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中下结合的渐进改良
胡适20年代观察美国，颇有感慨地说过：“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这诚然是一语中的。渐进主义的确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不断从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
✤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宁所说“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实际上整个美国改良的过程都可以说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而西奥多∙罗斯福（下称老罗斯福）政府可称起了开山作用。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极的“拯救”，而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危机中飞速发展。事实上，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拯救。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福利国家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斗争的成果，也是资产者让步的措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史家提到美国的改良，一般都提“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上半部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罗斯福的“新政”可称承前启后，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划时代的影响。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和迎战都是戏剧性的，其影响之深远，再强调也不为过。而归根结底，它紧扣“拯救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新政”的内容众所熟知，不必赘述。单纯就解决经济危机而言，如果没有二战，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论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对美国的改良模式和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的深远意义：
（1）政府职能大转变：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从尽量少管事到多管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自杰斐逊以来赖以立国的的政治理论的一次深刻的变革，与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观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当时面临空前的危机，人们接受了这一观念：一个关心群众福利的犯错误的政府要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无所作为的政府好。危机过去之后，传统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干预经济这一观念已经合法化，争论只是在干预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加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这是对旧自由主义的一大修正。罗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前两项是旧四大自由的合并，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匮乏”的权利。从此，有人挨饿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观念和机制从此逐步确立。
（3）政府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中介。罗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规外，还首次立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政府出面说服资本家接受这些向劳工让步的措施，以此换取劳工的妥协。这样，工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激进势力，变成了体制内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换言之，可以说工人阶级受到了“招安”，从而取得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几点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稳步改良。当然危机过后，旧的习惯势力必然有反弹，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强食的社会，新的框架已经定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可称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革命。从理论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再能进入主流。
当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罗斯福与他的谋士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而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政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见来说，“古人”从上个世纪已经开始，若从本世纪算起，则主要从老罗斯福开始。“来者”则绵绵不绝，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登峰造极。不论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压缩和调整，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已经形成。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能详述，仅对老罗斯福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绍。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总统对外都以帝国主义扩张和干涉著称，而对内的的确确向社会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罗斯福总统任期1901-1908，刚好是本世纪初现代美国的开始，也是美国第一轮社会改良思潮高涨时期，史称“进步主义年代”。他在总统任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气“抑制豪强”，取得突出成绩的有两件事：一是限制垄断资本，于1903年促使国会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基础上通过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干预经济的权力，为后来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先声。二是调解1902年宾夕法尼亚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此次罢工由于矿主态度顽固，僵持5个月之久。最后政府出面干涉，通过软硬兼施迫使矿主同意与工会谈判，并同意政府仲裁，同时说服工人复工。最后结果除增加工资的幅度外，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长远意义的是建立了9小时工作制，以及在矿内劳资双方谈判的制度。
这两件事开政府敢于抑富扶贫的先声。的确如老罗斯福所说，是在美国进入新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一次在积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调整。他用的词是防止“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与此同时，他还在政治上励精图治进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税制改革。其结果不但使当时正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缓和下来，而且开启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机制。以此为先例，以后历届政府又陆续通过一系列保护劳工的立法。老罗斯福的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宣告：治理美国的中心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美国政府既向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干预走了一大步，又为达成劳资妥协、保存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一种模式，为日后小罗斯福政府大规模的“新政”打下基础。
约翰逊与老罗斯福一样，都是在前任总统遇刺后就职，他的改良的思路与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点也是大幅度的改革与大力扩充军备对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既要黄油，又要大炮”。此处主要讲他的“黄油”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虽然是继承“新政”的传统，但是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时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持续增长，进入“丰裕社会(affluent ociety)”。惟其经济繁荣富足，贫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这是“向贫困开战”的口号的来源。当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着眼于社会公正。另一点与前人不同的是，种族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简而言之，在约翰逊任内实现的各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关于种族平等，一是医疗保障。种族平等体现在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 。这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其实际贯彻还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一立法确有深远意义，把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从观念到实质都提高一步。以后，为在行动上切实落实，又颁布“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应该说，在种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岭，群众运动当然是主要动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的力度超过以前历届政府。
另一意义重大的措施是通过“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国在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欧洲，杜鲁门政府曾企图施行，因阻力太大未获通过。到约翰逊政府终于将两项法案作为对1935年《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前者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残疾人；后者的对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龄限制。这是继“新政”以来改良派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而外，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拨巨款建造廉价住房、改造城市设施、改善贫民区和贫困地区的环境、卫生条件、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拨款关照贫苦居民的，不仅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得到巩固，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使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美国福利制度的顶峰，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的名义深陷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程度，成为左派、右派都攻击的对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外，也是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转的契机。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是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的。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
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就是其净化剂。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如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扎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这一传统当然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丰富多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传世之作可以为证。
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诚如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可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学就不约而同地以批判特权阶级为己任。我国读者熟悉的马克∙吐温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大约20世纪前半是批判文学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高潮是从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有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都主张政府应该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有所作为。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在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本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过。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大学校园中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未被完全压下去。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纪内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得十万另两千多票，不够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但是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镇压而幻灭。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受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果政府通过两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等对激进组织从内部分化、破坏；更重要的一手是对内加强福利制度，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此后，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除了欧美学者如桑巴特、特纳、丹尼尔∙贝尔等已经提出的之外，笔者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
“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忍受时出现的，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缓和的余地。到本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各种政府的和慈善团体的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却足以缓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剥夺人民抗议的权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这是包括政府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
“反面榜样”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彻底性，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工人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从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物质上的极端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清洗和镇压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灭，而且使各国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鉴于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六、七十年代欧洲思潮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本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科学发展的迷茫和怀疑，与60年代有相似之处。但不论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还是其本身的表现和影响都与本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左派”思潮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设性的主张，也不准备有所行动。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会活力的表现。
另外一种批判来自权势集团内部，表现了一种忧心。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说，引发了权势集团内部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说（阿瑟∙施莱辛格）、“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所指出的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 20、30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之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将是如何。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荡乃至解体。
✤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古已有之，现在也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会这一事物为例，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都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已经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找。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渗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的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者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的杠杆作用。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决非偶然，其物质基础是民间聚集的巨大的财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富人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任何国家无可比拟；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传统。
若追根溯源，美国的捐赠思想还是来自英国，早期的温特罗普、富兰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论和行动。到本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其业绩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 现在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基础。
老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题为“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 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盖茨的意见：一是巨大财富如不在生前作恰当处理，对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变“零售”为“批发”。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他的信条之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从一些大基金会的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在各大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也就是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因此选项带有前沿性、开创性；关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共同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基金会的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发明，或整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影响某些学术机构的消长。它还是各种“思想库”研究项目的主要经济来源，无形中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集团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在国际上，当然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径，仍以文化教育为主业。
基金会这样一种公益事业发达于本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无不是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舆论的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汇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于是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难解忧，以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较好的名声。所以，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话来说，是要“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是起“补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同时它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与政府保持距离，并且从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政府则一方面以免税鼓励捐赠，一方面又对它不放心，需要经常进行审查、监督、和限制，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很紧张。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压力可以来自“左”、“右”两方面。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大基金会曾以“亲共”嫌疑受到国会审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税的公益事业又受到滥用权利为资本家谋私利的指控，国会曾举行大规模的听政会并通过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罗斯福的“新政”划线，私人公益事业在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在观念上责无旁贷，在实际开支上也占大头，远远超过各种私人捐赠的总和。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二战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来衡量。
总的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说社会批判运动和舆论的揭丑是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断，那么基金会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不是动手术，而是保守疗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锐的矛盾，推动健康的发展，所以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国富豪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与当年的巨头们显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比尔∙盖茨不见得有卡耐基那样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应该为社会公益事业有所捐赠，已经形成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所以，“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一代表美国人双重人格的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美国的平稳发展得力于三种力量联合的渐进改良。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还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和群众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
（四）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没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了。”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口的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来美国的移民是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粘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裔还是占压倒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到美国得以新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国的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和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的先天条件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从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际的关税壁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能够把握世纪的巨头，20世纪一大批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网络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与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相比，美国基础教育弱而高等教育强，越到上面越强，在质量上呈倒金字塔。在任何其他国家，这是难以为继的，但是由于有了上述第一点移民的作用，美国高校可以“白拣”别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因此移民与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优良的学习条件是对优秀人才或准优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过来，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所以，美国教育家们都承认外国留学生对维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亚州学生又占重要地位，到80年代末已占全部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一半，而其中理工科的博士生比例还要高得多。学成后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国。这从另一方面造成美国教育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 种族问题
移民国家的特点形成美国一大优势，但也造成美国特有的问题。一般说来，在民族融合中，总是处于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化后进的民族，如中国盛唐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号称“大熔炉”，不论原属于何种民族的移民到了这里，就成了新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 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大熔炉”之说就是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歌颂这种民族融合的剧本的台词。1918年还有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热切地表示认同美国。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峰。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多久，或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以种族主义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从一开始就把原住民印地安人赶尽杀绝，然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后来的移民，从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先后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熔化”之前都当过二等、三等公民。先来者根据自己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后来者。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对种族平等的观念却接受得很晚，过程曲折而痛苦，这一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但是直到现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仍然时隐时现。美国的种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肤色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与阶级有时相重叠，例如多数下层劳动者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种族歧视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在黑人斗争的历史上，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照样受歧视。在美国的主流人种之外，生存能力较强、对美国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族裔，一是犹太人，一是华人。犹太人过去曾受歧视，现在已经完全汇入主流，不再有区别；穷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顾对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进入高等社会，就不再被区分出来。而华人却似乎仍是黑白人种以外的“外来者”。 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甚至是生于美国的第二代，职业和经济地位都属于高等社会，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究其原因，一是肤色，二是文化，三则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如李文和一案所表现在司法上的双重标准，固然与外交有关，从深层次看，也是种族歧视问题。
今后，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临时和永久移民仍将源源流向美国，而种族问题将继续困扰美国社会，下一节将进一步阐述。
✤ 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人口素质当然和教育分不开。重视教育是美国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最优良的精神遗产之一。首先，最早的移民的教育程度就比较高，在17世纪第一、二代移民中，每40至50家就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多数毕业于牛津或剑桥，这一比例为当时任何国家所不及。他们自然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约翰∙温特洛普率领五月花号的移民在塞勒姆港登陆后六年，即在麻省纯粹由私人集资建立了一所大学。从164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以后不到半个世纪，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各州都已完成此项立法。在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大学。1636年10月28日，哈佛大学的章程在国会注册，是为大学之始。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已有9家大学，而当时英国仍只有牛津和剑桥两家。不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史比国家的历史长一百多年，而且有一批自始至终长盛不衰、年龄长于国家一百多岁的名牌大学，除哈佛外，还有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等大学，历经独立战争、内战、世界大战、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府危机而巍然屹立，构成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
重教育与美国立国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开国元勋们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他们的思想中决无“愚民政策”的痕迹，因为这与“民治”的国家是绝对不相容的。杰斐逊本人是倡导教育最有力的，他把普及知识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言论不胜枚举，例如在1816年说过：“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 民众应该普遍有知识、具备起码的判断能力是民主国家的根本，重视教育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宗教、道德、和教育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这是杰斐逊的理想的一部分。在他推动下，弗吉尼亚州带头，东北各州首先通过各种激进的关于教育的立法，包括拨地、拨款、建立基金、训练师资等等，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体力健全的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帮助学校建设出劳力。他立意要通过教育培养起有别于欧州贵族阶级的新型精英以担当领导新世界的重任。后来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平民民主派仍批评他为贵族教育，而主张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普及平民教育。
提倡在政府，建校却大多是私人，捐钱办学成为风尚，没有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也是美国独特之处。著名的芝加哥、康奈尔、斯坦福等一批大学都是私人捐赠。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热衷于建大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宗教原因外，还有实际建设的需要、慈善捐赠的习俗、和地方的荣誉等。还有一点美国特有的是，不断地西进的拓荒者来到不毛之地，很怕自己和所在社区“野蛮化”，因而迫不及待地办学校。拓荒者每到一处聚居成小镇后，最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这是保证与文明世界联系的必不可少的设施。
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教育思想和制度有许多变化。综观20世纪美国关于教育的争论和改革，有几对矛盾贯穿其中：普及与提高，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与实用主义，以及近30年来逐渐兴起、于今尤烈的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的矛盾。
（1）普及与提高
普及义务教育的做法不是美国人的首创，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制还是从普鲁士传入的。但是美国人从观念上普遍信仰凡合法居住在美国领土上的人就有受教育权，美国延长普及教育的年限早于多数欧洲国家，到本世纪80年代全国所有的州县都已普及6岁至18岁的免费教育，75%的适龄青年完成12年的免费教育，有的州还推前到学龄前和延长到头两年大学教育。当然，教学质量因地因校而异，差别很大，而且还存在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弃学现象。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免费教育的普及（且不论贫困学生还有免费午餐）应是教育史上一大成就，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重普及的特点更加明显。到9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有3千4百余所，升入大学的人数有1千2百万。从19世纪末起已可看出，美国办大学的观念与欧洲大相径庭，如果说欧洲的传统原则是“宁缺毋滥”（现在也已发生变化），美国则是“有胜于无”。毋庸赘言，这些号称学院和大学的设施、师资、和教学水平十分参差不齐，而且像企业一样此起彼落，至今仍然如此。例如1969至1975年间，新建立了800家高等学院（包括两年制的社区院校），同一时期“关停并转”的有300家，净增500家。 这是美国独特的现象，其结果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从形式到内容到水平都多样化。
（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占主流是美国特色，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市场驱动力对美国教育的作用强于政府政策。早期的美国教育继承欧洲的传统，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经典的基础知识和广义的人文教育。但是从一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较少欧洲那种纯粹以锻炼心智、培养思辩和探索的能力为最高目标的风气。美国不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不论是提倡精英教育者还是平民教育者，都是把学校看作首先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地方，包括道德、能力、知识，处世态度等等，同时也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基地。有人甚至认为学校应是世俗的教堂，是施教化、维护基本价值观的基地。在大量移民涌入时又担负起使他们尽快同化的责任。
本世纪10、20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把教育进一步向实用方向推动，因为进步主义特别相信教育能改造人、改造社会。比较典型的如著名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是培养能够“超脱地、明智地在各种相互争斗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的专业人才。这样的“大学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扩大影响，就是美国进步的希望所在。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自己相信教育万能，也企图以此说服全社会，使富人相信普及教育可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激进运动、和培养熟练工人，办教育是一本万利之举，从而慷慨解囊；使中下层人相信，教育是民众权力的基础，是通向机会之门，是达到平等的手段，从而把送子弟入学作为在社会上晋身之阶。
从粗线条来说，自本世纪初教育制度基本定型以后，实用主义一直是主色调。大学的通才教育逐渐让位于专才教育，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随之学校的分科也越来越专，使得文、史、哲在市场竞争中被推到边缘。19世纪的家长送子弟上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修养、受社会尊敬、并笼统地对社会有益的人，而20世纪上大学则为找一个收入优厚的“好”职业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也就是更加以市场为转移。大学的实用性当然主要是面向广义的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研究项目不少是大学承担的。美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尖端产业得力于高等教育自不待言。
（3）自由主义传统
实用主义导致教育商业化、课程“非智化”、学生水平低下。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量大，特别是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给非实用的学科留下一定的空间，成为制衡教育过分市场化的拉力。
这里自由主义教育有几层意思：一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二是指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教育学生，三是指与实用主义相对的、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通才教育”。
强调教育为社会需要服务看起来似乎与中国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教育独立于政治。华盛顿总统生前曾有意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一所集中的、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为各大学示范的国立大学，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在他以后的几届总统也曾做过努力，都未成功。结果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没有国家最高标准和统一的模式，也无法贯彻政府的某种教育思想。美国只有州立大学而无国立大学。即使州政府，也无权过问州立大学以外的高校，这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1819年著名的“达特茅斯裁决” ，这一案例进一步维护了大学对政府的独立性，这样既保持了校园学术思想的自由，又维持了学术建树的延续性。
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家们认为，大学应该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和接力棒，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这种价值观的载体，同时又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修养，不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工作都能身体力行，对维护和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不断完善美国的社会作出贡献。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根据美国标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在大学本科的通才教育特别重要。不论学什么专业，有一些属于文史的必修课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种教育思想和高度实用的现实趋势形成张力，也是对美国教育在市场驱动下沿着庸俗实用主义滑行的一种制衡。正因为如此，大学一直保持了出新思想、新流派的源头。另一方面，它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是实际上对校外的政治最敏感。本世纪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从进步主义到“新政”的谋士，到60年代的激进批判运动，乃至当前不论是“左”或“右”的思潮都产生于大学中。当然各种思潮实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这里必须提到杜威的影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美国教育影响最大。我国一向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代表。实际并不完全确切。从其倡导的精神与内容来看，正好是对趋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种逆反，毋宁说是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同时也属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张知行合一，彻底的“有教无类”，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顺应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创造力，把儿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别于“竞争的人”，充满服务精神等等。这些都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完全贯彻，与今天美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距更远。但是他以及一大批与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响的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教育改革还是功不可没。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能够为最广泛的阶层所享有，能最好地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视庸俗的实用主义。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每当美国人感到国家出了问题，或是遇到了难题或危机，就想到教育有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
战后几十年来，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问题，尽管朝野都予以关注，也不断采取措施，却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学者成立了“优化教育网”，两年后出了一本书，题为《国家在危急中》，历数教育滑坡现象。这本书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从那时起展开了“优化教育运动”。南方一些基础教育较差的州领导，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在本地进行改革，提高了中学毕业的标准。另外，重新强调在课程中加强基本知识教学，也是一项改革内容，但这只是建议，并无强制性，完全达到此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不多，不过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无论如何，教育的普及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经过几年大学教育，除了学到专业知识外，视野总要开阔一些，眼光远大一些，特别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终身受用。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大学的普及对缓解种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园中和睦相处可减少白人青年的种族偏见，一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较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机会。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讲到1929年的大萧条时有一段话说明普及教育发挥的作用：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别的国家像美国那么幅员广大，居民血统和社会背景这么多样化，依赖它的教育系统来训练人民学会和睦相处的艺术。如果真有一个时期证明过去几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开支起了作用的话，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期。当时人人都在困难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然而又采取批判态度，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才不致消亡。”
不论还存在哪些问题，迄今为止，美国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对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实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无疑是造成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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