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

尽管世界媒体那时候比较显著地报道了这起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惊人事件，但是仍然存在着如此多的谜团，每篇报道都伴随着多种版本的官方否认，即使到今天，日本胁迫中国的本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场惊险行动对未来的影响也估计不足。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公布事实，没有引发英国采取外交行动，那么毫无疑问日本会强行推进，而中国的主权独立现在基本上就已成为过去式。幸运的是，中国在需要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愿意救助她的人；结果是，虽然中国在这些谈判中失去了些东西，但日本非常明显地未能得逞，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中国在临近最后通牒的第十一个小时、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实际上将最终让她付出比完全失败更大的代价，因为中国人的戒心和敌视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在这里只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历史章节；有必要密切关注下附的大量文件，因为我们认为，充分理解这些文件对于确保远东的未来和平至关重要。让我们先给出原始文件的官方文本：

日本的原版「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大臣日置益先生向袁世凯总统递交的翻译文件。

第一组 / Group 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第二组 / Group II
中国政府既已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以下条款：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考虑到日本金融机构和汉冶萍公司目前已建立起紧密联系，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意以下条款：

第四组 / Group IV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意下列特别条款：
中国政府保证不将沿海的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割让或租借给第三国。

第五组 / Group V

日本的五组要求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不是因为它们的排列顺序或措辞风格，而是因为每个用词都展现出思想深处独特而活跃的化学元素。研究中文原版就仿佛进入到日本人大脑中的隐秘凹槽，在那片暗黑的空间寻找到所有一切：受到某些限制的野心，被鲁莽打败的犹豫不决，高尚屈服于卑鄙，伪装成节制的傲慢。倘若对远东的政治和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按照最初构思的顺序重新编写这些要求，以及追踪其起源的天然轨迹。遗憾的是，官方翻译中丢失了很多内涵，中文原版中显露出的威胁被部分地遮掩了：因为要将东方的思维转换到西方的模板，就像将柔软敏感的东方人手上的指甲改造成盔甲护身、冷酷无情的西方式样，必须得演变，可能令人不愉快，但绝不刻毒伤人。研究这个问题越多，政治学者就越能明白，1月18日的这起事件相当于一场国际政变，注定会在政治新书中成为经典。纵览全部「二十一条」，很容易看出交战的欲望，对既成事实的酷爱，挣扎于必须遵守外交上的陈规惯例，又时常破坏这些惯例。随着想法的明确和情节的发展，不再掩盖每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欢呼声越来越响亮，仿佛垂涎的战利品中国已经被牢牢抓住。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国家从各项条约——这些条约自1860年以来一直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束缚中挣脱出来，疯狂地穿过古旧中国的残垣断墙，热烈地争论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抢掠的赃物。

第一组要求是关于在山东的胜利果实，这些不会缠住我们，因为刚在那里展开的事件已经讲述了这些条款的故事。在山东，我们看到简单易懂的历史重复，重复1905年的历史和日俄战争的清算协议。虽然第一组的合理位置应该在满洲问题之后，但是被放在条款清单的最前面，显然其目的是要吸引人们注意到日本与德国交战的事实，并且仍然在交战。不过在战争结束后，这首嘹亮的号角乐曲无法用来掩盖此事实：紧接着俄国在满洲里的溃败，山东的命运是让西方国家注意观看的大教训。日本曾经反复宣告会用她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来维护东方的和平，如今已找到独此一种满意方案——有条不紊地吞并所有值得争抢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还好。第二组插入了一段特别的序言，不仅涵盖南满洲，而且包括内蒙古东部，是精巧的安排，籍此表明体现在山东的那份征战热情必须换得某种程度上的司法特权。序言暴露出无疑是精明的加藤高明在作指导，他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参与了日本自1902年首个“英日条约”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他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庄严风范——仍然体现在英国的官方措辞中——是应用在这里的绝妙手法。序言很英国化；它是如此的英国化，以至于人们几乎认为先前的推理存在错误，仿佛日本只是在要求其应得的东西。不过仔细推敲第二组，微妙之处就逐渐浮现出来。通过大胆而明确地将内蒙古东部与南满洲并列——尽管它们毫无共同之处，就相当于断言，1908年英美未能修建起南满洲到北满洲的铁路（曾经有名的锦州-瑷珲铁路计划），加上与俄国已经达成的全面协议，让中国在该地区不得不当众听命于日本这个大庄主。换句话说，第二组的序言强制性地宣称内蒙古东部已经成为满洲问题的组成部分，因为日本在欧洲列强的作为中找到了曾经的先例。

不过我们不需要被这些事情缠住。不是说满洲或毗邻的蒙古平原不重要，也不是说命运的线索在那里交织得不够浓密；而是因为中国长城以外的广阔地带肯定就是远东的佛兰德斯，下一场摧毁中国或成就中国的战争必然将会在那片土地上继续上演，就如同过去20年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其它两场战争。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当前政界关心的问题；它可能是中国军队在1925年或1935年的事情。有一天中国将为满洲而战，如果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收回它，对此毋需置疑；因为满洲里完全是中国风格——人们必须记住。无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将会进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多么庞大的外国军队驻扎在那里，中国人肯定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因为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2,500万，且还在以每年50万的速度增长，在几十年内将与欧洲一流大国的人口相当。

来看第三组条款，这组触及的事情不仅立刻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是相当新式的大胆举动，今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因为它们涉及与政权相关的工业领域。正如原文所示，第三组是直白的扬子江流域矿产资源征收计划，主要集中在汉口周围，因为这条大河下游的大片冲积平原曾经是黄海的海底，上游省份湖南、湖北、江西是史前时期的沿海森林地带，曾经目睹海水缓慢地消退，今天蕴藏着丰富的煤和铁。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相信，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扬子江流域是最出类拔萃的；每个人都认为明白其意义就足够了。确实是这样，政治学者在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开文件后，最后的声明是这个问题肯定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准确地说，这个所谓的英国势力范围在本来意义上根本不是飞地^{{即:别国境内的本国领土}}；事实上，只是在部分人——那些人仍然认为还可以通过部长官员的宣称来抢先占领某地——看来似乎有这种意味。日本是第一个敢说已经成型的普遍共识是愚蠢的。当然他们知道，是一支英国军队在75年前侵入到扬子江流域，强制签订「南京条约」，首次让中国开放接纳世界贸易；但是日本并不深究英国通过那次行动换得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是无价之宝，必须以某种方式赢到手。

研究20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自189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以独特的方式向扬子江流域推进，为1915年的大规模索取奠定了基础。在1894-95年与中国的战争之后，她用“和平条约”^{{即:马关条约}}在扬子江流域打开了四个港口：苏州、杭州、重庆、沙市；也就是说，她在扬子江流域的两端建立了政治商业据点，从那些地方开展计划活动。苏州和杭州临近英国的大本营上海，所以在扬子江尾部难以开展任何“渗透”工作，除了资助汽轮运输，但是在湖南和胡北的情况不同。在那些地方，日本不停地忙碌着，1903年通过一项新的条约正式打开长沙贸易港，长沙是动荡不安的湖南省的省会；多年来成为对日本具有最重要政治意义的秘密中枢，是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及大片内陆腹地的各种活动的枢纽。大冶铁矿虽然完全由中国人拥有，但已经在供应铁矿石给日本政府位于九州岛若松^{{即:北九州市}}的铸造厂。萍乡附近富饶的煤矿，正好为中国政府在汉阳的兵工厂提供燃料；由于自己的煤矿和铁矿很少，因此日本决定用一份明确的条款尽快地获取整片地域的利益——即在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中占据主导份额。[附注：读者会注意到，“汉冶萍公司”这个词条是将表示3家企业的字符合成在一起。] 通过向这些以汉冶萍为名组合在一起的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很早就建立起声索权，在心理上将其转变成国际问题。

我们可以很快看完第四组条款，这组不太重要，在没有与资深盟友协商的情况下，日本自行要求中国声明将来不租借港口和岛屿，试图籍此承担起中国领土的保护责任，这份责任在历史上并不属于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希望让世人理解这种作法是为了阻止德国在战后获得新的立足点，但实际上第四组是对其它国家的警告，原因之一是日本认为美国正在考虑重建福建省的福州兵工厂，重建之后必然会租借毗邻的港口，比如三都澳。

直到我们看到第五组条款，日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才变得清晰明了，这组中有七条概述的要求，是决定性之一击。不仅是提到一片新的地域——福建省；不仅是规划一套日本铁路系统，这套系统将九江附近的扬子江中游作为终点，从扬子江辐射到华南沿海；还包括帮助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好似隐约闪现的外科手术刀；让日本僧侣和警察作为先头部队散布到整个中国；让日本国内的兵工厂供应所有必需的武器，如果办不到，则在中国专门建立一座日本兵工厂；让日本顾问进入到金融、行政、和各个部门——预示完整全面的政治控制。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如此这般的全盘监督计划，所以不奇怪当中国人读到此处极点时，惊呼他们将沦落到朝鲜那样的命运。提出这些条款要求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事情都披上了难以捉摸的神秘面纱，尽管外交官们多方努力，还是无法获得事态进展的可靠细节。不过人们逐渐得知，保密是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如果公开将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现在这层面纱已经完全被报纸刊物揭开，各国公使开始在东京调查。「二十一条」的性质和范围不再能够隐藏；为了回应新闻界开始表达的愤怒和英国外交使团施加的压力，日本感到有必要修改些最重要的条款。两国在中国外交部举行了24次会议，中国的谈判代表被迫在有些问题上让步，诸如延长铁路租期和满洲地域租期，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利益和权利（第一组和第二组），但在汉冶萍特许权（第三组）和恶毒的第五组等基本事项上，中国的态度坚决，甚至拒绝讨论其中某些条款。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6

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2

让我们先关注些窗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断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是起源于朝鲜，那时候朝鲜是个附庸国，承认北平的宗主权；冲突本该结束在那里，因为两位主角在争夺支配权的打斗中，日本已经无可争议地取胜。这种说法不完整，是危险的错误。在30年前的那段重要时期，袁世凯首次作为帝国侨民的将官去到首尔（根据1882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朝鲜“打开门户”，于是中国被迫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三个对平衡东亚势力都感兴趣的参赛者——俄国、中国、和日本——不断将朝鲜作为战场互相对抗。这场对抗的结局是排在前面的两名失去势力，同时比赛场地从朝鲜转移到了满洲里；并且从那里逐渐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到最后不仅将内蒙古和面向长城的广阔地带包括在内，而且中国自身的整个局面都被改变。这些重要的事实必须被注意到。1904-05年的俄国战争证明了沙皇专制在国际军事对抗中完全没有价值，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甘愿在远东地区居于从属地位。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曾经试图充当一个大陆强国，结果尝到了苦果——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被迫变得举止规矩，这种规矩的举止在1900年很好地体现出来，当时日本的北平远征军行为端正、英勇顽强、令世人钦佩。不过与俄国的战争和沙皇进犯满洲的失败，不仅让日本回到了从未奢望会再次看到的地域，而且还收获了现成的铁路系统，借助这套铁路系统，日本差不多挺进到松花江，将绵延至兴安岭山脉的广阔草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的政治视野，完全改变了日本的视点，东京的政客兴奋地扔掉古旧的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视力完全跟欧洲人的视力同样的好。现在看到了其他人早就看到的这个世界，他们的理解是，国家就像个人一样，生存竞争的最简单之道是采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不停的进攻，而不是写些无意义的电讯稿件。在俄国战争之前，日本曾向俄国提交了一系列庄重的文件，诚挚地希望公平地解决争端，但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结果不仅在战场上取胜，而且发现了这条战争原则。

这一发现必然衍生出新政策。在80年代，日本乐于以谦恭腼腆的方式行事，在90年代也是如此，虽然程度有所减弱，因为她竭力避免太过猛烈地试验其尚不成熟的力量。现在由于几名对手接连溃败，日本不仅发现迫不得已的进攻却是最安全的行动，而且还据此认为，持续不懈地施加最大的压力必然会最为成功。这条结论非常重要。如同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占领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从而威胁到她的海上交通，现在日本的主导政策也变得不再是浅薄之人猜想的东方门罗主义，而是“最大压力学说”。此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尽全力施压于中国至关重要；自1905年成型以后，所有的外交模式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被编织出来。任何人在掌握这一讯号事实之前，不可能对当前局势的演变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拥护并不断加强这项政策的，是在教育和大幅提升的物质繁荣之下，迅速培养起来的大批新人。从海中升腾而出的野心，令这些持海盗逻辑的人发起连串攻击；自然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于中国会表现出海怪的狰狞，同时中国看上去像不幸的安德洛墨达^{{即: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被绑在石头上，一直在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珀尔修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11年中国发生的革命完全出乎日本的意料。虽然大规模的反抗在预期之中——中国的革命党多年来一直把日本作为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一个古老的王朝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推翻。用计谋而不是战争导致的满族退位被日本视为近乎于一场灾难，因为它让前景变得复杂，打碎了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图案，插入了些无法有序放置的、不和谐的元素。不仅是一套整合有序的国家体系突然间被付之一炬，而且摧枯拉朽伴生的影响可能会极为广泛，甚至于整个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将被完全改变。日本的政治家们想要的是一个弱小的中国——最终会求助于日本这个同源的种族，而不是一个期待从法国大革命中寻找灵感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难以适应突兀意外的群体来说，这整件事情都带有铤而走险的色彩，让他们大为震惊，同时让他们立刻决定要把所有力量都用于将情势恢复到最初的起点，这样才对他们最有利。出于这种原因，日本不仅在1911年曾打算向满族提供武力支援，而且还可能会迅速地付诸实践，如果不是英国私下听到这个行动计划并强烈反对。即使眼下日本已经暂时调整了其政策，政治学者们仍然需要记住，皇朝统治的影响在东京从未远离，他们认为中国的合法主权仍然属于满族王室，自1911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违规违宪的。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因素需要留意：首先是在媒体的助推下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中国热，这个年轻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东京流派，并且已经历了革命；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阶层的日本人对于那个傲然胜出者——袁世凯——所怀有的深刻、持久、无法消除的憎恨。在1911–1914年期间，这两项特别的因素完全渗入到日本政治外交的其它元素中；两者之中，第二项因素必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回头从朝鲜说起，当时袁世凯的非凡外交才能不断让竞争对手日本落败，让朝鲜宫廷对中国的建议惟命是从，直到1894年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份过往的嫌恶演变为强烈的仇恨，已成为固定的印迹。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日本受制于世界舆论以及必须与其它大国在金融上打交道，直到1914年8月才看到渴望已久的机会，于是日本准备以最惊人的方式行动。

进攻胶州的战役在日本公众中从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正当条款要求日本介入那样遥远的问题，英国对德国的战争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离他们很遥远。虽然缘于1895年的干预，日本对德国有些仇视，但不能忘记，就像日本海军是脱胎于英国海军一样，日本陆军是脱胎于德国陆军，而主要是日本陆军的首领在控制日本。

这些人不喜欢在一场不感兴趣的比赛中“损坏他们的军队”。在国外还存在这种感觉，是英国在呼吁盟友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显得英国在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英国还在利用其原有的优势，可能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日本官方对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给予袁世凯政权的默许支持感到不满。英国在中国的活动更多地是消遣而不是挂心，这种表现激怒了日本——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转发了袁世凯的公开声明，让这些声明听起来好像是对当代历史的贡献。因此在前一年（1913年），日本发布了名为“中国事务”的文本，外交上正式否认中华帝国总统的抱负志向，日本人将袁世凯的声明归列为有预谋的谎言和推定行为，因为其措辞表明作者本人打算背弃日本。这个独裁者宣称：

“……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我——袁世凯——钦佩尧帝和舜帝树立的先例，他们将国家视为公共利益集合体，相信历史将一个王朝记录为好还是坏，与为公精神或利己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到中年之际，我对外交事务更加熟悉，被法国和美国的令人钦佩的共和制度所震撼，感觉它们是古代民主规程的真实化身。去年从武昌开始的爱国运动得到所有各省的回响共鸣，让这个有2,000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一下子接纳了共和制政体。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在生命的后半程看到这辉煌的一天；我曾经希望可以隐居在自己的家中，献上对和平时代的祝福。

但是我的同胞们再次给予我荣耀，迫切地要求我再次担负重任，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已经表明，整个中国绝不再允许君主制的存在。在就职典礼上，我再次面对苍天大地宣读了那段庄严的誓言。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各省的愚昧无知之徒大肆捏造谣言欺骗民众，还引用拿破仑一世的生命历程来支撑他们的臆想猜测。最好不要查问他们的动机；有些可能是因为误解，另外的则是蓄意作恶。

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六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各个强国承认的可能，而各省的秩序远未恢复。我们的命运悬而未决；最轻微的疏忽都可能会失去所有。我承担着这一艰巨的职责，感到自己有责任掌好舵，希望能够成功地抵御住狂风巨浪。

虽然公职人员正在竭尽全力地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观众似乎难以保持宽容的忍耐。他们忘记了，我从同胞那里得到这项责任，不可能冷漠地旁观国家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达到平衡。如果我自己都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只是轻易地顺从默许，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将会变得无可补救，其他人可能不会责备我，但我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安宁。

在广阔天空的映照下，我的胸怀坦荡。在这个建设国家同时又存在可怕危机的时期，这些相互间的猜疑如何找到一席之地？ 我再一次发布这项声明；如果你们——我的同胞——确实把中国的安危置于所有的其它考虑因素之前，那么你理应心胸开阔。要留心那些似是而非的诽谤声音，不要为促成无政府状态提供平台。如果心怀邪恶之人——他们一心想搞破坏——抓住借口将争执扩展到危险的境地，我——袁世凯——将会按照同胞们的要求，将这些人从人群中驱除。

有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有责任向你们展示内心深处的思考，这样可能会驱散猜疑。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有权利对此提出批评。舆论应该对此适当留意。”

此外袁世凯还说明了他挑选聘用的外国顾问，决心要继续展示他对日本的怀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之后，国会被解散，是个美国顾问在着手起草新“宪法”；日本的有贺博士在领取高薪帮助和驱策这项工作，有贺因为支持这个独裁统治而被他的大部分同胞视为叛徒。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在东京大手笔贿赂某些日本新闻机构，还试图在日本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流传的惊人故事牵涉到日本高官，本书作者没有直接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是因为无法得到证明文件。不管实情可能是怎样，东京感觉到时间已经到来，必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给出恰当的定义，后来东京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伴随着袁世凯在山东公开宣布一小片战争区域，让日本只身对德国发起战争，面对日本的威严表现出他的中立姿态。日本人在1914年底之前攻占了胶州，决定接受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的这个独裁政府。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臣日置益博士亲自向袁世凯提交了有名的「二十一条」，罗列的条件旨在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每项需要，并将中国降格到附属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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