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摘

《意向》是一本屡获殊荣的杂志，探索席卷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变革。在古希腊语中，noēma 的意思是“思考”或“思考的对象”。《意向》由伯格鲁恩研究所在线和印刷出版，其前身是一份名为《世界邮报》的出版物，该出版物起初与《赫芬顿邮报》合作，后来与《华盛顿邮报》合作。

如果说中国政府及其批评者在某一件事上有共识，那就是当代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苏联的崩溃在其正式终结后几十年仍在持续。红色帝国曾经试图吞并欧亚大陆，直到最终，正如列夫∙古米廖夫等已故苏联思想家所言，欧亚大陆吞没了它。如今，中国的出口和基础设施正在追随苏联的脚步，试图把某种秩序带到欧亚大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曾经包罗万象，不过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有组织的工程项目，重新配置领土内的资源，以在某种正式的、集中的等级制度下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就是在那条路上，它失败了——机器停止运转。“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它的模样是没有头脑。” 弗拉基米尔∙普京讲过这句名言。中国的领导阶层真的会掉入第二类吗？

但苏联是依靠军事力量向殖民地国家强行输出破产的理想主义，而中国是精明的企业导向型技术官僚政治，它已经解决了为其人民提供基本必需品的问题，目前正在将那种模式输出到其它地方。说不定你的国家就是接下来的那个。苏联生活中常见的现实与“计划”之间的裂隙在中国尚未出现，且已经有段时间，尽管部分人担心那种状况会卷土重来。

从气候基础设施到农业再到金融，中国正在回归指令性经济结构，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用中文来说就是“国进民退”（“国家前进民众退后”）。这对于中国的60/70/80/90型经济很危险：私营部门参与者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并负责70%的创新、80%的城市就业、以及90%的新增就业机会。国家力量真的能取代此种情形吗？

苏联解体是因为经济的多元方程烧断了保险丝；供给和需求、资本和劳动力都停止了运转。海洋干涸了。世界不再以可预测的方式运行。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如果让空气进来，系统就可能发挥作用；结果就像灰尘一样被风吹散掉。西方市场的分散决策架构战胜了计划经济。

如今，斯蒂芬∙科特金等研究苏联的学者认为，指令经济是苏联脆弱性的根源之一。这些历史争论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变得更加激烈。它们在中共的党校中当然事关重大，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共党校就一直致力于探讨其缘因。在今天的中国，统计学（字面意思是国家的科学）受到压制，因其可能危及政府控制要素流动的能力，包括资本、数据、与人类生活相关的所有事物。

权力自然会寻求永存的可能，不过中国反思已解体的苏联伴随着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气候变化的挑战将铸成或摧毁中国的系统方式及其计划和预测的能力。中国领导层宣称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科学并不只有一种类型——科学也不是摆脱政治矛盾的金质门票。

正如研究苏联科学的历史学家本∙彼得斯告诉我的那样，“就像其内满是峡谷和悬崖的山脉一样，科学从远处看起来是一块庞大的巨石，但对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是一座迷宫。” 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习近平的回归指令经济将会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会如同灾难性的约瑟夫∙斯大林施行的只生产不消费的经济、一项“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什么样的人会居住在迷宫中，等待新世界的黎明？

时间旅行者 / The Time Traveler

我们开车6小时穿过一片没有公路的沙漠，到处都是白色的尘土飞扬。曾几何时，在电影胶片和绘画作品中——甚至在封装保存的鱼罐头中都可以看到，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省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是一片生活在内海沿岸的渔民社区。咸海得名于一条蒙古语词根，意思是“岛屿之海”。如今，这里是一片有毒的沙漠，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正试图通过种植梭梭树来固定土壤以求治愈。

由于苏联打算种植棉花的灌溉项目，或者由于炸弹在地底下爆炸，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片海洋变成了沙漠。生态转变一旦开始，就没法停止。当我参加咸海文化峰会组织的一次旅行时，气温超过120℉华氏度，这次旅行带来一队作家和艺术家在残留的咸水中游泳。我想起了威尔斯笔下的时间旅行者，他航行到未来深处，发现一轮红日低悬在空中，暗淡的黑色海洋旁边是一片结满盐的海岸，没有生命迹象，除了人那么大的螃蟹。

我们没有看到螃蟹，而是辗转几趟商业航班终于抵达孜孜以求之地来为我的智能手机充电，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螃蟹。荒芜的地球就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威尔斯早已洞见——而我们就在这里。

我尝试向导游奥克托亚布尔解释米德湖，以及我担心洛杉矶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干涸。他礼貌地点点头。对他来说，那样的未来在很久以前已经发生。他在一个叫作莫伊纳克的小镇中长大，当地博物馆放映的纪录片中出现过该镇的镜头；它让我想起今天的中国工薪阶层社区：一个鱼罐头工厂、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为国家作贡献的自豪感。如今的莫伊纳克已成为穿越沙漠的中转站，你会在仅存的几栋建筑中停下来吃顿午饭，这里曾经是海底，但现在是尘土飞扬的荒地。

苏联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咸海只是附带的毁损。在它开始干涸后，苏联人计划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精神家园贝加尔湖加以改道来重新填满它，但那时候机器已经崩溃，只比咸海生态系统本身稍微快一点。如今两者都已成为废墟。苏联的项目将自然的流动打结套住，令其自身窒息而亡，尸骨继续在欧亚大陆腐烂，这是一片试图以僵尸形式回归的社会主义墓地。

回到中国，水政治无法逃避；我乘坐的航班因严重的洪水而延误，那场洪水导致北京机场无法使用。中国政府最极端的作法是开展各种水文工程项目，让苏联咸海项目看起来就像儿童的沙盒游戏。三峡大坝的附带损害是洪水淹没了丰都等城镇，动迁了130万人，而它只是日益雄心勃勃的地形环境改造项目系列中的第一个，还有更多——雅鲁藏布江大坝、南水北调工程——即将到来。

中国政府的想法是，生态和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工程来解决，将技术应用到极致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苏联人曾经也是这么想。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会不会是某种预言的缩影，大规模干扰生态带来的意外后果幻象？

北方大荒原 / The Great Northern Wasteland

当我们艰难地捱过2023年的夏天时，我在思量该去黑龙江买一块地，黑龙江是中国最北端的省份，也是我感觉最有苏联味的地方。如今，它因移民外迁而被遗弃。问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上海和北京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温度将达到100℉甚至更高。难道无处可逃吗？我浏览了伊春的房产信息，这座有130万人口的城市在社会主义时期是林业基地。随着气候变化逐渐展现，也许身处西伯利亚森林中会是某种美好的生活，即使在7月份最热期间，也有纯净的空气和水以及宜人的气温。

毛主义时代，学生们从城市下放到那里的营地，他们把黑龙江的大片土地变成了农田。如今，许多集体农庄的所有者是北大荒集团——这个名称的字面意思是“北方大荒原”——那里产出的粮食作物大约占到中国的10%。

北大荒是一家国有企业——实际上它差不多是国中之国。1960年代，其“员工”与苏联军队发生过小规模冲突。它不是中国唯一的采用这种架构的国有企业。新疆兵团也秉持同样的共产主义特质，它在新疆从事农业和工业项目，在其运营的社区提供医疗、教育、警务、及司法服务，部分社区有几十万人口。

这些机构从未以利润为主要导向，即使它们在香港或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以筹集资金。它们反映的是政治需求——粮食安全、政治安全。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PCC）原副司令员因“干扰实施碳达峰及碳中和战略目标”而被开除党籍。

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对于集体所有的、军方所有的企业参与地形环境改造并不陌生，也从未停止过开展这些活动。表面上看，积极采用自动化农业实践的北大荒似乎相当有现代气息。但它却是一个根植于中国红色历史最深处的组织。

历史上，中国的军队就被派驻边境地区定居及从事农业——“屯田”的字面意思是“军事农业聚居地”——这项政策颇有实际成果，比如生产粮食及保卫有争议的领土。如今，中国正在边远地区建设大型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角色，国内生产总值或利润之类的逻辑正在被抛弃，转而追求某种不同的逻辑——某种政治逻辑，跟我们习惯的中国经济比起来更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

这并不表示中国经济中不存在市场实践活动。政府设定各项参数和目标，让不同的国有实体相互竞争。此外，像北大荒这样的公司所采用的运作方式与1960年代已经截然不同：不再是些在古拉格式营地中浪费时间的非熟练劳动力，如今是年轻的工程师在管理很大程度上自动化的农场，从事熟练的技术工作赚取高薪。

尽管如此，这项工作是服务于中央集权的计划以及猪肉或粮食的国家储备，市场受到严格控制。它从外面看起来像共产主义，但内部越来越像美国的农业。

2001年，安德鲁∙所罗门在谈到北京的艺术家时写道：“在许多中国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场游戏；与西方互动是同一场游戏的另一种版本，也许不那么有趣。” 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像北大荒这样的国有企业，融合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活动，同时并未失去它开启征程之时的“中国特色”（由中共集中控制）。

共和党对华鹰派领袖埃尔德里奇∙科尔比和其他人习惯于暗示，中国新近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反映出在为战争作准备。但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遭受各种“一次性”气候事件的影响，而这些事件的频率正在增大。去年，中国农业部长告诉记者“今年的农作物长势可能是历史上最糟糕”。

中国只是在为快速的能源转型和粮食安全作准备，以预防最糟糕的气候事件真实地发生——毛(Mao)所说的“战天斗地”，如果是这样该如何应对？20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此项事实让中国领导层深感不安。在中国的共产主义等千年意识形态的深处，蛰伏着这种观念：万物都会改变，某种灾难动荡随时可能降临。

习(Xi)喜欢讲，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他坐镇北京掌管的经济不再全然遵循美好时光和繁荣昌盛的逻辑。相反，经济时局更配得上毛(Mao)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苏联的预言 / The Soviet Prophecy

中国风景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人本身——“人山人海”或“人群”。国家一直在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调整人口流动，如同其按照某些宏伟计划引导河流、改造地形环境、以其它方式改造自然。能否控制住人口流动——包括他们的愿望和担忧——来促进经济增长，就像在河流上浇筑堤坝来发电那样？这让人怀疑，但从未阻挡住有人会去尝试。

来到中国的游客时常被告知，北京象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考虑到其95%的人口和印迹生成于1949年之后，那有点牵强——若非我们认可中国文化不在于肤浅的表象，而在于更深厚久远的社会结构。匍匐在环线公路上，从前那里是城墙，被拆除掉以让“气”流通，看着这家或那家国有企业的山形总部，这座城市似乎是沃尔特∙本雅明的寓言所描述的现实版本：

他把脸转向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事件，他看到的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积起残骸并将其掷到他脚前。[各种事件的]风暴不可抗拒地将他推向原本背对着的未来，身前堆积的废墟直冲云霄。

各种不同的、似乎互不相容的历史事件凝结在一座城市中，赋予北京一份不合逻辑、近乎神秘的品质。正是那份品质，回顾历史灾难的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被推向未来的挑战——这可能以祸乱告终——让北京成为世界级首都。这里有取名为“地球城”的地铁车站、取名为“太阳神庙”的公园；在清朝时期，这座城市的规划意在成为控制宇宙流动的机构。

与自然的斗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北京将比几乎任何其它中国城市遭遇更多高温，它正在像防范一支劫掠的军队那样严密防范气候破坏。这里是中国技术官僚的首都，这些技术官僚愿意改变一切——河流的走向、山脉的位置、数百万人的家园——为了不发生任何改变。

经济学家推测，如果中国政府不能设法减少排放，政府的崩溃可能会达成减排。随着危机氛围的加剧，早已充盈记忆的家国往事会再次发生、重新上演。对于中国来说，仅存的出路是承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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