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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工智能问答

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化是学者、公民、政策制定者之间持续争论的话题，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虽然许多西方观察家历来预测经济发展将最终带来民主，但目前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政治格局仍然是坚固的威权主义。

支持可能实现民主化的论点

• 现代化理论：其它东亚社会的历史先例——比如台湾和韩国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而实现民主转型——表明，从长远来看中国大陆也会遵循类似的轨迹。
• 公众愿望：调查显示，相当数量的中国公众抱持有潜在的民主价值观，并渴望未来更加民主的制度。
• 可能情境：专家们勾勒出几种可能的转型途径，通常与内部危机相关，比如：
  • “圆满结局”：执政精英设法实现和平的权力过渡。
  • “戈尔巴乔夫式”场景：改革派领导人迟来的自由化努力最终导致混乱和政权崩溃。
  • 金融或环境危机：危机削弱了中共的合法性和控制力，导致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可能导致军队放弃支持该政权。

否认可能实现民主化（或西式民主）的论点

• 中共的控制和镇压：中共维持着强大而复杂的镇压、审查、及社会控制机制，该机制在习近平治下进一步增强。任何异议或有组织的反对迹象都会被迅速消弭。
• 对稳定的重视：由于历史上经历过混乱和内战，许多中国公民和领导层高度重视稳定，认为政治变革和西式民主可能导致混乱和国家分裂。
• 另类的民主定义：中共提倡“全过程人民民主”或“协商民主”的概念，认为其制度——包含广泛的协商和基层参与，但没有竞争性多党选举——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并能带来切实的成果和稳定。
• 民族主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经常能够团结民众，并被政府用来反击外国的批评或国内要求西式改革的呼声。

归根结底，虽然某种形式的内部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将面临重大的结构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hina can become a democracy is a subject of ongoing debate among scholars, citizens, and policymakers, with no consensus on a single answer. While many Western observers have historically predict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lead to democracy, the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remains staunchly authoritarian.

Argument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zation

•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 of other East Asian societies like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ransitioning to democracy as they became wealthier and more educated suggests a similar trajectory for mainland China in the long term.
• Public Aspiration: Surveys have indicated that a significant critical mass of the Chinese public holds underlying democratic values and aspirations for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in the future.
• Potential Scenarios: Experts have outlined several potential pathways for a transition, often tied to internal crises, such as:
  • A “happy ending” where ruling elites manage a peaceful transition from power.
  • A “Gorby comes to China” scenario where a reformist leader’s belated liberalization efforts spiral into chaos and regime collapse.
  • A financial or environmental collapse that erodes the CCP’s legitimacy and control, leading to mass protests and potential military abandonment of the regime.

Arguments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zation (or a Western-style one)

• CCP Control and Repression: The CCP maintains a powerful and sophisticated apparatus for repression, censorship, and social control, which has only intensified under Xi Jinping. Any signs of dissent or organized opposition are quickly silenced.
• Emphasis on Stability: Due to a history of chaos and civil war, many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leadership highly value stability, viewing political change an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disorder and national fracturing.
• Alternative Definition of Democracy: The CCP promotes a concept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or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rguing that their system, which involves extensive consultation and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without competitive multi-party elections, is better suited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delivers tangible results and stability.
• Nationalism: A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ism often unites the population and can be leveraged by the government to counter foreign criticism or domestic calls for Western-style reforms.

Ultimately, while some form of internal political reform is possible,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ern-style liberal democracy faces significant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barrier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海外文摘

《意向》是一本屡获殊荣的杂志，探索席卷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变革。在古希腊语中，noēma 的意思是“思考”或“思考的对象”。《意向》由伯格鲁恩研究所在线和印刷出版，其前身是一份名为《世界邮报》的出版物，该出版物起初与《赫芬顿邮报》合作，后来与《华盛顿邮报》合作。

如果说中国政府及其批评者在某一件事上有共识，那就是当代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苏联的崩溃在其正式终结后几十年仍在持续。红色帝国曾经试图吞并欧亚大陆，直到最终，正如列夫∙古米廖夫等已故苏联思想家所言，欧亚大陆吞没了它。如今，中国的出口和基础设施正在追随苏联的脚步，试图把某种秩序带到欧亚大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曾经包罗万象，不过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工程项目，重新配置领土内的资源，以在某种正式的、集中的等级制度下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就是在那条路上，它失败了——机器停止运转。“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它的模样是没有头脑。” 弗拉基米尔∙普京讲过这句名言。中国的领导阶层真的会掉入第二类吗？

但苏联是依靠军事力量向殖民地国家强行输出破产的理想主义，而中国是精明的企业导向型技术官僚政治，它已经解决了为其人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问题，目前正在将那种模式输出到其它地方。说不定你的国家就是接下来的那个。苏联生活中常见的现实与“计划”之间的裂隙在中国尚未出现，且已经有段时间，尽管部分人担心那种状况会卷土重来。

从气候基础设施到农业再到金融，中国正在回归指令性经济结构，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用中文来说就是“国进民退”（“国家前进民众退后”）。这对于中国的60/70/80/90型经济很危险：私营部门参与者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并负责70%的创新、80%的城市就业、以及90%的新增就业机会。国家力量真的能取代此种情形吗？

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的多元方程烧断了保险丝；供给和需求、资本和劳动力都停止了运转。海洋干涸了。世界不再以可预测的方式运行。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如果让空气进来，系统就可能发挥作用；结果就像灰尘一样被风吹散掉。西方市场的分散决策架构战胜了计划经济。

如今，斯蒂芬∙科特金等研究苏联的学者认为，指令经济是苏联脆弱性的根源之一。这些历史争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更加激烈。它们在中共的党校中当然事关重大，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共党校就一直致力于探讨其缘因。在今天的中国，统计学（字面意思是国家的科学）受到压制，因其可能危及政府控制要素流动的能力，包括资本、数据、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事物。

权力自然会寻求永存的可能，不过中国反思已解体的苏联伴随着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气候变化的挑战将铸成或摧毁中国的系统方式及其计划和预测的能力。中国领导层宣称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科学并不只有一种类型——科学也不是摆脱政治矛盾的金质门票。

正如研究苏联科学的历史学家本∙彼得斯告诉我的那样，“就像其内满是峡谷和悬崖的山脉一样，科学从远处看起来是一块庞大的巨石，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一座迷宫。” 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习近平的回归指令经济将会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会如同灾难性的约瑟夫∙斯大林施行的只生产不消费的经济、一项“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迷宫中，等待新世界的黎明？

时间旅行者 / The Time Traveler

我们开车6小时穿过一片没有公路的沙漠，到处都是白色的尘土飞扬。曾几何时，在电影胶片和绘画作品中——甚至在封装保存的鱼罐头中都可以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省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是一片生活在内海沿岸的渔民社区。咸海得名于一条蒙古语词根，意思是“岛屿之海”。如今，这里是一片有毒的沙漠，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正试图通过种植梭梭树来固定土壤以求治愈。

由于苏联打算种植棉花的灌溉项目，或者由于炸弹在地底下爆炸，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片海洋变成了沙漠。生态转变一旦开始，就没法停止。当我参加咸海文化峰会组织的一次旅行时，气温超过120℉华氏度，这次旅行带来一队作家和艺术家在残留的咸水中游泳。我想起了威尔斯笔下的时间旅行者，他航行到未来深处，发现一轮红日低悬在空中，暗淡的黑色海洋旁边是一片结满盐的海岸，没有生命迹象，除了人那么大的螃蟹。

我们没有看到螃蟹，而是辗转几趟商业航班终于抵达孜孜以求之地来为我的智能手机充电，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螃蟹。荒芜的地球就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威尔斯早已洞见——而我们就在这里。

我尝试向导游奥克托亚布尔解释米德湖，以及我担心洛杉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干涸。他礼貌地点点头。对他来说，那样的未来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他在一个叫作莫伊纳克的小镇中长大，当地博物馆放映的纪录片中出现过该镇的镜头；它让我想起今天的中国工薪阶层社区：一个鱼罐头工厂、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为国家作贡献的自豪感。如今的莫伊纳克已成为穿越沙漠的中转站，你会在仅存的几栋建筑中停下来吃顿午饭，这里曾经是海底，但现在是尘土飞扬的荒地。

苏联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咸海只是附带的毁损。在它开始干涸后，苏联人计划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精神家园贝加尔湖加以改道来重新填满它，但那时候机器已经崩溃，只比咸海生态系统本身稍微快一点。如今两者都已成为废墟。苏联的项目将自然的流动打结套住，令其自身窒息而亡，尸骨继续在欧亚大陆腐烂，这是一片试图以僵尸形式回归的社会主义墓地。

回到中国，水政治无法逃避；我乘坐的航班因严重的洪水而延误，那场洪水导致北京机场无法使用。中国政府最极端的作法是开展各种水文工程项目，让苏联咸海项目看起来就像儿童的沙盒游戏。三峡大坝的附带损害是洪水淹没了丰都等城镇，动迁了130万人，而它只是日益雄心勃勃的地形环境改造项目系列中的第一个，还有更多——雅鲁藏布江大坝、南水北调工程——即将到来。

中国政府的想法是，生态和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来解决，将技术应用到极致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苏联人曾经也是这么想。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会不会是某种预言的缩影，大规模干扰生态带来的意外后果幻象？

北方大荒原 / The Great Northern Wasteland

当我们艰难地捱过2023年的夏天时，我在思量该去黑龙江买一块地，黑龙江是中国最北端的省份，也是我感觉最有苏联味的地方。如今，它因移民外迁而被遗弃。问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上海和北京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温度将达到100℉甚至更高。难道无处可逃吗？我浏览了伊春的房产信息，这座有130万人口的城市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林业基地。随着气候变化逐渐展现，也许身处西伯利亚森林中会是某种美好的生活，即使在7月份最热期间，也有纯净的空气和水以及宜人的气温。

毛主义时代，学生们从城市下放到那里的营地，他们把黑龙江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农田。如今，许多集体农庄的所有者是北大荒集团——这个名称的字面意思是“北方大荒原”——那里产出的粮食作物大约占到中国的10%。

北大荒是一家国有企业——实际上它差不多是国中之国。1960年代，其“员工”与苏联军队发生过小规模冲突。它不是中国唯一的采用这种架构的国有企业。新疆兵团也秉持同样的共产主义特质，它在新疆从事农业和工业项目，在其运营的社区提供医疗、教育、警务、及司法服务，部分社区有几十万人口。

这些机构从未以利润为主要导向，即使它们在香港或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以筹集资金。它们反映的是政治需求——粮食安全、政治安全。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原副司令员因“干扰实施碳达峰及碳中和战略目标”而被开除党籍。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对于集体所有的、军方所有的企业参与地形环境改造并不陌生，也从未停止过开展这些活动。表面上看，积极采用自动化农业实践的北大荒似乎相当有现代气息。但它却是一个根植于中国红色历史最深处的组织。

历史上，中国的军队就被派驻边境地区定居及从事农业——“屯田”的字面意思是“军事农业聚居地”——这项政策颇有实际成果，比如生产粮食及保卫有争议的领土。如今，中国正在边远地区建设大型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角色，国内生产总值或利润之类的逻辑正在被抛弃，转而追求某种不同的逻辑——某种政治逻辑，跟我们习惯的中国经济比起来更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

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中不存在市场实践活动。政府设定各项参数和目标，让不同的国有实体相互竞争。此外，像北大荒这样的公司所采用的运作方式与196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不再是些在古拉格式营地中浪费时间的非熟练劳动力，如今是年轻的工程师在管理很大程度上自动化的农场，从事熟练的技术工作赚取高薪。

尽管如此，这项工作是服务于中央集权的计划以及猪肉或粮食的国家储备，市场受到严格控制。它从外面看起来像共产主义，但内部越来越像美国的农业。

2001年，安德鲁∙所罗门在谈到北京的艺术家时写道：“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游戏；与西方互动是同一场游戏的另一种版本，也许不那么有趣。” 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像北大荒这样的国有企业，融合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活动，同时并未失去它开启征程之时的“中国特色”（由中共集中控制）。

共和党对华鹰派领袖埃尔德里奇∙科尔比和其他人习惯于暗示，中国新近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反映出在为战争作准备。但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遭受各种“一次性”气候事件的影响，而这些事件的频率正在增大。去年，中国农业部长告诉记者“今年的农作物长势可能是历史上最糟糕”。

中国只是在为快速的能源转型和粮食安全作准备，以预防最糟糕的气候事件真实地发生——毛(Mao)所说的“战天斗地”，如果是这样该如何应对？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此项事实让中国领导层深感不安。在中国的共产主义等千年意识形态的深处，蛰伏着这种观念：万物都会改变，某种灾难动荡随时可能降临。

习(Xi)喜欢讲，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他坐镇北京掌管的经济不再全然遵循美好时光和繁荣昌盛的逻辑。相反，经济时局更配得上毛(Mao)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苏联的预言 / The Soviet Prophecy

中国风景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人本身——“人山人海”或“人群”。国家一直在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调整人口流动，如同其按照某些宏伟计划引导河流、改造地形环境、以其它方式改造自然。能否控制住人口流动——包括他们的愿望和担忧——来促进经济增长，就像在河流上浇筑堤坝来发电那样？这让人怀疑，但从未阻挡住有人会去尝试。

来到中国的游客时常被告知，北京象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考虑到其95%的人口和印迹生成于1949年之后，那有点牵强——若非我们认可中国文化不在于肤浅的表象，而在于更深厚久远的社会结构。匍匐在环线公路上，从前那里是城墙，被拆除掉以让“气”流通，看着这家或那家国有企业的山形总部，这座城市似乎是沃尔特∙本雅明的寓言所描述的现实版本：

他把脸转向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事件，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积起残骸并将其掷到他脚前。[各种事件的]风暴不可抗拒地将他推向原本背对着的未来，身前堆积的废墟直冲云霄。

各种不同的、似乎互不相容的历史事件凝结在一座城市中，赋予北京一份不合逻辑、近乎神秘的品质。正是那份品质，回顾历史灾难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被推向未来的挑战——这可能以祸乱告终——让北京成为世界级首都。这里有取名为“地球城”的地铁车站、取名为“太阳神庙”的公园；在清朝时期，这座城市的规划意在成为控制宇宙流动的机构。

与自然的斗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北京将比几乎任何其它中国城市遭遇更多高温，它正在像防范一支劫掠的军队那样严密防范气候破坏。这里是中国技术官僚的首都，这些技术官僚愿意改变一切——河流的走向、山脉的位置、数百万人的家园——为了不发生任何改变。

经济学家推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设法减少排放，政府的崩溃可能会达成减排。随着危机氛围的加剧，早已充盈记忆的家国往事会再次发生、重新上演。对于中国来说，仅存的出路是承受经历。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noemamag.com/chinas-soviet-shadow/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

国会预算办公室定期发布报告，介绍在管控税收和开支的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和未来10年联邦预算和经济形势的基准预测。这份报告是该系列中的最新版，以精简版本呈现，以便于开展其它国会优先事项。预算预测是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预期，该预期反映截至2024年12月4日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还纳入截至2025年1月6日颁布的立法。

预算前景 / The Budget Outlook

赤字：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2025财年的联邦预算赤字为$1.9万亿美元。经过调整以排除掉某些付款时间变化的影响后，到2035年赤字将增加到$2.7万亿美元。2025年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到2027年将下降至5.2%，缘于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在之后的几年中，支出平均增长速度会快于收入。2035年调整后的赤字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1%——显著高于过去50年3.8%的赤字平均占比。

债务：从2025年到2035年，由于强制性支出和利息成本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债务将会膨胀。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从今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上升到2035年的118%，超过194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06%的历史最高水平。

支出和收入：2025年的联邦支出总额将达到$7.0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3%。直到2028年将大致保持此水平，然后上升，2035年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4.4%（如果经过调整以排除掉某些付款时间变化的影响）。引发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出的增长以及净利息成本的上升。2025年的收入总额将达到$5.2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1%。到2027年将上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部分是因为2017年税务法案条款将按计划到期。之后两年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下降，到2029年降至17.9%，但随后总体上会上升，到2035年达到18.3%。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算预测变动：国会预算办公室目前预测的2025年赤字比该机构2024年6月的预测数值少$0.1万亿美元（或4%），2025–2034年期间的累计赤字相比较而言少$1.0万亿美元（或4%）。累计赤字减少的最大因素是个人所得税征收额的预计增长，缘于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预期中对应税收入的预测更高。

附注：如果10月1日（财政年度的第一天）恰逢周末，那么原本应在当天支付的某些款项将改在9月底支付，因此会转移到上一个财政年度。由于那些转移会扭曲预算趋势，国会预算办公室通常会提供经过调整后的赤字和支出预测，把那些款项当作没有受到相关转移的影响。

◊ 按财政年度划分的预算前景

经济展望 / The Economic Outlook

经济增长：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在失业率上升和通胀率下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将从2024日历年度的2.3%降至2025年的1.9%和2026年的1.8%。美联储将继续降低利率直至2026年底，这将支持经济增长。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8%直到2035年。在此期间，大约4/5的增长归因于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其余则归因于劳动力规模的增大。

通货膨胀：2025年的物价总体上涨将略微放缓。以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将从2024年的预计2.5%下降到2027年大致平齐美联储的长期目标2%，随后趋于稳定。

利率：美联储于2024年9月开始降低联邦基金利率（金融机构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降息将持续到2026年底。诸如10年期国债利率等长期利率直到2026年底都会下降，然后保持基本平稳。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经济预测变动：自2024年6月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上一份完整的经济预测以来，该机构对2024–2026年期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的预测几乎没有变化。国会预算办公室上调了对2024年至2026年平均失业率的预测，下调了对该期间就业增长的预测。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平均通胀率将略高于该机构6月份的预测。对2026年长期利率的预测也更高。对于2026年以后，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前和先前的预测基本相似。

◊ 按日历年度划分的经济展望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61172

华人社区底层状况

不久前的某天上午11点，李玉华正在一套拥挤的两居室公寓里做饭，他与另外10名中国移民合住在这里。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微弱光线下，可以看到客厅里5张床紧密排列着。热面条的香味与公寓的霉味混合在一起。天花板上一块未上漆的位置原来安装有烟雾探测器。李(Li)说，公寓的其它烟雾探测器无法工作，因为电池早已耗尽且从未更换。

欢迎来到美国的现代化廉价公寓——拥挤、不卫生、极其危险的廉价旅馆，大量聚集在中国移民高度集中的圣盖博谷。房客们得忍受老鼠、漏水、发霉、盗窃、斗殴、以及其它紧靠着生活在一起的不便，而房东却无视居住和安全法规，大肆收取租金。

地方当局很清楚这个问题。2015年，蒙特利公园市甚至发布过一份报告，警告该市“未经许可的寄宿处”存在“不安全状况”。除健康和犯罪以外，最大的危险是火灾。烟雾探测器丢失或不起作用将无法向居住者发出警告，而过度拥挤可能会阻碍他们在火灾发生前逃离。然而，该市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受到检查政策的严重限制，只是处以很少会超过几百美元的罚款。

李(Li)的住宅旅馆位于北林肯大道122号，是一栋有26个单元的公寓楼。这座建筑是蒙特利公园市数百栋寄宿公寓之一，另外还有14个单元像李(Li)的单元一样被用作住宅旅馆，算是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洞悉这个问题的窗口——同时也让我们了解美国华人移民的不为人知的复杂世界。超过30次采访和数百页的政府记录表明，寄宿公寓行业的获利不仅缘于政府的松懈监管，还得源于紧密交织的华人社区，那些已设法登上一两级经济阶梯的人往往会渔利那些初来乍到者。比如，李(Li)不仅仅是租户。他还是一名“二手房东”，通过将自己的两居室小公寓转租给10名室友来赚取外快。他还可以为租户做饭——每天$5美元，通常是两顿饭。

蒙特利公园市长彼得∙陈表示，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对该市来说很难解决。“如果没有人举报，我们就任其存在，” 他说：“我们不会主动追捕那些人。”

李遇见王老板

59岁的李(Li)于2016年持旅游签证抵达美国，与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住在中国北部陕西省西安市的一个农村地区。李(Li)曾是一名旅游巴士司机，但他说自己50岁后就被解雇了。一位朋友向他介绍了一家国际“旅行社”，该机构帮助他准备文件并获得美国旅游签证。他的朋友告诉他，在美国洗碗赚的钱比在中国当政府官员赚的钱还要多。那时，他和妻子勉强能维持生计。他迫切想找到某种赚钱的方法。

“旅行社”雇佣的司机将他带到了现在居住的这栋大楼。从那以后，李(Li)几乎没有离开过蒙特利公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离新家一个街区的一家中餐馆洗碗，早上10:30开始，晚上9:30结束，中间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当他拿到第一笔薪水时，他认识到旅行社并没有撒谎。那笔钱是$1,800美元，是他在中国赚的4倍多。

他说，第1个月他并不介意那份工作。但从第2个月开始，“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地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美元。” 他在那里工作了5个月，“我的手在肥皂水里泡得太久了，感觉就像砂布一样，” 李(Li)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康复。”

离开餐厅后，他投入了所有积蓄，从这栋大楼的房东柯特∙王那里获得了正式租约。

王(Wang)现在是美国公民，几十年前从台湾移民到这里。据他们的网站称，他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投资房地产，现在掌管着他的房地产公司帝国，其中包括南加州最大的非特许经营房地产公司之一。他的大部分投资是圣盖博谷的公寓楼。据公开记录显示，自1978年以来，王(Wang)至少拥有18家房地产投资公司，其中8家仍在运营。他的一家公司是国泰地产，位于圣盖博，据经理克莉丝∙曾和首席住宅经纪人詹妮∙李介绍，该公司雇佣了多达400名经纪人。跟李(Li)一样，吴恒斌也是居住在北林肯大道122号的一名中间人，他说那些租赁王先生公寓的“二手房东”都称他为“王老板”。

8年来，吴(Wu)一直在大楼内经营2个寄宿单元。他用普通话说，因为他没有改变单元的结构，所以市政府官员和王先生从未要求他停止营业。

2012年至2016年间，城市检查人员列举了85起违规行为，并处以$250美元至$1,000美元不等的罚款。记录显示，王(Wang)向市政府支付了$250美元。最近的一次造访显示情况几乎没有变化：15个单元拥挤不堪，最多的有15张床位，墙壁发霉，电线是危险地暴露在外——违反了该市的住宅区划法规、加州的健康与安全法规、以及州政府的建筑规范。

王(Wang)在他的圣盖博办公室接受简短的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他的楼宇有任何问题，那是因为租户违反了租约。王(Wang)拒绝回答更多问题，并挂断了电话。他没有回复寻求后续采访的电子邮件。

你可以给谁打电话？

沿着蒙特利公园的主要街道，尤其是加维大道、加菲尔德大道、及大西洋大道，街杆或商店橱窗上贴满了住宅旅馆出租房间的中文广告。

从外面看，许多灰泥建筑的状况似乎都可以接受。市政检查人员表示，他们很少查看这些单元的内部情况，只有在收到投诉时才会进行检查。许多新近抵达的中国移民几乎不会讲英语，他们担心检查人员可能会将他们赶出住屋或危及他们的移民状态。因此，投诉主要来自那些寄宿公寓的邻居。市政府官员即使在收到投诉后，如果业主拒绝让他们进入建筑物同时他们没有相关的违规证据，那么也不会进行检查。

在某些情况下，市政检查人员表示，他们要求租户离开大楼，但他们会在几天后返回去。

在社区服务局工作的蒙特利公园市警官鲍勃∙黄说：“从警察部门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很普遍。” 他说，如果警察在呼叫服务期间发现一些明显的问题，就会向该市的执法部门报告。

记录显示，过去5年里，警方到访北林肯大道122号有85次，并记录了17起刑事案例。大多数电话关联的是盗窃和骚扰投诉。

蒙特利公园市消防队长斯科特∙哈伯勒表示，法律不允许他检查住宅楼。对于公寓楼，他说只能检查外部，确保灭火器处于工作状态。“如果他们把那些房间变成寄宿处，那么他们就没有正确填写报告，” 他说道。

去年，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向业主收取关联于响应执法、消防、和其它公共服务的费用。据陈(Chan)介绍，每天的费用最高为$5,000美元。

陈(Chan)说，业主常常意识到他们的建筑物有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会花钱。

李(Li)和吴(Wu)说，警察经常造访他们的大楼，消防部门官员每年至少去一次。陈市长表示，该市可以关闭所有寄宿处，但那将让租住者无家可归。

陈(Chan)说，最近的一起案例涉及8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远少于他几年前听到的有20−30人住在单户住宅的投诉。尽管这仍然不合法，陈(Chan)说，但是“合理且可以接受”。

房东和他们的中间人

王(Wang)将自己的公寓出租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通常就是中国移民。然后这些“二手房东”将公寓分租给许多不那么幸运的移民。据吴(Wu)介绍，王(Wang)向这些中间人收取的租金高于市场价格。比如，王(Wang)租赁的两个单元分别是每月$1,650美元，李(Li)租赁他所住的那套公寓是每月$1,800美元。同样的房型市价是每月$1,300美元。

为了盈利，李(Li)以每晚$12−$15美元的价格将自己的公寓分租给中国移民。

王(Wang)的租客住在那些廉价旅馆里，而他则住在南帕萨迪纳一块占地17,000平方英尺的悠闲地块上的一栋5卧3浴的山景房里。根据财产记录，柯特∙王和他的妻子安娜∙陈∙王在南帕萨迪纳拥有两栋房屋，价值分别为$160万美元和$180万美元。他的商业地产价值超过数千万美元，自1983年起就与王(Wang)共事的物业经理克莉丝∙曾表示。

造访北林肯大道122号

李(Li)说，他是在向他的移民同胞提供廉价的买卖。“即使是每晚$20美元”——每月$600美元——“也负担不起，” 他用普通话说道。

事实上，由于财力有限，许多中国移民工人选择住在那样的廉价旅馆里。无须跟中间人签订合同，按天支付租金，不需要交押金。这种灵活性很受生活相对不稳定的那些移民的青睐。

溯源从中国开始，那些寻求财源机会的通常居住在农村的贫困人口答应向“旅行社”支付高达$6万美元的费用，由旅行社将他们载运到美国。一旦来到这里，这些移民——其中很少有人会说英语或拥有合法工作的权利——基本上就被困在一个由更老道、更有能耐的移民主导的世界里，这些先期移民为后来者包办一切，从住房到工作到寻求美国永久居留权的法律代理。通常，这个世界只局限于几个街区。移民在距离他们睡觉的廉价旅馆仅几步之遥的餐馆或按摩院工作，然后向办公室位于此街区的律师寻求移民援助。

23岁的孙学堂是李所租公寓的房客。孙(Sun)来自山东即墨的农村。2015年，孙(Sun)向一家旅行社支付￥5万元人民币（约合$7,500美元）带他去美国。他迫切地想赚钱并准备结婚。在中国农村地区，年轻人预计在20岁出头结婚。但婚姻极其昂贵，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讲。女性通常会要求准丈夫在城里买车、准备房子，这就是所谓“彩礼”的基本标准。在中国二线城市，一套860平方英尺公寓的平均价格约为$30万美元。一个没有大学学历或任何高水平技能的年轻人怎么能挣得到那么多钱？那就是为什么在年长者之外，很多年轻人也选择了到美国来。

接受本报道采访的16名移民均表示，有许多人将自己的名字列入“旅行社”的候补名单。他们梦想着抓住下一次去美国的机会，改善家人的生活。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按摩师表示，她等了半年，旅行社才终于打电话给她。她来自天津农村；几年前离婚了。3年前，她的23岁的孩子考入天津一所名牌大学，而前夫拒绝提供扶养费，她选择了到美国来。她来这里已经4年了，没有回去过中国一次。当她想念女儿时，她们会在微信上视频聊天，微信是在中国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至少我在这里还能看到生活的一点亮光，” 她用中文说道。她所有的梦想——生存、扶养女儿、以及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存点钱——只能够在美国实现。

马雷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司机，负责从边境巡逻拘留中心把人接出来，然后带到蒙特利公园市的寄宿处。他说，大多数中国移民工人都会申请政治庇护，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工作。但需要聘请律师，费用通常约为$5,000美元。据已在美国多年的吴(Wu)和马(Ma)介绍，这些钱通常来自高利贷者或近亲属。

政治庇护申请通常需要6个月才能获得批准，取得社会安全号码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在等待期间，移民不允许工作。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收入就无法在美国生活。许多人因“交通费”而负债累累，同时中国的家人在期待他们寄钱回去。

没有合法的工作权利，在洛杉矶很难找到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孙(Sun)曾经在俄克拉荷马州工作过一段时间，最近辞掉了那份工。现在他又回到了北林肯大道122号。缺钱实在是难以忍受，所以孙(Sun)说他可能会再找一份餐馆的工作，尽管很累。他不会讲英语，工作仅限于华人社区。

许多中国移民工人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形。即使知道自己的权利正受到侵犯，他们也不会报告当局，因为担心失去华人社区的工作机会，而那是仅有的会雇佣他们的地方。没有工作，移民就不能申请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该市执法部门前主管迈克尔∙亨特利表示，他在该市工作的5年里，检查寄宿房是一项挑战。“通常，当我们去到非法住宅旅馆所在的地方时，很多人住在那里，英语水平都很差，” 亨特利说。由于缺乏沟通，问题仍然潜藏在那里。

对于孙(Sun)来说，追求新生活的机会可以弥补任何问题。

“我们不了解美国的法律和政策，” 孙(Sun)说：“与其浪费时间向政府报告，我宁愿去挣更多的钱。”

英杰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调查记者，一直在练习调查报道。她想要探索这个世界并发起一些改变。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archive.uscstoryspace.com/2018-2019/wang204/Capstone/

Peace / 和平

内容提要 / Executive Summary

•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PPS）每年征询数百名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以评估30起正在发生或潜在的暴力冲突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影响。
• 今年可能是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17年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年：专家预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突发事件既有发生的高度可能性，又会对美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加沙和乌克兰的战争、约旦河西岸和美墨边境的对峙、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最令人担忧。
• 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位居今年榜首，接下来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国内政治暴力、网络攻击、南部边境的安全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东欧的侵略、以及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挑衅。
• 与前几年相比，海地、苏丹、索马里等国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在今年的调查排名中有所上升。

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 / The 2025 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

第2届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就任之际，美国正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这反过来提升了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的风险。中东的情况尤其如此，该地区多个国家继续受到致命暴力事件的困扰。这种暴力事件显然有加剧和蔓延的可能。据估计，乌克兰的可怕战争已经造成100万人伤亡，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这场冲突同样可能升级，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并需要更深入、更昂贵的介入。虽然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相对和平，但存在许多爆发点，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有可能会突然爆发并迅速将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可能同时与两个——而不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交战，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存在。换句话说，今天的风险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特朗普政府不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日益动荡的世界带来的风险，还应该制定意在减少未来危险的政策。否则，它可能会因多重危机并发而不知所措，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美国有限的资源该集中在哪里，更不用说忙碌的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亦有限？除上面罗列出的冲突风险以外，还有其它正在发生或潜在的冲突，特别是在非洲，这些冲突可能不具有同等的战略重要性，但仍然代表着重大的人道主义诫命。此外，西半球本土附近新出现的风险不容忽视，连同国内对政治稳定的各种威胁。

正是考虑到挑战的存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17年前启动了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该项目每年征询数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让他们评估未来12个月内可能发生的30起冲突相关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潜在损害。然后把结果汇总起来，并将突发事件按相对优先划分为3个等级，以便美国采取预防行动。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主要侧重于评估相对分散的政治和军事突发事件；而非评估诸如全球变暖、人口变化、或技术发展等广泛趋势带来的风险。那些趋势很容易在未来12个月内在特定地区引发暴力冲突，因此很难度量。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也不会尝试评估与地震、恶劣天气事件、公共卫生危机、或特定领导人死亡等事件相关的风险。那些事件可能引发不稳定，但它们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本质上不可预测。

此外，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每年评估的意外事件不超过30起，尽管可以增加更多。不过，受访者可以借此机会指出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其它与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些建议显示在“其它关注到的问题”列表中。

最后，调查结果反映的是2024年11月开展调查时的专家意见。世界是动态的，因此地缘政治风险评估需要定期更新，预防行动中心（CPA）通过其屡获殊荣的“全球冲突追踪器”互动功能做到这一点，查看可点击此处。

调查结果 / Findings

今年的调查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

• 自2008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开始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突发事件被评定为可能性大/影响大的事件（5起）。换句话说，调查受访者对未来12个月暴力冲突风险的焦虑程度从未如此之高。在调查的30项突发事件中，有28项被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或中等。此外，其中18项将对美国利益产生很大或中等的影响。
• 2025年中东地区持续冲突的进一步恶化是调查受访者的主要担忧。这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继续、以色列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冲突加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升级，最后还有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分子之间的持续战斗、以及黎巴嫩的国家崩溃。自11月调查结束以来，有迹象表明中东部分地区的暴力程度可能会减轻。不过，过往的经历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乐观。
• 仅次于中东的(I)级担忧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和东欧其它地区）和中国（针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引发的冲突。不过，与俄罗斯相关的突发事件被认为在2025年极有可能发生，而与中国相关的则被认为可能性中等。
• 去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包含的几项突发事件的排名大幅上升。其中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从II级升至I级）、海地危机（从III级升至I级）、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苏丹的持续内部冲突、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因克什米尔而发生的持续冲突（均从III级升至II级）。
• 与此同时，与北韩的各种挑衅相关联的风险在排名中下降（从I级降至II级）。最后，虽然美国国内发生恐怖主义和其它政治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在2025年仍然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它不再像2024年的调查中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还有：

• 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纳入了6项新的突发事件。其中3项——以色列定居点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政治权利之间的冲突加剧、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加剧和黎巴嫩加速的国家崩溃、俄罗斯在东欧国家的挑衅——被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大且会造成中等或很大的影响。其它新纳入的突发事件包括尼日利亚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死灰复燃、孟加拉国的治理危机、以及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红海通道的强烈冀望造成的紧张局势。
• 2024年评估的6项突发事件未包括在2025年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埃及、伊朗、俄罗斯的潜在政治不稳定未被包括在内，这反映出2024年独裁政府的权力普遍得到巩固。在达成缓解紧张局势的双边协议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也被取消。类似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地区的冲突也被删除，反映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自2023年9月以来的停火得以持续。南苏丹的内部冲突被移至“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名单，因为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及非洲之角的危机被认为更有可能在2025年加深。
• 5项突发事件与去年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问题仅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不是更广泛的地区冲突风险。不受控制的移民对美国南部边境构成的风险被重新调整为包括新出现的美墨紧张局势。乌克兰问题现在反映2025年可能出现的对莫斯科有利的停火协议。也门问题已更改为反映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的威胁，而之前有关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紧张局势的问题现在包括西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威胁。

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 / Other Concerns to Note

尽管调查仅限于30项突发事件，但政府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可以借此机会提出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其它潜在危机。几位调查受访者提出了以下其它突发事件：

• 厄瓜多尔犯罪组织之间暴力对抗，加剧公共安全危机
• 伊朗领导层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
• 南苏丹因全国大选推迟而引发武装团体之间重燃战火及社区间的冲突，加深人道主义危机，使中央政府更不稳定
• 叙利亚武装团体之间争夺权力，加上外国干预和恐怖活动，破坏治理，加剧难民危机
• 委内瑞拉的政治压抑和经济困难加剧，导致政权不稳定，难民危机再度爆发
• 外国恐怖组织指挥或煽动对美国或条约盟友发起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恐怖袭击

一级突发事件 / Tier 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大；影响：大

• 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持续，包括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破坏，加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 以色列安全部队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点建设、巴勒斯坦政治权利、及加沙战争而发生冲突
• 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重大军事进展，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基辅的外国援助减少，导致停火有利于莫斯科
•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包括对能源和核设施的袭击，导致整个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美国介入更深
• 美国安全部队部署到南部边境，引发边境地区移民群体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与墨西哥的紧张关系

可能性：大；影响：中等

• 稳定海地局势的国际努力未能遏制犯罪暴力，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并加速国家崩溃
• 黎巴嫩的国家崩溃加速，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持续交战加剧宗派冲突和平民流离失所
• 俄罗斯在东欧（特别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军事挑衅和影响行动增加，引发民众骚乱和地区政治不稳定

可能性：中等；影响：大

• 中国对台湾施加更剧烈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导致严重的跨海峡危机，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
• 某个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尤其是针对菲律宾，导致武装冲突的发生，涉及中国、美国、及美国盟友
• 唐纳德∙特朗普连任导致美国的国内政治对抗加剧，引发国内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行为

二级突发事件 / Tier I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大；影响：小

• 苏丹持续的内战和不断蔓延的种族暴力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和地区政治不稳定
• 索马里政府军与青年党武装分子之间的持续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
• 塔利班持续的镇压行动、经济困境、以及阿富汗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和难民外流

可能性：中等；影响：中等

• 胡塞武装不断袭击红海和亚丁湾航运，引发美国、英国、其它外国势力加强军事介入
• 巴基斯坦的武装活动和民众骚乱增加，加剧政治不稳定，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冲突不断升级
• 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各库尔德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活动和镇压再次引发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导致停火承诺破裂

可能性：小；影响：大

• 北韩的武器试验和边境挑衅引发朝鲜半岛的武装对抗，涉及美国和其它地区大国

三级突发事件 / Tier II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中等；影响：小

• 萨赫勒地区（尤其是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的暴力冲突升级和治理薄弱加剧地区不稳定和人员不安全
• 尼日利亚东北部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死灰复燃合并国家软弱加剧全国的政治不稳定
•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因领土和自然资源而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政治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和地区局势紧张
• 孟加拉国治理危机深化导致民间骚乱和政治暴力加剧
• 缅甸非国家武装团体与执政军政府之间的持续冲突导致流离失所者增多和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 德尔加杜角省冲突死灰复燃连同莫桑比克政治暴力加剧导致平民伤亡增加
• 埃塞俄比亚普遍存在的国内冲突破坏中央政府的稳定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恶化
• 利比亚交战联盟内部和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增加
• 埃塞俄比亚为获得红海通道的作为导致的政治紧张，叠加区域资源竞争，引发埃塞俄比亚与邻国的武装对抗

可能性：小；影响：中等

• 西巴尔干地区（尤其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种族和政治暴力事件增多，引发武装冲突，需要外国干预

方法论 / Methodology

预防行动中心开展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分为3个阶段：

1. 征求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突发事件
2024年10月，预防行动中心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征求建议，关于该把哪些可能的冲突纳入调查中。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内部区域专家的帮助下，预防行动中心将可能冲突的清单减少到30个突发事件，这些事件被认为在2025年既可能发生，又可能损害美国利益。

2. 征询外交政策专家
2024年11月，调查问卷发送给15,000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外交政策专家、及专业学者，其中约680人作出了回应。每个人都被要求根据总体准则估计每种突发事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和发生的可能性（参见风险评估矩阵定义）。

3. 对冲突进行排序
然后根据排序对调查结果进行评分，并根据突发事件在随附的风险评估矩阵中的位置，将其归入3个预防性优先级别（I级&II级&III级）之一。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是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慷慨资助下进行。发表的声明及表达的观点由预防行动中心完全负责。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fr.org/report/conflicts-watch-2025

More cities comparison / 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5.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1/20/2025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海外文摘

《外交官》是首屈一指的着眼亚太地区当前国际事务的杂志。自2002年推出以来，《外交官》一直致力于对亚洲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高质量的分析和评论。《外交官》对于地区问题的深入探讨延及一众有影响力的评论员、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人士。《外交官》提供以下方面的专家报道：

• 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趋势
• 国防和情报
• 环境、人类安全与发展
• 艺术、社会趋势、及流行文化

夏伦∙蒂兹是《外交官》杂志的主编。她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撰写关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国内政治、及经济的文章。夏伦此前曾在美中政策基金会作研究员，主持每周电视节目“中国论坛”。她有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从威廉玛丽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夏伦还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

1970年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和解系由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尼克松政府的策略是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不过长远看来，最大的后果可能体现在经济上。中美贸易线路的重新开放最终已重塑整个全球经济，让中国变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淘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作。

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尔森在她的新书《中国制造：美中利益融合改变全球贸易》中深入探讨这一巨大转变。在接受《外交官》采访时，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英格尔森阐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向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如何改写中美贸易的动态——最终到中美关系。

“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她解释道。那就是在太平洋两岸的董事局会议室和工厂车间展开的故事。

[提问]：纵览中美贸易关系经常着眼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尤其是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方针。但你认为“美国经济的转型对于中国最终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两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是如何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学者正在费力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早期在学者中的争论试图理解肯尼思∙彭慕兰所描述的18世纪中叶以来西北欧和东亚在工业化方面的“巨大分歧”。最近，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融合”的概念，籍以理解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转型的有用框架；最好的标签可能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融合”。邓小平在1978年底宣布的改革开放在这些叙述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有充分的理由。1978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个过程确实非常重要。但主要关注中国的学者往往较少留意中国开始参与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因此，我的兴趣是把这两种动态结合起来：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变化。我发现，甚至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前，中国的改革者就开始尝试将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与美国正在国内展开并在1970年代加速的进程相结合：通过廉价的离岸劳动力和新兴供应链实现制造业的国际化。

在与中国的贸易重新开放之前，美国的企业界人士已经开始缓慢地将其制造业国际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转向日本和台湾等非共产主义来源地。1970年代，中国领导人开始顺应这些新兴动态，并在此过程中缓慢超越了长期分裂中美的冷战分歧。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冷战结束于1980年代末，当时苏联开始解体，美国领导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运行原则。但就美中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并没有伴随两国中某个国家的系统性崩溃。相反，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利益逐渐融合，两国之间的冷战分歧在1970年代逐渐消散。

如果不探索两个国家的各项决定和行动，我所讲述的历史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深入观察并适当考虑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无法理解美国企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发生的变化。反之亦然。要理解中国实用主义者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需要了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从那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故事——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贸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提问]：你书中的中心主题之一是，美国的企业人士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转变十分重要：从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美国企业界的那种看法转变如何与中国政府当时的目标相契合？

是的，几个世纪以来，企业界人士在中国看到的是消费市场的巨大前景，有个美国商人在1930年代曾将其表述为“4亿顾客”。对他们来说，跟中国开展贸易意味着扩大出口。197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商共同重新界定了中国市场的含义。他们开始培育外包制造工作的新路途——俗话所说的8亿工人。

当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争论如何加速中国工业化的方式之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尝试利用出口产生的现金来资助其发展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出售纺织品和原材料来购买工厂、飞机等。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蕴含生产廉价制成品的潜力，这些制成品可以销往美国和其它地方，进而产生购买基础构件所需的资金，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

“契合”已经发生在制造业中。随着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务国际化到世界其它地区，他们开始认为中国有潜力加入——并促进——这一进程。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但确实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于是中国实用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开始并行不悖。这种并行的结果是“美中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设——不再是有4亿顾客的中国市场，而是提供工人的国度。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努力曾经遭到强烈的抵制。1970年代在中国是一段伴随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笼罩在毛泽东患病并最终于1976年去世的阴影中。无法确定1970年代的这些停滞不前的作为是否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视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自然或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对贸易关系的抵制及其伴生的问题正说明此过程并非必然：贸易很困难，利润也完全不确定。

[提问]：你注意到在中美重新接触的初期，“两国领导人都理解并把贸易用作外交工具，但方式却截然不同。” 他们在方式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今天仍然是这样吗？

中美贸易的最初几年是在那段奇特的和解时期发展起来。尽管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于1972年在北京举行了戏剧性的会晤，但直到两位新领导人——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上台后，两国才最终于1978年12月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把贸易当作某种激励——但呈现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时点。美国在外交全面正常化之前将其作为鼓励，以表明其对和解进程的承诺。中国在地缘政治谈判改善之后把贸易作为提供的某种奖励。

这些不同的态度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相互补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体现出外交上的重要性。1970年代出现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是贸易失衡偏向有利于美国。中国的进口总额大于其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随着外交在那个10年的中期开始陷入停滞，中国官员希望纠正这个问题。作为回应，美国的外交和商界领袖努力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他们自认为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于促进同时展开的外交努力很重要，所以才这样做。不过这符合——并帮助发展起——美国资本主义者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融合。

缘于1970年代发生的变化，如今的动态变得更加复杂。制造业的国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与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后新冠时代，我们都熟悉供应链在全球制造和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但贸易的政治性仍然明显受到国家形态的约束。如果“中国制造”代表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那么“美国制造”的影响也可以用国家形态来反击。

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先进的“美国制造”所催生的国家自豪感相结合，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致胜组合。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通过的第一项行政命令被戏称为“美国制造”。它要求联邦机构更多地使用美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不过，该项行政命令的细则透露出当前原产国标签背后的混乱状况。即便只有55%的零部件在美国境内加工制作，他的“美国制造”计划所设定的标准就算已达到。

因此，1970年代把贸易用作政治工具的作法——在今天的背景下那通常意味着征收关税——不会像50年前那样对中国产生影响。比如，尽管现在征收关税，但中国制造的半导体越来越多地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这段历史揭示的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导致我们走到今天的各种因素。最该关注的是：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提问]：自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以来，贸易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不过到今天，华盛顿越来越多地透过国家安全的棱镜看待贸易；“去风险化”是当今的主流。1970年代是否存在类似的担忧，当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支柱正在建立？

在1970年代，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肯定存在于华盛顿的某些地方，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出售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但这些担忧越来越成为少数派，而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日益加剧的恐惧。从那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的冷战在中美关系上是如何结束：紧张局势缓慢消退。

从2024年回头看，中美之间的这段利益交汇的历史读起来越来越像关于远古从前的故事。但当我在2010年代初开始这项研究时，仍然存在各种希望：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可能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地缘政治关系。10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经过这段期间，伴随着研究和记述不同的10年，我真正认识到，那些比其他人掌握更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他们的决定——及共同愿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催生多大的变化。

[提问]：少数几家机构准确预见了中美经济融和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劳工团体是其中之一。劳工团体在多大程度上特别担心中国，而不是更宽泛地担心制造业向海外无论何处转移的趋势？

中国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其人口规模显著放大了发生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更大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在1970年代是不可能认识到中国会真正成为如此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国。中国当时极度贫穷，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非必然的另一条关键原因。但那时候确实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制造业转向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时刻。

对中国担忧最强烈的是美国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劳动者几乎全部是有色人种女性，之所以她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关注，这是一条重要原因。她们不是在1970年代的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汽车和钢铁行业的戴着安全帽的那些人。但更重要的是，纺织业的许多白人男性领导者——代表这些有色人种女性——寻求对华贸易限制时在呼吁市场秩序，而不是保护美国工薪阶层的根本性改革。

对于纺织行业的许多人来说，转向海外廉价劳动力的想法本身并不是问题。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朝向外包制造的平稳过渡，让管理人员有时间调整生产线以适应海外廉价劳动力。他们特别担心中国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架构让中国更容易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倾销廉价商品。倾销具有破坏性；让美国纺织业管理者更难于缓慢平稳地转向海外劳动力。

最终，中国领导人得以让其人民摆脱贫困，作为代价牺牲掉的，是美国未加入工会的领取最低工资的纺织工人、以及后来的其它行业。对美国工人造成那样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美国那些行业领袖和企业高管的决定、以及华盛顿的立法助推。因此，美国的公司和企业界人士是中国工业化和美国去工业化的中枢立轴。

在美国，这是劳动力群体的去工业化。194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在继续制造商品。事实上，直到2010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那之后维持在仅次于中国的状态。1970年代在美国下滑的并不是制造业，而是该行业的就业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制造过程中采用新技术、制造新型高科技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如今，华盛顿持续关注“中国制造”的威胁，兜售美国不再是制造业国家的幻象，并在此过程中排除掉企业决策——追求低工资胜过所有其它——的责任。因此当前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而是催生出这些行为的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3/how-the-us-neoliberal-shift-fed-chinas-rise/

海外文摘

加拿大维度[Canadian Dimension]成立于1963年，是一个就当今加拿大左派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辩论的论坛，也是对国家和地区政治、劳工、经济、全球事务和艺术作分析的源泉。

亨利∙海勒是曼尼托巴大学历史学教授。他的著述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21世纪视角》[普卢托出版社2011年]、《冷战与新帝国主义：全球史1945—2005》[月评出版社2006年]、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伯格汉图书社2006年]。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逐年提升。可以说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砖国家（BRICS）等其它国际联系帮助其扩大在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正在从这些联系中受益，并期待中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和欧亚大陆转移。

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上，我们正走向一个多极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称霸。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加速这些变化。

由于中国日益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在我看来，这些政策的成功植根于其经济体系。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主义品牌的成熟。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其与世界其它地区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这必须从中国对经济的国家总体主导以及中国共产党控制发展方向来理解。

我确信这种发展模式持续存在政治和其它问题。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及可展望的未来期间，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成功、显著超越西方的模式。此外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为重要，其成功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显眼。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成就是一条巨大的明证。人们尽可想象这些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特别是考虑到1949年革命将中国从一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屈辱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预计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无异于是对500多年前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进入印度洋开始的西方潮流的历史性逆转。

我不想强调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而是想重点讨论西方对于中国和欧亚大陆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敌视。这种拒绝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政治和历史意义的表现，同时也充满危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应要么是否认，要么是拒绝。迄今为止，西方一直无法或不愿意接受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重大转变。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我们看到这种敌意的不断升级，体现在各种制裁、军事威胁、及媒体攻击中，针对的是中国的所谓人权记录及干涉其它国家的政治生活，旨在以某种方式让中国重新屈服于西方。

这场运动的中心是重申台湾分裂主义的理念——纯粹是冷战的残余。台湾再次被视为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基石。

确实，美国的姿态与整个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相吻合。

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的相互争斗是多么的惨烈。到1945年，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和日本这些强国都不得不逐个屈服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但美国的霸权应该被视为是继承了早在18世纪就开始的西方统治世界的遗产。

这种统治的本质是一种心态，自认为西方甚至白人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统治是“基于规则”，是世界的自然状况。面对中国的威胁，西方谴责中国缺乏民主，却拒绝承认其自身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蜕变为寡头政治和某种自由极权主义。

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统治阶层受到这些思想的感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符合这些阶层的物质利益。面对中国的出现和日益增长的多极化潮流，他们的反应是粗暴地试图以某种方式恐吓中国，让其接受西方的持续主导。

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武器是军事、金融、和媒体。

结果，我们看到一场由西方发起的、针对欧亚大陆崛起的全球冲突，焦点是南中国海和乌克兰。俄罗斯把自己视为无尽财富的源泉，也被视为中国的后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冲突反映出的是过往帝国主义争斗的继续。西方的敌视不是单纯地缘于中国作为新世界强国的威胁。被视为首要威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西方统治阶层的权力依赖于通过剥削大众、滥用资源来积累私人财富。国家最终得建立在工人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使用价值大于交换价值等理念被诅咒驱逐。

中国就是那样的国家，而且它表现得比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更好，这让他们感到恐惧。

有鉴于这些情况，中国和世界人民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局面。

西方政治的特点是绝望和虚张声势，让人想起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它追求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其逻辑展现为尼采哲学权力意志的极其非理性的形式。

比上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存在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该强调的是，南方国家的人民正在回击让他们继续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企图。

他们意识到，剥削成性的西方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关乎他们自身未来的争斗。

还有，西方工人阶级迄今为止还处于隐忍沉寂状态，他们的呼声仍然还没有被听取。

对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统治阶层对生态的不负责任和鲁莽的亲战政策，工人阶级还能忍耐多久？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受统治阶层掌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衰落或进入某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他们日益鲁莽的帝国主义行为就是迹象之一。

强大的中国及其政党有可能对这种情况作出理性的反应和调整，而西方则不然。时间站在中国和南方国家这一边。

很难说西方那些疯狂的现实主义者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捍卫他们的体系。希望他们会顺服于不再袒护他们的周遭力量。抛开全面的战争，我们正在展望新的世界体系的出现，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为其它国家提供了自主发展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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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the-rise-of-china-and-the-decline-of-the-west

“俄乌战争”终结“以商促变”

政客[Politico]是一家全球性的无党派政治和政策新闻机构，于2015年4月在欧洲成立；业务总部位于布鲁塞尔，并在伦敦、柏林、巴黎设有办事处，将几个全球权力中心点连接起来。

芭芭拉·蒙斯是“政客”驻布鲁塞尔的首席欧盟记者。在加入“政客”之前，她为比利时国家日报《时间》报道比利时政治。芭芭拉曾就读鲁汶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布鲁塞尔大学、及弗拉里克商学院，拥有历史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她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富布赖特学者，现在布鲁塞尔大学教授新闻学。她是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出生在布鲁塞尔。

多年来，支撑欧洲贸易政策的一直是一句令人宽慰但未免天真的德国格言：以商促变。

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贸易带来改变”，表达的信念是：跟西方之间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推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走向更自由、更开放的政治体系。模糊逻辑认为，对于一个拥有宜家(IKEA)和星巴克(Starbucks)的国家来说，要想建造古拉格集中营或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更加困难。

过去几年，中国的诸多迹象表明，“以商促变”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复述者通常是那些在人权记录骇人听闻的国家快乐致富的公司。中国贪婪地消费着西方的技术和时尚，却丝毫没有放松其国家威权主义，也没有改变对西部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欧盟仍然顽固地哼唱自己的颂歌，即使面对刺耳的警报声响也是如此。布鲁塞尔竞相在2020年底与北京达成一项重大投资协议，时值美国准备谴责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之际。

不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意味着，就连欧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作梦。愈发明显的是，德国主导的意在安抚莫斯科的贸易议程已被证明存在战略危险。

把贸易作为一种锤炼、推进文明的力量，这种理念当然并非德国独有。双向贸易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提出，并嵌入到欧盟的贸易教科书中：贸易会引发对话交流，相互依赖可以阻止冲突。

尤其是德国在利用“以商促变”作为烟幕弹来赚钱，而忽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暴虐之举。

德国的商业利益推动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多年来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绥靖政策。尽管欧盟宣称的目标是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德国却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承诺建设俄罗斯至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毫不奇怪，普京的入侵开始以后，面对莫斯科的猛烈报复，柏林是最后发起抵制的欧盟首都。

欧盟贸易委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在俄罗斯发起攻击4天后承认，是时候改变策略了。

“贸易武器化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这一现实，并适应它。” 他告诉立法者。那表明欧盟的过渡将混乱不堪。

过时的哲学 / Out of date philosophy

尤其是在德国，中国传统的贸易与政治隔离墙如今正受到质疑，甚至连商界领袖也对此生疑。

德国产业联合会（BDI）是一家强大的机构，其主席西格弗里德∙鲁斯沃姆探询俄罗斯的入侵对于与其他独裁者打交道意味着什么。“政客和企业现在必须清楚，他们对于与之有关系和业务往来的其他国家，划定的红线在哪里。” 他说道。

这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对于“忽视邪恶”的欧盟来说，这标志着一场重要的心理转变的开始。

“以商促变”的辉煌岁月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结束了，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史蒂文∙布洛克曼斯表示。柏林墙倒塌后，这是一项相对容易实施的政策，当时德国和欧盟的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民主化的（软）实力。但自金融危机以来，布洛克曼斯认为，相信贸易是万能药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是被用作继续与独裁者开展贸易的遮羞布。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现在承认它已经过时了，” 布洛克曼斯说：“德国的这一转变将对欧洲的政策以及更加战略性地利用贸易产生影响。”

缘于其经济实力，德国的辩论对布鲁塞尔来说至关重要。“每次越界，无论是意识形态、制度、还是能力，都是因为德国的锚点发生了转移。” 欧盟前贸易部长帕斯卡尔∙拉米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法国在推动“幼稚欧洲的终结”、以及欧盟贸易政策的更多战略自主。

法国的这一举措深刻地影响到欧盟对贸易的看法。乌苏拉∙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将自身定位为“地缘政治”团体，并开始建立贸易防御武器库，以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等全球竞争对手的经济威胁。

乌克兰战争以及德国的真正转变将使贸易变得更加地缘政治化。

“贸易和外交政策可以完好分离的想法现在显然已经成为过去。” 根特大学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费迪∙德维尔表示。

争取其他合作伙伴 / Courting other partners

贸易与战略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明显的教训。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就是主要的例子。

在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过度依赖的危险信号已经闪现，人们强烈抗议欧洲可能“在全球化方面走得太远”，并且在必需品方面过于依赖中国等国家。

“自新冠病毒危机以来，我们正在检视一个横向教训，那就是供应链弹性和供应链多元化问题。” 东布罗夫斯基告诉《政客》杂志。

但对于如何避免过度依赖特定的国家，欧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及时警醒了战略自主的必要性。中左翼议员凯瑟琳∙范∙布雷普特表示，欧盟“在考虑战略自主权方面还推进得不够，如果你看到我们仍然对俄罗斯有多么依赖。”

毫不奇怪，法国人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的一名幕僚官员表示，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贸易中断强化了战略自主的理由。

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仅表明欧盟需要通过新的贸易协议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以实现供应商多元化。

“市场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瑞典中右翼议员约尔根∙沃伯恩表示：“自主并不会创造韧性。如果你想让贸易变得地缘政治化，那么需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合作。”

这也是东布罗夫斯基的观点，对于瑞典和捷克共和国即将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他将其视为在保护主义法国结束任期后重振欧盟贸易引擎的方法。

欧盟贸易流动越多元化，韧性就越大，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开放性战略自主这一观点，让本就需要开放的供应链多样化。”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欧洲领导人对于他们需要推进到何种程度忐忑不安。即使面对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战火，各国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跳。上周，尽管欧盟领导人完全认可有必要打破对俄罗斯天然气的惯性依赖，但在设定具体的最后期限方面踌躇不决。旧习惯很难改掉。

转向东方 / Turning East

不可避免的是，如何平衡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个问题会困扰欧盟的对华政策。欧盟在经济上是否过于依赖中国？在因台湾而发生冲突或者对待少数民族变得更加暴力之前，欧盟如何减少对北京的依赖？

虽然俄罗斯的入侵引发了德国军事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乔纳森∙哈肯布罗伊奇认为，经济上的反应并不那么显著决然——正如欧盟无法确定中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期所表明的那样。德国坚决反对欧盟削减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尽管那些交易是在为战争提供资金。

德国应该从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中吸取教训，并分析还有哪些贸易可能被武器化。“这几乎是兵棋思维，” 哈肯布罗伊奇说：“如果你为中国开展这种推演会发生什么？”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欧洲主要的经济担忧是对中国的依赖。额外的贸易防御及针对收购的保护措施本来是针对中国而设计，但现在可能会优先考虑有必要与俄罗斯脱钩。

事实上，布洛克曼斯没有看到德国或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立即发生变化。“我们会考虑这一点，但不要忘记，这在经济上存在很大的利害风险，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

莎拉∙安妮∙奥鲁普、乔治∙洛阿利、及斯图尔特∙劳参与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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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kraine-geopolitics-in-eu-trade-china-russia/

美国移民社会

绝大多数台湾裔美国人（95%）对台湾抱持好感，包括75%的人表示非常有好感。

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尽管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台湾裔成年人都对台湾持积极态度，但只有十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会考虑搬去那里。

“这是关于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以及改变的希望。美国是主要的民主国家，台湾也是。但它们不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来这里观察真正的民主是如何运作。真正的两党制如何运作?……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台湾裔，我们想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什么。那就是他们是否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 台湾裔移民男子，37岁（翻译自普通话）

大约十分之九的台湾裔对日本持积极看法，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大约三分之二的台湾裔美国人也对韩国抱有好感。

台湾裔美国人普遍对于越南、菲律宾、印度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对我来说，我认为定义台湾裔美国人的最大事件之一是与中国的政治抗争，以及台湾作为四小龙的成员已经历过工业化的事实，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工业化。此外，中国大得多，各地都有不同的背景以及美食之类的差异。因此，作为中国人有多种多样，而台湾文化则稍微显得更一致，但仍然有所不同。”
 
—— 出生于美国的台湾裔男子，32岁

在被问及的所有地方中，台湾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最不好。只有2%的美国台湾裔成年人对中国持积极正面的看法。相反，84%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不好，包括62%的人持非常不好的看法。

台湾裔美国人对于调查中的许多地方的看法与其他亚裔美国人显著不同。他们远比其他亚裔成年人更可能对台湾（95%相对于56%）和日本（ 87%相对于68%）抱持好感。与其他亚裔美国人相比，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更不积极（2%相对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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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taiwanese-americans-views-of-taiwan-and-other-places/

美国移民社会

华裔美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比调查中询问的来自任何其它地方的人都更好。大约四分之三的华裔对美国抱持好感，包括大约十分之三的人对美国非常有好感。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日本、台湾、韩国是大多数华裔美国人看好的其它几个地方。

大约十分之四的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大约三分之一（35%）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大约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对中国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华裔成年人是为数不多的对亚洲其它地方比对自己的祖籍地评价更高的族裔群体之一——更多的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日本、台湾、韩国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积极。

对于菲律宾、越南、印度，华裔成年人普遍持中立态度。大约一半或更多的人表示他们对这几个地方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华裔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亚裔美国人有何不同

华裔美国人对于各处被问及之地的看法倾向于与其他亚裔美国成年人显著不同。当谈到中国时差异最大，只有14%的其他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相比之下有41%的华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也比其他亚裔成年人更可能对台湾有好感（62%相对于55%）。

然而，除开这两个地方以外，与其他亚裔成年人相比，华裔美国人对各处的看法往往更不好。比如，虽然42%的其他亚裔美国人对菲律宾有好感，但只有20%的华裔美国人对其有好感。

外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和美国出生的华裔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各不相同
在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百分比例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看法就越差，对台湾的看法就越好

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年数跟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台湾相关联。

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远低于出生在国外的华裔（25%相对于45%）。此外，在移民群体中，那些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华裔对于中国的看法往往远不如新移民那样积极正面。

当谈到对于台湾的好感度时，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比华裔移民更可能对台湾有好感（70%相对于60%）。

华裔美国人大多对移居中国不感兴趣

鲜少有华裔美国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
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的百分比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尽管大量的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但鲜少人有兴趣移居那里。大约十分之八的华裔表示他们不会移居中国，而表示可能会的比例为16%。

双语或首要语言为某种中国方言的华裔美国人比那些主讲英语的华裔更可能有兴趣或意愿移居中国。虽然大约五分之一的双语或主讲汉语的华裔美国人表示可能会移居中国，但只有7%的主讲英语的华裔美国人如此表示。

“我对中文寄予厚望。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实力（近来）已变得强大，因此，如果在美国的机会变少，你还可以回到香港、台湾、或者中国大陆。对我来说，即使我们出生在这里，归根结底我们也不是真正属于这里。”
 
—— 华裔移民女性，47岁
— （翻译自普通话）

对于在美国境外出生的华裔美国人来说，公民身份在他们如何看待移居中国的问题上起着一定作用。非公民远比已入籍者更有可能表示会移居中国。

靠近亲人及熟悉文化是华裔成年人可能移居中国的首要原因

16%的美国华裔成年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

表示可能移居中国的美国华裔成年人中，指出主要原因所占的百分比是…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同样地，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移民更少可能表示会移居中国：尽管在美国居住超过10年的华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表示愿意搬回中国，但在美国居住10年或以下的华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36%）表示可能会搬回去。

在可能移居中国的华裔美国人中，更靠近朋友或家人以及更熟悉文化是考虑这样做的最常见原因（各约四分之一）。大约13%的人表示他们感觉在中国更安全，而其他人则指出，更少的种族主义（8%）、更好的老年人护理（8%）、更低的生活成本（7%）是首要因素。

“对于我来讲，我不会说留在美国对于个人发展是更好还是糟糕，或者说是回到祖国去，但如果这是我想要的，并且我能够实现，那就很好了。”
 
—— 华裔移民女性，29岁
— （翻译自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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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chinese-americans-views-of-china-and-other-places/

老实讲来美国这么多年，还鲜少去到中西部所谓的地道美国人聚居的城市。偶尔有从中西部的大城市转机，但仅限于鸟瞰。曾经参团游览黄石公园，从洛杉矶乘飞机去盐湖城，然后坐七天的旅游大巴士环行五、六个州。那是趟怡人之旅，有时候汽车会穿行在中西部的田园之间，不过也仅限于走马观花。

今年的5月底6月初，缘于偶然的工作机会，朋友拉上我公差去到明尼苏达州的东北部港口城市德卢斯（Duluth, MN）。五大湖中最大、最靠西面的是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德卢斯就在湖畔最西边。用朋友的话说，这种地方也就是一辈子只来一次，套用老早听说过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年轻时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曾经去过黑龙江的几个城市。德卢斯的位置类似于佳木斯，纬度相差无几，佳木斯位于省会哈尔滨和中俄边界之间，德卢斯位于州内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美加边界之间。黑龙江省以外的人去到佳木斯可能就非常小众，同样地，从明尼阿波利斯换乘支线航空开始，在那几天当中，我们所住的酒店、外出就餐的食肆、湖边的栈道景点，鲜少看到东方人的面孔，完全不同于五颜六色的洛杉矶。

图片来源: wikipedia.   摄影: Chrisographer

这张图片算得上是代表德卢斯的经典之作，视角是从苏必利尔湖看向德卢斯市区，转回头看就是望不到边的茫茫大湖。湖水污染不轻，有些地方看上去呈现出泥浆的黄褐色。图中的升降桥（Aerial Lift Bridge）就是德卢斯的地标，很少的时候会有船要穿过这条水道，下方行车的铁桥得往上方升起，当然交通不得不暂停。

德卢斯最大的两家雇主是医院，排名第三的是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我们此行就是因为它。西锐飞机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小飞机制造商，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得几近倒闭，最终于2011年由中国的中航通飞全资收购。

西锐的所有飞机都配备有整机降落伞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让整架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此项配置倒是让人耳目一新，由来已久的认知是，降落伞可以让飞行员平安降落，而西锐的降落伞系统把整架飞机——连同飞行员和乘客——平安送回地面。

图片来源: wikipedia.   摄影: Joey1niner

当年中美关系尚可，所以中国的国资企业得以成功收购这家公司，毕竟是制造飞行器的公司，多少会牵涉些军民两用的技术。如今中航通飞的母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我们此行也可以感受到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双方交流造成的切实影响。进入公司大门就是接待处，接待人员首先查看并复印我们的护照。有明文的规定是，如果来访人员的国籍是中国籍，那么需要提前15天报备。正因为此，大陆委托方特别叮嘱，现场核查工作必须选派已加入美国籍的注册会计师。

中航通飞完成收购以后，指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长驻于此，他是这里唯一的东方人。他也认可，如果当年的政治氛围有如今天，那么收购是不可能进行得下去。在访谈首席执行官尼尔森（Nielsen）先生时，我们故作轻松地问起，当前的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对于公司的处境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听得出来他的回答也多少有几分搪塞回避。

美国的北方边陲小城，静谧、安宁、祥和，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或多或少地可以感受到中美对抗的冲击。如同我在依然困惑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无处不在，因为现代社会不是世外桃源，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度外。

Webmaster
June 2024
Los Angeles

美国移民社会

皮尤研究中心长久以来都在测度美国人对于美国&中国&其它国家的看法，但对于亚裔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国家却知之不多。在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日渐负面以及日益担忧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的大背景下，亚裔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追踪溯源的亚洲祖籍地、以及美国、中国、和其它地方？

大约四分之三的亚裔美国人（78%）对美国抱持好感——其中包括44%的人对这个国家很有好感。根据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针对美国亚裔成年人的一项多语言、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最新分析，大多数人还表示他们对于日本（68%）、韩国（62%）、台湾（56%）也持积极正面的看法。

对于越南、菲律宾、印度的看法则较为复杂多样化。就越南和菲律宾而言，37%的亚裔成年人持积极看法，大约半数人表示他们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对这两个国家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33%的亚裔美国人对印度有好感，41%的人持中立看法，23%的人持负面看法。

亚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是负面占多数。只有20%的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52%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6%的人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亚裔美国人对其祖籍地大多抱有好感

大多数美国亚裔成年人对其祖籍地持积极正面的看法；华裔美国成年人是例外
在美国对各处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人所占的百分比

备注:	“本亚洲族裔群体成年人”指自我认定其唯一的亚洲渊源就是所问及地点的那些人。比如，日本裔是指填报为日本渊源的那些人。 “所有其他亚裔成年人”指没有自我认定为所强调的亚洲族裔群体的那些亚裔成年人；这包括认定为其他亚洲族裔群体以及认定有两个或多个亚洲渊源的人。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对于他们追踪溯源之地抱有积极的看法。大约十分之九的台湾裔和日本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籍地非常或某种程度上有好感，绝大多数韩国裔、印度裔、菲律宾裔成年人也是如此。较为微弱多数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越南有好感。

相比之下，华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多样。不到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持有好感。尽管如此，与其他亚裔成年人相比，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更高，41%相对于14%。

本族裔群体比其他亚洲裔成年人更加看好自己的祖籍地。在这份报告中着重讲解的七个族裔群体中，对印度的看法差异最大：76%的印度裔成年人对印度有好感，而其他亚裔成年人中的此比例为23%，差距达53个百分点。对越南的看法差距最小，但仍存在相当大的不同：59%的越南裔成年人抱持好感，而其他亚裔成年人中的此比例为34%，相差25个百分点。

在本次分析的族裔群体中，相对于各自的祖籍地，只有华裔和越南裔成年人表示对亚洲的其它地方更有好感。华裔成年人对日本、台湾、韩国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更好。越南裔成年人对日本的看法比对越南的看法更好。

◊ 华裔美国人喜欢台湾胜过中国 ◊

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因出生地而异
在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百分比例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华裔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显著超过中国：62%的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台湾有好感，高于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41%）。

即便如此，华裔美国人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亦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的出生地，对于移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

• 相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成年人，华裔移民成年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有好感（45%相对于25%）。
• 在对于台湾的看法上，华裔移民比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对其抱持好感的可能性更低（60%相对于70%）。

◊ 对于亚裔美国人的各个祖籍地所抱持的好感度在某些族裔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

亚洲族裔群体对于调查中被问及的某些地方所给出的评价存在差异。有些群体的显著特征是对大多数地方普遍看好，比如菲律宾裔。其他的则视具体地点而有很大不同。比如：

• 亚裔美国人总体上对日本抱持好感。但韩裔美国人与众不同：只有36%对日本持积极正面的看法。
• 相比之下，日本裔美国人对韩国的看法更为积极正面，比例为53%。尽管如此，日本裔和华裔美国人对南韩的好感评价仍然略低于其他族裔群体——尤其是菲律宾裔成年人。
• 美国的印度裔成年人对印度有好感的可能性是几乎任何其他亚裔群体的三倍左右。虽然76%的印度裔美国人对印度有好感，但排名第二的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只有31%的人表示赞同。在美国的华裔和韩国裔成年人对印度的评价尤其负面。
• 总体而言，很少有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抱持好感，尽管不同族裔群体之间存在某些差异。虽然19%的菲律宾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但印度裔（10%）、韩国裔（8%）、台湾裔（2%）成年人中的比例更小。

好感度因出生地、教育程度、和其它人口因素而不同

在外国出生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对某些地方的看法不同：

• 大多数情况下，亚裔移民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他们的追踪溯源之地表达出更积极的看法。
• 在外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好很多（83%相对于64%）。
• 亚洲移民对印度和中国的看法也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略为积极。对于调查中被问及的其它地方，在外国出生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之间没有表现出差异。

与正规教育水平较低的亚裔美国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亚裔美国人通常对他们被问及的地方感觉更积极正面：

• 在谈到对印度的看法时，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当中有42%对该国有好感，而此比例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当中为35%，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当中为27%。
• 然而，当谈到中国时，情况却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亚裔美国人往往比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对中国的看法更为正面。比如，在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当中，17%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未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当中此比例为23%。

总体而言，认同不同政党的人之间秉持的态度差异不大。这种差异缺失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非常明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亚裔美国人当中，对该国持正面看法（分别为20%和18%）和负面看法（55%和52%）的比例几乎相同。这跟在美国公众当中发现的趋向不同：我们过往的分析发现，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大多数亚裔成年人不会搬迁到他们的祖籍地

虽然亚裔成年人对自己的祖籍地抱有很大的好感，但大多数人表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会搬迁到（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搬回）那里。近四分之三的亚裔成年人这么说，而26%的人表示会搬迁。

亚裔美国人对于搬迁到祖籍地的兴趣因出生地和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而异
美国亚裔成年人如此表达的百分比例…

备注:	未提供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亚裔移民表示愿意移居其祖籍故乡的比例是美国出生的亚洲移民后裔的两倍（30%相对于14%）。

同样地，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移民对于移居故乡的兴趣也更低。大约一半（47%）的在美国居住时间不超过10年的亚裔移民表示，他们愿意搬迁到自己的祖籍地，而在美国居住时间超过20年的亚裔移民当中，此比例约为五分之一（22%）。

亚裔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各个族裔群体之间有所不同。愿意搬迁到他们的追踪溯源之地的比例，介于华裔美国人的最低16%到印度裔美国人的最高33%之间。在多个族裔群体中，移民比在美国出生者更有可能表示他们愿意搬迁到那里。

对于26%的表示愿意移居祖籍地的亚裔美国人，首要的原因包括靠近朋友或家人（36%）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22%）。较少部分还表示缘于对文化更加熟悉、更好地照顾老人、在那里感觉更安全。

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愿意搬迁到祖籍地

26%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愿意搬迁到祖籍地

表示愿意搬迁到其祖籍地的美国亚裔成年人中，指出主要原因所占的百分比是…

备注:	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调查还发现，亚裔美国人表示愿意搬迁到其祖籍地的主要原因在某些亚裔群体之间各不相同：

• 华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中国是出于更靠近家人和朋友（27%）以及更熟悉中国文化（24%）。
• 菲律宾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菲律宾是出于更低的生活成本（47%）以及更靠近朋友或家人（35%）。
• 表示愿意移居印度的印度裔成年人当中有半数是缘于更低的生活成本（52%）。
• 韩国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韩国是出于更好的医疗保健（24%）以及更靠近家人和朋友（22%）。
• 越南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越南是出于更低的生活成本（35%）以及更靠近朋友和家人（32%）。

大多数亚裔美国人认为美国会是未来十年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大约一半的亚裔美国人（53%）表示，美国将会是未来十年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大约三分之一（36%）的人认为，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大国，而认为印度和日本可能领先的比例要低得多。

半数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头号经济体将会是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将会是中国
美国亚裔成年人认为10年内将会是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百分比…

备注:	未提供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这些看法跟美国公众的观点大体一致。在2023年3月的一项调查中有个略微不同的问题，询问四个地方——美国、中国、欧盟、日本——中的哪一个是目前世界领先的经济强权，48%的人认为是美国，38%的人认为是中国。

对于未来十年最大经济体的看法因出生地和年龄而不同：

• 在亚洲移民当中，57%的人认为美国会是领先的经济强国，而只有32%的人认为将会是中国。
• 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将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看法分歧大致相当（43%相对于46%）。
• 年长的亚裔美国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将会是头号经济体：65岁及以上的亚裔成年人中有62%认为美国会是未来十年的首要经济强国，而50岁以下的亚裔中此比例为49%。

亚洲族裔群体对于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看法

亚裔成年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将会是10年内的领先经济强国，而不是中国。尽管如此，不同的族裔群体对此看法的分歧程度不同。

亚裔美国人群体对于美国会胜过中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看法存在差异
美国成年人认为10年内将会是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百分比…

备注:	亚洲族裔群体包括仅只填报为亚洲渊源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填报为其他亚洲族裔或者两个或多个亚洲族裔的答复未显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显示的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比如，跟大多数其他群体相比，华裔成年人之间的分化更大，53%的人认为美国会是头号强国，40%的人认为会是中国。这13个百分点的差距远小于看待美国和中国时，台湾裔成年人之间38个百分点的差距，或者越南裔、韩国裔、日本裔美国人之间20点或更多点的差距。

印度裔成年人也最有可能认为印度将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有15%的人抱持此观点。在本报告着重讲解的任何其他族裔群体中，持相同观点的人不超过2%。

日本裔（5%）和菲律宾裔（6%）成年人也比大多数其他族裔群体更有可能将日本描述为未来十年领先的经济强国——尽管如此看待日本的绝对比例（3%）跟认可中国或美国的比较起来，仍然相形见绌。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深入探讨七个族裔群体的观点——在美国的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日本裔、韩国裔、台湾裔、越南裔成年人。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most-asian-americans-view-their-ancestral-homelands-favorably-except-chinese-americans/

2024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4.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7/20/2024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

国会预算办公室定期发布报告，介绍在管控税收和开支的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和未来10年联邦预算和经济形势的基准预测。这份报告是该系列中的最新版本。

Projections at a Glance / 各项预测概览

联邦预算 / The Federal Budget

赤字：2024财政年度的赤字总额为$1.6万亿美元，2025年将上升到$1.8万亿美元，到2027年又恢复为$1.6万亿美元。那之后赤字会稳步上升，在2034年达到$2.6万亿美元。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2024年赤字将达到5.6%，2025年上升到6.1%，然后在2027年和2028年缩减至5.2%。2028年之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会攀升，2034年恢复为6.1%。自大萧条以来，赤字超过该水平仅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短期、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段、以及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公众持有的债务：到2034年底，公众持有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24年底的99%上升到116%——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34年之后，如果现行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债务将继续增长。

支出：2024年的支出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1%，直到2028年都将大体保持在该水平。2028年之后，老年人项目的开销增长以及净利息成本的上升将推高支出，到2034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4.1%。

收入：2024年的收入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5%，2025年将下降到17.1%，接下来在2017年税法的某些条款终止后，到2027年收入将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7.9%。直到2034年收入都将保持在该水平附近。

美国经济 / The U.S. Economy

经济增长：由于失业率上升，2024年的经济增长会放缓，部分缘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应对2024年的疲软经济状况后，2025年实际（通胀调整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加速。

利率：随着联邦基金利率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率在2023年会上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该利率将在2024年第2季度开始下降。10年期国债利率在2024年将上升，然后直到2026年都会保持下降。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在2023年会显著放缓。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通胀在2024年会进一步放缓——大致等于美联储的长期目标2%——然后在2025年将会上升，之后略微下降。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准预算和经济预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管控税收和开支的现行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不变。赤字和支出已经过调整，以排除财政年度在周末开始的情况下某些付款时间会发生变化的影响。如果不作那些调整，2024年的赤字预计为$1.5万亿美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5.3%）。

By the Numbers / 从数字看

◊ 按财政年度划分的预算前景

◊ 按日历年度划分的经济展望（百分比）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9946

中美竞赛

关键要点

• 中国报告的5G“套餐用户”不应该混合成为5G用户数。不是每个5G用户都拥有5G支持的设备，也不是每个5G用户都确实可以访问5G网络。
• 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倾向于基站计数，而美国运营商则报告物理站点。通常每个蜂窝站点或发射塔都有多个基站，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混合这些数字。
• 更大的5G网络并不能保证卓越的网络性能。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大约4.5倍于美国的站点来支持其庞大的人口。
• 按照服务人口规模调整后，美国和中国的部署速度相近。2019年，美国公司为每7,134人建设了1个蜂窝站点；中国预计到2020年底为每6,965人建设1个站点。
• 中国的5G雄心不容小觑。该国对网络部署的快速跟踪显示出其对未来行业的投入。但部署统计数据的准确比较表明没有理由恐慌。

引言

5G有望为诸多对生产率、创新、及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提供结缔组织。有些评论员对所谓的5G“竞赛”感到恐慌，他们担心中国的数十万个新基站、以及仅今年就有数亿5G用户的预测。

但是，如果我们要依据这场比赛来制定政纲策略（我们不大可能这样做），那么理解基础设施和订阅数量的实际计算方式就很重要。仔细观察会发现，中国的无线基础设施和用户数量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气派：籍由将5G计划中的任何人——即使他们只有连接4G设施的4G设备——算作为5G用户，同时计量个人基站而不是蜂窝站点，中国的5G统计数据描绘出一幅误导性的画面。这幅误导性的画面催生出天要塌了的判读。

天要塌了：声称中国在5G上打败了美国

只要浏览科技新闻网站，几乎都可以看到美国在5G方面正在输给中国，这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美国该如何推进下一代无线网络时，诸如“中国在5G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危及美国的经济未来”以及“中国日益增强的5G主导地位对美国安全是一场灾难”等头条新闻让他们分外紧张。¹ 担忧在于，在开发依赖5G的低延迟、高吞吐量无线连接的新兴技术方面，第一个建立起5G网络的国家将占据先导地位。正如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所说，“中国在5G基础设施上的成功也正在转化为与5G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上的优势。”² 他声称“未来5年内，5G的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就将确定”，还有“美国的风险已经再高不过了”。³

这些小道传言值得相信吗？诚然，中国在部署5G基础设施方面具有优势，国有企业可以作出市场参与者可能不会涉足的投资。但重要的是在判定5G竞赛之前，我们须深入了解中国5G部署的指标及其计数方法。

用户相对于订户

很多报告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夸大了中国5G部署的程度。其中部分可能是运营商在中国当局的压力下故意夸大报告的统计数据。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作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时代农村公社报告虚假作物产量以免领导不满。⁴ 如今此作法并非电信行业独有，各种机构组织都在夸大数字为满足北京的期望。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发表声明，鼓励电信运营商“通过套餐升级优惠、信用购买等措施，加速用户向5G迁移”。⁵ 运营商随后开始鼓励甚至强制客户升级订阅5G，不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用途、或设备。⁶ 有些公司大幅降低5G订阅价格，甚至比继续使用4G计划更便宜。⁷ 正如一名记者所说，“中国的所有电信大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大幅下调5G套餐价格，招引来客户的原因可能更多是有吸引力的资费，而不是希望获得最新的硬件及其相关功能。” ⁸ 扩张5G订户甚至在5G启动之前就显而易见：虽然5G服务在中国直到2019年11月才开通，但中国电信运营商在2019年10月就列出了900万5G用户，比实际启动早1个月。⁹

显然，数字游戏走得太远了，工信部后来要求供应商“清理”报告，并在虚报订户的消息传开后停止激进的销售行为。¹⁰ 但目前的数字仍然混乱不堪。考虑到截至2020年9月，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中国最大的两家运营商）报告了1.5亿“5G套餐客户”。但根据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院的数据，同时期5G设备的出货量仅为9,400万台，表明“订户”数量与实际的5G用户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¹¹

这种差异可能主要缘于术语：“5G套餐客户”是中国运营商经常使用的一条笼统术语，指代订阅5G的任何人，无论他们是否实际拥有5G设备或接入5G网络。¹² 中国移动公司承认，他们将任何“订阅了5G资费计划”的人都视为5G客户。¹³ 仅支持5G的设备数量就令人印象深刻，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的确需要深思熟虑的策略应对，但不应该被鼓噪的统计数据弄得惊慌失措。

网络部署：基站相对于蜂窝站点

订阅并不是唯一可能被误读的统计数据。中国运营商对移动基础设施的计数方式与西方运营商的常规作法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蜂窝站点（美国电信运营商通常如何衡量部署）和基站（中国电信运营商通常如何衡量部署）。蜂窝站点通常是指某座发射塔覆盖的整片区域，其中可能包括使用不同频谱的多个基站和多组天线。术语“基站”通常是指每家运营商用在蜂窝站点通过多组天线发送信号的设备。很多时候一个蜂窝站点有多个基站，不过有时候只有一个。但通常讲来，基站和蜂窝站点或发射塔之间不是一对一转换；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数字混为一谈。

中国运营商有时将每段频谱算作为单独的“逻辑”基站而不是实际的设备，因此部署数据时常会被进一步歪曲。¹⁴ 就像无线(Wi-Fi)路由器如何在不同的频谱（通常为2.4GHz和5GHz）上工作那样，移动基站可以在多段频谱上运行。美国运营商通常将多段频谱基站算作为一件设备。但中国的某些报告显然将基站支持的每段单独的频谱当作不同的“逻辑站点”。¹⁵ 华为公司的一名代表解释说，“中国联通的基站支持GSM900、GSM1800、WCDMA2100、及LTE。大多数设备部署在一个物理站点的同一个房间，但有4个频段，因此有4个逻辑站点。” ¹⁶

因此，与西方运营商计数设备的方式相比，中国的数字很容易被误传为高达3到4倍。¹⁷ 决策者和媒体应该留意，不要将逻辑站点的基站估计数与实际上物理存在的蜂窝站点相混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衡量方式。粗略比较之下，每个蜂窝站点有两个或三个基站看起来合理，但逻辑站点的数量——即使用的每个频段——可能会多出很多。

实际性能

基站的数量并不总是衡量网络性能的好方法。我们真正在意的是网络为其所覆盖人群提供的性能。随着5G的频谱资产多样化，测量性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有些不使用传统的蜂窝架构。

即使基础设施水平相同，不同的频谱资源或带宽使用量也会导致性能水平不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5G完全使用中频段频谱，而美国则专注于大力推动高频段的覆盖，两者作比较时，这是相关的要点。在现有的网络中，高频段5G可以提供最高的性能飞跃，至少在可用的地方是这样。

既如此，我们尝试作个粗略的比较，假设频谱资产相似并认可中国的公告，它预计到2020年底将有600,000个5G基站。¹⁸ 假设中国的每个蜂窝站点有3个基站——每家大运营商各1个——我们大约会有200,000个站点。这看起来低几倍，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逻辑站点，但很难说得准确——让我们采用保守的估计，暂且搁置那个问题。

服务的人口对特定网络的性能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口约13.9亿；大约是美国的4.5倍，表明中国运营商需要的基站数量大约得达到美国同行的4.5倍，才能让每个用户可获得的性能水平接近（其它条件相同）。因此，那200,000个站点相当于每7,000人有1个。仅在2019年，美国运营商投资新建的支持5G的蜂窝站点就增加了46,000个——大约每7,134人有1个。¹⁹ 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600,000个基站可能听起来骇人，但理解那些数字的意义后就明白，我们差不多旗鼓相当。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的站点包括逻辑站点，其基站的频谱效率较低，那么美国显然处于领先地位。

图表-1：美国和中国的5G部署比较²⁰

美国		中国
时常引用的统计数据
仅2019年已建设46,000个 支持5G的蜂窝站点		到2020年底将有 600,000个5G基站
每个蜂窝站点估计3个基站
46,000个蜂窝站点		200,000个蜂窝站点
按人口调整计
2019年每7,134人 1个站点		到2020年底 每6,965人1个站点

缓慢而稳定可能会赢得比赛。美国正在寻求渐进、经济的5G部署，而中国匆忙部署5G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华为自己的一名主管甚至将中国的5G称为“假、哑、差”，这主要是由于与4G网络的整合不佳。²¹ 另一名前官员在最近的发言中警告说，中国的5G扩张可能会成为失败的投资。²² 虽然中国无疑在大力投资其5G网络的扩展，包括向国有运营商施压，要求他们的投资比市场需求更快，但美国作决策时如果要用到中国的数据，那么必须对其适当剖析。

结论

如果美国的政策要以赢得比赛为导向，那么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倡议者、专家、和决策者正确地作这些比较。即使这些数字可能被歪曲和夸大，中国的5G雄心也不应该被低估。中国为快速推动这些网络而采取的全员参与方式，表明中国致力于在未来的行业中获得优势。联邦、州、和地方的政策也应该鼓励无线运营商迅速广泛地部署5G系统。²³ 决策者和媒体应该对中国运营商宣称的5G抱持审慎态度。中国公司对5G部署和订阅者的计数方式与美国运营商不同，因此不当比较会产生误导。

关于作者

道格∙布瑞克主持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宽带和频谱政策方面的工作。他著述丰富，且时常对立法者、新闻媒体、其他有影响力的听众发表演讲，主题包括下一代无线电讯、农村宽带基础设施、网络中立性等。

布瑞克是公认的宽带政策专家，曾多次在国会、州立法机构、监管委员会作证，并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宽带部署咨询小组任职。布瑞克拥有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学位、以及麦卡莱斯特学院的英国文学和哲学学士学位。

亚历山德拉∙布鲁尔是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分析师。她之前在美国陆军服役5年。她拥有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以及康奈尔大学的政府和近东研究学士学位。

关于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交叉联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被公认为世界领先的科技智库，其使命是制订和推广政策解决方案，以加速创新并提升生产力，从而促进增长、机遇、和进步。

尾注

1. 凯蒂∙本纳：“中国在5G网络的主导地位危及美国经济的未来，巴尔警告说” ✧《纽约时报》（2020年2月6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6/us/politics/barr-5g.html
   查理∙柯克：“中国日益增长的5G主导地位对于美国安全是一场灾难” ✧《国会山》（2020年2月3日）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481123-chinas-growing-5g-dominance-is-a-disaster-for-us-security
2. 威廉∙巴尔：“司法部中国项目会议主题报告” ✧ 司法部（2020年2月）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keynote-address-department-justices-china
3. 同上
4. 伊凡纳∙胡：“中国的新冠肺炎统计数据类似于可怕的过去” ✧ 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4月17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covid-19-statistics-resemble-horrific-past/
5. 保罗∙特廖洛&罗吉尔∙克里默斯&约翰∙李：“北京当局不顾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推动5G部署（翻译）” ✧ 新美国智库（2020年4月21日） https://www.newamerica.org/cybersecurity-initiative/digichina/blog/beijing-authorities-push-rapid-5g-deployment-despite-covid-19-headwinds-translation/
6. 邓虹：“随着运营商下令‘清理’销售，中国的5G订户数量得到修正” ✧《南华早报》（2020年7月31日） https://www.scmp.com/tech/big-tech/article/3095490/chinas-5g-subscriber-numbers-get-correction-carriers-ordered-clean
7. 阿琼∙哈帕尔：“5G竞赛升温：中国的下一代网络以低至$18美元的价格上网” ✧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19年11月1日） https://www.cnbc.com/2019/11/01/china-5g-mobile-networks-go-online-as-race-with-us-heats-up.html
8. 玛丽∙伦尼根：“中国的5G市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 Telecoms.com（2020年8月19日） https://telecoms.com/506115/chinas-5g-market-is-not-as-big-as-it-seems/
9. “中国5G订阅数量猛增——2020年将建设600,000个5G基站”，欧洲5G天文台（2020年6月9日） https://5gobservatory.eu/5g-subscriptions-skyrocket-in-china-600000-5g-base-stations-will-be-built-in-2020/
10. 邓：“随着运营商下令‘清理’销售，中国的5G订户数量得到修正”
11. 罗伯特∙克拉克：“中国的1.1亿5G订户无法克服行业逆风” ✧ 轻读有限公司（2020年9月25日） https://www.lightreading.com/asia/chinas-110m-5g-subs-cant-overcome-industry-headwinds/d/d-id/764208
12. 伦尼根：“中国的5G市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13.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2020年8月仅新增260,000个移动用户” ✧ 马布里奇咨询（2020年9月21日） https://www.marbridgeconsulting.com/marbridgedaily/archive/article/114817/chinas_
    three_main_telcos_add_just_260000_mobile_subs_in_august_2020
14. 约瑟夫∙沃林：“博客：到底有多少个全球基站？” ✧ 移动世界直播（2017年9月1日）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blog/blog-global-base-station-count-7m-or-4-times-higher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约翰∙彼得∙托马斯：“中国到2020年底将拥有超过600,000个5G基站：报告” ✧ RCR无线新闻（2020年6月9日） https://www.rcrwireless.com/20200609/5g/china-end-2020-over-600000-5g-base-stations-report
19. “2020年度调查亮点” ✧（蜂窝电信工业协会，2020年8月） https://api.cti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Annual-Survey-final.pdf
20. 托马斯：“中国到2020年底将拥有超过600,000个5G基站：报告”；蜂窝电信工业协会：“2020年度调查亮点”；作者的估计
21. 罗伯特∙克拉克：“‘假、笨、穷’——华为高管对中国5G发牢骚” ✧ 轻读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5日） https://www.lightreading.com/5g/fake-dumb-and-poor-huawei-exec-unloads-on-china-5g-/d/d-id/764654
22. 约翰∙谢：“中国的5G没有达到其炒作” ✧ 美国之音（2020年10月10日）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voa-news-china/chinese-5g-not-living-its-hype
23. 道格∙布瑞克：“美国5G和未来无线创新的国家战略”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020年4月）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04/27/us-national-strategy-5g-and-future-wireless-innovation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11/30/great-5g-race-china-really-beating-united-states/

Peace / 和平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年度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在其16年历史中首次发现，外交政策专家最关心的不是外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而是国内可能滋生的恐怖主义及政治暴力行为，特别是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

该项调查由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每年11月开展，邀请外交政策专家评估30起正在发生或潜在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基于这些事件在今年发生或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影响。

三起事件被认为可能性大并且影响大——这是自2008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数量。除开美国的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以外，专家们还担心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事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以及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犯罪、腐败、及经济困难导致美国的西南边境移民激增。接受调查的专家还警告说，美国与中国或俄罗斯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正在增大。

“外国恐怖主义者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已显著减弱，但其它担忧浮现出来。” 预防行动中心的主任兼约翰·维西将军讲座的冲突预防高级研究员保罗·斯塔雷斯表示：“其中，迄今为止最令人担忧的是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日益增大，特别是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以及由于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而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日益增大。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武装冲突减少的趋势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今年，有八起偶发事件被评定为一级威胁：

可能性：大；影响：大

• 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特别是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后，进而导致国内恐怖主义及政治暴力行为
•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的持久战事引发更广泛的涉及其它巴勒斯坦领土的地区冲突，并引发以色列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 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犯罪、腐败、及经济困难导致美国的西南边境移民激增

可能性：中等；影响：大

• 由于克里米亚、黑海、和/或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加剧，导致乌克兰战争升级，进而可能导致北约（NATO）直接介入
• 中国强化对台湾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特别是在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前后，引发严重的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跨海峡危机
• 伊朗支持地区武装组织及持续发展核武器引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 某个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选举系统——发起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 朝鲜进一步研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触发东北亚的严重安全危机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是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慷慨资助下进行。发表的声明及表达的观点由预防行动中心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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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fr.org/report/conflicts-watch-2024

美国社会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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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报导

作为国家情报官的副手，卡尔先生曾带领美国情报界的16个机构，为总统、内阁成员、国家最高军事领导层起草政府对于国家威胁的最高级评估。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办公室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代表，参与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定谈判。他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为美国政府撰写、谈判、及传达条约协定；还曾经主持中央情报局作战处在4大洲的多个敏感项目。格伦酷爱阅读，学识渊博；是名副其实的博学之人，年轻时是一名明星运动员，期间打过冰球和美式足球，造诣颇高。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管理学士学位，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欧洲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美国13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75年来一直积极领导国际社会。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25%，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4%多一点。美国的军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预算比紧随其后的12支军队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大国，也是最多元化、最具创意的经济体；几乎引领着所有对经济和军事优势至关重要的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材料科学；其民主模式为世界树立了240年来一直仰望的标准。

然而美国这个巨人现在步履蹒跚。今天，美国人担心国家正在衰落；其经济逐渐向超级富豪倾斜；国家政府几近瘫痪。中国正在挑战华盛顿的国际力量和领导地位。美国社会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多达40%的美国人认为“强人”领导者——极右翼分子——比民主更胜一筹。

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更穷。美国的许多政治温和派及进步人士担心，美国的民主将被法西斯专制所取代，并认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现在的共和党是法西斯主义者。不过在美国政治分野的另一面，2020年12月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益普索民意调查发现，39%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受控于一个险恶的“深层政府”，这让他们恼怒。

社会压力 / Social Stresses

我的家人和我这样的人造就了美国。自从我的祖先乘坐五月花号于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岸，建设美国的人就是这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俗地称为WASPs。塑造美国350年的基本上是英国文化，然后是西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清教和新教精神。

经历15代人以来，美国在文化和法律上还是白人社会。即使是在我这一代人长大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美国人仍然改换姓氏，以便听起来更加“盎格鲁”——去掉最后一个元音，比如从意大利式（及天主教徒）的“Lombardi”改为“Lombard”，以显得更接近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不是“异教徒”或非美国人。足有10%的人口是黑人，但他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生活在文化边缘。一半的国人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仅限白人”的政权中，这是几个世纪的白人统治和黑人奴隶制的遗产。在媒体上，人们只能看到像我这样的白人面孔，除了很少出现的下属或“外来”角色。当然，美国也像这个世界的其它太古之地一样，只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不过随着1965年民权法案的通过，美国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黑人和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此外，数以千万计的不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移民抵达美国。当我出生时，美国有超过88%是白人。到2045年，只有不到50%将会是白人。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选出了一名任职两届的黑人总统，一名黑人印度裔的女副总统，第2次出现天主教总统。

今天，美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黑人中产阶级；亚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长。亚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在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机构中担任着许多重要职位。女性现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担任着无数的关键职位，包括董事会。这场人口和社会革命让美国变得多样化，但也引发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应，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分子：唐纳德∙特朗普。

社会上保守的白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已经走上街头，力图“拯救”他们的国家避免这些变化。唐纳德∙特朗普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但拒绝接受经过核实的结果，共和党已采取数十项措施限制非白人的投票权。一直在谈论内战，并且发生了暴乱。

经济压力 / Economic Stresses

实际收入差不多停滞了大约40年。全球化摧毁了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的所有部门。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已经转移到海外工资较低的经济体。1960年代，大多数家庭仅靠单个男性的收入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如今，60%的家庭需要2份全职收入才能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根据一篇布鲁金斯论文，女性占到“家庭总收入增长的91%”。

2019年，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近40%的美国人“无法用现金、储蓄、或可以迅速偿还的信用卡借款来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情况”。拥有$41.52万亿美元的资产，前1%的家庭控制着国家32%以上的财富。只有$2.62万亿美元的资产，底层50%的人只拥有2%的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正在造成社会和政治紧张。

共和党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些不满为诉求，而经典的煽动者特朗普利用这些不满一路登顶总统职位。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停滞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以及他们失去的白人社会地位——归咎于全球化，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人的手法。从那以后，该党逐渐将其诉求建立在这种比喻和恐惧之上。

今天，共和党人系统地反对联邦政府的任何行动，将其视为对“自由”的威胁。他们寻求减税、取消经济监管、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削减教育支出，他们认为这些是危险的社会工程手段。

政治压力 / Political Stresses

正如麦凯∙科平斯在“大西洋”杂志上指出的那样，在1994年成为共和党领袖之后，“纽特∙金里奇将党派斗争变成了流血运动，破坏了国会，为特朗普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作为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试图妖魔化并摧毁民主党。他拒绝合作，更别提在白宫或国会与任何级别的民主党人妥协。

当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无情地反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计划。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麦康奈尔宣称：“我们想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奥巴马成为一届总统。” 今天，麦康奈尔表示，“他100%的重点是阻止”拜登总统的议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联邦政府几近瘫痪。美国陷入政治僵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条。首先，共和党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党派化。民主党仍然比较温和，愿意妥协，但从共和党那里得到的回报很少。其次，美国的选举结构不成比例地偏重于农村地区，那里是焦虑、愤怒、保守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其他白人居住的地方。更加种族多样化、城市化、有学识的公民倾向于住在大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2019年7月1日，怀俄明州的人口为578,759人，而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为39,512,223人。在总统选举中，怀俄明州有3张选举人团选票；加利福尼亚州有55票。这意味着怀俄明州的总统选票价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72倍。不过，怀俄明州真正的优势在于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美国的每个州都选举产生2名参议员，无论其人口数量。这使得怀俄明州的选票价值比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高出68.27倍。

这种偏重人口较少的农村州的选举结构给共和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让他们得以在过去的6次总统选举中获胜2次，尽管只赢得少数普选票，并且时常在国会和参议院占得多数，尽管总票数更低。美国的政治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常是一党控制白宫，而另一党则控制国会，或至少是其两个议院中的一个。美国的这种党派僵局实际上使得立法陷入停顿。

这种选举和制度上的精神分裂导致的后果随处都可以看见和体会到：美国的道路、桥梁、给排水管道、港口设施、教育状况现在远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部分到访美国的外国游客评论说，美国的基础设施让他们想起1950年代——那正是大部分设施建成的时候。新干线，日本的子弹头列车网络，让包括我在内的美国人敬畏，那些铁路线已经有50年历史。美国一直是遭受种族排斥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社会、经济、及政治瘫痪的压力和失败现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得更广泛。即使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不能幸免。

全球压力 / Global Stresses

特别是两个全球性问题塑造了美国的公共生活和自我怀疑。首先，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挑战美国在贸易、技术、外交、及军事实力方面的领先地位，对美国构成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衰落的标志。

其次，全球变暖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影响关于环境、经济、及政府角色的许多政治辩论。真实的灾难迹象已经展现给我们。西海岸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且正在经历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到2050年，东海岸的海平面将上升近50厘米。2021年，美国海洋和大气协会预测，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海平面也会上升同样的高度。到2050年，我的五月花号祖先在400年前开始探索美国的地方将被大海吞没。

然而，即使是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也在分裂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深层政府”制造的骗局，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有工作。某些人甚至断言，加州的野火关联于“犹太人太空激光”。这些共和党的观点混合着精神失常和古旧的极右翼修辞。美国两大政党之一认为这些危险的谎言和幻觉会殃及美国的未来。

在竞选期间以及成为总统之后，乔∙拜登宣布未来4年将是一场“国家灵魂之战”。他和他的政党必须结束美国公共机构和民主机制的瘫痪，弥合社会分歧，减小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们必须重建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迎接中国作为国际和经济事务中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所带来的挑战。

共和党以及近40%的美国民众将反对拜登的每一步尝试。国家的政治结构偏重于农村，因此这40%的群体始终拥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大约一半的控制权。拜登必须赢得多数席位，才能以最微弱的多数票通过立法机构，实施其变革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外交政策。

并且这种多数优势很脆弱。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有50席，民主党有48席，独立人士占2席，2名独立人士都参与民主党的党团会议。副总统主持掌管参议院并支持总统，但只是在50票对50票的情况下才投票。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总统都得奋力拼搏才能将他们的议程付诸实施，即使拥有明显的选举多数。

自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不得不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纵观历史，许多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立法和政策来解决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如果不深刻改变这些结构或系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裂变，有时候甚至是革命。这种情况从前在美国发生过——1776年发生了革命，1861年发生了内战，1929年发生了经济崩溃。

在当前美国民主的框架内，拜登要想成功地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令人生畏的民主、外交、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只能寄望于他的政党在国会两院都赢得更加稳固的多数席位。因此，所有的目光、希望、和担忧都转向了距离现在只有16个月的2022年美国国会选举。这次历史性的投票很可能决定谁赢得“国家灵魂之战”。

本文中所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公平观察员”的编辑政策。

10多年来，“公平观察员”秉持自由、公平、独立的立场。没有亿万富翁把持我们，没有广告商控制我们。我们是一家由读者支承的非营利组织。不同于其它很多刊物，我们为读者免费提供内容，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或是否有能力付费。我们没有付费门槛，也没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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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 和平

根据外交政策专家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2023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包括：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乌克兰冲突升级；俄罗斯内乱不断加剧；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的安全危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而发生军事对抗；由于暴力及恶劣天气事件增多，中美洲和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激增。

过去15年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支持下，坚持邀请外交政策专家根据冲突在来年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来评估30起持续存在或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

跟之前的问卷调查一样，今年的2023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旨在帮助美国决策层人士优先考虑预防和缓解冲突的竞争性需求。

2023年的顶级风险

1. 中国对台湾的胁迫压力升级，包括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军事活动增强
2. 由于非常规性武器投入使用、冲突蔓延至邻国、和/或北约（NATO）成员国的直接参与，导致乌克兰冲突升级
3. 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4. 由于民众对乌克兰战争和经济状况恶化的不满，俄罗斯的内乱及莫斯科的权力斗争加剧
5. 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东北亚的严重安全危机
6.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及其持续支持邻国武装组织而发生军事对抗
7. 由于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增多、政治动荡、经济状况恶化，叠加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导致去往美国的移民激增

可以查看完整的问卷调查并采用预防行动中心的全球冲突跟踪器知悉关于这些潜在冲突的更多信息。

纽约卡内基公司是美国最古老的资助基金会之一；由安德鲁∙卡内基于1911年创立，旨在推进并传播知识和谅解。为履行这一使命，该公司专注于安德鲁·卡内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国际间的和平、教育和知识的进步、民主制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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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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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7/2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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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乐网问答

比尔∙布莱斯德尔：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紧急服务地区专员 / 2019年6月3日

要完全理解那个问题的范围，你必须理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政府背景，中国人不容易受到民主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并不完全民主。

我们的开国元勋明智地拒绝了民主，而是选择了民主共和国，一种依法治理的国家。如果是一套纯粹的民主制度，我们国家就不会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到1830年代，仅只因为奴隶制问题我们就会分崩离析。在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只有强有力的——有时是独裁的——总统才能维护联邦。

我们的共和政体是半民主制，只有选举人团制度让所有各州都忠于宪法。我们从来没有，也仍然不能够免受派系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规模造就了这一点。在今天我们拥有的并非理想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如果从历史中可以汲取任何教训，那么教训是，大同政府、或任何管辖大片土地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不自然。人类始终是分为宗派部落、野心勃勃、且掠夺成性。我们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无视它未免鲁莽草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民主的政府形式。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更有可能排斥某种限制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政府形式。不过他们还有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美国很幸运，在其成型的年代，我们拥有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耕地，环绕着大片的水域将我们隔离开来，邻国相对弱小，我们的人口也很少。这使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成为可能。几乎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积累起一定的财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遥远的边陲，让政府不可能胡乱摆弄全体人民。这么多人生活得很好，任何大城市的少数人都很难控制他们。即使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加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道理。一个装备精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专制政府的天敌。我们已经被过往的生活塑造成型，不可能顺从其他某人的虚妄奇想。

在中国，政府控制枪支和坦克，政府控制媒体，政府控制食品和其它所有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共产主义国家必须限制人民的权力以维持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越强大，自由就越少，长久以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目前，中国人不可能彻底改变政府，即使他们想改变，只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吃有喝，他们就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世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伴随不断变化的政府。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几千年政府绝对控制下的文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某种文化对人的控制几乎和枪支同样有力。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只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只要他们的人口超过其资源所能容纳的限度，而那正是现实状况，那么极权政府就适合他们。我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状况，不过我们不必生活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演变没有让我们习惯于接受那种生活方式。

罗宾∙戴韦尔曼：世界旅行者 / 2016年3月21日更新

50%的可能性是族群政治，50%的可能性是金钱政治。无论哪种方式，普罗大众都是输家。

事实上，中共对民主治理方式非常感兴趣。毛本人是民主的大力支持者，并写作了大量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上讲有两大优势：一是政府会非常明白人民的意愿，二是民主进程本身会成为民众参与共同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理论上讲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民众容易受到煽动，二是普通人缺乏长远眼光而通常会选择短期利益。

那只是理论；但在现实中会如何运转？中国政府有一套“基于试验作决策”的学说。尽可能将每一项公共政策先在多个地方作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调整政策建议，将其从县级上升到省级再上升到国家级。这个过程跟多阶段的临床试验很相似。类似地，民主选举在90年代投入试验，并逐渐扩展到全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城镇。

接下来经过25年和几百万次选举，中国政府现在得到大量的数据，并且对“民主选举”这件事情在中国现实中会如何运转取得了很好的理解。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选举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主导：一个是族群关系；另一个是钱。

族群关系相当明显。自从中国的“民主选举”实验开始以来，在几乎一半的村庄，选举产生的村长是相同姓氏的族人。一个家族主导一方政治。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整个亚洲民主的现实。

• 你知道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是谁吗？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 你知道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是谁吗？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 你知道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父亲是谁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 你知道现任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的母亲是谁吗？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 你知道尼赫鲁-甘地家族主导印度政治多长时间吗？50年。今天，每个35岁以下的印度议会成员都来自政治家庭。
• ……

亚洲的民主选举强烈支持族群政治，政治权力从同一个政治家族的一名成员传递给另一名成员。

赢得地方选举的另一个因素是钱。不断有报道讲，候选人公然用现金贿赂选民，当选后再压榨地方居民，变卖公共财产以填充自己的金库。选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给向他们发钱最多的候选人，接下来被压榨殆尽之时，就跳上火车去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出面纠正。这些民主选举的村长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被罢免，所以中央政府最多能够做的是，下令重新举行选举。然后是重复同样的狗血剧情。

中国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自从地方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村民上访(中国)的爆炸式增长，他们去到北京，涌向中央政府，当面乞求“请给我们派个好的党委书记来当村长！”

你看，族群政治和金钱政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大步的倒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党委书记通常至少得有大学学历，有时甚至是硕士或博士，而全村人可能只有高中学历。这些书记进村后，努力工作5年，为自己挣得些光环，然后轮换到另外的职位。这种轮换制度显著降低了腐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来自外部，没有当地的家族联系、社会网络、及信得过的同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搞出那样的事情，再清理干净留给下一个未知的新人来接替自己的职位。中国的绝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涉及当地人，在同一个官位上停留太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在尝试各种方法让其能够运转。英文–人民日报网是中共的官方报纸，把发表令人振奋的民主成功故事作为一种仪式——A村过去办事情困难重重，现在有了新的民主程序，事情就变得顺利很多，诸如此类。这就是现在的民主选举——它很少能成为中共官方党报的宣传内容！

现实地讲，如果中国今天变得民主，50%的可能性会回到“封建”社会，像其它亚洲国家那样由族群政治主导，另有50%的可能性会成为中国版的俄罗斯寡头政治。两者都会比当前的状况更糟糕。

附言：有人问起美国的布什/克林顿王朝。这种现象不应该被视为常态，如果这就是民主如何运转的方式，那么它完全不可能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结果。如果某个人的确是凭能力和经验被遴选出来，那么政治王朝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

我们知道身体特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众多的顶级足球明星将他们的明星地位从父亲传递给儿子？我敢肯定，足球明星的儿子遗传天赋的可能性更高，接触足球的机会高于平均水平，训练的机会更好，不一而足。那为什么没有“梅西父子”这样的足球明星呢？因为要成为足球明星，还有一项比较客观的考验，那就是：你得会踢足球！

中国在大约1,500年前就实行了国考制度。丞相和/或朝廷最高成员的职位必须是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之人，加上20年左右的实际执政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记录。某个人必须是处于前0.1%或0.01%之列，才能够以优异成绩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是的，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当不公平，父亲仍然可以通过官僚升迁路径庇护儿子。丞相或朝廷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可以耍尽各种诡计花招，但即便如此，在1,500年的历史中，父子交接丞相或朝廷职位的次数一只手也数得过来！只要存在即便是半客观的考试，也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中国回到族群政治，那不仅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倒退一大步，而且是倒退至唐朝以前，那时候实行了国考制度，大约是在公元600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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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quora.com/What-is-going-to-happen-if-China-becomes-a-democratic-country

气候变化

摘要：无论是在你前门外咆哮的一条不知来自何处的狗，还是在街上正朝你驶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我们通常都会主动避开威胁。为什么气候变化却不同？ 最近的联合国报告已详细地说明，我们将在未来25年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世界各国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缓和气候变化。激励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很困难，原因有很多。这个问题是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一个非线性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未来总是比现在更不可确定。不过，有些方法可以激发你自己面对可怕的后果：让未来在意识上更接近自己，直面不确定性，在同龄人中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

人们通常会非常主动地避开威胁。如果你走在一条暗黑的背街路上，你会警惕突如其来的景象和声音，可能会加快步伐尽快回到人多的地方。如果你走到街上，看到一辆公共汽车正朝你驶来，你会往回跳。如果一条不熟悉的大狗在你的前门外咆哮，你会呆在室内。

本周我们更新了另一项严重的威胁。根据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如果世界各国不尽快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未来25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在其发布以后，美国总统甚至没有对报告发表评论，而巴西总统选举中领先的候选人已承诺该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尽管人们有动力避免对其生存的威胁，为什么让人们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如此困难？

不幸的是，气候变化涉及到多种因素的组合，难以激发起人们的动力。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这是人们最难作出的取舍。数十年的俗世贴现工作表明，相对于长期收益，我们会高估短期收益。人们没有为退休储蓄足够的钱，宁愿现在花掉，也不愿留待老年。人们现在大吃大喝，尽管肥胖可能在将来引起问题。

不理会气候变化在短期内让个人和机构都可得益。个人不必更换自己驾驶的汽车、购买的用品、或居住的房屋，如果他们不理会自己的碳足迹对世界的影响。公司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如果他们不必开发新工艺来限制碳排放。政府今天可以依靠火力发电来节省资金，而不是开发和改进绿色能源，即使是那些长远讲来更有成本效益的能源。

其次，气候变化是一个非线性问题。人们很擅长作线性趋势判断。如果你每天花$5美元买咖啡，那么很容易得出对你的每周预算的影响，不需要填写试算表格。

但是，当某个函数起初增长缓慢而后加速提升时，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人们是以线性方法推断该函数。几根香烟可能不会致命。不过长年吸烟造成的累积伤害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结果是经年以来，吸烟者可能会在没有明显后果的情况下养成习惯，直到突然出现重大问题。因此健康问题看起来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就偷偷摸摸地累积。

同样地，气候变化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人们可明显感知的迹象。相对于会迅速而非线性升级的威胁，人们更容易察觉诸如门外那只讨厌的狗之类的显而易见的威胁。

第三，气候变化的许多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解释层级理论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在心理上接近的事物，人们对于心理上远离自己的事物（在时间、空间、或社交距离上）形成的概念更抽象。可能反映气候变化的天气灾害（如野火或强风暴）往往发生在远离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被迫去处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当然不会像具体事物那样激励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

第四，相对于现在，未来总是更不确定。这是人们如此看重现在的一条原因。毕竟，即使你为退休存了很多钱，并不能保证你能活到足够长的寿命来享用。就气候变化而言，有怀疑论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并不确定就会产生部分专家预测的可怕后果。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我们，但仍有希望。无论你是想自己更多参与减少对气候影响的活动，还是努力说服其他人（或机构）采取行动，都有些事情可以做。

在心理上拉近未来，让你开始感受日常生活被全球气候变化打乱的细节，将有助于缩短心理距离。只有当你和其他人在目前（而不是一代人之后的事情）经历这种未来的威胁时，才会有足够的动力让你参与今天需要更多努力的行动，比如乘坐公共交通或在炎热的夏日调低空调。熟悉各种报告和预测（你可以从联合国报告开始），思考并谈论你的日常生活将如何受到影响。

直面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实在的意义。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对人类活动正在影响气候持怀疑态度，那么用心思量全球气候变化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大多数怀疑论者相信，人类活动至少有可能影响气候。让他们说出可能性的大小。当我与交谈的怀疑论者尝试这条时，他们通常给出的可能性很低，比如20%。在那个时候，我努力让判断更具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今天舍弃些东西，算是对某种有1/5的机率影响孙辈的疾病所作的投资。如果是肯定答复，那么我会问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有何不同。你不是怀疑论者也可以自己尝试这种逻辑。思考你愿意今天舍弃些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作为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你还可以在同行中和机构内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目前的选项比未来的选项更有价值（时间贴现的本质）是一条估值概念。单词估值（evaluation）中包含着价值（value）这个词——表示它承载一组价值。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行为所依据的价值观。有种选择是以牺牲后代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来丰富我们当前的生活，那是我们很少愿意明确作出的价值观选择。我们得照着镜子，说我们愿意自私地生活，而不顾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不愿意抱持那种自私的价值观，那么今天就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hbr.org/2018/10/why-people-arent-motivated-to-address-climate-change

More cities comparison / 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3.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1/20/2023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