装备和武器故障百出等种种渎职问题。舆论在几日里发生了大逆转，在华盛顿，要求将他解职的意见已占了上风。

对于弗里蒙特事件，林肯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解释。他以《旧约》中的摩西为例，摩西引导以色列人发动了起义，最后却没能带领他的族人进入迦南。
“一场运动的先驱往往不是把这场运动成功地推行到底的最佳人选。”
“第一个改革者总是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阻力，往往因此而被打倒，遭受唾弃。最后，当人们终于醒悟了，发现他们的确需要改革的时候，这份事业才会比较容易地在另一个人的带领下被彻底实现。”
显然，他把自己视作带着爱争闹的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先知约书亚。

到1862年，北方在战场上的无所作为，使华盛顿的士气跌落到谷底。几个月里，内阁会议和国会山上，由于蓄奴制问题引发的裂痕在一轮又一轮争吵中日益加深，以至于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之间的私交和工作关系都出现隔阂。

随着战争形势的严峻，林肯意识到：之前一直小心翼翼避开的废奴议题，日渐成为影响战争进程的重要因素。在南方，大量黑人奴隶被使用到战场上的各种劳役中。倘若让他们获得自由，就能大大削弱南方的战斗力，同时为北方增加新的劳动力。

林肯原本希望通过赎买的方式，使得边界诸州同意解放黑奴。自3月份起，他开始游说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向愿意采纳最终取消蓄奴制的州提供补偿。然而，来自边界州的代表并不买账，他们声称：这将在死硬派奴隶主中引发分离主义情绪，使得已叛乱的南部各州更加强硬。另一边，声势日益壮大的共和党内的激进派也有“越轨”之举。根据美国宪法，南部某些州的蓄奴制是受法律保护的。激进派开始插手这些州的蓄奴问题，他们不顾民主党和保守派的反对，操纵国会通过了内容比一年前更激进的充公法案。

在口水战中，林肯专注地倾听着，很少“积极介入”这些话题。在道义上，他认同激进分子的基本观点 —- 早在1858年他和民主党人道格拉斯的大辩论中，他就从道德、经济、政治和法律上抨击过蓄奴制。但对他而言，蓄奴制不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抽象议题；而且，身为总统，他也无法对受宪法保护的现存制度视而不见。在这个沉闷的夏天，没有人知道这位行动缓慢的妥协分子正在酝酿一个将根本影响战争和美国的重大议题。

1862年7月22日，林肯把内阁成员召集到白宫办公室举行特别会议。他从口袋里掏出两页纸，然后戴上眼镜，向内阁成员宣读了一份“后果、意义以及把握分寸”都经他反复推敲思考过的法律纲要 —-《奴隶解放宣言》。在这份后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文献之一的《宣言》里，他以美利坚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身份宣布，所有在各个叛乱州的奴隶都将“从今往后永远地”获得自由。作为战争权力法案，《解放宣言》取代了之前蓄奴制和财产领域的法令。据此，南方350万世代为奴的黑人从此获得自由。但是，适用范围尚不包括忠于联邦的边界诸州的42万黑奴。

历史学者方纳研究了林肯奴隶制思想的变化轨迹，他认为林肯在《解放宣言》中完全否定了先前对奴隶问题的观点，“对奴隶制度的废除是雷厉风行的，不是渐进的，没有提到赎买补偿问题，没有什么送黑人回非洲的移民问题。” 这让最激进的蔡斯都感到了害怕。林肯一个个耐心回答完内阁成员们的疑虑，然后把草稿锁进办公桌抽屉。

他等到了时机。9月，一直按兵不动的麦克莱伦打退进犯马里兰州的军队，取得一场不彻底的胜利。5日后，林肯召集特别内阁会议，宣布他决定在1863年元旦签署《宣言》。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意寻求他们的意见，但欢迎他们就措辞和表述给出意见。

在欢呼声中，林肯站在白宫阳台上，以一种复杂的心情说：“我只能相信上帝，我没有做错。现在该是让整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对这份宣言做出评价的时候了。”

“我们正亲身经历并记录下这一正义的法令。” 黑人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此时写道：“林肯可能行动迟缓……但并不是一个对自己郑重签名的宣言中的文字和昭示的目标朝令夕改、畏缩不前、自相矛盾的人……如果他教导我们不要相信其它任何东西，那么他已经教导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话。”

弗雷德里克没有失望。1863年元旦下午两点，林肯“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这份将使他名垂青史的《解放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他对自己的忧惧做了一番小嘲弄。此外，他还第一次正式批准招募黑人士兵入伍。

从《宣言》初稿公布到签署之后的几个月里，林肯轮番面对着来自各个政治阵营的质疑和挑战。先是共和党激进派在1862年底发动了一次围攻内阁的危机；到1863年一、二月间，因为战场进展缓慢，主和派民主党人在国会山上搅起一阵骚动，他们阻挠各项和战争相关的法案通过；令人更不安的是军中也传来一些对“为黑人而战”的不满声音。

当各方人士开始忧心忡忡，林肯却从报纸上的社论、与民众的谈话、以及他在前线视察时和士兵们的接触中，感受了人们在观点和态度上的种种微妙变化。

春天正在走近。到3月4日国会休会前夕，政府每一项与战争有关的法案都得以通过，包括对战争极为关键的金融和货币法案；在北方各个城市里，大规模声讨“主和派民主党人”的集会在进行中；作为测试民意风向的标杆，在新罕布什尔和康涅狄格两州举行的国会选举和州议员选举，共和党人干净利落地击败了民主党对手。

民主党人、著名报人约翰∙福尼说，林肯是最货真价实的进步人士，“因为他总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动，而不是被动行事，或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贸然出手、浪费精力。” 福尼曾长期为林肯的政治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效力，后来成为林肯的忠实支持者。

老亚伯的“信”

1861年到1865年的白宫，是一个喧闹得令人头疼的地方。每天早上大门一开，成百上千的人挤进去。每个人都要见总统，或求官，或求职，或是为自己那在战场上开了小差的儿子求赦免。人们都认为总统是在浪费宝贵精力；报纸则会以轻蔑的口吻说，这是一种“软弱”和“无知”的表现；林肯自己却把与公众的会面看作是一种“公共舆论的涤荡”。
“（他们）为我提供了新鲜的思想，为我灌输我脑海里从未有过的、更加清晰的、更加生动的景象，让我弃旧从新、不落陈规。尽管从细处看，他们也许不一定那么讨人喜欢，但总的来说，他们让我的头脑焕发活力，让我从崭新的角度去理解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他的秘书之女曾说：“他在政治判断上的无比天赋，得自于他的同情心。它赋予林肯以力量，使他的预见拥有不可思议的精准，而这正是他的对手们一心想追求的。”
这正是林肯从事政治的巨大财富，他有一种天赋，特别善于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体验他人的感受，理解其动机和愿望。

在他留下的文字资料和他人的回忆录中，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于人类命运的同情，无不见证到他对造物主一种宗教宿命般的仰靠。他曾说，很多时候，他并不清楚该如何去做。但是，“如果上帝想要我去完成一项事业，那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找到了完成的方法，并且一定会让我了解它。”

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徒，但朋友伦纳德∙斯威特认为，当林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去处理大事时，一股宗教般的敬畏之情、以及坚信上帝会公正审判和主宰一切的信念，就会在他的内心涌动，“他像修行深的教士那样笃信上帝”。

残酷的战争和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林肯的内心和外表留下深深的烙印。每当他需要指路人时，他就会去读《旧约·约伯记》。
“我们必须完全遵循上帝赐予我们的意愿，认真行事；信仰这样做，将有助于实现终极的天意。这场浩劫没有一个凡人可以制造，也没有一个凡人可以遏制。”
在1965年第二次就职演讲中，他的政治策略和信仰已融为一体。

内阁家长

法兰西斯∙卡本特的名画《首次宣读解放宣言》，再现了林肯在白宫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的场景。油画描绘了他的7位内阁成员形象，从左至右依次是：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海军部长威尔斯、内政部长史密斯、国务卿威廉∙苏厄德、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以及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届内阁 —- 一个由保守派和激进派组成的内阁。一群互为政治对手和敌人的人们；而林肯是这个特殊“权力家庭”的组建人和家长。

1861年，《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梅迪尔大惑不解地问林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届由政敌和对手组成的内阁？其中4位是民主党人，3位是和他竞争总统提名的主要对手。要知道，他们中每一个都对败给这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小律师忿忿不平。

“我们需要党内最强的人进入内阁，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人团结在一起。我已经认真地观察了全党，我的结论是，这些人是最有才干的人，那样一来，我就没有权力阻止他们为这个国家效忠。” 林肯回答说。

在7位内阁成员中，前纽约州参议员兼州长苏厄德是最折服于林肯的。苏厄德有着高贵俊美的外表和翩翩风度，浑身散发着东部上层政治精英的风范。这位做过两任州长、一任国会参议员的资深政治家，曾是呼声最高的总统提名候选人。担任国务卿之后，他逐渐认识到林肯超乎寻常的才能，最终成为总统在内阁中最可靠的同盟军。在总统的两位年轻助手眼里，国务卿一心一意对待自己的上司，“不仅毫无保留，而且还怀着一种真挚而虔诚的个人感情”。

战争部长斯坦顿曾是俄亥俄州的著名律师，曾羞辱过林肯。当时，两人受邀到辛辛那提为一桩收割机专利案辩护。期间，斯坦顿对林肯极其无礼，他和朋友把林肯叫作“长臂大猩猩”，并粗暴地要求他退出案子。从那以后，林肯再没有踏足辛辛那提。这段不愉快经历也让林肯见识到斯坦顿对事业的殚精竭虑和奉献精神。斯坦顿是一个精力充沛、雷厉风行的实干家。此外，他立场坚定地拥护联邦统一，在布坎南政府任职期间，他曾秘密地为苏厄德提供南部叛乱分子对联邦发动袭击的情报。

在他务实、严格的治军和锐意进取之下，战争部面貌发生了根本性革新。到1864年，50岁的战争部长已须发斑白。尽管医生一再警告他，必须在“不工作、不操神、绝对静养”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健康。但林肯再次邀他入阁时，他立刻接受，继续每天15小时的工作。在个性、气质上，总统和战争部长看上去不那么合拍。斯坦顿性格严肃、暴躁易怒，而林肯喜欢在内阁会议上讲幽默段子逗大家一乐，以舒缓紧张气氛。每到这种时候，斯坦顿都会面露怒容，出口相对。尽管两人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但他们彼此信任，并且富有成效地合作。林肯确实有一种超越个人宿怨、羞辱、或痛苦的非凡能力。

然而，在风云动荡的政坛上，仅有道德力量是不够的。他对财政部长蔡斯的驾驭，充分地展现了一个高超政治家对人性和欲望的理解和把握。没有人能否认，萨蒙∙蔡斯是一名出类拔萃的理财高手。经历了1857年的经济恐慌、布坎南政府的腐败、以及南部的分裂之后，林肯新政府财务状况元气大伤。正是他的左右挪移和四处开源，为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

然而，雄心勃勃的蔡斯对总统之位有着无法自拔的痴迷。即使在财长任上，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势力的扩张。在他眼中，林肯无疑是阻碍他通往这个目标的最大对手。在其美丽多才的女儿、华盛顿社交女王凯特的着力经营下，他家客厅逐渐成了林肯政府和第一家庭的批评家俱乐部。“座上宾”们可以任意痛骂林肯的政策，讽刺他的将军的无能，或者津津乐道于第一夫人的各种八卦。凯特清楚父亲的野心，她下决心打造一个不亚于白宫的“竞争者”，把父亲送上总统宝座。当1864年总统竞选再次迫近，为了营造舆论，蔡斯给地方官员、国会领导人、将军们、以及新闻记者写了上百封书信，详细叙述了林肯领导能力的种种缺陷，并暗示如果由他本人当总统的话，情况将有怎样的改观。

自始至终，林肯对蔡斯的小动作一清二楚，却从来不和他冲突，也不拒绝他的各种要求。反过来，林肯若稍有不如其意，傲慢的蔡斯就会怒气冲冲，动辄以辞职为要挟。林肯的朋友们愤愤不平，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总统一再容忍这位“野心先生”。林肯悠然地聊起他在肯塔基农场赶一匹懒洋洋的马的故事。有一天，这匹马忽然精神抖擞地快跑起来，一直冲到终点。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大马蝇叮咬在它身上。
“如果蔡斯先生有一只叫作总统欲的马蝇在咬他，倘若这只马蝇会让他的部门全力以赴的话，我是不会一巴掌把它打死的。”
所以，只要蔡斯先生忠于职守，为规模庞大的联邦军队提供各种所需资源而辛勤工作，林肯就会对他耍的各种阴谋诡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864年6月底，这种克制终于到了底线。蔡斯第四次以辞职为要挟，逼迫林肯同意他任命一名记者为财政部第三助理部长。这一次林肯没有让步，收下那封气势汹汹的辞职信。时隔四、五个月，林肯还是举荐蔡斯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来他告诉一位参议员，从个人角度讲，他“宁愿把自己那张鹿角椅子吞下肚，也不愿提名举荐蔡斯”，但这对国家有好处，“如果我任由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判断，并因此决定他是否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我就该鄙视自己了。”

“这对国家有好处。” 1857年，前任大法官坦尼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做出一个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判定：宪法中的“公民”一词不包括黑人。这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间接导火索之一。斯科特一案，也使得坦尼本人和高等法院的名誉受到污损。林肯相信，身为激进派的蔡斯一旦执掌最高法院，会为维护黑人的权益做出实质性贡献。蔡斯没有让他失望，在他上任6周后，一位马萨诸塞律师被宣布成为最高法院首位黑人执业人员。

政治观点的分歧、党派的纷争、妒忌、个人的野心、权力的争竞……内阁成员之间此起彼伏的倾轧，使得总统的工作变得极其纷繁复杂。凭借着对人性的洞悉，林肯以善意面对矛盾和冲突，一次又一次化解他们之间的剑拔弩张，使得内阁对外实现了基本的团结与合作。每当内阁成员遭到党派和舆论的围攻时，林肯总是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并主动承揽一切“罪责”，从卡梅伦、斯坦顿到苏厄德……这为林肯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1864年8月，林肯的政治生涯处于最黑暗的时刻。战争结束仍然遥遥无期，公众对黑奴解放仍有分歧，主和的民主党派对总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舆论讨伐，连共和党对他都缺乏信任。党内选举委员会骨干告诉林肯，他“再度当选已绝无可能”，党代会上“换马”的呼声很高，他们要求他主动放弃候选资格。

8月下旬的一次内阁会议中，林肯把一份备忘录折起来放在桌子上，请内阁成员在不宣读文件的前提下签字。听到这个“荒唐”的要求，部长们一片错愕。

这是一份林肯为自己可能的竞选失败所做的预备方案。他假设，如果民主党候选人麦克莱伦当选下一任总统，而新总统又无法抵挡要求南北议和的压力，甚至允许南方独立。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要在最后几个月的任期里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和自己的老同事们一道不遗余力地打赢战争。

于是，他坐在一群各怀心事、老于世故的政客中间；其中，最多只有两个和他有私交。最后，他平静地让他们轮流在那份折起来的文件上签了字。

传记作家多瑞丝∙卡恩斯∙古德温说，林肯的办公桌里有一个特殊抽屉，里面是一些林肯在心烦意乱或者怒火中烧时写给一些人的信。每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克制自己，把信放进抽屉，等着情绪平复 —- 正如他在和妻子玛丽∙林肯20多年苦乐参半的婚姻中所修炼的。

“他们不懂我们的爱”

战争结束。刺杀当天是复活节，林肯带着夫人乘马车外出散步。玛丽依偎在林肯一旁，他们俩谈到欧洲和巴勒斯坦的旅行，以及将来回伊利诺伊老家的退休生活。
“他们都记着我怎样疯狂地毁掉了你的幸福。” 玛丽失神地说。
“那是他们不懂得我们。” 林肯说。^{摘自电影《林肯》}

玛丽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名门望族，她父亲是一名老辉格党员，在肯塔基州参众两院都当过议员。据说她小时候非常淘气，外祖母批评她说：
“你这么淘气，将来想做什么？”
“当总统夫人。”

相比同时代的女性，玛丽所受的教育可谓出类拔萃。传说，林肯和她相遇于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节日舞会。林肯立刻被这个充满活力、言谈机敏的娇小姑娘所吸引，他用报告般的口吻说：我想用最难看的舞姿和你跳舞。然后，“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在林肯的一些传记中，玛丽被描述成一名面目可憎的悍妇，似乎林肯一生都在忍受她的折磨。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林肯的好友、律所合伙人赫恩登。赫恩登终生崇敬林肯，厌恶玛丽；一些男性传记作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

然而，许多一手资料显示：林肯夫妇的婚姻虽时有紧张，却是幸福的。两人往来的大量书信中，含蓄的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同舟共济的柔情蜜意。1848年，林肯到华盛顿就任国会议员，在信里谈到对妻儿的思念，愿意她到身边陪伴自己，但要求她答应“凡事做个乖乖女”—- 玛丽之前曾和邻居相处得不甚愉快。

少女时代的玛丽有许多仰慕者，包括后来成为林肯主要对手的政治家史蒂芬∙道格拉斯。玛丽曾对一位嫁给老迈富豪的女友说：“我宁愿嫁给一个好人、一位具有健全心智的好人，他为了名誉和权力充满理想，前途光明，而不是嫁给任何名门望族 —-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和枯骨。”

结婚头几年，小夫妻寄住在租金几美元一周的小旅馆里。在奴仆环绕的大宅院中长大的娇小姐坚韧而骄傲地生活，经营着拮据的小家庭。

玛丽性格急躁，情绪起伏大。次子埃迪夭折后，各种关于她的难以理喻的段子开始流传。有人看到她拿着刀在院子里追着丈夫砍，或是当着众人把一杯热咖啡泼到丈夫脸上。在邻居眼中，林肯养成了一种“保护性装聋作哑”的习惯。每当玛丽脾气发作，他不和她争吵，安静地离开或带着孩子外出溜达；如果还不能风平浪静，他就去州立图书馆或办公室过夜，直到自己心平气和。

无论别人如何评价玛丽，林肯珍惜着自己的家庭。他理解妻子的个性，包容她的弱点。玛丽曾自豪地说，林肯“最善良，他是这世上最温柔和最富有爱心的丈夫和父亲”。

林肯早期的从政经历并不顺利。有人认为，支撑他一路走到白宫的，正是玛丽不屈不挠的信念，她坚信丈夫在“整个国家无人匹敌”。1858年，林肯败在道格拉斯之手，玛丽却对这位早年的追求者不以为然，“在智力上，我丈夫在道格拉斯之上，正如他在身材上占上风一样。”

即使在21世纪，醉心于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女性都不会是社会主流价值观所欣赏和推崇的，比如希拉里∙克林顿。这部分解释了林肯夫人为何受到如此之多的非难。

内战期间，玛丽承受着亲情撕扯的痛苦。她有4个兄弟、3个姐夫效力于南方“叛军”，其中4个被战争夺走生命。1863年，受林肯邀请，玛丽新寡的妹妹玛莎北上肯塔基看望老母，曾在白宫小住。当时，反对派报纸诋毁玛莎是南方的间谍，说她非法走私违禁品云云，逼得总统亲自为妻妹做证。

1862年，三子威利夭折，玛丽患上严重的忧郁症，情绪越发难以控制。这让林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即便如此，玛丽依然忠诚地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华盛顿几次濒临沦陷，她都在炮火声中陪伴丈夫左右。曾有人在林肯的马车上做了手脚，设计了一场事故，玛丽从解体的马车上跳下，背部和头部受伤，健康状况雪上加霜。

林肯遇刺当天下午，夫妻俩驾着马车外出。两人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计划未来的旅行和生活。但就在当晚，玛丽亲眼目睹丈夫倒在血泊中。

她曾说，倘若不是为了她的（幼子）“宝贝塔德”，她“很乐意拥抱死亡”。塔德的死，成为击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的行为越来越失常，长子罗伯特不得不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1882年，63岁的玛丽离开人世，她被安葬在和林肯最初相遇的斯普林菲尔德。

 
—— 徐琳玲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 March 2013
http://www.nfpeople.com/story_view.php?id=4314

各位同胞：

在过去的八年间，我很荣幸担任你们的总统。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重要的十年——与众不同的十年。今晚，怀着感恩之心，请允许我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分享一些想法，关于我们共同走过的历程以及我们国家的未来。

五天之后，世界将见证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时刻。按照建国伊始的传统，总统之职将传递给由你们——美国人民——选择的继任者。这个即将站在国会山台阶上的人，他的故事折射出我们这块土地上延续的承诺。对我们整个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自豪的时刻。我与全体美国人民一起，向候任总统奥巴马、他的妻子米歇尔、还有他们那一双美丽的女儿，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今晚，我心中充满感激——对副总统切尼和各位内阁成员；对劳拉，你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欢乐，给我的生活带来爱；对两个可爱的女儿，芭芭拉和詹纳；对我的父母，你们的榜样为我提供了毕生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我要感谢美国人民给予我的信任。感谢你们…

…给予我的祈祷，它升华了我的灵魂。感谢你们无数次充满勇气、慷慨、和仁爱的行动，让我在过去八年间亲历其中。

今夜，我的思绪回到第一次在这里向全国发表讲话的那天晚上——2001年9月11日。在那天早上，恐怖分子发动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对美国最严重的袭击，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我记得三天后站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身边是昼夜连续工作的救援人员。

我记得与那些冲破五角大楼浓烟的勇士们的对话，记得与93航班上殉难英雄们的丈夫和妻子的对话。我记得阿琳∙霍华德，她把她逝去儿子的警徽送给我，以记住我们失去的一切。我仍然携带着他的徽章。

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恢复到9.11之前的生活状态中。但我不能；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一份简报，罗列针对我们国家的威胁。我发誓尽我的一切力量保卫美国的安全。

在过去七年里，国土安全部这个新的部门建立起来。军队、情报部门、联邦调查局都发生了转变。我们国家掌握了新技术来监视恐怖分子的活动，冻结他们的财务，打破他们的图谋。与坚强的盟友一道，我们对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发起进攻。

阿富汗从一个塔利班当政、袒护基地组织、妇女当街遭石罚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打击恐怖主义、鼓励女孩入学、年轻民主的国家。伊拉克从一个残暴的独裁国家、美国的宿敌，转变为中东心脏的阿拉伯民主国家、美国的朋友。

围绕这些决策有许多合理正当的辩论，但其结果无可辩驳。七年多来美国本土再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这要归功于那些日夜守卫我们安全的人们——执法官员、情报分析员、国土安全职员、外交工作人员、以及美国武装部队中的男女士兵。

这些在危难时志愿保卫我们国家的公民是美国之福。我记忆中珍藏着与这些无私的爱国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见面的场景。美国感谢你们。对于今晚正在收听我演讲的男女士兵，我要说：没有比作为你们的最高统帅更荣耀的事情。

我们的军队所进行的战争，在广义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之间的搏斗。在一个体系中，一小撮狂热分子强迫人们绝对服从于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把女性沦为附属，对异教徒进行谋杀。而另一个体系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自由是全能的上帝赐予我们的普世礼物，自由和正义将照亮通向和平之路。

这正是催生我们国家的信念。从长远看来，只有坚守这样的信念才能确实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公民。当人们生活在自由中，他们不会去选择那些从事恐怖活动的头领。当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时，他们不会臣服于暴力和极端主义。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正在促进人皆应有的自由、人权、和尊严。我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年轻的民主力量并肩站立，提供艾滋病药品挽救垂危的病人，保护母亲和婴儿免受疟疾感染。这个与自由共同降生的伟大共和国，正在引领世界走向一个自由属于所有国家的新时代。

八年来，我们还努力在美国本土扩展机会和希望。在全国各地，学生们现在可以在公立学校中达到更高的标准。一项新的处方药医疗福利给老年人和残障人士带来内心的宁静。每个纳税人的所得税赋都在降低。

瘾君子和其他处在痛苦中的人士从基于信仰的活动中找到新希望。人类脆弱的生命得到更好的保护。安置退伍军人的资金几乎倍增。美国的空气、水、土地明显更清洁。联邦法院吸纳了睿智的新成员如山姆∙阿利托法官和约翰∙罗伯茨首席法官。

当影响美国繁荣的挑战出现时，我们直面这些挑战。当面临金融崩溃的前兆时，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维护经济。对于那些努力工作的家庭，这一刻相当艰难；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情况会糟糕更多。全体美国人民在共同进退。团结、坚定、和苦干，将让我们把经济重新带回增长的轨道。我们将再次向世界展示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适应力。

如同所有的前任一样，我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如果还能有机会，有些事情我会采取不同的做法。不过我始终心怀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行事。我跟随良知的指引（I have followed my conscience），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可能不同意我曾经作出的一些艰难的决定；但是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乐意担当重任。

未来的数十年将给我们国家带来更多的艰难抉择，有一些指导性原则可以用来塑造我们的前路。

虽然我们的国家比七年前更加安全，但恐怖袭击依然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敌人在耐心执坳地策划下一次袭击。美国本不应该承受这种灾难；不过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份责任，我们就必须去面对。我们必须避免自满；我们必须坚定决心；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自信明确地参与到世界各地的事务中。面对外来威胁，人们很容易畏缩不前。但我们必须抵制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闭门造车只能自陷危机。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取决于整个世界的自由进程。如果美国不能引领自由，那就没有谁可以做到。

当我们迎接这些挑战——还有那些我们今晚无法预测的挑战——的时候，美国必须保持道义明晰。我经常跟你们谈论善与恶。讨论这个话题引起了一些不愉快；但世界上的确是善恶并存，并且没有妥协。残害无辜以推进某种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错误邪恶的。

将人们从压迫和绝望中解救出来是永恒正确的。美国必须继续宣扬正义和真理。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保护弱者，推进和平事业。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曾经写道：“比起缅怀过去的历史，我更喜欢憧憬未来。” 当我要离开两个世纪前他住过的这栋建筑的时候，我乐意与你们分享这份乐观。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充满活力，不断创新、成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仍昂首眺望远方。

我对美国的远景充满信心，因为我熟悉美国人民的特质。这是一个能够激励移民冒所有风险来追求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人民在危机中仍保持镇静、在患难中仍满怀同情的国家。我们周围有许多彰显美国特质的人们。劳拉和我今晚邀请了他们中的一些来白宫加入我们。

我们在托尼∙雷卡斯勒博士身上看到了美国特质，这位校长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废墟中建立起一座崭新的学校。我们在胡利奥∙梅迪纳身上看到了美国特质，这名从前的囚犯领导着一个基于信仰的项目以帮助犯人重返社会。我们在奥布里∙麦克达德上士身上看到了美国特质，他在伊拉克勇闯埋伏圈救出了三名战友。

我们在比尔∙克里索夫身上看到了美国特质，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外科医生。他的儿子内森，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牺牲在伊拉克战场上。当我见到克里索夫医生和他的家人的时候，他表达了令人惊讶的想法：他告诉我他希望加入海军医疗队以纪念他的儿子。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60岁了——比参军年龄上限大了整整18岁。

不过他的特许请求得到批准，过去一年他在战地医院接受培训。克里索夫少校今晚不能够来这里，因为他马上就要开赴伊拉克，在那里他将帮助挽救受伤的美国勇士们，坚持他逝去的儿子的遗愿。

在这些美国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精髓——百折不挠而又满怀希望、心存关爱而又生性坚强。这些美德让我对美国的信心不可动摇。我们经历了危机和考验，并且前路还会有诸多艰险。凭借我们的勇气和信念，这个伟大的国家将决不倦怠…决不动摇…决不放弃。

我很荣幸有生之年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其中有快乐，同时有艰难。每天我都因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善良的人民而振奋。我非常幸运能够代表这个我们深爱的国家。我将永远自豪于拥有一个对我意味着更多的头衔：美利坚合众国公民。

好了，我的同胞们，最后一次：晚安。愿上帝保佑这座家园和下一任总统。愿上帝保佑你们和这个美丽的国家。谢谢你们。

George W. Bush
January 15, 2009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go to / 阅读英文原版，请到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washington/2009/01/post.html
Translation is revised from / 翻译修改自
http://news.163.com/09/0116/10/4VPABKOD0001121M.html

近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中央领导的推荐而受到国内很多人关注。这确实是本好书，不过多数人的关注似乎有点片面，其中不乏明显的误读。最后的结果是普遍关注了领导希望我们关注的话题——改革搞不好会引发革命，托克维尔也俨然成了“改革是找死”的最早倡导人。当然，这个论断确实是这本书最早提出的，但这远不是他想要说的全部。托克维尔所要论证的终极命题其实很简单：革命归根结底是集权专制造成的。这个命题的梗概可以用三句话论证完毕——真正的共和民主至多只有个别骚乱，而不会出现大规模暴动。《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微言春秋大义，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历史相当细致地论证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命题。

然而，国内读者却似乎对这个基本主题采取选择性“失明”，无论官员还是学者都在回避这一点。其实，当代中国普遍恐惧的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不需要什么思想理论支持的大规模暴动。不过鉴于当时法国和当代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可比性，《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中国改革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我读这本书还是二十年前，自己做学生的时候；现在重新翻开这本经典，感觉中国近二十年的变化似乎验证了书中的某些论断，并对其远见与洞见产生了新的感悟。对于改革与革命又成为时尚话题的中国当下，系统梳理这本书的论证并还其本来面目，或许仍有独到的现实价值。

一、期望值革命

先回到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点远不是法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而正是在改革进行得有板有眼的时候。当人民穷得揭不开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去哪里要饭，而不是冒着杀头的危险闹革命，甚至可能饿得根本没有力气造反。看看北朝鲜，就知道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说法纯粹是想当然，现实往往恰好相反——在专制集权登峰造极的时候，很可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能力越小。只是在专制松动的时候，人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温饱也基本解决，才会有闲情逸致感受到自己周围的不公，也才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你的不满和我的不满相互激荡，才会产生群情激昂的革命情绪；不仅人民的追求目标随着生活改善水涨船高，而且人民确实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才会一脚踢开一个在他们看来改良步伐迈得不够快的政权。

总之，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大革命是政府改良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值而发生的。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不像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那样，因为要吃饭才揭竿而起，也不像刘邦那样面临渎职死罪，走投无路才举起灭秦大旗。法国革命的时候既没有饥荒，也没有暴政，政治专制在不断弱化。路易十六有点像光绪，是一个温和而进取的“明君”，但革命恰恰在他任内发生了。中国维新失败了，最终导致革命，其间也隔了13年；法国没有慈禧，保守势力似乎相当分散，开明君主推行的改革进行得相当顺畅，但是革命不仅照样发生，似乎还来得更快。托克维尔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精辟：

正是在法国改良最成功的地方，大众的不满情绪最高涨。这看上去好像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上却充满此类似是而非。革命并不总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发生。恰好相反，往往在人民长期仍受专制压迫却不能抗议，而突然发生政府放松高压的时候，人民会揭竿而起。因此，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此前的更好……人民之所以耐心忍受如此之久，是因为社会看起来不可救药；一次苦难看起来忍无可忍，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可能消除之……人民遭罪更少，但是他们的感觉加剧了。在其登峰造极的时候，封建统治激发的憎恨还不如在其行将灭亡的前夜更多。和路易十四彻头彻尾的专制独裁相比，路易十六一点芝麻绿豆的任意滥权会产生更多的愤怒。

在这里，托克维尔呈现的是法国革命的发生心理学。如果说马克思是标准的现实主义（Realistic）学派，那么托克维尔和韦伯都应该属于理想主义（Idealistic）阵营。当然，这样说并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托克维尔和韦伯本人有什么理想，或认为理想在价值观意义上很重要，而是说他们都重视理念、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反对经济或物质决定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宗教》是这方面的杰作，旨在论证社会进步的因果律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信仰、制度、习俗等“上层建筑”，或后者仅对前者发生微弱的“反作用”，而是恰好相反——信仰与制度决定了特定社会是否可能发生现代工业文明。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属于实证学派，只是对决定社会过程的主要动力变量定位不同。

就和笛卡尔革命将哲学持续引向唯心主义一样，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分析也独辟蹊径，开启了政治与社会心理分析学派。没有人否认，人是主要受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但看似“客观”的利益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发挥作用的，而认知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和主观性，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的历史情境之影响。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利益只是外因，人所识别的利益及其产生的心理反应才是驱动行为的内因。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学说确实比一般的现实主义更为精细，对于中国当代改革的警示也远比“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拐点”等语焉不详的经济决定论更有针对性。同样是贫富差距巨大，但是这一现象在中国或在印度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进而造成全然不同的社会效果。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更需要探索的或许不是宏观经济、社会分层等客观走势，而是这些客观因素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微妙变化，以及主客心理因素相互形成的互动机制。作为一场“期望值革命”，法国革命恰恰是在改革似乎卓有成效的时间段发生的：“人民为前所未有的幸福前景所眩晕，现在却似乎近在咫尺，因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改良视而不见，却迫不及待地恶化事态。” 这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国改革者的警觉。中国改革是否存在同样的情况？目前中国社会弥漫的悲观和不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人民的期望值过高，还是社会现实确实不容乐观？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进行更仔细的反思和探讨。

二、秀才造反，败事有余

普罗大众的期望值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产物，而制造期望当然是文人或“公知”的特长。中国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可是法国“秀才造反”还真的造成了，只是后来的进程完全事与愿违，一场理想主义共和革命很快走向血腥暴力。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发动革命的是民族中间最文明的阶层，贯彻落实的却是最没有教养和最无法无天的混混们。既然温文尔雅的精英成员早已形成我行我素的习惯，既不能统一行动，也不联系群众，后者从一开始就成为事件的主人。” 换言之，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根本不接地气，以至革命很快从他们手里失控；一开始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甚至遭到了迫害，后来走上断头台的孔多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否认，法国革命绝非只是一场小人暴动；它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并为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户，自由、平等、共和、民主的理念从此留驻人间。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古今中外，起义和暴动早已有之，但是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革命”，吹响革命号角的主角不是体制外的贱民，就是旧体制内的贵族，轮不到知识分子发话。即便伟大如英国1689年的“光荣革命”，实际上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只不过主导政变的英国贵族“文化素质”较高、宪政意识较强而已。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虽然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他们从来不是主角，甚至不是“主谋”。杰出如张良、诸葛亮，也只能是主人的“谋士”，作用仅限于帮主子出谋划策，而不可能主导事件的进程或目标。不论他们有如何出众的智慧甚至非凡的品格，也不论他们成就了如何辉煌的功绩，都无法改变中国政治争来争去都只是三俩家族之争的事实。

法国革命则是在知识分子影响下发动的一场大众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而不再是某个独裁者的家天下。在这一点上，法国革命的意义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然而，托克维尔却不看好这样的革命，倒未必是因为革命的目标不值得推崇，而是因为秀才们的高谈阔论根本不切法国实际，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不合当时的法国“国情”，以至没有可操作性。推翻旧体制容易，建立新体制谈何容易，宏伟共和目标的“远水”解不了当下社会治理的“近渴”。革命不经意间发生了，却连一张设计图也没有，好比造房子没有施工图，这样的大厦肯定是支撑不起来的。大革命很快失控，和法国文人的好高骛远不无关系。托克维尔注意到，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尤其和社会政治脱节：

和英国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并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恰好相反，他们对政治舞台敬而远之。但是诸如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原初形态、公民和政府的天赋权利、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与人为关系、习俗的正当性乃至法律系统观念等问题，却是贤良文学的日常谈资。

文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即导致他们纵情于政府性质的抽象理论和概括，并对其盲目寄托信心，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实际政治无缘，而后者本来或许可为他们的激情降温。因此，他们根本看不到即便是最良性改革中的真实障碍，并权衡即便是最良性革命所蕴含的危险。

托克维尔的这些话是在影射卢梭。作为青睐英国保守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粹派”代表卢梭自然没有什么好感，而卢梭被公认为法国革命的精神领袖。当然，只是因为卢梭描绘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家式世外桃源而加指责，多少是不公正的；毕竟，在迄今为止的四个要从根本上重构国家的社会契约论者中，有两个（霍布斯与洛克）出自被认为“务实”的英国，《乌托邦》的作者摩尔也是英国人而非法国人。要把革命的过失完全归咎为某种理论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当时法国的公知们确实没有任何治国经验。他们只是自由、民主、反独裁、反腐败的吹鼓手，而这种立场注定了他们是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而不可能在旧体制内谋个一官半职并获得统治经验。只要既有体制不倒，他们就是永久的反对派，旧体制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而且他们也只适合做反对派；一旦他们真的有机会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其种种不现实与不成熟便原形毕露。

这种状态和同时发生的美国革命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制宪者几乎人人有思想，但是几乎没有职业思想家。其中的佼佼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是职业政治家，实际政治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因此，美国制宪者是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而绝非天马行空的哲人或作家。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制定的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原理或宣言，而是经世致用的法律工具。英国有密尔、休谟等以思想为业的知识人，但是英国的情况也和法国大相径庭：“在英国，政治理论家和实际统治者相互合作；前者提出新理论，后者再通过实践经验修正并限定之……一个群体形成公共事务的实践之路，另一个群体则形成公共意见。” 这样，无论是务虚派还是务实派都不会太离谱，双方容易产生一种相互依存而彼此牵制的合作关系；执政者不至于过分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思想者则不至于愤世嫉俗、异想天开甚至染指革命。虽然知识精英也会批评政府，但是不会颠覆政权。由于执政者容忍和尊重批评意见，国家统治和公共意见之间不会相差太远；反对派即便言辞激烈，也是“小骂大帮忙”，反而显得体制本身雍容大度、包容性强。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至少不是过分割裂）的统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社会的渐进改良，而成功的改良足以让革命的泡沫消弭于无形之中。

对于一贯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中国来说，英国模式有几分似曾相识。传统中国的士绅阶层也是集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双重身份于一身，一方面因统治而享受特权，另一方面也因为承袭儒家伦理而对其特权与统治行为有所约束。虽然对于多数士绅来说，“两袖清风”、“先忧后乐”或许只是一种神话境界，但是只要公权滥用和腐败没有达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特权总是可以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的教义而获得正当性。这种局面会使统治精英失去思想锋芒和政治想象，培育为功名利禄而读书考试的平庸“公务员”，但是他们毕竟知道日常治理的油盐酱醋。如果统治群体足够开明，知识精英与统治精英的“二合一”确实有助于社会稳定。在这个前提下，托克维尔描写的英国贵族统治可以享受特权，而不至于引起社会反感：

当贵族既有实权又有特权，当他们统治并管理着，他们的特权可以更大，而并不容易受到攻击……作为对不公平的特权之回报，他们维持秩序、施行正义、执行法律、救助受压迫者，并照顾所有人的利益。这些职能越是脱离贵族之手，他们的特权就越显得不合适。

后面这种情况所描述的正是大革命前的法国。法国贵族享受种种特权，却不干事，因而很容易被当作社会不公的标靶。统治权则由中央行政垄断，和贵族与公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公知们代表“第三阶级”的公共利益，和第一阶级（国王）与第二阶级（贵族与僧侣）形成截然对立甚至誓不两立的社会形态：“我们的文人成了公共意见领袖，并一时扮演了在自由国家属于职业政客的角色。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领导地位。” 一旦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发生本质分裂或貌合神离，那么政权就很容易失去统治合法性，政权垮台只是时间问题。执政集团我行我素，公知主导的公共意见则毫不留情，进而引起执政者的反感、恐惧和反弹，官民渐行渐远，失去共同语言。执政者愚顽保守、执迷不悟，反对派则偏执激进而缺乏经验，政府的顽固加剧了社会的绝望和愤激。

这种状况正是值得当代中国警惕的，因为中国知识精英结构虽然和大革命前的法国不同，但是公共意见和国家统治之间的制度性割裂却不无相似。当代中国知识精英有的被吸纳到体制内部，成为执政集团的一分子，但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一般不会对执政者提出发自内心的忠告，而只是满足于充当贯彻领导意志的“谋士”乃至“秘书”。被体制同化之后，他们也没有太大的社会公信力，对于形成和引导公共意见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无力弥合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裂缝。另一方面，政府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知识精英吸纳到体制内。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精英虽然人数有限，但是往往掌握巨大的公众话语权和号召力；他们是众望所归的“良心学者”，是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但是和法国革命时期的公知们一样，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执政并从中获得日常政治经验，不懂得社会治理的油盐酱醋，提出的主张也很容易成为画饼充饥式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动乱，其所导致的后果甚至会远远超过法国革命。

三、都是制度惹的祸

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公知表达了一种鄙夷，这当然不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目的。事实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公知只是集权专制的必然现象，而法国的体制才是这本书的落脚点。简言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基本命题就是大革命的根源在于旧制度；托克维尔的雄心在于追根溯源，找到法国革命的制度史起源。他已经提到，法国公知之所以对政治缺乏兴趣和经验，不是因为他们天然革命激进，而是因为体制不允许他们参政，所以才和政治渐行渐远，以至到革命那一刻完全站到体制的对立面。至于民众之所以如此轻易为公知所绑架，也是因为体制自己无力争取民心，又不允许其它政治力量形成公共意见：

既然法国不存在任何自由组织，因而也不存在任何有经验、有组织的党派，也就没有这类党派或团体来引领公共意见；一旦公众感觉到情绪萌动，它就完全成了公知们的囊中之物，因而只能期望革命的指令将采取抽象原则、一般理论的形式，而政治现实将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

既然政府不让知识分子和人民参与政治，甚至不能自由讨论政治制度选择，人民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其它欧洲国家像法国那样，政治思想受到如此长期、如此彻底的窒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民和公共事务如此彻底不沾边，对研究事件进程如此不习惯，以至不仅一般法国人对‘人民运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也几乎不理解‘人民’是什么意思。” 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必然是幼稚和轻信的民族，而这样的民族尤其容易为了追求某个伟大幻想而不择手段、抛弃一切：

假如法国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或即便是通过省议会关注日常行政事务，他们也不会让自己陶醉于文学家的理念之中。同样的，假如他们像英国人那样成功地渐进修正而非摧毁古制精神，也许他们不会如此轻易地为新秩序欢呼雀跃。然而，每一个法国人都感到自己是旧制度的牺牲品。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不仅对老百姓好，对体制本身也好，不仅因为它有助于控制公权腐败，维持政府形象和民意支持，而且因为它会让老百姓成熟起来，不再是一受蛊惑就揭竿而起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专制体制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良的任何现实希望。相反，一个成熟的民众既不会让政府那么容易滥用公权，也不会动不动就想颠覆政府甚至推翻政体。更重要的是，政治自由也让统治者及时了解民情并看到拒绝改革的真实危险。集权国家的政府特别“自信”，正是因为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对政府的评价并罢免他们不认可的领导人，因而政府没有任何压力去实现民众的期望；人民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及至大革命前夕，政府想改也来不及了。因此，“政治自由不仅使老百姓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也使统治阶级能够看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危险。它对两者来说都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事实上，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传统的国家，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形同一盘散沙，“秀才造反”即便成功也很难持续，最后还是要依附中央集权。革命非但没有改变法国中央集权的实质，反而进一步加剧集权。以前是国王，现在是议会，但是最高权力不受约束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议会民主的集权效率或许比王权更高：

在旧秩序下，政府早已剥夺了法国人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乃至愿望。一旦发生革命，恐怕找不到十个人一起行动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求助于中央权力的帮助。因此，一旦中央权力从皇家行政手里转移到不负责任的主权议会，当君主的仁政为民主的无情政治取代，后者不受任何阻碍，也没有任何力量哪怕能片刻停止它的行动。致使皇权崩溃的同样因素造就了继任者的绝对权力。

在这里，托克维尔澄清了一个认识误区，并第一次从法国革命预见到现代极权主义政体的兴起。一般认为，民主似乎是专制的对立面，但是我们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中就已经知道，民主制和君主制是同样可以被滥用的；独裁者固然是暴君（Tyrant），但是靠夸夸其谈、蛊惑民意、收买选票上台的“煽情者”（Demagogue）又何尝不是。然而，如果说领导美国革命的精英们对“民主”有一种本能的警惕，发动法国革命的草根们则把“人民”捧上了天；卢梭用“公意”概念偷梁换柱，让多数人绑架全体，“民主”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家理想。但是托克维尔正确预见到，现代专制甚至极权体制正是以民主或“人民”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所谓的“民主”当然只能是假民主，“人民”只不过是独裁者随心所欲、公权私用的面具。据他观察，这种倾向在法国早已有之：

早在革命之前，经济学家（Economists）就在倡导“民主独裁制”（Democratic Despotism）……主权在理论上寄生于一个不加区分的“群众”之上，但是它控制或即便是监督自己政府行为的一切手段都被小心翼翼地剥夺了……这个主权不受公共意见控制，因为公共意见没有任何手段让自己得到听取；国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律，只有革命才能打破它的暴政。

在专制集权方面，中法两国颇多相似之处。自古以来，中国皇帝就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实权。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革命虽然革了皇帝的命，但是集权体制却进一步加剧，其后果也和法国革命类似。“人民民主专政”有如“民主独裁制”的翻版，而恰恰在“人民共和国”，人民被架空了；公权我行我素，不受公共意见约束。公众无可奈何，只能诉诸革命；但是如果“人民”只是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公意”只是一个被玩弄的概念，那么一次革命无济于事，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继续革命”……对于一个在集权体制下生活得太久的社会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上天安排的宿命。

四、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集权专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致命的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分裂。集权国家之所以容易发生革命，即便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也不例外，是因为这样的国家外表看起来万民同心、一团祥和，实际上内部早已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分裂已是无所不在，公知和政府的决裂只是社会分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暴力革命的发生本身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发展到如此不共戴天的地步，以至一部分人要革另一部分人的命，首先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原始状态，而没有“共和”、“共同富裕”、“和平共处”或任何能够将这个社会重新凝聚在一起的共同体观念。当然，在专制国家，这种共同体本来就不存在。所有专制政府的本质都是鱼肉人民，因而从来不可能真正“共和”。

托克维尔指出，集权专制首先拉大了法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人为造成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他注意到：“在18世纪，英国穷人享受了免税，在法国则是富人。” 因此，贫富阶层之间首先没有共同语言：“一旦贫富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共同活动、共同苦难，他们的思维之间就形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们对于彼此而言都好比一本封闭的书，尽管他们一生都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 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别扭状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不公正的制度或法律根本经不起公共意见的检验；甚至可以说，只要有公开自由的讨论，既得利益者压根就没脸提出诸如法国征税体制之类的恶法。

托克维尔分析了法国当时的三大阶级——农民、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并指出他们在大革命前各自为战的状态。首先看看农民，当时的法国农民和当代中国农民似曾相识：“法国农民没有分享那个时代的工业进步。在一个以启蒙闻名的社会秩序中，他们却依然落后而未受到任何教育……因此，农民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悲惨状态，就和监狱里的囚徒一样隔离于外界影响。” 当然，法国农民没有中国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忍饥挨饿的经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农民也不像当年法国农民那么与世隔绝，但是两者的相似是显然的。虽然经过了包产到户的致富，中国农民无疑仍处在受歧视和受轻视的社会底层；改革开放赋予农民劳动致富的自由，但是同时也剥夺了公社体制对他们的一点有限保护，将他们完全抛向市场和社会，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与风险——市场风险、上学成本、看病成本、环境污染等因素导致疾病的风险、因征地而失去生计的风险……如果今天的中国农民很难说比八十年代更有幸福感，那么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民也说不上比几个世纪前的农奴更幸福：

18世纪，法国农民享受公民自由，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其它阶级蔑视农民。事实上，和任何其它地方或时期的农民相比，18世纪的法国农民都和社群更加孤立……他们不再是庄园主的臣民和受庇护者，而他们也尚未成为公民兄弟。这在历史上确实是一种很特殊的状态。14世纪的农民更受压迫，同时也更受关护。18世纪的法国村民则是一个缺乏教养的破败社群，……村民们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的温柔同情，而后者的主要考虑是利用他们作为财政收入来源。

如果说贵族天生瞧不起农民，那么刚刚脱离农民身份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和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完全隔绝于人民之外。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处心积虑创造新的不公方式。事实上，他们和贵族一样迫切地为自己保障特殊待遇。他们来自农民，但在他们眼里，农民却成了不可理喻的外星人。” 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同为社会精英，照理说应当携手联合、并肩作战，但是在集权体制下，他们也彼此疏远，看不到合作的必要性或可能性：

法国贵族对其它阶层固执地坚持冷漠，并成功免除自己对社区的绝大多数义务，兴高采烈地幻想他们在逃避义务的同时还能维持崇高的地位……贵族们顽固拒绝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的同盟军或哪怕是公民同胞，不久便被迫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最终不得不接受他们作为自己的主人。实际上，贵族是一群孤家寡人，谁也领导不了；在遇到攻击时，惟一的出路就是逃跑。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会把社会“鸟巢化”（Compartmentaliz-ation），进而造成社会阶层割裂。它喜欢包办公共治理，而不允许不同阶层通过直接交流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不同阶层之间不交流，甚至同一个阶层内部也没有交流，那么阶层之间、个人之间就缺乏基本理解和同情，每个阶层都会满足于自己的“鸟巢”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遇到困难不相互援助，而只能求助于政府，从而进一步坐实了中央集权：

一旦资产阶级、贵族和农民之间完全隔离，而在三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分化，每个阶层都分裂为几个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群体，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法兰西看起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均已分崩离析。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中央政府，但在它衰落的时候也同样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力挽狂澜。

换言之，中央集权看起来很强大、超稳定，实际上早已离心离德、岌岌可危。这样的民族生活在垂直化管制之下，在水平面上则是处于中空游离状态；人民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割断，每个人都只能依赖政府对自己的管制和保护。一旦政府垮了，这样的社会是不能自立的，因为长期的集权专制彻底摧毁了社会的自治能力，因而只能在经过短期混乱之后回归专制，如此循环往复……这正是法国革命的遭遇——革命推翻了一个温和的专制者（路易十六），不久却又请来了一个强大的专制者（拿破仑），看似阴差阳错，实际上只是中央集权制为法兰西民族预先确定的命数：“我们有时发现，这个民族即便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也体现出奴隶思维。如果说以前是面对主人桀骜不驯，现在则是无能管理自己。” 当社会各阶层不能联手合作，共同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不同阶层的精英领袖之间不能达成基本共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自治，而只能让一个外来的主子进来干预，并永远依附于这个高高在上的“他者”的管制。

五、政教分离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说中央集权只能做到“民免而无耻”，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凝聚力，那么基督教信仰原本可以填补这个空缺。托克维尔早在《美国的民主》中就系统论证了宗教信仰的社会重要性，并断言“专制或许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行”。《旧制度与大革命》再次强调：“文明社群——尤其是享受自由的文明社群——不能没有宗教。事实上，美国人把宗教视为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可靠保障。” 这是为什么即便在面临激进改革的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十分慎重：“在早先绝大多数的政治革命中，我们发现政治体制的颠覆者尊重业已确立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革命中，我们发现国教的攻击者并没有在其纲领中提出全盘改组政府或现行宪法框架的主张。” 换言之，法国革命之前至多只有有限革命，或是政治革命，或是宗教革命，制度改革和信仰改造须分两步走。如果左右开弓、同时出击、全盘革命，既革新了旧制度，又摧毁了旧信仰，那么新的制度大厦将无以立足于长期原子化的一盘散沙之上。其实，即便是专制统治也离不开信仰，尤其在专制崩溃的一刹那间，人民失去了对权力的寄托，只有信仰才能带来心灵的安顿。

然而，法国革命恰恰选择了全面攻击：“宗教组织和政府系统被一并扔进熔炉，结果是人们思维的彻底混乱；他们既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 但这并不是一时的策略错误，而是长期的集权专制使然。事实上，在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权力无边无际、不受任何控制的独裁者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包括信仰的自由。这样的国家即便存在宗教，也必然经过独裁者的洗礼改造，乖乖接受“庇护”并为其统治服务。改造后的教会或者和世俗权力眉来眼去，或者在自己的庇护者面前唯唯诺诺，不仅丧失了承载大众信仰的独立功能，而且很容易被民众当作政府的一丘之貉，从而不得不替政府“背黑锅”：“教会和世俗政权合作，常常纵容政府的罪恶。因此，任何人攻击教会都能期待获得大众喝彩。” 果然，革命群众将僧侣当作同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第二阶层”，并不遗余力进行攻击，却全然看不到突然发生的共和与世俗化双重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在法国，基督教受到几乎狂热的暴力攻击，却从未想到以其它宗教取而代之。热烈而持久的努力让人远离父辈的信仰，但是一旦失去了信仰，却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来填补内心的空白……对所有宗教信仰的绝对排斥是如此不合人的自然天性，对于心灵的安宁是如此具有杀伤力，却被大众认为是合乎常理。

对于中国来说，法国革命的前车之鉴早已成为历史现实。继1911年的共和革命之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全盘清洗儒家文化，为更加剧烈的中国革命做好了思想铺垫。1949年之后，传统文化作为“封建迷信”遭到彻底清算，完全世俗的共产主义信仰取而代之。托克维尔对当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当这套信仰也无力控制人民心灵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还有能力承受剧烈的政治变革？换个视角设问：在高度集权体制摧毁社群自治并造成信仰真空之后，中国改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与自组织能力？

六、代结论——挥之不去的革命阴影

《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提到了触发法国革命的诸多其它原因，其中不少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十分熟悉的——不尊重私有产权、补偿不公和延迟、不尊重遗嘱、司法不公、超期羁押、刑事程序有名无实……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对触发革命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原因本身又都是旧制度衍生的结果。托克维尔洞察到，大革命正是旧制度自身埋下的种子并结出的苦果。两者看似相反——大革命造了旧制度的反，实则是一对兄弟冤家——不仅旧制度成就了大革命，而且大革命延续甚至强化了旧制度。如果真的像革命者想像的那样，革一次命就脱离了旧体制的魔咒，未免太天真了；托克维尔甚至可以说，这种天真烂漫本身就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革命思想家的“空谈误国”和政府自我封闭式的“求真务实”恰成镜像。当然，空谈是要误国的；革命折腾一阵之后，还是要回到实干，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新体制比旧体制更加集权强大——当然，故事并不会到此结束，不过以后发生的事大体上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复述。如此循环往复，旧制度与大革命真的成了集权国家摆脱不掉的窠臼。你仿佛看到西西弗斯在推着石头，一次次从山谷走向山顶，但这块石头终究还是要落回原地的……

托克维尔的贡献首先在于诊断法国旧制度的特征“基因”：它不是王权，更不是“封建”——虽然曾经有过封建；它是中央集权，这才是法国有别于英国的政治基因谱系。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发展真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法国的中央集权不知是从何时如何开始的，托克维尔最后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交待清楚。也许它是源自一次偶然的征服，也许法兰西民族和英格兰近邻相比过于和平，没有在大小战争中练就足以抵御专制的强悍民风……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或许具体的起因没那么重要，法国的集权体制就这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集权产生分裂，社会逐步失去了共同体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横向联系不断削弱；人民越来越依赖政府管制，并成为没有身份、没有差别、没有组织、没有信仰的清一色“群众”。“群众”仰仗并因此而强化集权管制，不断强化的集权体制将更多的人转化为依赖管制的“群众”……等到这个过程彻底完成的时候，法兰西的黄历已经翻到了路易十四。再等到大独裁者把权力传到孙子辈，专制之木早已成舟，即便国王好心想改也不行；不切实际的公知和政府唱对台戏，民众对改革的期望不断攀升，政府在人民心中却已威信扫地，以至改革进行了一半就触发革命。

不论如何评价法国革命，一次革命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集权国家很难走出革命的阴影。当中央集权的政治基因完全发育成熟并成为制度定式，它已经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准备了充分的社会土壤；更准确地说，它已经彻底破坏了社会自足自立的基础，使之须臾离不开自己的管控。法国革命之后不仅迎来了拿破仑专制，而且也经历了王朝与共和的一连串更迭。不靠谱的不只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激进公知们，还有历朝历代的民粹政客们。他们或以“公意”自重，或以“民意代表”自诩，为天下苍生执掌至高无上的“选民权力”，个个胸怀远大、目中无人、一贯正确，很难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相互妥协，结果自然是只开会、不出活（立法），议会成了清议、吹牛、吵架的场所。就连《法国民法典》这样的杰出立法也差点毁在这帮“空谈误国”的政客们手里，最后还是在拿破仑的高压专制下才获得通过，也难怪人家把这部法典冠以自己的名字。当一盘散沙已然成为民族习惯，就很难让它的成员脚踏实地、理性务实地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实际治理问题。因此，民主乱秩序，就回归专制；专制失民心，又重返民主……幸好拿破仑专制是开明专制，法国社会自此逐步走上独立于政治的法治之道；否则，这么走马灯地更换政权乃至体制，哪个民族都受不了。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将这个民族振醒，战后第四共和宪法故态复萌。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另一位出身军人的政治强人（戴高乐）执政，在宪法上用行政权制约立法权，才让法国走上稳定的宪政民主之路。

中法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因而法国革命的教训的确是中国改革的前车之鉴。但是要真正做到以法史为鉴，必须直面《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真命题，而不是对造成革命的深层制度原因采取“选择性失明”，否则便无法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集权主义陷阱解套，也无法实质性地规避改革进程中的革命风险。如果中国改革如此“摸着石头过河”，注定要掉进革命的激流中。

 
—— 张千帆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May 2013
—— 留美博士 ◊ 1984–1999在美国生活15年

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参加各位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毕业的典礼。实话实说，我从来没有从大学毕业，这是我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刻。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生活中的三个故事。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联结点滴。

我在里德学院学习六个月就退学了，不过仍然作为一名旁听学生继续停留了18个月，然后真正离开。那么我为什么退学呢？

这得从我出生之前讲起。我的亲生母亲当时是个年轻未婚的大学研究生，她决定让别人收养我。她强烈地觉得应该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收养我，所以安排好我一出生就由一对律师夫妇收养。但是当我降生时，这对夫妇在最后一刻认识到，他们其实想收养一个女孩。所以我的养父母，当时在等待名单上，在半夜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们“现在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男婴，你们要收养他吗？” 他们回答：“当然。” 我的亲生母亲后来发现，我的养母从来没有大学毕业，而养父连高中也没有毕业。她拒绝在最后的收养文件上签字。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养父母保证将来让我上大学，她才软化态度。

17年后我的确上了大学。但我天真地选择了一所几乎跟斯坦福同样昂贵的大学，我的工人阶级父母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我的学费上。六个月后，我看不出念这个书的价值何在。我不知道这辈子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念大学如何能帮助我找到答案；而只是在这里花费着父母终其一生的所有积蓄。于是我决定退学，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决定在当时相当可怕，不过回头看，那是我做出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自退学那一刻起，我就再不用去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而是开始旁听那些有趣得多的课程。

并不全是浪漫。我没有宿舍，因此睡在朋友宿舍的地板上，用回收可乐空罐的五分钱退费买食品；每个星期天晚上走七哩路，横跨小镇去哈尔∙克里什纳神庙吃一顿好饭。我喜欢那顿饭。因为跟随好奇心和直觉而无意中接触到的许多东西，后来都成为了无价之宝。我举一个例子：

当时里德学院有着大概是全国最好的书法指导。整个校园内，每一张海报、每个抽屉的标签，都是精美的手写字。因为已经退学而不必上常规的课程，我决定选一门书法课学习书法。我学习了衬线和无衬线字体、在不同字母组合间改变间距、以及是什么让排版精美。书法是如此美妙、古典、艺术性的精细，这一点自然科学无法企及，我觉得太迷人了。

我没有期望过所学的这些东西能在生活中实际用到。不过10年后，当我们设计第一台麦金塔电脑时，我想起了旧时所学。我们把这些都设计到麦金塔里，让它成为第一台排版精美的电脑。如果我没有在大学时去旁听那门课，麦金塔可能就没有多种字体或比例匀称的间距。又因为视窗操作系统只不过模仿了麦金塔，因此就有可能所有的个人电脑都不会有这么精美的界面。如果没有退学，我就不可能去旁听这门书法课，个人电脑可能就没有这么精美的排版。当然，还在大学时我不可能把这些点滴预先串联起来；但是10年后回顾就显得非常清楚。

我重复一遍，你不可能把点滴预先串联起来；只有回头看才能明白其中的关联。所以你不得不相信，你现在经历的点滴将来会以某种方式串联在一起。你不得不相信某种东西——你的勇气、命运、人生、缘分，无论是什么。相信点滴会一路串联起来，可以给你信心去跟随你的心灵，即使这些点滴会引致你偏离循规蹈矩的生活路径。这让我整个人生完全不同。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落。

我很幸运——我年轻时就找到了自己想做什么。当我20岁的时候，沃兹和我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公司。我们工作很努力，10年后苹果公司从车库里的我们两个人，成长为一家有4,000多名员工、价值20亿美元的公司。在那之前一年，我们推出了最棒的产品——麦金塔电脑，我才刚满30岁。接下来我被解雇了。你怎么会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解雇呢？情形是，当苹果公司成长时，我们聘请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才能的人来与我一起经营公司，第一年一切进展顺利。不过我们对于未来的愿景开始出现分歧，最后分道扬镳。那时候董事会站在他那边，于是我出局。张扬地把我赶出局。我的整个成年生活的重心一下子就不见了，让人失魂落魄。

几个月里我实在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我让企业界的前辈们失望了——我丢落了传递给我的接力棒。我跟戴维∙帕卡德和罗伯特∙诺伊斯见了面，试图因为把局面弄得如此糟糕而道歉。我成了众所周知的失败者，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是渐渐地我发现——我仍然热爱我做过的一切。在苹果公司发生的转折丝毫没有改变我。我虽然被赶出局，但我仍然热爱这项事业。因此我决心从头再来。

当时没有察觉，结果证明被苹果公司解雇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情。成功的沉重被从头再来的轻松所取代，每件事情都不确定。这让我解脱，进而跨入我这辈子最富有创意的阶段之一。

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创办了一家叫做下一个（NeXT）的公司，另一家叫做皮克斯（Pixar）的公司，与后来成为我妻子的、一个令人惊羡的女人共坠爱河。Pixar公司接着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现在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室。籍由一次非比寻常的转机，苹果买下NeXT公司，我回到了苹果公司，我们在NeXT研发的技术成为苹果当前复兴的核心。劳伦和我共同组建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很确定，假如我没有被苹果公司解雇，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这帖药很苦口，不过病人需要。有时候生活会给你迎头一击；不要失去信念。我确信，驱使我前行的唯一动力是我热爱自己所做的一切。你得找到你热爱什么。工作上是如此，寻找恋人也是如此。工作将会填满你生活中的大部分，唯一获得真正满足的途径，是去做你认为有意义的工作；而唯一能让工作有意义的途径，是你热爱所做的一切。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继续寻找；不要放弃。如同所有的与心灵相关的问题一样，找到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出来。并且像任何重要的关系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来愈好。所以记得，继续寻找；不要放弃。

我的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17岁的时候，我看到一段话，大概是：“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某一天你肯定会迎来最后一天。” 这段话给我印象深刻，从那时候开始，在过去的33年，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这辈子的最后一天，我还会去做计划今天做的事情吗？” 每当连续太多天答案都是“不”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有所改变。

提醒自己很快就要死去是我所碰到的、最重要的工具，用来帮助自己在人生中作出重大决定。因为几乎每种东西——所有的外界期望、所有的自豪、所有对于困窘或失败的恐惧——在面对死亡时都消失无踪，只有真正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提醒自己很快就要死去是我所知道的、避免患得患失的、最好的方法。你已经毫无牵挂；没有理由不跟随你的心灵。

大概一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我在早上7:30AM作了断层扫描，清晰地显示出一个肿瘤在我的胰脏。我甚至连胰脏是什么都不知道。医生们告诉我基本可以肯定那是一种不治之症，估计我活不过三至六个月。我的医生建议我回家把一切整理好，这是医生用以指代临终的术语。意思是尽量在几个月内把你未来10年想跟孩子们说的话讲完。意思是确保把每件事情安排好，以便让你的家人尽可能生活轻松。意思是道永别。

我整天忍受着那个诊断结果。那天晚上给我做了一次切片检查，从喉咙伸入一个内窥镜，穿过胃进入肠道，插根针进胰脏，从肿瘤上取下一些细胞。我接受了镇静剂，但是我妻子在场，她后来告诉我，当医生们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细胞时，开始惊叫起来，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手术治愈的胰腺癌。我接受了手术，感谢主，我仍然健在。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时刻，我希望它是未来几十年里最接近的一次。经历这一刻以后，我现在可以不仅止把死亡作为有帮助但纯粹智慧的概念，而是可以多一些肯定地告诉你们下面这些：

没有人想死。即使想上天堂的人也想活着上天堂。但是死亡是我们共有的目的地；没有人逃得过。那正是合理安排，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唯一的精彩发明，是生命变革的促进者，它推陈出新。目前你们是新生代，但是并不太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逐渐变老而退出舞台。抱歉讲得这么戏剧夸张，但是千真万确。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教条禁锢——那是活在别人的思考结果中。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掉你自己内在的心声。最重要的是，鼓起勇气去跟随你的心灵和直觉；某种意义上讲，心灵和直觉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在我年轻时，有本精彩非凡的出版物叫做《全球目录》，它是我这代人的圣经。它是由一个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家伙创办的，住在离这里不远的门洛公园，他把杂志办得富有诗情画意。那是1960年代末期，早于个人电脑和桌面出版系统，因此全靠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有点像纸装版的谷歌，比谷歌早35年：理想主义的格调，充满着灵巧的工具和伟大的想法。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出版了几期《全球目录》，当杂志寿终正寝的时候，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1970年代中期，我正是你们这个年纪。最后一期的封底是一张清晨的乡间小路，那种如果你喜欢冒险登山你也会发现的乡间小路。照片下面写着：“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那是他们停刊的告别讯息。求知若渴；虚心若愚。我总是以此自勉。今天，当你们毕业展开新生活的时候，我也以此期许你们。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非常感谢各位。

Steve Jobs
June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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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5/june15/jobs-061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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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uban.com/note/60164922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13年9月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该报告对 OECD 的政策建议做了多方面的更新，这些方面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包括：粮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医疗改革、绿色增长、气候变化和城市化。

On September 5, 201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issued a report: China – 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Policies for sustained and inclusive growth. This report presents an update of OECD policy advice in areas that are critical to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include food security, social safety nets, health reform, green growth, climate change and urbanisation.

— http://www.oecdchina.org/topics/coopchina/2013/20130905.html
— http://www.oecd.org/china

谢谢大家、拜登副总统、首席大法官先生、国会议员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同胞们：

每一次我们集会庆祝总统就职，都是在见证美国宪法的持久力量。我们肯定美国民主的承诺。我们始终记得，将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我们的肤色，不是订立的条款，不是族名的来源。让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是我们对于一种理念的恪守，这一理念在两个多世纪前的一篇宣言中被清晰阐述：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今天，我们继续着这一未竟的征程，来架起这些理念与我们时代现实之间的桥梁。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虽然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们从来不会自动生效；虽然自由是上帝赋予的礼物，但必须依靠世间的人们去守卫。爱国先驱们在1776年的战斗，不是用少数人的特权或暴戾的制度去代替国王的苛政。先驱们留给我们一个共和国，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们委托每一代美国人捍卫我们的建国信条。

在过去的200多年里，我们做到了。

从血腥鞭绳和血光刀剑中，我们得以明白，建立在自由与平等原则之上的联邦，不能维持在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们赢得了新生，誓言共同前进。

我们共同认识到，现代经济需要铁路和高速公路来加速旅行和商业交流，需要学校和大学来培训我们的工人。
我们共同发现，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必须依靠法制来促进竞争，并保障竞争的公平性。
我们共同下决心，这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关注弱势群体，保护人民不受生命中最恶劣的危害和不幸侵扰。

一路走来，我们从未放弃对集权的质疑，也没有屈从于所有社会弊病都可以只靠政府来解决这种幻想。我们对首创精神和进取胆识的褒扬，对努力工作和个人责任的坚持，都是美国精神的基本要义。

我们也理解，时代在变化，我们同样需要变革；对建国精神的忠诚，需要我们肩负起新的责任，迎接新的挑战；保护我们的个人自由，最终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美国人民不可能独力迎接当今世界的挑战，正如美国士兵们不可能依靠步枪和民兵组织与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作战。一个人无法培训所有的数学和其他学科老师，我们需要很多老师为了未来去教育孩子们；一个人也无法建设道路、铺设网络、建立实验室，这些工作能在国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商业机会。现在，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我们更需要团结合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团结起来。

这一代美国人经历了危机的考验，危机坚定了我们的决心，证明了我们的百折不挠。长达十年的战争正在结束；经济的复苏已经开始。美国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因为我们拥有当今没有国界的世界所需要的全部品质：年轻与活力，多样性与开放性，无穷的冒险精神以及创造的天赋才能。亲爱的同胞们，我们正是为此刻而生，我们一定会把握住现在——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我们，美国人民，明白这个道理，如果只有不断萎缩的少数人极度富裕，而不断增长的多数人却度日维艰，我们国家就无法成功。我们相信，美国的繁荣必须建立在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的宽阔肩膀上。我们知道，美国的兴旺理当体现在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的自立与自豪，诚实劳动的薪水足够让家庭摆脱艰辛的困扰。我们忠诚于我们的信念，保证让一个生于最贫穷环境中的小女孩都知道，她拥有与其他人同样的成功机会，因为她是美国人；她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她的自由和平等不仅由上帝来见证，更由我们亲手铸造。

我们明白，已然陈旧的程序不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我们必须应用新理念和新技术重塑我们的政府，改进我们的税法，改革我们的学校，让我们的公民拥有所需要的技能，更加努力地工作，学习更多的知识，实现更高的目标。虽然方式在变化，我们的目的永恒：这个国家对每个美国人的努力和坚定给予回报。这正是这一刻所需要的；这将为我们的信条赋予真正的意义。

我们，美国人民，仍然相信，每个公民都应当获得基本的安全和尊严。我们必须做出艰难抉择，降低保健成本，缩减赤字规模。但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照顾好曾经建设国家的这一代和投资于即将建设国家的下一代之间做出取舍。因为我们记得过去的教训，老年人的夕阳时光在贫困中度过，家有残障儿童的父母无处求助。

我们相信，在这个国家，自由不只是那些幸运儿的专属，幸福也不是只属于少数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样负责任地生活，我们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面临失业、突发疾病、或家园被可怕的风暴摧毁。我们通过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社会保障项目来抵御这些风险，这些项目不会让我们的创造力衰竭，而是将会让我们稳固。这些项目不会让我们国家充满不劳而获者；而是让我们敢于承担风险，让国家强大。

我们，美国人民，仍然相信，作为美国人的义务不只是对于我们自己，还包括子孙后代。我们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因为不采取措施就是对我们的孩子和后代的背叛。一些人可能仍在否定科学界压倒性的判断，但没有人能躲过狂暴火灾、严重旱灾、更强力风暴带来的灾难性打击。

通向可再生能源的道路是漫长的，有时是困难的。但美国不能抵制这种转变的趋势，而是必须引领这种趋势。我们不能在将会创造新工作和新产业的技术上输给其他国家，我们必须声明这一承诺。那样才能让我们维持经济活力和国家财富——我们的森林和航道、我们的农田和雪峰。那样才能让我们保护好这颗星球，上帝把它托付给我们来照顾。那样才能为建国之父们曾经宣告的信条赋予意义。

我们，美国人民，仍然相信，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不需要持续的战争。我们勇敢的男女士兵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他们的技能和勇气无可匹敌。我们的公民非常清楚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我们依然铭记着那些阵亡者。他们的牺牲将让我们永远对那些试图伤害我们的势力保持警惕。但我们也是那些赢得和平而不只是战争的人们的后代，他们将不共戴天的仇敌转变成最忠诚可靠的朋友——我们也必须把这些经验带到这个时代。

我们将通过强大的军队和法制保护我们的人民，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展现努力与其他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勇气——这不是因为我们对面临的危险持幼稚的态度，而是因为契约能够更持久地化解疑虑和恐惧。

美国将在全球每个角落保持强大的联盟。我们将更新这些机构，以扩展我们应对海外危机的能力，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在世界和平方面拥有最大的利益。我们将支持从亚洲到非洲、从美洲到中东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的利益和良心驱使我们代表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成为贫困者、病患者、被边缘化人士、异见受害者的希望来源——不仅仅是出于慈善，也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和平需要我们不断推进共同信念中阐述的原则：宽容和机遇，尊严和正义。

我们，美国人民，今天宣明，这条最显而易见的真理——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仍然是引领我们的恒星；如同它引领我们的先辈穿越塞尼卡瀑布城、塞尔玛、以及石墙；如同它引领所有的男性和女性，被赞颂的和未被赞颂的，在这个大广场上一路留下足迹的人们，去听一位牧师说，我们不可能独自前进；去听金 (King) 说，我们个人的自由与地球上每个灵魂的自由密不可分。

继续先辈开创的事业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直到我们的妻子、母亲和女儿的付出能够与她们的努力相称。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直到同性恋的兄弟姐妹在法律之下得到与其他人同样的待遇——如果我们真正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我们对彼此的爱也应该是平等的。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直到没有公民需要等待数小时去行使投票权。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直到我们找到更好的方法迎接努力、满怀憧憬的移民，他们依旧视美国为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直到聪颖年轻的学生和工程师加入我们的劳工队伍，而不是被驱逐出美国。我们的征途不会终结，直到我们所有的儿童，从底特律的街道到阿巴拉契亚的山岭，再到纽镇安静的小巷，都得到关爱和珍视，永远免受伤害。

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让关于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这些描述、权利和价值切实体现在每个美国人的身上。忠于我们的立国文本并不是要求我们的生活全部雷同；也不是意味我们以完全一致的方式定义自由，或因循同样的道路追求幸福。进步不会终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纠结的、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但是要求我们现在就采取行动。

当下是由我们作决定，我们不能拖延。我们不能将绝对主义当作原则，或者以假象代替政纲，或将中伤视作理性的辩论。我们必须行动，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将不会完美。我们必须行动，必须意识到今天的胜利将不会完全，还将有赖于未来4年、40年、400年致力于这项事业的人们，去推进当年在简朴的费城大厅传承给我们的永恒精神。

亲爱的同胞们，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誓词，如同在国会山服务的其他人宣读过的一样，是对上帝和国家的誓词，不是对党派或集团。我们必须在任期内忠实地履行这些承诺。我今天宣读的誓词与每次士兵报名参战或者移民实现梦想时所宣读的誓词没有差别。我的誓词与我们所有的人向我们头顶飘扬的、让我们心怀自豪的国旗所表达的誓词没有差别。

这些是公民的心声，代表着我们最伟大的希望。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权利为这个国家设定前进的道路。你和我，作为公民，都有义务塑造我们时代的辩题——不仅通过我们的选票，而且通过为保卫最悠久的价值观和持久的理想而发出的声音。

现在让我们互相拥抱，怀着庄严的职责和无比的快乐，这是我们永久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籍由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目标，凭借热情和奉献，让我们回答历史的召唤，将宝贵的自由之光带入本不确定的未来。

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祈愿他永远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Barack Obama
January 2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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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1/21/inaugural-address-president-barack-o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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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163.com/13/0122/04/8LQ2N2OA00014JB6.html

尊敬的博克校长、鲁登斯坦前校长、即将上任的福斯特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察团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特别是各位同学：

我等了30多年，终于可以说了：“父亲，我一直跟你讲，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份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 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明我有一个大学学位，这真让人高兴。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直接就拿到了学位。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让我有资格代表这特别的一类学生发言… 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不过我还要提醒大家，我让史蒂夫∙鲍尔默也从商学院退学了。我做了个坏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的入学仪式上演讲，那么今天来参加这场毕业典礼的人也许会少得多。

哈佛生活对于我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令人着迷，我时常去旁听我没有选修的课。宿舍生活棒极了，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柯里尔公寓过着快乐的日子。总是有很多人在我的寝室里一直呆到深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不用担心第二天要早起。这让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守己的学生的头目。我们粘在一起，坚持着我们的反叛。

拉德克利夫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并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类型。这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如果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是在那里我体验到了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能保障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记忆发生在1975年1月，我从柯里尔公寓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一家公司打了电话，那家公司正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说我可以卖给他们软件。我担心他们可能会发觉，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里的学生，会挂断电话。还好，他们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一个月后再来找我们吧。”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还根本没有写出软件来。从那一刻开始，我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个课外项目标记了我的大学生活的结束，以及不平凡的微软旅程的开始。

我对于哈佛的记忆，首先是四周充满了活力与智慧。有令人振奋的，有咄咄逼人的，也有令人泄气的，但永远充满了挑战。那是让人惊叹的荣幸——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我在哈佛的时光、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不过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大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们在健康、财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这种不平等让许多人濒临绝望。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也接触到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新进展。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如何应用这些发现来减少不平等——不论是借助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只是朦胧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年轻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描述的贫穷和疾病当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这些事情。

各位同学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比起以前的学生，你们更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平等，并寻求解决之道。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星期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每个月有几美元可供捐献——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于梅林达和我，这也是同样的挑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为最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帮助？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梅林达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在贫穷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是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疾病我从未听说过，轮状病毒，每年夺走50万儿童的生命——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以为，如果数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的头等大事理应是开发和运送药物去拯救他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物，并没有送到他们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获悉某些生命被视为值得挽救，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恶心难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应该是真实现状。如果这事实存在，那么它值得我们首先为之付出。”

于是我们用任何人都可以采用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很令人难堪。市场没有回馈拯救这些儿童的努力，政府没有提供补助。于是这些儿童死去，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市场上没有力量，在制度上发不出声音。
但是你和我可以。

我们可以让市场力量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能够延伸市场力量，让更多人获取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同时服务于那些正遭受极端不平等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办法，既可以满足穷人的需要，又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条可以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的道路。这项任务是开放式的，它永无止境。而任何迎接这项挑战的、有意识的努力，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很乐观，我们能够做到，不过我也与声称没有希望的怀疑者谈论过。他们说：“不平等自太初就跟随我们，并将跟随我们到最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在乎。”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此刻所有在这里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都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但我们没有援手——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供帮助，我们早就行动了。改变这种状况的障碍，不是人性的冷漠，而是问题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爱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答案，评估结果。但是问题的复杂性阻碍了所有的三个步骤。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的新闻播报，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仍然十分困难。当有飞机坠毁时，官员们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会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发生类似事故。

如果那些官员是彻头彻尾的坦诚，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里，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当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场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克服导致这0.5%的人死亡的弊病。” 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场空难，而是几百万可以避免的死亡事件。

我们没法了解这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因此这些事件停留在后台，很容易被忽视。即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种状况或者读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本身就令人心痛，何况问题如此复杂，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将目光移开。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从复杂的状况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要让关爱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可行的方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询问“如何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催生行动——并且能确保来自全世界的关爱一点也不会浪费。但是问题的复杂性让有爱心的人们难以行动——也就让他们的爱心难以产生效果。

从复杂的状况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可预见的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探索适用于这个方法的理想技术，同时最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如药物般复杂，还是像蚊帐那样简单。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于是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都资助疫苗研究。但是研究工作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所以在当下，我们必须应用现有的方法——目前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追求这个目标重又启动了四步循环，这就是工作模式。关键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不要像20世纪对付疟疾和肺结核那样——因为太过复杂而放弃。

最后一步——发现问题和找到方法以后——是衡量工作成果，并将你的成功或失败与人分享，以便他人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能够展示有项目正在为几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你必须能够展示因为这些疾病而夭折的儿童人数正在下降。这很关键，不仅为了提高项目效果，也有助于从企业和政府吸引更多投资。
如果你希望激励他人参与，仅仅有数字还不够；你必须传达这些工作的人文影响——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拯救一条生命对关联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几年前去达沃斯参加一次关于全球健康问题的会议，讨论如何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几百万！想一想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带来的激动——再乘以几百万。…然而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令人厌烦的会议——直到现在，厌烦得我无法忍受。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让人们因为软件而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拯救生命而带给人们更多激动呢？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影响，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仍然很乐观。是的，不平等一直都伴随着我们，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并不是一直都伴随着我们。这些工具是新近出现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把关爱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会与过去不同。

这个时代不断涌现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贫穷，终结可预防的疾病导致的死亡。

60年前，乔治∙马歇尔来参加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宣布了援助战后欧洲国家的计划。他说：“我觉得一个难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提供的大量事件让大街上的普通人很难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已经根本不可能真正把握形势。”

马歇尔发表演说之后30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新技术开始萌芽，让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清晰、不再疏远。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变革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缩短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让才华横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为解决同一个问题而共同努力——这就将创新的速度推进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网络让他们将天赋或者创意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条件上网，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如何互相帮助的革命。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找到解决方法、衡量工作成果，从而攻克乔治∙马歇尔60年前提到的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现在这个院子里的人——是全世界最睿智的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捐助者，已经运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这里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生活。我们还能够多做一些么？哈佛能不能奉献其智慧改善更多人的生活，包括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哈佛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请求各位院长和教授——哈佛的智力领袖们：当你们雇用新教员、授予终身职务、评审课程、决定学位要求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应该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应该鼓励教职员正视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应该了解全球贫困的严重程度… 世界性的饥荒… 清洁水资源的匮乏… 失学的小女孩… 死于可治愈疾病的儿童？
世界上最有特权的人们是否应该了解最没有特权的人们的生活？
这些不是修辞学的问题——你要用你的准则来回答。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心中充满骄傲——从没有停止督促我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迎接新娘的仪式，在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她写给梅林达的、关于婚姻的信。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她认为这是又一次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你得到拥有的越多，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在这个院子里的我们得到拥有了什么——天赋、特权、机会——全世界的人们都有权利对我们寄予几乎无限大的期望。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想要勉励各位今天毕业的同学，正视这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深刻的不平等，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作为你职业的核心，那将会非比寻常。不过你不必一定要以之为职业。每周花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日趋发达的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问题的障碍，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要让复杂性阻止你，成为行动主义者；正视这些巨大的不平等，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生长在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技术。你们已经了解世界的不平等，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份了解之后，如果你再无视那些只需你举手之劳就可以改变其命运的人们，你将会受到良心的折磨。你们比我们得到拥有的更多；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期地坚持下去。

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你们怎么可以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反省自己凭借天赋和活力都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们不是仅只用专业成就来评价自己，而是包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 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毫不相干的人们，他们与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同为人类。

祝大家好运。

Bill Gates
June 7,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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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07/06/remarks-of-bill-gates-harvard-commencement-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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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7/08/remarks_of_bill_gates_in_harvard_commencement_2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