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2
The Fight For The Republic In China By B. L. Putnam Weale |
中国为共和而抗争 作者:帕特南∙威尔 |
让我们先关注些窗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断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是起源于朝鲜,那时候朝鲜是个附庸国,承认北平的宗主权;冲突本该结束在那里,因为两位主角在争夺支配权的打斗中,日本已经无可争议地取胜。这种说法不完整,是危险的错误。在30年前的那段重要时期,袁世凯首次作为帝国侨民的将官去到首尔(根据1882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朝鲜“打开门户”,于是中国被迫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三个对平衡东亚势力都感兴趣的参赛者——俄国、中国、和日本——不断将朝鲜作为战场互相对抗。这场对抗的结局是排在前面的两名失去势力,同时比赛场地从朝鲜转移到了满洲里;并且从那里逐渐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到最后不仅将内蒙古和面向长城的广阔地带包括在内,而且中国自身的整个局面都被改变。这些重要的事实必须被注意到。1904–05年的俄国战争证明了沙皇专制在国际军事对抗中完全没有价值,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甘愿在远东地区居于从属地位。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曾经试图充当一个大陆强国,结果尝到了苦果——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被迫变得举止规矩,这种规矩的举止在1900年很好地体现出来,当时日本的北平远征军行为端正、英勇顽强、令世人钦佩。不过与俄国的战争和沙皇进犯满洲的失败,不仅让日本回到了从未奢望会再次看到的地域,而且还收获了现成的铁路系统,借助这套铁路系统,日本差不多挺进到松花江,将绵延至兴安岭山脉的广阔草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的政治视野,完全改变了日本的视点,东京的政客兴奋地扔掉古旧的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视力完全跟欧洲人的视力同样的好。现在看到了其他人早就看到的这个世界,他们的理解是,国家就像个人一样,生存竞争的最简单之道是采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不停的进攻,而不是写些无意义的电讯稿件。在俄国战争之前,日本曾向俄国提交了一系列庄重的文件,诚挚地希望公平地解决争端,但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结果不仅在战场上取胜,而且发现了这条战争原则。
这一发现必然衍生出新政策。在80年代,日本乐于以谦恭腼腆的方式行事,在90年代也是如此,虽然程度有所减弱,因为她竭力避免太过猛烈地试验其尚不成熟的力量。现在由于几名对手接连溃败,日本不仅发现迫不得已的进攻却是最安全的行动,而且还据此认为,持续不懈地施加最大的压力必然会最为成功。这条结论非常重要。如同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占领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从而威胁到她的海上交通,现在日本的主导政策也变得不再是浅薄之人猜想的东方门罗主义,而是“最大压力学说”。此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尽全力施压于中国至关重要;自1905年成型以后,所有的外交模式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被编织出来。任何人在掌握这一讯号事实之前,不可能对当前局势的演变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拥护并不断加强这项政策的,是在教育和大幅提升的物质繁荣之下,迅速培养起来的大批新人。从海中升腾而出的野心,令这些持海盗逻辑的人发起连串攻击;自然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于中国会表现出海怪的狰狞,同时中国看上去像不幸的安德洛墨达{即: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被绑在石头上,一直在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珀尔修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11年中国发生的革命完全出乎日本的意料。虽然大规模的反抗在预期之中——中国的革命党多年来一直把日本作为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一个古老的王朝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推翻。用计谋而不是战争导致的满族退位被日本视为近乎于一场灾难,因为它让前景变得复杂,打碎了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图案,插入了些无法有序放置的、不和谐的元素。不仅是一套整合有序的国家体系突然间被付之一炬,而且摧枯拉朽伴生的影响可能会极为广泛,甚至于整个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将被完全改变。日本的政治家们想要的是一个弱小的中国——最终会求助于日本这个同源的种族,而不是一个期待从法国大革命中寻找灵感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难以适应突兀意外的群体来说,这整件事情都带有铤而走险的色彩,让他们大为震惊,同时让他们立刻决定要把所有力量都用于将情势恢复到最初的起点,这样才对他们最有利。出于这种原因,日本不仅在1911年曾打算向满族提供武力支援,而且还可能会迅速地付诸实践,如果不是英国私下听到这个行动计划并强烈反对。即使眼下日本已经暂时调整了其政策,政治学者们仍然需要记住,皇朝统治的影响在东京从未远离,他们认为中国的合法主权仍然属于满族王室,自1911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违规违宪的。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因素需要留意:首先是在媒体的助推下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中国热,这个年轻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东京流派,并且已经历了革命;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阶层的日本人对于那个傲然胜出者——袁世凯——所怀有的深刻、持久、无法消除的憎恨。在1911–1914年期间,这两项特别的因素完全渗入到日本政治外交的其它元素中;两者之中,第二项因素必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回头从朝鲜说起,当时袁世凯的非凡外交才能不断让竞争对手日本落败,让朝鲜宫廷对中国的建议惟命是从,直到1894年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份过往的嫌恶演变为强烈的仇恨,已成为固定的印迹。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日本受制于世界舆论以及必须与其它大国在金融上打交道,直到1914年8月才看到渴望已久的机会,于是日本准备以最惊人的方式行动。
进攻胶州的战役在日本公众中从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正当条款要求日本介入那样遥远的问题,英国对德国的战争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离他们很遥远。虽然缘于1895年的干预,日本对德国有些仇视,但不能忘记,就像日本海军是脱胎于英国海军一样,日本陆军是脱胎于德国陆军,而主要是日本陆军的首领在控制日本。
这些人不喜欢在一场不感兴趣的比赛中“损坏他们的军队”。在国外还存在这种感觉,是英国在呼吁盟友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显得英国在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英国还在利用其原有的优势,可能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日本官方对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给予袁世凯政权的默许支持感到不满。英国在中国的活动更多地是消遣而不是挂心,这种表现激怒了日本——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转发了袁世凯的公开声明,让这些声明听起来好像是对当代历史的贡献。因此在前一年(1913年),日本发布了名为“中国事务”的文本,外交上正式否认中华帝国总统的抱负志向,日本人将袁世凯的声明归列为有预谋的谎言和推定行为,因为其措辞表明作者本人打算背弃日本。这个独裁者宣称:
“……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我——袁世凯——钦佩尧帝和舜帝树立的先例,他们将国家视为公共利益集合体,相信历史将一个王朝记录为好还是坏,与为公精神或利己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到中年之际,我对外交事务更加熟悉,被法国和美国的令人钦佩的共和制度所震撼,感觉它们是古代民主规程的真实化身。去年从武昌开始的爱国运动得到所有各省的回响共鸣,让这个有2,000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一下子接纳了共和制政体。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在生命的后半程看到这辉煌的一天;我曾经希望可以隐居在自己的家中,献上对和平时代的祝福。
但是我的同胞们再次给予我荣耀,迫切地要求我再次担负重任,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已经表明,整个中国绝不再允许君主制的存在。在就职典礼上,我再次面对苍天大地宣读了那段庄严的誓言。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各省的愚昧无知之徒大肆捏造谣言欺骗民众,还引用拿破仑一世的生命历程来支撑他们的臆想猜测。最好不要查问他们的动机;有些可能是因为误解,另外的则是蓄意作恶。
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六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各个强国承认的可能,而各省的秩序远未恢复。我们的命运悬而未决;最轻微的疏忽都可能会失去所有。我承担着这一艰巨的职责,感到自己有责任掌好舵,希望能够成功地抵御住狂风巨浪。
虽然公职人员正在竭尽全力地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观众似乎难以保持宽容的忍耐。他们忘记了,我从同胞那里得到这项责任,不可能冷漠地旁观国家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达到平衡。如果我自己都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只是轻易地顺从默许,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将会变得无可补救,其他人可能不会责备我,但我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安宁。
在广阔天空的映照下,我的胸怀坦荡。在这个建设国家同时又存在可怕危机的时期,这些相互间的猜疑如何找到一席之地? 我再一次发布这项声明;如果你们——我的同胞——确实把中国的安危置于所有的其它考虑因素之前,那么你理应心胸开阔。要留心那些似是而非的诽谤声音,不要为促成无政府状态提供平台。如果心怀邪恶之人——他们一心想搞破坏——抓住借口将争执扩展到危险的境地,我——袁世凯——将会按照同胞们的要求,将这些人从人群中驱除。
有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有责任向你们展示内心深处的思考,这样可能会驱散猜疑。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有权利对此提出批评。舆论应该对此适当留意。”
此外袁世凯还说明了他挑选聘用的外国顾问,决心要继续展示他对日本的怀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之后,国会被解散,是个美国顾问在着手起草新“宪法”;日本的有贺博士在领取高薪帮助和驱策这项工作,有贺因为支持这个独裁统治而被他的大部分同胞视为叛徒。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在东京大手笔贿赂某些日本新闻机构,还试图在日本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流传的惊人故事牵涉到日本高官,本书作者没有直接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是因为无法得到证明文件。不管实情可能是怎样,东京感觉到时间已经到来,必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给出恰当的定义,后来东京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伴随着袁世凯在山东公开宣布一小片战争区域,让日本只身对德国发起战争,面对日本的威严表现出他的中立姿态。日本人在1914年底之前攻占了胶州,决定接受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的这个独裁政府。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臣日置益博士亲自向袁世凯提交了有名的「二十一条」,罗列的条件旨在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每项需要,并将中国降格到附属国状态。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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