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The Third Revolution (Continued)
第三次革命（续）-3

不过更为戏剧性的垮塌即将发生。五月底时，北平政府显然已经不存在。真正进入到最后阶段。所有的公使团都知道了袁世凯的惶恐崩溃，他们非常担心军人可能在京城发动叛乱。张勋的一支野蛮部队首先到来，为这幅黯然失色的图片——画着个病怏怏的统治者——加上些拜占庭的痕迹，那个统治者的阴险奴才，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徒劳地努力印制纸币，试图找到防止京城崩塌的必需资金。有人说当时梁士诒说服其主子作最后一搏。安徽的倪嗣冲等忠心将领的剩余部队，沿着扬子江向上游转运，试图通过野蛮进攻来恢复局势——但一无所获。

北平的状况变得非常糟糕。甚至有传说相邻的山东省将成为日本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虽然北平当局仍然是名义上的中国中央政府，但当时在场者都清楚地知道，一连串的崩塌过后，残留的政府只是古希腊式的城市国家——阴险人物梁士诒主导下的混乱管理。京城的号令传不过城墙之外十英里。各个政府部门对工作中的许多隐性影响感到厌恶和怀疑，实际上已经各自为政，向公众收取美元和外币，而拒收中国发行的钞票。领头误事者梁士诒手中剩下的实权是控制着铜钱市场，他忙着弄虚作假，把最后的几千块搜刮进自己的钱包，显示出人如潮水必然会露出真面目。在中国的所有苦难中，从未见过类似的情况。即使在1900年，义和团泡沫被刺破后，朝廷外逃寻求安全，还保留着几分体面和尊严。整个京城陷入一场大灾难；那场灾难就像一顶斗篷，遮掩着受害者的赤身裸体；至少当局没作任何伪装。1916年的夏天，如果不是令人赞叹的16,000名警察和宪兵在确保民众的安全，那么无疑每天都会发生放火劫掠，妇女没有安全。那是报复性的政治崩溃的最后阶段：毫不奇怪，所有的中国官员，甚至包括高级警官，都把他们的贵重物品送出城或送进使馆区保管。普通民众不停传播着骇人的谣言，说6月5日端午节之际会有大麻烦；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不过是一场巧合。

6月6日早些时候，一通电流传遍北平——袁世凯死了！起初这条消息不让人相信，不过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使馆区明确得知他早上十点过几分死于尿毒症尿血——法国使馆的外科医生几乎到最后时刻都在场。这位先生后来签发的证明立即平息了自杀的谣传，尽管许多人仍然不肯相信他的确已经死了。“我不希望这样结束，” 据说他在过世前几分钟嘶哑地低声说道：“我不想当皇帝。我周围的人说，人们想要一个君王并且让我即位。我信以为真，被人误导了。” 他的生命之光就这样摇曳熄灭了。如果说石头上有训诫、流溪中藏宝书^{{注:莎士比亚语}}，那么在这场悲剧中肯定包含有足以说服人的教训！遵照古老的传统，这个可怜之人在过世之前，发布了下述的遗诏，努力在长夜笼罩他之际跟其他人言归于好：——

袁世凯最后的指令

民国已经成立五年。我不胜荣幸地被人民赋予大总统的伟大使命。由于德行和能力不足，我没能够完全实现想要成就的事业；惭愧地讲，没有达成拯救国家和人民之初衷的万分之一。自就任以来，我白天工作，夜间思考，为国家作规划。确实，国家的基础尚未巩固，人民的艰辛尚未解除，无数的变革尚未顾及。但是，籍由民政官员和军人提供的珍贵勤务，各省保持了大致的和平有序，迄今维持住了与各国列强的友好关系。

虽然一方面我安慰自己完成了这些事情，另一方面有很多问题我要责备自己。疾病突然来袭的时候，我正想着可以退休过自己的日子，在森林中、泉水边休憩，实现最初的愿望。因为国事的重要性至高，所以必须确保让合适的人来接管此事务。根据临时宪法第29条的规定，如果某些原因导致大总统之职位空缺，或者大总统无法履行其职责，那么副总统应当代其行使职权和权力。我作为大总统，现依据临时宪法宣布，副总统代为行使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权和权力。

副总统是个谦恭有礼、本性善良、仁慈睿智之人，必定能够显著缓解时局的困难，筑牢国家的和平基础，从而弥补我这个大总统的不足，满足全国人民的期望。京城外的文武官员、以及军队、警察、学者、和民众应该倍加牢记国家的困难和危险，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与秩序，把国家利益放在诸事之前。古人曾经说过：“只有当生者努力变得坚强，死者才会不死。”^{{即:唯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 这也是我这个大总统的愿望。

（签名）段祺瑞，国务卿兼陆军总长
（签名）曹汝霖，外交和交通总长
（签名）王揖唐，内政部长
（签名）周自齐，财政部长
（签名）刘冠雄，海军部长
（签名）章宗祥，司法与农业和商业部长
（签名）张国淦，教育部长
（签名）中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

几天之内，这种悲惨的结局自然就在思想者内心唤起对死者的深切同情，加上对外国人——当然不是全部，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所扮演的角色的深恶痛绝。简单讲来，把所有的事实恰当地分组归类之后，可以说袁世凯是被他的外国朋友们扼杀掉——不断地给他提出那之类的建议，在宪法、金融、政治、外交等各方面。可以很容易地一步一步地追踪他被鼓惑走过的那条大道，可以很容易地看见，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本应教他如何忠实诚恳地恪守西方信条——自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声明要恪守的信条——的那些人，在向他展示如何不忠实不诚恳。充分了解事实并且有时间来思考的时候，这场悲剧必然会让全世界深入研究，如果说今天还有些什么留给诗意般的公义，西方世界会认识到该向谁归咎几分。

这个男人，袁世凯，1911年从退隐中复出后，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出色的中国人：他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在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不多见，统治阶层吸收的多是瘦弱之人，因为念书和莲花般清高的生活而苍白无力。他有一项任务正在完成中，一项艰巨的任务，涉及四亿人的一场变革，如果得到明智的忠告建议，于他并非无法完成。他在某些方面的确无知，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民众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引导他们穿越西方世界的大门，协助他们获取宝贵的智慧和经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满怀着近乎伊丽莎白时代的热切期待，仿佛从未梦想过的新世界突然被他们发现，敞开着门准备回馈他们的努力。中国长久以来被嘲笑为腐朽之地，如今已涅盘重生；并且以简单宏大的姿态宣布，她也同样属于上帝的选民，理应享有相应的政府治理。

外国的回应是什么——官方的回应？在每次本该引进西方理念的操作过程中，反对进步、反对启蒙的作法被普遍采用、热心推荐。从未看到过丝毫的真正的政治家风范和利他主义行为，除了1913年美国的举动算得上昙花一现，当时威尔逊总统拒绝让美国参与善后大借款，因为他认为其中的条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西方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乏善可陈，只不过是在默许那种撕裂掏空欧洲的政策——即军国主义。那些就是西方提供给这个希望之国的优质水果——这种水果会在枝头上枯萎，或在人们采摘时毒害他们。中国人被教导相信，政治才能就是懂得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歪曲对手的行为和言论，从对手的错误中获利——而不是重建国家的强大信念动力。这个共和国被西方官僚的行为打造成为闹着玩的共和国，而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通过这种虚假残酷的臆断，西方扼杀了袁世凯。

如果把那段墓志铭写在他的政治墓碑上，其中将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真相，不过只有在末世来临之时才有可能。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