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2

这里需要多作些解释，才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划的确切含义。

最初创建的每个省都是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些城市必然是有围墙的核心区域，同时不断扩张。出于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妒羡，这些省级官员长久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各个方向扩展他们的影响，尽可能多地控制经济；充分证明此类事实的是全国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度量衡体系，这些体系被处心积虑地制定出来，成为经济的壁垒。河道、山脉、气候、和土地等因素无疑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不过商业和财政上的贪欲是首要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这个非常有趣而确凿的例子，三个满洲省——奉天^{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仍然在争斗，期望获得内蒙古东部的大片未开垦的土地，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大草原组成的“开阔疆域” 。奉天省有最坚固的省会城市穆克登^{即:沈阳}，该省向蒙古草原扩张得如此厉害，如今它的管辖范围像一只蝾螈般地包裹住吉林省的整个西侧（如最新的中国地图所示），事实上已经阻止了后者控制本属于它的领地。同样地，目前仍在磋商的土地协议中，紧邻北平上方的蒙古高原，大部分应该是山西的地域已经被划入直隶大省。虽然以往粗略地调整过省际边界，不过我们指出的考量基本上是决定每个区域的面积的主要因素。

如今在很多定居年代久远的省份，由于距离遥远和交流不便而形成的地域色彩在经历种族融合后反而愈加浓厚。定居广东省的主要是沿长江航行而下直到海边的内陆冒险家，他们与安南人和更早期的本地人通婚，那里的众多居民有非常显著的特征，与北方人迥然不同。福建省不仅人口多元化，而且讲一门差不多是外语的方言。在长江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施政最重要的气质各处不同，导致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虽然中国文明在某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相似，即不加质疑地接受所有信徒而不论其种族渊源，但是政治上由于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在许多省份的眼中，中央政府直到最近还几乎如同外国的政府，就跟日本政府一样。仅只有财政成为维系联盟的纽带；只要不涉及税收问题，北平就像火星一样远不触及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五十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京城作为国家军事中心的旧有权力和吸引力事实上已经消失了。虽然在远古时代，手持弓箭和长矛的骑兵可以像龙卷风一样横扫大地，夷平除城墙以外的所有一切，到十九世纪，这种事情已经不再可能。蒙古和满洲也不再源源不竭地诞生好战的男人；紧密相联的区域已经商业化；而外围地区则沉降为人烟稀少的牧场。平定叛乱之后，政府财政枯竭，只能降格到各省之间、名人名士之间调和平衡，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能够重新获得威望，重敛部分财富。北平的官员将罗列各省进贡清单的分类账取下来，彻底修改了每一条目录，重新分配了每一项税负，确保人丁税被干净利落地废除。新的厘金税制——像英格兰的所得税一样，起源上纯粹是一项战争税，扼杀跨省贸易，设置流通障碍——突然间被推出，作为一种崭新上佳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满族的统治犹在，尽管已受到威胁；虽然这套税制明显是一件双刃武器，不过第一刃砍向了帝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

时间也在催生另一项重要的发展，重要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除非有杰出的天才活着，否则北平不可能预见到，如今政府的真正根基已经完全依赖经济控制，一旦经济控制被动摇，中国中央政府也就完全彻底地不再是任何意义的政府。现代商业精神已经通过许多条约口岸渗透进入中国，是一股长远看来不可回绝的力量。每过一年，这件事实就更明显：当前的形势正在让北平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除开天津例外，经济中心在800–1,500英里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在发展起革命性的观念，与支撑旧中国缓慢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则迥异的观念，蒙古族和满族等外族王朝从未触及过的观念。太平天国之后的政府仍然幻想通过比从前更加沉重地压迫人民以及加强税收控制——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工作——来让自己得以恢复。

如果要确凿无疑地论证这个主题，将花费太长的时间，并且会让读者失去热情，虽然政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喜欢探究这个主题。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信用合作机制构建的社会，再经过精致的调整；除开民众的日常小额购买，无论是铸造好的还是信托中的货币都不需要；任何依附于金融机构的制度——为解决贸易平衡而将银锭（银元）从这个省运到那个省——都必然有效，只要这些金融机构没有被动摇。

最有名的机构是叫做山西银庄的大集团，是政府的银行，不仅承接了所有缴纳给北平的汇款，而且通过复杂的银行存折系统控制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的津贴。在这套已经成熟的制度下，某位官员一收到赴省任命，就有一名来自这些机构的心腹人员急忙跟随着他，这些人以其雇主的名义预付了这项官位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然后继续跟着他赴省任职，随着税收流入，再收回预付的应得之份，重新平衡账目。因此各省的财政利益与高官阶层非常密切和深远地联系起来。治理中国的实际工作就是平衡税收账簿和国内各家银庄的账户。甚至包括“铸币房” ——在那里银锭被“标准化”以供地方使用——也是官员和商人的合办企业；讨价还价地管理每笔交易；只有当这套机制因为饥荒或叛乱而被剧烈地打破时，货币之外的其它力量才能够介入。

这些手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旧的中国王朝只是在因循罗马帝国的先例。罗马在公元纪年前通过军事和商业扩张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欧荒野部落中形成的庞大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的理财者和征税者的天赋，要么直接“获取”收入，要么采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方法，“协助”提供资金给官员和地方政府，再填充永不知足的中央财政。所以说中国现象并不是新东西；现成货币的缺乏以及各样的地方标准让运用这些方法在经济上成为必须。这套系统本身并不糟糕；其致命点是僵化，缺乏适应性，以及面对外来竞争时的日渐疲弱，它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外来的竞争。外部竞争是注定要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敌人，必将猛烈地摧毁古旧的残存。

与日本的战争第一次传播了本该留意的小号声响。1894年，面对必须为战争立即筹措大笔款项的境况，国内的银行报告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巨额外国贷款合同。

[附注：这笔贷款就是1894年由香港&上海银行商定的利率为7％的1,000万上海两的所谓白银贷款。随后在1895年又签署了利率为6％的300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同年又增加了两笔100万英镑的利率为6％的贷款，总计663万5千英镑单纯为支付战争费用。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连续三期——从1895年到1898年——每期1,600万英镑，又增加了4,800万英镑。汇总起来，跟朝鲜的纠葛让中国损失了近5,500万英镑。因为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欧洲的8倍，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些债务在英国意味着4.4亿英镑，几乎是毁灭性的南非战争的两倍花费。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方法，才让经济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得以明确。]

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满族人在1894年就写下了行将退位的第一句话，只不过到1912年才正式宣布：他们开创了金融奴役，在此奴役之下中国至今仍然虚弱无力。在40个月的时间里，为了结算这场灾难性的日本战争，签署了近5,5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这笔负债几乎是该国“可见”年收入——也就是北平实际记账的收入——的3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无比。这些是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受制于各种操控，没有中国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操控。这些债务具有特殊的政治含意和政治后果，因为这些贷款事实上是由强权在背书。本质上这是一起漫长的政变，所有的外国人都明白，因为债务铸就了外在的链条。

内在的意义甚至比外在意义更大。这些贷款是用北平收取的最重要的“直接”收入——关税——来偿付，关税涉及的是正在成长的新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即蒸汽船催生的沿岸沿江贸易以及道地的对外贸易。这项最重要的功能于是被贴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标签，不再直接依赖于北平的保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些收入抵押给外国人，再加上由外国人来管理，是对支配权利的明确限制，相当于部分地废除了主权。

过去人们对此只是朦胧地理解，现在已经非常肯定。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如同前基督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起义，由于罗马的施政不当造成贫困和道德失序而引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灾难。垂死的满族王朝最后在绝望中疯狂地让造反者去对抗外国人，去对抗那些已经真正掌握其重要统治权的人。这种作法远不能拯救他们自己，这个王朝在其死刑令上又添加了一笔。经济上，满族人多年来几乎衰竭殆尽；庚子赔款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对外国赔偿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赔偿金的运作直接交给了外国银行老板，以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在上海支付，北平政府早在15年前就被降级为一张30天到期的汇票，在任何事态的冲击下，都可能延时为几次月付。无人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可能是亚洲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体现货币约束力量的、最惊人的例证。

不过这种现象很复杂，我们必须用心理解其运作方式。要找到与之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诸如汉萨同盟之类的“自由城市”布满了河边海岸，这种商业上的奇事增加了势态的总体难度，没有一种公式能够完全适用。通过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治外法权成为破坏本土经济的最有力武器；不过与此同时，它也帮助建立起强大崭新的对抗平衡的势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居住生活在这里，在他们自己的受到特别保护的国际交流体系下，建立起一座崭新宏伟的大厦，让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质彰显无疑；新中国的商人阶层总是迅速地利用各种赚钱装置，他们不仅庇荫于这座崭新雄伟的大厦，而且迅速地、自觉自愿地扩大其规模范围。简而言之，中国的商人正在感同身受到他们自己及自己的主要利益是与通商口岸相一致；他们正在将自己的实物和存款往那里转移；在他们绝对信任的外国国旗的保护下，大量投资于土地和房产。这个国家的金融势力直觉意识到本土制度厄运难逃，而这场厄运会带来许多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就像全世界的金融势力一样，正在为不可避免的事态投保。

在政治上，这股力量最终在1911年变得清晰；我们在开场白中所说的话现在应该清楚了。中国革命是一场对抗北平制度的情感起义，因为北平制度是一套糟糕的、无效的、逆行的制度，对抗北平制度差不多等同于对抗满族人，满族人终究采纳了纯粹的汉族方法，他们已经不再是外来人员，就像今天的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辛亥革命的意义、价值、和使命不是来源于它所宣称的，而是衍生自它所代表的一切。从历史上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系后裔，而1900年又是经济崩溃——由于日本战争派生出巨额外国贷款而导致——的产物；之所以必须贷款，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北平政权存在的唯一支撑——旧有的军事力量——被彻底耗尽。因此这个故事清晰、连贯、合乎逻辑，结局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展现的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在革命期间，决定性的因素几乎立刻就显现出来——钱，就是钱而不是其它。刚过30天就能感觉到压力。各省停止交纳汇款；庚子赔款的月定额还没有支付；海关收入被外国人封存。袁世凯就任大都会省总督期间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北方军队，确实证明了他们是长江沿线军队和华南军队的老师；不过这种优势已经没有意义。这些军队为之战斗的是已经被证明注定会消逝的肇因——北平制度以及满族王朝。战争逐渐地变成了金钱的争斗。外国的资金促成了第一次停战以及将所谓的共和政权从南京转移到北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时达成的和解的每个方面都是关于钱的协议。[附注：毫无疑问，所谓的比利时贷款——其中180万英镑在1912年初以现金交付——是让各方都接受的信物。]

如果有某种手段可以快速地补充中国的财政，而无需仰赖于欧洲股票市场（该股票市场的行为在涉及遥远的地域时是半官方控制），共和国可能会存活得更好。然而外国人的指令几乎立刻就让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警察控制状态，这种控制虽然名义上来源于西方观念，但主要是为了恢复那张已经溘然消逝的权威外表，共和国还只是一个梦想；世界各国因为前车之鉴而笃信，真正的实现稳定只有让北平政府回复到近似于之前已成型的专制威权状态，他们耐心地等待1913年11月4日的袁世凯政变会带来猛然的觉醒。于是我们看到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在笨拙地尝试以中国的方式成为西方，但失败了；另一方面，外国的官员和政府在努力表现得中国化，让已有的困惑变得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六年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缓慢上演的悲剧，几乎每一页都借用个人名义而被改写，主角是当选的权力代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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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爆发的革命，功成于满族王朝1912年2月12日退位之时，虽然被称道非常成功，但在现实层面却很有些不同。随着共和国宣布成立，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确是消失了；不过传统仍然留存着，充分强大的实质上的帝王机制击败了名义上的胜利者，直到袁世凯过世。

驱逐满族人的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满族人在1644年从气数已尽的明王朝手中夺取了龙王座。历史学家对各种阴谋诡计的主题不得而知，这些阴谋诡计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孵化，不可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完好的记录，此外在谣言漫天的国家本就难以明确简单的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名声在外的哥老会最终亡于低级别会员的煽动暗杀和成员骚乱，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社团，总部在偏远的四川，由明朝的最后追随者创立，从被驱逐出北平的那天开始，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游击战，徒劳地冀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拾获遗产。我们至少肯定地知道一件事情：十九世纪初试图在北平街头刺杀嘉庆皇帝是一个秘密社团暗中策划，嘎然终结了皇帝在臣民中巡游的怡人惯例，巡游惯例由满族大帝康熙和乾隆开创并一直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促进了民众对外族府院的忠诚。

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有皇帝从紫禁城的深墙后面冒险出去，除了在冬至时节祭拜天神之类的简短年度仪式，以及两次“外逃”：第一次在1860年，北平被英法远征军占领，满朝文武仓促逃往热河的宫殿避难；再一次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平定，国际救援联军到来，皇室被迫沿着石板路逃向遥远的西安。

这种幽闭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曾经强势如刀剑的满族统治很快就被削弱，以至于皇帝成了任凭大臣摆布的懒王。

[附注：由于对满族话题存在很多误解，因此解释说明很有帮助。
满族人属于蒙古或都兰族群，人数最多500万。在1911年的革命时期，他们的分布大致如下：北平及其周边地区大约有200万人；在中国各地的兵营中大约有50万，或者可能是75万；在满洲本部——满族人的本土——大约有200万或250万。战斗部队以这种方式组成：在1644年北平落入他们的手中时——满族人运用策略计谋加上中国人自身内部的纷争，全部武装力量重组为八旗或军团，每个兵团都由三个民族分支组成（1）纯正的满族人（2）协助征战的蒙古人（3）投靠满族征服者的北方汉人。这八支旗军，每支由一名“铁帽”王子指挥，代表王座的权威，总部设在北平，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各省中心都驻扎有少量军队。这些驻军到18世纪末期已经毫无价值，只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所有的战斗都是由必要时特别组建的汉人军团冲锋陷阵。]

因此十九世纪的历史就符合逻辑地成为后续崩溃的历史。不仅是外国人凭借舰炮公然打开帝国的门户而强行入境，而且本土的叛乱也是连绵不绝。除了多次轻微的骚乱之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徒叛乱，此外还有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惨重的太平天国叛乱——差不多总共杀戳了难以置信的一亿人口。被内战撕裂的帝国向外国人交出了许多重要的帝王君权，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政策，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

专制威权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存续？答案如此奇特，我们必须明确而详尽。

简单的事实是，在每次被外族征服之后（例如十三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和十七世纪被满族人征服）及占领期间，中国不仅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专制威权，而且除了最稀疏和低效的征税及在城市周边提供简单的治安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政府治理，人们只是各行其事，或听命于官职人员以求相安无事。任何怀疑这些陈述的人都不清楚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中国社会集群体制的法则和基础，在这个国家的乡村中生活必须耐心研究这些事实，才能得到相应的赏识。直白地讲，专制威权只是忽必烈时代的一个神话，当时他骄傲地修建了汗八里（马可波罗笔下的帝都坎巴陆、现代北平城的远祖），城中布满了他的军队，不过这些军队很快就消失了，如同冬天里的雪花。一幅精心制作的伪装、一项刻意造作的虚假策略，从那时候以来为皇帝诏书平添一份从未真正拥有的威严；十九世纪主权的沦丧又催生了新的传说，传说在京城住着一位令人生畏的首领潘贾德姆，他无所不能，百姓和官员都臣服于他。

实际上，帝王的官邸辞令从来就不过是一条政治宗教概念，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被诠释成为社会经济法令。帝王通告被称为诏书，周期性地以布道的形式发布，是政府的固定程序；通告的意图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用来灌输和强化国家理念，即皇帝是国家的大祭司，遵从鼎盛时期的道德不仅能确保普天下的幸福，还有助于成就国家的伟大，自孔孟之道盛行以来的2,500年，这些道德被所有的哲学家反复念叨。

因此帝王的官邸是天堂而不是凡间，说理而非武力是日常生活中最有效力的争论之道。在十八世纪发生的那场耶稣会信徒和多米尼加传教士之间的巨大争议中，康熙大帝所作的惊异答复（对外国人来说是惊异的）绝对是正确的，康熙的答复阻绝了中国接受罗马天主教义的可能，教皇拒绝认可该答复——崇拜祖先的习俗是政治而非宗教活动，皇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不过是一套国家控制体系，籍由灌输对祖先的顺服来实现。满族人从十六世纪末（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满洲小国，觊觎龙王宝座而不顾一切地对中国长城发起攻击）以来劳心费力的付出——仿效有高调宗教头衔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和蒙古的稍低位的高僧，有力地证明除拥有王位之外还需要威严气派来巩固统治地位，帝王的统治地位源于军阀混战，同时又易于坍塌——如同蒙古统治只因一场宫廷政变就土崩瓦解，除非有一片灵验的道德头衔以某种方式胜出。

即使在进入北平城以后，满族的军事征服也不是像历史学家记述的那样完全彻底。满族人口太少，即使加上蒙古人和汉人援军，充其量也只能击败明朝军队，攻克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稍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满族人的管理方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必须与汉人一起来治理国家，施行的体制受到双方控制，从京城的朝廷和各大部门开始，一直到各省区的主要城市，但完全彻底地止步在城市；在为数众多的乡村县镇，由来已久的自治管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生活一如既往。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为那些被朝廷录用的赶考成功者保留了辉煌的官方荣誉，不仅调和了中国社会，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乐意支持新王朝的群体；于是一向是晋升之门的文字宝典不仅变成政府的一件工具，而且事实上成为外族统治的牌匾。因为得到了人身和财产安全，家中女性得到详尽的投降条款的保护，不会被入侵者征入后宫，所以中国民众欢迎一个稳固的政府——在经历明朝末期撕裂国家的可怕动乱之后——就不足为奇。[附注：这最有意思的一点——汉族妇女不会被强迫与满族通婚——很少被历史学家注意到，虽然它从社会学方面充分证明了满族的征服并非完全彻底。如果是绝对的征服，那么汉族人不可能有机会以投降为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女性。]

外国人在1860年以武力攻占北平并签订「天津条约」后到达中国，主要是他们促成了当前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关于满族专制威权的错误传言；在这之中，外国的外交官起了很重要的助推作用，他们抵达的这座京城弥漫着欧洲专制威权的传统。于是帝王被罩上一层威严的外套，虽然除了礼仪象征的意义，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这份威严（可能主要是因为朝廷完全退出了视野，并且在与外国的交往中非常傲慢无礼），关于帝王的威猛强大的概念在国外传播，让人想起十八世纪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谈到印度的大人物时表现出的畏惧。中国官员很快发现，抵御这股强大压力的最简单的防御手段就是借助君王的威严假象，他们饰演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欧洲人直到1900年还普遍认为除了绝对的专制独裁，中国不可能奢望其它形式的政府。从表面上看，圣旨享有俄国沙皇法令的威严，欧洲人于是乎对此作出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冒险野心的诠释，而完全不采用传达中国文明的消极属性的词句；事实上从接受治外法权的那一刻起，帝国是不可侵犯和绝对正确的神话就被打破，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再是政府；虽然如此，奇闻仍然在以某种形式传播，政权的无能为力被转述为有效的统治因素，因为距离遥远遮蔽了实情。

要详尽地解释中国久远的人生哲学，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需要一卷与其自身同样庞大的书册；不过只需要说明某些基本的要素就足以支撑我们的议题。古老的中国人如此痴迷于他们的博大精深，以至于如果没有于他们而言的超自然力量，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舰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绝不会起波澜。他们顺其自然，同时又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明白强弩穿越广袤空间后力量会急剧减弱，当抵达目标的时候，已经变得虚弱无力；正因为力量已经微不足道，也就为切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熟知如何尽可能地让伤口自行愈合——现代外科学采纳了这条原则，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本性会解决政治分歧，而西方国家则对不同理念大加挞伐；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自己的看法并无不妥。从京城到长江流域（那里是该国的中心）的距离是800英里，远远超过巴黎到柏林的路程。沿循一条艰难险峻的道路，从北平到广州的路程长达1,400英里；沿长江到云南的旅程超过2,000英里，距离比拿破仑最壮烈的行军里程更长。当人们谈到外部自治领地——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纵横几百英里时，有必要改口为几千英里，那些地方的地形复杂险要，即使罗马的将军也会感到沮丧气馁。

古老的中国人将版图看得极度重要，早就将其作为官僚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明朝期间发展完善起来的藩王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服距离障碍的手法，满族人将其看作合理上佳的统治方式而承袭沿用，再叠加上他们自己的鞑靼将领的军事制度。君王以最完全彻底的方式将各级官员委派到各个遥远的藩邦，每个省份由一位总督统辖，除了名义上是一体，实则是诸多独立又相联结的自治政区，被要求登记缴纳钱款和谷物，其它事务则基本上任其自理。[附注：一条非常有趣而从未被恰当地陈述过的证据是，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发现，中国政体是建立在令人惊讶的纯理性主义原则之上。不同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是必须得让宗教介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才能让民众免受极端的压迫。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没有教会这道超自然的屏障，普通人的生活将是无人能够忍受，生命和贞节都将完全得不到保护。像别的极端激进主义者一样，巴克尔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中没能够理解，借助其在精神权威的面具下行使的世俗权力，成型的宗教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价值。如果没有这层灵魂上的束缚，统治者就会非常暴虐，甚至于滥杀民众。有两件事实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两座最伟大的丰碑：首先，中国人从来不需要由特殊团体行使的某种超自然的约束；其次，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等级或种姓的困扰——王子和平民可以在坦率和幽默的平等条件下会面，这个民族自酿了全世界独有的纯净天然的民主。] 因此说到底将中国乡村与大都市政府联系起来的是财政，仅有财政联系而别无其它；如果说1911年的皇权崩溃是因为尝试财政改革——为抵抗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新生力量，如同尝试军事改革一样，那么根源在于改革进行得太晚且方向不对，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极大地削弱了帝王的权威。

按照改革计划——该计划在平定义和团、皇室得以从西安返回北平之后变得受欢迎，总督得到了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掌管省级财政；在此之前，他们的财政权基本上被剥夺而转交给财政专员，财政专员直接对北平的财政部负责，财政部当时在努力用欧洲的直控税制取代松散的人丁税制，直控税制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显示在年度预算中。毫无疑问，如果时间得到保证，欧洲人给予大范围的帮助，这场改革最终会取得成功。然而缺乏的正是时间；满族人接着就尝到了恶果，恶果总是由那些拖延到太晚的人来啃食。旧政策被公开抛弃，议会的空洞承诺完全粉碎了天子的威严，让总督成为了造反者的人质。1911年短短几周的反叛就让各省区复原到几个世纪前的景况，那时候他们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农耕社区。他们一旦尝到了重新独立的乐趣，就不可能幻想让他们再次变得“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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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 前言

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 1877-1930）是一位英国作家，用笔名“B. L. Putnam Weale”（有时简称“Putnam Weale”）记述中国。 他的父亲是克莱尔∙伦诺克斯∙辛普森，自1861年起一直供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伊夫林，一名在中国工作的采矿工程师，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埃斯梅。他在布莱顿学院接受了教育，毕业后也加入了中国海关；经历了中国的义和团暴乱以及围困外国公使馆；此后成为英国远征军的随团翻译员（他会讲5种语言）。

伦诺克斯∙辛普森于1901年离开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可能是与1900年围困外国公使馆之后的大肆抢掠有关联。一位历史学家说他“时常在条约口岸打短工，撰写评论，寻求报社工作，创作小说……1911-1914年在北平担任《每日电讯》记者。” 之后他留在中国，开始大量创作关于中国和远东的作品。他写于1914年的小说《永恒的公主》是迄今最早提及上海黄浦公园的那块无从查考的标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自1916年起，辛普森进入中国总统办公室的政治部门工作。有位研究人员的记录讲“从1916年9月到1917年6月期间，他为中国政府撰写了至少38份关于外交事务的报告。其中许多…放在黎元洪总统的案头”。他在中国的新闻行业生涯包括在《北平领导者》作编辑，以及在远东时报集团担任主席。

到1930年，伦诺克斯∙辛普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的内部政治，代表阎锡山接管天津海关。他后来被杀，部分人认为是一场暗杀事件。对此很难得出明确结论，因为凶手一直未被捕获或确认。

Translated from / 翻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tram_Lenox_Simpson

这卷书讲述学者或休闲读者想要了解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内容。足够详尽地展示起作用的新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认识到将今天的思想阶层与数年前的人们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与此同时，它足够精炼，不会让读者面对太多的事实真相而应接不暇。

可能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展现出不同类型的东方思维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在“黑龙会备忘录”（第七章）中，我们非常清晰明朗地剖析日本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已经过锻炼，能够用现代西方思维来思考问题，但仍然充满神权意识，与二十世纪尖锐冲突。杨度（第八章）的小册子发起了苦命的君主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世凯的戏剧性死亡，在其中我们看到没落腐朽的中国人心态，对于内政和外事问题都表现得幼稚虚伪，这种心态在左右未来的外交。在梁启超——最杰出的当代学者——写作的反对帝制复辟的抗议书（第十章）中，我们看得见一个中国人胸怀崭新的自由中国；虽然他完全不懂外语，却表现出对政治的绝妙把握，预示着中国必将再次迎来伟大的时代。在描述君主事件情节的其它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的思路，以及北平和各省之间互送的电报，攸关最高的外交利益。这些文件最终证明，虽然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切实际、更简练，但哪种思维更有成效是毋庸置疑。

除了这些讨论以外，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让人洞见中国，特别是对当今中国极度无知的外国人，这种无知是灾难性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从未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同样地显著对其无知。以书卷这种新颖的方式分组罗列的全部材料应该让人们相信，有五亿人口的远东注定要在后现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新型的现代精神正在那里进化发展。在作者看来，考虑到其所拥有的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共和中国的影响最终必然会散播到世界各地。

在附录中可以找到所有的重要文件，囊括从1911年到1917年的讲述期间。本书作者希望将自己的感怀记录在《北平公报》的专栏中，《北平公报》是一份由陈友仁先生精心编辑的报纸，陈友仁先生是一位纯正血统的中国人，在英联邦出生并接受教育，为自由和正义而不懈奋斗并最终获胜，让成千上万的人亲历共和国的诞生，否则他们都不会相信共和。

Putnam Weale. Peking, June, 1917.
帕特南∙威尔 / 1917年6月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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