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博克校长、鲁登斯坦前校长、即将上任的福斯特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察团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特别是各位同学：

我等了30多年，终于可以说了：“父亲，我一直跟你讲，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份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 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明我有一个大学学位，这真让人高兴。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直接就拿到了学位。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让我有资格代表这特别的一类学生发言… 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不过我还要提醒大家，我让史蒂夫∙鲍尔默也从商学院退学了。我做了个坏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的入学仪式上演讲，那么今天来参加这场毕业典礼的人也许会少得多。

哈佛生活对于我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令人着迷，我时常去旁听我没有选修的课。宿舍生活棒极了，我在拉德克利夫的柯里尔公寓过着快乐的日子。总是有很多人在我的寝室里一直呆到深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不用担心第二天要早起。这让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守己的学生的头目。我们粘在一起，坚持着我们的反叛。

拉德克利夫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并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类型。这给我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如果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但是在那里我体验到了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能保障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记忆发生在1975年1月，我从柯里尔公寓给位于阿尔伯克基的一家公司打了电话，那家公司正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说我可以卖给他们软件。我担心他们可能会发觉，我只是一个住在宿舍里的学生，会挂断电话。还好，他们只是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一个月后再来找我们吧。” 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还根本没有写出软件来。从那一刻开始，我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个课外项目标记了我的大学生活的结束，以及不平凡的微软旅程的开始。

我对于哈佛的记忆，首先是四周充满了活力与智慧。有令人振奋的，有咄咄逼人的，也有令人泄气的，但永远充满了挑战。那是让人惊叹的荣幸——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我在哈佛的时光、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不过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大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们在健康、财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这种不平等让许多人濒临绝望。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也接触到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新进展。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是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如何应用这些发现来减少不平等——不论是借助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只是朦胧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许多年轻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一点也不知道，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描述的贫穷和疾病当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这些事情。

各位同学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比起以前的学生，你们更了解世界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这种不平等，并寻求解决之道。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星期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每个月有几美元可供捐献——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于梅林达和我，这也是同样的挑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为最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帮助？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梅林达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说的是在贫穷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是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疾病我从未听说过，轮状病毒，每年夺走50万儿童的生命——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以为，如果数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的头等大事理应是开发和运送药物去拯救他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物，并没有送到他们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获悉某些生命被视为值得挽救，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恶心难受。我们对自己说：“这不应该是真实现状。如果这事实存在，那么它值得我们首先为之付出。”

于是我们用任何人都可以采用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很令人难堪。市场没有回馈拯救这些儿童的努力，政府没有提供补助。于是这些儿童死去，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市场上没有力量，在制度上发不出声音。
但是你和我可以。

我们可以让市场力量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能够延伸市场力量，让更多人获取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同时服务于那些正遭受极端不平等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办法，既可以满足穷人的需要，又可以为企业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条可以减少世界不平等的、可持续的道路。这项任务是开放式的，它永无止境。而任何迎接这项挑战的、有意识的努力，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我很乐观，我们能够做到，不过我也与声称没有希望的怀疑者谈论过。他们说：“不平等自太初就跟随我们，并将跟随我们到最后——因为人们根本就…不…在乎。”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此刻所有在这里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都目睹过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但我们没有援手——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供帮助，我们早就行动了。改变这种状况的障碍，不是人性的冷漠，而是问题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爱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找到答案，评估结果。但是问题的复杂性阻碍了所有的三个步骤。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的新闻播报，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仍然十分困难。当有飞机坠毁时，官员们会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会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发生类似事故。

如果那些官员是彻头彻尾的坦诚，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里，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当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场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克服导致这0.5%的人死亡的弊病。” 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场空难，而是几百万可以避免的死亡事件。

我们没法了解这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因此这些事件停留在后台，很容易被忽视。即使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种状况或者读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本身就令人心痛，何况问题如此复杂，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将目光移开。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从复杂的状况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要让关爱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可行的方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询问“如何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催生行动——并且能确保来自全世界的关爱一点也不会浪费。但是问题的复杂性让有爱心的人们难以行动——也就让他们的爱心难以产生效果。

从复杂的状况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可预见的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探索适用于这个方法的理想技术，同时最明智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如药物般复杂，还是像蚊帐那样简单。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于是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都资助疫苗研究。但是研究工作可能需要十年以上，所以在当下，我们必须应用现有的方法——目前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追求这个目标重又启动了四步循环，这就是工作模式。关键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不要像20世纪对付疟疾和肺结核那样——因为太过复杂而放弃。

最后一步——发现问题和找到方法以后——是衡量工作成果，并将你的成功或失败与人分享，以便他人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能够展示有项目正在为几百万儿童接种疫苗。你必须能够展示因为这些疾病而夭折的儿童人数正在下降。这很关键，不仅为了提高项目效果，也有助于从企业和政府吸引更多投资。
如果你希望激励他人参与，仅仅有数字还不够；你必须传达这些工作的人文影响——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拯救一条生命对关联的家庭意味着什么。

我记得几年前去达沃斯参加一次关于全球健康问题的会议，讨论如何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几百万！想一想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带来的激动——再乘以几百万。…然而这是我参加过的最令人厌烦的会议——直到现在，厌烦得我无法忍受。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让人们因为软件而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拯救生命而带给人们更多激动呢？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影响，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仍然很乐观。是的，不平等一直都伴随着我们，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并不是一直都伴随着我们。这些工具是新近出现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把关爱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为什么未来会与过去不同。

这个时代不断涌现的创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终结极端贫穷，终结可预防的疾病导致的死亡。

60年前，乔治∙马歇尔来参加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宣布了援助战后欧洲国家的计划。他说：“我觉得一个难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提供的大量事件让大街上的普通人很难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已经根本不可能真正把握形势。”

马歇尔发表演说之后30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新技术开始萌芽，让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清晰、不再疏远。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变革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在于它缩短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让才华横溢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为解决同一个问题而共同努力——这就将创新的速度推进到令人震惊的程度。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网络让他们将天赋或者创意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条件上网，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人类如何互相帮助的革命。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找到解决方法、衡量工作成果，从而攻克乔治∙马歇尔60年前提到的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现在这个院子里的人——是全世界最睿智的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捐助者，已经运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这里和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生活。我们还能够多做一些么？哈佛能不能奉献其智慧改善更多人的生活，包括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哈佛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请求各位院长和教授——哈佛的智力领袖们：当你们雇用新教员、授予终身职务、评审课程、决定学位要求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应该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应该鼓励教职员正视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应该了解全球贫困的严重程度… 世界性的饥荒… 清洁水资源的匮乏… 失学的小女孩… 死于可治愈疾病的儿童？
世界上最有特权的人们是否应该了解最没有特权的人们的生活？
这些不是修辞学的问题——你要用你的准则来回答。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心中充满骄傲——从没有停止督促我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迎接新娘的仪式，在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她写给梅林达的、关于婚姻的信。那时候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她认为这是又一次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你得到拥有的越多，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想一想吧，在这个院子里的我们得到拥有了什么——天赋、特权、机会——全世界的人们都有权利对我们寄予几乎无限大的期望。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想要勉励各位今天毕业的同学，正视这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种深刻的不平等，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作为你职业的核心，那将会非比寻常。不过你不必一定要以之为职业。每周花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日趋发达的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问题的障碍，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要让复杂性阻止你，成为行动主义者；正视这些巨大的不平等，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生长在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技术。你们已经了解世界的不平等，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份了解之后，如果你再无视那些只需你举手之劳就可以改变其命运的人们，你将会受到良心的折磨。你们比我们得到拥有的更多；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期地坚持下去。

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你们怎么可以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反省自己凭借天赋和活力都做了些什么。我希望你们不是仅只用专业成就来评价自己，而是包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作出的努力… 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毫不相干的人们，他们与你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同为人类。

祝大家好运。

Bill Gates
June 7, 2007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go to / 阅读英文原版，请到
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07/06/remarks-of-bill-gates-harvard-commencement-2007
Translation is revised from / 翻译修改自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7/08/remarks_of_bill_gates_in_harvard_commencement_2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