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会发生什么

果乐网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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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布莱斯德尔: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紧急服务地区专员 / 2019年6月3日

要完全理解那个问题的范围,你必须理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政府背景,中国人不容易受到民主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并不完全民主。

我们的开国元勋明智地拒绝了民主,而是选择了民主共和国,一种依法治理的国家。如果是一套纯粹的民主制度,我们国家就不会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到1830年代,仅只因为奴隶制问题我们就会分崩离析。在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只有强有力的——有时是独裁的——总统才能维护联邦。

我们的共和政体是半民主制,只有选举人团制度让所有各州都忠于宪法。我们从来没有,也仍然不能够免受派系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规模造就了这一点。在今天我们拥有的并非理想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如果从历史中可以汲取任何教训,那么教训是,大同政府、或任何管辖大片土地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不自然。人类始终是分为宗派部落、野心勃勃、且掠夺成性。我们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无视它未免鲁莽草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民主的政府形式。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更有可能排斥某种限制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政府形式。不过他们还有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美国很幸运,在其成型的年代,我们拥有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耕地,环绕着大片的水域将我们隔离开来,邻国相对弱小,我们的人口也很少。这使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成为可能。几乎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积累起一定的财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遥远的边陲,让政府不可能胡乱摆弄全体人民。这么多人生活得很好,任何大城市的少数人都很难控制他们。即使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加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道理。一个装备精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专制政府的天敌。我们已经被过往的生活塑造成型,不可能顺从其他某人的虚妄奇想。

在中国,政府控制枪支和坦克,政府控制媒体,政府控制食品和其它所有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共产主义国家必须限制人民的权力以维持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越强大,自由就越少,长久以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目前,中国人不可能彻底改变政府,即使他们想改变,只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吃有喝,他们就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世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伴随不断变化的政府。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几千年政府绝对控制下的文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某种文化对人的控制几乎和枪支同样有力。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只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只要他们的人口超过其资源所能容纳的限度,而那正是现实状况,那么极权政府就适合他们。我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状况,不过我们不必生活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演变没有让我们习惯于接受那种生活方式。


罗宾∙戴韦尔曼:世界旅行者 / 2016年3月21日更新

50%的可能性是族群政治,50%的可能性是金钱政治。无论哪种方式,普罗大众都是输家。

事实上,中共对民主治理方式非常感兴趣。毛本人是民主的大力支持者,并写作了大量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上讲有两大优势:一是政府会非常明白人民的意愿,二是民主进程本身会成为民众参与共同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理论上讲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民众容易受到煽动,二是普通人缺乏长远眼光而通常会选择短期利益。

那只是理论;但在现实中会如何运转?中国政府有一套“基于试验作决策”的学说。尽可能将每一项公共政策先在多个地方作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调整政策建议,将其从县级上升到省级再上升到国家级。这个过程跟多阶段的临床试验很相似。类似地,民主选举在90年代投入试验,并逐渐扩展到全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城镇。

接下来经过25年和几百万次选举,中国政府现在得到大量的数据,并且对“民主选举”这件事情在中国现实中会如何运转取得了很好的理解。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选举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主导:一个是族群关系;另一个是钱。

族群关系相当明显。自从中国的“民主选举”实验开始以来,在几乎一半的村庄,选举产生的村长是相同姓氏的族人。一个家族主导一方政治。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整个亚洲民主的现实。

亚洲的民主选举强烈支持族群政治,政治权力从同一个政治家族的一名成员传递给另一名成员。

赢得地方选举的另一个因素是钱。不断有报道讲,候选人公然用现金贿赂选民,当选后再压榨地方居民,变卖公共财产以填充自己的金库。选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给向他们发钱最多的候选人,接下来被压榨殆尽之时,就跳上火车去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出面纠正。这些民主选举的村长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被罢免,所以中央政府最多能够做的是,下令重新举行选举。然后是重复同样的狗血剧情。

中国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自从地方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村民上访(中国)的爆炸式增长,他们去到北京,涌向中央政府,当面乞求“请给我们派个好的党委书记来当村长!”

你看,族群政治和金钱政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大步的倒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党委书记通常至少得有大学学历,有时甚至是硕士或博士,而全村人可能只有高中学历。这些书记进村后,努力工作5年,为自己挣得些光环,然后轮换到另外的职位。这种轮换制度显著降低了腐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来自外部,没有当地的家族联系、社会网络、及信得过的同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搞出那样的事情,再清理干净留给下一个未知的新人来接替自己的职位。中国的绝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涉及当地人,在同一个官位上停留太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在尝试各种方法让其能够运转。英文–人民日报网是中共的官方报纸,把发表令人振奋的民主成功故事作为一种仪式——A村过去办事情困难重重,现在有了新的民主程序,事情就变得顺利很多,诸如此类。这就是现在的民主选举——它很少能成为中共官方党报的宣传内容!

现实地讲,如果中国今天变得民主,50%的可能性会回到“封建”社会,像其它亚洲国家那样由族群政治主导,另有50%的可能性会成为中国版的俄罗斯寡头政治。两者都会比当前的状况更糟糕。


附言:有人问起美国的布什/克林顿王朝。这种现象不应该被视为常态,如果这就是民主如何运转的方式,那么它完全不可能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结果。如果某个人的确是凭能力和经验被遴选出来,那么政治王朝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

我们知道身体特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众多的顶级足球明星将他们的明星地位从父亲传递给儿子?我敢肯定,足球明星的儿子遗传天赋的可能性更高,接触足球的机会高于平均水平,训练的机会更好,不一而足。那为什么没有“梅西父子”这样的足球明星呢?因为要成为足球明星,还有一项比较客观的考验,那就是:你得会踢足球!

中国在大约1,500年前就实行了国考制度。丞相和/或朝廷最高成员的职位必须是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之人,加上20年左右的实际执政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记录。某个人必须是处于前0.1%或0.01%之列,才能够以优异成绩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是的,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当不公平,父亲仍然可以通过官僚升迁路径庇护儿子。丞相或朝廷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可以耍尽各种诡计花招,但即便如此,在1,500年的历史中,父子交接丞相或朝廷职位的次数一只手也数得过来!只要存在即便是半客观的考试,也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中国回到族群政治,那不仅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倒退一大步,而且是倒退至唐朝以前,那时候实行了国考制度,大约是在公元600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quora.com/What-is-going-to-happen-if-China-becomes-a-democratic-country

外国人的美国税务指南-8.2

8. Paying Tax Through Withholding or Estimated Tax / 通过预扣税或预估税来缴纳税款-2

Publication 519
U.S. Tax Guide for Aliens
税务信息手册第519篇
外国人的美国税务指南

从其它收入中预扣 ✤ Withholding From Other Income

须按照30%比率预扣税款的其它收入通常包括固定或可确定的收入,诸如利息(投资组合利息除外)、股息、退休金和养老金、来自某些出售和置换的收益,可见第4章的讲解;还包括85%的支付给非居民外国人的社会保障福利。

不适用30%的预扣税率(或更低的协定税率)的其它收入:如果你向付款人提交表格W-8ECI,那么下列收入不适用30%的预扣税率(或更低的协定税率):

  • 与你在美国的交易或经营实质性相关的收入(薪酬除外)。
  • 你选择将其当作与美国的交易或经营实质性相关的源于不动产的收入。可参见第4章的源于不动产的收入,获取关于这项选择的详细资讯。

接下来讲解对合伙企业收入、奖学金、学术奖金预扣税款的特殊规则。

对合伙企业收入预扣税款 / Tax Withheld on Partnership Income

如果你是某家美国或外国合伙企业的外籍合伙人,那么合伙企业会对其实质性相关的应税收入(ECTI)中归属于你的份额预扣税款。如果考虑某些合伙人层级的抵扣项目,合伙企业也许可以对其实质性相关的应税收入中归属于你的份额削减预扣税款金额。通常你必须为此提交表格8804-C。更多信息可参见表格8804-C的说明。

你在实质性相关收入中所占份额的预扣税率通常是法规第1节设定的最高税率(37%)。不过,合伙企业预扣税款时可以跟从归属于你的那种特定类型收入所适用的最高税率,如果你向合伙企业提供相应的文件。在适用最高税率的特定类型收入中,长期资本收益是一个例子。你可在2023年的税表1040-NR上把预扣的税款作为抵免。合伙企业会交给你一份表格-8805,显示预扣的税款。公开上市的合伙企业会对实际派发给你的实质性相关收入预扣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合伙企业会交给你一份表格1042-S。

对出售或置换某些合伙企业权益所得的收益预扣税款:如果你是某家美国或外国合伙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外籍合伙人,该企业在美国境内从事(或被当作从事)贸易或经营,你直接或间接地处置其中的权益并取得收益,那么对于发生在2017年之后的转让,受让人通常会预扣税款,代表你支付给联邦税务局,金额等于所实现出售额的10%。对这笔款项预扣和支付税金的规则类似于出售美国不动产权益所适用的规则。你会收到一份表格8288-A显示预扣的金额,你可以在税表1040-NR第25f行将此金额作为抵免,用于冲抵收益对应的欠税。你也许可以向受让人提供某些信息以减少或免除预扣。举例来讲,如果税务法典中不确认收益的某项条款适用于某次转让中实现的全部收益,那么受让人无须预扣税款,如果你提供一份通知说明不确认收益的条款可适用于此。如果你是受让人没有预扣税款,那么根据法规第1446(f)(4)节,合伙企业必须从派发给你的款项中预扣,金额等于你没有预扣的税款(加上利息,如果适用)。

2020年11月30日,财政部和联邦税务局在财政部决议第9926号(联邦公报第85卷第76910页)中发布了最终的第1446(f)节法规,适用于转让非公开上市合伙企业及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权益。最终法规要求受让人据此预扣税款,金额等于转让合伙企业权益(某些公开上市合伙企业权益除外)所实现金额的10%,除非适用某项例外。这些规定通常适用于2021年1月29日或之后发生的转让。不过,根据通知2021-51, 2021-36 I.R.B. 361,与公开上市合伙企业权益转让及法规第1446(f)(4)节预扣税款相关的规则适用于2023年1月1日或之后发生的转让。此外,最终法规修订了第1.1446-4节中的某些条款,适用于根据法规第1446(a)节对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派发预扣税款。根据通知2021-51,这些修订也适用于2023年1月1日或之后的公开上市合伙企业派发。通知2018-8和2018-29适用于在最终法规生效日期之前发生的转让,或者如前所述,纳税人也可以将拟议中的法规适用于在此期间发生的非公开上市合伙企业的权益转让。与第1446(f)节法规相关的某些问题,更多指南可参见通知2023-8

对奖学金和学术奖金预扣 / Withholding on Scholarships and Fellowship Grants

预扣税款不适用于学位攻读者获得的合格奖学金。可参见第3章。如果你是持有“F”、“J”、“M”、或“Q”签证的非居民外国学生或接受人,收到不是全额免税的来源于美国的津贴或奖学金,那么对于津贴或奖学金中不是服务报酬的应税部分,预扣代理人(通常是奖学金支付者)会按照14%的比率(或更低的协定税率)预扣税款。不过,如果你不是学位攻读者且津贴不满足某些要求,那么将按照30%的比率(或更低的协定税率)预扣税款。奖学金或学术奖金中是服务报酬的部分会适用累进预扣,如同上文对薪资预扣主题下所讲解。

替代性预扣程序 / Alternate Withholding Procedure
你的预扣代理人可以通过让你填写表格W-4来选择采用某种替代性程序。参见下文以知悉可削减你的预扣税额的项目。

各种费用:在你的税表上计入可抵扣的各种费用;包括第5章的各项抵扣主题下讲解的个人退休安排抵扣额。

非应税津贴或奖学金:你可以将津贴或奖学金中依据美国法律或税收协定不征税的部分排除在外。

标准扣除额:如果你是学生,依据美国-印度所得税协定第21(2)款合乎资格,那么可以计入标准扣除额。2023年的标准扣除额是$13,850美元。

表格W-4:填写好表格W-4中的相应行列。在表格上签名并写明日期,然后将其交给你的预扣代理人。如果你提交表格W-4以削减或免除对奖学金或津贴预扣税款,那么必须提交年度美国所得税申报表,这样你在那份表格上主张的扣除额才会被认可。如果你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超过1个纳税年度,那么必须在年度表格W-4中附带一份声明,指出你已经提交上年度的美国所得税表。如果你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够长而无须提交税表,那么必须在表格W-4中附带一份声明,指出你将在被要求时提交美国所得税表。

预扣代理人接受你的表格W-4后,将按照适用于薪资的累进税率对你的奖学金或津贴预扣税款。从款项总额中减去表格W-4上的相应金额,剩余部分用于计算须预扣的税款。你会从预扣代理人(通常是津贴支付者)那里收到一份表格1042-S,显示应纳税的奖学金或学术奖金总额减去任何可削减预扣的金额、适用的税率、及预扣的税额。基于这份表格来填写你的年度美国所得税表。更多信息可查看 IRS.gov/FormW4

 

以上内容可能不适合当前年度;最近更新版本可见:
http://tax.angelcorp.net/pub-519/#chinese_US_publink100022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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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共和而抗争‹译›-Ch.10–2

10. The Monarchy Movement Is Opposed
君主制运动遭到抵制-2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四、总统和宪法

在讨论批评者的观点是否合理之前,让我对于什么是宪法给出简单的定义。我的反对者想必也会同意,宪政的主要原则是立法机构应该始终制衡行政权力,行使行政权力总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还会认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的最重要特点是,君主应该只是有名无实的领导者,组建一个责任内阁是不可或缺的伴随程序。如果认可这些简单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出见解来讨论。让我们先看谁将成为君主这个问题。直白地讲,我们心目中的君主候选人是这位总统吗?还是其他某个人?(鉴于总统反复声明他绝不会同意转变成为皇帝,我的这种联想是对其名誉的严重侮辱,在此恳请原谅,因为这只是猜测和假设。)如果我们发现另外的某个人适合作君主,那总统怎么办?总统长期以来承受着国家的重担,就他自己而言,当然会很乐意腾出职位去过退休生活,但我们能想象人民会同意总统退休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总统在有名无实的君主之下组建一个责任内阁?即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总统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乐于舍弃自己的本意而顺应人民的愿望,如果让他——整个国家都仰赖之人——受制于议会,那也将真是危险。所以,让总统之外的其他人作君主进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点是错误而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应该让这位现任总统来作君主吗?当然总统不会同意这种作法。我们暂且假设总统考虑到国家的长远福祉,乐于舍弃一切来满足人民的愿望,我们是否期望他只作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套用西方的说法,有名无实的君主只是一头肥猪、一只豚鼠、一件昂贵的装饰品。在情况如此危急的关头,把这么重要的人物放在那种闲职上是否明智?

即使我们愿意让总统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者,能否组建起一个责任内阁仍然是个问题。我不是说总统不允许在他之下存在一个责任内阁。我的意思是,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威信和能力来接管袁总统的职责。谁能够接替这位大总统打理我们面对的诸多困难?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普通人让他担此重任,我们将会发现,他除了缺乏胜任职务的能力之外,缺乏绝对的影响力将让他无从行使权力。为了满足当前局势的要求,内阁制被改成了总统制——弱势政府的绝佳替代品。未来两三年的情形跟现在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那种鼓吹国家形式改变之后,政府管理一夜之间就会变得更好的论点,即使不是欺骗普通民众的邪恶谎言,也是书呆子的无稽之谈。相应地,宣称只要总统同意作君主就可以立刻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调也是荒谬虚妄的。

那些将立宪作为君主制盾牌的人是否对“宪法”有不同的定义?满族)王朝认为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制定有宪法。我们是否认同?我还会问那些批评者,他们如何能确保,只要改变国家形式,宪法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效实施。如果不能给出任何明确的保障办法,那么他们所倡导的只是绝对君主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君主立宪制,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它将是皇权专制。出于对专制弊端的厌恶,我不认为将共和国变成皇权专制是明智的计划。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因素,尽管会有激烈的反对,在共和制国家短时间地采用专制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当前的批评者提出的计划要付诸实施,即在承诺立宪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同意采取君主制,那么在过渡时期必须明确向国民承诺,立宪政府将成为现实。如果在作出承诺后,又声称现有局面证明继续采用专制手法正当有理,恐怕整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这位总统。表面上粉饰为立宪政府,实际上以违宪的方式维持统治,是清朝垮台的原因。前车之鉴并不难理解。让我们引以为戒。

五、君主制拥护者的谬误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的批评者真的渴望宪政,那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在共和制之下达不到,而必须通过君主制以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国达成宪政的真正障碍是现有的状况,即官员的态度以及国民的传统思想和心智水平。但是这些障碍并非源于采取共和制;因此也不能指望它们会随着共和制的退出而消失。比如上至总统下至京城和各省的所有官方机构的小官员,每个人都设法游离于法律之外,认为率性而为才方便实用。这才是宪政的最大障碍。这与国家形式是否改变有什么关系吗?再者,国民缺乏对于政治事务的兴趣,缺乏政治知识、政治道德和力量,以及他们无力组建政党来让不可侵犯的议会发挥作用,也是实现宪政的困难。这些事情与国家形式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如果要逐一列举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得反复屈指掐算,无法穷尽。不过很明显,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可归因于共和主义。

鼓吹在共和制下无法完成的事情可以在采取君主制之时立即实现,或者是在君主政体之下能够做到的事情放在共和时期永远无法达成,都超出了像我这样的愚钝之人的理解能力,尽管我力图在脑子里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渴望宪政,总统应该以身作则,尊重《宪法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促使其下属也这样做。条约的每个字都须得到执行,不得试图超越其限制。

同时为国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熟悉政治事务,不要压制人民的愿望、削弱他们的力量、侵犯他们的利益、伤害他们的自尊。几年之内我们就会收获到成果。如果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徒劳地责怪国家形式,那么就如同朱子{即:朱熹}所说,我们就像一条船在埋怨河道太弯曲。

那些主张改成君主制的人最有力的论据是,在总统选举期间很可能会发生骚乱。这的确是一个危险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十年前我不敢加入共和制拥护者的行列。如果批评者想要在这一点上攻击我,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建议他们无须另外写文章,只需要重印我从前的作品,我认为这样会更有效果。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相对有效的补救措施。因为根据最新的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实际上变成了终身制。因此在总统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这种危险。我们担心的是现任总统去到另一个世界后这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希望触及的问题;但是既然每个人、即使是教主到某天也必定会死去,那么让我们直面这件事情。如果苍天保佑中国,让这位大总统能够为国家奉献十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他将能够维护政府权威、清理官场、储备力量、稳固国家、消除所有隐患——那么不存在选择共和制或君主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苍天不肯如此眷顾我们,在大总统使命未竟之前就将他带走,那么中国的命运已然注定。无论如何改变国家形式都于事无补。因此中国能否安宁完全取决于大总统的寿命以及他在有生之年的成就。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结局都一样。

你还怀疑我的话吗?让我给出更深入的分析。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仅在于国家元首的继承方式。很明显,虽然在元首的有生之年可以制定出某种继承法,但是继承法在元首过世之前都不会生效;其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取决于两个因素:(1)前任者的功绩和个人影响力在他过世后是否继续起作用(2)在元首过世之时是否有胆大妄为、桀骜不驯的挑战者,如果有,这种人有几个,他们提出的争议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将这些作为分辨未来的依据,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我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六、总统选举法

然而总统选举法规定,继任者应由其前任提名,被提名者的名字将被锁在石头房子的金盒子里。总统现在可以一方面扩展他的功绩,增强他的个人影响力,以便整个国家都甘愿服从他的意志,即使在他过世后也不打算违背他的遗愿,另一方面,总统可以悄悄地查明可能导致分歧的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和消除纷争。如果争议的根源在于法令,那么修改法令,使其不会被可能的挑战者用作工具。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个人,那么栽培那个人,引导他追求公义,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以免受诱惑。与此同时,让总统仔细挑选最终可以担当国家重任的继任者(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可以自由地提名他喜欢的任何人,不论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其他某个人)。让被提名者担任要职,以便吸引公众的注意。给予他实在的权力,让他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的名字放在金盒子里其他无足轻重之人的前面。这样等到打开盒子之时,绝对不会有争议的理由。

如果每任总统都这样做,那么这套制度可以沿用数百年也不必担心会中断。否则我们的帝王制度将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处依附,那种情形简直不敢想象。纵览中国历史,会看到无数次在帝王统治时期,王子们在皇宫内鏖战,而他们的父皇的尸骨还在大厅中尚未下葬。由此可见,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国家安宁与否的内在原因并不在于宪政的形式。

七、独裁者迪亚兹的例子

批评者提出墨西哥的例子——那里的竞争对手一直在争夺总统职位,以及中南美洲各个共和国及葡萄牙的内乱,力图作为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共和制不如君主制的论点。我估计这些批评者的看法是,如果这些共和国都改成君主制,那么所有这些混乱都可以避免。让我来告诉他们,迪亚兹统治了墨西哥三十年,去年五月才死于流亡途中(我不肯定准确的月份)。如果墨西哥的战乱真的是因为继承问题,那么这场争斗应该等到今年才开始。事实上,如果有必要采用君主制来避免这种混乱,同时假设三十年前迪亚兹有一个像古德诺博士这样的人来提出这种建议,有筹安会这样的人来鼓噪传播,再假设迪亚兹大胆地接受了建议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帝王体系,那么墨西哥就会有持续永远的和平?

如果迪亚兹登基称王,我很肯定,早在他的帝王制度生效之前,或者是他自己成为新王朝的骄傲创始人之前,他就会流亡国外。他的帝国宪章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迪亚兹终其一生也没能阻止叛乱,我们如何期望一套空泛的帝王制度在他离世后能防止纷争。即便是小孩子也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墨西哥的骚乱都无可避免。为什么?因为迪亚兹戴着共和国的面具,实际上在扮演暴君的角色。在任职的三十年里,他从未致力于强化国家的根本,而是费尽心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集结了大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威慑人民。由于担心军队可能变得傲慢不听指挥,他挑拨起内部分歧,以便自己可以玩弄他们于股掌。他驱逐了所有反对者,只依靠武力。对于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迪亚兹要么通过收买来腐蚀他们的品格,要么将他们暗杀。他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随意地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借债,而对于墨西哥人民则横征暴敛。人民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国家的资源枯竭,最终造成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十年前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迪亚兹是个举世无双的欺诈之徒。我当时说过,墨西哥在他身后将举国遭难,整个国家将沦为一片黑暗之地。(我的朋友汤觉顿先生在墨西哥内乱爆发之前也写过一篇相同主题且更全面详实的文章)。迪亚兹幸亏是戴着共和主义的面具,正因为此,他才得以篡位并担任总统三十年。如果他试图登基作皇帝,很早以前就会消失无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其它共和国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的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军事力量用来作为总统席位的垫脚石。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军事野心家现身。国家不适合共和制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不认同这是唯一的原因。

至于葡萄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的确没能阻止内部动乱;另一方面,葡萄牙正是由于内部动乱才转变成共和制,内部动乱正是在君主制期间开始的,难道这些不是事实吗?认为共和制肯定会导致骚乱而君主制必然会确保和平有序,这种想法很荒谬。波斯{即:伊朗}不是君主制吗?土耳其不是君主制吗?俄国不是君主制吗?去阅读他们近几十年的历史,看他们有多少年的和平。这些国家没有总统选举。为什么那样的动荡不安呢?

还有,为什么五胡十六国时期五代十国期间的国家状况跟墨西哥当前的局势一样悲惨凄凉,尽管当时没有总统选举?在引用客观事实作为例证时,批评者不应该任由其个人好恶来支配选择。那种作法只能欺骗自己而无法欺骗他人。冷静地讲,任何国家形式都有可能收获成功的治理或者引起叛乱。十次叛乱中有九次是由于政府管理的原因而不是国家形式。不可否认,当国家形式不适合国民的状态时,反叛和纷争的几率会更频繁、更容易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前不提倡共和主义;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是共和主义的盲目信徒。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们,筹安会的人。

我之所以决定不去鲁莽地提倡改变国家形式,是因为多年来我心中装载着无以言表的悲伤和痛苦,认为自1911年的错误以来,中国未来的希望几乎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我们无力让共和国取得成功一直困扰着我,另一方面,不可能恢复君主制这一事实又让我苦恼。这种情形让我心烦意乱,有时候仿佛迷失自己。但由于整个国家似乎已处于绝望状态,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悲伤之上增添痛苦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不是发表悲观的感言,而是始终以励志之语提振我们的士气。在这方面,我已经倾尽全力。我的朋友徐佛苏先生在五六年前跟我讲,中国不可能逃脱革命,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成为共和国,成为共和国又必定让中国消亡。我一直在深思这些不祥之语,力图帮助国家摆脱他预言的这种宿命,但至今仍未找到方法。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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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俄乌战争

俄罗斯先前从乌克兰割走些土地,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次是大举入侵,意图灭国,让世人惊骇不已。记忆中上一场吞并别国领土的战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30年既是弹指一挥间,也是整整一代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在中国还没有用电脑,除了在学校里上计算机课的时间以外。互联网的出现,再加上其衍生的后来的自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获取资讯的方式。我都记不得有多少年没看报纸了,你呢?将来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报纸为何物。

好了,我想说的是时代在进步,文明在发展。不过说到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年代的普京这个人,他的意识还停留在前现代社会开疆扩土的殖民式思维。这是个奇怪而又危险的现象: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却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我不是主修政治,所以不确定是否能够以及应该如何去解开这个结。

去年2月,俄罗斯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在乌克兰边界陈列重兵时,人们都以为那不过是又一场讹诈,规模更大的一场讹诈。乌克兰人民还在歌舞升平,泽连斯基也不以为意。老实讲,我当时也不相信俄罗斯真的敢乱来。就算是犯规越界,充其量也不过是像先前那样,再割走些土地。这次人们算是记住了 Unexpected(出乎意料)这个单词。

俄罗斯的举动让人意外,乌克兰人民的反应也有几分让人没想到。面对力量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旁观者都以为乌克兰危矣,何况那之前刚出现阿富汗的总统弃国外逃的闹剧。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不再动情于心灵鸡汤、严辞厉语,事实上那些东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只是调侃的道具。毕竟客观状况相当于是小孩子对垒成年人;当时美国也建议泽连斯基可以考虑暂避海外,建立流亡政府。

乌克兰人民选择了抵抗侵略,泽连斯基也称得上视死如归。让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上个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只有4个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体会不出其中的分量:那是在生活、连生存都必须挣扎的同时还得抗击强敌。但即使在那种境况下,当时的政府和人民还是在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就连那些平日里扰民作恶、占山为王的各路土匪,也大都咬定的是打死我也不投降。

惨绝人寰的第2次世界大战终于硝烟散尽。1970年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面对犹太人纪念碑禁不住自发地跪了下去。后来人对他的这一举动的评价是:勃兰特跪下了,德国站起来了。前不久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今天的日本已经完全摒弃了军国主义,转而拥抱了现代文明。用中国的话讲,也算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对于战争的惨烈后果,早在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就记录了那份凄凉悲苦: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我没弄明白后来怎么出现了这一幕,普京为了支撑他的核讹诈,说什么这个世界没有俄罗斯民族就没必要存在。我粗略看了些相关文章及评论发言,没看到任何人讲消灭俄罗斯民族之类癫狂的话。不要说对俄罗斯民族,就是对亚马逊丛林中只有几十上百号人的原始部落,当今的人们思考的都是如何更好地保护他们,或至少是尽量不打扰他们。可能是因为普京常年生活在听不到反对声音而导致心理膨胀的畸形环境中,才会有这种心智不正常的痴梦臆想,以为可以绑架整个俄罗斯民族,对抗全人类。

我对俄罗斯蛮有好感。还记得在美国念书时有个俄罗斯同学,谦和有礼,乐于助人,讲一口几乎不带口音的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英语讲得这么好,他说是高中时就来了美国。期中他邀请我、一个美国同学、一个印度同学去看表演,说是俄罗斯国家艺术团碰巧来演出,所以他买好了票。我这才知道洛杉矶还有个俄罗斯人比较多的社区。在车上我开玩笑说,你来自俄罗斯,他(美国同学)来自美国,你们俩来自军事超级大国,我来自中国,他(印度同学)来自印度,我们俩来自人口超级大国,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吃饭时他跟我讲,如果暑期我要回中国,他希望跟我同行,先游览中国的几个城市,然后再回俄罗斯。只不过那年我没有回国的计划,所以未能跟他成行。

我通常是把车载收音机调放到 NPR 频段,在洛杉矶是 KPCC,最近改名为 LAist。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播出了一档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栏目,说是目前有为数不少的国际志愿者,在乌克兰的战争环境中执行人道救援和其它工作。在问到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一名受访的志愿者说:战争总会结束,家园终归要重建。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个年轻人在战争环境中讲话时语调也很平静,不带激昂,亦无忧惧。是啊,战争总会结束,无论以何种方式,或遥远,或临近。

接下来主持人讲,俄罗斯士兵占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城镇后,从那里打电话给家乡的父母。有很多电话都被乌克兰方面截听,接下来要播放一些截听的电话录音。俄语我听不懂,不过有英语的同声翻译和旁白、以及录音之间主持人的解说。在不少的录音当中,这些俄罗斯年轻人都有意无意地跟父母提到,自己目睹了战友的离去或者是自己打死了人。我认可主持人的这段解说,虽然从法律上讲,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已经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但实际上从心理上讲,他们还都是些大孩子。他们可能也是无法纾解心中的压力、惶恐、或者是别的感受,所以在电话上故作镇静地跟父母提及。

几乎所有的父母在这种时候都是把这个沉重的话题岔开,说些别的事情。不过有一位俄罗斯母亲例外,她没有讲话,沉寂下来,让我一度以为广播电台的信号出了问题。大概过了二、三十秒钟,传来她呜呜的哭声,并且一直哭个不停。这个俄罗斯年轻人显然也不知所措,只是不停地呼唤“妈妈,妈妈”。我的语文水平还不够好,不能够精准地描述那种场景。因为是录音,我也没办法将其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到网上。总之,将心比心,我这个万里之遥的听众心里也很不好受,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或者说是五味杂陈。

因为坐在车里听这档节目,那天直到下午3点多钟我才下车去买午餐,好在也没觉得饿。一边走着,虽然沐浴着南加州春日的阳光,心里也忍不住咒骂几句普京发动的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也不确定那位俄罗斯母亲为什么一直哭个不停却又不说一句话,是因为孩子在战争中的行为让她自己心中有负罪感,还是担心在下一场战斗中失去她自己的孩子,拟或是我们作为非当事方完全想象不出来的其它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场战争已经深刻地伤害到她,她憎恶战争。事实上所有人都憎恶战争,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战争扭曲人性。

April 2023
Los Ange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