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

中国人对于这场世界大战的态度、以及中国政府与交战双方之间的确切关系，已经被完全地误解。前文详尽叙述了这个阵痛中的共和国，对于那些已经理解其含义的人来讲，这种说法不会让他们感觉意外；因为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事务中完全没有条件做任何事情，除了扮演一个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角色。

当世界大战爆发时，中国仍处于国内困境的剧痛中，中央财政身无分文；袁世凯突然面对空前绝后的国际局势，虽然的确跟德国公使进行过谈判，要求取消胶州租约，但是日本于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就彻底抹除了他的试探性建议。事实上袁世凯丝毫没有预料到事态的骇人发展，日本和德国因为在中国的租借地上建立巡洋舰基地的问题爆发了战争；虽然他考虑过派一支中国军队参与进攻德国据点的可能性，但是从未酝酿成熟，而他后来的想法——特别是在山东划定所谓的交战区，没有国际价值，没有引起日本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关注。

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是对事态的发展趋势视而不见。在青岛沦陷以及接下来与日本发生纠纷——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混沌局势的复杂性——以后，某些想法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中国有影响力的阶层或许朦胧地希望德国以某种方式在欧洲重新强大起来，从而能够惩罚那个二十年来带给他们无尽悲痛的国家；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才萌发出对德国的所谓赞同。还必须注意到的是，战争头两年期间德国在中国的大规模宣传，再加上在俄国和其它地方取得的胜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是说他们被军国主义强权的壮举所吸引，而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展示的军事力量不仅迟早会促使日本放松对中国的钳制，而且会迫使各国列强重新思考战前在中国的政策，从而放弃将中国置于金融掌控之下的意图。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14年至1916年的大多数时候，德国在东亚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心声——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其中的寓意不会让各国外交部疏于注意。另外不能忘记的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军队，如同日本的军队一样，主要是由德国训练，装备德国武器，对条顿主义有天然的偏爱；因为军队——正如我们已讲过的那样——在这个共和国的政治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舆论的是军方通过其授权机构宣布的内容。

尽管如此，拥有如此大量的人力和原材料资源的一个大国，在一场波及全球的战火中永远保持沉寂是不可能的，这期间有太多生命需要挽救。慢慢地，必须得采取行动的观点在中国变得普遍；颁布法令保持中立状态不会有任何结果，除了可能被推进地狱。

早在1915年11月，袁世凯及其心腹就真切的认识到，与伦敦公约签署方正式结盟有益于国内局势，这种念头来自于几次将重要的武器弹药从中国运出去。在北平暗地里谈论这些事情也引起了不小的兴奋，不过这个问题只是非常笼统地触及。北平政府设想的主要条款是立即向中国提供两百万英镑的贷款，以换取她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参战。但是当提案传到东京时，日本立刻看出其主要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外国间接支持袁世凯称帝；因此向整套方案泼冷水。支持这项提案除了会帮助袁世凯登基，还会严重打击日本的大陆野心，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项策略从开始就注定行不通。

1916年夏天袁世凯过世，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政府又开始动用强大的影响力来踩灭德国崇拜，努力让控制国家命运的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明白，他们的利益只可能系于协约国，同时开始派遣中国劳工支援战争，渴望把整件事情的基础筑牢。然而，面对德国重新展开的淹没这个国家的宣传，中国政府取得的实际收效甚微。德国借助用英文和中文印制的战争地图、以及详尽的每日电讯服务，采取所有可能的办法向中国家庭反复宣讲其所向无敌，德国在中国的地位不仅远未被削弱，实际上在罗马尼亚被侵占期间还得到了加强。任何人主张与协约国结盟都只有一种结局，不仅会遭到德国人的猛烈攻击，还会受到日本人的攻击——日本的政治利益与其敌国的利益存在几分可笑的认同，是值得永久记录的独特现象。

直到1916年12月19日威尔逊总统提出和平倡议，隐约的改变才到来。这份文件正式传达给中国政府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原有的希望又重新燃起，中国有可能进入最终的和平大会，这次大会将废除德国在胶州和整个山东省的利益——这个问题之所以吸引中国人的浓厚兴趣，不仅是因为在日本人手里所经历的严苛对待，而且因为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确立的先例必须被彻底粉碎，中国不放弃自己是个国际性的主权国家的主张。当时日本只是直接与俄国就影响满洲的所有问题进行了谈判，签署和约后向北平派遣了全权代表，逼迫中国在未经讨论的情况下遵守所有的条款。显然，籍由1915年——当时世界大战爆发几近半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强迫中国同意所有的山东问题，日本已经逆转了朴茨茅斯条约的程序，让这些问题处于永久的危险中；尽管如此，中国人只是希望当全世界知悉实情后，这种外交方式不会得到认可，山东问题可以重新商谈。

接下来中国外交部煞费苦心地起草了回复威尔逊文件的稿件，力争不言自明。原稿的授权翻译件于1月8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内容如下：——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仔细研读了威尔逊总统向当前交战的协约国和轴心国政府发出的和平照会，以及阁下遵照贵国政府指示转交给我的照会文本。

“中国这个传统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最近再次表示，希望各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缔结条约，从而回应海牙和平会议的倡议。

“另一方面，目前仍在持续的战争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可能比其它保持中立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中国目前正处于重组时期，需要在经济上和产业上跟外国合作，但许多国家由于处在战争中，因而无法开展合作。

“中国赞同这份总统文件的精神，着眼尽快结束敌对状态，中国的行动不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且是出于深切的祝愿。

“鉴于现代战争可能达到的规模及造成的后果，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交战国。所有国家都希望看到战争尽可能少发生。因此中国获悉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的观点后备感欣慰，美国宣布已经准备好、并且渴望在战争结束后展开合作，采取所有适当的手段确保国家平等的原则得到尊重，无论他们的国力如何，让他们免受邪恶和暴力的祸害。中国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以实现那样的成果，那样的成果只有通过所有人都伸出援手才能实现。”

德国的冷酷无情的潜艇战让各方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表示，在这场间接危及其利益的世界性冲突中，她不可能保持消极被动。美国直接跟北平政府就可能的和平问题作沟通，相当于直接表示她十分关心中国的未来，决定尽可能地予以帮助。所有这一切都严格符合美国在中国的传统政策，这一政策虽然过于理想化而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相应的战舰和刺刀太少而未被重视，但六十年来仍然为弱者挡风遮雨。充分的准备已经作好，1917年2月9日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一幕，令全世界感到惊讶。

在那个月的4日，美国正式就德国的潜艇战威胁到中立国航运的问题与中国交流，邀请她跟美国一道中断与德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收到驻柏林的外交使节发来的电报，传达德国政府的一份声明，指出在指定区域航行的所有商船都将面临危险的攻击。这两份交流文件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政府，在北平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意见。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国家的政府受邀采取行动，可以明确宣示其不可能退避的外交政策。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四天，引发了最强烈的不安；不过到2月8日，黎元洪总统已经下定决心——最后的问题只是让军方“转变”观念，最终必须采取决定性的一步，永远与德国分割开。众所周知，被匆忙召来北平的才华横溢的学者梁启超，在几个小时的讨论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完成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他立刻意识到这一阳刚之举将会带来的好处，建议立即行动，言辞令人信服，军方领导人亦认可。于是在2月9日，德国公使被召来中国外交部，向他宣读了以下照会，随后电传到柏林。

阁下：

中国驻德国公使已通过电报转达德国政府于1917年2月1日发出的声明，指出德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封锁措施将从即日起危及在某些指定区域航行的中立国商船。

德国新近发起的潜艇战对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比先前已经给中国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的作法更加严重，违反了现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容忍此作法将导致国际法原则被滥用，与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的合法商业往来不相容。

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向德意志帝国政府强烈抗议，反对2月1日宣布的措施，并真诚地希望，为尊重中立国权利、维护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起见，不施行上述措施。

如果与期望相反，抗议未能收到成效，中华民国政府将非常遗憾地被迫切断两国间目前存在的外交关系。毋需再作补充，中国政府的态度完全出自于推动世界和平事业、维护国际法尊严的愿望。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与此同时，中国将以下答复提交给北平的美国公使，就此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于1917年2月4日发送的照会，告知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就德国政府于2月1日采纳新的潜艇战政策，已经决定有必要针对德国采取行动。

跟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一样，中国政府不愿意相信德国政府会施行那些作法，那些作法危害中立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危害中立国之间、以及中立国和交战国之间的合法贸易往来，如果被允许而没有反对，那么会将新的变数引入国际公法。

中国政府本着阁下在照会中提出的原则，坚定地与美国政府站在一起，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已经向德国政府强烈抗议，反对新近的封锁举措。中国政府还提议，为维护国际法准则，将来有必要采取行动。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美利坚合众国特派全权公使保罗∙芮恩施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