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共和而抗争‹译›-Ch.10–2

10. The Monarchy Movement Is Opposed
君主制运动遭到抵制-2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四、总统和宪法

在讨论批评者的观点是否合理之前,让我对于什么是宪法给出简单的定义。我的反对者想必也会同意,宪政的主要原则是立法机构应该始终制衡行政权力,行使行政权力总是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还会认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的最重要特点是,君主应该只是有名无实的领导者,组建一个责任内阁是不可或缺的伴随程序。如果认可这些简单的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出见解来讨论。让我们先看谁将成为君主这个问题。直白地讲,我们心目中的君主候选人是这位总统吗?还是其他某个人?(鉴于总统反复声明他绝不会同意转变成为皇帝,我的这种联想是对其名誉的严重侮辱,在此恳请原谅,因为这只是猜测和假设。)如果我们发现另外的某个人适合作君主,那总统怎么办?总统长期以来承受着国家的重担,就他自己而言,当然会很乐意腾出职位去过退休生活,但我们能想象人民会同意总统退休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要求总统在有名无实的君主之下组建一个责任内阁?即使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总统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乐于舍弃自己的本意而顺应人民的愿望,如果让他——整个国家都仰赖之人——受制于议会,那也将真是危险。所以,让总统之外的其他人作君主进而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点是错误而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应该让这位现任总统来作君主吗?当然总统不会同意这种作法。我们暂且假设总统考虑到国家的长远福祉,乐于舍弃一切来满足人民的愿望,我们是否期望他只作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套用西方的说法,有名无实的君主只是一头肥猪、一只豚鼠、一件昂贵的装饰品。在情况如此危急的关头,把这么重要的人物放在那种闲职上是否明智?

即使我们愿意让总统成为有名无实的领导者,能否组建起一个责任内阁仍然是个问题。我不是说总统不允许在他之下存在一个责任内阁。我的意思是,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威信和能力来接管袁总统的职责。谁能够接替这位大总统打理我们面对的诸多困难?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普通人让他担此重任,我们将会发现,他除了缺乏胜任职务的能力之外,缺乏绝对的影响力将让他无从行使权力。为了满足当前局势的要求,内阁制被改成了总统制——弱势政府的绝佳替代品。未来两三年的情形跟现在不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那种鼓吹国家形式改变之后,政府管理一夜之间就会变得更好的论点,即使不是欺骗普通民众的邪恶谎言,也是书呆子的无稽之谈。相应地,宣称只要总统同意作君主就可以立刻实现君主立宪制的论调也是荒谬虚妄的。

那些将立宪作为君主制盾牌的人是否对“宪法”有不同的定义?满族)王朝认为自己在最后的日子里制定有宪法。我们是否认同?我还会问那些批评者,他们如何能确保,只要改变国家形式,宪法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生效实施。如果不能给出任何明确的保障办法,那么他们所倡导的只是绝对君主制而不是君主立宪制。因为它不大可能是君主立宪制,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它将是皇权专制。出于对专制弊端的厌恶,我不认为将共和国变成皇权专制是明智的计划。由于各种不可避免的因素,尽管会有激烈的反对,在共和制国家短时间地采用专制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当前的批评者提出的计划要付诸实施,即在承诺立宪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同意采取君主制,那么在过渡时期必须明确向国民承诺,立宪政府将成为现实。如果在作出承诺后,又声称现有局面证明继续采用专制手法正当有理,恐怕整个国家都不会容忍这位总统。表面上粉饰为立宪政府,实际上以违宪的方式维持统治,是清朝垮台的原因。前车之鉴并不难理解。让我们引以为戒。

五、君主制拥护者的谬误

另一方面,如果当前的批评者真的渴望宪政,那么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在共和制之下达不到,而必须通过君主制以迂回的方式来实现。在我看来,目前在中国达成宪政的真正障碍是现有的状况,即官员的态度以及国民的传统思想和心智水平。但是这些障碍并非源于采取共和制;因此也不能指望它们会随着共和制的退出而消失。比如上至总统下至京城和各省的所有官方机构的小官员,每个人都设法游离于法律之外,认为率性而为才方便实用。这才是宪政的最大障碍。这与国家形式是否改变有什么关系吗?再者,国民缺乏对于政治事务的兴趣,缺乏政治知识、政治道德和力量,以及他们无力组建政党来让不可侵犯的议会发挥作用,也是实现宪政的困难。这些事情与国家形式的改变有什么关系?如果要逐一列举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得反复屈指掐算,无法穷尽。不过很明显,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可归因于共和主义。

鼓吹在共和制下无法完成的事情可以在采取君主制之时立即实现,或者是在君主政体之下能够做到的事情放在共和时期永远无法达成,都超出了像我这样的愚钝之人的理解能力,尽管我力图在脑子里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真的渴望宪政,总统应该以身作则,尊重《宪法条约》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促使其下属也这样做。条约的每个字都须得到执行,不得试图超越其限制。

同时为国民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让他们熟悉政治事务,不要压制人民的愿望、削弱他们的力量、侵犯他们的利益、伤害他们的自尊。几年之内我们就会收获到成果。如果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徒劳地责怪国家形式,那么就如同朱子{即:朱熹}所说,我们就像一条船在埋怨河道太弯曲。

那些主张改成君主制的人最有力的论据是,在总统选举期间很可能会发生骚乱。这的确是一个危险因素。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十年前我不敢加入共和制拥护者的行列。如果批评者想要在这一点上攻击我,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建议他们无须另外写文章,只需要重印我从前的作品,我认为这样会更有效果。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相对有效的补救措施。因为根据最新的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实际上变成了终身制。因此在总统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现这种危险。我们担心的是现任总统去到另一个世界后这里会发生些什么。当然这是一个我们不希望触及的问题;但是既然每个人、即使是教主到某天也必定会死去,那么让我们直面这件事情。如果苍天保佑中国,让这位大总统能够为国家奉献十年或更长时间——在此期间,他将能够维护政府权威、清理官场、储备力量、稳固国家、消除所有隐患——那么不存在选择共和制或君主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苍天不肯如此眷顾我们,在大总统使命未竟之前就将他带走,那么中国的命运已然注定。无论如何改变国家形式都于事无补。因此中国能否安宁完全取决于大总统的寿命以及他在有生之年的成就。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结局都一样。

你还怀疑我的话吗?让我给出更深入的分析。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区别仅在于国家元首的继承方式。很明显,虽然在元首的有生之年可以制定出某种继承法,但是继承法在元首过世之前都不会生效;其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取决于两个因素:(1)前任者的功绩和个人影响力在他过世后是否继续起作用(2)在元首过世之时是否有胆大妄为、桀骜不驯的挑战者,如果有,这种人有几个,他们提出的争议点是否有充分的依据。将这些作为分辨未来的依据,无论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我们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六、总统选举法

然而总统选举法规定,继任者应由其前任提名,被提名者的名字将被锁在石头房子的金盒子里。总统现在可以一方面扩展他的功绩,增强他的个人影响力,以便整个国家都甘愿服从他的意志,即使在他过世后也不打算违背他的遗愿,另一方面,总统可以悄悄地查明可能导致分歧的原因,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预防和消除纷争。如果争议的根源在于法令,那么修改法令,使其不会被可能的挑战者用作工具。如果争论的焦点在于某个人,那么栽培那个人,引导他追求公义,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以免受诱惑。与此同时,让总统仔细挑选最终可以担当国家重任的继任者(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可以自由地提名他喜欢的任何人,不论是自己的儿子还是其他某个人)。让被提名者担任要职,以便吸引公众的注意。给予他实在的权力,让他建立自己的影响力。把他的名字放在金盒子里其他无足轻重之人的前面。这样等到打开盒子之时,绝对不会有争议的理由。

如果每任总统都这样做,那么这套制度可以沿用数百年也不必担心会中断。否则我们的帝王制度将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处依附,那种情形简直不敢想象。纵览中国历史,会看到无数次在帝王统治时期,王子们在皇宫内鏖战,而他们的父皇的尸骨还在大厅中尚未下葬。由此可见,无论是共和政体还是君主政体,国家安宁与否的内在原因并不在于宪政的形式。

七、独裁者迪亚兹的例子

批评者提出墨西哥的例子——那里的竞争对手一直在争夺总统职位,以及中南美洲各个共和国及葡萄牙的内乱,力图作为无懈可击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共和制不如君主制的论点。我估计这些批评者的看法是,如果这些共和国都改成君主制,那么所有这些混乱都可以避免。让我来告诉他们,迪亚兹统治了墨西哥三十年,去年五月才死于流亡途中(我不肯定准确的月份)。如果墨西哥的战乱真的是因为继承问题,那么这场争斗应该等到今年才开始。事实上,如果有必要采用君主制来避免这种混乱,同时假设三十年前迪亚兹有一个像古德诺博士这样的人来提出这种建议,有筹安会这样的人来鼓噪传播,再假设迪亚兹大胆地接受了建议为自己建立起一套帝王体系,那么墨西哥就会有持续永远的和平?

如果迪亚兹登基称王,我很肯定,早在他的帝王制度生效之前,或者是他自己成为新王朝的骄傲创始人之前,他就会流亡国外。他的帝国宪章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迪亚兹终其一生也没能阻止叛乱,我们如何期望一套空泛的帝王制度在他离世后能防止纷争。即便是小孩子也能看到这一点。无论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墨西哥的骚乱都无可避免。为什么?因为迪亚兹戴着共和国的面具,实际上在扮演暴君的角色。在任职的三十年里,他从未致力于强化国家的根本,而是费尽心机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集结了大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威慑人民。由于担心军队可能变得傲慢不听指挥,他挑拨起内部分歧,以便自己可以玩弄他们于股掌。他驱逐了所有反对者,只依靠武力。对于那些真心爱国的人士,迪亚兹要么通过收买来腐蚀他们的品格,要么将他们暗杀。他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随意地从外国资本家那里借债,而对于墨西哥人民则横征暴敛。人民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国家的资源枯竭,最终造成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十年前我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迪亚兹是个举世无双的欺诈之徒。我当时说过,墨西哥在他身后将举国遭难,整个国家将沦为一片黑暗之地。(我的朋友汤觉顿先生在墨西哥内乱爆发之前也写过一篇相同主题且更全面详实的文章)。迪亚兹幸亏是戴着共和主义的面具,正因为此,他才得以篡位并担任总统三十年。如果他试图登基作皇帝,很早以前就会消失无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其它共和国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的总统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军事力量用来作为总统席位的垫脚石。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军事野心家现身。国家不适合共和制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不认同这是唯一的原因。

至于葡萄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共和制的确没能阻止内部动乱;另一方面,葡萄牙正是由于内部动乱才转变成共和制,内部动乱正是在君主制期间开始的,难道这些不是事实吗?认为共和制肯定会导致骚乱而君主制必然会确保和平有序,这种想法很荒谬。波斯{即:伊朗}不是君主制吗?土耳其不是君主制吗?俄国不是君主制吗?去阅读他们近几十年的历史,看他们有多少年的和平。这些国家没有总统选举。为什么那样的动荡不安呢?

还有,为什么五胡十六国时期五代十国期间的国家状况跟墨西哥当前的局势一样悲惨凄凉,尽管当时没有总统选举?在引用客观事实作为例证时,批评者不应该任由其个人好恶来支配选择。那种作法只能欺骗自己而无法欺骗他人。冷静地讲,任何国家形式都有可能收获成功的治理或者引起叛乱。十次叛乱中有九次是由于政府管理的原因而不是国家形式。不可否认,当国家形式不适合国民的状态时,反叛和纷争的几率会更频繁、更容易发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从前不提倡共和主义;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是共和主义的盲目信徒。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们,筹安会的人。

我之所以决定不去鲁莽地提倡改变国家形式,是因为多年来我心中装载着无以言表的悲伤和痛苦,认为自1911年的错误以来,中国未来的希望几乎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我们无力让共和国取得成功一直困扰着我,另一方面,不可能恢复君主制这一事实又让我苦恼。这种情形让我心烦意乱,有时候仿佛迷失自己。但由于整个国家似乎已处于绝望状态,我得出的结论是,在悲伤之上增添痛苦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我不是发表悲观的感言,而是始终以励志之语提振我们的士气。在这方面,我已经倾尽全力。我的朋友徐佛苏先生在五六年前跟我讲,中国不可能逃脱革命,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成为共和国,成为共和国又必定让中国消亡。我一直在深思这些不祥之语,力图帮助国家摆脱他预言的这种宿命,但至今仍未找到方法。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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