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China And The War / 中国与战争-2

当这些事情变得广为人知以后，可以感觉到明显的骚动。作出了哪些努力来克服军方的不可忽视的反对，现在不需要写下来，军方反对任何背离消极中立的政策；可以不折不扣地讲，这次作出的决定是年轻的知识箐英相对于年长的官僚取得的胜利，那些官僚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懦弱外交传统迄今为止已经让这个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终于首创了一条明确而意义深远的外交政策。通过迅速而坚定地回应美国的邀请，同仇敌忾地反对德国的海盗式潜艇战，毫无疑问中国为自己在世界上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在欧洲和美国，这一举动唤起了可以理解的兴致热情，让人们相信这个共和国终究要代表重要而确实的意义。直到1917年2月9日以前，中国所做的并不是真正地保持中立，因为她不能够保护自己的领土，在1914年被沦为公有的战场：她真正做的一直是守护和维系自己业已习惯的无能为力。可以基本上准确地讲——这一事实少有西方人意识到——对于中国民众而言，来自欧洲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没有区别，俄国人或德国人、英国人或奥地利人、法国人或希腊人都相差无几，一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已经让很多人明白，跟某些国家打交道有收益而另一些则没有。例如，众所周知，英国代表着一个海洋帝国；海洋是一条广阔的通路；英国拥有最多的的商船和军舰；在其它因素相当的情况下，必然主要是英国而不是别的欧洲国家会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但是英国与日本的结盟极大地削弱了原先存在的信任；再加上德国——尽管被完全从海上孤立和禁锢——绝妙的战争机器令其保持得完好无损，在许多方面朝着可怕的结果推进，于是不作为似乎变成中国最好的策略。虽然中国人对当前的战争没有形成鲜明的正确和错误概念，但他们无疑已经意识到，当有机会介入其中之时，绝对不能停留在国际友好团体之外。

这些突然间发生的事情逐渐让公众明白过来，慢慢地激发起人们的兴致。自从与各国列强建立条约关系以来，中国的外交行动首次掠过北平的城墙，将世界政治涵盖其中。儒家的国家观念仅限于一片区域，自成体系，自给自足，锁定于过去，不在乎将来，该观念迄今仍被奉为至尊，外交事务是迫于不情愿的接触相遇——在帝国竞技的各处海港或高亚洲的荒原。看到中国人——在他们的共和国成立五年后——准备以西方的方式真正地、忠实地接受与其支配权相对应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是重要而美好的发现。有些人认为，促成此项政策的一大动因，无非是想通过这种精明的举动获得重大的利益：他们的意思是，影响中国作出此项决定的重要因素是，废除掉德国条约将立即中止向德国支付义和团赔款，每个月可以为枯竭的中央财政注入近两百万墨西哥元的盈余。听起来可能出乎意外，在这个财政压力极大的国家，北平政府在认可行动时间已经到来的时候，财政因素完全不在考量范围中；同时对于那个国家——远离东方、于民众无关紧要——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敌意。深层的、潜在的、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是便利得当的时机——在所有的政治原因中最微妙、最难定义。就如同英国宣战是因为德国入侵比利时，令其反对德国政策的所有模糊理由变得清晰尖锐；就如同美国断绝同德国的关系是因为德国在海战中反复背弃承诺，令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中国也选择了正确的时机来宣布其独立原则，决定加入到惩罚德国的国际队列中——其自身的独立最终也依赖于这支国际队伍。归根结底，中国2月9日对德国政府的声明是针对所有阴险企图的明确无误的答复，战争开始以来德国的这些阴险作为越过了欧洲公共法；中国将来的行动完全据此来确定。掌握中国命运的领导者从决定发言的时刻起就为交战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但他们不得不对表达交战处心积虑，因为他们的国际处境多年来就是一招失误则满盘皆输。

让我们说清楚这个要点。虽然中国从最开始就准备与友好国家合作采取战争举措——这些措施最终将提升她的国际地位，但她并不打算把这些事情的主动权交给外国人。例如有种论调是，调动中国的资源只能由特别指定的外国人才能有效地处理好，此论调一直让中国感到厌恶，因为她从痛苦的经历中知道，尽管日本很少或没有参与战争——事实上她把自己归类为半参战国，东京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出现在中国的任何机会谋取私利；日本坚称她在那里最能够确保中国的有效合作，试图借此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旁观者都清楚，自从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以来，许多日本人认为他们国家几乎完全可以号令中国，已经成为所有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是东方世界的调解人。在中国2月9日发出声明的前几天，不慎出现在日本报刊上的部分陈述，揭示了日本对于中国站队协约国的真实看法。例如下面这些带有官方印记的叙述，事后读来非常奇怪：

……“北平的新闻快讯说，英国和法国已经开始从侧面劝说中国加入反德国联盟。中国政府的意图尚未得知。不过如果条件有利，中国可能会同意，从而获得在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上的发言权。如果协约国给予中国可靠的保证，恐怕中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日本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方针还没有获悉。不过日本政府似乎并不反对执行巴黎经济会议的决议，只要涉及的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因为日本希望彻底根除德国在东方商业和金融中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欧洲各协约国试图劝说中国加入他们的阵营，日本可能会反对，理由是那样将会在中国造成更多的骚乱，并扰乱东方的整体和平。”

本书作者丝毫不怀疑——他已经研究这段历史二十年——表述日本人的目的和意图的这种阐释非常准确；后来东京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是在日本外务大臣与协约国大使会晤后，情势压力催生的政策新取向。日本当然希望德国在远东的影响力被连根拔除，如果她能够取代德国的位置；但是如果她不能够完全绝对地占据那个位置，那么她极可能更倾向于保留德国的影响，因为那样可以平衡其它欧洲大国和美国的力量——正如日置益先生1915年1月18日与已故总统袁世凯会晤时平静地讲，外国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困扰着日本人民，是远东地区达成持久共识的最大绊脚石。

因此中国人对于东京发出的任何邀请会心存怀疑从各方面都说得过去，如果这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合理合法地、深切地关注其独立性；因为诸多事件已经最大程度地证明，把德国驱逐出山东没有令其1898年从中国强行获取的利益物归原主，而只是让日本继承了那些利益，让日本完全抹去了1914年对世界的最初承诺——把先前从中国攫取的利益归还给中国。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日本不仅在谈判「二十一条」时强迫中国移交德国在山东省的1,200万英镑的改建设施，而且现任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最近宣布，日本将要求中国在青岛划出大片定居点或租界，这些举动令其宣称的归还租借领地——日本在和平会议上承诺会归还其从德国手中强夺来的——变得彻底空幻；定居点方案正在被采纳，因为租借亚瑟港^{即:旅顺}十二年让日本认为，设立军事驻军和行政办公室的领土“租借”是昂贵过时的手法，设立大量定居点的方式更容易推进渗透——警察岗亭和警察人员在定居点上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巧立名目割下几片领土，那样无异于是在宣扬自己的破坏性目的。

虽然这些问题看起来让我们偏离了正在讨论的特定主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日本的动作就像地平线上黑压压的雷暴云一样，其威胁性迫使中国坦诚地合作，即使对德国采取战争措施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变得极其困难。仅是有传言说中国可能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就足以让大群在北平的日本非官方性质的密探向各个方向乱窜，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中国真打算做点事情，应该避免派部队去俄国，因为在那里会“迷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日本人自己在1915年拒绝了协约国提出的派兵去欧洲的建议。另外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像在其它国家一样，外交事务在中国为影响推动内部局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清楚地讲过，军方虽然最初反对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后来发现强硬的外交政策将极大地提升其声誉，使其能够影响重要的1918年议会选举，那届议会将代表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下一任总统。如同在世界各国发生的此类非同寻常之事，整个二月都在政党对手的竞争比划中被消耗掉，副总统冯国璋匆忙从南京赶来北平参加这场精心设计的比赛，许多参赛者不过是为了从中获利才参与其中。

3月4日事情发展到极点，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在内阁会议上就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该遵循的程序公开决裂。虽然已经过了近一个月，但仍然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提出的各项行动计划也没有正式决定下来。日本持续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作出明确的安排，民众的焦虑由此日渐严重。对于将要发送给日本政府的某些电报——总统未获知这些电报，黎元洪总统的立场坚定；结果是总理觉得深受冒犯，突然离开会议厅，递交了辞呈后离开京城——可能引发国家危机的举动。

幸好中国有一位冷静、心平气和的政治家黎元洪总统。面对主政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他希望无论如何要确保采取的所有步骤都经过议会同意，而不是冒险将没有经过公开辩论的政策付诸实施。他顽强地坚守住这一点；经过几番商谈后，总理被劝说返回京城重新执政，达成的共识是，在没有获得民众支持之前，不作任何最终决定。

3月10日，该问题被交由议会作决定。下议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以330票对87票支持政府的作法；第二天，参议院以158票对37票通过了这项决定。特殊得无法人为设计的巧合是，期待已久的德国方面的回复于3月10日这天上午送达，德国特工在议员中大量散发该文件的副本，力图最后一次影响他们的决定。德国回复的真实案文如下，读者可以看到其措辞如何明了：

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
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本月10日送达我处——谨在此就中国对德国最新封锁政策的抗议向你转达如下答复：——

“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在其抗议声明中提到的威胁行动表示非常惊讶。其它很多国家也提出了抗议，但与德国关系友好的中国是唯一在其抗议中加入了威胁的国家。令人倍感惊讶的事实是，由于中国在禁航海域没有航运利益，因此她不会受到禁令影响。

“中华民国政府提到目前的战争手法导致了中国公民的生命损失。德意志政府想要指出，中华民国政府从未与帝国政府就此类事件进行过沟通，之前也没有在此方面提出过抗议。根据帝国政府收到的报告，中国公民实际遭受的伤亡发生于他们在火线上挖掘战壕和从事其它战争服务。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在所有参战方都会面临的危险中。德国已经多次抗议为战争目的雇佣中国公民，此事实清楚地表明帝国政府格外珍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考虑到这些友好关系，帝国政府在对待这件事情上愿意把那些威胁之语当作从来没有说过。帝国政府通情达理地期望中华民国政府修改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德国的敌人首先宣布对德国实施封锁，并且一直在坚持执行。因此德国很难取消自己的封锁政策。尽管如此，帝国政府仍然乐意满足中华民国政府的意愿，开展谈判以达成一项保护中国人生命财产的安排，着眼于实现该目的，最大限度地考虑中国的航运权。促使帝国政府采取这种和解政策的原因是，一旦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被切断，中国不仅会失去一个真正的好朋友，而且还会陷入无法想象的困境。”

在向阁下转达我国政府的上述指令时，我还要指出——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我有权开始谈判保护中国航运权的事宜。

我很荣幸能够……
德国公使签名，1917年3月10日

在议会的支持下，北平政府只需要采取切断外交关系这项关键的行动步骤。某些细节仍有待解决，不过处理得很迅速。接下来没有再作更多的交涉，3月14日中午向德国公使递交了离境护照，以及出自中国外交部的如下函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2月9日发出照会到3月10日收到德国回复的这段时间里，法国邮轮亚多士号在地中海遭到鱼雷攻击，五百名前往法国的中国劳工溺亡。

阁下：——

针对德国的新潜艇政策，中华民国政府本着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维护国际法尊严的愿望，于2月9日向阁下提交了抗议，并宣布如果与其预期相反，抗议没有收到效果，那么将被迫切断两国间目前存在的外交关系。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共和国政府的抗议没有引起注意，德国的潜艇活动导致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生命。3月10日收到了阁下的答复。虽然德意志帝国政府愿意开展谈判以达成保护中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排，但表示很难取消其封锁政策。由于与抗议目的不相符合，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深为遗憾，认为其抗议没有收到效果。共和国政府不得不切断与德意志帝国政府现有的外交关系。谨随函附上阁下的离境护照，德国公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随行人员的离境护照，以在离开中国领土时受到保护。至于德国在中国的其他领事官员，外交部已经指令不同的外交事务专员向他们发放类似的离境护照。

我借此机会再次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17年3月14日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