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

◊ 从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1月18日提交“二十一条” ◊

欧洲战争的霹雳打破了中国本不稳定的平静，不是因为中国人明白那些将要通过拼杀和勇气来解决的大问题，而是因为胶州的德国殖民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德国巡洋舰在黄海的活动把战争带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袁世凯朦胧地意识到这可能会给自己的宏伟计划带来灾难，实际上他当时正在与德国公使试探性地谈判归还胶州领土，这时候消息传来，日本与其英国盟友快速协商之后，已经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德国将其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移交给日本，这些利益是通过1898年的大租赁而强制获取。

袁世凯立刻意识到，困扰自己一生的复仇女神再次紧逼到身后。在日本人对胶州的攻击中，他预感到情势会非常复杂，即使动用他的无与伦比的外交能力也可能无法化解纷争；因为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无论踏足哪里，他们都会留驻下来。接下来两年的历史都是围绕着日本这单独一项因素。袁世凯本来是中国这幅画作上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突然间因恐惧而变得屈从于日本的干涉，日本的介入像黑云般始终笼罩着他，从1914年8月15日到1916年6月6日戏剧性地离世，日本因素一直影响着他的举动。我们得尝试写出真实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要用有说服力的方式为纯粹的西方读者论述日本的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的政策有截然不同的两方面，似乎完全相互矛盾；不过针对不同的外交目标，对应的政策还是很好理解。东京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容纳不同观点的能力，他们很久以前就察觉到有必要制定两套独立的政策——适用于东亚的东方政策和适用于西方国家的西方政策，因为东方和西方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不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至少迄今还不能）。对西方的政策坦率大气，完全掌握在有学识、有气质的人才手中，这些人大都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校接受过教育，完全能够按照外交传统习俗处理所有的事务；对东方的政策则出自于蒙昧主义者之手，他们幻想的目标是军方认为能够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大项目。因此日本的立场始终存在着矛盾，人们曾经徒劳地寻求调和两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分裂为两个思想流派：一派毫不保留地相信日本的真诚；另一派对其破口大骂，宣称她是全世界最不懂得公平比赛和诚实交道的国家。这两种观点都很牵强。日本和世界上的其它政府一样，其行为的渊源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背信弃义，而只是许多难免会犯错误的人事实上在犯错误，同时日本自身的行政管理也很特别。这里处于世界的最边缘，远离任何威胁，君权神授的信条——在欧洲被当作异教徒时代的糟粕而被谴责和解体——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在散发着原始的荣耀。高度贵族化的宫廷是世界上拥有最复杂和精心守护的等级制度的范例之一，主政的君王声称自己是2,500年前威严的神武天皇的直系后裔，跟从前一样发号施令，细致复杂的礼仪左右着每个动作、每项决定、每份协议。有某种元素深度交织在这种奇特的政治中，这种元素跟世界洪流大相径庭，并且正在狂暴地冲向终结，为此可能得原谅我们需要额外介绍某些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

日本人的全部神权观念得源于中国，就如同他们的所有文字和知识得源于中国一样，他们仍然在名义上将国家统治者视作天地之间的纽带和统治宇宙的中心。虽然今天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遍布日本的各个城市，在这个迷信已经被抛弃的时代，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这种信条的荒诞性质，但是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因为——这是重要的原因——日本社会的结构已经成型；如果没有暴烈的剧变将军事宗派体系不可逆转地猛掷向地面，那么绝对不可能承认人类平等，也不可能摧毁这套人神理论。只要这两个特征存在，只要有特权的军事团体支持和努力构建全能的人神理论，日本就会是一个国际危险点，因为缺乏民主制度来约束，这场战争已经表明制度约束对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绝对必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将无法达到与其国民的艺术天赋和勤勉耐劳相匹配的地位，必然会蹒跚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除非对其宪法进行非常彻底的修改。古风遗俗滋生的各种缺陷如此之大，将对中国及日本自身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因此应该加以完整的理解。如果剥开肤浅的表层，日本的历史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特性；仿佛沉浸在英武的血气中。尚武学说——正在欧洲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本一直属于英雄行为，这套体系让普通的国民如此着迷，直到最近它的国际蕴义还没有被认识到。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产生于1,500年前对这片岛屿的武力征服，这些组织阻碍了中央集权推行各项措施，因为天皇——依靠先祖的神明美德而不是任何明确的政治理论——除了将自己装扮得类似圣人，在各方面都虚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依靠那些大霸王来执行命令以及防御敌人。军事头衔“野蛮人征服将军”在800年前首次颁授给一名了不起的氏族首领，在当时是合乎常情的举动，我们须记得那时候本土原生的种族还没有被赶出主岛，仍然在抵抗日本文化的推进浪潮，日本文明本身汇聚了来自亚洲大陆和马来亚群岛的几条对抗性的溪流。这种武力纷争贯穿着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无休止的局部战争和对武士的赞美。16世纪丰臣秀吉试图将常胜将军的印象带进朝鲜，虽然未成功，但是直接导致了17世纪初幕府时代的正式确立，军事独裁统治是进犯朝鲜的反向结果，是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已经证明的巨大乱源。这种世袭的军事独裁统治持续了超过两个半世纪，是中国和日本社会现实的绝佳标本，神权政治的构想在那里行不通，除了在远古时代，他们的文化讲究组织而不是规则，拒绝崇拜那些不会说话的列王。虽然1868年的王政复古在名义上将1603年以来旁落的王权回归给天皇，但是权力的移交虚幻而不真实，继承幕府执政的新型军事机构变成为天皇复位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是日本新募军队的领导团体继承了真正的权力，这些新组建的军队后来镇压了萨摩叛乱，充分证明了事实上是他们在掌权，他们可以打翻最骄傲、最刚勇的武士，顺便宣称现代军火武器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74年——也就是明治天皇复位6年之后——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日本社会最广泛的关注，进而非常有力地推动制定宪法和民选议会。在有名的贵族板垣退助的带领下，日本自由派在25年多之前就在抵制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些日子里，虽然收回关税和司法自治权、修改与外国订立的条约等问题更加紧迫，但是对外的问题常常让位于宪法运动的激烈争论。

然而，直到1889年日本才终于颁布了宪法，那部文献是来自官方的礼物，只不过是有条件地准许部分人成为政府程序的见证人，完全不可能参与控制。1890年召集的第一届国会就足以证明这条论述。接下来立刻就爆发了关于财政问题的冲突，导致财政部长辞职。从那时候开始连续27年，日本国会一直在凄凉无助地争取权力，除了通过革命他们永远得不到那份权力，社会主义很自然地被统治阶级看作为虚无主义，同时自1905年的东京骚乱以来，暴徒的威胁一直非常严重。

由于所有日本人对天皇的礼仪上的尊重，在这场长期的争斗中，主要的问题被刻意地模糊了。忠诚而顺服的人们对统治者的崇拜传统——其起源已经消失在古旧的迷雾中，将日益高涨的、本来针对君权神授的古老原则的抗争，转变成了与党派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每当他们维护本无可辩驳的宪法理念时，国民就说他们“违宪”。于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虽然从其本质上来说，日本自由派必定是革命性的——即先是破坏性然后才是建设性，但是他们假装失明，冀望经过劝说而不是武力抗争，议会政府的原则就会以某种方式被政治体制和天皇接受，他们置身于争论之外，变得满足于接受一套被严重修改的规则。

从所有的历史看，这种希望似乎都只能是空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宗派团体远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他们就像俄国的官僚机构一样不会放弃权力。在那种情况下，唯一有力的手段是曾经用过的武力；在日本，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提到这最后的招数就会被立即逮捕。军事首领们躲在天皇的身后，仍然很顽固，名义上是从帝王的指令中获得后来的独裁权力，迄今尚未发生任何事情会让他们放弃特权。通过逐渐适应当前的状况，现在形成了一套打算长期施用的规则。通过不法手段在众议院重新获得“多数”，看似获得国民支持的独裁政府又增添了活力，宣布对世界上其他自由国民有益的事情都对日本有害，日本国民必须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绝不允许质疑特权团体的超人智慧。作者认为，对于世界和平极其重要的是，应该由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日本军政府的持续存在对所有人都是危害，因为它像沙皇专制一样过时陈旧，对中国这种无防备的国家构成持久的威胁。只要军政府仍然存在，日本就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就不能在自由强国的会议厅中获得同等的权利。

如果要完全理解1914年8月15日出现的状况，那么有必要将中日关系的线索拉回到很多年前。熟悉各位演员和前后至少30年的场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看明白完整的画面、着色的光彩、以及所有匠心之作蕴含的提示。中日间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跨越多年的枯燥无味的外交活动。随着命运的穿梭往复，这些紧密缠绕的各种关系线索编织成为包含整个远东地区的图案，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幅图案仿佛是一张完整的哥白林挂毯，涵义丰富，动感十足，让学者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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