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The Monarchist Plot / 君主制拥护者的图谋

◊ 杨度的小册子 ◊

当公众知晓日本人的最后通牒的本质及其已经被政府接受之后，愤怒同时又无能为力的刺痛在国内蔓延。情绪激动的中国人对于压迫行为总是以类似女性的唠叨来反应，对于如此残酷折磨他们的外交耻辱大声喊叫。所有人都宣称，如此粗暴地强加给他们的耻辱日子永远不会被忘记，日本将会为其勒索政策付出痛苦的代价。

两项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一项是筹集国家救助基金，用来增强国力，无论政府打算作什么；另一项是抵制所有的日本商品。两项运动都很快就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整个国家对这两条理念都深切热烈地痴迷；如果袁世凯真有政治眼光，那么毫无疑问，通过回应国民的呼吁，可能无需自己努力就可以实现他的最大的雄心壮志。他的宿敌现在公开宣布，从今往后，他只能够为国家的利益诚实敬业地工作，这样他们才会支持他，才会将全部反对他的黑色标记涂抹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些什么？他的行为构成了当代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可说是令人鄙视的章节之一。

在记述「二十一条」的起源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了日本代表在递交这份有名的备忘录时正式提出的暗示。简而言之，袁世凯已经被多次告知，既然已经是全中国的独裁者，他只需要在其政府中支持日本的指导原则，就可以让其王位继续公开稳固地存在。正如已经讲过的，因为脑子里装满了朝鲜的悲惨外交，同时在这些建议中只看到陷阱，所以袁世凯惊慌地退缩了。尽管说过的话可以消失无踪，但由于1913年11月4日发起过政变，所以自那以后，必须通过比展示武力更为持久的手段来“巩固”地位，在他们家庭内部的谈话中已经是每天的主题。在这个误入歧途的人看来，问题只不过是凭借无与伦比的狡猾来利用日本人的建议让自己获益，同时让日本人蹒跚难行。

袁世凯的长子——据说已经接收了外教传授给他的全部理论却无法应用其中一条，是这起家庭图谋的指挥者。这个长子是革命期间发生的一次残暴刺杀的不幸受害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是对于不幸遭遇的沉思却只是强化了他要接替父亲成为合法继承人的决心。他饱读过关于拿破仑的文献资料，完全明白一个大胆的领导者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做出些什么，他每天都劝告父亲，梨子成熟了就必须摘下来。在治国方面袁世凯当然比这个年轻的追梦人更老道、更谨慎，因此特意驳斥了这种想法，在他看来付诸实践似乎为时过早。最终等到了这个时刻，他被说服让君主制的拥护者自由行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作出这项决定的理由是，几乎任何事情在中国都可以在战争的掩护下完成——只要外国人的既得利益没有被损害。

根据这项决定，在1月18日之后不久，这个独裁者的助理人员开始征求民意，关于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名义上的共和制是否可行。在整个跟日本人谈判的曲折过程中，袁世凯本来应该尽心致力于保护受威胁的祖国，但是他却在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协助其党羽向北平官场灌输，拯救国家更多地依赖于恢复修改原来的帝国机制，而不是击退日本的进攻。他认为，如果能够找到某位在全国享有声誉的学者来公开支持这些想法，以学者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来努力将之转化为一道无上的命令，进而被接受，那么就可以赢得这场游戏；时值外国势力专注于国外，无暇顾及远东地区。可能产生袁世凯希望看到的这种效果的一个人，是1898年以来久负盛名的杰出改革者梁启超，不过他坚定地拒绝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被卷入这起图谋之前就辞去了司法部长的职位，退休到邻近的天津市，在那里他注定要发挥显著的作用。

这点意外导致了公共宣传的推延，虽然时间不长。袁世凯被迫转向能力略逊一筹的人，请求另一位学者的帮助，这位学者堪称是袁世凯在原来的满族朝廷中的秘密代理人——名叫杨度——1911年武昌反抗爆发时，确实是他在朝廷中的不断呼吁才迫使满族人宣召袁世凯回来施救。经过简短的讨论，一切都被安排妥当。这个前朝廷中人的全身上下是不寻常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狡诈和颓废，却成为了这帮新的帝制拥护者最后找来的勇士。

事情现在进展得足够快。接到日本的最后通牒之后几个星期，一个名为和平保护协会（筹安会）的社团就以东方人的方式成立了，并且在各省开设了几百个附属机构。花钱如流水般地用于招徕支持者，感觉时机成熟之时，广泛地传播这本有名的杨度小册子，在空闲的夏季八月里人手一本。这份文件是那种中国人心态思维的精彩例证，它消化吸收了现代世界的某些部分，但仍然是彻底的反抗进步和不合逻辑，必须特别留意。表达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谈论——一个是询问者，另一个是解释者——在盲从及固守几个简单要点方面有几分旧约圣经的味道。它包含了理解旧的中国心态所需的全部要素，这种心态尚未被完全摧毁。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很多有价值的成分，因其天真烂漫；虽然它关注的是中国这样一个遥远的地界，但其中对现代政治理念的讨论是如此奇异而尖锐，研究它将会收获到回报。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不了解这本小册子的重要性。北平政府这次将公共宣传作为一件革命的武器，是一次令人惊奇的偏离旧有先例的举动，民众在思想上还拒绝相信事情正在发生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人们知道“和平保护协会”实际上是在皇城之内，每天都跟总统官邸有联系；北平总检察长响应无数人的谴责抗议，试图起诉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和出版社以及该协会，结果生命受到威胁，被迫离开京城，该文件得以继续流传。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最后意识到了，袁世凯被人怂恿，正在试图让自己公开成为皇帝。从1915年8月的那些日子到来年的6月6日，命运已经安排好严厉的报复，北平上演了其戏剧般的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惊人的剧集之一。就好像那些旧城墙俯看了众多的真实剧本，决定自己来演出一幕不真实的闹剧。因为从头到尾，这场君主制运动都有些不真实的元素，可能是某部电影大片的画面剧情。它表现得纯粹而简单——希望人们可能会认为它精彩绝伦，从而称赞它的真实性，把那个独裁者称为君王。现在来看杨度的论调，让这个中国人来描绘他的国家：

为君主制运动作辩护—第一部分

客先生（或“陌生人”）：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了四年，维护国内的秩序及维持在国外的声望都仰赖总统。我认为改善内部管理之后十年或二十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富裕繁荣的国家，能够与西方国家并排前列。

虎先生^{即:虎公}：不可能！如果中国不改变政府形式，就没有希望变得强大富裕；甚至没有希望实现宪政。我说中国注定要消亡。

客先生：为什么会这样？

虎先生：共和政体是根源。中国人喜欢好名声，但并不关心真正的国家福祉。没有任何方案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第一次革命建立的共和国阻碍了中国强大。

客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强大？

虎先生：共和国家的国民习惯于听那些关于平等和自由的言论，这些言论必然影响政治管理，更影响军事管理。在正常情况下，军人和学生群体必须高度重视对高级别者的绝对服从和尊重。德国和日本军队严格遵守纪律，严格服从首长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好的军人。法国和美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富有但不强大。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和日本由君主统治，而法国和美国是共和国。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任何共和国家都不能够强大。

不过因为法国人和美国人普遍接受过教育，所以他们有能力为各自国家的政府承担责任，保持良好的秩序。虽然这两个共和国相对其它大国不够强大，但它们能够维持国内的和平。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因为国民受教育的程度非常低。大多数中国士兵都很自然地宣称： “我们吃的是帝国的饭，所以应当效力于帝国的主人。” 现在帝王家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跟个人无关的共和国。这些士兵现在遵纪守法，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元首这个人心怀敬畏和尊重之情。但是随着平等和自由的言论逐渐影响到他们，指挥他们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一个士气溃败的例子是，先前南方军队的指挥官不得不顺从于他们的下属军官，下属军官又不得不顺从于他们的士兵。每当有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时，士兵们就要求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这些士兵被称为共和军人。虽然北方军队还没有变得如此恶劣，但是当被命令去往远处时，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拒绝服从上级的命令。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只要共和国军队没有公开叛变，我们就得心满意足了！除了希望他们不会叛变，我们不可能再指望他们能够平定国内的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士兵去抵抗外国侵略是奢谈。因为中国这个共和国处于日本和俄国两个国家之间，那两个国家都是君主制政府，一旦开始外交谈判，我们怎么能够抵挡住他们的进逼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没有办法拯救中国免遭损毁。所以我才说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强大。

客先生：为什么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富裕呢？

虎先生：人们可能不相信，虽然法国和美国富裕，但是中国必然会依旧贫穷。法国和美国富裕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外国干预，多年来得以找到自己的解救办法，同时他们也没有内部动乱。任何国家希望变得富裕，必须依靠发展工业来累积财富。发展工业最害怕的是社会失序和内部战乱。过去的两年里，秩序已经得到恢复，许多事情已经回复到先前的状态，但我们的工业发展情形与满族王朝时期一模一样。那些在动荡时期失去资本而变得贫穷的商人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而有钱人又不愿意投资于工业生产，担心随时可能爆发另一场内战，他们把最近这场失败的二次革命当作警报。将来我们每隔几年就会感到焦虑不安；焦虑出现在改换总统的时候。我们的工业和商业状况将会更糟糕。如果我们的工业没有得到发展，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变得强大？墨西哥就是一个警示。那个国家和中国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当然不能与法国和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我说中国没有希望变得富裕。

客先生：为什么你说中国没有希望实现宪政？

虎先生：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由许多接受过综合教育、有政治经验和一定政治道德的人来实现。总统由人民赋予权力来全面管理国家事务。人民希望今天选举A先生作他们的总统，明天选举B先生作总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国家的政策可能会随着总统的改换而变化，但这种改变不存在引发混乱无序的危险。我们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共和国，对宪法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真正的平等和自由意识。推翻帝王统治并在原地建立起共和国之后，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可以随心所欲。那些野心家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如果不能通过公平的选举方式获得总统职位，他们就会准备借助军队和强盗来争取。二次革命就是这一要点的例证。从皇帝被废除的那一刻起，政府的权力集中就被粉碎了；无论谁担任国家元首，都不能够恢复和平，除了重新建立君主制。所以共和国成立之后，那些曾经主张宪政的人变成了君主制拥护者。虽然我们现在有一部临时宪法，有各种立法机构，这个国家有宪政的外表，但中国的宪政只是名义上的，精神上还是君主制。假如政府在过去四年中未曾行使君主制下的权力，人民连一天的和平也享受不到。简而言之，中国的共和必须由君主政体通过宪政来治理。如果宪政不能治理好共和国，共和国就不能存续。因此宪政问题非常重要，但需要十年或二十年才能解决。

看看今天的中国人！他们知道迟早会发生些可怕的事情。他们不敢想象未来。腐败的官员用不义之财中饱私囊，随时准备逃向外国或至少是外国人的租界以求安全。谨慎的人悄悄地做事，不期望功成名就，只求不冒犯他人。夸夸其谈的学者和政客貌似高尚地谈论他们的话题，其实并不比那些腐败的官员更好。至于我们的总统，他可以担任国家元首几年时间；最多可以连任几个任期——或者可能是他这一生。于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他，如何选出他的继任者，将会有多少个竞争者，他们的政策是否会与当前的政策不同，等等。总统自己对这些问题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即使总统有远见、有能力，他也无法为国家制定一套百年政策或确定一部百年宪法。正因为如此，他只能够在这一生中采取维护国内和平、维持国家完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总统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决策者。那些崇拜宪政的人并不能比他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那些先前倡导宪政的人现在归于沉默的原因。他们认识到共和国的成立并不能够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情况的确就是这样。当国家由一位能干的总统治理时，人民可以享受和平与繁荣。但是，一旦某个无能的人担任总统，混乱将成为日常状态，这种状态最终将导致总统本人被推翻，国家走向灭亡。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如何能够为国家制定持续百年的综合政策？所以我说中国没有希望确立真正的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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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