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The Enigma Of Yuan Shih-Kai / 袁世凯之谜

◊ 关于这个人的历史：从1882年他在朝鲜开启职业生涯到1912年2月12日革命结束 ◊

袁世凯的职业生涯分为轮廓分明的两部分，几乎就像是专门为传记作者作好的安排，包括在朝鲜的试用期，以及在中国北方作决策者。第一部分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早期影响对其个人性格的塑造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很有趣，因为它可以让人瞥见几分实情，这些事件影响了这位领导者贯穿人生的想象能力，并且最终让他陷入无可挽回的毁灭。第二段时期充满了情节；每一章都可以看到不祥的质问，这些问题最终在他悲惨的政治和肉体崩溃中得到了解答。

袁世凯的出身门第并不算卑贱，这点并不重要。他来自一个河南人家庭，家族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仅此而已，没有显赫到惊世骇人。当高官文人的儿子已经因为过重的学业而变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可能在野外乱窜。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家伙体格健壮、胃口惊人、狂放不羁。本土的传记作者记载，他年轻时未能通过秀才考试——最低级别的文职人员课程，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去骑马、打拳、和击剑。早期是一位作官的叔叔在照管他；当这位亲戚去世时，这个年轻人表现出了孝心，护送灵柩回到家族墓地，很多时候都很悲伤。通过跟官场的联系，家人随后在满族的公共部门替他谋到一份可以叫做军事监督官的职位，正是通过这个文职部门，他后来得以上台掌权。准确地讲，袁世凯从来不是一名军官；他是一名军队文员，后来他的最高官衔是军事法官^{{即:军机大臣}}，或者讲得好听点，司法委员。

袁世凯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882年，外国势力强迫当时的幽闭王国朝鲜签署贸易协定打开国门，于是中国开始向首尔派兵。袁世凯和其他两名军官统领总共大约3,000名士兵从山东来到首尔，在山东他是某位吴长庆将军的随员，现在以维持秩序为名在朝鲜首都安营扎寨，不过实际上是执行宗主国的声索权。自明朝以来，北平政府从未放弃朝鲜是其附属国的立场，在十六世纪将朝鲜从秀吉和他的日本侵略军队手中解救出来。袁世凯是由这位吴长庆将军作为一名有能力和干劲的年轻人亲自推荐给有名的李鸿章，李鸿章是天津总督和北洋高级专员，负责处理朝鲜事务。中国未来的独裁者当时只有25岁。

他与政治现实的首次接触就给了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观察政治问题。中国军队来到首尔标志着与日本的尖锐对抗的开始，对抗最后在1894–95年升级为短暂而悲惨的战争。中国为了保持其在朝鲜的影响力，反制日本在当地逐渐增强的影响，夜以继日地在首尔的王宫中密谋策划，与保守的宫廷派别结盟，宫廷派由臭名昭著的朝鲜女王掌控，朝鲜女王后来被暗杀。中国人参与协助和怂恿反对日本的团体，不断煽动他们去袭击日本人，将日本人赶出国。

结果是持续的愤怒。日本的公使馆遭到了朝鲜暴徒的袭击和破坏，不是一次而是十年间好几次，成为亚洲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章节之一。袁世凯当时只是一名低级官员，听命于中国朝廷，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不过这可能会是他的第一个舞台，让这个男人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带领2,000名中国士兵，与3,000名朝鲜士兵一起袭击了昌德宫，在那里住着日本公使及其工作人员，由两支日本的步兵连队保护，因为首都事态的威胁而逃离开。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一群士兵的闹事之举，偶然跌入一场政治纷争，得到他们的军官协助，原因在今天看来荒谬无聊；然而结局却意想不到。日本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守住王宫大门，然后不顾一切地引爆了一颗地雷，炸死了一些朝鲜军人和中国军人，让袭击陷入混乱。然后他们杀出重围离开城市，终于逃到最近的海港济物浦^{即:仁川}。

对于这段非同寻常的插曲的解释从未被公开。看得见的结果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极度紧张，外界预测将导致战争，那个政治天才——已故的伊藤王子——设法平息了事件，安排了可行的暂时妥协。袁世凯亲自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再于1885年10月作为帝国驻地公使得意洋洋地回到首尔。他那时候28岁；无论凭借的是什么方式，他已经非常出色地站到了前台。

接下来的九年历史装载了大量的小事故，但没有任何的历史重要性。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副手，袁世凯的特定任务只是对抗日本人的影响力，阻止威胁推进。当然，他失败了，因为他置身其中的是一场正在输掉的比赛；不过他在渴望成功之处无疑取得了成功。通过表现忠诚的效劳，他赢得了期许的声誉；虽然并无大的建树，但终归保住了自己的职位，直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当口。是否真的是他促成了那场战争，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得知日本军舰击沉了英国汽轮高升号——当时为支援他这艘船载着中国的增援部队从大沽口锚地驶向牙山湾，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于是悄然离开朝鲜首都，从陆路回到了中国北方。那段迅速而无声的回家旅程结束了他的见习阶段。

他花了一段时间来抵御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彻底溃败所引起的风暴，尤其是为了获得宽恕：未接到指令就撤离首尔。严格地讲，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判处死刑，旧的中国法典在这些方面堪称最严厉。但是到1896年，他重新获得了青睐，在恩主李鸿章的庇护下，他最后被指派去管理靠近天津的小站营地，在那里他得到提拔，被授命改造一支旧式军队，要将其打造得像日本军队一样有战斗力。他后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严厉、愿意承担责任、已有的裙带关系、以及少有的将灾难转化为优势的能力——直到最后一刻都让他受益匪浅的全部品质。

在小站营地，他开启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有迹象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天津一直是通往北平的门户：从那里可以更容易晋升进入高位。袁世凯稳步前进，把握住这第一个转折点，在国人同胞中为他自己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他指挥的部队，因为这与当前的政治态势有关联。大部分士兵都是所谓的淮军，从字面上讲就是来自江淮地区，就在李鸿章的故乡安徽省以南。这些江苏人与山东新兵混编在一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饰演出胜利角色，帮助满族人获得了有利的历史地位；在那起大事件中，戈登将军和李鸿章密切联合作战。这支淮军连同著名侯爵曾国藩带领的湖南省军队，都是“忠诚的部队”，如同印度兵变期间的锡克教徒；他们被认为会忠诚鏖战到最后一个人。这些人的确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忠诚。

在二十年前的那段军队生活中，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关心的只是些更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就是军事训练问题，只有训练问题，别无其它。在那个靠近天津的军营中，中华民国的未来总统如此成功地整顿了他的部队，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小站兵团就变成为军队中的一支精英。纪律是相当的严厉，据说只有两种方式用来通告下属，要么晋升要么斩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中，袁世凯开始有希望和能力去处理更大的问题。

他的奋发激情很快引起了满族皇室的注意。那时候北平的境况很不寻常。著名的皇太后慈禧在日本战争之后显著地放松了对光绪皇帝的控制，光绪虽然仍然得服从她，但名义上统治着帝国。光绪是一个初衷良好但懦弱无力之人，周围环绕着很多博学多才之士，带头的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每天与光绪一起研究探讨，向他灌输各种新的学说，教他相信，只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他才可能将国家从列强羞辱中拯救出来，并让自己名垂青史。

接下来是必然发生的事情。1898年，这个东方大国被所谓的维新变法激励起来，皇帝许诺要让中国现代化，劝告国人遵从他的命令。这些动作在朝庭内引起极大的恐慌；整个大都会官场都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威胁，纷纷到皇太后的宫殿去秘密递交奏折，恳求她重新掌权。恭维奉承之下，她暗地里同意了。

在那之后事情发展得很快。皇太后利索地开始布置。军队被调动，各处人员被换岗，预示着某种行动；这下子皇帝完全惊慌失措了，在追随者的请求下，差遣了两名维新派成员去到袁世凯那里，据说是拿着皇帝的手谕，命令他立即带领所有部队向北平进发；包围皇宫，保护皇帝免遭危险，永远地废除皇太后的权力。接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袁世凯详尽地审查了信息和送信人，再用其它方式证实了求助信的真实性，然后向当时的直隶总督——皇朝族人荣禄——报告了此事件，荣禄与皇太后关系亲密，可追溯至皇太后年轻之时起。荣禄立刻行动起来；斩首了两名送信人，亲自向皇太后报告了整件事，后者已经得到详尽的警告讯息。结局就是1898年9月的所谓戊戌政变，当时未逃离的所有革新者都被立刻处决，光绪皇帝本人则被严密关押在紫禁城内被称为三湖的仙岛皇宫^{即:瀛台}（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被带到西安），唯一陪伴他的是两名最钟爱的妃子——有名的“珍珠”^{即:珍妃}和“光彩”^{即:瑾妃}。

这里不讨论关于袁世凯在1898年的行为的观点争议，这个问题各党派人士已经热烈争论很多年。对于旁观者而言，结论必然是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见看法；当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裁决的事件之一，只能由中国的法庭来审核所有的证据。见证光绪被囚禁的那些日子很精彩，因其洞开了历史传奇的门户：所有在北平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次反击。由董福祥率领的回族骑兵部落，在皇太后的命令下，艰难地穿越一片令人生畏的亚洲地带来到京城，掀起漫天尘云。也是在1898年，各国公使馆卫队再次出现在北平，就像1860年一样，每支卫队有几排纵队；同样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目光敏锐的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满族王朝覆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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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2

这里需要多作些解释，才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划的确切含义。

最初创建的每个省都是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些城市必然是有围墙的核心区域，同时不断扩张。出于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妒羡，这些省级官员长久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各个方向扩展他们的影响，尽可能多地控制经济；充分证明此类事实的是全国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度量衡体系，这些体系被处心积虑地制定出来，成为经济的壁垒。河道、山脉、气候、和土地等因素无疑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不过商业和财政上的贪欲是首要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这个非常有趣而确凿的例子，三个满洲省——奉天^{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仍然在争斗，期望获得内蒙古东部的大片未开垦的土地，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大草原组成的“开阔疆域” 。奉天省有最坚固的省会城市穆克登^{即:沈阳}，该省向蒙古草原扩张得如此厉害，如今它的管辖范围像一只蝾螈般地包裹住吉林省的整个西侧（如最新的中国地图所示），事实上已经阻止了后者控制本属于它的领地。同样地，目前仍在磋商的土地协议中，紧邻北平上方的蒙古高原，大部分应该是山西的地域已经被划入直隶大省。虽然以往粗略地调整过省际边界，不过我们指出的考量基本上是决定每个区域的面积的主要因素。

如今在很多定居年代久远的省份，由于距离遥远和交流不便而形成的地域色彩在经历种族融合后反而愈加浓厚。定居广东省的主要是沿长江航行而下直到海边的内陆冒险家，他们与安南人和更早期的本地人通婚，那里的众多居民有非常显著的特征，与北方人迥然不同。福建省不仅人口多元化，而且讲一门差不多是外语的方言。在长江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施政最重要的气质各处不同，导致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虽然中国文明在某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相似，即不加质疑地接受所有信徒而不论其种族渊源，但是政治上由于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在许多省份的眼中，中央政府直到最近还几乎如同外国的政府，就跟日本政府一样。仅只有财政成为维系联盟的纽带；只要不涉及税收问题，北平就像火星一样远不触及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五十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京城作为国家军事中心的旧有权力和吸引力事实上已经消失了。虽然在远古时代，手持弓箭和长矛的骑兵可以像龙卷风一样横扫大地，夷平除城墙以外的所有一切，到十九世纪，这种事情已经不再可能。蒙古和满洲也不再源源不竭地诞生好战的男人；紧密相联的区域已经商业化；而外围地区则沉降为人烟稀少的牧场。平定叛乱之后，政府财政枯竭，只能降格到各省之间、名人名士之间调和平衡，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能够重新获得威望，重敛部分财富。北平的官员将罗列各省进贡清单的分类账取下来，彻底修改了每一条目录，重新分配了每一项税负，确保人丁税被干净利落地废除。新的厘金税制——像英格兰的所得税一样，起源上纯粹是一项战争税，扼杀跨省贸易，设置流通障碍——突然间被推出，作为一种崭新上佳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满族的统治犹在，尽管已受到威胁；虽然这套税制明显是一件双刃武器，不过第一刃砍向了帝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

时间也在催生另一项重要的发展，重要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除非有杰出的天才活着，否则北平不可能预见到，如今政府的真正根基已经完全依赖经济控制，一旦经济控制被动摇，中国中央政府也就完全彻底地不再是任何意义的政府。现代商业精神已经通过许多条约口岸渗透进入中国，是一股长远看来不可回绝的力量。每过一年，这件事实就更明显：当前的形势正在让北平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除开天津例外，经济中心在800–1,500英里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在发展起革命性的观念，与支撑旧中国缓慢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则迥异的观念，蒙古族和满族等外族王朝从未触及过的观念。太平天国之后的政府仍然幻想通过比从前更加沉重地压迫人民以及加强税收控制——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工作——来让自己得以恢复。

如果要确凿无疑地论证这个主题，将花费太长的时间，并且会让读者失去热情，虽然政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喜欢探究这个主题。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信用合作机制构建的社会，再经过精致的调整；除开民众的日常小额购买，无论是铸造好的还是信托中的货币都不需要；任何依附于金融机构的制度——为解决贸易平衡而将银锭（银元）从这个省运到那个省——都必然有效，只要这些金融机构没有被动摇。

最有名的机构是叫做山西银庄的大集团，是政府的银行，不仅承接了所有缴纳给北平的汇款，而且通过复杂的银行存折系统控制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的津贴。在这套已经成熟的制度下，某位官员一收到赴省任命，就有一名来自这些机构的心腹人员急忙跟随着他，这些人以其雇主的名义预付了这项官位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然后继续跟着他赴省任职，随着税收流入，再收回预付的应得之份，重新平衡账目。因此各省的财政利益与高官阶层非常密切和深远地联系起来。治理中国的实际工作就是平衡税收账簿和国内各家银庄的账户。甚至包括“铸币房” ——在那里银锭被“标准化”以供地方使用——也是官员和商人的合办企业；讨价还价地管理每笔交易；只有当这套机制因为饥荒或叛乱而被剧烈地打破时，货币之外的其它力量才能够介入。

这些手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旧的中国王朝只是在因循罗马帝国的先例。罗马在公元纪年前通过军事和商业扩张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欧荒野部落中形成的庞大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的理财者和征税者的天赋，要么直接“获取”收入，要么采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方法，“协助”提供资金给官员和地方政府，再填充永不知足的中央财政。所以说中国现象并不是新东西；现成货币的缺乏以及各样的地方标准让运用这些方法在经济上成为必须。这套系统本身并不糟糕；其致命点是僵化，缺乏适应性，以及面对外来竞争时的日渐疲弱，它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外来的竞争。外部竞争是注定要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敌人，必将猛烈地摧毁古旧的残存。

与日本的战争第一次传播了本该留意的小号声响。1894年，面对必须为战争立即筹措大笔款项的境况，国内的银行报告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巨额外国贷款合同。

[附注：这笔贷款就是1894年由香港&上海银行商定的利率为7％的1,000万上海两的所谓白银贷款。随后在1895年又签署了利率为6％的300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同年又增加了两笔100万英镑的利率为6％的贷款，总计663万5千英镑单纯为支付战争费用。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连续三期——从1895年到1898年——每期1,600万英镑，又增加了4,800万英镑。汇总起来，跟朝鲜的纠葛让中国损失了近5,500万英镑。因为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欧洲的8倍，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些债务在英国意味着4.4亿英镑，几乎是毁灭性的南非战争的两倍花费。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方法，才让经济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得以明确。]

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满族人在1894年就写下了行将退位的第一句话，只不过到1912年才正式宣布：他们开创了金融奴役，在此奴役之下中国至今仍然虚弱无力。在40个月的时间里，为了结算这场灾难性的日本战争，签署了近5,5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这笔负债几乎是该国“可见”年收入——也就是北平实际记账的收入——的3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无比。这些是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受制于各种操控，没有中国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操控。这些债务具有特殊的政治含意和政治后果，因为这些贷款事实上是由强权在背书。本质上这是一起漫长的政变，所有的外国人都明白，因为债务铸就了外在的链条。

内在的意义甚至比外在意义更大。这些贷款是用北平收取的最重要的“直接”收入——关税——来偿付，关税涉及的是正在成长的新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即蒸汽船催生的沿岸沿江贸易以及道地的对外贸易。这项最重要的功能于是被贴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标签，不再直接依赖于北平的保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些收入抵押给外国人，再加上由外国人来管理，是对支配权利的明确限制，相当于部分地废除了主权。

过去人们对此只是朦胧地理解，现在已经非常肯定。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如同前基督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起义，由于罗马的施政不当造成贫困和道德失序而引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灾难。垂死的满族王朝最后在绝望中疯狂地让造反者去对抗外国人，去对抗那些已经真正掌握其重要统治权的人。这种作法远不能拯救他们自己，这个王朝在其死刑令上又添加了一笔。经济上，满族人多年来几乎衰竭殆尽；庚子赔款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对外国赔偿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赔偿金的运作直接交给了外国银行老板，以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在上海支付，北平政府早在15年前就被降级为一张30天到期的汇票，在任何事态的冲击下，都可能延时为几次月付。无人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可能是亚洲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体现货币约束力量的、最惊人的例证。

不过这种现象很复杂，我们必须用心理解其运作方式。要找到与之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诸如汉萨同盟之类的“自由城市”布满了河边海岸，这种商业上的奇事增加了势态的总体难度，没有一种公式能够完全适用。通过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治外法权成为破坏本土经济的最有力武器；不过与此同时，它也帮助建立起强大崭新的对抗平衡的势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居住生活在这里，在他们自己的受到特别保护的国际交流体系下，建立起一座崭新宏伟的大厦，让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质彰显无疑；新中国的商人阶层总是迅速地利用各种赚钱装置，他们不仅庇荫于这座崭新雄伟的大厦，而且迅速地、自觉自愿地扩大其规模范围。简而言之，中国的商人正在感同身受到他们自己及自己的主要利益是与通商口岸相一致；他们正在将自己的实物和存款往那里转移；在他们绝对信任的外国国旗的保护下，大量投资于土地和房产。这个国家的金融势力直觉意识到本土制度厄运难逃，而这场厄运会带来许多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就像全世界的金融势力一样，正在为不可避免的事态投保。

在政治上，这股力量最终在1911年变得清晰；我们在开场白中所说的话现在应该清楚了。中国革命是一场对抗北平制度的情感起义，因为北平制度是一套糟糕的、无效的、逆行的制度，对抗北平制度差不多等同于对抗满族人，满族人终究采纳了纯粹的汉族方法，他们已经不再是外来人员，就像今天的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辛亥革命的意义、价值、和使命不是来源于它所宣称的，而是衍生自它所代表的一切。从历史上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系后裔，而1900年又是经济崩溃——由于日本战争派生出巨额外国贷款而导致——的产物；之所以必须贷款，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北平政权存在的唯一支撑——旧有的军事力量——被彻底耗尽。因此这个故事清晰、连贯、合乎逻辑，结局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展现的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在革命期间，决定性的因素几乎立刻就显现出来——钱，就是钱而不是其它。刚过30天就能感觉到压力。各省停止交纳汇款；庚子赔款的月定额还没有支付；海关收入被外国人封存。袁世凯就任大都会省总督期间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北方军队，确实证明了他们是长江沿线军队和华南军队的老师；不过这种优势已经没有意义。这些军队为之战斗的是已经被证明注定会消逝的肇因——北平制度以及满族王朝。战争逐渐地变成了金钱的争斗。外国的资金促成了第一次停战以及将所谓的共和政权从南京转移到北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时达成的和解的每个方面都是关于钱的协议。[附注：毫无疑问，所谓的比利时贷款——其中180万英镑在1912年初以现金交付——是让各方都接受的信物。]

如果有某种手段可以快速地补充中国的财政，而无需仰赖于欧洲股票市场（该股票市场的行为在涉及遥远的地域时是半官方控制），共和国可能会存活得更好。然而外国人的指令几乎立刻就让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警察控制状态，这种控制虽然名义上来源于西方观念，但主要是为了恢复那张已经溘然消逝的权威外表，共和国还只是一个梦想；世界各国因为前车之鉴而笃信，真正的实现稳定只有让北平政府回复到近似于之前已成型的专制威权状态，他们耐心地等待1913年11月4日的袁世凯政变会带来猛然的觉醒。于是我们看到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在笨拙地尝试以中国的方式成为西方，但失败了；另一方面，外国的官员和政府在努力表现得中国化，让已有的困惑变得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六年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缓慢上演的悲剧，几乎每一页都借用个人名义而被改写，主角是当选的权力代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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