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摘
| How the US Neoliberal Shift Fed China’s Rise |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转变如何促进中国的崛起 |
| By Shannon Tiezzi / March 19, 2024 | 作者：夏伦∙蒂兹 / 2024年3月19日 |
| Elizabeth O’Brien Ingleson discusses the intersecting economic interests in China and the U.S. that transformed global trade starting in the 1970s. | 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尔森谈论1970年代以来已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中美之间相互交织的经济利益。 |
《外交官》是首屈一指的着眼亚太地区当前国际事务的杂志。自2002年推出以来，《外交官》一直致力于对亚洲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高质量的分析和评论。《外交官》对于地区问题的深入探讨延及一众有影响力的评论员、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人士。《外交官》提供以下方面的专家报道：
- 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趋势
- 国防和情报
- 环境、人类安全与发展
- 艺术、社会趋势、及流行文化
夏伦∙蒂兹是《外交官》杂志的主编。她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撰写关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国内政治、及经济的文章。夏伦此前曾在美中政策基金会作研究员，主持每周电视节目“中国论坛”。她有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从威廉玛丽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夏伦还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
1970年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和解系由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尼克松政府的策略是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不过长远看来，最大的后果可能体现在经济上。中美贸易线路的重新开放最终已重塑整个全球经济，让中国变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淘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作。
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尔森在她的新书《中国制造：美中利益融合改变全球贸易》中深入探讨这一巨大转变。在接受《外交官》采访时，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英格尔森阐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向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如何改写中美贸易的动态——最终到中美关系。
“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她解释道。那就是在太平洋两岸的董事局会议室和工厂车间展开的故事。
[提问]：纵览中美贸易关系经常着眼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尤其是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方针。但你认为“美国经济的转型对于中国最终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两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是如何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学者正在费力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早期在学者中的争论试图理解肯尼思∙彭慕兰所描述的18世纪中叶以来西北欧和东亚在工业化方面的“巨大分歧”。最近，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融合”的概念，籍以理解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转型的有用框架；最好的标签可能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融合”。邓小平在1978年底宣布的改革开放在这些叙述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有充分的理由。1978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个过程确实非常重要。但主要关注中国的学者往往较少留意中国开始参与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因此，我的兴趣是把这两种动态结合起来：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变化。我发现，甚至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前，中国的改革者就开始尝试将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与美国正在国内展开并在1970年代加速的进程相结合：通过廉价的离岸劳动力和新兴供应链实现制造业的国际化。
在与中国的贸易重新开放之前，美国的企业界人士已经开始缓慢地将其制造业国际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转向日本和台湾等非共产主义来源地。1970年代，中国领导人开始顺应这些新兴动态，并在此过程中缓慢超越了长期分裂中美的冷战分歧。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冷战结束于1980年代末，当时苏联开始解体，美国领导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运行原则。但就美中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并没有伴随两国中某个国家的系统性崩溃。相反，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利益逐渐融合，两国之间的冷战分歧在1970年代逐渐消散。
如果不探索两个国家的各项决定和行动，我所讲述的历史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深入观察并适当考虑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无法理解美国企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发生的变化。反之亦然。要理解中国实用主义者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需要了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从那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故事——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贸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提问]：你书中的中心主题之一是，美国的企业人士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转变十分重要：从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美国企业界的那种看法转变如何与中国政府当时的目标相契合？
是的，几个世纪以来，企业界人士在中国看到的是消费市场的巨大前景，有个美国商人在1930年代曾将其表述为“4亿顾客”。对他们来说，跟中国开展贸易意味着扩大出口。197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商共同重新界定了中国市场的含义。他们开始培育外包制造工作的新路途——俗话所说的8亿工人。
当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争论如何加速中国工业化的方式之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尝试利用出口产生的现金来资助其发展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出售纺织品和原材料来购买工厂、飞机等。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蕴含生产廉价制成品的潜力，这些制成品可以销往美国和其它地方，进而产生购买基础构件所需的资金，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
“契合”已经发生在制造业中。随着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务国际化到世界其它地区，他们开始认为中国有潜力加入——并促进——这一进程。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但确实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于是中国实用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开始并行不悖。这种并行的结果是“美中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设——不再是有4亿顾客的中国市场，而是提供工人的国度。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努力曾经遭到强烈的抵制。1970年代在中国是一段伴随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笼罩在毛泽东患病并最终于1976年去世的阴影中。无法确定1970年代的这些停滞不前的作为是否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视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自然或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对贸易关系的抵制及其伴生的问题正说明此过程并非必然：贸易很困难，利润也完全不确定。
[提问]：你注意到在中美重新接触的初期，“两国领导人都理解并把贸易用作外交工具，但方式却截然不同。” 他们在方式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今天仍然是这样吗？
中美贸易的最初几年是在那段奇特的和解时期发展起来。尽管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于1972年在北京举行了戏剧性的会晤，但直到两位新领导人——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上台后，两国才最终于1978年12月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把贸易当作某种激励——但呈现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时点。美国在外交全面正常化之前将其作为鼓励，以表明其对和解进程的承诺。中国在地缘政治谈判改善之后把贸易作为提供的某种奖励。
这些不同的态度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相互补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体现出外交上的重要性。1970年代出现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是贸易失衡偏向有利于美国。中国的进口总额大于其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随着外交在那个10年的中期开始陷入停滞，中国官员希望纠正这个问题。作为回应，美国的外交和商界领袖努力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他们自认为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于促进同时展开的外交努力很重要，所以才这样做。不过这符合——并帮助发展起——美国资本主义者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融合。
缘于1970年代发生的变化，如今的动态变得更加复杂。制造业的国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与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后新冠时代，我们都熟悉供应链在全球制造和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但贸易的政治性仍然明显受到国家形态的约束。如果“中国制造”代表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那么“美国制造”的影响也可以用国家形态来反击。
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先进的“美国制造”所催生的国家自豪感相结合，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致胜组合。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通过的第一项行政命令被戏称为“美国制造”。它要求联邦机构更多地使用美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不过，该项行政命令的细则透露出当前原产国标签背后的混乱状况。即便只有55%的零部件在美国境内加工制作，他的“美国制造”计划所设定的标准就算已达到。
因此，1970年代把贸易用作政治工具的作法——在今天的背景下那通常意味着征收关税——不会像50年前那样对中国产生影响。比如，尽管现在征收关税，但中国制造的半导体越来越多地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这段历史揭示的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导致我们走到今天的各种因素。最该关注的是：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提问]：自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以来，贸易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不过到今天，华盛顿越来越多地透过国家安全的棱镜看待贸易；“去风险化”是当今的主流。1970年代是否存在类似的担忧，当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支柱正在建立？
在1970年代，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肯定存在于华盛顿的某些地方，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出售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但这些担忧越来越成为少数派，而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日益加剧的恐惧。从那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的冷战在中美关系上是如何结束：紧张局势缓慢消退。
从2024年回头看，中美之间的这段利益交汇的历史读起来越来越像关于远古从前的故事。但当我在2010年代初开始这项研究时，仍然存在各种希望：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可能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地缘政治关系。10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经过这段期间，伴随着研究和记述不同的10年，我真正认识到，那些比其他人掌握更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他们的决定——及共同愿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催生多大的变化。
[提问]：少数几家机构准确预见了中美经济融和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劳工团体是其中之一。劳工团体在多大程度上特别担心中国，而不是更宽泛地担心制造业向海外无论何处转移的趋势？
中国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其人口规模显著放大了发生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更大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在1970年代是不可能认识到中国会真正成为如此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国。中国当时极度贫穷，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非必然的另一条关键原因。但那时候确实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制造业转向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时刻。
对中国担忧最强烈的是美国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劳动者几乎全部是有色人种女性，之所以她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关注，这是一条重要原因。她们不是在1970年代的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汽车和钢铁行业的戴着安全帽的那些人。但更重要的是，纺织业的许多白人男性领导者——代表这些有色人种女性——寻求对华贸易限制时在呼吁市场秩序，而不是保护美国工薪阶层的根本性改革。
对于纺织行业的许多人来说，转向海外廉价劳动力的想法本身并不是问题。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朝向外包制造的平稳过渡，让管理人员有时间调整生产线以适应海外廉价劳动力。他们特别担心中国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架构让中国更容易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倾销廉价商品。倾销具有破坏性；让美国纺织业管理者更难于缓慢平稳地转向海外劳动力。
最终，中国领导人得以让其人民摆脱贫困，作为代价牺牲掉的，是美国未加入工会的领取最低工资的纺织工人、以及后来的其它行业。对美国工人造成那样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美国那些行业领袖和企业高管的决定、以及华盛顿的立法助推。因此，美国的公司和企业界人士是中国工业化和美国去工业化的中枢立轴。
在美国，这是劳动力群体的去工业化。194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在继续制造商品。事实上，直到2010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那之后维持在仅次于中国的状态。1970年代在美国下滑的并不是制造业，而是该行业的就业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制造过程中采用新技术、制造新型高科技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如今，华盛顿持续关注“中国制造”的威胁，兜售美国不再是制造业国家的幻象，并在此过程中排除掉企业决策——追求低工资胜过所有其它——的责任。因此当前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而是催生出这些行为的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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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diplomat.com/2024/03/how-the-us-neoliberal-shift-fed-chinas-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