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ace / 和平

内容提要 / Executive Summary

•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PPS）每年征询数百名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以评估30起正在发生或潜在的暴力冲突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影响。
• 今年可能是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17年历史上最危险的一年：专家预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突发事件既有发生的高度可能性，又会对美国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加沙和乌克兰的战争、约旦河西岸和美墨边境的对峙、以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最令人担忧。
• 中东地区不断恶化的安全状况位居今年榜首，接下来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国内政治暴力、网络攻击、南部边境的安全危机）、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东欧的侵略、以及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挑衅。
• 与前几年相比，海地、苏丹、索马里等国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在今年的调查排名中有所上升。

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 / The 2025 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

第2届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就任之际，美国正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这反过来提升了美国进行代价高昂的军事干预的风险。中东的情况尤其如此，该地区多个国家继续受到致命暴力事件的困扰。这种暴力事件显然有加剧和蔓延的可能。据估计，乌克兰的可怕战争已经造成100万人伤亡，而且没有减弱的迹象。这场冲突同样可能升级，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关键利益，并需要更深入、更昂贵的介入。虽然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局势相对和平，但存在许多爆发点，尤其是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有可能会突然爆发并迅速将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可能同时与两个——而不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交战，这种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存在。换句话说，今天的风险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特朗普政府不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日益动荡的世界带来的风险，还应该制定意在减少未来危险的政策。否则，它可能会因多重危机并发而不知所措，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美国有限的资源该集中在哪里，更不用说忙碌的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亦有限？除上面罗列出的冲突风险以外，还有其它正在发生或潜在的冲突，特别是在非洲，这些冲突可能不具有同等的战略重要性，但仍然代表着重大的人道主义诫命。此外，西半球本土附近新出现的风险不容忽视，连同国内对政治稳定的各种威胁。

正是考虑到挑战的存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17年前启动了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该项目每年征询数百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让他们评估未来12个月内可能发生的30起冲突相关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潜在损害。然后把结果汇总起来，并将突发事件按相对优先划分为3个等级，以便美国采取预防行动。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主要侧重于评估相对分散的政治和军事突发事件；而非评估诸如全球变暖、人口变化、或技术发展等广泛趋势带来的风险。那些趋势很容易在未来12个月内在特定地区引发暴力冲突，因此很难度量。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也不会尝试评估与地震、恶劣天气事件、公共卫生危机、或特定领导人死亡等事件相关的风险。那些事件可能引发不稳定，但它们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本质上不可预测。

此外，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每年评估的意外事件不超过30起，尽管可以增加更多。不过，受访者可以借此机会指出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其它与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些建议显示在“其它关注到的问题”列表中。

最后，调查结果反映的是2024年11月开展调查时的专家意见。世界是动态的，因此地缘政治风险评估需要定期更新，预防行动中心（CPA）通过其屡获殊荣的“全球冲突追踪器”互动功能做到这一点，查看可点击此处。

调查结果 / Findings

今年的调查有几个值得注意之处：

• 自2008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开始以来，从未有如此多的突发事件被评定为可能性大/影响大的事件（5起）。换句话说，调查受访者对未来12个月暴力冲突风险的焦虑程度从未如此之高。在调查的30项突发事件中，有28项被认为在未来12个月内发生的可能性很大或中等。此外，其中18项将对美国利益产生很大或中等的影响。
• 2025年中东地区持续冲突的进一步恶化是调查受访者的主要担忧。这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继续、以色列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的冲突加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行动升级，最后还有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分子之间的持续战斗、以及黎巴嫩的国家崩溃。自11月调查结束以来，有迹象表明中东部分地区的暴力程度可能会减轻。不过，过往的经历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乐观。
• 仅次于中东的(I)级担忧是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和东欧其它地区）和中国（针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引发的冲突。不过，与俄罗斯相关的突发事件被认为在2025年极有可能发生，而与中国相关的则被认为可能性中等。
• 去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包含的几项突发事件的排名大幅上升。其中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动（从II级升至I级）、海地危机（从III级升至I级）、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苏丹的持续内部冲突、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因克什米尔而发生的持续冲突（均从III级升至II级）。
• 与此同时，与北韩的各种挑衅相关联的风险在排名中下降（从I级降至II级）。最后，虽然美国国内发生恐怖主义和其它政治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在2025年仍然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它不再像2024年的调查中那样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还有：

• 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纳入了6项新的突发事件。其中3项——以色列定居点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政治权利之间的冲突加剧、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加剧和黎巴嫩加速的国家崩溃、俄罗斯在东欧国家的挑衅——被认为发生的可能性大且会造成中等或很大的影响。其它新纳入的突发事件包括尼日利亚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死灰复燃、孟加拉国的治理危机、以及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红海通道的强烈冀望造成的紧张局势。
• 2024年评估的6项突发事件未包括在2025年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中。埃及、伊朗、俄罗斯的潜在政治不稳定未被包括在内，这反映出2024年独裁政府的权力普遍得到巩固。在达成缓解紧张局势的双边协议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争端也被取消。类似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议地区的冲突也被删除，反映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自2023年9月以来的停火得以持续。南苏丹的内部冲突被移至“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名单，因为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及非洲之角的危机被认为更有可能在2025年加深。
• 5项突发事件与去年的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色列-哈马斯战争问题仅关注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不是更广泛的地区冲突风险。不受控制的移民对美国南部边境构成的风险被重新调整为包括新出现的美墨紧张局势。乌克兰问题现在反映2025年可能出现的对莫斯科有利的停火协议。也门问题已更改为反映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的威胁，而之前有关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紧张局势的问题现在包括西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威胁。

其它值得关注的问题 / Other Concerns to Note

尽管调查仅限于30项突发事件，但政府官员和外交政策专家可以借此机会提出他们认为值得关注的其它潜在危机。几位调查受访者提出了以下其它突发事件：

• 厄瓜多尔犯罪组织之间暴力对抗，加剧公共安全危机
• 伊朗领导层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
• 南苏丹因全国大选推迟而引发武装团体之间重燃战火及社区间的冲突，加深人道主义危机，使中央政府更不稳定
• 叙利亚武装团体之间争夺权力，加上外国干预和恐怖活动，破坏治理，加剧难民危机
• 委内瑞拉的政治压抑和经济困难加剧，导致政权不稳定，难民危机再度爆发
• 外国恐怖组织指挥或煽动对美国或条约盟友发起可能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恐怖袭击

一级突发事件 / Tier 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大；影响：大

• 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持续，包括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进一步破坏，加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
• 以色列安全部队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定居点建设、巴勒斯坦政治权利、及加沙战争而发生冲突
• 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重大军事进展，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破坏，以及基辅的外国援助减少，导致停火有利于莫斯科
•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包括对能源和核设施的袭击，导致整个中东地区更加不稳定，美国介入更深
• 美国安全部队部署到南部边境，引发边境地区移民群体的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与墨西哥的紧张关系

可能性：大；影响：中等

• 稳定海地局势的国际努力未能遏制犯罪暴力，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并加速国家崩溃
• 黎巴嫩的国家崩溃加速，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持续交战加剧宗派冲突和平民流离失所
• 俄罗斯在东欧（特别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军事挑衅和影响行动增加，引发民众骚乱和地区政治不稳定

可能性：中等；影响：大

• 中国对台湾施加更剧烈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导致严重的跨海峡危机，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
• 某个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尤其是针对菲律宾，导致武装冲突的发生，涉及中国、美国、及美国盟友
• 唐纳德∙特朗普连任导致美国的国内政治对抗加剧，引发国内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行为

二级突发事件 / Tier I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大；影响：小

• 苏丹持续的内战和不断蔓延的种族暴力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和地区政治不稳定
• 索马里政府军与青年党武装分子之间的持续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
• 塔利班持续的镇压行动、经济困境、以及阿富汗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和难民外流

可能性：中等；影响：中等

• 胡塞武装不断袭击红海和亚丁湾航运，引发美国、英国、其它外国势力加强军事介入
• 巴基斯坦的武装活动和民众骚乱增加，加剧政治不稳定，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冲突不断升级
• 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境内各库尔德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
•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活动和镇压再次引发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导致停火承诺破裂

可能性：小；影响：大

• 北韩的武器试验和边境挑衅引发朝鲜半岛的武装对抗，涉及美国和其它地区大国

三级突发事件 / Tier III Contingencies

可能性：中等；影响：小

• 萨赫勒地区（尤其是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尔）的暴力冲突升级和治理薄弱加剧地区不稳定和人员不安全
• 尼日利亚东北部恐怖主义暴力活动死灰复燃合并国家软弱加剧全国的政治不稳定
•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因领土和自然资源而长期存在的种族和政治冲突导致人道主义状况恶化和地区局势紧张
• 孟加拉国治理危机深化导致民间骚乱和政治暴力加剧
• 缅甸非国家武装团体与执政军政府之间的持续冲突导致流离失所者增多和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 德尔加杜角省冲突死灰复燃连同莫桑比克政治暴力加剧导致平民伤亡增加
• 埃塞俄比亚普遍存在的国内冲突破坏中央政府的稳定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恶化
• 利比亚交战联盟内部和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增加
• 埃塞俄比亚为获得红海通道的作为导致的政治紧张，叠加区域资源竞争，引发埃塞俄比亚与邻国的武装对抗

可能性：小；影响：中等

• 西巴尔干地区（尤其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种族和政治暴力事件增多，引发武装冲突，需要外国干预

方法论 / Methodology

预防行动中心开展2025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分为3个阶段：

1. 征求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突发事件
2024年10月，预防行动中心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征求建议，关于该把哪些可能的冲突纳入调查中。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内部区域专家的帮助下，预防行动中心将可能冲突的清单减少到30个突发事件，这些事件被认为在2025年既可能发生，又可能损害美国利益。

2. 征询外交政策专家
2024年11月，调查问卷发送给15,000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外交政策专家、及专业学者，其中约680人作出了回应。每个人都被要求根据总体准则估计每种突发事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和发生的可能性（参见风险评估矩阵定义）。

3. 对冲突进行排序
然后根据排序对调查结果进行评分，并根据突发事件在随附的风险评估矩阵中的位置，将其归入3个预防性优先级别（I级&II级&III级）之一。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是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慷慨资助下进行。发表的声明及表达的观点由预防行动中心完全负责。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fr.org/report/conflicts-watch-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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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5.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1/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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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摘

《外交官》是首屈一指的着眼亚太地区当前国际事务的杂志。自2002年推出以来，《外交官》一直致力于对亚洲和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进行高质量的分析和评论。《外交官》对于地区问题的深入探讨延及一众有影响力的评论员、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人士。《外交官》提供以下方面的专家报道：

• 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趋势
• 国防和情报
• 环境、人类安全与发展
• 艺术、社会趋势、及流行文化

夏伦∙蒂兹是《外交官》杂志的主编。她的主要关注点是中国，撰写关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国内政治、及经济的文章。夏伦此前曾在美中政策基金会作研究员，主持每周电视节目“中国论坛”。她有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从威廉玛丽学院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夏伦还曾在北京清华大学学习。

1970年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大和解系由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尼克松政府的策略是与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苏联。不过长远看来，最大的后果可能体现在经济上。中美贸易线路的重新开放最终已重塑整个全球经济，让中国变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淘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作。

伊丽莎白∙奥布莱恩∙英格尔森在她的新书《中国制造：美中利益融合改变全球贸易》中深入探讨这一巨大转变。在接受《外交官》采访时，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历史学助理教授英格尔森阐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向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变如何改写中美贸易的动态——最终到中美关系。

“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她解释道。那就是在太平洋两岸的董事局会议室和工厂车间展开的故事。

[提问]：纵览中美贸易关系经常着眼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变，尤其是1978年推出的“改革开放”方针。但你认为“美国经济的转型对于中国最终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至关重要”。两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是如何相互促进？

当代中国学者正在费力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早期在学者中的争论试图理解肯尼思∙彭慕兰所描述的18世纪中叶以来西北欧和东亚在工业化方面的“巨大分歧”。最近，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融合”的概念，籍以理解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转型的有用框架；最好的标签可能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融合”。邓小平在1978年底宣布的改革开放在这些叙述中显得尤为突出——这有充分的理由。1978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对于这个过程确实非常重要。但主要关注中国的学者往往较少留意中国开始参与其中的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让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大最强的参与者——需要满足中国的需求。

因此，我的兴趣是把这两种动态结合起来：中国内部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变化。我发现，甚至在邓小平的改革之前，中国的改革者就开始尝试将中国自身的发展目标与美国正在国内展开并在1970年代加速的进程相结合：通过廉价的离岸劳动力和新兴供应链实现制造业的国际化。

在与中国的贸易重新开放之前，美国的企业界人士已经开始缓慢地将其制造业国际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他们转向日本和台湾等非共产主义来源地。1970年代，中国领导人开始顺应这些新兴动态，并在此过程中缓慢超越了长期分裂中美的冷战分歧。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冷战结束于1980年代末，当时苏联开始解体，美国领导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愿景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运行原则。但就美中关系而言，冷战结束并没有伴随两国中某个国家的系统性崩溃。相反，随着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利益逐渐融合，两国之间的冷战分歧在1970年代逐渐消散。

如果不探索两个国家的各项决定和行动，我所讲述的历史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不深入观察并适当考虑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就无法理解美国企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发生的变化。反之亦然。要理解中国实用主义者开始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方式，需要了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国所发生的变化。从那种意义上讲，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故事——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贸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提问]：你书中的中心主题之一是，美国的企业人士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看法转变十分重要：从美国商品的潜在市场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美国企业界的那种看法转变如何与中国政府当时的目标相契合？

是的，几个世纪以来，企业界人士在中国看到的是消费市场的巨大前景，有个美国商人在1930年代曾将其表述为“4亿顾客”。对他们来说，跟中国开展贸易意味着扩大出口。197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商共同重新界定了中国市场的含义。他们开始培育外包制造工作的新路途——俗话所说的8亿工人。

当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争论如何加速中国工业化的方式之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尝试利用出口产生的现金来资助其发展努力。他们希望通过出售纺织品和原材料来购买工厂、飞机等。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蕴含生产廉价制成品的潜力，这些制成品可以销往美国和其它地方，进而产生购买基础构件所需的资金，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

“契合”已经发生在制造业中。随着美国公司将制造业务国际化到世界其它地区，他们开始认为中国有潜力加入——并促进——这一进程。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但确实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于是中国实用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开始并行不悖。这种并行的结果是“美中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重设——不再是有4亿顾客的中国市场，而是提供工人的国度。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努力曾经遭到强烈的抵制。1970年代在中国是一段伴随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期，笼罩在毛泽东患病并最终于1976年去世的阴影中。无法确定1970年代的这些停滞不前的作为是否会继续下去。我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将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融合视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自然或不可避免的过程。但对贸易关系的抵制及其伴生的问题正说明此过程并非必然：贸易很困难，利润也完全不确定。

[提问]：你注意到在中美重新接触的初期，“两国领导人都理解并把贸易用作外交工具，但方式却截然不同。” 他们在方式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今天仍然是这样吗？

中美贸易的最初几年是在那段奇特的和解时期发展起来。尽管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于1972年在北京举行了戏剧性的会晤，但直到两位新领导人——吉米∙卡特和邓小平——上台后，两国才最终于1978年12月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把贸易当作某种激励——但呈现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同时点。美国在外交全面正常化之前将其作为鼓励，以表明其对和解进程的承诺。中国在地缘政治谈判改善之后把贸易作为提供的某种奖励。

这些不同的态度以令人惊讶的方式相互补充：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体现出外交上的重要性。1970年代出现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是贸易失衡偏向有利于美国。中国的进口总额大于其对美国的出口，特别是随着外交在那个10年的中期开始陷入停滞，中国官员希望纠正这个问题。作为回应，美国的外交和商界领袖努力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他们自认为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于促进同时展开的外交努力很重要，所以才这样做。不过这符合——并帮助发展起——美国资本主义者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融合。

缘于1970年代发生的变化，如今的动态变得更加复杂。制造业的国际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与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在后新冠时代，我们都熟悉供应链在全球制造和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但贸易的政治性仍然明显受到国家形态的约束。如果“中国制造”代表对美国制造业的威胁，那么“美国制造”的影响也可以用国家形态来反击。

对于“黄祸”的恐惧与先进的“美国制造”所催生的国家自豪感相结合，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政治的致胜组合。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在2021年初通过的第一项行政命令被戏称为“美国制造”。它要求联邦机构更多地使用美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不过，该项行政命令的细则透露出当前原产国标签背后的混乱状况。即便只有55%的零部件在美国境内加工制作，他的“美国制造”计划所设定的标准就算已达到。

因此，1970年代把贸易用作政治工具的作法——在今天的背景下那通常意味着征收关税——不会像50年前那样对中国产生影响。比如，尽管现在征收关税，但中国制造的半导体越来越多地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这段历史揭示的是，为了解决美国工人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导致我们走到今天的各种因素。最该关注的是：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提问]：自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以来，贸易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不过到今天，华盛顿越来越多地透过国家安全的棱镜看待贸易；“去风险化”是当今的主流。1970年代是否存在类似的担忧，当时中美贸易关系的支柱正在建立？

在1970年代，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肯定存在于华盛顿的某些地方，特别是五角大楼对于出售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技术。但这些担忧越来越成为少数派，而不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日益加剧的恐惧。从那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1970年代的冷战在中美关系上是如何结束：紧张局势缓慢消退。

从2024年回头看，中美之间的这段利益交汇的历史读起来越来越像关于远古从前的故事。但当我在2010年代初开始这项研究时，仍然存在各种希望：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可能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地缘政治关系。10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经过这段期间，伴随着研究和记述不同的10年，我真正认识到，那些比其他人掌握更多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他们的决定——及共同愿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催生多大的变化。

[提问]：少数几家机构准确预见了中美经济融和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劳工团体是其中之一。劳工团体在多大程度上特别担心中国，而不是更宽泛地担心制造业向海外无论何处转移的趋势？

中国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其人口规模显著放大了发生在美国制造业领域的更大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在1970年代是不可能认识到中国会真正成为如此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国。中国当时极度贫穷，工业基础薄弱——这是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非必然的另一条关键原因。但那时候确实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而这恰恰发生在美国制造业转向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的时刻。

对中国担忧最强烈的是美国纺织业。这个行业的劳动者几乎全部是有色人种女性，之所以她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关注，这是一条重要原因。她们不是在1970年代的美国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汽车和钢铁行业的戴着安全帽的那些人。但更重要的是，纺织业的许多白人男性领导者——代表这些有色人种女性——寻求对华贸易限制时在呼吁市场秩序，而不是保护美国工薪阶层的根本性改革。

对于纺织行业的许多人来说，转向海外廉价劳动力的想法本身并不是问题。相反，他们正在寻求朝向外包制造的平稳过渡，让管理人员有时间调整生产线以适应海外廉价劳动力。他们特别担心中国是因为共产主义国家架构让中国更容易降低劳动力成本并倾销廉价商品。倾销具有破坏性；让美国纺织业管理者更难于缓慢平稳地转向海外劳动力。

最终，中国领导人得以让其人民摆脱贫困，作为代价牺牲掉的，是美国未加入工会的领取最低工资的纺织工人、以及后来的其它行业。对美国工人造成那样的影响，从根本上来说是缘于美国那些行业领袖和企业高管的决定、以及华盛顿的立法助推。因此，美国的公司和企业界人士是中国工业化和美国去工业化的中枢立轴。

在美国，这是劳动力群体的去工业化。1940年代末至202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相对稳定。美国在继续制造商品。事实上，直到2010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那之后维持在仅次于中国的状态。1970年代在美国下滑的并不是制造业，而是该行业的就业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制造过程中采用新技术、制造新型高科技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

如今，华盛顿持续关注“中国制造”的威胁，兜售美国不再是制造业国家的幻象，并在此过程中排除掉企业决策——追求低工资胜过所有其它——的责任。因此当前美国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而是催生出这些行为的把资本利益置于劳工利益之上的政治生态。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3/how-the-us-neoliberal-shift-fed-chinas-rise/

海外文摘

加拿大维度[Canadian Dimension]成立于1963年，是一个就当今加拿大左派面临的重要问题进行辩论的论坛，也是对国家和地区政治、劳工、经济、全球事务和艺术作分析的源泉。

亨利∙海勒是曼尼托巴大学历史学教授。他的著述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21世纪视角》[普卢托出版社2011年]、《冷战与新帝国主义：全球史1945—2005》[月评出版社2006年]、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伯格汉图书社2006年]。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逐年提升。可以说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砖国家（BRICS）等其它国际联系帮助其扩大在全球经济、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正在从这些联系中受益，并期待中国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些趋势将会持续下去。并且我们看到，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和欧亚大陆转移。

与此同时，在地缘政治上，我们正走向一个多极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称霸。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加速这些变化。

由于中国日益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在我看来，这些政策的成功植根于其经济体系。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崛起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主义品牌的成熟。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其与世界其它地区联系起来。但在我看来，这必须从中国对经济的国家总体主导以及中国共产党控制发展方向来理解。

我确信这种发展模式持续存在政治和其它问题。这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不过到目前为止及可展望的未来期间，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成功、显著超越西方的模式。此外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为重要，其成功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显眼。

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成就是一条巨大的明证。人们尽可想象这些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特别是考虑到1949年革命将中国从一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屈辱中解放出来，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预计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无异于是对500多年前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进入印度洋开始的西方潮流的历史性逆转。

我不想强调这一令人震惊的转变，而是想重点讨论西方对于中国和欧亚大陆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敌视。这种拒绝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政治和历史意义的表现，同时也充满危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应要么是否认，要么是拒绝。迄今为止，西方一直无法或不愿意接受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重大转变。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我们看到这种敌意的不断升级，体现在各种制裁、军事威胁、及媒体攻击中，针对的是中国的所谓人权记录及干涉其它国家的政治生活，旨在以某种方式让中国重新屈服于西方。

这场运动的中心是重申台湾分裂主义的理念——纯粹是冷战的残余。台湾再次被视为美国军事遏制中国的基石。

确实，美国的姿态与整个现代帝国主义的历史相吻合。

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的相互争斗是多么的惨烈。到1945年，英国、法国、以及德国和日本这些强国都不得不逐个屈服于美国的主导地位。但美国的霸权应该被视为是继承了早在18世纪就开始的西方统治世界的遗产。

这种统治的本质是一种心态，自认为西方甚至白人对世界其它地区的统治是“基于规则”，是世界的自然状况。面对中国的威胁，西方谴责中国缺乏民主，却拒绝承认其自身的代议制民主已经蜕变为寡头政治和某种自由极权主义。

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统治阶层受到这些思想的感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符合这些阶层的物质利益。面对中国的出现和日益增长的多极化潮流，他们的反应是粗暴地试图以某种方式恐吓中国，让其接受西方的持续主导。

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武器是军事、金融、和媒体。

结果，我们看到一场由西方发起的、针对欧亚大陆崛起的全球冲突，焦点是南中国海和乌克兰。俄罗斯把自己视为无尽财富的源泉，也被视为中国的后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冲突反映出的是过往帝国主义争斗的继续。西方的敌视不是单纯地缘于中国作为新世界强国的威胁。被视为首要威胁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

西方统治阶层的权力依赖于通过剥削大众、滥用资源来积累私人财富。国家最终得建立在工人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使用价值大于交换价值等理念被诅咒驱逐。

中国就是那样的国家，而且它表现得比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更好，这让他们感到恐惧。

有鉴于这些情况，中国和世界人民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局面。

西方政治的特点是绝望和虚张声势，让人想起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它追求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其逻辑展现为尼采哲学权力意志的极其非理性的形式。

比上次世界大战更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存在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该强调的是，南方国家的人民正在回击让他们继续臣服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企图。

他们意识到，剥削成性的西方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的冲突是一场关乎他们自身未来的争斗。

还有，西方工人阶级迄今为止还处于隐忍沉寂状态，他们的呼声仍然还没有被听取。

对于经济状况的恶化、统治阶层对生态的不负责任和鲁莽的亲战政策，工人阶级还能忍耐多久？ 此外，种种迹象表明，受统治阶层掌控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衰落或进入某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他们日益鲁莽的帝国主义行为就是迹象之一。

强大的中国及其政党有可能对这种情况作出理性的反应和调整，而西方则不然。时间站在中国和南方国家这一边。

很难说西方那些疯狂的现实主义者准备在多大程度上捍卫他们的体系。希望他们会顺服于不再袒护他们的周遭力量。抛开全面的战争，我们正在展望新的世界体系的出现，在这个体系中，中国为其它国家提供了自主发展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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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the-rise-of-china-and-the-decline-of-the-west

“俄乌战争”终结“以商促变”

政客[Politico]是一家全球性的无党派政治和政策新闻机构，于2015年4月在欧洲成立；业务总部位于布鲁塞尔，并在伦敦、柏林、巴黎设有办事处，将几个全球权力中心点连接起来。

芭芭拉·蒙斯是“政客”驻布鲁塞尔的首席欧盟记者。在加入“政客”之前，她为比利时国家日报《时间》报道比利时政治。芭芭拉曾就读鲁汶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布鲁塞尔大学、及弗拉里克商学院，拥有历史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她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富布赖特学者，现在布鲁塞尔大学教授新闻学。她是土生土长的比利时人，出生在布鲁塞尔。

多年来，支撑欧洲贸易政策的一直是一句令人宽慰但未免天真的德国格言：以商促变。

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贸易带来改变”，表达的信念是：跟西方之间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将推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走向更自由、更开放的政治体系。模糊逻辑认为，对于一个拥有宜家(IKEA)和星巴克(Starbucks)的国家来说，要想建造古拉格集中营或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更加困难。

过去几年，中国的诸多迹象表明，“以商促变”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复述者通常是那些在人权记录骇人听闻的国家快乐致富的公司。中国贪婪地消费着西方的技术和时尚，却丝毫没有放松其国家威权主义，也没有改变对西部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残酷镇压。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欧盟仍然顽固地哼唱自己的颂歌，即使面对刺耳的警报声响也是如此。布鲁塞尔竞相在2020年底与北京达成一项重大投资协议，时值美国准备谴责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之际。

不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意味着，就连欧盟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作梦。愈发明显的是，德国主导的意在安抚莫斯科的贸易议程已被证明存在战略危险。

把贸易作为一种锤炼、推进文明的力量，这种理念当然并非德国独有。双向贸易的概念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提出，并嵌入到欧盟的贸易教科书中：贸易会引发对话交流，相互依赖可以阻止冲突。

尤其是德国在利用“以商促变”作为烟幕弹来赚钱，而忽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暴虐之举。

德国的商业利益推动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多年来对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绥靖政策。尽管欧盟宣称的目标是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但德国却犯下了致命的战略错误，承诺建设俄罗斯至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毫不奇怪，普京的入侵开始以后，面对莫斯科的猛烈报复，柏林是最后发起抵制的欧盟首都。

欧盟贸易委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在俄罗斯发起攻击4天后承认，是时候改变策略了。

“贸易武器化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这一现实，并适应它。” 他告诉立法者。那表明欧盟的过渡将混乱不堪。

过时的哲学 / Out of date philosophy

尤其是在德国，中国传统的贸易与政治隔离墙如今正受到质疑，甚至连商界领袖也对此生疑。

德国产业联合会（BDI）是一家强大的机构，其主席西格弗里德∙鲁斯沃姆探询俄罗斯的入侵对于与其他独裁者打交道意味着什么。“政客和企业现在必须清楚，他们对于与之有关系和业务往来的其他国家，划定的红线在哪里。” 他说道。

这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对于“忽视邪恶”的欧盟来说，这标志着一场重要的心理转变的开始。

“以商促变”的辉煌岁月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前就已经结束了，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史蒂文∙布洛克曼斯表示。柏林墙倒塌后，这是一项相对容易实施的政策，当时德国和欧盟的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民主化的（软）实力。但自金融危机以来，布洛克曼斯认为，相信贸易是万能药的观点大多数时候是被用作继续与独裁者开展贸易的遮羞布。

“[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现在承认它已经过时了，” 布洛克曼斯说：“德国的这一转变将对欧洲的政策以及更加战略性地利用贸易产生影响。”

缘于其经济实力，德国的辩论对布鲁塞尔来说至关重要。“每次越界，无论是意识形态、制度、还是能力，都是因为德国的锚点发生了转移。” 欧盟前贸易部长帕斯卡尔∙拉米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法国在推动“幼稚欧洲的终结”、以及欧盟贸易政策的更多战略自主。

法国的这一举措深刻地影响到欧盟对贸易的看法。乌苏拉∙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将自身定位为“地缘政治”团体，并开始建立贸易防御武器库，以应对来自中国和美国等全球竞争对手的经济威胁。

乌克兰战争以及德国的真正转变将使贸易变得更加地缘政治化。

“贸易和外交政策可以完好分离的想法现在显然已经成为过去。” 根特大学欧洲政治经济学教授费迪∙德维尔表示。

争取其他合作伙伴 / Courting other partners

贸易与战略力量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明显的教训。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就是主要的例子。

在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过度依赖的危险信号已经闪现，人们强烈抗议欧洲可能“在全球化方面走得太远”，并且在必需品方面过于依赖中国等国家。

“自新冠病毒危机以来，我们正在检视一个横向教训，那就是供应链弹性和供应链多元化问题。” 东布罗夫斯基告诉《政客》杂志。

但对于如何避免过度依赖特定的国家，欧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

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及时警醒了战略自主的必要性。中左翼议员凯瑟琳∙范∙布雷普特表示，欧盟“在考虑战略自主权方面还推进得不够，如果你看到我们仍然对俄罗斯有多么依赖。”

毫不奇怪，法国人也抓住了这个时机。法国贸易部长弗兰克∙里斯特的一名幕僚官员表示，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贸易中断强化了战略自主的理由。

但对其他人来说，这仅表明欧盟需要通过新的贸易协议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以实现供应商多元化。

“市场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瑞典中右翼议员约尔根∙沃伯恩表示：“自主并不会创造韧性。如果你想让贸易变得地缘政治化，那么需要与其他国家更多地合作。”

这也是东布罗夫斯基的观点，对于瑞典和捷克共和国即将担任欧盟理事会主席，他将其视为在保护主义法国结束任期后重振欧盟贸易引擎的方法。

欧盟贸易流动越多元化，韧性就越大，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开放性战略自主这一观点，让本就需要开放的供应链多样化。”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欧洲领导人对于他们需要推进到何种程度忐忑不安。即使面对欧洲自二战以来最危险的战火，各国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跳。上周，尽管欧盟领导人完全认可有必要打破对俄罗斯天然气的惯性依赖，但在设定具体的最后期限方面踌躇不决。旧习惯很难改掉。

转向东方 / Turning East

不可避免的是，如何平衡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个问题会困扰欧盟的对华政策。欧盟在经济上是否过于依赖中国？在因台湾而发生冲突或者对待少数民族变得更加暴力之前，欧盟如何减少对北京的依赖？

虽然俄罗斯的入侵引发了德国军事政策的历史性转变，但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乔纳森∙哈肯布罗伊奇认为，经济上的反应并不那么显著决然——正如欧盟无法确定中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期所表明的那样。德国坚决反对欧盟削减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尽管那些交易是在为战争提供资金。

德国应该从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过度依赖中吸取教训，并分析还有哪些贸易可能被武器化。“这几乎是兵棋思维，” 哈肯布罗伊奇说：“如果你为中国开展这种推演会发生什么？”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欧洲主要的经济担忧是对中国的依赖。额外的贸易防御及针对收购的保护措施本来是针对中国而设计，但现在可能会优先考虑有必要与俄罗斯脱钩。

事实上，布洛克曼斯没有看到德国或欧洲对中国的立场立即发生变化。“我们会考虑这一点，但不要忘记，这在经济上存在很大的利害风险，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

莎拉∙安妮∙奥鲁普、乔治∙洛阿利、及斯图尔特∙劳参与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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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kraine-geopolitics-in-eu-trade-china-russia/

美国移民社会

绝大多数台湾裔美国人（95%）对台湾抱持好感，包括75%的人表示非常有好感。

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尽管几乎所有在美国的台湾裔成年人都对台湾持积极态度，但只有十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会考虑搬去那里。

“这是关于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以及改变的希望。美国是主要的民主国家，台湾也是。但它们不同。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来这里观察真正的民主是如何运作。真正的两党制如何运作?……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台湾裔，我们想了解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是什么。那就是他们是否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 台湾裔移民男子，37岁（翻译自普通话）

大约十分之九的台湾裔对日本持积极看法，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对美国持积极看法。大约三分之二的台湾裔美国人也对韩国抱有好感。

台湾裔美国人普遍对于越南、菲律宾、印度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对我来说，我认为定义台湾裔美国人的最大事件之一是与中国的政治抗争，以及台湾作为四小龙的成员已经历过工业化的事实，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工业化。此外，中国大得多，各地都有不同的背景以及美食之类的差异。因此，作为中国人有多种多样，而台湾文化则稍微显得更一致，但仍然有所不同。”
 
—— 出生于美国的台湾裔男子，32岁

在被问及的所有地方中，台湾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最不好。只有2%的美国台湾裔成年人对中国持积极正面的看法。相反，84%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不好，包括62%的人持非常不好的看法。

台湾裔美国人对于调查中的许多地方的看法与其他亚裔美国人显著不同。他们远比其他亚裔成年人更可能对台湾（95%相对于56%）和日本（ 87%相对于68%）抱持好感。与其他亚裔美国人相比，他们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更不积极（2%相对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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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taiwanese-americans-views-of-taiwan-and-other-places/

美国移民社会

华裔美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比调查中询问的来自任何其它地方的人都更好。大约四分之三的华裔对美国抱持好感，包括大约十分之三的人对美国非常有好感。我们的调查分析发现，日本、台湾、韩国是大多数华裔美国人看好的其它几个地方。

大约十分之四的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大约三分之一（35%）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大约五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对中国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华裔成年人是为数不多的对亚洲其它地方比对自己的祖籍地评价更高的族裔群体之一——更多的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日本、台湾、韩国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更为积极。

对于菲律宾、越南、印度，华裔成年人普遍持中立态度。大约一半或更多的人表示他们对这几个地方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华裔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亚裔美国人有何不同

华裔美国人对于各处被问及之地的看法倾向于与其他亚裔美国成年人显著不同。当谈到中国时差异最大，只有14%的其他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相比之下有41%的华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他们也比其他亚裔成年人更可能对台湾有好感（62%相对于55%）。

然而，除开这两个地方以外，与其他亚裔成年人相比，华裔美国人对各处的看法往往更不好。比如，虽然42%的其他亚裔美国人对菲律宾有好感，但只有20%的华裔美国人对其有好感。

外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和美国出生的华裔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各不相同
在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百分比例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越长，对中国的看法就越差，对台湾的看法就越好

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生活的年数跟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台湾相关联。

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远低于出生在国外的华裔（25%相对于45%）。此外，在移民群体中，那些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华裔对于中国的看法往往远不如新移民那样积极正面。

当谈到对于台湾的好感度时，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比华裔移民更可能对台湾有好感（70%相对于60%）。

华裔美国人大多对移居中国不感兴趣

鲜少有华裔美国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
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的百分比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尽管大量的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但鲜少人有兴趣移居那里。大约十分之八的华裔表示他们不会移居中国，而表示可能会的比例为16%。

双语或首要语言为某种中国方言的华裔美国人比那些主讲英语的华裔更可能有兴趣或意愿移居中国。虽然大约五分之一的双语或主讲汉语的华裔美国人表示可能会移居中国，但只有7%的主讲英语的华裔美国人如此表示。

“我对中文寄予厚望。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实力（近来）已变得强大，因此，如果在美国的机会变少，你还可以回到香港、台湾、或者中国大陆。对我来说，即使我们出生在这里，归根结底我们也不是真正属于这里。”
 
—— 华裔移民女性，47岁
— （翻译自普通话）

对于在美国境外出生的华裔美国人来说，公民身份在他们如何看待移居中国的问题上起着一定作用。非公民远比已入籍者更有可能表示会移居中国。

靠近亲人及熟悉文化是华裔成年人可能移居中国的首要原因

16%的美国华裔成年人表示可能移居中国

表示可能移居中国的美国华裔成年人中，指出主要原因所占的百分比是…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同样地，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移民更少可能表示会移居中国：尽管在美国居住超过10年的华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表示愿意搬回中国，但在美国居住10年或以下的华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36%）表示可能会搬回去。

在可能移居中国的华裔美国人中，更靠近朋友或家人以及更熟悉文化是考虑这样做的最常见原因（各约四分之一）。大约13%的人表示他们感觉在中国更安全，而其他人则指出，更少的种族主义（8%）、更好的老年人护理（8%）、更低的生活成本（7%）是首要因素。

“对于我来讲，我不会说留在美国对于个人发展是更好还是糟糕，或者说是回到祖国去，但如果这是我想要的，并且我能够实现，那就很好了。”
 
—— 华裔移民女性，29岁
— （翻译自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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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chinese-americans-views-of-china-and-other-places/

老实讲来美国这么多年，还鲜少去到中西部所谓的地道美国人聚居的城市。偶尔有从中西部的大城市转机，但仅限于鸟瞰。曾经参团游览黄石公园，从洛杉矶乘飞机去盐湖城，然后坐七天的旅游大巴士环行五、六个州。那是趟怡人之旅，有时候汽车会穿行在中西部的田园之间，不过也仅限于走马观花。

今年的5月底6月初，缘于偶然的工作机会，朋友拉上我公差去到明尼苏达州的东北部港口城市德卢斯（Duluth, MN）。五大湖中最大、最靠西面的是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德卢斯就在湖畔最西边。用朋友的话说，这种地方也就是一辈子只来一次，套用老早听说过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年轻时还没有来美国之前，我曾经去过黑龙江的几个城市。德卢斯的位置类似于佳木斯，纬度相差无几，佳木斯位于省会哈尔滨和中俄边界之间，德卢斯位于州内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和美加边界之间。黑龙江省以外的人去到佳木斯可能就非常小众，同样地，从明尼阿波利斯换乘支线航空开始，在那几天当中，我们所住的酒店、外出就餐的食肆、湖边的栈道景点，鲜少看到东方人的面孔，完全不同于五颜六色的洛杉矶。

图片来源: wikipedia.   摄影: Chrisographer

这张图片算得上是代表德卢斯的经典之作，视角是从苏必利尔湖看向德卢斯市区，转回头看就是望不到边的茫茫大湖。湖水污染不轻，有些地方看上去呈现出泥浆的黄褐色。图中的升降桥（Aerial Lift Bridge）就是德卢斯的地标，很少的时候会有船要穿过这条水道，下方行车的铁桥得往上方升起，当然交通不得不暂停。

德卢斯最大的两家雇主是医院，排名第三的是西锐飞机（Cirrus Aircraft），我们此行就是因为它。西锐飞机公司是美国的一家小飞机制造商，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得几近倒闭，最终于2011年由中国的中航通飞全资收购。

西锐的所有飞机都配备有整机降落伞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让整架飞机安全降落到地面。此项配置倒是让人耳目一新，由来已久的认知是，降落伞可以让飞行员平安降落，而西锐的降落伞系统把整架飞机——连同飞行员和乘客——平安送回地面。

图片来源: wikipedia.   摄影: Joey1niner

当年中美关系尚可，所以中国的国资企业得以成功收购这家公司，毕竟是制造飞行器的公司，多少会牵涉些军民两用的技术。如今中航通飞的母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我们此行也可以感受到中美关系紧张对于双方交流造成的切实影响。进入公司大门就是接待处，接待人员首先查看并复印我们的护照。有明文的规定是，如果来访人员的国籍是中国籍，那么需要提前15天报备。正因为此，大陆委托方特别叮嘱，现场核查工作必须选派已加入美国籍的注册会计师。

中航通飞完成收购以后，指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长驻于此，他是这里唯一的东方人。他也认可，如果当年的政治氛围有如今天，那么收购是不可能进行得下去。在访谈首席执行官尼尔森（Nielsen）先生时，我们故作轻松地问起，当前的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对于公司的处境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听得出来他的回答也多少有几分搪塞回避。

美国的北方边陲小城，静谧、安宁、祥和，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或多或少地可以感受到中美对抗的冲击。如同我在依然困惑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无处不在，因为现代社会不是世外桃源，所以没有人能够完全置身度外。

Webmaster
June 2024
Los Angeles

美国移民社会

皮尤研究中心长久以来都在测度美国人对于美国&中国&其它国家的看法，但对于亚裔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国家却知之不多。在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日渐负面以及日益担忧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的大背景下，亚裔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追踪溯源的亚洲祖籍地、以及美国、中国、和其它地方？

大约四分之三的亚裔美国人（78%）对美国抱持好感——其中包括44%的人对这个国家很有好感。根据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针对美国亚裔成年人的一项多语言、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最新分析，大多数人还表示他们对于日本（68%）、韩国（62%）、台湾（56%）也持积极正面的看法。

对于越南、菲律宾、印度的看法则较为复杂多样化。就越南和菲律宾而言，37%的亚裔成年人持积极看法，大约半数人表示他们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对这两个国家持负面看法。与此同时，33%的亚裔美国人对印度有好感，41%的人持中立看法，23%的人持负面看法。

亚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是负面占多数。只有20%的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52%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26%的人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亚裔美国人对其祖籍地大多抱有好感

大多数美国亚裔成年人对其祖籍地持积极正面的看法；华裔美国成年人是例外
在美国对各处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人所占的百分比

备注:	“本亚洲族裔群体成年人”指自我认定其唯一的亚洲渊源就是所问及地点的那些人。比如，日本裔是指填报为日本渊源的那些人。 “所有其他亚裔成年人”指没有自我认定为所强调的亚洲族裔群体的那些亚裔成年人；这包括认定为其他亚洲族裔群体以及认定有两个或多个亚洲渊源的人。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对于他们追踪溯源之地抱有积极的看法。大约十分之九的台湾裔和日本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于自己的祖籍地非常或某种程度上有好感，绝大多数韩国裔、印度裔、菲律宾裔成年人也是如此。较为微弱多数的越南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越南有好感。

相比之下，华裔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多样。不到一半的人表示他们持有好感。尽管如此，与其他亚裔成年人相比，华裔美国人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更高，41%相对于14%。

本族裔群体比其他亚洲裔成年人更加看好自己的祖籍地。在这份报告中着重讲解的七个族裔群体中，对印度的看法差异最大：76%的印度裔成年人对印度有好感，而其他亚裔成年人中的此比例为23%，差距达53个百分点。对越南的看法差距最小，但仍存在相当大的不同：59%的越南裔成年人抱持好感，而其他亚裔成年人中的此比例为34%，相差25个百分点。

在本次分析的族裔群体中，相对于各自的祖籍地，只有华裔和越南裔成年人表示对亚洲的其它地方更有好感。华裔成年人对日本、台湾、韩国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更好。越南裔成年人对日本的看法比对越南的看法更好。

◊ 华裔美国人喜欢台湾胜过中国 ◊

华裔美国人对中国和台湾的看法因出生地而异
在美国的华裔成年人表示非常/某种程度上喜欢的百分比例

备注:	华裔成年人包括填报为华裔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华裔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显著超过中国：62%的华裔美国人表示他们对台湾有好感，高于对中国有好感的比例（41%）。

即便如此，华裔美国人对于中国和台湾的看法亦各不相同，取决于他们的出生地，对于移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

• 相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华裔成年人，华裔移民成年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有好感（45%相对于25%）。
• 在对于台湾的看法上，华裔移民比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对其抱持好感的可能性更低（60%相对于70%）。

◊ 对于亚裔美国人的各个祖籍地所抱持的好感度在某些族裔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

亚洲族裔群体对于调查中被问及的某些地方所给出的评价存在差异。有些群体的显著特征是对大多数地方普遍看好，比如菲律宾裔。其他的则视具体地点而有很大不同。比如：

• 亚裔美国人总体上对日本抱持好感。但韩裔美国人与众不同：只有36%对日本持积极正面的看法。
• 相比之下，日本裔美国人对韩国的看法更为积极正面，比例为53%。尽管如此，日本裔和华裔美国人对南韩的好感评价仍然略低于其他族裔群体——尤其是菲律宾裔成年人。
• 美国的印度裔成年人对印度有好感的可能性是几乎任何其他亚裔群体的三倍左右。虽然76%的印度裔美国人对印度有好感，但排名第二的是菲律宾裔美国人——只有31%的人表示赞同。在美国的华裔和韩国裔成年人对印度的评价尤其负面。
• 总体而言，很少有亚裔成年人对中国抱持好感，尽管不同族裔群体之间存在某些差异。虽然19%的菲律宾裔成年人对中国有好感，但印度裔（10%）、韩国裔（8%）、台湾裔（2%）成年人中的比例更小。

好感度因出生地、教育程度、和其它人口因素而不同

在外国出生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对某些地方的看法不同：

• 大多数情况下，亚裔移民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他们的追踪溯源之地表达出更积极的看法。
• 在外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于美国的看法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好很多（83%相对于64%）。
• 亚洲移民对印度和中国的看法也比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略为积极。对于调查中被问及的其它地方，在外国出生和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美国人之间没有表现出差异。

与正规教育水平较低的亚裔美国人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亚裔美国人通常对他们被问及的地方感觉更积极正面：

• 在谈到对印度的看法时，拥有研究生学位的人当中有42%对该国有好感，而此比例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当中为35%，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当中为27%。
• 然而，当谈到中国时，情况却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亚裔美国人往往比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对中国的看法更为正面。比如，在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当中，17%对中国持正面看法，而未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当中此比例为23%。

总体而言，认同不同政党的人之间秉持的态度差异不大。这种差异缺失在对于中国的看法上非常明显。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亚裔美国人当中，对该国持正面看法（分别为20%和18%）和负面看法（55%和52%）的比例几乎相同。这跟在美国公众当中发现的趋向不同：我们过往的分析发现，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大多数亚裔成年人不会搬迁到他们的祖籍地

虽然亚裔成年人对自己的祖籍地抱有很大的好感，但大多数人表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会搬迁到（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搬回）那里。近四分之三的亚裔成年人这么说，而26%的人表示会搬迁。

亚裔美国人对于搬迁到祖籍地的兴趣因出生地和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而异
美国亚裔成年人如此表达的百分比例…

备注:	未提供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亚裔移民表示愿意移居其祖籍故乡的比例是美国出生的亚洲移民后裔的两倍（30%相对于14%）。

同样地，在美国居住时间更长的移民对于移居故乡的兴趣也更低。大约一半（47%）的在美国居住时间不超过10年的亚裔移民表示，他们愿意搬迁到自己的祖籍地，而在美国居住时间超过20年的亚裔移民当中，此比例约为五分之一（22%）。

亚裔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各个族裔群体之间有所不同。愿意搬迁到他们的追踪溯源之地的比例，介于华裔美国人的最低16%到印度裔美国人的最高33%之间。在多个族裔群体中，移民比在美国出生者更有可能表示他们愿意搬迁到那里。

对于26%的表示愿意移居祖籍地的亚裔美国人，首要的原因包括靠近朋友或家人（36%）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22%）。较少部分还表示缘于对文化更加熟悉、更好地照顾老人、在那里感觉更安全。

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愿意搬迁到祖籍地

26%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愿意搬迁到祖籍地

表示愿意搬迁到其祖籍地的美国亚裔成年人中，指出主要原因所占的百分比是…

备注:	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调查还发现，亚裔美国人表示愿意搬迁到其祖籍地的主要原因在某些亚裔群体之间各不相同：

• 华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中国是出于更靠近家人和朋友（27%）以及更熟悉中国文化（24%）。
• 菲律宾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菲律宾是出于更低的生活成本（47%）以及更靠近朋友或家人（35%）。
• 表示愿意移居印度的印度裔成年人当中有半数是缘于更低的生活成本（52%）。
• 韩国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韩国是出于更好的医疗保健（24%）以及更靠近家人和朋友（22%）。
• 越南裔成年人表示愿意移居越南是出于更低的生活成本（35%）以及更靠近朋友和家人（32%）。

大多数亚裔美国人认为美国会是未来十年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大约一半的亚裔美国人（53%）表示，美国将会是未来十年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大约三分之一（36%）的人认为，中国将在未来10年内成为全球领先的经济大国，而认为印度和日本可能领先的比例要低得多。

半数美国亚裔成年人表示未来十年的头号经济体将会是美国；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将会是中国
美国亚裔成年人认为10年内将会是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百分比…

备注:	未提供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这些看法跟美国公众的观点大体一致。在2023年3月的一项调查中有个略微不同的问题，询问四个地方——美国、中国、欧盟、日本——中的哪一个是目前世界领先的经济强权，48%的人认为是美国，38%的人认为是中国。

对于未来十年最大经济体的看法因出生地和年龄而不同：

• 在亚洲移民当中，57%的人认为美国会是领先的经济强国，而只有32%的人认为将会是中国。
• 在美国出生的亚裔成年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将成为最大经济体的看法分歧大致相当（43%相对于46%）。
• 年长的亚裔美国人比年轻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将会是头号经济体：65岁及以上的亚裔成年人中有62%认为美国会是未来十年的首要经济强国，而50岁以下的亚裔中此比例为49%。

亚洲族裔群体对于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看法

亚裔成年人更有可能认为，美国将会是10年内的领先经济强国，而不是中国。尽管如此，不同的族裔群体对此看法的分歧程度不同。

亚裔美国人群体对于美国会胜过中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看法存在差异
美国成年人认为10年内将会是世界领先经济强国的百分比…

备注:	亚洲族裔群体包括仅只填报为亚洲渊源的那些人，无论是单独还是与非亚洲血统或族裔相结合。华裔成年人不包括填报为台湾裔的那些人。填报为其他亚洲族裔或者两个或多个亚洲族裔的答复未显示。环绕数据点的线段代表每项估计的误差幅度。显示的所有差异均具有统计显著性。未提供答复或给出其它答复的受访者比例未显示。
来源:	2022年7月5日至2023年1月27日开展的美国亚裔成年人调查。 皮尤研究中心 ‖ Pew Research Center

比如，跟大多数其他群体相比，华裔成年人之间的分化更大，53%的人认为美国会是头号强国，40%的人认为会是中国。这13个百分点的差距远小于看待美国和中国时，台湾裔成年人之间38个百分点的差距，或者越南裔、韩国裔、日本裔美国人之间20点或更多点的差距。

印度裔成年人也最有可能认为印度将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有15%的人抱持此观点。在本报告着重讲解的任何其他族裔群体中，持相同观点的人不超过2%。

日本裔（5%）和菲律宾裔（6%）成年人也比大多数其他族裔群体更有可能将日本描述为未来十年领先的经济强国——尽管如此看待日本的绝对比例（3%）跟认可中国或美国的比较起来，仍然相形见绌。

本报告的其余部分深入探讨七个族裔群体的观点——在美国的华裔、菲律宾裔、印度裔、日本裔、韩国裔、台湾裔、越南裔成年人。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pewresearch.org/race-ethnicity/2023/07/19/most-asian-americans-view-their-ancestral-homelands-favorably-except-chinese-americans/

2024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4.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7/20/2024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国会预算办公室报告

国会预算办公室定期发布报告，介绍在管控税收和开支的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今年和未来10年联邦预算和经济形势的基准预测。这份报告是该系列中的最新版本。

Projections at a Glance / 各项预测概览

联邦预算 / The Federal Budget

赤字：2024财政年度的赤字总额为$1.6万亿美元，2025年将上升到$1.8万亿美元，到2027年又恢复为$1.6万亿美元。那之后赤字会稳步上升，在2034年达到$2.6万亿美元。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 2024年赤字将达到5.6%，2025年上升到6.1%，然后在2027年和2028年缩减至5.2%。2028年之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会攀升，2034年恢复为6.1%。自大萧条以来，赤字超过该水平仅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短期、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段、以及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公众持有的债务：到2034年底，公众持有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2024年底的99%上升到116%——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34年之后，如果现行法律总体上保持不变，债务将继续增长。

支出：2024年的支出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1%，直到2028年都将大体保持在该水平。2028年之后，老年人项目的开销增长以及净利息成本的上升将推高支出，到2034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4.1%。

收入：2024年的收入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5%，2025年将下降到17.1%，接下来在2017年税法的某些条款终止后，到2027年收入将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7.9%。直到2034年收入都将保持在该水平附近。

美国经济 / The U.S. Economy

经济增长：由于失业率上升，2024年的经济增长会放缓，部分缘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以应对2024年的疲软经济状况后，2025年实际（通胀调整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加速。

利率：随着联邦基金利率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率在2023年会上升。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该利率将在2024年第2季度开始下降。10年期国债利率在2024年将上升，然后直到2026年都会保持下降。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在2023年会显著放缓。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通胀在2024年会进一步放缓——大致等于美联储的长期目标2%——然后在2025年将会上升，之后略微下降。

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准预算和经济预测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管控税收和开支的现行法律在总体上保持不变。赤字和支出已经过调整，以排除财政年度在周末开始的情况下某些付款时间会发生变化的影响。如果不作那些调整，2024年的赤字预计为$1.5万亿美元（或国内生产总值的5.3%）。

By the Numbers / 从数字看

◊ 按财政年度划分的预算前景

◊ 按日历年度划分的经济展望（百分比）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9946

中美竞赛

关键要点

• 中国报告的5G“套餐用户”不应该混合成为5G用户数。不是每个5G用户都拥有5G支持的设备，也不是每个5G用户都确实可以访问5G网络。
• 中国的移动运营商倾向于基站计数，而美国运营商则报告物理站点。通常每个蜂窝站点或发射塔都有多个基站，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混合这些数字。
• 更大的5G网络并不能保证卓越的网络性能。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大约4.5倍于美国的站点来支持其庞大的人口。
• 按照服务人口规模调整后，美国和中国的部署速度相近。2019年，美国公司为每7,134人建设了1个蜂窝站点；中国预计到2020年底为每6,965人建设1个站点。
• 中国的5G雄心不容小觑。该国对网络部署的快速跟踪显示出其对未来行业的投入。但部署统计数据的准确比较表明没有理由恐慌。

引言

5G有望为诸多对生产率、创新、及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提供结缔组织。有些评论员对所谓的5G“竞赛”感到恐慌，他们担心中国的数十万个新基站、以及仅今年就有数亿5G用户的预测。

但是，如果我们要依据这场比赛来制定政纲策略（我们不大可能这样做），那么理解基础设施和订阅数量的实际计算方式就很重要。仔细观察会发现，中国的无线基础设施和用户数量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气派：籍由将5G计划中的任何人——即使他们只有连接4G设施的4G设备——算作为5G用户，同时计量个人基站而不是蜂窝站点，中国的5G统计数据描绘出一幅误导性的画面。这幅误导性的画面催生出天要塌了的判读。

天要塌了：声称中国在5G上打败了美国

只要浏览科技新闻网站，几乎都可以看到美国在5G方面正在输给中国，这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美国该如何推进下一代无线网络时，诸如“中国在5G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危及美国的经济未来”以及“中国日益增强的5G主导地位对美国安全是一场灾难”等头条新闻让他们分外紧张。¹ 担忧在于，在开发依赖5G的低延迟、高吞吐量无线连接的新兴技术方面，第一个建立起5G网络的国家将占据先导地位。正如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所说，“中国在5G基础设施上的成功也正在转化为与5G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上的优势。”² 他声称“未来5年内，5G的全球版图和应用主导地位就将确定”，还有“美国的风险已经再高不过了”。³

这些小道传言值得相信吗？诚然，中国在部署5G基础设施方面具有优势，国有企业可以作出市场参与者可能不会涉足的投资。但重要的是在判定5G竞赛之前，我们须深入了解中国5G部署的指标及其计数方法。

用户相对于订户

很多报告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夸大了中国5G部署的程度。其中部分可能是运营商在中国当局的压力下故意夸大报告的统计数据。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作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毛时代农村公社报告虚假作物产量以免领导不满。⁴ 如今此作法并非电信行业独有，各种机构组织都在夸大数字为满足北京的期望。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发表声明，鼓励电信运营商“通过套餐升级优惠、信用购买等措施，加速用户向5G迁移”。⁵ 运营商随后开始鼓励甚至强制客户升级订阅5G，不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用途、或设备。⁶ 有些公司大幅降低5G订阅价格，甚至比继续使用4G计划更便宜。⁷ 正如一名记者所说，“中国的所有电信大公司在过去几个月大幅下调5G套餐价格，招引来客户的原因可能更多是有吸引力的资费，而不是希望获得最新的硬件及其相关功能。” ⁸ 扩张5G订户甚至在5G启动之前就显而易见：虽然5G服务在中国直到2019年11月才开通，但中国电信运营商在2019年10月就列出了900万5G用户，比实际启动早1个月。⁹

显然，数字游戏走得太远了，工信部后来要求供应商“清理”报告，并在虚报订户的消息传开后停止激进的销售行为。¹⁰ 但目前的数字仍然混乱不堪。考虑到截至2020年9月，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中国最大的两家运营商）报告了1.5亿“5G套餐客户”。但根据中国信息和通信技术研究院的数据，同时期5G设备的出货量仅为9,400万台，表明“订户”数量与实际的5G用户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¹¹

这种差异可能主要缘于术语：“5G套餐客户”是中国运营商经常使用的一条笼统术语，指代订阅5G的任何人，无论他们是否实际拥有5G设备或接入5G网络。¹² 中国移动公司承认，他们将任何“订阅了5G资费计划”的人都视为5G客户。¹³ 仅支持5G的设备数量就令人印象深刻，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的确需要深思熟虑的策略应对，但不应该被鼓噪的统计数据弄得惊慌失措。

网络部署：基站相对于蜂窝站点

订阅并不是唯一可能被误读的统计数据。中国运营商对移动基础设施的计数方式与西方运营商的常规作法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蜂窝站点（美国电信运营商通常如何衡量部署）和基站（中国电信运营商通常如何衡量部署）。蜂窝站点通常是指某座发射塔覆盖的整片区域，其中可能包括使用不同频谱的多个基站和多组天线。术语“基站”通常是指每家运营商用在蜂窝站点通过多组天线发送信号的设备。很多时候一个蜂窝站点有多个基站，不过有时候只有一个。但通常讲来，基站和蜂窝站点或发射塔之间不是一对一转换；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数字混为一谈。

中国运营商有时将每段频谱算作为单独的“逻辑”基站而不是实际的设备，因此部署数据时常会被进一步歪曲。¹⁴ 就像无线(Wi-Fi)路由器如何在不同的频谱（通常为2.4GHz和5GHz）上工作那样，移动基站可以在多段频谱上运行。美国运营商通常将多段频谱基站算作为一件设备。但中国的某些报告显然将基站支持的每段单独的频谱当作不同的“逻辑站点”。¹⁵ 华为公司的一名代表解释说，“中国联通的基站支持GSM900、GSM1800、WCDMA2100、及LTE。大多数设备部署在一个物理站点的同一个房间，但有4个频段，因此有4个逻辑站点。” ¹⁶

因此，与西方运营商计数设备的方式相比，中国的数字很容易被误传为高达3到4倍。¹⁷ 决策者和媒体应该留意，不要将逻辑站点的基站估计数与实际上物理存在的蜂窝站点相混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衡量方式。粗略比较之下，每个蜂窝站点有两个或三个基站看起来合理，但逻辑站点的数量——即使用的每个频段——可能会多出很多。

实际性能

基站的数量并不总是衡量网络性能的好方法。我们真正在意的是网络为其所覆盖人群提供的性能。随着5G的频谱资产多样化，测量性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有些不使用传统的蜂窝架构。

即使基础设施水平相同，不同的频谱资源或带宽使用量也会导致性能水平不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5G完全使用中频段频谱，而美国则专注于大力推动高频段的覆盖，两者作比较时，这是相关的要点。在现有的网络中，高频段5G可以提供最高的性能飞跃，至少在可用的地方是这样。

既如此，我们尝试作个粗略的比较，假设频谱资产相似并认可中国的公告，它预计到2020年底将有600,000个5G基站。¹⁸ 假设中国的每个蜂窝站点有3个基站——每家大运营商各1个——我们大约会有200,000个站点。这看起来低几倍，如果我们谈论的是逻辑站点，但很难说得准确——让我们采用保守的估计，暂且搁置那个问题。

服务的人口对特定网络的性能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人口约13.9亿；大约是美国的4.5倍，表明中国运营商需要的基站数量大约得达到美国同行的4.5倍，才能让每个用户可获得的性能水平接近（其它条件相同）。因此，那200,000个站点相当于每7,000人有1个。仅在2019年，美国运营商投资新建的支持5G的蜂窝站点就增加了46,000个——大约每7,134人有1个。¹⁹ 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600,000个基站可能听起来骇人，但理解那些数字的意义后就明白，我们差不多旗鼓相当。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的站点包括逻辑站点，其基站的频谱效率较低，那么美国显然处于领先地位。

图表-1：美国和中国的5G部署比较²⁰

美国		中国
时常引用的统计数据
仅2019年已建设46,000个 支持5G的蜂窝站点		到2020年底将有 600,000个5G基站
每个蜂窝站点估计3个基站
46,000个蜂窝站点		200,000个蜂窝站点
按人口调整计
2019年每7,134人 1个站点		到2020年底 每6,965人1个站点

缓慢而稳定可能会赢得比赛。美国正在寻求渐进、经济的5G部署，而中国匆忙部署5G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华为自己的一名主管甚至将中国的5G称为“假、哑、差”，这主要是由于与4G网络的整合不佳。²¹ 另一名前官员在最近的发言中警告说，中国的5G扩张可能会成为失败的投资。²² 虽然中国无疑在大力投资其5G网络的扩展，包括向国有运营商施压，要求他们的投资比市场需求更快，但美国作决策时如果要用到中国的数据，那么必须对其适当剖析。

结论

如果美国的政策要以赢得比赛为导向，那么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倡议者、专家、和决策者正确地作这些比较。即使这些数字可能被歪曲和夸大，中国的5G雄心也不应该被低估。中国为快速推动这些网络而采取的全员参与方式，表明中国致力于在未来的行业中获得优势。联邦、州、和地方的政策也应该鼓励无线运营商迅速广泛地部署5G系统。²³ 决策者和媒体应该对中国运营商宣称的5G抱持审慎态度。中国公司对5G部署和订阅者的计数方式与美国运营商不同，因此不当比较会产生误导。

关于作者

道格∙布瑞克主持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在宽带和频谱政策方面的工作。他著述丰富，且时常对立法者、新闻媒体、其他有影响力的听众发表演讲，主题包括下一代无线电讯、农村宽带基础设施、网络中立性等。

布瑞克是公认的宽带政策专家，曾多次在国会、州立法机构、监管委员会作证，并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宽带部署咨询小组任职。布瑞克拥有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学位、以及麦卡莱斯特学院的英国文学和哲学学士学位。

亚历山德拉∙布鲁尔是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分析师。她之前在美国陆军服役5年。她拥有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以及康奈尔大学的政府和近东研究学士学位。

关于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专注于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交叉联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被公认为世界领先的科技智库，其使命是制订和推广政策解决方案，以加速创新并提升生产力，从而促进增长、机遇、和进步。

尾注

1. 凯蒂∙本纳：“中国在5G网络的主导地位危及美国经济的未来，巴尔警告说” ✧《纽约时报》（2020年2月6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6/us/politics/barr-5g.html
   查理∙柯克：“中国日益增长的5G主导地位对于美国安全是一场灾难” ✧《国会山》（2020年2月3日）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481123-chinas-growing-5g-dominance-is-a-disaster-for-us-security
2. 威廉∙巴尔：“司法部中国项目会议主题报告” ✧ 司法部（2020年2月） https://www.justice.gov/opa/speech/attorney-general-william-p-barr-delivers-keynote-address-department-justices-china
3. 同上
4. 伊凡纳∙胡：“中国的新冠肺炎统计数据类似于可怕的过去” ✧ 大西洋理事会（2020年4月17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hinas-covid-19-statistics-resemble-horrific-past/
5. 保罗∙特廖洛&罗吉尔∙克里默斯&约翰∙李：“北京当局不顾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推动5G部署（翻译）” ✧ 新美国智库（2020年4月21日） https://www.newamerica.org/cybersecurity-initiative/digichina/blog/beijing-authorities-push-rapid-5g-deployment-despite-covid-19-headwinds-translation/
6. 邓虹：“随着运营商下令‘清理’销售，中国的5G订户数量得到修正” ✧《南华早报》（2020年7月31日） https://www.scmp.com/tech/big-tech/article/3095490/chinas-5g-subscriber-numbers-get-correction-carriers-ordered-clean
7. 阿琼∙哈帕尔：“5G竞赛升温：中国的下一代网络以低至$18美元的价格上网” ✧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019年11月1日） https://www.cnbc.com/2019/11/01/china-5g-mobile-networks-go-online-as-race-with-us-heats-up.html
8. 玛丽∙伦尼根：“中国的5G市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 Telecoms.com（2020年8月19日） https://telecoms.com/506115/chinas-5g-market-is-not-as-big-as-it-seems/
9. “中国5G订阅数量猛增——2020年将建设600,000个5G基站”，欧洲5G天文台（2020年6月9日） https://5gobservatory.eu/5g-subscriptions-skyrocket-in-china-600000-5g-base-stations-will-be-built-in-2020/
10. 邓：“随着运营商下令‘清理’销售，中国的5G订户数量得到修正”
11. 罗伯特∙克拉克：“中国的1.1亿5G订户无法克服行业逆风” ✧ 轻读有限公司（2020年9月25日） https://www.lightreading.com/asia/chinas-110m-5g-subs-cant-overcome-industry-headwinds/d/d-id/764208
12. 伦尼根：“中国的5G市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大”
13.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2020年8月仅新增260,000个移动用户” ✧ 马布里奇咨询（2020年9月21日） https://www.marbridgeconsulting.com/marbridgedaily/archive/article/114817/chinas_
    three_main_telcos_add_just_260000_mobile_subs_in_august_2020
14. 约瑟夫∙沃林：“博客：到底有多少个全球基站？” ✧ 移动世界直播（2017年9月1日） https://www.mobileworldlive.com/blog/blog-global-base-station-count-7m-or-4-times-higher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约翰∙彼得∙托马斯：“中国到2020年底将拥有超过600,000个5G基站：报告” ✧ RCR无线新闻（2020年6月9日） https://www.rcrwireless.com/20200609/5g/china-end-2020-over-600000-5g-base-stations-report
19. “2020年度调查亮点” ✧（蜂窝电信工业协会，2020年8月） https://api.ctia.org/wp-content/uploads/2020/08/2020-Annual-Survey-final.pdf
20. 托马斯：“中国到2020年底将拥有超过600,000个5G基站：报告”；蜂窝电信工业协会：“2020年度调查亮点”；作者的估计
21. 罗伯特∙克拉克：“‘假、笨、穷’——华为高管对中国5G发牢骚” ✧ 轻读有限公司（2020年10月15日） https://www.lightreading.com/5g/fake-dumb-and-poor-huawei-exec-unloads-on-china-5g-/d/d-id/764654
22. 约翰∙谢：“中国的5G没有达到其炒作” ✧ 美国之音（2020年10月10日） https://www.voanews.com/east-asia-pacific/voa-news-china/chinese-5g-not-living-its-hype
23. 道格∙布瑞克：“美国5G和未来无线创新的国家战略”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020年4月）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04/27/us-national-strategy-5g-and-future-wireless-innovation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11/30/great-5g-race-china-really-beating-united-states/

Peace / 和平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年度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在其16年历史中首次发现，外交政策专家最关心的不是外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而是国内可能滋生的恐怖主义及政治暴力行为，特别是2024年总统大选前后。

该项调查由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每年11月开展，邀请外交政策专家评估30起正在发生或潜在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基于这些事件在今年发生或升级的可能性、以及对美国利益的可能影响。

三起事件被认为可能性大并且影响大——这是自2008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启动以来前所未有的数量。除开美国的与选举相关的暴力事件以外，专家们还担心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事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以及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犯罪、腐败、及经济困难导致美国的西南边境移民激增。接受调查的专家还警告说，美国与中国或俄罗斯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正在增大。

“外国恐怖主义者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已显著减弱，但其它担忧浮现出来。” 预防行动中心的主任兼约翰·维西将军讲座的冲突预防高级研究员保罗·斯塔雷斯表示：“其中，迄今为止最令人担忧的是与俄罗斯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日益增大，特别是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以及由于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而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日益增大。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武装冲突减少的趋势现在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今年，有八起偶发事件被评定为一级威胁：

可能性：大；影响：大

• 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特别是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后，进而导致国内恐怖主义及政治暴力行为
• 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加沙的持久战事引发更广泛的涉及其它巴勒斯坦领土的地区冲突，并引发以色列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之间的进一步冲突
• 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犯罪、腐败、及经济困难导致美国的西南边境移民激增

可能性：中等；影响：大

• 由于克里米亚、黑海、和/或周边国家——包括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加剧，导致乌克兰战争升级，进而可能导致北约（NATO）直接介入
• 中国强化对台湾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特别是在2024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前后，引发严重的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跨海峡危机
• 伊朗支持地区武装组织及持续发展核武器引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
• 某个国家或非国家实体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选举系统——发起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 朝鲜进一步研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触发东北亚的严重安全危机

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是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慷慨资助下进行。发表的声明及表达的观点由预防行动中心完全负责。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cfr.org/report/conflicts-watch-2024

美国社会报导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www.jec.senate.gov/public/index.cfm/democrats/2022/2/decades-of-manufacturing-decline-and-outsourcing-left-u-s-supply-chains-vulnerable-to-disruption

More cities comparison / 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4.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1/20/2024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美国社会报导

作为国家情报官的副手，卡尔先生曾带领美国情报界的16个机构，为总统、内阁成员、国家最高军事领导层起草政府对于国家威胁的最高级评估。他曾经是美国总统办公室贸易代表团的谈判代表，参与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协定谈判。他在各种国际会议场合为美国政府撰写、谈判、及传达条约协定；还曾经主持中央情报局作战处在4大洲的多个敏感项目。格伦酷爱阅读，学识渊博；是名副其实的博学之人，年轻时是一名明星运动员，期间打过冰球和美式足球，造诣颇高。他在哈佛大学获得政府管理学士学位，在华盛顿特区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获得欧洲研究和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美国13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75年来一直积极领导国际社会。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25%，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4%多一点。美国的军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预算比紧随其后的12支军队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大国，也是最多元化、最具创意的经济体；几乎引领着所有对经济和军事优势至关重要的技术，从人工智能到材料科学；其民主模式为世界树立了240年来一直仰望的标准。

然而美国这个巨人现在步履蹒跚。今天，美国人担心国家正在衰落；其经济逐渐向超级富豪倾斜；国家政府几近瘫痪。中国正在挑战华盛顿的国际力量和领导地位。美国社会比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多达40%的美国人认为“强人”领导者——极右翼分子——比民主更胜一筹。

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担心他们的孩子会比他们更穷。美国的许多政治温和派及进步人士担心，美国的民主将被法西斯专制所取代，并认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现在的共和党是法西斯主义者。不过在美国政治分野的另一面，2020年12月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益普索民意调查发现，39%的美国人认为国家受控于一个险恶的“深层政府”，这让他们恼怒。

社会压力 / Social Stresses

我的家人和我这样的人造就了美国。自从我的祖先乘坐五月花号于1620年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海岸，建设美国的人就是这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俗地称为WASPs。塑造美国350年的基本上是英国文化，然后是西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是清教和新教精神。

经历15代人以来，美国在文化和法律上还是白人社会。即使是在我这一代人长大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许多美国人仍然改换姓氏，以便听起来更加“盎格鲁”——去掉最后一个元音，比如从意大利式（及天主教徒）的“Lombardi”改为“Lombard”，以显得更接近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不是“异教徒”或非美国人。足有10%的人口是黑人，但他们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生活在文化边缘。一半的国人仍然生活在种族隔离的“仅限白人”的政权中，这是几个世纪的白人统治和黑人奴隶制的遗产。在媒体上，人们只能看到像我这样的白人面孔，除了很少出现的下属或“外来”角色。当然，美国也像这个世界的其它太古之地一样，只是一个男人的世界。

不过随着1965年民权法案的通过，美国开始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黑人和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此外，数以千万计的不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移民抵达美国。当我出生时，美国有超过88%是白人。到2045年，只有不到50%将会是白人。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已经很明显。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选出了一名任职两届的黑人总统，一名黑人印度裔的女副总统，第2次出现天主教总统。

今天，美国有一个充满活力的黑人中产阶级；亚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长。亚裔和印度裔美国人在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机构中担任着许多重要职位。女性现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担任着无数的关键职位，包括董事会。这场人口和社会革命让美国变得多样化，但也引发了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应，以及崛起的极右翼分子：唐纳德∙特朗普。

社会上保守的白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已经走上街头，力图“拯救”他们的国家避免这些变化。唐纳德∙特朗普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但拒绝接受经过核实的结果，共和党已采取数十项措施限制非白人的投票权。一直在谈论内战，并且发生了暴乱。

经济压力 / Economic Stresses

实际收入差不多停滞了大约40年。全球化摧毁了美国中产阶级经济的所有部门。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已经转移到海外工资较低的经济体。1960年代，大多数家庭仅靠单个男性的收入就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生活。如今，60%的家庭需要2份全职收入才能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根据一篇布鲁金斯论文，女性占到“家庭总收入增长的91%”。

2019年，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近40%的美国人“无法用现金、储蓄、或可以迅速偿还的信用卡借款来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情况”。拥有$41.52万亿美元的资产，前1%的家庭控制着国家32%以上的财富。只有$2.62万亿美元的资产，底层50%的人只拥有2%的财富。这种财富的集中正在造成社会和政治紧张。

共和党几十年来一直以这些不满为诉求，而经典的煽动者特朗普利用这些不满一路登顶总统职位。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停滞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安全感——以及他们失去的白人社会地位——归咎于全球化，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共和党人的手法。从那以后，该党逐渐将其诉求建立在这种比喻和恐惧之上。

今天，共和党人系统地反对联邦政府的任何行动，将其视为对“自由”的威胁。他们寻求减税、取消经济监管、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削减教育支出，他们认为这些是危险的社会工程手段。

政治压力 / Political Stresses

正如麦凯∙科平斯在“大西洋”杂志上指出的那样，在1994年成为共和党领袖之后，“纽特∙金里奇将党派斗争变成了流血运动，破坏了国会，为特朗普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作为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试图妖魔化并摧毁民主党。他拒绝合作，更别提在白宫或国会与任何级别的民主党人妥协。

当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共和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无情地反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计划。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麦康奈尔宣称：“我们想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奥巴马成为一届总统。” 今天，麦康奈尔表示，“他100%的重点是阻止”拜登总统的议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治日益两极分化，联邦政府几近瘫痪。美国陷入政治僵化的主要原因有两条。首先，共和党变得越来越顽固和党派化。民主党仍然比较温和，愿意妥协，但从共和党那里得到的回报很少。其次，美国的选举结构不成比例地偏重于农村地区，那里是焦虑、愤怒、保守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其他白人居住的地方。更加种族多样化、城市化、有学识的公民倾向于住在大城市，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

2019年7月1日，怀俄明州的人口为578,759人，而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口为39,512,223人。在总统选举中，怀俄明州有3张选举人团选票；加利福尼亚州有55票。这意味着怀俄明州的总统选票价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3.72倍。不过，怀俄明州真正的优势在于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投票。美国的每个州都选举产生2名参议员，无论其人口数量。这使得怀俄明州的选票价值比加利福尼亚州的选票高出68.27倍。

这种偏重人口较少的农村州的选举结构给共和党人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优势。让他们得以在过去的6次总统选举中获胜2次，尽管只赢得少数普选票，并且时常在国会和参议院占得多数，尽管总票数更低。美国的政治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常是一党控制白宫，而另一党则控制国会，或至少是其两个议院中的一个。美国的这种党派僵局实际上使得立法陷入停顿。

这种选举和制度上的精神分裂导致的后果随处都可以看见和体会到：美国的道路、桥梁、给排水管道、港口设施、教育状况现在远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部分到访美国的外国游客评论说，美国的基础设施让他们想起1950年代——那正是大部分设施建成的时候。新干线，日本的子弹头列车网络，让包括我在内的美国人敬畏，那些铁路线已经有50年历史。美国一直是遭受种族排斥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社会、经济、及政治瘫痪的压力和失败现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得更广泛。即使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不能幸免。

全球压力 / Global Stresses

特别是两个全球性问题塑造了美国的公共生活和自我怀疑。首先，美国不再是唯一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北京挑战美国在贸易、技术、外交、及军事实力方面的领先地位，对美国构成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衰落的标志。

其次，全球变暖威胁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影响关于环境、经济、及政府角色的许多政治辩论。真实的灾难迹象已经展现给我们。西海岸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且正在经历5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到2050年，东海岸的海平面将上升近50厘米。2021年，美国海洋和大气协会预测，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海平面也会上升同样的高度。到2050年，我的五月花号祖先在400年前开始探索美国的地方将被大海吞没。

然而，即使是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也在分裂美国。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全球变暖是“深层政府”制造的骗局，这样科学家们就能够有工作。某些人甚至断言，加州的野火关联于“犹太人太空激光”。这些共和党的观点混合着精神失常和古旧的极右翼修辞。美国两大政党之一认为这些危险的谎言和幻觉会殃及美国的未来。

在竞选期间以及成为总统之后，乔∙拜登宣布未来4年将是一场“国家灵魂之战”。他和他的政党必须结束美国公共机构和民主机制的瘫痪，弥合社会分歧，减小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们必须重建美国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迎接中国作为国际和经济事务中迅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所带来的挑战。

共和党以及近40%的美国民众将反对拜登的每一步尝试。国家的政治结构偏重于农村，因此这40%的群体始终拥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大约一半的控制权。拜登必须赢得多数席位，才能以最微弱的多数票通过立法机构，实施其变革性的经济、社会、政治、及外交政策。

并且这种多数优势很脆弱。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共和党有50席，民主党有48席，独立人士占2席，2名独立人士都参与民主党的党团会议。副总统主持掌管参议院并支持总统，但只是在50票对50票的情况下才投票。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总统都得奋力拼搏才能将他们的议程付诸实施，即使拥有明显的选举多数。

自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不得不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纵观历史，许多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立法和政策来解决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如果不深刻改变这些结构或系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需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裂变，有时候甚至是革命。这种情况从前在美国发生过——1776年发生了革命，1861年发生了内战，1929年发生了经济崩溃。

在当前美国民主的框架内，拜登要想成功地从根本上解决美国令人生畏的民主、外交、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只能寄望于他的政党在国会两院都赢得更加稳固的多数席位。因此，所有的目光、希望、和担忧都转向了距离现在只有16个月的2022年美国国会选举。这次历史性的投票很可能决定谁赢得“国家灵魂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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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 和平

根据外交政策专家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2023年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包括：中国对台湾的侵略；乌克兰冲突升级；俄罗斯内乱不断加剧；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的安全危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而发生军事对抗；由于暴力及恶劣天气事件增多，中美洲和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激增。

过去15年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预防行动中心在纽约卡内基公司的支持下，坚持邀请外交政策专家根据冲突在来年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来评估30起持续存在或潜在可能发生的冲突。

跟之前的问卷调查一样，今年的2023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旨在帮助美国决策层人士优先考虑预防和缓解冲突的竞争性需求。

2023年的顶级风险

1. 中国对台湾的胁迫压力升级，包括涉及美国和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军事活动增强
2. 由于非常规性武器投入使用、冲突蔓延至邻国、和/或北约（NATO）成员国的直接参与，导致乌克兰冲突升级
3. 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具有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
4. 由于民众对乌克兰战争和经济状况恶化的不满，俄罗斯的内乱及莫斯科的权力斗争加剧
5. 朝鲜开发和试验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引发东北亚的严重安全危机
6. 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因伊朗的核项目及其持续支持邻国武装组织而发生军事对抗
7. 由于中美洲和墨西哥的暴力增多、政治动荡、经济状况恶化，叠加各种极端天气事件，导致去往美国的移民激增

可以查看完整的问卷调查并采用预防行动中心的全球冲突跟踪器知悉关于这些潜在冲突的更多信息。

纽约卡内基公司是美国最古老的资助基金会之一；由安德鲁∙卡内基于1911年创立，旨在推进并传播知识和谅解。为履行这一使命，该公司专注于安德鲁·卡内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国际间的和平、教育和知识的进步、民主制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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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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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乐网问答

比尔∙布莱斯德尔：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紧急服务地区专员 / 2019年6月3日

要完全理解那个问题的范围，你必须理解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有着几千年的专制政府背景，中国人不容易受到民主的影响。我们自己也并不完全民主。

我们的开国元勋明智地拒绝了民主，而是选择了民主共和国，一种依法治理的国家。如果是一套纯粹的民主制度，我们国家就不会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到1830年代，仅只因为奴隶制问题我们就会分崩离析。在安德鲁∙杰克逊以及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只有强有力的——有时是独裁的——总统才能维护联邦。

我们的共和政体是半民主制，只有选举人团制度让所有各州都忠于宪法。我们从来没有，也仍然不能够免受派系主义的影响。美国的规模造就了这一点。在今天我们拥有的并非理想化的条件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在这里发生。如果从历史中可以汲取任何教训，那么教训是，大同政府、或任何管辖大片土地的政府，对我们这个物种来说不自然。人类始终是分为宗派部落、野心勃勃、且掠夺成性。我们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无视它未免鲁莽草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他们可能会转向更民主的政府形式。随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更有可能排斥某种限制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共产主义政府形式。不过他们还有个文化方面的问题。

美国很幸运，在其成型的年代，我们拥有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耕地，环绕着大片的水域将我们隔离开来，邻国相对弱小，我们的人口也很少。这使得充分的个人自由成为可能。几乎任何愿意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积累起一定的财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有遥远的边陲，让政府不可能胡乱摆弄全体人民。这么多人生活得很好，任何大城市的少数人都很难控制他们。即使我们的政府变得更加专制，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道理。一个装备精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群体是专制政府的天敌。我们已经被过往的生活塑造成型，不可能顺从其他某人的虚妄奇想。

在中国，政府控制枪支和坦克，政府控制媒体，政府控制食品和其它所有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共产主义国家必须限制人民的权力以维持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越强大，自由就越少，长久以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目前，中国人不可能彻底改变政府，即使他们想改变，只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吃有喝，他们就不会想要改变。我们世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中，伴随不断变化的政府。我们很难想象得出，几千年政府绝对控制下的文化会产生什么结果。某种文化对人的控制几乎和枪支同样有力。从出生开始就被灌输只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完全地控制了人们的思维。

中国摆脱共产主义的最大问题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只要他们的人口超过其资源所能容纳的限度，而那正是现实状况，那么极权政府就适合他们。我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状况，不过我们不必生活在中国，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演变没有让我们习惯于接受那种生活方式。

罗宾∙戴韦尔曼：世界旅行者 / 2016年3月21日更新

50%的可能性是族群政治，50%的可能性是金钱政治。无论哪种方式，普罗大众都是输家。

事实上，中共对民主治理方式非常感兴趣。毛本人是民主的大力支持者，并写作了大量关于民主的文章。理论上讲有两大优势：一是政府会非常明白人民的意愿，二是民主进程本身会成为民众参与共同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理论上讲也有两大缺点：一是民众容易受到煽动，二是普通人缺乏长远眼光而通常会选择短期利益。

那只是理论；但在现实中会如何运转？中国政府有一套“基于试验作决策”的学说。尽可能将每一项公共政策先在多个地方作试点，然后根据试点结果调整政策建议，将其从县级上升到省级再上升到国家级。这个过程跟多阶段的临床试验很相似。类似地，民主选举在90年代投入试验，并逐渐扩展到全国的每个村庄和小城镇。

接下来经过25年和几百万次选举，中国政府现在得到大量的数据，并且对“民主选举”这件事情在中国现实中会如何运转取得了很好的理解。事实证明，中国的这些选举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主导：一个是族群关系；另一个是钱。

族群关系相当明显。自从中国的“民主选举”实验开始以来，在几乎一半的村庄，选举产生的村长是相同姓氏的族人。一个家族主导一方政治。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整个亚洲民主的现实。

• 你知道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是谁吗？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 你知道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是谁吗？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 你知道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父亲是谁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 你知道现任菲律宾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的母亲是谁吗？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 你知道尼赫鲁-甘地家族主导印度政治多长时间吗？50年。今天，每个35岁以下的印度议会成员都来自政治家庭。
• ……

亚洲的民主选举强烈支持族群政治，政治权力从同一个政治家族的一名成员传递给另一名成员。

赢得地方选举的另一个因素是钱。不断有报道讲，候选人公然用现金贿赂选民，当选后再压榨地方居民，变卖公共财产以填充自己的金库。选民一次又一次地投票给向他们发钱最多的候选人，接下来被压榨殆尽之时，就跳上火车去到北京，要求中央政府出面纠正。这些民主选举的村长基本上不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被罢免，所以中央政府最多能够做的是，下令重新举行选举。然后是重复同样的狗血剧情。

中国最有趣的现象之一是，自从地方民主选举开始以来，村民上访(中国)的爆炸式增长，他们去到北京，涌向中央政府，当面乞求“请给我们派个好的党委书记来当村长！”

你看，族群政治和金钱政治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大步的倒退。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村党委书记通常至少得有大学学历，有时甚至是硕士或博士，而全村人可能只有高中学历。这些书记进村后，努力工作5年，为自己挣得些光环，然后轮换到另外的职位。这种轮换制度显著降低了腐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人来自外部，没有当地的家族联系、社会网络、及信得过的同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搞出那样的事情，再清理干净留给下一个未知的新人来接替自己的职位。中国的绝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涉及当地人，在同一个官位上停留太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在尝试各种方法让其能够运转。英文–人民日报网是中共的官方报纸，把发表令人振奋的民主成功故事作为一种仪式——A村过去办事情困难重重，现在有了新的民主程序，事情就变得顺利很多，诸如此类。这就是现在的民主选举——它很少能成为中共官方党报的宣传内容！

现实地讲，如果中国今天变得民主，50%的可能性会回到“封建”社会，像其它亚洲国家那样由族群政治主导，另有50%的可能性会成为中国版的俄罗斯寡头政治。两者都会比当前的状况更糟糕。

附言：有人问起美国的布什/克林顿王朝。这种现象不应该被视为常态，如果这就是民主如何运转的方式，那么它完全不可能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结果。如果某个人的确是凭能力和经验被遴选出来，那么政治王朝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为什么？

我们知道身体特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遗传。既然如此，为什么你没有看到众多的顶级足球明星将他们的明星地位从父亲传递给儿子？我敢肯定，足球明星的儿子遗传天赋的可能性更高，接触足球的机会高于平均水平，训练的机会更好，不一而足。那为什么没有“梅西父子”这样的足球明星呢？因为要成为足球明星，还有一项比较客观的考验，那就是：你得会踢足球！

中国在大约1,500年前就实行了国考制度。丞相和/或朝廷最高成员的职位必须是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之人，加上20年左右的实际执政经验和出色的工作记录。某个人必须是处于前0.1%或0.01%之列，才能够以优异成绩通过最高级别的国家考试。是的，教育资源的分配相当不公平，父亲仍然可以通过官僚升迁路径庇护儿子。丞相或朝廷成员为了家族利益可以耍尽各种诡计花招，但即便如此，在1,500年的历史中，父子交接丞相或朝廷职位的次数一只手也数得过来！只要存在即便是半客观的考试，也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中国回到族群政治，那不仅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倒退一大步，而且是倒退至唐朝以前，那时候实行了国考制度，大约是在公元600年！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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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quora.com/What-is-going-to-happen-if-China-becomes-a-democratic-country

气候变化

摘要：无论是在你前门外咆哮的一条不知来自何处的狗，还是在街上正朝你驶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我们通常都会主动避开威胁。为什么气候变化却不同？ 最近的联合国报告已详细地说明，我们将在未来25年面临严重的后果，如果世界各国现在不采取积极行动缓和气候变化。激励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很困难，原因有很多。这个问题是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一个非线性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未来总是比现在更不可确定。不过，有些方法可以激发你自己面对可怕的后果：让未来在意识上更接近自己，直面不确定性，在同龄人中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

人们通常会非常主动地避开威胁。如果你走在一条暗黑的背街路上，你会警惕突如其来的景象和声音，可能会加快步伐尽快回到人多的地方。如果你走到街上，看到一辆公共汽车正朝你驶来，你会往回跳。如果一条不熟悉的大狗在你的前门外咆哮，你会呆在室内。

本周我们更新了另一项严重的威胁。根据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如果世界各国不尽快采取积极果断的行动，未来25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在其发布以后，美国总统甚至没有对报告发表评论，而巴西总统选举中领先的候选人已承诺该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尽管人们有动力避免对其生存的威胁，为什么让人们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如此困难？

不幸的是，气候变化涉及到多种因素的组合，难以激发起人们的动力。

首先，应对气候变化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这是人们最难作出的取舍。数十年的俗世贴现工作表明，相对于长期收益，我们会高估短期收益。人们没有为退休储蓄足够的钱，宁愿现在花掉，也不愿留待老年。人们现在大吃大喝，尽管肥胖可能在将来引起问题。

不理会气候变化在短期内让个人和机构都可得益。个人不必更换自己驾驶的汽车、购买的用品、或居住的房屋，如果他们不理会自己的碳足迹对世界的影响。公司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如果他们不必开发新工艺来限制碳排放。政府今天可以依靠火力发电来节省资金，而不是开发和改进绿色能源，即使是那些长远讲来更有成本效益的能源。

其次，气候变化是一个非线性问题。人们很擅长作线性趋势判断。如果你每天花$5美元买咖啡，那么很容易得出对你的每周预算的影响，不需要填写试算表格。

但是，当某个函数起初增长缓慢而后加速提升时，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人们是以线性方法推断该函数。几根香烟可能不会致命。不过长年吸烟造成的累积伤害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结果是经年以来，吸烟者可能会在没有明显后果的情况下养成习惯，直到突然出现重大问题。因此健康问题看起来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就偷偷摸摸地累积。

同样地，气候变化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人们可明显感知的迹象。相对于会迅速而非线性升级的威胁，人们更容易察觉诸如门外那只讨厌的狗之类的显而易见的威胁。

第三，气候变化的许多影响离大多数人很远。解释层级理论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在心理上接近的事物，人们对于心理上远离自己的事物（在时间、空间、或社交距离上）形成的概念更抽象。可能反映气候变化的天气灾害（如野火或强风暴）往往发生在远离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因此，大多数人没有被迫去处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抽象概念。抽象概念当然不会像具体事物那样激励人们采取有力的行动。

第四，相对于现在，未来总是更不确定。这是人们如此看重现在的一条原因。毕竟，即使你为退休存了很多钱，并不能保证你能活到足够长的寿命来享用。就气候变化而言，有怀疑论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并不确定就会产生部分专家预测的可怕后果。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阻碍我们，但仍有希望。无论你是想自己更多参与减少对气候影响的活动，还是努力说服其他人（或机构）采取行动，都有些事情可以做。

在心理上拉近未来，让你开始感受日常生活被全球气候变化打乱的细节，将有助于缩短心理距离。只有当你和其他人在目前（而不是一代人之后的事情）经历这种未来的威胁时，才会有足够的动力让你参与今天需要更多努力的行动，比如乘坐公共交通或在炎热的夏日调低空调。熟悉各种报告和预测（你可以从联合国报告开始），思考并谈论你的日常生活将如何受到影响。

直面未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实在的意义。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对人类活动正在影响气候持怀疑态度，那么用心思量全球气候变化实际存在的可能性。大多数怀疑论者相信，人类活动至少有可能影响气候。让他们说出可能性的大小。当我与交谈的怀疑论者尝试这条时，他们通常给出的可能性很低，比如20%。在那个时候，我努力让判断更具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今天舍弃些东西，算是对某种有1/5的机率影响孙辈的疾病所作的投资。如果是肯定答复，那么我会问认真对待气候变化有何不同。你不是怀疑论者也可以自己尝试这种逻辑。思考你愿意今天舍弃些什么，因为你知道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作为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你还可以在同行中和机构内发起关于价值观的严肃讨论。目前的选项比未来的选项更有价值（时间贴现的本质）是一条估值概念。单词估值（evaluation）中包含着价值（value）这个词——表示它承载一组价值。

归根结底，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行为所依据的价值观。有种选择是以牺牲后代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来丰富我们当前的生活，那是我们很少愿意明确作出的价值观选择。我们得照着镜子，说我们愿意自私地生活，而不顾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如果我们不愿意抱持那种自私的价值观，那么今天就必须改变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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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福音

序言

中国在过去的40年见证了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基督教信徒的大幅度增加。中国新教徒的数量自1979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基督徒人口。基督教的兴起虽然给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CCP）带来挑战，但也为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提供新的选择方案，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公众需求。政府最近推出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规范、有时候限制基督教信徒。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是怎样的?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开始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随着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徒传教士是马礼逊，他于1807年代表伦敦宣教会前往中国，并将《圣经》翻译成普通话版本。在19世纪中期，基督教变成为动员民众的政治力量：洪秀全发展出一套受基督教影响的思想体系，用来组织开展反抗清王朝的太平起义（1850–1864），吸引传教士和闹革命者。这些反叛者聚集控制了超过1/3的中国领土，建立了对抗性的政治秩序，称为”天国“。随后的内战估计造成2,000万人死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宗教压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版本，宣扬将中国革命的未来置于乡村农民的手中，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的高峰时期，礼拜场所被拆除、关闭、或占用，宗教活动被禁止。

毛泽东的去世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随后的改革让中国重新对外面的世界开放国门，反过来给予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基督教信徒的猛增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开始的那段时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人口涵盖各阶层、各个年龄段，遍及农村和城市中心，包括学生和专业人士。中国还是全世界印制《圣经》最多的国家。到2016年，爱德印刷公司，中国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办的一家合资企业，已经印制了1.5亿本圣经，其中1/3是在2013至2016年间。该公司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印制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和其它基督教读物。然而，虽然政府容忍某种程度的宗教活动，宗教自由仍然受到约束和监管。

中国对待宗教活动的政策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5种宗教：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经国家批准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归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监管，处理宗教生活的各方面事务，包括宗教领袖任命、神职人员挑选、教义学说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由3个主要团体管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要注册成为国家批准的基督教组织，宗教领袖必须接受培训，以让教义学说“适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思维。中国不在天主教和新教之外区分基督教派。

灵性和宗教活动长期以来就包含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之家东亚高级研究分析师莎拉∙库克表示。中国宪法第36条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过那种保护仅限于所谓的“正规宗教活动”，同时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从事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体制的活动。” 这些条款为当局提供灵活性，以确定哪些宗教活动符合党的政策，哪些超出党国方针。宪法条款进一步指明宗教团体不能被外国控制。

地下家庭教会平行存在于国家批准的基督教会之外。这些团体在政府的指导方针之外运作，他们受当局的监管程度主要决定于当地的领导者。如同官方的基督教组织那样，他们的会员在地域和人数上也在增长，根据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普渡大学宗教和中国团体中心的杨凤岗估计，中国新教徒人数在9,300万到1.15亿之间，只有不到3,000万人参加正式注册的教会。其他基督教组织估算出的人数更多。

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估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在1951年毛泽东切断联系之后，梵蒂冈和北京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2014年8月以来，教皇弗朗西斯一直试图解冻与中国的关系，但在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议中变得更为紧张。通常情况下，在教会成员协商之后，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在于教皇。不过北京在未经教皇批准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些主教；此外有些地下家庭教会已经自行提名和批准了一些中国主教。

2018年，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定出一套新程序，让梵蒂冈确认由北京提出的候选人。虽然该协议没有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它显示出中国可能改变政策，让外国介入国家宗教事务。这份协议在中国内外的天主教徒中激发起复杂的情绪。有些人赞成和解，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梵蒂冈正在向中国政府屈服。

为什么基督徒人数猛增?

社会学家观察到精神真空的兴起，紧随数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对宗教的兴趣亦在更新。因此专家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对公众失去引力，官方和非官方的基督教会似乎在填补上这样的空隙。随着中国不断适应迅速变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信徒不仅在寻找自己的生活意义，也在寻找他们国家的未来。基督新教“符合中国礼仪和社区传统”，根据法国耶稣会信徒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魏明德的论述。此外一些专家说，吸引中国基督徒的还有团体中诚信的理念、全面的道德体系、有组织的结构、以及团结成为这种世界性活动的一部分。对更受欢迎的中国传统宗教的严厉镇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为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打开了大门。

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新教徒，吸引他们的是宗教强调平均主义，以及教会里的精神团契，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说明道。相比其它宗教和社会组织的等级结构，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团体友谊更有吸引力，杨凤岗补充说。相对于其它的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或法轮功，更多的中国人可能会选择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更宽容，在中国可能是更安全的选项，自由之家的库克说。

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浮出水面，从那时起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基督徒人数在1980年代早期估计约为600万。当前的各方估计相差很大：政府记录合计有2,900万基督教信徒，而外部组织估算出的人数远多于此。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计算得出在中国有6,800万基督徒，大约占全国人口的5%。其它独立机构估算出的人数在1亿至1亿3,000万之间。普渡大学的杨凤岗预计，如果“温和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可能有多达1亿6,000万基督徒，到2032年达到2亿4,700万。中国官方记录人数和专家估计人数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北京不承认在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之外从事宗教活动的基督徒。

专家指出有两个历史事件成为中国宗教觉醒的驱动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发了1980年代的宗教复兴，基督教第一次传播到乡村地区的家庭教会。第二个主要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人士。这成为城市社区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本来希望促进民主理念以代替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向宗教活动——道教、中国佛教、最终接受的基督教。

在经济方面，北京摆脱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转而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被溶化了。宗教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进入生活，主要是通过转变原来的信仰。随着中国努力在艰难的经济结构改革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专家说基督教的复兴之势很可能会延续。“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事实是新教已经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活跃部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 伊恩∙约翰逊在其作品《中国的灵魂：毛泽东之后的宗教回归》中写道。

政府对基督徒猛增作何反应?

基督徒近年来面临更多压制。过去25年以来，中国在开展基督教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国家中排名第10位，根据“打开门”的报道，“打开门”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追踪世界范围的基督徒迫害。压制活动时有起伏。家庭和地下教会面临着惯常的迫害冲击，在习近平的治理下，国家认可的教会也成为了目标。新近的压制活动针对家庭教会和国家认可的教会，包括骚扰和拘押基督教信徒、阻挠进入礼拜场所、打断聚会、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以及遣散会众。

例如，东部沿海浙江省温州市以基督教人数众多而闻名，执政党官员已经下令拆除数百个十字架，拆毁数十个据称违反建筑法规的教堂，尽管有些教堂事先已获得当地官方的批准。此外浙江官方还宣布，将在党员中实施宗教信仰的禁令，以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在中部河南省，地方政府和警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没有正当理由就突袭一些教堂，夷平另一些教堂。其他基督教徒人数多的省份，包括安徽和江苏，也遭到了镇压。

中国共产党将宗教团体视为对国家安全、社会和谐、及核心利益的潜在威胁。中国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前局长叶小文在1996年争辩说，“宗教在持不同政见者手中变成为煽动群众和制造政治动乱的武器。” 虽然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监管呈现出周期性——复兴、压制、再重来——宗教在中国总是夹带着固有的政治性。普渡大学的杨凤岗在他2012年的《宗教在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存活与复兴》一书中写道：“基于信仰的组织被看作是对共产党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特别报道，天主教遭受到中等程度的困扰，新教在中国遭遇到深度的困扰。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权倡导者和律师是基督教信徒，让共产党忧心基督教可能成为挑战其权力的整体力量。虽然宗教带头人和参与者无意损害共产党，政党领袖感觉上的威胁可能导致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

宗教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有些地方压制宗教团体，高调的案例包括移除浙江教堂的十字架、打击北京守望教会、在山西拆除一座大教堂、以及云南对一个未登记教会的成员处以长期监禁。不过另一些地方的官员对于基督宗教活动则比较宽容。地方官员的优先考量是确保政绩，高度重视社会稳定。

在最高层面，北京正力图将党派影响注入到基督教思想体系。2014年8月，北京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专题会议上宣布将会努力让基督教国家化。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长王作安说，基督教信仰首先应符合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建设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融合中国文化”。为配合这项议案，北京加大力度将未登记的教会及其成员归入政府批准的官方机构之下，尽管依然存在严重的法规障碍，登记过程繁杂恼人。如果成功，当局（SARA）对中国的基督教领导者、教会活动、和信徒信仰就会有更多的监督。其它传统的中国教义，比如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思想，也被北京督导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些专家认为，这些举措表明当局试图缓冲基督教的传播。

中国中央政府还修改了宗教法规，旨在加强国家安全，防止极端主义和外国渗透。新法规于2018年2月初生效，其中包括明确禁止未注册的团体传讲宗教，加强对宗教集会和集资的监督。随着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试图对宗教施加更多控制，“教会成长与压抑的政治和传媒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加剧，”《生存下来，重建教会：中国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图像》一书的作者玛丽∙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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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christianity-china

气候变化

误区-1：地球气候始终在变化

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进程中，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快速变暖不能够用变暖和变冷的自然循环来解释。通常在数十万年间发生的那种变化正在几十年内发生。

全球气温现在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位。事实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8年中，有17年都发生在2001年之后。

这种更快的变暖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相对应，该数值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增大。因此，当人们今天谈论气候变化时，他们指的是缘于人（人为）的气候变化。这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平均温度升高，诸如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以产生能源来维持住家和交通，以及砍伐树木来耕种农作物。

误区-2：植物需要二氧化碳

植物确实需要二氧化碳（CO2）才能生存。植物和森林每年都会清除和储存大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但问题是，它们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只有这么多，并且这个数量值越来越小，因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主要是为了耕种农作物。

让我们明确这个要点，二氧化碳本身不会造成问题。它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人类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80万年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未曾达到这个水平。

误区-3：全球变暖不真实，因为仍然很冷

全球变暖正在导致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升高。这不仅使热浪和干旱更有可能发生，而且还导致我们的自然气候系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极端天气事件更有可能发生且更严重。比如，飓风和风暴变得越来越猛烈，移动得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平息。

取决于我们所处的位置，气候变化可能会给英国和爱尔兰带来更多的雨和风，而纽约的降雪会更多。

误区-4：气候变化是将来的问题

这不再是借口可以用来放任气候变化，把负担推托给子孙后代。去年，世界领先的部分气候专家警告说，我们只有12年的时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最多1.5摄氏度，同时避免气候崩溃。

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供应的破坏性影响，迁移、冲突、疾病、及全球性的不稳定都更强烈，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人为的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环境危机。它威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是能够对此有所作为的最后一代。

误区-5：可再生能源只不过是赚钱的图谋

人们普遍认为可再生能源价格昂贵，但事实并非如此！太阳能和陆地风能是最便宜的发电方式；这意味着它们产生的能源比采用核能、天然气、和化石燃料更便宜。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之快，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政府仍然在支持肮脏的化石燃料。你知道吗，在欧盟中，英国对化石燃料的补贴最多？没错，他们每年花费惊人的€120亿欧元（£105亿英镑）支持肮脏的化石燃料。

误区-6：北极熊数量在增加

事实并非如此。气候变化是北极熊面临的最大威胁。北极的变暖速度大约是世界其它地区的两倍，导致海冰每年融化得更早，形成得更晚。这使得雌性北极熊更难在深秋时节登上陆地建造巢穴，也更难在春季爬上海冰喂养幼崽。它们的主要猎物来源——海豹，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为它们依靠海冰来养育幼崽。

这意味着在北极的某些地区，北极熊不得不依靠比从前更少的食物生存。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北极熊的数量将减少30%。

误区-7：可再生能源只有在不是多云或刮风的时候才能起作用

工业界正在开发用于存储电力和管理高峰需求的新技术，这意味着即使没有阳光或没有刮大风，仍然可以依赖可再生能源。

大多数英国家庭的电力来自国家电网。当你转换到某家清洁能源供应商时，他们保证对应你从电网中取出的每单位电力，他们都会重新投入相同数量的清洁能源，帮助清理我们的能源供应。

误区-8：动物会适应气候变化

这不是奇谈谬误，达尔文的适应学说千真万确。但我们得明白，部分植物和动物会适应，但不是全部。

为了生存，面临气候变化的植物、动物、和鸟类有两种选择：迁移或适应。有几个例子显示出某些物种已经开始适应气候变化。

但是对于许多物种来说，情况越来越不同。鉴于气候变化的速度，许多物种不可能足够快地适应以跟上不断变化的环境。还有，随着栖息地被道路、城市、和水坝破坏，迁移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那些不能够迁移或适应的物种来说，未来看上去不那么乐观。

误区-9：消除人类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坚信，这条是错误的。很容易开始认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地球将无法支撑全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使命是建设一个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的世界。我们到2045年转换为100%的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地利用地球资源所需要的技术和体系已经具备。现在需要的是政治和商业领军者采取大胆而紧迫的行动，应用这些解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危机和修复自然。

误区-10：中国是唯一须对气候变化负责的国家

虽然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但中国目前也是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增加投资是为应对绿色业务的快速增长，以及那里的主要城市清理空气污染的需要。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我们都有责任应对气候危机。采取行动应对它需要大量的投入，但可以为自然和人类带来巨大的收益。我们都需要更加铿锵有力，为我们的世界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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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wf.org.uk/updates/10-myths-about-climate-change

气候变化

荣鼎集团的研究表明，2019年中国排放了全球27%的温室气体。美国是第二大排放国，占11%，印度排名第三，占排放量的6.6%，该家智库表示。

科学家警告说，没有中美之间的协议将很难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中国的排放量在30年中扩增至过去的三倍还多，总部位于美国的荣鼎集团的报告补充说。

这个亚洲巨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其人均排放量仍然远落后于美国，但研究表明，其人均排放量也有增加，在20年中已扩增至过去的三倍。

中国誓言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不晚于2030年将达到峰值。在上个月由美国总统乔∙拜登组织的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他的承诺。

“这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基于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感、以及我们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习主席当时说。

然而，中国严重依赖煤电。该国目前运行着1,058座燃煤电厂——超过世界产能的一半。

A Flourish bar chart race

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议，197个国家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然而，世界各国远未兑现该项承诺。

《巴黎协定》的核心是国家自主贡献（NDCs）。这些是旨在减少排放的目标。国家自主贡献代表每个国家的承诺——在巴黎公约下——减少本国排放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气候行动追踪者”是一家独立的追踪政府气候行动的科学分析机构，根据其调查结果，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评级是“严重不足”，且“与将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完全不相符合”。

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上个月前往中国，与对方相应人物会面，讨论如何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尽管在一系列其它问题上两国的外交关系紧张。在联合声明中，双方承诺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针对排放采取具体行动。

各国领导人将齐聚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重要的气候变化峰会——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以加快行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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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57018837

2022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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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

贸易逆差对经济本身并没有害处。出于多种原因，各国的资源、商品、和服务都有其局限；通常都会与邻居建立贸易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会产生差异。美国和中国必须克服许多分歧才能建立和维持贸易关系。

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08亿美元——比2019年的$3,452亿美元逆差低9％。贸易逆差的存在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1,240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为$4,355亿美元。^[1]

了解为什么美中贸易逆差会达到目前的水平，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

年度贸易逆差

就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言，对中国的逆差在2012年是$3,151亿美元，到2015年增至$3,673亿美元，然后在接下来那年降至$3,468亿美元。到2018年，逆差增加到$4,189亿美元，然后在2019年下降到$3,452亿美元。到2020年底，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下降到$3,108亿美元，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

年度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出口         进口         结余

附注：所有数字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

什么原因导致美中贸易逆差？

中国可以低于其它国家的成本生产许多消费品。包括美国在内的买家都被低价吸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价格竞争力缘于两项因素：

• 较低的生活水平，这让在中国的公司可以支付较低的工资给工人；
• 与美元价值部分挂钩的汇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必须将其产出分配给近14亿居民。^[2] 这个数字是美国人口的4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43亿美元，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214亿美元。^{[3] [4]}

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很多，经济学家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生活水平。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804美元，而美国为$65,298美元。^[5]

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和服务比美国便宜很多。如果美国实施关税或其它政策以促使政府机构和消费者购买本国的商品和服务，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

大多数人希望为电脑、电子产品、和服装支付尽可能低的价格——因此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远大于对中国的出口额。美国企业还利用中国劳动力来组装或制造产品，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附注：简而言之，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缘于该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美国对那里生产的商品存在需求。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大类别是电脑、手机、服装、玩具、游戏器具、和体育用品。^[6] 其中许多进口来自美国的制造商，这些制造商将原材料运往中国进行低成本组装。一旦运回美国，它们就被视为进口。

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出口商品是大豆、半导体、工业机器、原油、和乘用车。^[7] 2018年，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的钢铁和其它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之后，中国取消了大豆进口。到2020年，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回升至$140亿美元。

贸易逆差的影响

无法与廉价中国商品竞争的美国公司必须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以保持竞争力。经年的结果是，美国制造业（按职位数量计算）在1998年至2010年期间下降了35％，然后在2020年底之前反弹了大约7％。总体而言，自199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职位减少了大约30％。^[8]

附注：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会导致经济困难、工作和资本被转移到国外、并在各国努力平衡其伙伴关系时引发贸易战。

当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不相等时，贸易不平衡就成为一个问题。例如，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履行其贸易义务，因此需要采取行动。这些通常会导致贸易禁运或关税，从而增加从违规国家进口的成本。

美国经济深受贸易逆差的影响。工作和资本被转移到海外，给消费者和小企业造成了财务困难。政府征收的关税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公司支付，在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股票价值之后，额外增加他们$460亿美元的成本。^[9]

中国还是美国的国债持有者中领先的国家之一，它购买美国的国债以降低其货币价值，从而使其能够保持与美元的低汇率。美国消费者受益于低廉的价格，中国政府和经济则受益于投入该国的资本。

正在做些什么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钢铁进口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于2018年7月6日生效，影响到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10]

2019年12月13日，特朗普宣布中美之间达成贸易协定，两国同意增加某些进出口额。^[11] 他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该项协定。^[12]

2020年11月当选的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初决定保留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立场，在他的管理团队评审其前任的政策之后。

拜登总统还公开宣布，他将采取措施确保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强大国家。^[13] 他的新政策将着力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强迫劳动问题、不公平的进出口补贴、审查制度、及非法使用美国的知识产权。^[9]

文章来源：

1. 美国统计局：“对外贸易-与中国的货物贸易”；2021年4月22日查阅。
2. 世界银行：“人口总数”；2021年4月22日查阅。
3.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5月2日查阅。
4.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国内生产总值”；2021年5月2日查阅。
5. 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当前国际美元)”；2021年4月22日查阅。
6. 美国统计局：“按5位数最终用途代码分类的美国从中国的进口2009-2019”；2021年4月22日查阅。
7. 美国统计局：“按5位数最终用途代码分类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2009-2019”；2021年4月22日查阅。
8. 圣路易斯美联储经济研究所：“全部雇员-制造业”；2021年4月22日查阅。
9. 布鲁金斯：“痛苦大于收获：中美贸易战如何损害美国”；2021年4月22日查阅。
10. 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2021年4月22日查阅。
1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和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2021年4月22日查阅。
1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协定”便携文档格式(PDF)第84页；2021年4月22日查阅。
13. 白宫：“拜登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2021年4月22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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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balance.com/u-s-china-trade-deficit-causes-effects-and-solutions-3306277

中美金融冲突

对于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来说，周四是自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交易日，原因是人们担心，根据一项需要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审计信息的法律，这些公司可能会从美国市场退市。中国市场周五反响强烈，许多股票大幅下跌。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本周点名5家中国公司可能依据特朗普时代的一项法律面临退市，该项法律旨在审查与外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有潜在联系的公司。这些公司有3年时间来遵守和提交信息。

证监会公布的公司名单中包括快餐运营商百胜中国，该公司在中国经营肯德基和塔可贝尔，以及药物开发商百济神州。

消息公布后，追踪在华尔街交易的中国公司的纳斯达克中国金龙指数下跌超过10%。

亚洲市场周五继续下滑。

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领跌，恒生科技指数收盘下跌4.28%。京东和阿里巴巴也出现大幅下挫，分别下跌15.8%和7.9%。

“时间在流逝，部分投资者已经失去耐心，他们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离开，” 华兴证券驻香港分析师布鲁斯∙庞表示。他指出，退市威胁加剧了投资者对于乌克兰战争和美中关系的更广泛地缘政治影响的普遍焦虑。

美国立法者在2020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时表示，新法规将提升透明度并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中国监管机构本周表示，他们正在与美国对应部门合作并取得进展，但同时抱怨美国正在将资本市场监管政治化且歧视中国公司。

中国法律限制某些公司财务信息传递到境外，让公司能否遵守美国法律变得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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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1/business/chinese-stocks-delisting.html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名单可见：
http://angelcorp.net/cpa-services/files/angelcorp/us-listed-chinese-companies-2022-03.html

No war in Ukraine!

硝烟之中✧告别童年✧漂泊前路✧迷茫无助
✧战争的伤疤让小孩子的表情也变得如此凝重✧

原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现如今：战火催别童颜散，背井离乡，忐忑无语向何方。

南宋辛弃疾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21/18/7147985_287081295.shtml
图片来源于 https://www.foxnews.com/lifestyle/unicef-gives-aid-russia-ukraine-refugees

视频来源于 https://news.sky.com/video/ukrainian-refugee-numbers-double-12553736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发动战争!

March 2022

More cities comparison / 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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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初更多城市比较可见于
http://angelcorp.net/blog/angelcorp/docs1/Comparison-01.2021.html
Data are sourced from / 数据采集于07/20/2021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

网文撷取

过去的30年时光目睹了台湾加入到日本和韩国的队列，成为亚洲最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之一。自从1990年代台湾岛开始民主化以来，民主和尊重人权已经成为体现该岛特征和价值观的日益显著的部分。这些价值观在鲜活、自由、公平的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中得到充分体现，选举结果是蔡英文（代表民进党(DPP)）再次当选，参选对手国民党员韩国瑜谦和地承认落败，并呼吁民众团结。

作为有史以来唯一的华人民主政体，台湾的事例表明，华人的文化、真正的民主、和尊重人权可以共存。因此可以适宜恰当地问：台湾的民主和人权坚实到何种程度？台湾是如何在当地推广这些价值观，又将如何继续向前迈进？

民主和人权在中华民国（台湾）及其民众中发挥重要作用有3条主要的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台湾得以成为尊重人权的民主政体，是因为台湾人民普遍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民意调查始终显示出对民主的强烈支持，即使对其政治制度的表现并不总是感到满意，这与其它一些民主政体有所不同。此外，台湾没有哪个主要政党反对民主。4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都强调民主作为台湾社会统一价值观的重要性。

尊重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台湾本身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民主进步党（DPP）和国民党（KMT），也都将民主视为各自身份的核心成分。民进党诞生于1980年代反对国民党独裁的斗争。国民党则将台湾的民主化视为实现了孙逸仙先生提出的中华民国三大支柱之一的“民主原则”（民权主义）。

其次，倡导建立更加民主的国际秩序符合台湾的利益，这样可以降低暴力被用作国际政治手法的风险，暴力可能损害到台湾。民主的国际秩序让我们更接近基于自由主义原则构建秩序的目标，有助于人类社会在民主政体之间实现康德理想中的“永恒和平”。建立起自由的国际秩序以后，把战争作为国际政治手法将变得更加难以运用和辩解。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将缓解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减少该地区的武装冲突隐患，因为牢固的民主政体通常不会相互间发动战争。

第三，台湾的民主和尊重人权是台湾与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以及包括日本、欧盟和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其它强大民主国家发展关系的重要基石。美国和欧盟对台湾民主的评价非常正面积极。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2019年10月24日的演讲中把台湾称为“华人文化与民主的灯塔”，并强调台湾是中国大陆的榜样，指出“美国永远相信，台湾拥抱民主为整个华人群体展现了一条更好的路”。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之处是，民主和尊重人权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民主也是一项人权，投票权记录在《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台湾对民主的深切尊重是部分原因让代表欧盟驻台北的欧洲经贸办事处在其论述欧盟-台湾关系的最新报告中把台湾称为“亚太地区的人权先导”。

衡量总体民主和人权状况的主要指数，比如自由之家的世界各地自由度指数或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同样将台湾跟日本和韩国共同列入亚洲国家的顶端。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称，台湾的观点自由和新闻自由在亚洲排名第二。台湾岛在亚洲还是妇女权利和同性恋、双性恋权利的领跑者之一。在妇女权利方面，台湾在2016年选举产生了第一位女总统，在上一次议会选举之前，台湾议会成员中差不多有40％是女性——亚洲创纪录的高比例。至于同性恋、双性恋权利，台湾在2019年5月在亚洲首先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已经将联合国宣称的9项“核心人权条款”中的6项纳入到自身内部法律。台湾政府还邀请国际人权专家评估其人权状况，就如何改善人权提出建议。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无疑并非完美无缺。特别是从欧洲的角度看来，仍然存在一片令人关注的领域，就是死刑的存在和持续适用——虽然在蔡英文总统治下死刑的数量已显著下降，2018年只有一个人被执行死刑。另一个问题是台湾不承认庇护权——不过确实又视情况接纳了少量难民。

民主和人权是台湾的重要组成部分，岛内两方面的状况在总体上都很积极明朗。不过台湾的外交影响力受限，其人权议程在与中国大陆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以及各种发展援助项目中只能发挥相对较小的作用。台湾的大陆事务委员会（MAC）负责处理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时常就大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发表声明。自蔡英文就任总统组建新政府以来，大多数声明是关于香港的人权问题、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权利、从其它国家被引渡到中国的台湾人的权利。陆委会每年还发表声明纪念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镇压，此外还发表了关于1959年西藏起义60周年的声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声明。这些声明通常呼吁大陆进行民主改革及尊重人权。虽然台湾基本上不能影响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和政策，但是可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因其曾经是一党制政体，后来成功地发展起繁荣、有活力的民主。台湾政府在与大陆打交道时需要谨慎，台湾人如果在大陆从事旨在促进民主或人权的活动，或者被大陆当局视为在从事那些活动，将会面临遭受迫害的威胁。

跟其它国家打交道时，台湾的争议地位受到国际法的制约。台湾不能提出批评，不能冒犯其它国家——特别是15个正式承认台湾主权地位的国家。在促进人权和民主方面，台湾主要依靠的是台湾民主基金会。该基金会成立于2003年，为台湾和海外的民间团体及活动人士提供项目赠款，在台湾及亚洲出版有关人权和民主的学术期刊和报告，并为民主与人权的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支持。

对于想要生活在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台湾人来说，台湾的民主和尊重人权至关重要。此外，在同性婚姻或妇女权利等领域，台湾为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东亚邻国树立了积极正面的榜样。台湾还可以作为中国大陆的榜样，展示出一条从一党制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可行途径。台湾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华人民主政体，连同这种模式的持久成功，是台湾对全球民主发展的最重要贡献。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0/02/04/the-significance-of-taiwan-as-the-first-and-only-chinese-democracy/

网文撷取

1997年，克林顿政府主管俄罗斯事务的首席官员——副国务卿斯特拉布∙塔尔伯特，在斯坦福大学就美国对莫斯科的政策发表了演讲。他简短地承认，要说服飘忽不定的鲍里斯∙叶利钦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并逐步迈向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塔尔伯特宣称仍然对此保持乐观。他说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基于“代际演变”，

或更直接地说，自然本性；如今俄罗斯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亲西方派者对抗亲斯拉夫者，同时也是年轻人对抗老年人——年轻人在这场大型争斗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势。

看到塔尔伯特的演讲发言时，我在莫斯科作通讯记者，还记得演讲内容的呆板让我瞠目结舌——这种感觉一直保持至今。我想不出俄罗斯的年轻人会如何公开地对美国外交官表示，希望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辈尽快逝去，从而为美国式的发展愿景铺平道路。

我的问题没有什么新颖独到之处。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人口下降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直接源自于美国设计的“削弱俄罗斯”的阴谋。当然的现实是，“衰弱的俄罗斯”更无可能有效地控制其庞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从而极大地增加部分武器会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那样的结果几乎肯定不符合西方或其它任何国家的利益。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俄罗斯无疑是好得多的期望——当然，假设有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

到塔尔伯特发表演讲时，那种期望显然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在莫斯科的那几年，我确实遇到不少坚信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只占少数。然而，基本上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年轻人是自由未来的显而易见的支持者。大多数我遇到的20多岁的年轻人，尤其是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人，都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欢迎旅行和消费的自由，但同时为苏联的解体而长吁短叹。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的物质匮乏没有多少记忆的人，以及那些经历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动荡的人，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完全解释得通。

玛莎∙格森在其出色的新书中讲述了俄罗斯从1990年代的摇摆不定的民主政权过渡到当下的普京统治，其中包括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的故事，期间列瓦达开展过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从前没有人敢在苏联开展这种项目。政治改革给列瓦达带来了难得的机会。1987年，他和同事们向国民发送了数千份问卷，罗列出各种问题（人们喜欢在什么时候庆祝？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意在梳理国民心态改变的证据。从人们的回答中，列瓦达总结得出，1980年代的苏联人——有些人戏虐地把他们称为“苏维埃年代人”——是注定要消逝的族群。由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停滞所塑造的几代人正在让位于更年轻、更自信的群体。苏维埃年代人“行将就木”，他们的消亡将催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本身的瓦解，得出结论后，列瓦达着手绘制图表，用来描绘他预估的这场引人注目的转变。

格森认为这种转变意义非凡，因为原来的苏联是一个不明白自身状态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几乎没有给社会学、心理学、或哲学等不同学科留下空间。只有在向民主艰难过渡的前提下，俄罗斯才能开始逐步从整体上认识自我。格森在其书中讲述了7个人的生活：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列瓦达最紧密的合作者之一；楔沃札（作者只用非正式的名字来指代书中的某些人物），一名政治改革设计师的孙子；赞娜，一位有名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女儿；玛瑞娜∙阿鲁秋尼扬，一名自述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妇女；玛莎，一名年轻女子，成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俫裟，一名州立大学的教师，发觉自己是同性恋以后，建立起该国第一个正式的性别研究项目；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杜金的失意学者，成为恶毒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新势力的首席理论家。

所有的7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环境相对富足，这让他们有能力和自我意识来清晰地评论自己的经历。这种特权背景造成了非常狭窄的聚焦：我摆脱不掉的感觉是，我是在通过望远镜而不是大窗户观看格森描述的场景。该群体显见地缺乏商人、官场人士、或安全部队成员——对塑造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命运至关重要的人群。不过格森挑选的角色有力地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该群体的思想，进而明白该国的短暂民主历程以及随后的极权统治政体。

格森笔下的7个人物中，有4个出生于1980年代，在后苏联时代长大成熟，至少乍看起来预示着某种心态的改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俫裟来自于首都以东1,000英里的乌拉尔山脉中的贫脊小镇索利卡姆斯克。他成长于1990年代，风华正茂。乘新自由之风尚，他努力探索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全俄罗斯及更远地区的同性恋者网络建立起联系。他说服身边一些比较开明的学者认同性取向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最终他甚至在其任职的大学建立起一所性别研究中心，大学在彼尔姆——那座城市曾经是斯大林集中营的大本营所在地。

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最初在1990年代度过了一段其父亲的政治资本激增的时期。涅姆佐夫在省城下诺夫哥罗德为自己博得了名气，很快全家搬到了莫斯科。曾经有段时间他甚至被指定为叶利钦的正式继任者（现在看来是选举制度民主化的显而易见的奇异景象）。同样来自统治阶层的楔沃札在此期间发展起自己的政治意识。对他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变化令人震惊：祖父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他看着祖父艰难应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以及那个相对较为开放的社会日渐凋零。相比之下，玛莎来自于一个书卷气浓厚、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的政治觉醒源于新俄罗斯时期无法回避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他们3个人都展现出接纳变化的开放心态，可以代表当时的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

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惊恐地意识到，他的导师列瓦达关于苏联特色必将消亡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糟糕的臆想。或者换句话说，塔尔伯特的“自然本性”解决方案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正相反。大量的国民调查数据显示，极权主义心态远比乐天派所认为的要根深蒂固得多：

这让古德科夫备感沮丧，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很激进：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原来社会的延续，周期性地出现了些“流产的现代化”，他终其一生在研究的这个社会基本上保持不变。让这种观点显得激进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听你讲。

格森书中的人物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旧有的心态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惊人韧性。俫裟的经历最雄辩生动地印证了古德科夫观察到的趋势。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感受到了痛苦，随着普京上台逐渐把同性恋重新划入国家公敌的名单，他成为极端保守的克里姆林宫界定的“西方堕落颓废”的典范。俫裟的大学同事们感觉到政治风向的转变，开始对他区别对待；随着官方文章越来越妖魔化同性恋，他发现自己成为复活的苏维埃文化告密和逢迎权势的目标。令人心痛的是，俫裟发掘自我身份的故事经历了尝试性的萌芽、不稳定的胜利、再到惨败。到格森的报道结束之时，俫裟已经移居美国，目前他在布鲁克林的俄语社区作为同性恋活动家重新开始生活。

格森的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个性张扬的时刻。2008年3月，楔沃札从他暂时居住的基辅飞到莫斯科，只为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投票。从机场到市区是段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然后他花了50分钟排队购买地铁列车票。车票很便宜，而他带的钱也足够多，于是他即兴来了一场小小的叛逆：他买了60张车票，开始无偿分发给其他人。警察立刻拘捕了他，即使他事实上没有违反任何法规。他们先是训斥他“倒卖”车票，然后斥责他可能给售票员带来麻烦。“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是上帝？” 一名警察说。

这件事揭示出长久以来与集权统治下的反应习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机制。列瓦达曾经明确地将其描述为“集体人质劫持”：

它把每个人都变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各自独立且通常不遵循法律规则。在这起排队购买地铁票的事件中，警察本能地觉得他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的乘客都平等地经历排队的痛苦，防止任何自我调整的图谋行为。在投票站，选票——荒唐地把实际掌权者列作首位候选人——把每个选民都变成同谋者。人们通过投票来确认这项仪式的合法性。

玛莎的政治觉醒和成熟逐渐让她在2011年和2012年划时代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成为关键的组织人物，她的故事显示出新生代行动主义者如何努力捍卫民主——活动遭到普京政权的残酷镇压。玛莎出生于1984年这个“奥威尔年份”，逐渐融入反对普京时代的腐败和社会停滞的阵营，后来在莫斯科的沼泽广场组织了近年来最声名远播的抗议活动之一。警察最终指控她的罪名是“煽动暴乱”。 （她后来被大赦。）在同一时期，赞娜看着她的父亲和其他人基于坚定的信念在反对普京和他的克格勃（KGB）集团，并为之付出了代价，一些人还付出了生命。格森在书中讲述的一次低谷发生在2015年2月，赞娜的父亲鲍里斯∙涅姆佐夫在一座桥上遇刺身亡，这座桥的全景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内将其尽收眼底。

格森指出，很多社会学家对使用词语“极权主义”来形容后苏联的俄罗斯秉持谨慎态度，他们更喜欢诸如“混合政体”之类的术语。然而，“苏维埃年代人”和许多苏联式机构的长久存在本身就是极权国家的特征。在2015年的某个时刻，我们看到古德科夫在研究背道而弛的调查数据：普京的受欢迎程度在上升，即使消费预期在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持续下降。极权主义心理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种现象可以共存。格森写道，古德科夫“得出了结论，物质匮乏攸关极权政体的延续生存”。

格森表示，极权主义回归到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并不是不可避免之事。这需要推手设计，其中一位是普京找到的极端民族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此外还需要机会，普京的前任犯下的一系列失误创造出这种机会。

鲍里斯∙叶利钦的政府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但因未能解决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持久经济灾难，从一开始就手脚受制。意识到自己的人气在衰退，叶利钦最终回避了对苏共的审判；延迟推进有意义的真相与和解计划，真相与和解可能有助于让俄罗斯人更明白过往的严酷现实。戈尔巴乔夫曾经尝试建立一个更加人道（但仍然是共产主义）的苏联，但在保守派和叶利钦自由派的两方面抵制下折戟沉沙，楔沃札的祖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复兴委员会的主席，专门整理记录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暴行并帮助其受害者。但是到1991年，该委员会失去资助，并且随着时间流逝，很明显，叶利钦不再打算花费政治资本来处理痛苦的历史问题。

1990年代的经济动荡在第二位重要的程度上损害了民主的前景。从1991年至93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淘空了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积蓄）到货币贬值，再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扼杀了新生萌芽的市场经济），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开始把“民主”等同于贫困和极度的不公正。正如格森所描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民主”从一开始就不自由公正——当然在1993年以后也不会，那一年叶利钦命令坦克和大炮对准保守反对派，开火轰击俄罗斯议会大楼，1991年他在同一幢大楼内挫败了政变企图。

2000年就任总统后，普京缓慢而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位置，逐渐剥夺寡头竞争对手的媒体资产和政治权力。他把自己的同盟者——多年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以及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同伙——安排在关键位置上，从而掌控住大部分经济领域。除了模糊地提及苏联和俄罗斯的伟大之外，普京一直很少触及意识形态。

曾经被边缘化的书呆子亚历山大∙杜金为新瓶装老酒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海德格尔和欧洲认同主义之后，杜金深受鼓舞，重新发掘和颂扬俄国历史上激进的反西方潮流。他信奉前异议人士列夫∙古米列夫的“种族进化”理论，古米列夫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集合欧洲和亚洲最强文化因子的某种神秘混合体。杜金大肆吹捧自己构想的“俄罗斯世界”（普京政权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痛斥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是恶魔，想要把“外来”价值观念强加于“传统价值文明”。

杜金一路公开呼喊“消灭”涅姆佐夫等自由派“叛徒”——后者被谋杀间接证实了杜金的影响力。尽管许多人夸大了杜金与普京政府之间的直接相关度，但毫无疑问，杜金在这个政权的思维和用语方面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如果还有些美国人仍然自鸣得意地坚持认为我们不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那么请考虑如下事实：在亚历克斯∙琼斯的信息战网站上，杜金的言论近来大受欢迎，有人把该网站作为信息来源且高兴地引述其内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即使不时对格森剖析的普京主义运转方式感到恶心，但我还是怀着某种期待读完了这本书。为什么？专制政权的吹鼓手似乎赢得了这场战斗，但没有赢得论证。正如格森在结语中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的年轻的俄罗斯人不断出现在抗议活动中——并遭到逮捕。为了维护俄罗斯的悠久传统并与时俱进，匿名的支持者不断将鲜花和纪念品摆放到涅姆佐夫被谋杀的桥上——即使当局不停地移走它们。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现在流亡德国，当她决定颁发年度奖项以表彰人们对抗普京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时，她发现“争取获奖的竞争激烈”。俄罗斯的改变不会像塔尔伯特预言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但可以通过抗争来促成。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5446/democracy-didnt-work-russia-masha-gessen-book-traces-rise-repressive-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