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爆发的革命，功成于满族王朝1912年2月12日退位之时，虽然被称道非常成功，但在现实层面却很有些不同。随着共和国宣布成立，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确是消失了；不过传统仍然留存着，充分强大的实质上的帝王机制击败了名义上的胜利者，直到袁世凯过世。

驱逐满族人的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满族人在1644年从气数已尽的明王朝手中夺取了龙王座。历史学家对各种阴谋诡计的主题不得而知，这些阴谋诡计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孵化，不可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完好的记录，此外在谣言漫天的国家本就难以明确简单的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名声在外的哥老会最终亡于低级别会员的煽动暗杀和成员骚乱，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社团，总部在偏远的四川，由明朝的最后追随者创立，从被驱逐出北平的那天开始，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游击战，徒劳地冀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拾获遗产。我们至少肯定地知道一件事情：19世纪初试图在北平街头刺杀嘉庆皇帝是一个秘密社团暗中策划，嘎然终结了皇帝在臣民中巡游的怡人惯例，巡游惯例由满族大帝康熙和乾隆开创并一直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促进了民众对外族府院的忠诚。

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有皇帝从紫禁城的深墙后面冒险出去，除了在冬至时节祭拜天神之类的简短年度仪式，以及两次“外逃”：第一次在1860年，北平被英法远征军占领，满朝文武仓促逃往热河的宫殿避难；再一次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平定，国际救援联军到来，皇室被迫沿着石板路逃向遥远的西安。

这种幽闭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曾经强势如刀剑的满族统治很快就被削弱，以至于皇帝成了任凭大臣摆布的懒王。

[附注：由于对满族话题存在很多误解，因此解释说明很有帮助。
满族人属于蒙古或都兰族群，人数最多500万。在1911年的革命时期，他们的分布大致如下：北平及其周边地区大约有200万人；在中国各地的兵营中大约有50万，或者可能是75万；在满洲本部——满族人的本土——大约有200万或250万。战斗部队以这种方式组成：在1644年北平落入他们的手中时——满族人运用策略计谋加上中国人自身内部的纷争，全部武装力量重组为八旗或军团，每个兵团都由三个民族分支组成（1）纯正的满族人（2）协助征战的蒙古人（3）投靠满族征服者的北方汉人。这八支旗军，每支由一名“铁帽”王子指挥，代表王座的权威，总部设在北平，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各省中心都驻扎有少量军队。这些驻军到18世纪末期已经毫无价值，只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所有的战斗都是由必要时特别组建的汉人军团冲锋陷阵。]

因此19世纪的历史就符合逻辑地成为后续崩溃的历史。不仅是外国人凭借舰炮公然打开帝国的门户而强行入境，而且本土的叛乱也是连绵不绝。除了多次轻微的骚乱之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徒叛乱，此外还有持续10年之久的灾难惨重的太平天国叛乱——差不多总共杀戳了难以置信的一亿人口。被内战撕裂的帝国向外国人交出了许多重要的帝王君权，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政策，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

专制威权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存续？答案如此奇特，我们必须明确而详尽。

简单的事实是，在每次被外族征服之后（例如13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和17世纪被满族人征服）及占领期间，中国不仅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专制威权，而且除了最稀疏和低效的征税及在城市周边提供简单的治安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政府治理，人们只是各行其事，或听命于官职人员以求相安无事。任何怀疑这些陈述的人都不清楚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中国社会集群体制的法则和基础，在这个国家的乡村中生活必须耐心研究这些事实，才能得到相应的赏识。直白地讲，专制威权只是忽必烈时代的一个神话，当时他骄傲地修建了汗八里（马可波罗笔下的帝都坎巴陆、现代北平城的远祖），城中布满了他的军队，不过这些军队很快就消失了，如同冬天里的雪花。一幅精心制作的伪装、一项刻意造作的虚假策略，从那时候以来为皇帝诏书平添一份从未真正拥有的威严；19世纪主权的沦丧又催生了新的传说，传说在京城住着一位令人生畏的首领潘贾德姆，他无所不能，百姓和官员都臣服于他。

实际上，帝王的官邸辞令从来就不过是一条政治宗教概念，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被诠释成为社会经济法令。帝王通告被称为诏书，周期性地以布道的形式发布，是政府的固定程序；通告的意图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用来灌输和强化国家理念，即皇帝是国家的大祭司，遵从鼎盛时期的道德不仅能确保普天下的幸福，还有助于成就国家的伟大，自孔孟之道盛行以来的2,500年，这些道德被所有的哲学家反复念叨。

因此帝王的官邸是天堂而不是凡间，说理而非武力是日常生活中最有效力的争论之道。在18世纪发生的那场耶稣会信徒和多米尼加传教士之间的巨大争议中，康熙大帝所作的惊异答复（对外国人来说是惊异的）绝对是正确的，康熙的答复阻绝了中国接受罗马天主教义的可能，教皇拒绝认可该答复——崇拜祖先的习俗是政治而非宗教活动，皇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不过是一套国家控制体系，籍由灌输对祖先的顺服来实现。满族人从16世纪末（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满洲小国，觊觎龙王宝座而不顾一切地对中国长城发起攻击）以来劳心费力的付出——仿效有高调宗教头衔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和蒙古的稍低位的高僧，有力地证明除拥有王位之外还需要威严气派来巩固统治地位，帝王的统治地位源于军阀混战，同时又易于坍塌——如同蒙古统治只因一场宫廷政变就土崩瓦解，除非有一片灵验的道德头衔以某种方式胜出。

即使在进入北平城以后，满族的军事征服也不是像历史学家记述的那样完全彻底。满族人口太少，即使加上蒙古人和汉人援军，充其量也只能击败明朝军队，攻克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稍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满族人的管理方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必须与汉人一起来治理国家，施行的体制受到双方控制，从京城的朝廷和各大部门开始，一直到各省区的主要城市，但完全彻底地止步在城市；在为数众多的乡村县镇，由来已久的自治管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生活一如既往。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为那些被朝廷录用的赶考成功者保留了辉煌的官方荣誉，不仅调和了中国社会，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乐意支持新王朝的群体；于是一向是晋升之门的文字宝典不仅变成政府的一件工具，而且事实上成为外族统治的牌匾。因为得到了人身和财产安全，家中女性得到详尽的投降条款的保护，不会被入侵者征入后宫，所以中国民众欢迎一个稳固的政府——在经历明朝末期撕裂国家的可怕动乱之后——就不足为奇。[附注：这最有意思的一点——汉族妇女不会被强迫与满族通婚——很少被历史学家注意到，虽然它从社会学方面充分证明了满族的征服并非完全彻底。如果是绝对的征服，那么汉族人不可能有机会以投降为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女性。]

外国人在1860年以武力攻占北平并签订《天津条约》后到达中国，主要是他们促成了当前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关于满族专制威权的错误传言；在这之中，外国的外交官起了很重要的助推作用，他们抵达的这座京城弥漫着欧洲专制威权的传统。于是帝王被罩上一层威严的外套，虽然除了礼仪象征的意义，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这份威严（可能主要是因为朝廷完全退出了视野，并且在与外国的交往中非常傲慢无礼），关于帝王的威猛强大的概念在国外传播，让人想起18世纪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谈到印度的大人物时表现出的畏惧。中国官员很快发现，抵御这股强大压力的最简单的防御手段就是借助君王的威严假象，他们饰演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欧洲人直到1900年还普遍认为除了绝对的专制独裁，中国不可能奢望其它形式的政府。从表面上看，圣旨享有俄国沙皇法令的威严，欧洲人于是乎对此作出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冒险野心的诠释，而完全不采用传达中国文明的消极属性的词句；事实上从接受治外法权的那一刻起，帝国是不可侵犯和绝对正确的神话就被打破，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再是政府；虽然如此，奇闻仍然在以某种形式传播，政权的无能为力被转述为有效的统治因素，因为距离遥远遮蔽了实情。

要详尽地解释中国久远的人生哲学，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需要一卷与其自身同样庞大的书册；不过只需要说明某些基本的要素就足以支撑我们的议题。古老的中国人如此痴迷于他们的博大精深，以至于如果没有于他们而言的超自然力量，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舰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绝不会起波澜。他们顺其自然，同时又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明白强弩穿越广袤空间后力量会急剧减弱，当抵达目标的时候，已经变得虚弱无力；正因为力量已经微不足道，也就为切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熟知如何尽可能地让伤口自行愈合——现代外科学采纳了这条原则，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本性会解决政治分歧，而西方国家则对不同理念大加挞伐；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自己的看法并无不妥。从京城到长江流域（那里是该国的中心）的距离是800英里，远远超过巴黎到柏林的路程。沿循一条艰难险峻的道路，从北平到广州的路程长达1,400英里；沿长江到云南的旅程超过2,000英里，距离比拿破仑最壮烈的行军里程更长。当人们谈到外部自治领地——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纵横几百英里时，有必要改口为几千英里，那些地方的地形复杂险要，即使罗马的将军也会感到沮丧气馁。

古老的中国人将版图看得极度重要，早就将其作为官僚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明朝期间发展完善起来的藩王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服距离障碍的手法，满族人将其看作合理上佳的统治方式而承袭沿用，再叠加上他们自己的鞑靼将领的军事制度。君王以最完全彻底的方式将各级官员委派到各个遥远的藩邦，每个省份由一位总督统辖，除了名义上是一体，实则是诸多独立又相联结的自治政区，被要求登记缴纳钱款和谷物，其它事务则基本上任其自理。[附注：一条非常有趣而从未被恰当地陈述过的证据是，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发现，中国政体是建立在令人惊讶的纯理性主义原则之上。不同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是必须得让宗教介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才能让民众免受极端的压迫。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没有教会这道超自然的屏障，普通人的生活将是无人能够忍受，生命和贞节都将完全得不到保护。像别的极端激进主义者一样，巴克尔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中没能够理解，借助其在精神权威的面具下行使的世俗权力，成型的宗教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价值。如果没有这层灵魂上的束缚，统治者就会非常暴虐，甚至于滥杀民众。有两件事实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两座最伟大的丰碑：首先，中国人从来不需要由特殊团体行使的某种超自然的约束；其次，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等级或种姓的困扰——王子和平民可以在坦率和幽默的平等条件下会面，这个民族自酿了全世界独有的纯净天然的民主。] 因此说到底将中国乡村与大都市政府联系起来的是财政，仅有财政联系而别无其它；如果说1911年的皇权崩溃是因为尝试财政改革——为抵抗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新生力量，如同尝试军事改革一样，那么根源在于改革进行得太晚且方向不对，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极大地削弱了帝王的权威。

按照改革计划——该计划在平定义和团、皇室得以从西安返回北平之后变得受欢迎，总督得到了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掌管省级财政；在此之前，他们的财政权基本上被剥夺而转交给财政专员，财政专员直接对北平的财政部负责，财政部当时在努力用欧洲的直控税制取代松散的人丁税制，直控税制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显示在年度预算中。毫无疑问，如果时间得到保证，欧洲人给予大范围的帮助，这场改革最终会取得成功。然而缺乏的正是时间；满族人接着就尝到了恶果，恶果总是由那些拖延到太晚的人来啃食。旧政策被公开抛弃，议会的空洞承诺完全粉碎了天子的威严，让总督成为了造反者的人质。1911年短短几周的反叛就让各省区复原到几个世纪前的景况，那时候他们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农耕社区。他们一旦尝到了重新独立的乐趣，就不可能幻想让他们再次变得“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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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