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The Republic In Collision With Reality
跟现实冲突的共和国-2

那样慷慨激昂的话语虽然很好，但是涉及到议会的严肃工作时，很遗憾中国人没有适当地运用手中的各种资源，尽管部分外国朋友呼吁他们那样做。因此对于这个特定案例，中国没有立刻委派些外国顾问——这些外国顾问年复一年地空坐在北平，其中有能干的法学家——赶往郑家屯，而是几乎没有反应。现场没有起草合适的报告；没有收集宣誓声明，也没有将证人带到北平；所以当日本提出赔偿要求时，中国无从应对，除了完全不管用的辩解。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被迫同意放弃讨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直接基于日本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谈判，这些要求如下：——

1. 惩罚第28师的军官。
2. 开除须对此事件负责的郑家屯当地官员，严厉惩罚直接参与混战的人员。
3. 发布公告，命令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所有中国士兵和平民克制，行为上避免破坏与日本士兵或平民之间的和平。
4. 中国同意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派驻警察，必须有他们在那里才能保护当地的日本人。中国还同意南满洲官方须聘请日本警察顾问。

此外：——

1. 驻扎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中国军队聘请一定数量的日本军官担任顾问。
2. 中国军事学校聘请一定数量的日本军官担任教员。
3. 奉天的军事总督亲自前往亚瑟港^{即:旅顺}，就此事件向关东的日本军事总督道歉，并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道歉。
4. 中国须向日本受伤者和死者家属支付足够的赔偿金。

即使是水平最差的新手也可以立刻看出，日本不是在尽力关心被杀的士兵，而是一心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获得某些新的权利和特权——特别是扩展其治安警务权和军事监督权。无论如何，中国尽管已经认同了错误的程序，但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坚韧，谈判持续了近半年，到1917年1月底，日本的赔偿问题被削减到很小的份额。为准确起见，两国政府同意交换公文，包含以下五项条款：

1. 第28师的军官将受到训斥。
2. 负责人员将依法受到惩处。如果法律规定有严厉的惩罚，将执行该种惩罚。
3. 向混合居住地区的中国士兵和平民发布公告，要求给予日本士兵和平民周到体贴的待遇。
4. 奉天军事总督将派代表前去亚瑟港表达歉意，当关东军事总督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都在那里的时候。
5. 付给日本商人吉本$500（五百美元）的抚慰金。

虽然这起事件名义上就此了结，友好关系得以恢复，但是最重要的——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治安警务权利，原封不动地保留从前的样子，中国最激烈的抗议也没有丝毫削减日本的狂妄自负。过去几年里，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些警察局和警察亭，无视地方当局的存在，虽然中国在这些谈判中表达了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它们的存在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持续摩擦的主要缘由，但是日本拒绝后退，坚称这种作法没有构成治外法权的延伸，必须永久地接受日本警察分布在日本领事机构认为必要的地点。列强在世界大战后必然会开会修改他们的中国协定，这是他们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日本在满洲里的地位跟英国在扬子江流域的地位没有什么不同，适用于其中之一者也应当适用于另外一方。分布在中国各地的越来越多的新式警察构成了令人钦佩的力量，在履行几乎所有职责时的表现都优于日本警察。怪异之处在于，当中国政府在尽其所能地有效维护和平之时，日本及其它列强却以此等应受谴责的方式行事。

第二起案例是法国官员的奇怪而愚蠢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认同，成为德国1916年底在中国作宣传的强有力的武器。老西开争端牵涉的是天津一片333英亩的空地，现在已经与郑家屯事件不相上下，在众多的麻烦案例中居于首位，许多中国人表示欧洲-中国关系就是由这些麻烦案例拼凑而成。老西开事件的实情也非常简单、无可争议。1902年，天津的法国领事机构提出要求扩大其租界，理由是越来越拥挤。中国当局虽然不想答应此要求，并且长时间没有理睬，但最后被说服开始断续地谈判；在14年的间隔期间，经过各种修改、删减、重新表述的程序以后，1916年10月这个问题被确定下来，达成了管理这片新区域的实质性协议，北平政府准备实施这份协议，前提是在一项合理的条件满足以后，即先处理好当地人的反对，他们真是反对再划让领土，因为自己土地上的警务控制权问题让中国人群情激奋。争议的实质或核心在于：作为土地主人的中国人民，在此事件中特指天津人民，是否接受这样的决定——成立一个由中国人作一把手的法中联合政府。

协议草案的条款由法国公使告知天津领事馆，其中的安排不合总领事的心意，此时天津总领事正要调任上海，他打算在离开前处理好这件事情，让其同胞满意。关于这一事实也完全没有争议：即一名领事官员——其职责主要是根据条约执行法规、维护侨民间的秩序——冀望在将其职位交给继任者之前，通过占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了结一桩恼人的麻烦案例。正是出于这种想法，这位总领事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勉强征得法国公使的同意后，交给中国地方当局。限令他们二十四小时内撤走这片令人垂涎的土地上的全部警察，理由是蓄意拖延正式议定书的签署，由此关闭了进一步谈判的大门；限令时间段结束后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于是一支法国武装分队公然侵入中国的领土；九名身穿制服正在执勤的中国警员被强行带走关押在法国军营，法国哨兵被派驻到争议的分界线上。

这一失当举措的后果是中国人的强烈抗议以及华北各地开始抵制法国——这时候法国正处在战争中，并且在其中展现出鼓舞人心的高尚行动。大约2,000名天津的警察、公务员、和雇员迅速离开了法租界；民间工会成立起来，持续表达不满；虽然被逮捕的警察最后被释放，各盟国善意地干预其中，但是事件未能平息，在写作本书时仍然维持在一年前的状态。 [附注：最近（1917年4月）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法国外交使团在中国行事的又一个例子，法国抗议让美国工程师使用美国资本在广西省建设铁路——法国声称单独拥有在广西的权利，称该权利源自于中国外交部长于1914年写给法国公使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为解决当年的边境争端。信的内容如下：

“因安南^{即:越南}和广西边境的骚乱而引发的争端已经过双方组建的联合委员会审查，决定将所有的解决事项按照阁下的要求办理。

“为了展示两国之间特别友好的关系，共和国政府向阁下保证，如果将来在广西省建设铁路或矿山而需要外国资本，将首先向法国借贷必需的资金。在那种情况下，广西总督将直接与法国企业集团商谈，并向中央政府报告。” 现在美国再次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问题，并且不再容忍各国列强原来的破坏性的、占着位置不做事的政策。美国现在很乐意在远东地区开创一个新时代，就像在美国远西地区一样，停止剥削。]

这里你可以窥见到，中国人对于外国在中国的利益问题作何感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蓄意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充当治安官员的各国领事过去经常这样做，在其它地方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已经被接受成为所谓的中国“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五十年里，虚弱无力的满族政府一直委屈求全。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阻止，如果我们想拥有幸福的未来。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满足于温和的反击，没有爆发出愤怒；那些受抵制的丑陋的沉睡者应该每晚庆幸他们生活在一片理性至上的土地。想一想如果人民不是十足的理性，中国可能会发生什么！在这整片土地上，外国人只构成些小型的社区，只是四亿人的汪洋大海中的几滴海水，但是生活绝对安全，尽管完全处在周边成群的邻居的包围中。所有这些外国人——或几乎所有的这些外国人——都是为了获利来到中国；他们的生计依赖于跟中国人合作；一旦这种合作中止，他们就可能无以为继，即使住在豪宅里。在那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推测，某种程度上会激发起他们的得体态度，努力践行互相让步的行为原则；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互相让步的作法已经比过去更多。只有当郑家屯和老西开等事件发生时，温和的中国人才采取行动。即便如此，他们不是攻击破坏外国人的无防御的小社区——欧洲的暴徒就会那样做，而是仅限于抵制违规者，希望籍此表达的不满最终能够让全世界认识到，他们决心争取合理的待遇。中国这个民族有时候可能让人恼火，因为他们做某些事情缓慢拖沓——虽然他们做生意时跟动作最快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样快——但那不是借口可以让那些自封的上等人就此鄙视他们。中国人自己首先承认，他们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国家和政府的现代化；同时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建立起共和国并且表明了自己是西方世界的信徒，那么他们有理由期待，在战争结束后，应该得到欧洲最弱小之国将会得到的同等待遇和尊重。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