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诚信

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信任是临床医学的基础。然而在全世界的很多医疗保健机构中，信任在体系结构和社会的变革中受到侵蚀。在医疗体系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持续扩大，以及制药公司和医生之间的紧密关系被揭示出来，有些患者对医生的动机产生不信任。同时信任可能会受到社会变革的冲击，比如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对医疗保健的期望越来越高。在很多情况下，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不信任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医疗机构中。

在中国，这样的结构转型和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派生出的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不信任，表现得尤其显著。首先，医药公司违法支付给医生的回扣、病人违法支付给医生的红色信封（红包、或现金礼物）已经习俗公认地成为中国医生的很大部分收入。^{1、2、3、4} 其次，中国现在有超过1.09亿的中产阶层人士，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中产阶级的扩大加上医疗保险计划的改变，催生出需要且期待各类医疗保健的、前所未有的庞大群体。最后，中国目前正处于大规模医疗改革的进程中。⁵ 因此，中国社会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来思考和应对各种多样的导致医患间不信任的因素。

我们的医患间信任团队分别绘制出教育、法律、道德、和医疗体系方面的改革计划，以重建患者-医生之间的信任（见下文建议框）。迄今为止的政策回应效果不显著。有些新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例如禁止红包），而另一些政策可能无意中加剧了患者和医生之间的不信任（例如增加医院的安保人员）。¹ 有几条重建信任的要点值得一提。首先，我们的建议不仅限于卫生保健领域，而是指出在教育、法律、和道德标准方面的政策回应也至关重要。其次，我们的一些针对医疗体系的建议（例如提升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医疗改革相一致，增加了措施的可行性，更可能让决策者接受采纳。第三，重建信任需要一面道德棱镜来评估一些难以比较的非等价选项。我们没有预设一套特定的价值体系，而是整合一些可能适用于一系列广泛场景的建议。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出现互不信任的局面不应该将整套医疗体系误读为一无是处，而是在中国和其它转型期卫生系统中重建医患信任的一次机会。

这项研究得到哈佛中国基金会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出资人不参与影响提交出版、版面设计、解释翻译、或与研究有关的任何决定。我们感谢上海哈佛中心的行政协助。我们声明不存在任何竞争利益。

患者-医生之间信任团队还包括：切瑞思∙陈、成宇、丛亚力、杜志正、胡珊莲、阿曼达∙克里根、李孟凤、本杰明∙利布曼、马永辉、丹尼尔∙蔡、蔡笃健、王立杰、威廉∙黄、萧泽平、徐俊才、颜云祥、杨扬、张大庆、赵明杰、朱建凤、朱伟。

References / 参考文献

1. 塔克、成、黄、以及其他人：“中国广东省医患间的不信任及针对医生的暴力：定性研究”
   《英国医学杂志开放期刊(BMJ Open)》2015年第5期：版本号008221
2. 吴、王、兰沐、赫斯基思：“医疗体制改革、针对医生的暴力、医疗行业的工作满意度：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一次抽样调查”
   《英国医学杂志开放期刊》2014年第4期：版本号006431
3. 陈：“中国的临床生物伦理：进入市场经济的挑战”
   《医学哲学期刊》2006年第31期7-12页
4. 孔、杜、赵、杨、秦：“红包和医患信任：对全国10城市4,000名患者的调查报告”
   《医学哲学期刊》2011年第32期34-37页
5. 易朴、萧：“管控中国零散的医疗服务私有化”
   《柳叶刀》2014年第384期805-818页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6)31362-9/full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