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The Origin Of The Twenty-One Demands
「二十一条」的起源

在几场谈判尚在进行的过程中，有人将文件的译本匿名寄给了本书作者，没有注明寄自何处。这个信封中的文件非常有趣，在所有历史学者手里都值得关注，解释说明了「二十一条」的心理学动机，以及日本看待这场世界大战的角度方式。

第一份文件纯粹是导言，但仍然很有趣；是袁世凯和日本公使之间的重要对话的片段或摘要，当时后者亲自将「二十一条」递交给共和国总统，并借此机会说了些北平在其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话。

这份摘要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开始。在“日本公使试图用下面的话来影响总统袁世凯”之后，是几行长长的星号，表明这位不知名的记录者经过思考后决定，出于最重要的政治原因，其他人只能猜测“对话”是如何开启的。从上下文看来很清楚，被删除的语句是讲在中国重建帝国的可能性，这条推论非常重要，考虑到今年晚些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找不到理由怀疑日本特使实际上是在告诉袁世凯，既然差不多已经是帝王了，那么就有权一锤定音地解决整件事情，并确保其地位。不管怎样，这份摘要是以这些有启示性的句子开始：

……此外，中国的革命者与许多不负责任的日本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些日本人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主张采取强硬手段。我国政府还没有受到此类政策的影响，但是如果贵国政府不迅速同意这些条款，就不可能阻止那些不负责任的人煽动华人革命者在中国制造麻烦。

大多数日本人还反对袁总统和袁氏政府。他们都认为总统你接纳了反对日本的态度，采取的是“交结远邦”（欧洲和美国）、“对抗近邻”（日本）的政策。日本舆论对此非常敌视。

我国政府从头到尾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政府，如果中国政府迅速同意这些条款，就相当于表明对日本的友好。

那样日本人民就会说总统你从未接受反对日本的态度，也没有采取“交结远邦、对抗近邻”的政策。难道这不正是我们之间友好关系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吗？

那样日本政府也会乐于向袁总统的政府提供必要时的援助……

我们无疑生活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一些最珍贵的原则正在变成废纸。在世界大战造成的一片混乱中，很难找到比这几段更特别的文字。日本通过其官方代表，大胆地撕去隐藏其野心的面纱，利用当时的中国革命活动给北平政府造成的实在威胁，饶舌地宣称，除非总统袁世凯听命于东京，否则25年前在首尔开始的争斗将重新再来。

紧接“对话”之后是档案的主要文件；完全是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分为两部分，包含有日本秘密团体黑龙会鼓吹的政策，据说黑龙会是得名于其成员（军官）研究了满洲里的黑龙江（或“黑龙”）省的情况。这份备忘录是自1896年著名的“卡西尼公约”发表以来被曝光的最引人注目的关于远东的文件。据推测是写于1914年深秋，写好后立即呈交给日本政府，被认为是1915年1月18日引发日本采取行动的引信。文件显示出对世界局势的充分了解，公正严谨，无疑是有重量级的日本人参与了文件的起草；可以被看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的真实心态写照，因此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担忧。第一部分是对欧洲战争和中国问题的综述；第二部分是关于中日防御联盟，被当作日本所有外交努力的目标。

第一部分：欧洲战争和中国问题

目前在欧洲的大规模战争史无前例。不仅欧洲的平衡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波及全球，其结果将重新创造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纪元。日本帝国政府是否能够解决远东问题，进而实现宏大的帝国政策，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娴熟地把握好世界的大趋势，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制定一套针对中国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如果我们的官方和大众对当前的欧洲战争漠不关心，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进攻胶州，忽视战争的其它大问题，那么我们宏大的帝国政策将化为乌有，无法想象还有比之更大的错误。我们不得不呈交这份政策说明供当局考虑，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争论，而是因为我们对国家福祉深为挂念。

目前没有人能够预言欧洲战争的结果。如果协约国遭遇失败，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取得胜利，那么德国军国主义无疑将统治欧洲大陆，并且向南和向东延伸到世界其它地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非常巨大而广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给予最严肃的关注。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和奥地利被盟军打垮，德国将不再是一个凯撒治下的联邦式国家。联邦将被分解为独立的州，普鲁士将不得不屈就变成二流国家。奥地利和匈牙利将因失败而分裂。他们的最终命运如何，现在没有人敢冒险预测。与此同时，俄国将吞并加利西亚和奥地利的波兰；法国将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将占领非洲和南太平洋的德国殖民地；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部分奥地利领土；因此欧洲地图将产生巨大的变化，即使是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也不能相提并论。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不仅是欧洲会经历巨大变化，不要忽视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也会发生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失去的领土上，俄国将取代德国的位置，在欧洲将拥有控制权，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须担忧其西部边境。战争结束后，俄国将会立即致力于在东方扩张的政策，直到在中国获得控制权之前都不会放松这种努力。与此同时，英国将会加强在扬子江流域的地位，禁止任何其它国家在那里插足。法国也将在云南省做同样的事情，将云南作为进一步侵占中国的行动基地，继续扩展她自己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这种情况，始终记得英国、俄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不仅会影响欧洲，我们可以预见也将会影响中国。

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行动在战争结束后会终止还是继续，我们现在无法预测。不过在欧洲恢复和平以后，这些大国肯定会把注意力转向在中国扩大他们的利益范围，而且在调整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很可能会相互冲突。如果他们之间的利益没有发生冲突，那么他们将共同努力解决中国问题。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如果英国、法国、和俄国联合起来施压中国，日本帝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方针来应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适宜的手段来维持我们的影响力，在这种对抗和竞争的环境中扩展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考虑欧洲战争的最终结果，预测接下来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决定针对中国的政策，确定最终将采取的行动。如果我们消极无为，日本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将失去主观能动性，我们的外交将永远受制于其它大国的联合势力。远东的和平将受到威胁，甚至日本帝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必定也会受到危害。因此现在首先要询问我们的政府，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应对这一总体局面？正在做些什么准备来应对协约国共同施加给中国的压力？遵循什么政策来解决中国问题？当欧洲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时，我们并不关心是二元君主国还是三国协约取得胜利，而是欧洲在欧亚大陆的未来影响力预期将扩大，日本帝国政府是否应该在此之前立即采用武力限制其发展。现在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时机。这样的机会在未来几百年都不会再出现。现在采取行动不仅是日本的神圣职责，而且中国目前的状况也便于执行这样的计划。我们应该立刻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将来解决中国问题时肯定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日本在战后将被欧洲大国孤立，被他们羡慕和妒嫉，正如德国当前遭遇的那样。难道此刻解决中国问题对于日本还算不上是绝对必要？

没有人——即使那些不关心政治的人——能否认这份文件中透露出日本人的令人震惊的心态，不仅是对于他们的敌人，还包括对于他们的朋友。他们不相信任何人，不跟任何人作朋友，不羡慕任何人；他们倾向于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全世界都会反对他们。他们论证的要点中针对英国盟友的与针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同样多；驱使日本人专注于这些事情的唯一动力，是确保日本能够阻止欧洲控制中国。很多处都提到，现在要断言谁将在这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中获胜还为时过早；也提到德国将永远是敌人。同时还预计，如果战争结果明确肯定地有利于协约国，那么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新的三强组合可能会对日本不利。虽然与英国的联盟协议——自1902年以来已续签两次——在远东地区应该占据重要地位，就如同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定在欧洲的重要性一样，但是100个日本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或关心这份协议；即使知道这份协议，也会冷漠地认为协议对于自己国家的重大国际义务无足轻重。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的联盟协议只不过是一页纸，可能在战火中被烧掉，而战火正在给世界带来可怕的阴影。与形势密切相关的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自己的在乱世中拿起武器的方法。这份黑龙会备忘录的第二部分，继续逻辑严密又不屈不挠地论述其观点，展现出名副其实的政治天才的印迹，清晰坚定。

清楚地界定日本对于全世界——特别是对于由这场可怕的死亡争斗催生的组合式政治对手——的态度之后，备忘录的第二部分仅关注中国，可以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设性的，从发挥日本技能的角度概述重建中国的计划。这部分以一段阐释性的修辞语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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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4

在5月1日这次争论之后的48小时，北平明白日本正在考虑重要的步骤。每当国家进入危急时刻就会迅速出现在京城的那种隐约不安又变得非常明显，“最后通牒”这个词开始被低声说起。有人认为，虽然中国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权利，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宝贵的间接支持，但是世界形势很难阻止日本走向极端。因此不奇怪，日本于5月7日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对修订后的条款给予满意的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步骤。仔细研读最后通牒文本将看到措辞的有趣变化。哄骗失败了，日本“现在确信，只要她不试图吞并其它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权利，就不会被公开反对”，陈述用词非常挑衅。不过必须谨慎地指出重要的一点——日本同意“将第五组从当前的谈判中分离出来，将来单独讨论”。这仍然是悬在中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直到这把剑被扔回黄海水域之前，远东局势仍然危险。

日本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 Japan’s Ultimatum to China
日本公使于1915年5月7日向中国政府递交的最后通牒：

帝国政府之所以与中国政府开展当前这次谈判，首先是努力处理日本和中国之间由战争所引发的纠纷，其次是尝试解决不利于中日亲密关系的各种问题，着眼于巩固两国之间诚挚友谊的基础，最终维护远东地区有效而持久的和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帝国政府已经在今年一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到今天已经满怀诚意和坦率与中国政府举行了多达25次会议。

在谈判过程中，帝国政府始终以和解的精神说明这些建议的宗旨和目标，同时在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无论重要与否的建议，都得到了倾力关注。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帝国政府已经不遗余力地为那些问题寻求令人满意和友好的解决办法。

对整套提案的讨论事实上已经在第24次会议上结束；那是在上个月的17号。帝国政府对谈判进行了广泛的审视，考虑到中国政府提出的动议，对原始提案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并在同月26日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经修订的协议提案；与此同时还主动提议，经修订的提案被接受以后，帝国政府将在合适的时候，以公平适当的条件，将胶州地带归还给中国政府，帝国时政府在收复胶州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5月1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提交的经修订提案作出了答复，该答复违背了帝国政府的期望。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认真考虑经修订的提案，而且对于日本政府主动提议将胶州归还给中国政府，后者甚至没有对日本的善意和艰难之举表现出最低的感激。

从商业和军事的角度看，胶州是一片重要之地，在收复胶州的战斗中，日本帝国付出了大量的鲜血和资金，同时在收复后，帝国并没有义务将其归还给中国。不过为了增强两国未来的友好关系，日本提出了归还建议，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考虑日本的善意，没有对日本的艰难之举表现出感激。此外，中国政府不仅无视帝国政府归还胶州湾的友好提议，而且在回复经修订的提案时，甚至要求无条件的归还；中国还要求日本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因为在胶州采取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所有不可避免的损失和毁坏；中国还进一步提出了与胶州领地有关的其它要求，宣布她有权参加将来在日本和德国之间举行的和平会议。虽然中国完全明白，无条件归还胶州及赔偿那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和毁坏对于日本是绝对不能容忍，但她故意提出这些要求，宣称这是最终的、明确的答复。

由于日本不能容忍这些要求，因此无论是否妥协地解决其它问题都不符合她的利益。中国政府目前的答复总体讲来不明确、无意义。

此外，对于帝国政府修订后的其它建议，例如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日本已经发展起特别的地理、商业、工业、和战略关系，对此所有国家都已经承认，并且由于日本参与两场战争而更加引人注目，中国政府在其答复中忽视这些事实，不尊重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中国政府甚至随意修改帝国政府本着妥协精神、根据中国代表的声明拟定的条款，从而让谈判代表的声明成为空谈；眼看他们一方面承认另一方面阻拦，很难将诚实可靠和真心实意与中国当局联系起来。

至于在修订后的提案中聘用顾问、建立学校和医院、提供武器弹药、在华南建立兵工厂、特许建设铁路等方面的条款，这些条款要么附带有必须获得相关国家同意的条件，要么只是根据中国代表的声明记录在案，因此与中国的主权或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条约丝毫没有冲突，但是中国政府在答复这些建议时，声称这些建议与其主权、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条约不相容，打破了帝国政府的期望。面对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帝国政府虽然遗憾看不到进一步谈判的空间，但仍然热衷于维护远东和平，希望有一套满意的解决方案以避免两国关系受到干扰。

因此，尽管谈判已容不下耐心，帝国政府还是重新考虑了其邻国政府的感受，答应把第五组从当前的谈判中分离出来，留待将来单独讨论，两国代表已经同意此项例外处理，同时把与福建有关的条款作为政府换文。中国政府应当感激帝国政府的友好，不加修改地立即接受4月26日经修订提案中包含的第一、二、三、四组中的所有条款，以及与原来第五组中福建省有关的政府换文。

帝国政府在此再次提出建议，希望中国政府根据此建议，在5月9日下午6点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在此宣布，如果在指定时间或之前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帝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注释 / Explanatory Note
连同最后通牒一起由日本公使于1915年5月7日递交给中国外交部长。

1. 福建问题作为政府换文将另行协商，推迟到以后谈判的五项条款是（a）聘用顾问（b）建设学校和医院（c）中国南方的铁路特许权（d）武器弹药的供应和兵工厂的建设（e）传教士的布道权利。
2. 接受有关福建的条款，中国政府可以采用日本公使于4月26日提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5月1日中国政府复函中所载的形式。虽然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作修改地立即接受4月26日提出的经修订的提案，但应该指出这只是陈述原则，不适用于此项条款和此项注释中的第4条和第5条。
3. 如果中国政府接受最后通牒中要求的所有条款，日本政府4月26日提出的将胶州归还给中国的提议仍然有效。
4. 第二组第2条关于租赁或购买土地的条款，术语“租赁”和“购买”可以使用替代性术语“临时租赁”和“永久租赁”或“协商租赁”，表示可无条件续约的长期租赁。
   第二组第4条关于由日本理事会批准警务条例和规章及地方税的条款，可作为秘密协议的主题。
5. 关于在内蒙古东部用地方税作抵押筹集铁路建设贷款和其它贷款的问题，类似于满洲里条款中有关事项的相同协议，其中的短语“与日本政府协商”可以使用替代性短语“与日本财团协商”。
   有关在内蒙古东部开设贸易市场的条款中涉及地点和条例的细则，可以遵循在山东的先例，作为政府换文的主题。
6. 修订后的条款清单第三组中的短语“对该公司感兴趣的人”，可删除“对…感兴趣的人”。
7. 日文版本的正式协议及其附件应当作为官方文本，或者中文和日文均作为官方文本。

递交这份文件后引起公众恐慌的说法显得有些夸张，不过确实响起了非常严重的警报；现在已经知道，在北平的日本公使馆当时紧急发送电报给东京，表示如果此事交由在场者自行决定，那么可能争取到更好的条款。日本政府本身也刚才渡过了一段焦虑时间，收到些明确无误的警告，世界和平已经来临，强制挤压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因此日本政府没有再作其它举动，第二天，中国以下文形式表示接受最后通牒。

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的答复，1915年5月8日由外交部长递送给日本公使。

本月7日下午3点，中国政府收到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连同包含七项条款的注释说明。最后通牒在结尾处希望中国政府在5月9日下午6点前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并且宣布，如果在指定时间或之前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日本政府将采取她认为必要的步骤。

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除第五组中推迟到以后谈判的五项条款外，在此接受第一、二、三、四组中的所有条款，以及4月26日的修订后提案中所载的与第五组福建省有关的政府换文，根据日本政府最后通牒附带的包含七项条款的注释说明，在此希望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得到解决，籍此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特此请日本公使指定时间致电外交部，对文本字面作改进，尽快签署协议。

这样结束了有史以来在北平发生过的最非同寻常的外交谈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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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3

这次文件交付之后出现了不祥的沉默。中国外交部在持续三个月的争论中已经筋疲力尽，根据总统府的指示，准备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详尽备忘录。现在人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外交部当时都特别关注此事；所有人都认为，当前这种奇怪的局势非常严重。5月1日，日本公使按照预约来到中国外交部，中方向他宣读了以下备忘录，有必要理解这份备忘录，因为它显示出中国在努力了结这件事，以避免国际关系彻底破裂。还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显然是出于公开记录目的而撰写，处理第五组的方式是明确定义日本的责任——对其英国盟友隐瞒了内容，这些内容与“英日同盟条约”的宗旨和目标严重冲突。

备忘录 / Memorandum
1915年5月1日在外交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由外交部长向日本公使日置益先生宣读。

日本政府最初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清单包括五组，第一组是关于山东，第二组是关于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第三组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第四组要求不将沿海地区转让给外国，第五组的问题是关于国家顾问、警察队伍、军械装备、传教宣传、扬子江流域的铁路、以及福建省。中国政府深切关注日本的隐含蕴意，严肃细致地考虑了这些重大要求，决定坦率真诚地与日本政府洽谈可以协商之处。以此向日本表示中国政府持有的对于两国关系的最深切关注。

自谈判开始以来，中国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加快进度，每周召开多达三次会议。对于第二组条款，中国政府倾向于允许日本政府在南满洲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同时认识到日本政府很重视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为满足日本的愿望，中国艰难地同意将旅顺港和大连港的25年租期、南满铁路的36年租期、安东-奉天铁路的15年租期，全部延长至99年；不再寄望在各自原本的租约期满时，收回对这些地方和资产的控制权。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对日本心存友谊的最名副其实的证据。

关于在南满洲开采矿产的权利，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允许日本人在其指定的矿区内开掘矿产。中国还同意，如果要借入外国资本在南满洲铺设铁路，或以南满洲的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那么日本将享有优先权。吉林-长春铁路协议的修改问题已经按照日本提出的建议解决。中国政府还同意，如果要在行政、军事、金融、和警务方面聘用外国顾问，那么首先聘用日本人。

此外，日本的原始提案中没有提及有关南满铁路回购期的规定。后来日本政府声称其含义不明确，要求中国完全取消该条款。还有，日本最初要求给予日本人在南满洲开展农牧业的权利，后来认为“农牧业”的词义不够广泛，要求用“农业企业”这条短语来代替。对于这些要求，中国政府虽然完全明白拟议的修改只是单方面有益于日本，但仍然毫不拖延地同意。这也证明了中国对日本的坦率和真诚。

至于有关山东的事宜，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大部分要求。

中国政府认为，南满洲的内陆居住问题同中国与日本和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不相容，不过中国政府仍然尽力考虑如何避免这种不相容。起初中国建议，中国当局应当对日本定居者拥有完全的管辖权。日本拒绝同意此建议。于是中国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对相关建议进行了五、六次修改，每次都作出了些明确的让步，及至同意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案件都应该按照现有的条约处理。只有与土地或租借合同有关的案件才由中国法院裁决，作为中国对该地区拥有主权的标志。这再次证明中国愿意尽可能地让步。

内蒙古东部目前尚未摆脱蒙昧，那里的情形与南满洲的现状完全不同。因此这两个地方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考虑。为促进对外贸易，中国同意先开放商业场所。

第三组中提到的汉冶萍公司完全是一家私营企业，中国政府不能够加以干涉，不能要求它按照本国政府的意愿去与其它国家政府洽谈，但是考虑到日本财团的利益，中国政府同意，对于该公司将来与日本财团达成的双方满意的合作安排，中国将给予许可。日本财团的利益将得到充分保护。

虽然第四组要求中国宣布不转让沿海地区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但中国政府愿意提出该项声明，只要符合中国的主权利益。因此可以看到，出于尊重日本的意愿，中国政府严肃地考虑过那些要求，即使那些要求严重影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权利、给予其它国家的均等机会、与其它国家签订的条约。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局势所作的艰苦努力，日本政府应当意识到此事实。

第五组的要求全部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其它国家的条约权利、或机会均等原则。虽然日本没有在提交给中国的清单中指明这组跟前面四组的不同点，但中国政府考虑到这组明显不可接受的性质，倾向于认为这些只是日本给中国提出的建议，而别无其它目的。因此中国从最开始就宣布，尽管对日本的愿望抱有最深切的关注，但不能让其中任何条款成为与日本达成谅解的主题。如同渴望顾及日本的愿望，中国亦必须尊重自己的主权、以及现有的与其它国家的条约。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误解，为了强化友谊的基础，中国不得不反复申明拒绝就第五组的任何条款进行谈判的原因，同时考虑到日本的愿望，中国愿意声明，没有借贷外国资本用于建设福建省的港口工程。显然就这个不可谈判的问题，中国已经尽力为日本找到了解决方案。中国在逃避之说何从谈起？

现在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份经过修改的条款清单，同时宣布将归还胶州租界，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全部问题，在此向友好的日本政府提交新的答复。

在本次回复中，第一组中尚未商定的条款会再次陈述以供讨论。

第二组中略去了已经签署的条款。关于日本人在内地居住的问题，相关警务规章已经过更严格的修订。关于审理与土地和租借合同有关的案件，中国政府现在同意日本领事可派遣一名官员参与诉讼程序。

关于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范围内的4条要求，中国同意其中3条。

此外中国也同意日本修订后的关于汉冶萍公司的条款。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会中国政府作出这些最后让步所秉持的和解精神，并立即给予同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当前的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同意遵守保密原则，但遗憾的是，在日本提出这些条款之后几天，一家大坂报社发表了一份“增刊”，公布了条款要求。在那之后，外国和中国媒体一直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时常发表支持中国或支持日本的评论，以期激发起全世界的猜想，中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

中国政府从未进行任何报刊宣传活动，中国外交部长已经反复向日本公使声明这一点。

最后，中国政府希望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尽快结束，外国对当前局势的担忧就可以很快消除。

北平政府虽然充分意识到目前面临的危险，但仍然敢于起草对修订后之条款的完整答复，并且将日本的多余信息减少到最低限度。不仅各项条款变得更加紧凑，而且所采用的措辞也明白无误——或说是有几分微妙地——表达出：中国现在不是一个附属国在应对宗主国。此外，在简明严肃地处理第一、二、三组之后，中文答复嘎然而止，日本清单中的其它要点完全不予回答。在下面的文本中抓住这些要点非常重要。

中国对修订后之条款的答复
中国1915年5月1日对于日本1915年4月26日修订后之条款的答复。

第一组 / Group I
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第二组 / Group II
[附注：日本修订后的条款清单中有六条被删除掉，因为中国外交部长和日本公使已经接受。]
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着眼于发展在南满洲的经济关系，同意以下条款：

关于内蒙古东部（作为政府换文）

1. 中国政府宣布，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除了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范围内的关税和盐税，将来不会以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
2. 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将自行筹集资金，建设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铁路；如果需要外国资本，中国将首先与日本财团洽谈，只要不与其它国家已达成的协议产生冲突。
3.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自行开放归属南满洲和热河管辖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某些合适之地作为商业中心。
   管理上述商业中心的条例将比照中国自行开放的其它商业中心来制订。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该公司与日本财团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同意。中国政府还声明，不会将该公司转变为国有企业，不会将其没收充公，也不会让其借入和使用日本以外的其它外国资本。

日本公使致中国外交部长的函件：
阁下：谨此告知有一份报告送达给我，陈述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其它国家在福建省沿海建设造船厂、军事用途的装煤站、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并且中国政府正在借贷外国资金来修建上述建筑物或设施。如果中国政府告知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我将不胜感激。

中国外交部长给日本公使的答复：
阁下：我荣幸地收到阁下的信函……作为答复，我谨此陈述，中国政府未曾允许其它国家在福建省沿海建设造船厂、军事用途的装煤站、海军基地、及其它军事设施；也不打算借贷外国资金来修建那些建筑物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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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2

因此日本外交使团被迫重新表述和整理全套条款资料。4月26日，在东京的直接指示下，日本外相在北平提交了经修订的清单以供重新考虑，条款要求扩展到24条（取代原来的21条，主要是因为谈判显示有必要将部分原始条款分解成较小的单位）。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第五组（其原始版本对于中国主权的冲击比1914年6月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更凶恶）被改写为传达截然不同的意思，该组标题完全被去掉，只要求看上去无害的的政府换文。有必要回顾的是，当被指责提出的要求完全违背英日同盟之要义的时候，日本政府通过其在海外各国的公使断然否认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过那样的要求；还声称从未提出过「二十一条」，而是只有中国所陈述的14条，第五组中的7项条款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签注，日本毫无强迫的意图。本书作者完全知悉从1月18日直到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的5月7日期间在北平发生的每件事情，在此毫不犹豫地将这套说辞界定为假话。这些谈判的全部宗旨和目标是强行认可第五组。日本会乐意无限期地推迟讨论其它几组要求，如果中国同意这些将让她丧失主权独立的条款。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第五组基本上是简单重复日本之前在朝鲜采取的伎俩，那是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作为吞并的前奏曲；虽然在中国明显不可能实施那种快速的手术，但认可这些条款意味着变成为事实上的日本保护领地。即使是粗略地研读下附的文本，也可以在每个细节中证实这些争论攸关生死：

日本修订后的要求
日本对于中国的经修订的要求，共计24条，于1915年4月26日提交。
关于原文的说明：
[修订后的条款清单是日语文本的中文翻译。在此说明，最终作决定时，将对文本措辞作修改。]

第一组 / Group 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第二组 / Group I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着眼于发展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经济关系，同意以下条款：

中国与日本之间有关满洲的所有现行条约，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均应继续有效。

关于内蒙古东部

1. 中国政府同意，今后以内蒙古东部的税收作为担保向外国贷款时，必须首先与日本政府商谈。
2. 中国政府同意，自行提供资金建设内蒙古东部的铁路；如果需要外国资本，那么必须首先与日本政府商谈。
3. 中国政府同意，为贸易和外国人居住考量，尽快自行开放内蒙古东部某些合适之地作为商业口岸。应该开放的地点由中国政府选定，条例由中国政府起草，但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征询日本公使。
4. 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希望共同在那里开展农业和工业，中国政府应当给予许可。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与汉冶萍公司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对该公司感兴趣的人与日本财团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政府应当立即答应。中国政府还同意，未经日本财团许可，不得将该公司转变为国有企业，不得没收充公，也不得让其借入和使用日本以外的其它外国资本。

第四组 / Group IV
中国将按照以下原则自行发布公告：
中国沿海的所有海湾、港口、或岛屿都不能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国家。

政府换文

外交部长陆先生表述如下：

1. 中国政府在将来任何时间认为必要时，将会聘请大量的日本顾问。
2. 在将来任何时间，日本国民希望在中国境内租赁或购买土地设立学校或医院，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同意。
3. 如果将来有合适的机会，中国政府将派遣军事官员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方商谈购买武器或合办兵工厂。

日本公使日置益(Hioki)先生表述如下：
关于传教士宣传权利的问题，将来会再次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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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Twenty-One Demands / 二十一条

尽管世界媒体那时候比较显著地报道了这起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惊人事件，但是仍然存在着如此多的谜团，每篇报道都伴随着多种版本的官方否认，即使到今天，日本胁迫中国的本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这场惊险行动对未来的影响也估计不足。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公布事实，没有引发英国采取外交行动，那么毫无疑问日本会强行推进，而中国的主权独立现在基本上就已成为过去式。幸运的是，中国在需要的时候发现了许多愿意救助她的人；结果是，虽然中国在这些谈判中失去了些东西，但日本非常明显地未能得逞，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中国在临近最后通牒的第十一个小时、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实际上将最终让她付出比完全失败更大的代价，因为中国人的戒心和敌视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有可能完全消除。因此在这里只能够准确地记录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历史章节；有必要密切关注下附的大量文件，因为我们认为，充分理解这些文件对于确保远东的未来和平至关重要。让我们先给出原始文件的官方文本：

日本的原版「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大臣日置益先生向袁世凯总统递交的翻译文件。

第一组 / Group 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东亚和平，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睦邻相处，同意以下条款：

第二组 / Group II
中国政府既已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的特殊地位，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以下条款：

第三组 / Group III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考虑到日本金融机构和汉冶萍公司目前已建立起紧密联系，希望进一步推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意以下条款：

第四组 / Group IV
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意下列特别条款：
中国政府保证不将沿海的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割让或租借给第三国。

第五组 / Group V

日本的五组要求具有明显的利害关系，不是因为它们的排列顺序或措辞风格，而是因为每个用词都展现出思想深处独特而活跃的化学元素。研究中文原版就仿佛进入到日本人大脑中的隐秘凹槽，在那片暗黑的空间寻找到所有一切：受到某些限制的野心，被鲁莽打败的犹豫不决，高尚屈服于卑鄙，伪装成节制的傲慢。倘若对远东的政治和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按照最初构思的顺序重新编写这些要求，以及追踪其起源的天然轨迹。遗憾的是，官方翻译中丢失了很多内涵，中文原版中显露出的威胁被部分地遮掩了：因为要将东方的思维转换到西方的模板，就像将柔软敏感的东方人手上的指甲改造成盔甲护身、冷酷无情的西方式样，必须得演变，可能令人不愉快，但绝不刻毒伤人。研究这个问题越多，政治学者就越能明白，1月18日的这起事件相当于一场国际政变，注定会在政治新书中成为经典。纵览全部「二十一条」，很容易看出交战的欲望，对既成事实的酷爱，挣扎于必须遵守外交上的陈规惯例，又时常破坏这些惯例。随着想法的明确和情节的发展，不再掩盖每句话背后的真实意图，欢呼声越来越响亮，仿佛垂涎的战利品中国已经被牢牢抓住。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国家从各项条约——这些条约自1860年以来一直对所有国家具有约束力——束缚中挣脱出来，疯狂地穿过古旧中国的残垣断墙，热烈地争论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抢掠的赃物。

第一组要求是关于在山东的胜利果实，这些不会缠住我们，因为刚在那里展开的事件已经讲述了这些条款的故事。在山东，我们看到简单易懂的历史重复，重复1905年的历史和日俄战争的清算协议。虽然第一组的合理位置应该在满洲问题之后，但是被放在条款清单的最前面，显然其目的是要吸引人们注意到日本与德国交战的事实，并且仍然在交战。不过在战争结束后，这首嘹亮的号角乐曲无法用来掩盖此事实：紧接着俄国在满洲里的溃败，山东的命运是让西方国家注意观看的大教训。日本曾经反复宣告会用她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来维护东方的和平，如今已找到独此一种满意方案——有条不紊地吞并所有值得争抢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还好。第二组插入了一段特别的序言，不仅涵盖南满洲，而且包括内蒙古东部，是精巧的安排，籍此表明体现在山东的那份征战热情必须换得某种程度上的司法特权。序言暴露出无疑是精明的加藤高明在作指导，他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参与了日本自1902年首个“英日条约”以来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他认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庄严风范——仍然体现在英国的官方措辞中——是应用在这里的绝妙手法。序言很英国化；它是如此的英国化，以至于人们几乎认为先前的推理存在错误，仿佛日本只是在要求其应得的东西。不过仔细推敲第二组，微妙之处就逐渐浮现出来。通过大胆而明确地将内蒙古东部与南满洲并列——尽管它们毫无共同之处，就相当于断言，1908年英美未能修建起南满洲到北满洲的铁路（曾经有名的锦州-瑷珲铁路计划），加上与俄国已经达成的全面协议，让中国在该地区不得不当众听命于日本这个大庄主。换句话说，第二组的序言强制性地宣称内蒙古东部已经成为满洲问题的组成部分，因为日本在欧洲列强的作为中找到了曾经的先例。

不过我们不需要被这些事情缠住。不是说满洲或毗邻的蒙古平原不重要，也不是说命运的线索在那里交织得不够浓密；而是因为中国长城以外的广阔地带肯定就是远东的佛兰德斯，下一场摧毁中国或成就中国的战争必然将会在那片土地上继续上演，就如同过去20年在那里已经发生过的其它两场战争。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当前政界关心的问题；它可能是中国军队在1925年或1935年的事情。有一天中国将为满洲而战，如果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收回它，对此毋需置疑；因为满洲里完全是中国风格——人们必须记住。无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将会进展到何种程度，无论多么庞大的外国军队驻扎在那里，中国人肯定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因为他们的人口已经达到2,500万，且还在以每年50万的速度增长，在几十年内将与欧洲一流大国的人口相当。

来看第三组条款，这组触及的事情不仅立刻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是相当新式的大胆举动，今天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因为它们涉及与政权相关的工业领域。正如原文所示，第三组是直白的扬子江流域矿产资源征收计划，主要集中在汉口周围，因为这条大河下游的大片冲积平原曾经是黄海的海底，上游省份湖南、湖北、江西是史前时期的沿海森林地带，曾经目睹海水缓慢地消退，今天蕴藏着丰富的煤和铁。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相信，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中，扬子江流域是最出类拔萃的；每个人都认为明白其意义就足够了。确实是这样，政治学者在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开文件后，最后的声明是这个问题肯定需要进一步的阐述。准确地说，这个所谓的英国势力范围在本来意义上根本不是飞地^{{即:别国境内的本国领土}}；事实上，只是在部分人——那些人仍然认为还可以通过部长官员的宣称来抢先占领某地——看来似乎有这种意味。日本是第一个敢说已经成型的普遍共识是愚蠢的。当然他们知道，是一支英国军队在75年前侵入到扬子江流域，强制签订「南京条约」，首次让中国开放接纳世界贸易；但是日本并不深究英国通过那次行动换得的权利，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地区的矿产资源是无价之宝，必须以某种方式赢到手。

研究20年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自189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以独特的方式向扬子江流域推进，为1915年的大规模索取奠定了基础。在1894-95年与中国的战争之后，她用“和平条约”^{{即:马关条约}}在扬子江流域打开了四个港口：苏州、杭州、重庆、沙市；也就是说，她在扬子江流域的两端建立了政治商业据点，从那些地方开展计划活动。苏州和杭州临近英国的大本营上海，所以在扬子江尾部难以开展任何“渗透”工作，除了资助汽轮运输，但是在湖南和胡北的情况不同。在那些地方，日本不停地忙碌着，1903年通过一项新的条约正式打开长沙贸易港，长沙是动荡不安的湖南省的省会；多年来成为对日本具有最重要政治意义的秘密中枢，是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及大片内陆腹地的各种活动的枢纽。大冶铁矿虽然完全由中国人拥有，但已经在供应铁矿石给日本政府位于九州岛若松^{{即:北九州市}}的铸造厂。萍乡附近富饶的煤矿，正好为中国政府在汉阳的兵工厂提供燃料；由于自己的煤矿和铁矿很少，因此日本决定用一份明确的条款尽快地获取整片地域的利益——即在汉阳兵工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中占据主导份额。[附注：读者会注意到，“汉冶萍公司”这个词条是将表示3家企业的字符合成在一起。] 通过向这些以汉冶萍为名组合在一起的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很早就建立起声索权，在心理上将其转变成国际问题。

我们可以很快看完第四组条款，这组不太重要，在没有与资深盟友协商的情况下，日本自行要求中国声明将来不租借港口和岛屿，试图籍此承担起中国领土的保护责任，这份责任在历史上并不属于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希望让世人理解这种作法是为了阻止德国在战后获得新的立足点，但实际上第四组是对其它国家的警告，原因之一是日本认为美国正在考虑重建福建省的福州兵工厂，重建之后必然会租借毗邻的港口，比如三都澳。

直到我们看到第五组条款，日本提出这些要求的真正目的才变得清晰明了，这组中有七条概述的要求，是决定性之一击。不仅是提到一片新的地域——福建省；不仅是规划一套日本铁路系统，这套系统将九江附近的扬子江中游作为终点，从扬子江辐射到华南沿海；还包括帮助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好似隐约闪现的外科手术刀；让日本僧侣和警察作为先头部队散布到整个中国；让日本国内的兵工厂供应所有必需的武器，如果办不到，则在中国专门建立一座日本兵工厂；让日本顾问进入到金融、行政、和各个部门——预示完整全面的政治控制。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如此这般的全盘监督计划，所以不奇怪当中国人读到此处极点时，惊呼他们将沦落到朝鲜那样的命运。提出这些条款要求之后的几个星期，所有事情都披上了难以捉摸的神秘面纱，尽管外交官们多方努力，还是无法获得事态进展的可靠细节。不过人们逐渐得知，保密是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如果公开将会招致最严厉的报复；现在这层面纱已经完全被报纸刊物揭开，各国公使开始在东京调查。「二十一条」的性质和范围不再能够隐藏；为了回应新闻界开始表达的愤怒和英国外交使团施加的压力，日本感到有必要修改些最重要的条款。两国在中国外交部举行了24次会议，中国的谈判代表被迫在有些问题上让步，诸如延长铁路租期和满洲地域租期，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利益和权利（第一组和第二组），但在汉冶萍特许权（第三组）和恶毒的第五组等基本事项上，中国的态度坚决，甚至拒绝讨论其中某些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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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2

让我们先关注些窗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断言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是起源于朝鲜，那时候朝鲜是个附庸国，承认北平的宗主权；冲突本该结束在那里，因为两位主角在争夺支配权的打斗中，日本已经无可争议地取胜。这种说法不完整，是危险的错误。在30年前的那段重要时期，袁世凯首次作为帝国侨民的将官去到首尔（根据1882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朝鲜“打开门户”，于是中国被迫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三个对平衡东亚势力都感兴趣的参赛者——俄国、中国、和日本——不断将朝鲜作为战场互相对抗。这场对抗的结局是排在前面的两名失去势力，同时比赛场地从朝鲜转移到了满洲里；并且从那里逐渐扩展到更远的地方，直到最后不仅将内蒙古和面向长城的广阔地带包括在内，而且中国自身的整个局面都被改变。这些重要的事实必须被注意到。1904-05年的俄国战争证明了沙皇专制在国际军事对抗中完全没有价值，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甘愿在远东地区居于从属地位。1895年（朝鲜战争之后）日本曾经试图充当一个大陆强国，结果尝到了苦果——被迫归还辽东半岛，被迫变得举止规矩，这种规矩的举止在1900年很好地体现出来，当时日本的北平远征军行为端正、英勇顽强、令世人钦佩。不过与俄国的战争和沙皇进犯满洲的失败，不仅让日本回到了从未奢望会再次看到的地域，而且还收获了现成的铁路系统，借助这套铁路系统，日本差不多挺进到松花江，将绵延至兴安岭山脉的广阔草原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这次西进极大地拓展了日本的政治视野，完全改变了日本的视点，东京的政客兴奋地扔掉古旧的眼镜，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视力完全跟欧洲人的视力同样的好。现在看到了其他人早就看到的这个世界，他们的理解是，国家就像个人一样，生存竞争的最简单之道是采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不停的进攻，而不是写些无意义的电讯稿件。在俄国战争之前，日本曾向俄国提交了一系列庄重的文件，诚挚地希望公平地解决争端，但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结果不仅在战场上取胜，而且发现了这条战争原则。

这一发现必然衍生出新政策。在80年代，日本乐于以谦恭腼腆的方式行事，在90年代也是如此，虽然程度有所减弱，因为她竭力避免太过猛烈地试验其尚不成熟的力量。现在由于几名对手接连溃败，日本不仅发现迫不得已的进攻却是最安全的行动，而且还据此认为，持续不懈地施加最大的压力必然会最为成功。这条结论非常重要。如同英国在亚洲的首要信条是不允许任何国家占领具有战略地位的港口，从而威胁到她的海上交通，现在日本的主导政策也变得不再是浅薄之人猜想的东方门罗主义，而是“最大压力学说”。此后每个日本人都认为，尽全力施压于中国至关重要；自1905年成型以后，所有的外交模式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被编织出来。任何人在掌握这一讯号事实之前，不可能对当前局势的演变作出有价值的分析。拥护并不断加强这项政策的，是在教育和大幅提升的物质繁荣之下，迅速培养起来的大批新人。从海中升腾而出的野心，令这些持海盗逻辑的人发起连串攻击；自然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于中国会表现出海怪的狰狞，同时中国看上去像不幸的安德洛墨达^{{即: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被绑在石头上，一直在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珀尔修斯^{{即: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1911年中国发生的革命完全出乎日本的意料。虽然大规模的反抗在预期之中——中国的革命党多年来一直把日本作为庇护所和行动基地，但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一个古老的王朝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推翻。用计谋而不是战争导致的满族退位被日本视为近乎于一场灾难，因为它让前景变得复杂，打碎了多年来精心编织的图案，插入了些无法有序放置的、不和谐的元素。不仅是一套整合有序的国家体系突然间被付之一炬，而且摧枯拉朽伴生的影响可能会极为广泛，甚至于整个远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将被完全改变。日本的政治家们想要的是一个弱小的中国——最终会求助于日本这个同源的种族，而不是一个期待从法国大革命中寻找灵感的中国。对于像日本这样难以适应突兀意外的群体来说，这整件事情都带有铤而走险的色彩，让他们大为震惊，同时让他们立刻决定要把所有力量都用于将情势恢复到最初的起点，这样才对他们最有利。出于这种原因，日本不仅在1911年曾打算向满族提供武力支援，而且还可能会迅速地付诸实践，如果不是英国私下听到这个行动计划并强烈反对。即使眼下日本已经暂时调整了其政策，政治学者们仍然需要记住，皇朝统治的影响在东京从未远离，他们认为中国的合法主权仍然属于满族王室，自1911年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违规违宪的。

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因素需要留意：首先是在媒体的助推下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中国热，这个年轻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东京流派，并且已经历了革命；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所有阶层的日本人对于那个傲然胜出者——袁世凯——所怀有的深刻、持久、无法消除的憎恨。在1911–1914年期间，这两项特别的因素完全渗入到日本政治外交的其它元素中；两者之中，第二项因素必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回头从朝鲜说起，当时袁世凯的非凡外交才能不断让竞争对手日本落败，让朝鲜宫廷对中国的建议惟命是从，直到1894年战争的第一枪打响，这份过往的嫌恶演变为强烈的仇恨，已成为固定的印迹。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期，日本受制于世界舆论以及必须与其它大国在金融上打交道，直到1914年8月才看到渴望已久的机会，于是日本准备以最惊人的方式行动。

进攻胶州的战役在日本公众中从开始就不受欢迎，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正当条款要求日本介入那样遥远的问题，英国对德国的战争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离他们很遥远。虽然缘于1895年的干预，日本对德国有些仇视，但不能忘记，就像日本海军是脱胎于英国海军一样，日本陆军是脱胎于德国陆军，而主要是日本陆军的首领在控制日本。

这些人不喜欢在一场不感兴趣的比赛中“损坏他们的军队”。在国外还存在这种感觉，是英国在呼吁盟友执行联盟的基本条款，这显得英国在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英国还在利用其原有的优势，可能对日本未来的世界关系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日本官方对英国外交部长期以来给予袁世凯政权的默许支持感到不满。英国在中国的活动更多地是消遣而不是挂心，这种表现激怒了日本——特别是英国外交部以白皮书的形式转发了袁世凯的公开声明，让这些声明听起来好像是对当代历史的贡献。因此在前一年（1913年），日本发布了名为“中国事务”的文本，外交上正式否认中华帝国总统的抱负志向，日本人将袁世凯的声明归列为有预谋的谎言和推定行为，因为其措辞表明作者本人打算背弃日本。这个独裁者宣称：

“……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我——袁世凯——钦佩尧帝和舜帝树立的先例，他们将国家视为公共利益集合体，相信历史将一个王朝记录为好还是坏，与为公精神或利己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到中年之际，我对外交事务更加熟悉，被法国和美国的令人钦佩的共和制度所震撼，感觉它们是古代民主规程的真实化身。去年从武昌开始的爱国运动得到所有各省的回响共鸣，让这个有2,000年专制传统的古老国家一下子接纳了共和制政体。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在生命的后半程看到这辉煌的一天；我曾经希望可以隐居在自己的家中，献上对和平时代的祝福。

但是我的同胞们再次给予我荣耀，迫切地要求我再次担负重任，在宣布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我已经表明，整个中国绝不再允许君主制的存在。在就职典礼上，我再次面对苍天大地宣读了那段庄严的誓言。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各省的愚昧无知之徒大肆捏造谣言欺骗民众，还引用拿破仑一世的生命历程来支撑他们的臆想猜测。最好不要查问他们的动机；有些可能是因为误解，另外的则是蓄意作恶。

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六个月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各个强国承认的可能，而各省的秩序远未恢复。我们的命运悬而未决；最轻微的疏忽都可能会失去所有。我承担着这一艰巨的职责，感到自己有责任掌好舵，希望能够成功地抵御住狂风巨浪。

虽然公职人员正在竭尽全力地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观众似乎难以保持宽容的忍耐。他们忘记了，我从同胞那里得到这项责任，不可能冷漠地旁观国家的命运不知何时才达到平衡。如果我自己都认为这项任务不可能，只是轻易地顺从默许，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将会变得无可补救，其他人可能不会责备我，但我自己的良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安宁。

在广阔天空的映照下，我的胸怀坦荡。在这个建设国家同时又存在可怕危机的时期，这些相互间的猜疑如何找到一席之地？ 我再一次发布这项声明；如果你们——我的同胞——确实把中国的安危置于所有的其它考虑因素之前，那么你理应心胸开阔。要留心那些似是而非的诽谤声音，不要为促成无政府状态提供平台。如果心怀邪恶之人——他们一心想搞破坏——抓住借口将争执扩展到危险的境地，我——袁世凯——将会按照同胞们的要求，将这些人从人群中驱除。

有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有责任向你们展示内心深处的思考，这样可能会驱散猜疑。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有权利对此提出批评。舆论应该对此适当留意。”

此外袁世凯还说明了他挑选聘用的外国顾问，决心要继续展示他对日本的怀疑和敌意。在1913年11月4日的政变之后，国会被解散，是个美国顾问在着手起草新“宪法”；日本的有贺博士在领取高薪帮助和驱策这项工作，有贺因为支持这个独裁统治而被他的大部分同胞视为叛徒。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袁世凯在东京大手笔贿赂某些日本新闻机构，还试图在日本议员中赢得支持者。流传的惊人故事牵涉到日本高官，本书作者没有直接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是因为无法得到证明文件。不管实情可能是怎样，东京感觉到时间已经到来，必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给出恰当的定义，后来东京的这种感觉愈发强烈，伴随着袁世凯在山东公开宣布一小片战争区域，让日本只身对德国发起战争，面对日本的威严表现出他的中立姿态。日本人在1914年底之前攻占了胶州，决定接受在中国事实上存在的这个独裁政府。于是在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臣日置益博士亲自向袁世凯提交了有名的「二十一条」，罗列的条件旨在满足日本政策现在和将来的每项需要，并将中国降格到附属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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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Factor Of Japan / 日本因素

◊ 从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到1915年1月18日提交「二十一条」◊

欧洲战争的霹雳打破了中国本不稳定的平静，不是因为中国人明白那些将要通过拼杀和勇气来解决的大问题，而是因为胶州的德国殖民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德国巡洋舰在黄海的活动把战争带到了中国的大门口。袁世凯朦胧地意识到这可能会给自己的宏伟计划带来灾难，实际上他当时正在与德国公使试探性地谈判归还胶州领土，这时候消息传来，日本与其英国盟友快速协商之后，已经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德国将其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移交给日本，这些利益是通过1898年的大租赁而强制获取。

袁世凯立刻意识到，困扰自己一生的复仇女神再次紧逼到身后。在日本人对胶州的攻击中，他预感到情势会非常复杂，即使动用他的无与伦比的外交能力也可能无法化解纷争；因为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无论踏足哪里，他们都会留驻下来。接下来两年的历史都是围绕着日本这单独一项因素。袁世凯本来是中国这幅画作上无可争议的中心人物，突然间因恐惧而变得屈从于日本的干涉，日本的介入像黑云般始终笼罩着他，从1914年8月15日到1916年6月6日戏剧性地离世，日本因素一直影响着他的举动。我们得尝试写出真实的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要用有说服力的方式为纯粹的西方读者论述日本的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的政策有截然不同的两方面，似乎完全相互矛盾；不过针对不同的外交目标，对应的政策还是很好理解。东京的政治家具有非凡的容纳不同观点的能力，他们很久以前就察觉到有必要制定两套独立的政策——适用于东亚的东方政策和适用于西方国家的西方政策，因为东方和西方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不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至少迄今还不能）。对西方的政策坦率大气，完全掌握在有学识、有气质的人才手中，这些人大都在欧洲和美国的学校接受过教育，完全能够按照外交传统习俗处理所有的事务；对东方的政策则出自于蒙昧主义者之手，他们幻想的目标是军方认为能够在中国得以实现的大项目。因此日本的立场始终存在着矛盾，人们曾经徒劳地寻求调和两方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部世界分裂为两个思想流派：一派毫不保留地相信日本的真诚；另一派对其破口大骂，宣称她是全世界最不懂得公平比赛和诚实交道的国家。这两种观点都很牵强。日本和世界上的其它政府一样，其行为的渊源既不是利他主义也不是背信弃义，而只是许多难免会犯错误的人事实上在犯错误，同时日本自身的行政管理也很特别。这里处于世界的最边缘，远离任何威胁，君权神授的信条——在欧洲被当作异教徒时代的糟粕而被谴责和解体——没有受到影响，仍然在散发着原始的荣耀。高度贵族化的宫廷是世界上拥有最复杂和精心守护的等级制度的范例之一，主政的君王声称自己是2,500年前威严的神武天皇的直系后裔，跟从前一样发号施令，细致复杂的礼仪左右着每个动作、每项决定、每份协议。有某种元素深度交织在这种奇特的政治中，这种元素跟世界洪流大相径庭，并且正在狂暴地冲向终结，为此可能得原谅我们需要额外介绍某些重要的考虑因素，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

日本人的全部神权观念得源于中国，就如同他们的所有文字和知识得源于中国一样，他们仍然在名义上将国家统治者视作天地之间的纽带和统治宇宙的中心。虽然今天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遍布日本的各个城市，在这个迷信已经被抛弃的时代，他们也充分意识到这种信条的荒诞性质，但是尚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因为——这是重要的原因——日本社会的结构已经成型；如果没有暴烈的剧变将军事宗派体系不可逆转地猛掷向地面，那么绝对不可能承认人类平等，也不可能摧毁这套人神理论。只要这两个特征存在，只要有特权的军事团体支持和努力构建全能的人神理论，日本就会是一个国际危险点，因为缺乏民主制度来约束，这场战争已经表明制度约束对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绝对必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将无法达到与其国民的艺术天赋和勤勉耐劳相匹配的地位，必然会蹒跚落后于世界的进步，除非对其宪法进行非常彻底的修改。古风遗俗滋生的各种缺陷如此之大，将对中国及日本自身产生同样有害的影响，因此应该加以完整的理解。如果剥开肤浅的表层，日本的历史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特性；仿佛沉浸在英武的血气中。尚武学说——正在欧洲以最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日本一直属于英雄行为，这套体系让普通的国民如此着迷，直到最近它的国际蕴义还没有被认识到。日本社会的封建组织产生于1,500年前对这片岛屿的武力征服，这些组织阻碍了中央集权推行各项措施，因为天皇——依靠先祖的神明美德而不是任何明确的政治理论——除了将自己装扮得类似圣人，在各方面都虚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依靠那些大霸王来执行命令以及防御敌人。军事头衔“野蛮人征服将军”在800年前首次颁授给一名了不起的氏族首领，在当时是合乎常情的举动，我们须记得那时候本土原生的种族还没有被赶出主岛，仍然在抵抗日本文化的推进浪潮，日本文明本身汇聚了来自亚洲大陆和马来亚群岛的几条对抗性的溪流。这种武力纷争贯穿着日本的历史，造成了无休止的局部战争和对武士的赞美。十六世纪丰臣秀吉试图将常胜将军的印象带进朝鲜，虽然未成功，但是直接导致了十七世纪初幕府时代的正式确立，军事独裁统治是进犯朝鲜的反向结果，是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已经证明的巨大乱源。这种世袭的军事独裁统治持续了超过两个半世纪，是中国和日本社会现实的绝佳标本，神权政治的构想在那里行不通，除了在远古时代，他们的文化讲究组织而不是规则，拒绝崇拜那些不会说话的列王。虽然1868年的王政复古在名义上将1603年以来旁落的王权回归给天皇，但是权力的移交虚幻而不真实，继承幕府执政的新型军事机构变成为天皇复位的重要部分。换句话说，是日本新募军队的领导团体继承了真正的权力，这些新组建的军队后来镇压了萨摩叛乱，充分证明了事实上是他们在掌权，他们可以打翻最骄傲、最刚勇的武士，顺便宣称现代军火武器的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74年——也就是明治天皇复位六年之后——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日本社会最广泛的关注，进而非常有力地推动制定宪法和民选议会。在有名的贵族板垣退助的带领下，日本自由派在25年多之前就在抵制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在那些日子里，虽然收回关税和司法自治权、修改与外国订立的条约等问题更加紧迫，但是对外的问题常常让位于宪法运动的激烈争论。

然而，直到1889年日本才终于颁布了宪法，那部文献是来自官方的礼物，只不过是有条件地准许部分人成为政府程序的见证人，完全不可能参与控制。1890年召集的第一届国会就足以证明这条论述。接下来立刻就爆发了关于财政问题的冲突，导致财政部长辞职。从那时候开始连续27年，日本国会一直在凄凉无助地争取权力，除了通过革命他们永远得不到那份权力，社会主义很自然地被统治阶级看作为虚无主义，同时自1905年的东京骚乱以来，暴徒的威胁一直非常严重。

由于所有日本人对天皇的礼仪上的尊重，在这场长期的争斗中，主要的问题被刻意地模糊了。忠诚而顺服的人们对统治者的崇拜传统——其起源已经消失在古旧的迷雾中，将日益高涨的、本来针对君权神授的古老原则的抗争，转变成了与党派领导人之间的冲突，每当他们维护本无可辩驳的宪法理念时，国民就说他们“违宪”。于是今天我们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虽然从其本质上来说，日本自由派必定是革命性的——即先是破坏性然后才是建设性，但是他们假装失明，冀望经过劝说而不是武力抗争，议会政府的原则就会以某种方式被政治体制和天皇接受，他们置身于争论之外，变得满足于接受一套被严重修改的规则。

从所有的历史看，这种希望似乎都只能是空想。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宗派团体远未到弹尽粮绝的地步，他们就像俄国的官僚机构一样不会放弃权力。在那种情况下，唯一有力的手段是曾经用过的武力；在日本，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提到这最后的招数就会被立即逮捕。军事首领们躲在天皇的身后，仍然很顽固，名义上是从帝王的指令中获得后来的独裁权力，迄今尚未发生任何事情会让他们放弃特权。通过逐渐适应当前的状况，现在形成了一套打算长期施用的规则。通过不法手段在众议院重新获得“多数”，看似获得国民支持的独裁政府又增添了活力，宣布对世界上其他自由国民有益的事情都对日本有害，日本国民必须满足于已经得到的，绝不允许质疑特权团体的超人智慧。作者认为，对于世界和平极其重要的是，应该由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来管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日本军政府的持续存在对所有人都是危害，因为它像沙皇专制一样过时陈旧，对中国这种无防备的国家构成持久的威胁。只要军政府仍然存在，日本就必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就不能在自由强国的会议厅中获得同等的权利。

如果要完全理解1914年8月15日出现的状况，那么有必要将中日关系的线索拉回到很多年前。熟悉各位演员和前后至少30年的场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看明白完整的画面、着色的光彩、以及所有匠心之作蕴含的提示。中日间的问题本来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不仅仅是跨越多年的枯燥无味的外交活动。随着命运的穿梭往复，这些紧密缠绕的各种关系线索编织成为包含整个远东地区的图案，到今天我们看到这幅图案仿佛是一张完整的哥白林挂毯，涵义丰富，动感十足，让学者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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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Dictator At Work / 掌权的独裁者-2

在第二道指令中，袁世凯以奇特的方式来辩解重新尊孔的正当性，不经意地显示出代议政府的概念于他而言是多么的艰深费解；他似乎认为，通过向各省政府发出通告电报，再从自己人那里收到肯定性的答复，就等同于重要的宪法议案得到了全民的认可。

“中国对孔子的尊崇开始于汉朝的汉武帝在位之时，他舍弃了几百名作家的作品^{{即:罢黜百家}}，将儒家的6部经典名作^{{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尊为最重要的书籍^{{即:独尊儒术}}。孔子出生于贵族苛政时期，他在其作品中表明，和平会在战争后降临，带来真正的宁静和幸福。这才是共和主义的源泉……在学习中国历史、征求学者意见之后，我认为孔子必须继续作为数千代人的导师。在共和国里，人民拥有最高的权力；因此通告电报发给了所有各省以收集意见，已经收到了许多肯定的答复。特此命令所有学院、学校、和公共机构恢复祭祀孔子的仪式，应该认真细致地遵照执行……”

随着《宪法条约》的正式颁布，局势变得极为奇怪。即使是以儿童的心智也可以明白，制定宪法的权力本来完全归属于国民大会，现在重新分配的权力完全是非法的，袁世凯作为各国列强的代理人，如今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时候自由的欧洲即将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正义对抗强权的战争，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最可憎的倒退和普鲁士主义^{{即:专制主义加军国主义}}不经意间被忽视了。在部分随意起草的章节中，不仅国家的治理被重新调整以适应纯粹的命令式统治，而且真正的议会被永久性地取消，由一个立法议院（立法院）取代，仅从其组成讲来，立法院就只能是一个无意义的辩论团体，其重要性不超过一个德国小州的地方议会。与此同时，即使是这个议院，不到最后关头也不打算让其召集会议，于是组建了一个参议院作为公众舆论的发音器，选中十名参议员来另外起草一部最终的宪法。这一年（1914年）的晚些时候又采取了些惊人的措施，以确保专制继承权保留在袁世凯手中。为此设计了一道煞费苦心的程序，并于12月29日以“总统继承权法”为名正式颁布，共和国总统选择三个人，他们的名字被放置在宫殿内一间石屋的金盒子里，只有在这个国家自封的统帅死去或无行为能力之时才能打开金盒子。这部珍奇的法律——傀儡参议院的作品——还无所顾忌地把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且可以无限期连任。如果突然出现选举的必要，那么由立法院的五十名成员和参议院的五十名成员组成选举团，总统候选人包括总统（如果他愿意）和名字在宫殿石屋金盒子里的三个人。不很清楚这些条款由谁拟定，不过至少可以确知，不是出自那个美国顾问之手。

无论如何，古德诺博士的责任非常大；因为根据他的见解，这整套方案的基调 [附注：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博士在德国完成了他的全部宪法研究，专门研究行政法，幸好这套法律没有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构想中。] 定为“权力集中”——一条鹦鹉学舌的短语，比曾经来到中国的其它词条都更能迷惑人，这种模式——除了在战争状态下有必要——在现代政治中不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正是这种论调吸引了袁世凯。虽然作为总统，他是陆军和海军的当然总司令，但他现在把这个办公室变成了皇城内的一个嫡系的、特殊的机构。新独裁政权的魅影不断浮现在他的宫殿上，数十名官员被任命到数十个部门，直接把这个国家的军队控制权集中到这位先生手中。与此同时，为了安抚各省指挥官，在北平设立了“将军府”，把相中者安顿在这里，借此削弱其势力。在这里，他们可以领取丰厚的薪资，闲暇地度过整天，谈论未曾参与过的战役，以及彼此勾心斗角，后两件事情是中国老派人物的长袖善舞之事。具有些军事素养的各省军队逐渐解散，而许多公开威胁仁政的痞子和流氓则保留武器在手上，用来支撑肃杀的警察统治。这个独裁者性格中隐含的虚伪和怯弱其实很明显，他从不敢触碰恶棍将领张勋的军队，此人多年来不断制造麻烦，差点把中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在所谓的二次革命（1913年7-8月）期间，攻占南京后在街头残杀了几个日本平民。张勋不仅没有解散军队，反而不断扩充他的三万名兵员，藉口扬子江流域监察长^{{即:长江巡阅使}}的职位——因其拒绝支持南方反叛者而获封此职位——需要更强的兵力。袁世凯一半是害怕他，同时发现在各个时期都可以将其作为对抗其他各省将领的平衡力量；无论如何，不值得冒任何风险去击倒这种人。因为张勋的人马是被安放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浦口铁路两边，所以随时可以命令他立即进入扬子江流域，让那里始终处于刀光剑影的威胁之下。

现在袁世凯已经编织好又远又宽的网络。他甚至还在美国各地雇用了新闻代理人，为了维持有利于他的美国公众舆论，还希望在必要时能够请求他们给予援助，以对付他终身的敌人——日本。本书作者知道这些宣传的准确细节及花费的金额；作者没有公布这些内容，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至于英国，则没有必要再花钱打理。过往的机缘巧合已经让北平的英国代表成为了老朋友，从这个独裁者在朝鲜的那些日子开始，英国代表就跟他关系密切；因为执著于英国式的热爱超级英雄，这位代表相信这样一个奇才不会犯什么错误。英国在中国的政策某种程度上讲一直是个变数，原因是对于这个遥远国度的关注时断时续，在这段时期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利于国际福祉的状态。

问题在缓慢迂回、摇摆不定地向前发展。由于看起来中国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政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和道义上再作恶，北平的各国公使采取了漠不关心的姿态，任由袁世凯将其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民。一群外国顾问被任命到这里来，只不过是装点政治门面，不做任何事情也不会受到指责，不过他们乐于在各自的公使馆和总统府之间来回跑动，各国列强都自认为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很明显，在袁世凯看来，各国公使馆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作用，跟各省会在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相同：只要让两者停留在慈祥可亲的中立位置，那么主要的问题——巩固独裁权力——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推进。不过财政仍然非常吃紧，又一笔2,500万英镑的贷款被认为不可避免——仅1914年的累计赤字估计达3,800万英镑。虽然这种财力不足的状况很令人心烦，但是中国的资源足以维持账户，过一天算一天。铁路方面取得了些进展，外国公司获得了宽松的特许经营权，这项政策曾经在一段短时间里得到很大的推动，当时孙逸仙先生在上海主管国家铁路局，大力发展更好的交通，1913年他被发现在秘密订购速射枪，于是被解职。还有些问题也很烦人并且没法解决，例如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固执坚定，以及内蒙古没完没了的反叛——那里距离北平如此接近，以至于必须不断召集军队。不过总体讲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列强和中国民众都越来越不关心这种奇特的事态，而是任其发展。

然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日本。日本从未放松对复杂问题的理解，一直保持警觉和敏锐，在其他各方冷漠懈怠的时候，日本在努力争取时间。知道出击的时刻将要临近，早在欧洲战争爆发前，日本就暗地里在中国非常活跃，欧洲战争给了她渴望已久的机会；主要是因为日本，中国的这颗似乎将近成熟的梨，最后干枯在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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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Dictator At Work / 掌权的独裁者

◊ 从1913年11月4日政变到1914年8月1日世界大战爆发 ◊

随着中国的议会被实质性地废除掉，以及动荡的扬子江流域被迫屈服，袁世凯的工作变得简单了许多，他认为公开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让自己成为至高无上者。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为了将共和国彻底盖棺入殓，有必要败坏副总统的名誉，并且将他差不多监禁起来。

这里体现出袁世凯的典型特征，尽管武昌起义的那位英雄忠诚地配合了他——非常艰苦的配合，这位扬子江中游的指挥官在1913年7月的反叛中，为了迫使袁世凯加入反叛阵营，不得不抗拒各种极端的诱惑企图，但袁世凯还是决定劝诱此人来北平软禁起来。

事实证明，黎元洪将军是一位民族英雄，当时驱使那个独裁者采取了行动。在1913年10月由国民议会作为国民大会举行的选举中，尽管有人竭力破坏其影响力，这位副总统仍然凭借个人声誉获得了出任正式总统的大量选票，于是不得不进行三次投票而非一次；大多数人断言，如果没有贿赂或恐吓，他会当选该国的最高职位，取代那个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在这种情况下，彻底消除其影响被袁世凯视为首要的必办之事。为达此目的，袁世凯突然派遣战争部长段祺瑞到武昌——自1911年以来副总统一直居住的地方，含蓄指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对方不从，那么可以采用任何可行的方式。

幸运的是，段祺瑞将军不属于那类环侍袁世凯周围的丑陋群体；他是一名忠诚而高效的官员，但并不赞同政治上的暗杀。因此在简短的谈论之后，他得以说服副总统，袁世凯在迅速布置同谋者和策划人来武昌包围他，跳出圈套的最简单方法是自愿去到京城。在那里他至少可以每天接触到事态的发展，能够自行抗争而不必担心被人从背后中伤；在各国公使的眼皮底下，即使是袁世凯也会多少表现得有些胆怯。事实上，在张振武将军的司法谋杀案引起强烈抗议之后，针对各省要员他已经收敛了此类最邪恶的作派，只有无名小卒在北平被处死。于是黎元洪将军简单收拾行李，只带一名副官，意外地于1913年12月11日来到京城。

这次突然的启程在整个中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湖北（武昌）军队的官兵惊惶不安，报纸开始暗示他们心爱的统帅相当于已被绑架。虽然袁世凯热诚地接待了他，将仙岛皇宫^{即:瀛台}——在1898年的政变后，不幸的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长期监禁在那里——作为他的个人住所，但是没过多久，黎元洪将军就明白，他的存在是那个想称王之人的尴尬源头。好在具有令人惊讶的耐性，他准备坐下来，让这场大戏自行展开，正常上演到结束。黎元洪将军最希望的是被完全和彻底的忘记，当救赎时刻最终到来时再勃发。他的策略不仅在心理上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巧妙。中国最大的诚实盟友一直是时间，在中国历史的每个时期，比赛的内在规范最后都让流氓行为现丑丢脸。

1914年来临，许多障碍已经被清除掉，袁世凯的行为方式变得越来越专横。二月份，年轻的皇太后隆裕——光绪皇帝的遗孀，两年前作为小皇帝宣统的守护人，被哄骗发布退位诏令——不期然地过世了；她的离世让人们百感交集，因为就此切断了与往昔的最后联系。袁世凯的位置因这件幸事而大为增强，暗地里非常高兴；按照他的命令，已故的皇太后按国葬在冬宫大堂^{{即:故宫皇极殿}}停放三天，接受了无数民众的瞻仰，这些人似乎因为这道迄今未见过的仪式程序而莫名地动容。在那个独裁者和他的最大野心之间，现在只剩下一个九岁的男孩。还有最后两个问题仍然需要解决：为纯粹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表，以及寻找财源来治理国家。对于一个可以毫不犹豫地将整个政府建立在马基雅维利^{{即:政治无道德}}教义基础上的人来说，第二个问题远比第一个问题重要得多，合法性只被看作是装点门面的政治外衣，是为了平息外国舆论，防止外国干预，而没有钱，即使是支配权利的表象也无法维持。事实上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寻找财源的问题。

中国没有，至少政府没有。金融混乱仍然高悬头顶，虽然有2,500万英镑的巨额重组贷款^{{即:善后大借款}}，但那笔贷款是精心安排用来擦掉国际债务和平衡外国银行的账簿，而不是用来建立现代政府。在这样的动荡不安的时期，这个国家的所有可用的硬通货，都被中国各地的本土商会悄悄汇到大上海商业中心，以求得安全的托管，在那里接近一亿盎司的现钞如今塞满了外国银行的保险库——不致于被政府征用。省级收入的征收长期混乱无序，虽然手握军事独裁大权，袁世凯也发现不可能让各省正确地汇交税款。挖空心思找寻新的借款；通过几次强制发行内债，获得了一笔现金，但这个国家仅能勉强糊口度日，每个人都不高兴。雪上加霜的是，华中地区可怕的“白狼”匪徒叛乱横行——据说是在一个刀枪不入的传奇人物的带领之下，这就需要重新调动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耗时近半年，力图围捕这个墨西哥维拉式的人物，但徒劳无功。长期的放纵已经让军队变得士气消沉，迟缓懈怠地对付这场游击战，直到有机会击毙了土匪头目，令其众多的追随者自行散去。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害虫肆虐了三个省，并且威胁到亚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中国的古都西安，1900年满族皇室曾经逃向那里。

与此同时，大批地处决人犯在各省反复执行，所有的反抗都被无情地镇压。在北平，臭名昭著的执法处或军事法庭——一种中国式的星室法庭^{{即:英国历史上的专制机器}}——不断在当场处决涉嫌谋反那个独裁者的人。即使是印刷品也被视为煽动叛乱，一名不幸的本地编辑竟然在汉口被鞭打致死，只因报道了河岸边的实情。这些残暴行为让人们更加下定决心，要在可能的第一时刻清偿宿怨。虽然越来越缺乏现成的资金，但是到1914年4月底的时候，袁世凯却完全掌控了情势，推出了他的最大的惊喜——以“宪法条约”^{{即:中华民国约法}}这个悦耳的名称颁布的一部新宪法。

这部精雕细琢的文献是一件统治工具，跟一封私人信件一样没有更多的合法性作支撑，感兴趣者可以在附录中查看全文；这里可以有把握地讲，如此这般的哄骗花招在中国还史无前例。这部宪法由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博士——此人后来作为君主制图谋的代言人收到了不受欢迎的国际坏名声——起草，竖立起讨人喜欢的所谓总统制；也就是说，把所有权力直接交给总统，模仿美国模式只给他一名国务卿，将内阁部长降格为部门主管，让他们按照国务院的指令行事，在实际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类似地，为各省创设了一套新的省级管理体制，都督或革命时期的省长被改成为将军或满族模式下的军官，省级控制完全集中到他们手上，同时将前期建立起来的省议会即刻废除。天坛的祭祀也重建起来，还包括法定的孔子祭祀——两者都是帝国时期的法令，同时命令加入一套全新的仪式，祭奠两个有名的战神^{{即:关羽&岳飞}}，以灌输军事品德！按照计划，在祭天仪式中，总统将穿戴公元前1112年间周朝公爵的长袍，一次新颖有趣的共和实验。看那些天的两道指令的摘录片段，它们充分阐明了这些事件进展的推理论证。第一道指令宣布：

“在共和国，最高的权力属于人民，最重要的原则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根据多数人的意愿来决定。这些意愿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即生存和幸福。我——共和国总统——来自农庄，因为我无法容忍让无辜的人民承受永恒的痛苦……我上任以来，徒劳地尝试缓和各种暴力氛围。如今最大的邪恶是对真相原则的误解。共和者以公众利益为借口，试图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有些人甚至将抛弃列祖列宗作为自由的标志，将违法行为看作追求平等的表现。我一定会尽力改变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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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ream Republic / 梦想共和国-2

国会仍然没有召集起来。虽然《南京临时宪法》规定要在十个月内——即1912年11月1日之前——组建国会，但选举被故意推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集中于消灭所有的竞争对手，所有的事情都从属于这场候选人斗争。一群流氓变得越来越失控，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富人和穷人，用他们的行为玷污共和精神，击碎公众的信心，而这正是适合袁世凯所想要的。戏剧性和不寻常的事件不断激起公众的注意力，在那段脱离正道的日子里，没有什么事情称得上奇特。

问题在缓慢发展，每个人都叫嚷着外国的干预正在变得不可避免。到1913年初，鉴于此事再无法拖延，袁世凯同意各省举行选举。他在选举中惨败，看起来尽管掌握军权，也将在新的国民大会中被对手以选票胜过、以计谋挫败，进而被削弱权威。 为了防止这种情形，一场新的暗杀被决定下来。最有能力的南方领导人宋教仁，正当他在上海准备与几名议员同乘火车去北平的时候，在拥挤的火车站被一个亡命徒冰冷地枪杀，凶手在审判中承认，这片土地上的最高权威已经付给他200英镑作为酬劳，法庭展示的证据包括来自北平的几份电报，这些电报确凿地显明了谁在主使谋杀。

这一邪恶之举引发的风暴让议会看上去似乎再无可能在北平组建起来。不过普遍的感受是，形势如此的令人绝望，必须得采取行动。国民党或革命党现在知道，不仅是他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且国家的未来跟他们自身的生命安全紧密相连；经过快速的商议，他们决定深入虎穴。出乎意料地，议会于4月7日（1913年）在北平开展起来，南方占据绝大多数，满载着激进派的祝福。[附注：中国的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有596名议员，参议院有274名议员。众议员由拥有财产和教育特权的群体选举产生，估计有大约400万选民（总人口的1％），显然是事实上的相对极少数。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通过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在作者看来，中国的议会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但在当前的过渡阶段仍然很能够代表这个国家。] 看起来终于快要找到解决方案，各方翘首以盼。不过还没等到第一道程序完成，两院还没有选出议长，袁世凯就从背后刺穿了民选政府的全套理论和实践，用戏剧性的一击将这些努力彻底归零。

他采用的方法本身很简单，而且彰显出这个人狐疑自私的怪异特性。虽然《南京临时宪法》——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有过法律，那么就是这部“法”——在第十九条中特别规定，影响国家财政的所有举措都必须经由议会同意，但袁世凯借口那个小型的咨询委员会——去年曾经帮助过他，前不久刚解散——曾经批准一项外国贷款协议，强行命令签署2,500万英镑的重组贷款^{{即:善后大借款}}，该笔贷款已经在去年冬季与六个国家的金融代理人秘密商定。 [附注：在威尔逊总统发表广为传诵的声明之后，美国在最后时刻退出了六方联合体（合同签署之前），该声明反对美国参与任何侵犯友邦主权的金融活动，他认为外国政府在协助其国民控制中国的盐务。总统使用的确切语言是，贷款的条件看起来“近乎触及中国本身的行政独立性”，以那种方式发放贷款会让美国的执政信条变得“令人厌恶”。希望威尔逊总统的名言能够在战后被广泛接纳，停止干预中国事务。] 在去年六月的克瑞斯贷款之前各方业已存在的分歧让公众忽略了金融因素的极度重要性。议会为贷款一事激烈争论，大吵大闹，竭力拖延这个问题，因其看到表决此事将是对其自身存在的直接挑战，且不说是否可能会像土耳其和埃及那样出现一个外债委员会；但总统已下定决心要贷款，把自己关在总统府内闭门谢客，完全拒绝会见议会代表。虽然财政部长对于完成此笔交易犹豫不决，在面临风暴升级的情况下甚至逃离京城，但被专列载回来强迫完成此项协议。4月25日凌晨四点，财政部长在一家外国银行大楼签署了最终的文件，乘坐马车从大院里突然疾驰而出以避免可能的炸弹，向他的老板报告说，尽管名义上由外国来控制资金的分配，终于有一笔巨额资金可用来推进他自己的目标。

采用将生米煮成熟饭的手段，袁世凯此刻嘲弄了议会通过的决议，该决议认定此项交易违法，贷款协议无效。在外国势力的代理人的公开支持下，袁世凯立刻收到了大笔的现金预付款，让他能够在许多方面扩充权力，再与他进一步争论已经无济于事。有必要记载的是，议会的几名领导人近乎于跪在北平的某些外国公使面前，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他们本应那样做——推迟48小时签署这份重要协议，以便让协议在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从而挽救至关重要的国家主权，免于被一个人凌驾其上。然而北平的外交是件不通情理、令人厌恶的事情；那些日子里的几名外交部长，虽然被委任为政府——当时除美国外，其它国家尚未正式承认这个共和国，不过很快就会承认——的官员，但却决意倒行逆施，内心里很高兴让形势合规地退回到专制统治。

[附注：议会两院选出议长后，美国正式承认共和国；其它缔约国推迟承认，直到袁世凯十月当选为正式总统。人们普遍认为，外国长时间地拖延承认这个共和国，让所有人都怀疑南京和解的现实可能性，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其内部问题。不管怎样，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包括在欧洲引领民主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各国列强，在北平尽其所能地让袁世凯登基成为独裁者。]

高额放贷者终于获得了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毫不打算放松贷款协议赋予的盐务垄断权。还有个事实不能忽视，名义上借贷的2,500万英镑，足有一半是偿还给外国银行的款项，因而从未离开过欧洲。根据协议附表，贷款分解为：附件A—义和团赔款未付额及几笔银行预付款，耗用4,317,778英镑；附件B—即所谓的各省贷款，又耗用287万英镑；附件C—即将到期的债务，总额3,592,263英镑；附件D—遣散军队，计300万英镑；附件E—支付当前行政费用，总计550万英镑；附件F—重组盐务管理，耗用最后200万英镑。此笔贷款仅银行利润就达到1+1/4百万英镑；而袁世凯本人则只能听命于那个每周分配大约1,000万英镑的银行系统，依附于那个系统就足以让他将其个人意志强加于同胞。本已绝望的中部和南部各省被事态的新走向所激怒，经过几个月的徒劳争论之后，开始公开备战。7月10日在江西省的扬子江畔，北方驻军被李烈钧将军麾下的地方部队从湖口要塞开火攻击，所谓的二次革命就此拉开帷幕。

这次革命活动历时短暂、乏善可陈。南方军队弹药匮乏，基本上身无分文，对手是训练有素的、十八个月前就战无不胜的北方兵团，南方虽浴血奋战，但因为战场上各路起义军之间缺乏合作，所以从未真正威胁到中央政府。李烈钧将军指挥的江西部队最多时有两万人，的确奋战坚守了一段时间，但是无法赢得胜利，逐渐被逼退到江西的大山中，官兵很快溃散。著名的革命者黄兴在早期是一名能干的宣传者和掷弹手，但在激烈的战争中帮不上忙，尽管他掌握着起义反抗那个人^{{即:袁世凯}}的南京驻军，还尝试沿浦口铁路向天津进发，但几乎立刻就发现缺乏秩序而力不从心，后来逃往日本。南京的军队虽然被统帅抛弃，却顽强地抵抗着敌军对南方首都的进攻，南京最后被原来的反革命派将领张勋和从北平带队前来的冯国璋联手攻占。上海军火库在大贷款交易^{{即:善后大借款}}之后的几个月里，由一小队北方驻军静悄悄地把守，南方军队虽然猛烈进攻该军火库，但同样因缺乏火炮和正确的指挥而最终溃败。海军本来完全支持南方，被视为可截断整个扬子江流域的宝贵军备，但最后一刻被买通保持中立，挪用来买通海军的钱据说是出自外国银行贷款的行政费用栏目！动荡不安的广州市虽然早先也反对北平当局，但后来得到袁世凯的滋养。一名叫龙济光的戍边将领，带着两万人的半荒蛮状态的广西军团，运动到广州城附近，立刻袭击并震慑住了那里的守备部队。龙济光因此项功劳被任命为该省的军事总督，这个臭名昭著的野蛮之徒，冷血残暴地统治南方三年，直到最后被1916年的大起义驱离。南方派在此地和其它诸多地方被完全挫败，实力大减，因为有钱的阶层始终不支持他们，没有钱在中国寸步难行。1913年的这次反抗仅持续了两个月，随着所有统帅的逃离而黯然惨败，逃走的统帅遭到悬赏通缉。局势为袁世凯实施其最后一招——发动政变对抗议会——铺平了道路，虽然议会政变与这次革命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无疑与战场上的反叛将领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此外议会还设立了一个特别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天坛举行了几次违规的闭门会议。在起草这份《永久宪法》期间，袁世凯的几名代表被绝对禁止参与，他们本是被派来力劝修改分权条款，而分权是南京宪法的一大特点。泄露出来的细节显示，对财权的绝对控制不仅成为《永久宪法》的主要原则，而且还加入了令人吃惊的新条款，以确保不可能出现事实上的独裁统治。还有简短的提案建议，在议会的休会期间应该在北平保留一个特设的议院委员会，负责监督和控制行政首脑，防止篡夺权力。

这对袁世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觉得自己不仅是被普遍怀疑的对象，并且还被蔑视。他决定彻底终结这一切；不过现在还只是临时总统，有必要应对得巧妙。他再一次采用自己的特有方式；通过金钱笼络，议会被诱导先表决通过宪法主体章节中关于总统选举和任期的条款。笼络诱导完成之后，两院议员组成为一个选举团，因循法国议会的模式，部分议员已被贿赂，另一部分被军队恐吓，在威逼利诱下选举他成为正式总统。

10月10日，众多官员和外国公使云集宏伟的冬宫王室^{{即:故宫太和殿}}，袁世凯宣誓就任总统，任期五年。现在他获得了安全的宪法地位，没有其它事情阻碍他了，只剩下出击。11月4日，他发布了一道专横的、内阁会签的指令，命令取消所有国民党或激进派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席位，理由是与七月的那场反叛有共谋和串通，对如何通过新的选举来填补空缺则含糊其辞。[附注：根据政变后公布的官方名单，11月4日这道指令的结果是，98名参议员和252名众议员的议会资格证被警察没收，并被命令离开京城。此外有34名参议员和54名众议员在资格证可能被收缴之前逃离了北平。因此总共有132名参议员和306名众议员受此禁令影响。由于两院的法定人数都是成员总数的一半，所以不可能再举行任何会议。] 大都会警察严格执行此项命令，虽然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但很明显，如果被指控者留在北平，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由于达不到法定人数，议会无法召开会议，因此袁世凯得以其最合意的方式进行重组；于是与墨西哥实况相同的一派新奇场景，在各国列强的借力和赞同下在远东建立起来。重要事件还有，在11月4日的议会政变之后，与俄国签署了承认外蒙古自治的协议，中国只保留在库伦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 [附注：此协议的完整副本可见本书附录。]

尽管袁世凯掌握了无可争议的权力，但形势并没有改观。到处是警察管制，掺杂着精心策划的、层出不穷的暗杀，简直不是驱逐满族人后准备迎接的政府；这个国家暗地里纷乱不断、咒骂不绝。人们的幻想破灭了。徒劳地尝试过反抗；大众逐渐知晓了各国列强给予这个政权的扶助，但无能为力，惟有等待，内心里都知道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地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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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ream Republic / 梦想共和国

◊ 从1912年1月1日到国会解散 ◊

1912年1月1日，少数几个省的代表在南京宣布成立共和国，孙逸仙先生被推选为临时总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在担任行政长官二十个月之后，几周前当选为正式总统——发起政变，公然解散国会，让自己成为中国事实上的独裁者；要简洁明了地讲述这期间的系列事件，是个非常困难的题目。

走进中国历史上的这段重要时期，给人的印象是恍如梦境，转瞬即逝的情感冲动取代了本应更坚实的举措。阴谋和反阴谋如此迅速地交互上演，如果要准确地记录全部事件，会像一部编年史那样令人厌烦；贯串其间的令人惊叹的金融网络纠葛是如此复杂，同时又与政治斗争如此对立交错，让这两个故事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尽管它们紧密相联，像两个刺客共同投入到一段恐怖的冒险旅程。估计多达四亿的这一大堆人口没有了合格的领导人，被告知现行的政府制度——由《南京临时宪法》规定并得到皇室退位法令的认可——会让每个人都和睦相处；他们茫然地来回摇摆，徒劳地寻求原有的、已砰然失落的平衡。争辩好斗之风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所有的权威都被公然嘲弄，各种各样的犯罪成为寻常之事，最受尊敬的人被迫退出公共事务，只留下一撮亡命之徒在把持权力。

长期以来，为支付外国贷款和赔偿，中国的财政拮据，几乎身无分文。中国无法在外国市场上筹措大额借款，因为得不到外国政府的公开支持——这类支持设定有限制条件，于是不得不借助小额信贷作为权宜之计，几乎每个省级政府都将可能找到的所有流动资产作了抵押，为了付饷给遍布乡村的、过多又无纪律的军人。发行的无担保纸币很快就达到了天文数字，市场上充斥着超过承受限度的无价值的货币。无力改善格局的各省领导人叫嚷声称，应该由中央政府代表伟大的国民去找寻解决方案；只要仍然呆在官位上，他们只管各行其道，以高贵的姿态蔑视周遭的混乱。

这个中央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为了能够理解这种无法类比的情形，我们得简单陈述其状态类型。

革命爆发以来，袁世凯如此精明地参与其中操作策划，让他得到了几近至高无上的名义上的官职。他不仅从退位的王朝那里获得一份帝国委任状，籍以顺应民意组建一个得人心的政府，而且还从来到北平的南京革命机构的几位代表那里得到出任总统的正式提议。

当然，在南北双方停战和皇室宣布退位之前，这些安排已经秘密同意，是处心积虑的全盘交易的组成部分，亚洲的官场上盛行秘密交易，即使处理的问题仅止于平民。通过所谓的“优惠待遇条款”，这场交易得以达成，条款内容由袁世凯与南方的反叛者协商之后亲自起草。这些让步协议明文规定，满族皇室将永久性地每年领取400万墨西哥比索的王室专款，保留所有名号，作为放弃政治权力的补偿；这颗苦涩的药丸经过精心修饰，以隐藏其真正的含义，修饰和隐藏就已经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然而，尽管达成了这项协议，北方和南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袁世凯不会忘记1月17日在北平街头企图暗杀他的行为，当时他正忙于协商这些退位条款，显然暗杀企图是受到南京的指使；同时方言媒体每天都在提醒南方的领导者，那个决定胜负的人过去一直扮演着叛徒的角色，在看得见的将来肯定还会这样做。

几位代表二月份来到北平，到目前为止，仍在争议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就职宣誓，袁世凯需要宣誓保证忠诚于共和国。几位代表特别受命于那些独立的省份，要求袁世凯跟他们一起去南京宣誓就职，这相当于让国民看到，袁世凯向他们表示投降，虽然他们未能在战场上击败他。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对于新政府的权力由何处赋予，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而危险的意见分歧。华南和华中声明——这是正确的声明——南京宪法是共和国得以建立的正式文件；袁世凯宣称是退位法令而不是南京文件建立了共和国，因此他有权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组建新政府。

激烈进行中的争论在2月29日（1912年）夜晚突然被终止，当晚第三兵团^{{即:北洋六镇中的第三镇}}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叛乱，一支被选中的北方军队在无人试图干预的情况下，抢掠烧毁了京城的部分地区，没有任何预警，持续48小时，今天看来，无疑这是袁世凯本人故意策划安排的恐吓手段。虽然这些骚乱的影响范围不大而没有引发外国的介入，但结果是几位南京代表被完全吓倒，不再强迫这位北平独裁者前往南方京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作为时代骄子如愿在北平宣誓就职，冀望在后续的年月中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附注：这份就职誓言的瑕疵一目了然：“共和国建立之初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我——袁世凯——真诚地希望竭尽全力推动民主精神，消除专制政权的黑暗污点，严格遵守宪法，遵从人民的意愿，以让国家安全、团结、坚强、稳固，并实现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所有这些愿望我都必定努力实践。一俟国民大会选举出新总统，我将立即让出当前的职位。在此我竭诚在中国人民面前宣誓。”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 （签名）袁世凯]

在这样令人惊奇的基础上——通过有组织的叛乱，中央政府被重组改造；接下来的每一项法案都残留着其已变异的渊源。袁世凯欣然接受南方同盟（现已正式解散）提名的人士出任非重要部门的部长，同时谨慎地保留自己人掌管军队和警察，以及最重要的财政部门。政府框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注意力几乎立刻就集中到寻找资金的问题上，这是个奇妙精彩的话题，如果详细讲述会让最兴趣盎然的读者都觉得厌烦，但必须提及，因其是全局问题的组成部分。

某些基本特征可以非常迅速地讲解。关于那几份削弱了中国社会基础的赔款条约，我们已经明确了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那份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的灾难性质催生了新的想法，以让这个国家能够支付赔款。正是因为这份黄金债务的问题已经变得如此严重，让国库日渐枯竭，所以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已经与四个国家的几家银行签署了1,000万英镑的硬通货贷款^{{即:必须用硬通货(当时为英镑)偿还的贷款}}，用来安排一项有组织的努力，以重建内部信贷。但这笔贷款从未实际到来，贷款条约中的六个月安全期因为革命爆发而被推迟。因此有必要重新开始协商；借助革命成功带来的广告效应，赢取中国这张巨额彩票引起了欧洲金融界的普遍关注，于是派生出许多替代性的贷款方案可供北平选用。

随后开始了非比寻常的讨价还价。察觉到国际债务委员会是官方财政的纾困之门，袁世凯和当时组成政府的各派人士，虽然对几乎所有其它问题都持不同意见，但同意财政危险必须作为共同的敌人。虽然四国银行集团^{{即:英法德美}}声称他们有第一优先权对中国提供全部贷款，但在皇室退位的那段危急时间，一家法裔比利时财团已经借贷了近200万英镑。四国银行集团对可能失去利润大为恼火，于是阻拦了所有的竞争方案，封闭了可能的其它路径，使混乱局面更加不堪。俄国和日本在那之前还不是这个官方财团的成员，看到参与其中已经成为政治上的必须，现在要求一席之地，四国银行集团勉强同意他们加入；正是这样才诞生了大名鼎鼎的六国银行集团。

围绕这个银行集团及拟议的6,000万英镑用来重组中国财政的贷款，最主要的争斗激烈展开。由于六国官方财团在欧洲证券交易所联合起来足够强大，比利时财团因而受到金融抵制被排除在外，现在得看中国是否能找到某种组合或某个人足够胆大到无视各国政府。

中国的寻找没有白费。9月份（1912年），一位伦敦股票经纪人柏齐∙克瑞斯先生决定冒险发起一场闪亮的挑战，自己去协商1,000万英镑的贷款；第二天早晨醒来后，世人得知有个人成功地反击了六个国家的政府。这一大胆尝试在金融界引发的风暴在许多人心中记忆犹新。国际金融界动用了所有可能的工具，以确保这种大额贷款的财务独立性须经过适当的核查；结果是，虽然经过激烈的争斗后保证了500万英镑的贷款，但很快就发现，这个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庞大需求不可能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式来满足。不过已经实现了重要的两点：第一，中国渡过了1912年的财政难关，得益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独立成员；第二，利用这场挑战作为杠杆，北平政府获得了比官方财团借贷更好的条款。

与此同时，内部的总体形势仍然很糟糕。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部分省份的纸币以惊人的速度逐月贬值；同时各派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不但未消减，反而在加剧。各省都督或军事总督以各自的标准行事，嘲弄北平的权威，努力扩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强化他们原有的地位。在京城，原来的满族皇室稳固地生活在恢弘的冬宫，至今（1917年）没有被驱逐，并且每天出版帝国公报，授予侍臣和族人各种荣誉和勋章，保留着所有的旧式礼仪。在西北各省以及满洲和蒙古，所谓的宗社党或帝王宗族社团总是在策划谋反，急于复活已坍塌的王朝；虽然这些阴谋从未升级成为国家的真正威胁，但是他们得到日本情报部门的暗中支持，是挥之不去的焦虑源头。外蒙古问题也在烦扰着中央政府。库伦^{{即:乌兰巴托}}——外蒙古的主要城市——的呼图克图或活佛利用革命抛弃了他对北平的拥戴；这片辽阔的区域已经陷入完全的混乱，当俄国于10月21日（1912年）承认其独立时，混乱状态进一步加剧。已知的类似行为是，英国曾经坚持西藏自治，此作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

1912年8月15日，糟糕的局势集中体现在北平发生的一桩异常事件，张振武将军——武昌起义的“英雄”之一——被诱骗到京城，在一场为他举行的宴会之后突然被捕，未经审判在午夜被枪杀。

在司法谋杀案不足为奇的那个时候，这起事件本身微不足道，如果国民的情绪没有被混乱的局面激发起来，此类事件也不过是短暂的话题。但这次却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袁世凯作为临时总统的全面失政。“我的罪名是什么？” 这个不满的革命者虽然被枪击然后被刺死，但他在尖声质问。这个问题最容易回答。他的罪名是不够强大或重要，不足以与更嗜血的那些人竞争，因而他的失踪屈服于那条环宇通行的自然法则^{{即:弱肉强食}}。袁世凯决定要不择手段地维护他的控制；而这个男人蔑视他，因此这个人必须死。

这次作恶引起的骚动不容易平息；坐镇北平筹组首届国会的咨询委员会严厉地谴责临时总统，为了让这些指责看起来于他不公，袁世凯邀请孙逸仙先生来到京城，以空前无双的荣誉款待他，请他出面调解各敌对派系。不管怎样，所有这些戏法都着眼一个目标：向国人证明除了他这个北平大师之外，没有人能够管理好国家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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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Enigma Of Yuan Shih-Kai / 袁世凯之谜-2

袁世凯因其在反击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被任命为山东省长。1899年12月，他和旗下的所有部队一起搬到了那里。全副武装到位，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幕——1900年夏天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早就在山东的各个乡村用他们的咒语和所谓的魔法开展活动。有证据表明，在众人知晓之前，他们的传播宣讲已经持续了数月，即使不是数年。袁世凯获得了宝贵的机会来近距离观察他们，很快就决定下来某些事情。当骚乱爆发时，他假装只看到些疯狂的信徒，那些人认识到国家的险境，打出了“清除满族人和外国人”^{{即: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袁世凯的部队猛烈地向他们发起攻击，将这一大群野蛮的乌合之众赶进直隶大省。在那里，在满族人的诱惑下，他们突然改变了旗帜上的铭文；将外国人及其所有物作为唯一的敌人，并立即受到官方的保护。他们到处去屠杀看到的每一张白脸孔；破坏铁路，烧毁教堂和圣所，造成了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只可能有一种方式来终结——欧洲的介入。这个坐在中国历史刃尖上的男人——彼时由于力量不足尚未能融入时代的主流，再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得益于那段朝鲜经历，他已经准确地看到了结局必然会是什么样子。

国际联军集结起来包围封锁了公使馆，北平的瓦解崩塌让袁世凯警觉又同情，准备好直言进谏，准备好承担新的责任，准备透彻讲解每件事情。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标志性事件，他获任直隶总督，接替有名的李鸿章，后者已经是再度被任命担此旧职，但发觉再无力胜任此职务。对于刚40出头的男人来说，这是非凡的成功。当逃亡的皇室最后于1902年从西安返回时，作为一个特别该奖赏的人，他获得了多项荣誉，因为他支撑了门面，维持了落难君王的权威。似乎是作为回报，他向朝廷呈交了大量的建议书，请求组建一支完备的现代军队：为了重整王朝的雄风，尽可能人数众多，但最重要的是有战斗力。

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902年到1907年，作为陆军重组委员会的部长——他在任职直隶总督期间同时兼任的一个特设职务，袁世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专心于培养一组强悍的战斗力量。在那五年中，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中国北方仍然组建并装备了6支优秀的野战部队——7万5千名官兵，所有人都听命于袁世凯一个人。他在推动下辖各省的军事重组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嫉妒其权力日渐增长的竞争对手提醒朝廷须警惕，于是朝廷突然将他提拔到一个无实权的职位。有一天他被召到北平，出任大议员^{{即:军机大臣}}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即:外务部尚书}}，被命将所有的军队事务移交给有名的竞争对手——满族人铁良。是时候得把他钳制住了。他作为走卒的最后阶段已经来临。

在那段历时差不多十二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很少有外国的外交官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讨论问题；想象一下，作为外务部尚书的那个看上去结实又刚毅的男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苦心去跟各国领事争论，如同他在重组一支国家军队时表现的那样；与此同时，几乎每天他都在忙于激烈而秘密的权力斗争，以维系他的并不太高的职位。猖獗蔓延于北平的嫉妒，像尤巴斯毒树一样，始终在破坏他的方案，阻挠他的计划。他被困在北平，束手束脚，经常被训斥；即使是他的那位强势有力的女主人，理应感恩于他的老皇太后，也不断预感到终极的结局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将跟她一起消亡。

1908年秋天，她病倒了。最强烈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有报告说光绪皇帝也病得很严重，这是一个不祥的巧合。突然间，两个重要人物都驾崩西去，皇太后略先于皇帝。几乎可以肯定，皇帝被人下了毒。传说他离世的时候，不仅给了他的同伴——此人将要接替他行使名义上的王权——一道最后的秘密法令去将袁世凯斩首，而且用他的摇摇欲坠的手在空中画出一个接一个的圆圈，直到他的追随者理解其含义。在本地话中，那位大总督的名字和表示圆圈的那个字有相同的发音；这个手势传达出这位濒临死亡的君主的最后愿望：向十年前害他丧失王权的那个人报仇。

发生这些与过去决裂的重大事件之后，出现了不祥的平静。关于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好的王位继承问题，宫廷被两个派别猛烈地撕裂。小皇帝宣统即位，不可避免的将是又一段长期的摄政统治，这一事实立刻引起了外国观察者的担心，同时人们确信袁世凯最后的日子已经到来。

变故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临到袁世凯身上。在老皇太后驾崩和他自己失宠之间的那段间隔时间里，他实际上被提拔到了王朝的最高官位，被任命为“王位继承人的高级卫士”^{{即:太子太保}}，并负责安排帝王的葬礼，一个有油水可捞的职位。很显然在那段时间内，新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兄弟，就秘密斩首令该如何处理的方式征询了所有最信赖的朝廷重臣。所有人都劝告他要审时度势，不要冒险采取行动，可能招致国民和列强的责难。于是又准备了另一道法令，将袁世凯革职，令其返回原居地。

在北平的每个人都记得那一天，当时盛传的谣言是这个男人的最后时刻来了。各个派系都被告知须小心提防，袁世凯在大议会^{{即:军机处}}看完革职诏令后，立即离开了王宫，直接乘车到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去天津，穿戴跟普通平民一样。在一家欧洲人的酒店里已经为他预留了房间，英国领事前来提供保护，另一列火车载着他的长子到来，带来直接从大议会理事会传达的讯息，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他得以返回到在河南省的老家，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两年里，专注于用公职所得的酬劳修建自家的大庄园。他生活得像一个家族元老，被众多妻妾和子女簇拥着，经常宣称自己完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只希望留年平静。不过有理由相信，他的追随者不断向他报告各种事件的实时进展，嘱咐他等待时机。可以肯定的是，扬子江上的第一声枪响就让他警觉起来，暗地里向其追随者发布命令。他得被召回朝政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传来反叛消息的100个小时内，朝廷就紧急而无奈地传召他。

1911年10月14日，他被帝国诏令任命为湖北和湖南总督，被命立即赶赴前线镇压起义，11月1日，他被授予大议会主席^{{即: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代替清王子行使几乎最高的权力，这期间涉及的问题需要写满一整卷来充分讨论其中的迷雾。不过此处以说明为目的，这些事件可以非常简略地带过。就其个人而言，袁世凯很高兴看到机会终于到来，果断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过他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采取拖延策略，直到两方面——革命党人和满族人——都无力僵持，让形势逼迫双方都承认他——这个实干者和外交家——是唯一的调解人和国家救星。

关于革命的详细过程，以及袁世凯采用的让形势而不是人来起决定作用的特定方式，已经多有讲述，不必要长时间阻留我们。人们普遍认可，虽然新生的革命党人展现出了勇气，但他们的力量与袁世凯手中一直持有的王牌——他作为天津总督期间亲自组建起来的6支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即:北洋六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1年11月，一支野战部队攻占捣毁了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的主要根据地，当这支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发动致命攻击、将最后剩余的革命军队扫荡干净的时候，他压制住部队不准继续进攻。因此可以断言，袁世凯能够在1911年底之前完全粉碎革命，如果他想那样做；但他非常敏锐地看到，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战争，还有道德风气。中国这个国家还在遭受严重的痛苦。他们的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因为无力抵抗外国的侵略，本国人无力应对大量累积的错误，这些错误缘于被强加的、压榨国民的封建主义——满族制度。袁世凯明白，从理论上讲，义和团在初期正确地选择了书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口号——“清除满族人和所有外国的东西”。两者从根本上把原有的文明摧毁了；但他们提出的纲领耽于幻想，不切实际。一项元素可以被清除，另一项元素必须被留存。如果义和团够明智，他们应该修改其纲领，保护外国人，同时进攻那个令他们如此孱弱卑贱的王朝。我们已经讲过了，宫廷派引诱他们的首领采取了完全反智的行动。

袁世凯不是义和团，也不相信愚蠢可笑的理想主义。他已经意识到，在二十世纪成功治理中国的关键是接受外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因为外国人手握着无限量的货币资金，并且懂得科学技术。他明白，只要自己没有偏执于无耻的暗杀，没有公然藐视外国人的意见，就可能凭借1900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而获得支持。从这些前提延伸开来，直觉还告诉他必须得始终地、刻意地保持合法的外表，让国民的期望得到名义上的满足。出于这些原因，他让自己表现得看上去似乎只是命运的工具，行事安排都是迫不得已。出于这种原因，他虽然击垮了扬子江中游的革命党人，为了平衡态势，在扬子江下游，他暗中下令帝国军队撤离南京，以便保留看得见的势力，用来迫使满族人推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他明白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原则上被皇族接受了，君王同意了所谓的“十九项基本条款”^{{即:十九信条}}，所有的北方将领都认同并确实坚守了这一系列应该成为执政基石的条令，直到1911年与南方的反叛者交战。有理由相信，如果袁世凯成为实际的摄政王，他会支持终结满族君主制。但是革命党人以令人惊讶的迅捷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共和国，外国舆论纷纷支持赞扬这份果敢，这让袁世凯措手不及。在1911年12月中旬他已经同意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平谈判，各项谈判开始后，他的手法摇摆不定，不断延长停战协议的期限，因为他看到外国势力——特别是英国——厌恶内战持续。他曾委派先前的副手唐绍仪作为全权代表去到上海，但很快就发现情势与自己原先设想的不同。华南和华中强烈坚持，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永久地、彻底地废除满族王朝，对此袁世凯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最后一条秘密承诺是让他担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他是真正的忠于王朝，那么就有责任重新开战，或者辞去总理职务而后退隐。他没有走那两条路；而是以十分典型的方式寻求中庸之道，含糊地倡议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解决问题。听过似是而非的不实陈述后，光绪皇帝的遗孀——皇太后隆裕，她接替摄政王醇^{{即:醇亲王载沣}}照管小皇帝宣统的社稷江山——被诱导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的分崩离析，皇室退位是王朝唯一可走的路径。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体北方将领电传给北平的建议退位的陈情书，是缘于袁世凯的指使。不管怎样，肯定是袁世凯起草了优待满族皇室的所谓“优惠待遇条款”^{{即:皇室优待条件}}，并将这些条款电传到南方，然后再传回给他，作为革命党准备给予皇室的最高限度的待遇；奇特的巧合是，试图在宫殿外暗杀他的那天，他才向皇太后跪地呈交了这些条款的大纲，获得了有保留的认可。这个奄奄一息的朝廷四次准备授予袁世凯侯爵名号——可以给予汉人的最高级别的贵族称号，最晚一次本来预定于1月26日，这一可悲的尝试努力算是王朝的最后绝望之举。在很短的几天内，皇室不情愿地颁布了三道非常奇特的法令，宣布自行退位，这些法令在本书的附录中，值得仔细研读。这些法令明确地显示出，帝王家族认为自己只是放弃了政治权力，同时仍然拥有以往的全部司仪上的权利和头衔。很显然，共和国或人民政府的概念，虽然已经用本土的象形文字写在了法令中，其实对于北平而言还艰深得难以理解。

袁世凯现在获得了所希望的一切。 他将组建共和国及重新联合各军阀派系的帝国委员会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准备好试着创建一套他对其一无所知的政体。值得注意的有趣之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旧认为手中的权力完全来自于那几道最后的法令，而绝不是来自于与南京共和国的协议，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宪法》。不过袁世凯很谨慎，没有断然宣布他的计划，直到数月经年以后独裁统治看起来似乎不会引起争议。几乎是从满族退位的那天开始，他一直在算计是否要冒险孤注一掷，登基称王；正是这一悬念让接下来令人震惊的故事如此的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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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Enigma Of Yuan Shih-Kai / 袁世凯之谜

◊ 关于这个人的历史：从1882年他在朝鲜开启职业生涯到1912年2月12日革命结束 ◊

袁世凯的职业生涯分为轮廓分明的两部分，几乎就像是专门为传记作者作好的安排，包括在朝鲜的试用期，以及在中国北方作决策者。第一部分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早期影响对其个人性格的塑造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很有趣，因为它可以让人瞥见几分实情，这些事件影响了这位领导者贯穿人生的想象能力，并且最终让他陷入无可挽回的毁灭。第二段时期充满了情节；每一章都可以看到不祥的质问，这些问题最终在他悲惨的政治和肉体崩溃中得到了解答。

袁世凯的出身门第并不算卑贱，这点并不重要。他来自一个河南人家庭，家族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仅此而已，没有显赫到惊世骇人。当高官文人的儿子已经因为过重的学业而变得苍白无力的时候，这个男孩子可能在野外乱窜。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家伙体格健壮、胃口惊人、狂放不羁。本土的传记作者记载，他年轻时未能通过秀才考试——最低级别的文职人员课程，因为他花了太多时间去骑马、打拳、和击剑。早期是一位作官的叔叔在照管他；当这位亲戚去世时，这个年轻人表现出了孝心，护送灵柩回到家族墓地，很多时候都很悲伤。通过跟官场的联系，家人随后在满族的公共部门替他谋到一份可以叫做军事监督官的职位，正是通过这个文职部门，他后来得以上台掌权。准确地讲，袁世凯从来不是一名军官；他是一名军队文员，后来他的最高官衔是军事法官^{{即:军机大臣}}，或者讲得好听点，司法委员。

袁世凯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1882年，外国势力强迫当时的幽闭王国朝鲜签署贸易协定打开国门，于是中国开始向首尔派兵。袁世凯和其他两名军官统领总共大约3,000名士兵从山东来到首尔，在山东他是某位吴长庆将军的随员，现在以维持秩序为名在朝鲜首都安营扎寨，不过实际上是执行宗主国的声索权。自明朝以来，北平政府从未放弃朝鲜是其附属国的立场，在十六世纪将朝鲜从秀吉和他的日本侵略军队手中解救出来。袁世凯是由这位吴长庆将军作为一名有能力和干劲的年轻人亲自推荐给有名的李鸿章，李鸿章是天津总督和北洋高级专员，负责处理朝鲜事务。中国未来的独裁者当时只有25岁。

他与政治现实的首次接触就给了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观察政治问题。中国军队来到首尔标志着与日本的尖锐对抗的开始，对抗最后在1894–95年升级为短暂而悲惨的战争。中国为了保持其在朝鲜的影响力，反制日本在当地逐渐增强的影响，夜以继日地在首尔的王宫中密谋策划，与保守的宫廷派别结盟，宫廷派由臭名昭著的朝鲜女王掌控，朝鲜女王后来被暗杀。中国人参与协助和怂恿反对日本的团体，不断煽动他们去袭击日本人，将日本人赶出国。

结果是持续的愤怒。日本的公使馆遭到了朝鲜暴徒的袭击和破坏，不是一次而是十年间好几次，成为亚洲历史上最令人惊讶的章节之一。袁世凯当时只是一名低级官员，听命于中国朝廷，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不过这可能会是他的第一个舞台，让这个男人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带领2,000名中国士兵，与3,000名朝鲜士兵一起袭击了昌德宫，在那里住着日本公使及其工作人员，由两支日本的步兵连队保护，因为首都事态的威胁而逃离开。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一群士兵的闹事之举，偶然跌入一场政治纷争，得到他们的军官协助，原因在今天看来荒谬无聊；然而结局却意想不到。日本人尽可能长时间地守住王宫大门，然后不顾一切地引爆了一颗地雷，炸死了一些朝鲜军人和中国军人，让袭击陷入混乱。然后他们杀出重围离开城市，终于逃到最近的海港济物浦^{即:仁川}。

对于这段非同寻常的插曲的解释从未被公开。看得见的结果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极度紧张，外界预测将导致战争，那个政治天才——已故的伊藤王子——设法平息了事件，安排了可行的暂时妥协。袁世凯亲自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告，再于1885年10月作为帝国驻地公使得意洋洋地回到首尔。他那时候28岁；无论凭借的是什么方式，他已经非常出色地站到了前台。

接下来的九年历史装载了大量的小事故，但没有任何的历史重要性。作为李鸿章的忠实副手，袁世凯的特定任务只是对抗日本人的影响力，阻止威胁推进。当然，他失败了，因为他置身其中的是一场正在输掉的比赛；不过他在渴望成功之处无疑取得了成功。通过表现忠诚的效劳，他赢得了期许的声誉；虽然并无大的建树，但终归保住了自己的职位，直到1894年战争爆发的当口。是否真的是他促成了那场战争，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得知日本军舰击沉了英国汽轮高升号——当时为支援他这艘船载着中国的增援部队从大沽口锚地驶向牙山湾，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于是悄然离开朝鲜首都，从陆路回到了中国北方。那段迅速而无声的回家旅程结束了他的见习阶段。

他花了一段时间来抵御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彻底溃败所引起的风暴，尤其是为了获得宽恕：未接到指令就撤离首尔。严格地讲，他的违法行为可以判处死刑，旧的中国法典在这些方面堪称最严厉。但是到1896年，他重新获得了青睐，在恩主李鸿章的庇护下，他最后被指派去管理靠近天津的小站营地，在那里他得到提拔，被授命改造一支旧式军队，要将其打造得像日本军队一样有战斗力。他后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因为严厉、愿意承担责任、已有的裙带关系、以及少有的将灾难转化为优势的能力——直到最后一刻都让他受益匪浅的全部品质。

在小站营地，他开启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篇章；有迹象表明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天津一直是通往北平的门户：从那里可以更容易晋升进入高位。袁世凯稳步前进，把握住这第一个转折点，在国人同胞中为他自己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他指挥的部队，因为这与当前的政治态势有关联。大部分士兵都是所谓的淮军，从字面上讲就是来自江淮地区，就在李鸿章的故乡安徽省以南。这些江苏人与山东新兵混编在一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饰演出胜利角色，帮助满族人获得了有利的历史地位；在那起大事件中，戈登将军和李鸿章密切联合作战。这支淮军连同著名侯爵曾国藩带领的湖南省军队，都是“忠诚的部队”，如同印度兵变期间的锡克教徒；他们被认为会忠诚鏖战到最后一个人。这些人的确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忠诚。

在二十年前的那段军队生活中，袁世凯和他的追随者关心的只是些更简单的问题。那时候就是军事训练问题，只有训练问题，别无其它。在那个靠近天津的军营中，中华民国的未来总统如此成功地整顿了他的部队，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小站兵团就变成为军队中的一支精英。纪律是相当的严厉，据说只有两种方式用来通告下属，要么晋升要么斩首。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中，袁世凯开始有希望和能力去处理更大的问题。

他的奋发激情很快引起了满族皇室的注意。那时候北平的境况很不寻常。著名的皇太后慈禧在日本战争之后显著地放松了对光绪皇帝的控制，光绪虽然仍然得服从她，但名义上统治着帝国。光绪是一个初衷良好但懦弱无力之人，周围环绕着很多博学多才之士，带头的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康有为每天与光绪一起研究探讨，向他灌输各种新的学说，教他相信，只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他才可能将国家从列强羞辱中拯救出来，并让自己名垂青史。

接下来是必然发生的事情。1898年，这个东方大国被所谓的维新变法激励起来，皇帝许诺要让中国现代化，劝告国人遵从他的命令。这些动作在朝庭内引起极大的恐慌；整个大都会官场都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威胁，纷纷到皇太后的宫殿去秘密递交奏折，恳求她重新掌权。恭维奉承之下，她暗地里同意了。

在那之后事情发展得很快。皇太后利索地开始布置。军队被调动，各处人员被换岗，预示着某种行动；这下子皇帝完全惊慌失措了，在追随者的请求下，差遣了两名维新派成员去到袁世凯那里，据说是拿着皇帝的手谕，命令他立即带领所有部队向北平进发；包围皇宫，保护皇帝免遭危险，永远地废除皇太后的权力。接着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袁世凯详尽地审查了信息和送信人，再用其它方式证实了求助信的真实性，然后向当时的直隶总督——皇朝族人荣禄——报告了此事件，荣禄与皇太后关系亲密，可追溯至皇太后年轻之时起。荣禄立刻行动起来；斩首了两名送信人，亲自向皇太后报告了整件事，后者已经得到详尽的警告讯息。结局就是1898年9月的所谓戊戌政变，当时未逃离的所有革新者都被立刻处决，光绪皇帝本人则被严密关押在紫禁城内被称为三湖的仙岛皇宫^{即:瀛台}（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被带到西安），唯一陪伴他的是两名最钟爱的妃子——有名的“珍珠”^{即:珍妃}和“光彩”^{即:瑾妃}。

这里不讨论关于袁世凯在1898年的行为的观点争议，这个问题各党派人士已经热烈争论很多年。对于旁观者而言，结论必然是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意见看法；当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裁决的事件之一，只能由中国的法庭来审核所有的证据。见证光绪被囚禁的那些日子很精彩，因其洞开了历史传奇的门户：所有在北平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次反击。由董福祥率领的回族骑兵部落，在皇太后的命令下，艰难地穿越一片令人生畏的亚洲地带来到京城，掀起漫天尘云。也是在1898年，各国公使馆卫队再次出现在北平，就像1860年一样，每支卫队有几排纵队；同样是在那个时候，那些目光敏锐的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满族王朝覆灭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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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2

这里需要多作些解释，才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划的确切含义。

最初创建的每个省都是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这些城市必然是有围墙的核心区域，同时不断扩张。出于对财富的贪婪和对权力的妒羡，这些省级官员长久以来不遗余力地向各个方向扩展他们的影响，尽可能多地控制经济；充分证明此类事实的是全国各地的、多种多样的度量衡体系，这些体系被处心积虑地制定出来，成为经济的壁垒。河道、山脉、气候、和土地等因素无疑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不过商业和财政上的贪欲是首要的动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这个非常有趣而确凿的例子，三个满洲省——奉天^{即: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仍然在争斗，期望获得内蒙古东部的大片未开垦的土地，那里有连绵起伏的大草原组成的“开阔疆域” 。奉天省有最坚固的省会城市穆克登^{即:沈阳}，该省向蒙古草原扩张得如此厉害，如今它的管辖范围像一只蝾螈般地包裹住吉林省的整个西侧（如最新的中国地图所示），事实上已经阻止了后者控制本属于它的领地。同样地，目前仍在磋商的土地协议中，紧邻北平上方的蒙古高原，大部分应该是山西的地域已经被划入直隶大省。虽然以往粗略地调整过省际边界，不过我们指出的考量基本上是决定每个区域的面积的主要因素。

如今在很多定居年代久远的省份，由于距离遥远和交流不便而形成的地域色彩在经历种族融合后反而愈加浓厚。定居广东省的主要是沿长江航行而下直到海边的内陆冒险家，他们与安南人和更早期的本地人通婚，那里的众多居民有非常显著的特征，与北方人迥然不同。福建省不仅人口多元化，而且讲一门差不多是外语的方言。在长江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情况也是如此，施政最重要的气质各处不同，导致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虽然中国文明在某一方面与伊斯兰教相似，即不加质疑地接受所有信徒而不论其种族渊源，但是政治上由于这种地方主义的影响，在许多省份的眼中，中央政府直到最近还几乎如同外国的政府，就跟日本政府一样。仅只有财政成为维系联盟的纽带；只要不涉及税收问题，北平就像火星一样远不触及日常生活。

我们现在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五十年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时，京城作为国家军事中心的旧有权力和吸引力事实上已经消失了。虽然在远古时代，手持弓箭和长矛的骑兵可以像龙卷风一样横扫大地，夷平除城墙以外的所有一切，到十九世纪，这种事情已经不再可能。蒙古和满洲也不再源源不竭地诞生好战的男人；紧密相联的区域已经商业化；而外围地区则沉降为人烟稀少的牧场。平定叛乱之后，政府财政枯竭，只能降格到各省之间、名人名士之间调和平衡，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能够重新获得威望，重敛部分财富。北平的官员将罗列各省进贡清单的分类账取下来，彻底修改了每一条目录，重新分配了每一项税负，确保人丁税被干净利落地废除。新的厘金税制——像英格兰的所得税一样，起源上纯粹是一项战争税，扼杀跨省贸易，设置流通障碍——突然间被推出，作为一种崭新上佳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满族的统治犹在，尽管已受到威胁；虽然这套税制明显是一件双刃武器，不过第一刃砍向了帝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里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

时间也在催生另一项重要的发展，重要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除非有杰出的天才活着，否则北平不可能预见到，如今政府的真正根基已经完全依赖经济控制，一旦经济控制被动摇，中国中央政府也就完全彻底地不再是任何意义的政府。现代商业精神已经通过许多条约口岸渗透进入中国，是一股长远看来不可回绝的力量。每过一年，这件事实就更明显：当前的形势正在让北平越来越远离真正的权力中心——经济中心，除开天津例外，经济中心在800–1,500英里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在发展起革命性的观念，与支撑旧中国缓慢发展的社会经济原则迥异的观念，蒙古族和满族等外族王朝从未触及过的观念。太平天国之后的政府仍然幻想通过比从前更加沉重地压迫人民以及加强税收控制——而不是真正的创造性工作——来让自己得以恢复。

如果要确凿无疑地论证这个主题，将花费太长的时间，并且会让读者失去热情，虽然政治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喜欢探究这个主题。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信用合作机制构建的社会，再经过精致的调整；除开民众的日常小额购买，无论是铸造好的还是信托中的货币都不需要；任何依附于金融机构的制度——为解决贸易平衡而将银锭（银元）从这个省运到那个省——都必然有效，只要这些金融机构没有被动摇。

最有名的机构是叫做山西银庄的大集团，是政府的银行，不仅承接了所有缴纳给北平的汇款，而且通过复杂的银行存折系统控制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的津贴。在这套已经成熟的制度下，某位官员一收到赴省任命，就有一名来自这些机构的心腹人员急忙跟随着他，这些人以其雇主的名义预付了这项官位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然后继续跟着他赴省任职，随着税收流入，再收回预付的应得之份，重新平衡账目。因此各省的财政利益与高官阶层非常密切和深远地联系起来。治理中国的实际工作就是平衡税收账簿和国内各家银庄的账户。甚至包括“铸币房” ——在那里银锭被“标准化”以供地方使用——也是官员和商人的合办企业；讨价还价地管理每笔交易；只有当这套机制因为饥荒或叛乱而被剧烈地打破时，货币之外的其它力量才能够介入。

这些手法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旧的中国王朝只是在因循罗马帝国的先例。罗马在公元纪年前通过军事和商业扩张在地中海盆地及北欧荒野部落中形成的庞大政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大利的理财者和征税者的天赋，要么直接“获取”收入，要么采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方法，“协助”提供资金给官员和地方政府，再填充永不知足的中央财政。所以说中国现象并不是新东西；现成货币的缺乏以及各样的地方标准让运用这些方法在经济上成为必须。这套系统本身并不糟糕；其致命点是僵化，缺乏适应性，以及面对外来竞争时的日渐疲弱，它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外来的竞争。外部竞争是注定要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敌人，必将猛烈地摧毁古旧的残存。

与日本的战争第一次传播了本该留意的小号声响。1894年，面对必须为战争立即筹措大笔款项的境况，国内的银行报告他们完全无能为力，于是签署了第一份巨额外国贷款合同。

[附注：这笔贷款就是1894年由香港&上海银行商定的利率为7％的1,000万上海两的所谓白银贷款。随后在1895年又签署了利率为6％的300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同年又增加了两笔100万英镑的利率为6％的贷款，总计663万5千英镑单纯为支付战争费用。支付给日本的战争赔款连续三期——从1895年到1898年——每期1,600万英镑，又增加了4,800万英镑。汇总起来，跟朝鲜的纠葛让中国损失了近5,500万英镑。因为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欧洲的8倍，所以从经济学上讲，这些债务在英国意味着4.4亿英镑，几乎是毁灭性的南非战争的两倍花费。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方法，才让经济因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得以明确。]

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毫无疑问，满族人在1894年就写下了行将退位的第一句话，只不过到1912年才正式宣布：他们开创了金融奴役，在此奴役之下中国至今仍然虚弱无力。在40个月的时间里，为了结算这场灾难性的日本战争，签署了近5,500万英镑的外国贷款。这笔负债几乎是该国“可见”年收入——也就是北平实际记账的收入——的3倍，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无比。这些是黄金债务^{{即:以金本位币计价的债务}}，受制于各种操控，没有中国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操控。这些债务具有特殊的政治含意和政治后果，因为这些贷款事实上是由强权在背书。本质上这是一起漫长的政变，所有的外国人都明白，因为债务铸就了外在的链条。

内在的意义甚至比外在意义更大。这些贷款是用北平收取的最重要的“直接”收入——关税——来偿付，关税涉及的是正在成长的新经济生活中的最重要功能，即蒸汽船催生的沿岸沿江贸易以及道地的对外贸易。这项最重要的功能于是被贴上越来越多的外国标签，不再直接依赖于北平的保护。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些收入抵押给外国人，再加上由外国人来管理，是对支配权利的明确限制，相当于部分地废除了主权。

过去人们对此只是朦胧地理解，现在已经非常肯定。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如同前基督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大规模的无产阶级起义，由于罗马的施政不当造成贫困和道德失序而引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社会经济灾难，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灾难。垂死的满族王朝最后在绝望中疯狂地让造反者去对抗外国人，去对抗那些已经真正掌握其重要统治权的人。这种作法远不能拯救他们自己，这个王朝在其死刑令上又添加了一笔。经济上，满族人多年来几乎衰竭殆尽；庚子赔款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对外国赔偿的负担增加了一倍以上，赔偿金的运作直接交给了外国银行老板，以定额的方式每个月在上海支付，北平政府早在15年前就被降级为一张30天到期的汇票，在任何事态的冲击下，都可能延时为几次月付。无人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可能是亚洲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体现货币约束力量的、最惊人的例证。

不过这种现象很复杂，我们必须用心理解其运作方式。要找到与之类似的情形，我们必须回到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诸如汉萨同盟之类的“自由城市”布满了河边海岸，这种商业上的奇事增加了势态的总体难度，没有一种公式能够完全适用。通过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治外法权成为破坏本土经济的最有力武器；不过与此同时，它也帮助建立起强大崭新的对抗平衡的势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居住生活在这里，在他们自己的受到特别保护的国际交流体系下，建立起一座崭新宏伟的大厦，让中国的小农经济本质彰显无疑；新中国的商人阶层总是迅速地利用各种赚钱装置，他们不仅庇荫于这座崭新雄伟的大厦，而且迅速地、自觉自愿地扩大其规模范围。简而言之，中国的商人正在感同身受到他们自己及自己的主要利益是与通商口岸相一致；他们正在将自己的实物和存款往那里转移；在他们绝对信任的外国国旗的保护下，大量投资于土地和房产。这个国家的金融势力直觉意识到本土制度厄运难逃，而这场厄运会带来许多变化；这些利益团体就像全世界的金融势力一样，正在为不可避免的事态投保。

在政治上，这股力量最终在1911年变得清晰；我们在开场白中所说的话现在应该清楚了。中国革命是一场对抗北平制度的情感起义，因为北平制度是一套糟糕的、无效的、逆行的制度，对抗北平制度差不多等同于对抗满族人，满族人终究采纳了纯粹的汉族方法，他们已经不再是外来人员，就像今天的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已经不再是外国人。辛亥革命的意义、价值、和使命不是来源于它所宣称的，而是衍生自它所代表的一切。从历史上看，1911年是1900年的直系后裔，而1900年又是经济崩溃——由于日本战争派生出巨额外国贷款而导致——的产物；之所以必须贷款，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让北平政权存在的唯一支撑——旧有的军事力量——被彻底耗尽。因此这个故事清晰、连贯、合乎逻辑，结局是非常的顺理成章，展现的全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事件。

在革命期间，决定性的因素几乎立刻就显现出来——钱，就是钱而不是其它。刚过30天就能感觉到压力。各省停止交纳汇款；庚子赔款的月定额还没有支付；海关收入被外国人封存。袁世凯就任大都会省总督期间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北方军队，确实证明了他们是长江沿线军队和华南军队的老师；不过这种优势已经没有意义。这些军队为之战斗的是已经被证明注定会消逝的肇因——北平制度以及满族王朝。战争逐渐地变成了金钱的争斗。外国的资金促成了第一次停战以及将所谓的共和政权从南京转移到北平。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当时达成的和解的每个方面都是关于钱的协议。[附注：毫无疑问，所谓的比利时贷款——其中180万英镑在1912年初以现金交付——是让各方都接受的信物。]

如果有某种手段可以快速地补充中国的财政，而无需仰赖于欧洲股票市场（该股票市场的行为在涉及遥远的地域时是半官方控制），共和国可能会存活得更好。然而外国人的指令几乎立刻就让这个国家处于一种警察控制状态，这种控制虽然名义上来源于西方观念，但主要是为了恢复那张已经溘然消逝的权威外表，共和国还只是一个梦想；世界各国因为前车之鉴而笃信，真正的实现稳定只有让北平政府回复到近似于之前已成型的专制威权状态，他们耐心地等待1913年11月4日的袁世凯政变会带来猛然的觉醒。于是我们看到这样自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中国人在笨拙地尝试以中国的方式成为西方，但失败了；另一方面，外国的官员和政府在努力表现得中国化，让已有的困惑变得更加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六年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场缓慢上演的悲剧，几乎每一页都借用个人名义而被改写，主角是当选的权力代表——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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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neral Introduction / 总体介绍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爆发的革命，功成于满族王朝1912年2月12日退位之时，虽然被称道非常成功，但在现实层面却很有些不同。随着共和国宣布成立，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确是消失了；不过传统仍然留存着，充分强大的实质上的帝王机制击败了名义上的胜利者，直到袁世凯过世。

驱逐满族人的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满族人在1644年从气数已尽的明王朝手中夺取了龙王座。历史学家对各种阴谋诡计的主题不得而知，这些阴谋诡计总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孵化，不可知的原因是由于缺乏完好的记录，此外在谣言漫天的国家本就难以明确简单的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名声在外的哥老会最终亡于低级别会员的煽动暗杀和成员骚乱，哥老会是一个秘密社团，总部在偏远的四川，由明朝的最后追随者创立，从被驱逐出北平的那天开始，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游击战，徒劳地冀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拾获遗产。我们至少肯定地知道一件事情：十九世纪初试图在北平街头刺杀嘉庆皇帝是一个秘密社团暗中策划，嘎然终结了皇帝在臣民中巡游的怡人惯例，巡游惯例由满族大帝康熙和乾隆开创并一直遵循，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促进了民众对外族府院的忠诚。

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有皇帝从紫禁城的深墙后面冒险出去，除了在冬至时节祭拜天神之类的简短年度仪式，以及两次“外逃”：第一次在1860年，北平被英法远征军占领，满朝文武仓促逃往热河的宫殿避难；再一次在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平定，国际救援联军到来，皇室被迫沿着石板路逃向遥远的西安。

这种幽闭的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曾经强势如刀剑的满族统治很快就被削弱，以至于皇帝成了任凭大臣摆布的懒王。

[附注：由于对满族话题存在很多误解，因此解释说明很有帮助。
满族人属于蒙古或都兰族群，人数最多500万。在1911年的革命时期，他们的分布大致如下：北平及其周边地区大约有200万人；在中国各地的兵营中大约有50万，或者可能是75万；在满洲本部——满族人的本土——大约有200万或250万。战斗部队以这种方式组成：在1644年北平落入他们的手中时——满族人运用策略计谋加上中国人自身内部的纷争，全部武装力量重组为八旗或军团，每个兵团都由三个民族分支组成（1）纯正的满族人（2）协助征战的蒙古人（3）投靠满族征服者的北方汉人。这八支旗军，每支由一名“铁帽”王子指挥，代表王座的权威，总部设在北平，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各省中心都驻扎有少量军队。这些驻军到18世纪末期已经毫无价值，只具有仪式和象征意义，所有的战斗都是由必要时特别组建的汉人军团冲锋陷阵。]

因此十九世纪的历史就符合逻辑地成为后续崩溃的历史。不仅是外国人凭借舰炮公然打开帝国的门户而强行入境，而且本土的叛乱也是连绵不绝。除了多次轻微的骚乱之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教徒叛乱，此外还有持续十年之久的灾难惨重的太平天国叛乱——差不多总共杀戳了难以置信的一亿人口。被内战撕裂的帝国向外国人交出了许多重要的帝王君权，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政策，为其最终崩溃铺平了道路。

专制威权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存续？答案如此奇特，我们必须明确而详尽。

简单的事实是，在每次被外族征服之后（例如十三世纪被蒙古人征服和十七世纪被满族人征服）及占领期间，中国不仅没有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的专制威权，而且除了最稀疏和低效的征税及在城市周边提供简单的治安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真正的政府治理，人们只是各行其事，或听命于官职人员以求相安无事。任何怀疑这些陈述的人都不清楚某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中国社会集群体制的法则和基础，在这个国家的乡村中生活必须耐心研究这些事实，才能得到相应的赏识。直白地讲，专制威权只是忽必烈时代的一个神话，当时他骄傲地修建了汗八里（马可波罗笔下的帝都坎巴陆、现代北平城的远祖），城中布满了他的军队，不过这些军队很快就消失了，如同冬天里的雪花。一幅精心制作的伪装、一项刻意造作的虚假策略，从那时候以来为皇帝诏书平添一份从未真正拥有的威严；十九世纪主权的沦丧又催生了新的传说，传说在京城住着一位令人生畏的首领潘贾德姆，他无所不能，百姓和官员都臣服于他。

实际上，帝王的官邸辞令从来就不过是一条政治宗教概念，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被诠释成为社会经济法令。帝王通告被称为诏书，周期性地以布道的形式发布，是政府的固定程序；通告的意图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用来灌输和强化国家理念，即皇帝是国家的大祭司，遵从鼎盛时期的道德不仅能确保普天下的幸福，还有助于成就国家的伟大，自孔孟之道盛行以来的2,500年，这些道德被所有的哲学家反复念叨。

因此帝王的官邸是天堂而不是凡间，说理而非武力是日常生活中最有效力的争论之道。在十八世纪发生的那场耶稣会信徒和多米尼加传教士之间的巨大争议中，康熙大帝所作的惊异答复（对外国人来说是惊异的）绝对是正确的，康熙的答复阻绝了中国接受罗马天主教义的可能，教皇拒绝认可该答复——崇拜祖先的习俗是政治而非宗教活动，皇权之下的中国政治只不过是一套国家控制体系，籍由灌输对祖先的顺服来实现。满族人从十六世纪末（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满洲小国，觊觎龙王宝座而不顾一切地对中国长城发起攻击）以来劳心费力的付出——仿效有高调宗教头衔的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和蒙古的稍低位的高僧，有力地证明除拥有王位之外还需要威严气派来巩固统治地位，帝王的统治地位源于军阀混战，同时又易于坍塌——如同蒙古统治只因一场宫廷政变就土崩瓦解，除非有一片灵验的道德头衔以某种方式胜出。

即使在进入北平城以后，满族的军事征服也不是像历史学家记述的那样完全彻底。满族人口太少，即使加上蒙古人和汉人援军，充其量也只能击败明朝军队，攻克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稍有学问的人都知道满族人的管理方式，虽然统治着中国，但他们必须与汉人一起来治理国家，施行的体制受到双方控制，从京城的朝廷和各大部门开始，一直到各省区的主要城市，但完全彻底地止步在城市；在为数众多的乡村县镇，由来已久的自治管理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生活一如既往。精心设计的科考制度为那些被朝廷录用的赶考成功者保留了辉煌的官方荣誉，不仅调和了中国社会，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乐意支持新王朝的群体；于是一向是晋升之门的文字宝典不仅变成政府的一件工具，而且事实上成为外族统治的牌匾。因为得到了人身和财产安全，家中女性得到详尽的投降条款的保护，不会被入侵者征入后宫，所以中国民众欢迎一个稳固的政府——在经历明朝末期撕裂国家的可怕动乱之后——就不足为奇。[附注：这最有意思的一点——汉族妇女不会被强迫与满族通婚——很少被历史学家注意到，虽然它从社会学方面充分证明了满族的征服并非完全彻底。如果是绝对的征服，那么汉族人不可能有机会以投降为条件来保护他们的女性。]

外国人在1860年以武力攻占北平并签订「天津条约」后到达中国，主要是他们促成了当前流传在世界各地的关于满族专制威权的错误传言；在这之中，外国的外交官起了很重要的助推作用，他们抵达的这座京城弥漫着欧洲专制威权的传统。于是帝王被罩上一层威严的外套，虽然除了礼仪象征的意义，他们从未真正拥有这份威严（可能主要是因为朝廷完全退出了视野，并且在与外国的交往中非常傲慢无礼），关于帝王的威猛强大的概念在国外传播，让人想起十八世纪在印度发财的欧洲人谈到印度的大人物时表现出的畏惧。中国官员很快发现，抵御这股强大压力的最简单的防御手段就是借助君王的威严假象，他们饰演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欧洲人直到1900年还普遍认为除了绝对的专制独裁，中国不可能奢望其它形式的政府。从表面上看，圣旨享有俄国沙皇法令的威严，欧洲人于是乎对此作出最适合他们自身的冒险野心的诠释，而完全不采用传达中国文明的消极属性的词句；事实上从接受治外法权的那一刻起，帝国是不可侵犯和绝对正确的神话就被打破，中国政府根本就不再是政府；虽然如此，奇闻仍然在以某种形式传播，政权的无能为力被转述为有效的统治因素，因为距离遥远遮蔽了实情。

要详尽地解释中国久远的人生哲学，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需要一卷与其自身同样庞大的书册；不过只需要说明某些基本的要素就足以支撑我们的议题。古老的中国人如此痴迷于他们的博大精深，以至于如果没有于他们而言的超自然力量，即蒸汽机、电报、装甲战舰等，他们的日常生活绝不会起波澜。他们顺其自然，同时又有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明白强弩穿越广袤空间后力量会急剧减弱，当抵达目标的时候，已经变得虚弱无力；正因为力量已经微不足道，也就为切实的妥协铺平了道路。他们熟知如何尽可能地让伤口自行愈合——现代外科学采纳了这条原则，他们相信时间和自然本性会解决政治分歧，而西方国家则对不同理念大加挞伐；中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自己的看法并无不妥。从京城到长江流域（那里是该国的中心）的距离是800英里，远远超过巴黎到柏林的路程。沿循一条艰难险峻的道路，从北平到广州的路程长达1,400英里；沿长江到云南的旅程超过2,000英里，距离比拿破仑最壮烈的行军里程更长。当人们谈到外部自治领地——蒙古、西藏、土耳其斯坦——纵横几百英里时，有必要改口为几千英里，那些地方的地形复杂险要，即使罗马的将军也会感到沮丧气馁。

古老的中国人将版图看得极度重要，早就将其作为官僚统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在明朝期间发展完善起来的藩王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克服距离障碍的手法，满族人将其看作合理上佳的统治方式而承袭沿用，再叠加上他们自己的鞑靼将领的军事制度。君王以最完全彻底的方式将各级官员委派到各个遥远的藩邦，每个省份由一位总督统辖，除了名义上是一体，实则是诸多独立又相联结的自治政区，被要求登记缴纳钱款和谷物，其它事务则基本上任其自理。[附注：一条非常有趣而从未被恰当地陈述过的证据是，在中国的神职人员发现，中国政体是建立在令人惊讶的纯理性主义原则之上。不同于世界上的所有其它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不是必须得让宗教介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才能让民众免受极端的压迫。在中世纪的欧洲，如果没有教会这道超自然的屏障，普通人的生活将是无人能够忍受，生命和贞节都将完全得不到保护。像别的极端激进主义者一样，巴克尔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中没能够理解，借助其在精神权威的面具下行使的世俗权力，成型的宗教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价值。如果没有这层灵魂上的束缚，统治者就会非常暴虐，甚至于滥杀民众。有两件事实铸就了中华文明的两座最伟大的丰碑：首先，中国人从来不需要由特殊团体行使的某种超自然的约束；其次，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等级或种姓的困扰——王子和平民可以在坦率和幽默的平等条件下会面，这个民族自酿了全世界独有的纯净天然的民主。] 因此说到底将中国乡村与大都市政府联系起来的是财政，仅有财政联系而别无其它；如果说1911年的皇权崩溃是因为尝试财政改革——为抵抗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新生力量，如同尝试军事改革一样，那么根源在于改革进行得太晚且方向不对，结果不是强化、而是极大地削弱了帝王的权威。

按照改革计划——该计划在平定义和团、皇室得以从西安返回北平之后变得受欢迎，总督得到了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权利——掌管省级财政；在此之前，他们的财政权基本上被剥夺而转交给财政专员，财政专员直接对北平的财政部负责，财政部当时在努力用欧洲的直控税制取代松散的人丁税制，直控税制下的每一分钱都会显示在年度预算中。毫无疑问，如果时间得到保证，欧洲人给予大范围的帮助，这场改革最终会取得成功。然而缺乏的正是时间；满族人接着就尝到了恶果，恶果总是由那些拖延到太晚的人来啃食。旧政策被公开抛弃，议会的空洞承诺完全粉碎了天子的威严，让总督成为了造反者的人质。1911年短短几周的反叛就让各省区复原到几个世纪前的景况，那时候他们是几乎不受约束的农耕社区。他们一旦尝到了重新独立的乐趣，就不可能幻想让他们再次变得“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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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angelcorp.net/fight-for-republic-in-china-original/#chapter-1

Preface / 前言

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 / 1877-1930）是一位英国作家，用笔名“B. L. Putnam Weale”（有时简称“Putnam Weale”）记述中国。 他的父亲是克莱尔∙伦诺克斯∙辛普森，自1861年起一直供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有一个哥哥名叫伊夫林，一名在中国工作的采矿工程师，还有一个妹妹名叫埃斯梅。他在布莱顿学院接受了教育，毕业后也加入了中国海关；经历了中国的义和团暴乱以及围困外国公使馆；此后成为英国远征军的随团翻译员（他会讲5种语言）。

伦诺克斯∙辛普森于1901年离开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可能是与1900年围困外国公使馆之后的大肆抢掠有关联。一位历史学家说他“时常在条约口岸打短工，撰写评论，寻求报社工作，创作小说……1911-1914年在北平担任《每日电讯》记者。” 之后他留在中国，开始大量创作关于中国和远东的作品。他写于1914年的小说《永恒的公主》是迄今最早提及上海黄浦公园的那块无从查考的标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自1916年起，辛普森进入中国总统办公室的政治部门工作。有位研究人员的记录讲“从1916年9月到1917年6月期间，他为中国政府撰写了至少38份关于外交事务的报告。其中许多…放在黎元洪总统的案头”。他在中国的新闻行业生涯包括在《北平领导者》作编辑，以及在远东时报集团担任主席。

到1930年，伦诺克斯∙辛普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的内部政治，代表阎锡山接管天津海关。他后来被杀，部分人认为是一场暗杀事件。对此很难得出明确结论，因为凶手一直未被捕获或确认。

Translated from / 翻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ertram_Lenox_Simpson

这卷书讲述学者或休闲读者想要了解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内容。足够详尽地展示起作用的新生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认识到将今天的思想阶层与数年前的人们分隔开来的巨大鸿沟；与此同时，它足够精炼，不会让读者面对太多的事实真相而应接不暇。

可能需要特别注意一点——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展现出不同类型的东方思维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在“黑龙会备忘录”（第七章）中，我们非常清晰明朗地剖析日本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已经过锻炼，能够用现代西方思维来思考问题，但仍然充满神权意识，与二十世纪尖锐冲突。杨度（第八章）的小册子发起了苦命的君主制，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袁世凯的戏剧性死亡，在其中我们看到没落腐朽的中国人心态，对于内政和外事问题都表现得幼稚虚伪，这种心态在左右未来的外交。在梁启超——最杰出的当代学者——写作的反对帝制复辟的抗议书（第十章）中，我们看得见一个中国人胸怀崭新的自由中国；虽然他完全不懂外语，却表现出对政治的绝妙把握，预示着中国必将再次迎来伟大的时代。在描述君主事件情节的其它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官方的思路，以及北平和各省之间互送的电报，攸关最高的外交利益。这些文件最终证明，虽然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切实际、更简练，但哪种思维更有成效是毋庸置疑。

除了这些讨论以外，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让人洞见中国，特别是对当今中国极度无知的外国人，这种无知是灾难性的，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从未到访过中国的外国人同样地显著对其无知。以书卷这种新颖的方式分组罗列的全部材料应该让人们相信，有五亿人口的远东注定要在后现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由于新型的现代精神正在那里进化发展。在作者看来，考虑到其所拥有的几乎无限的人力资源，共和中国的影响最终必然会散播到世界各地。

在附录中可以找到所有的重要文件，囊括从1911年到1917年的讲述期间。本书作者希望将自己的感怀记录在《北平公报》的专栏中，《北平公报》是一份由陈友仁先生精心编辑的报纸，陈友仁先生是一位纯正血统的中国人，在英联邦出生并接受教育，为自由和正义而不懈奋斗并最终获胜，让成千上万的人亲历共和国的诞生，否则他们都不会相信共和。

Putnam Weale. Peking, June, 1917.
帕特南∙威尔 / 1917年6月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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