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The Dictator At Work / 掌权的独裁者

◊ 从1913年11月4日政变到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 ◊

随着中国的议会被实质性地废除掉，以及动荡的扬子江流域被迫屈服，袁世凯的工作变得简单了许多，他认为公开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让自己成为至高无上者。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为了将共和国彻底盖棺入殓，有必要败坏副总统的名誉，并且将他差不多监禁起来。

这里体现出袁世凯的典型特征，尽管武昌起义的那位英雄忠诚地配合了他——非常艰苦的配合，这位扬子江中游的指挥官在1913年7月的反叛中，为了迫使袁世凯加入反叛阵营，不得不抗拒各种极端的诱惑企图，但袁世凯还是决定劝诱此人来北平软禁起来。

事实证明，黎元洪将军是一位民族英雄，当时驱使那个独裁者采取了行动。在1913年10月由国民议会作为国民大会举行的选举中，尽管有人竭力破坏其影响力，这位副总统仍然凭借个人声誉获得了出任正式总统的大量选票，于是不得不进行三次投票而非一次；大多数人断言，如果没有贿赂或恐吓，他会当选该国的最高职位，取代那个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消除其影响被袁世凯视为首要的必办之事。为达此目的，袁世凯突然派遣战争部长段祺瑞到武昌——自1911年以来副总统一直居住的地方，含蓄指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对方不从，那么可以采用任何可行的方式。

幸运的是，段祺瑞将军不属于那类环侍袁世凯周围的丑陋群体；他是一名忠诚而高效的官员，但并不赞同政治上的暗杀。因此在简短的谈论之后，他得以说服副总统，袁世凯在迅速布置同谋者和策划人来武昌包围他，跳出圈套的最简单方法是自愿去到京城。在那里他至少可以每天接触到事态的发展，能够自行抗争而不必担心被人从背后中伤；在各国公使的眼皮底下，即使是袁世凯也会多少表现得有些胆怯。事实上，在张振武将军的司法谋杀案引起强烈抗议之后，针对各省要员他已经收敛了此类最邪恶的作派，只有无名小卒在北平被处死。于是黎元洪将军简单收拾行李，只带一名副官，意外地于1913年12月11日来到京城。

这次突然的启程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湖北（武昌）军队的官兵惊惶不安，报纸开始暗示他们心爱的统帅相当于已被绑架。虽然袁世凯热诚地接待了他，将仙岛皇宫^{即:瀛台}——在1898年的政变后，不幸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长期监禁在那里——作为他的个人住所，但是没过多久，黎元洪将军就明白，他的存在是那个想称王之人的尴尬源头。好在具有令人惊讶的耐性，他准备坐下来，让这场大戏自行展开，正常上演到结束。黎元洪将军最希望的是被完全和彻底的忘记，当救赎时刻最终到来时再勃发。他的策略不仅在心理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巧妙。中国最大的诚实盟友一直是时间，在中国历史的每个时期，比赛的内在规范最后都让流氓行为现丑丢脸。

1914年来临，许多障碍已经被清除掉，袁世凯的行为方式变得越来越专横。二月份，年轻的皇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作为小皇帝宣统的守护人，被哄骗发布退位诏令——不期然地过世了；她的离世让人们百感交集，因为就此切断了与往昔的最后联系。袁世凯的位置因这件幸事而大为增强，暗地里非常高兴；按照他的命令，已故的皇太后按国葬在冬宫大堂^{{即:故宫皇极殿}}停放三天，接受了无数民众的瞻仰，这些人似乎因为这道迄今未见过的仪式程序而莫名地动容。在那个独裁者和他的最大野心之间，现在只剩下一个九岁的男孩。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为纯粹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表，以及寻找财源来治理国家。对于一个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整个政府建立在马基雅维利^{{即:政治无道德}}教义基础上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远比第一个问题重要得多，合法性只被看作是装点门面的政治外衣，是为了平息外国舆论，防止外国干预，而没有钱，即使是支配权利的表象也无法维持。事实上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寻找财源的问题。

中国没有，至少政府没有。金融混乱仍然高悬头顶，虽然有2,500万英镑的巨额重组贷款^{{即:善后大借款}}，但那笔贷款是精心安排用来擦掉国际债务和平衡外国银行的账簿，而不是用来建立现代政府。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个国家的所有可用的硬通货，都被中国各地的本土商会悄悄汇到大上海商业中心，以求得安全的托管，在那里接近一亿盎司的现钞如今塞满了外国银行的保险库——不致于被政府征用。省级收入的征收长期混乱无序，虽然手握军事独裁大权，袁世凯也发现不可能让各省正确地汇交税款。挖空心思找寻新的借款；通过几次强制发行内债，获得了一笔现金，但这个国家仅能勉强糊口度日，每个人都不高兴。雪上加霜的是，华中地区可怕的“白狼”匪徒叛乱横行——据说是在一个刀枪不入的传奇人物的带领之下，这就需要重新调动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耗时近半年，力图围捕这个墨西哥维拉式的人物，但徒劳无功。长期的放纵已经让军队变得士气消沉，迟缓懈怠地对付这场游击战，直到有机会击毙了土匪头目，令其众多的追随者自行散去。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害虫肆虐了三个省，并且威胁到亚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中国的古都西安，1900年满族皇室曾经逃向那里。

与此同时，大批地处决人犯在各省反复执行，所有的反抗都被无情地镇压。在北平，臭名昭著的执法处或军事法庭——一种中国式的星室法庭^{{即:英国历史上的专制机器}}——不断在当场处决涉嫌谋反那个独裁者的人。即使是印刷品也被视为煽动叛乱，一名不幸的本地编辑竟然在汉口被鞭打致死，只因报道了河岸边的实情。这些残暴行为让人们更加下定决心，要在可能的第一时刻清偿宿怨。虽然越来越缺乏现成的资金，但是到1914年4月底的时候，袁世凯却完全掌控了情势，推出了他的最大的惊喜——以“宪法条约”^{{即:中华民国约法}}这个悦耳的名称颁布的一部新宪法。

这部精雕细琢的文献是一件统治工具，跟一封私人信件一样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作支撑，感兴趣者可以在附录中查看全文；这里可以有把握地讲，如此这般的哄骗花招在中国还史无前例。这部宪法由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此人后来作为君主制图谋的代言人收到了不受欢迎的国际坏名声——起草，竖立起讨人喜欢的所谓总统制；也就是说，把所有权力直接交给总统，模仿美国模式只给他一名国务卿，将内阁部长降格为部门主管，让他们按照国务院的指令行事，在实际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类似地，为各省创设了一套新的省级管理体制，都督或革命时期的省长被改成为将军或满族模式下的军官，省级控制完全集中到他们手上，同时将前期建立起来的省议会即刻废除。天坛的祭祀也重建起来，还包括法定的孔子祭祀——两者都是帝国时期的法令，同时命令加入一套全新的仪式，祭奠两个有名的战神^{{即:关羽&岳飞}}，以灌输军事品德！按照计划，在祭天仪式中，总统将穿戴公元前1,112年间周朝公爵的长袍，一次新颖有趣的共和实验。看那些天的两道指令的摘录片段，它们充分阐明了这些事件进展的推理论证。第一道指令宣布：

“在共和国，最高的权力属于人民，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根据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这些意愿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生存和幸福。我——共和国总统——来自农庄，因为我无法容忍让无辜的人民承受永恒的痛苦……我上任以来，徒劳地尝试缓和各种暴力氛围。如今最大的邪恶是对真相原则的误解。共和者以公众利益为借口，试图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有些人甚至将抛弃列祖列宗作为自由的标志，将违法行为看作追求平等的表现。我一定会尽力改变这一切。”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