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共和而抗争‹译›-Ch.10–1

10. The Monarchy Movement Is Opposed
君主制运动遭到抵制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 学者梁启超的诉求 ◊

我们已经在几个地方提到学者和文人诉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非凡作用。有必要回溯到罗马帝国诞生的时代,提及了不起的西塞罗,来理解才华横溢者的声音对国家的影响有多大。梁启超,差不多45岁的一个男人,早以其文学造诣和知识技能而闻名,他虽然没有掌握任何西方语言,却已经将欧洲政府的理论和实践详述给国人同胞。他的大脑创造出许多准确表达议会政府的词句,他的心理状态随着当今中国的成长而进步发展,绝妙地适应了20世纪的要求。他是1898年维新的一名参与者——康有为带领下的少数专注者之一,他们说服苦命的光绪皇帝,面对满清官吏的激烈反对,几近成功地推行了让国家走向现代的政策;梁启超呈列出所有合理的论据,反对袁世凯筹划施行的复辟行为。他明确知道该向哪里出击——以及用多大的力量;将自己的全部热忱投入其中。当局逐渐得知他正在为中国人准备这份简报,极力阻挠他发表这种会造成大麻烦的言论。有影响力的代表被派去恳请他记得中国所处的险峻的国际局势——如果产生更多的纷争,将导致灾难爆发。梁启超一度犹豫是否应该要发起反击。最后共和党说服他对于专制君主必须挞伐;于是才发表了这份驰名的对共和国总统的谴责。

发表后的效果立竿见影,影响深远。人们明白武力反抗已经提上日程。这份非比寻常的文件中洋溢着近乎圣徒般的热情,表现出独特的义愤填膺之感。对墨西哥迪亚兹政权的精辟分析,加上他影射袁世凯的方式——假装在审视墨西哥的作法,赢得了喜欢旁敲侧击的民族的掌声,足以证明重大的抗争正在酝酿。这份文件在整个中国传阅,人们交口称赞。尽管受到翻译的影响,但仍然少见地引人入胜,折射出中国人的智慧;其中包含的对政治术语的详尽查考显示出,有朝一日中国人将把他们的创新才智拓展到迄今从未涉足的领域。特别有趣的是将这个人的论点与杨度之流的颓废论点进行对比。

从共和制到君主制

在我展开讨论之前,我想说明两点。第一,我不是那些偏听偏信、痴迷于共和主义学说的革新者之一员。 因此我对共和政体没有偏好,对其它政体也没有任何赞成或反对的偏见。这可以通过我过去10年的文献作品来证明。第二,我不是那些器重王朝统治的资深保守派之一员。那些只是尽力安于现状之人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想要不偏不倚地考虑国家的当前局势,他必须不理会任何特定家族的兴衰。只有认识到这两点的人才能真正理解我的观点。

一、国体的问题

很久以前还是政治学生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只关心政体,即政府的形式,而不是国体,即国家的形式。不要以为这一点微不足道,它是所有政治批评者应该遵循且永不偏离的一条原则。政治批评者不应该也不能够影响到国体这个问题。他们不应该影响国体,是因为只要国体的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政府职能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就谈不上政治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政治问题需要讨论(在这里政治这个词实际上是指行政)。如果政治批评者干涉国体问题,他就会把国家带入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从而损害人民的根基。那样的批评者好比一个人试图不上台阶就进入到房子里,或者是没有船就想过河。

他们不能够影响到国体的问题。驱动和引导某种国家形式发生改变的力量通常不仅仅源自于政治。如果时机不成熟,批评者的宣传鼓动再多也不能加快其进程。如果时机已经成熟,无论批评者说什么都无法阻止它。政治学生沉溺于讨论国体问题——即国家的形式,是尚未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和能力。对于忙碌活跃的政治家和批评者来说,这种说法也符合实际;因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寻求改善和推进现有政府的执政基础。越过这条线一步就是革命和阴谋,那不是端正活跃的政治家或从政者的态度。这是从消极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积极的、进步的角度来看,同样有一个边界。在某种政府形式下的政治活动,在对立的政府形式下也是政治活动。但这些不是政治原则问题。只有当一个人背弃了他珍存坚守一生的理念时,才会产生原则问题。所以通用普适的大原则应该是,只审视政府形式的实际施政状态,而将纯粹的国家形式留在幕后,所有政治批评者都应该遵循这条原则。

二、反对改变的理由

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达不到理想完美;其存在的理由只能通过所取得的成就来判断。依据理论结果作基础来人为地裁决应该接受和抛弃什么是愚蠢之极的举动。仅只是愚蠢并不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但如果某人对某种政府形式有偏爱,并且为了证明其观点正确而人为地制造声势,那么对国家的危害和损伤将是不可估量的。出于这个原因,我的观点一直是不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但我一直反对任何人宣传推崇我们现时生活之外的政府形式。过去我反对那些在国家尚处于君主政体之时努力传播共和政体的人,我写出来的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不少于20万字。即使到了革命爆发后9个月,我仍然发表了一本题为《新中国建设问题》的小册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尝试表达维护旧政体的观点。

我对当时的帝王家族有什么义务吗?它不是尽其所能地迫害和羞辱我吗?如果没有发生革命,我可能直到今天还在流亡。我不是小孩子,我完全清楚当时的政府带给人民内心的失望。我还是冒险承受整个国家的反对,试图延长那个垂死王朝的寿命。我没有其它的想法,只是想,如果在当时现存的政府形式下,整个国家能够齐心协力改善政务管理,我们就有实现心中希望的可能。我之所以心存那种想法是因为国民还没有被引导接受改变。如果在引导国民接受并习惯新的秩序之前就改变国家的状态,那么几年过渡期间的危险和困难将是无法预料的。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国家的毁灭。即使我们幸免于国家灭亡的悲剧,政府职能迟滞所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可挽回的。回忆过去的经历很痛苦;如果读者们再次阅读我在1905年和1906年期间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那些文章,他们会发现共和国经历的所有苦难都印证了彼时的预言。灾难发展的不同阶段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一段接一段地展开。很遗憾我的话没有得到重视,虽然我曾经哭泣恳求。那就是国家状态发生改变——国体改变——的后果。

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平复喘息,再次改变之说又甚嚣尘上。我无法准确地讲这种谈论是如何开始的。从表面上看,它是源自于古德诺博士的言辞评述。但我无法得知古德诺博士是否真的发表了那种观点,以及表达那种观点的目的。他告诉一位北京的报社人士,自己从未表达过归咎于他的那些观点。尽管如此,我仍然禁不住心生疑窦。古德诺博士所讲的都是抽象地谈论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点,比如国家的形式(国体)必须适合一国的总体状况,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南美洲各个共和国学到的教训,实际上都是非常朴素的要点,很容易推导。好生奇怪的是,如此众多的政客和学者,多如森林中的树干和河流中的礁石,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些简单的要点;现在突然间又热衷于这些浅显的道理,因为这些浅显之理出自于一个外国人之口。难道是因为除了外国博士就没有其他人能够发现这些事实?为什么即使像我这样卑微的学习者,虽然学识甚至不及这位优秀博士的万分之一,在十多年前还是预见到了他所说的;并且我说得更丰富、更全面。我不想谈论自己的文章,尽可让读者们去浏览《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新中国建设问题》等,不一而足。遗憾的是我没有蓝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因此我说的话不被国人接受!

三、已裁决的事项

我不是说不应该讨论共和制度的优点或其它方面,但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刻已经过去。讨论这些问题的最佳时刻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1911年;从那以后的进一步讨论不应该被容许。如果重提这个问题发生在扬子江上的湖口爆发二次革命之前,或者是在总统正式宣誓就职之前,或在各国正式承认共和国之前,可能还会找到些理由;即使是发生在那些时候,理由也显得苍白无力。你们那时候在哪里,君主制的拥护者?难道你们当时没有把世界上某位大学者的文章拿出来作为讨论的主题?难道你们没有引用美洲共和国的案例,警告我们这些共和国绝不是和平的?然而当时的裁决先生们每天都在推进共和事业,声称共和主义是世界上所有政府的灵丹妙药,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是新元素,像我这样卑微无知的人,当时身处异国他乡,满心忧虑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撰文支持自己的观点,流泪到眼干。

难道你没有认识到国家之事非常重要,不应该随意打破其宁静?你怎么可以权且当作试验,如同把钱匣子放入废弃的洞坑,嘴里还念叨:“让我暂时把它放在这里,以后我会保管好它。” 国家的情形可以比作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期间须得格外留意。女士得留心察看是否值得将这个男人作为人生伴侣。在此期间,她的亲戚朋友有责任向她指出任何可能的担心或误判,即使会拂其心意。如果在此阶段你不闻不问,本来你有充足的时间改变她的前路,甚至明知不相容还鼓动她打结成婚,那么其后你有什么权利去责怪她不应该与那个男人结为终身连理?这样的作法是善意之举吗?

如果共和事业真的是足以造成国家的毁灭,那么现在拥护君主制的你们当初就是把国家置于无望独立的境地。你们就是那些竭尽所能灌输和逼迫接受共和制的人。谚语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个人能活多久,你们不满足于犯下一宗大罪,又要再次作恶。共和国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作为资深共和主义者的你们,今天带头鼓吹推翻共和国。是的,我曾经反对共和事业,现在反对你们,这很有些奇怪。没有什么更奇怪之事,没有什么事情如此重要。

我们时髦现代的批评者说,我们更偏好君主立宪制,而不是独断专行的共和制。我们是否在按照宪法行事是跟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而我们是不是共和国这个问题与国家的形式或状态相关。我们始终认为,国体问题超过讨论的范畴,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行政管理的现实状况。如果管理部门(政府)依宪行事,那么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无关紧要。如果政府不遵守宪法,那么共和制和君主制都无济于事。因此国体问题和政体问题没有联系。有种荒谬的说法是,为了改善行政管理,我们必须改变国体——国家的状态或形式。如果这种想法被接受片刻,那么即使是宪政国家也将无休无止地变来变去。令人好奇的悖论是,批评者们过去说,只有共和制而不是君主制才可能合乎宪法;现在他们反过来又说,只有君主制而不是共和制才是合乎宪法的!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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