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

还记得在美国过第一个圣诞节时，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嫂子从冰箱里取出一个圆筒，啪地一声打开，用勺子舀出几段白色的面团放到烤盘上。几分钟后，蒸卷出现了。

“那是罐头面包吗？” 我问她。美国人笑了——我所说的罐头面包，美国人叫品食乐面团。

我在澳大利亚长大——一个与美国没有多大不同的国家——不过第一次造访美国杂货店的时候，我完全懵住了。在澳大利亚，只有几个品牌的牛奶、黄油、和面包。牛奶通常只有一种成分（你知道就是牛奶），奶酪不是发亮的橙色，面包不是装在罐子里。在美国，一种产品的可选择类型几乎要摆满一条通道。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文化冲击——可以让人感觉到是一种痛苦的提醒，你不再是“在家里”。

我询问过其他移民关于在美国第一时刻的文化冲击。下面是他们告诉我的。

“来美国以前我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牙套。我在韩国的一些朋友牙齿很糟糕，但并没有被视作某种缺陷。我从美国的七年级开始念书，好几个孩子都戴着牙套——有金属丝穿过上下牙齿，每颗牙齿前面有一个金属支架。他们看起来简直像机器人。直到大约两年后我才弄明白那是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相应的语言能力去问他们。对我来说，牙齿就是已经长成的那个样子。如果长得好，那么你就有好牙齿。如果长得不好，那么就没有好牙齿。似乎不可能像那样移动。我感觉牙齿是牢固地长在我的嘴里，所以移动牙齿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 彩∙安，45岁，律师，韩国人

“这里非常令人沮丧。什么事情都难办；没有效率。付租金你得用支票？我从来没有写过支票。最近一次收到支票大概是在20年前，从我爷爷那里。租下一间公寓要花很长时间，而在我住过的其它国家，只需要一次握手。就是这样。昨天我去了邮局，排队等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我前面只有5个人。我感觉自己从一个西方国家来到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这里的有钱人可以得到一切；其余的人则只能想办法生存下去。”—— 罗宾∙泽通恩，26岁，焊工，法国人

“在教室里，我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学生们如何互动交流，如何与我这个老师互动。美国的孩子在课堂上非常活跃；甚至还没有举手就开始发言。有学生在我上课时吃东西，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性格外向在这里通常会受到奖励；性格内向的人基本上不能适应这种课堂。在中国，我用不着擦黑板；清理教室是学生的责任。教师在中国的地位很高；人们非常尊重你。在这里，我不这么认为。收入也并不是在这里的中产阶级之上。”—— 妮基∙徐，26岁，数学老师，中国人

“从明智进食的角度来看，我注意到因为我们都吃下去糟糕的食物，所以脸这么圆。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食物已经成为标准，它们出现在广告上，并且随处都能买到，所以你认为对你没有坏处。我们从南非来的人不了解这些，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做饭吃。来到这里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将玉米热狗当作午饭，小比萨作点心，早餐是含糖的麦片粥。”—— 本∙范登∙海弗，32岁，布鲁克林肉干创立者，南非人

“我来到美国时，发现纸巾应用得很广泛，这让我感受非常强烈。在韩国，纸巾只是用于很少的几道厨房程序，主要是从煎锅中将油擦去。我住进美国寄宿家庭后，看到他们用纸巾做很多事情。他们甚至不需要抹布。在学校里也一样——当你洒掉东西的时候，只需要大卷的纸巾。不过老实说，去年回去韩国的时候，我注意到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卫生间里都有自动出纸巾的装置。”—— 钱德拉∙爱德华兹，27岁，金融分析师，韩国人

“我对所有的街边骚扰感到非常震惊。作为一个同性恋女性，我没有预料到在这里的某些地方我不得不报警来保护自己。我以为纽约是一座包容同性恋的城市，如果你在曼哈顿或切尔西，那倒没错。当我最初搬到这里时，我记得我的女朋友和我在布什维克的公寓外面的街上亲吻，一群少年开始大喊大叫，嘲笑我们。这有点让人害怕，很令人困惑。由于这种原因，我已经学会不在某些街区牵手或表达情爱。我没有去美国各地旅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绝不会在南方地区牵手，特别是突然冒出来那些疯狂的反同性恋的立法。”—— 萨拉∙巴涅特，28岁，广播记者，加拿大人

“跟美国人交谈时，我觉得不舒服，感觉就像是找不到正确的交流方式。我不能在3分钟内结束谈话；可能我得花10分钟。我不是用英语思考。移民的大脑就是这样工作。我用乌尔都语在脑子里说话，然后用英语讲出来。我不能够改变自己，因为我来到这里时已经40岁了。那是在2010年。一个40岁的成年人，自成年以来一直以某种方式做事情，你认为他可以在3年、5年、6年内改变吗？不可能。”—— 舍希德∙汗，45岁，社区组织者，巴基斯坦人

“我发觉美国人有点过于友善了，那很奇怪，因为我是加拿大人，我们有自己的方式风格。我碰到过收银员问我你好吗——那很正常。不过接下来他们会问那天你在做什么，或者是我觉得比较个人化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不过我总是给出完整的答复，可能我过于投入了。我需要学习如何礼貌地交谈，让别人不会克制不住地提问题。”—— 阿利森∙鲍尔，28岁，学生，加拿大人

“我是来自危地马拉的男同性恋者，在那里同性恋者非常危险。当你开始意识到你是同性恋就会害怕，政府机构、宗教团体、和帮派组织都反对同性恋。于是我来到这里，一年半以后，我通过移民平等申请了庇护。老实讲，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认识到同性恋者在这里可以过正常平静的生活。我本来以为我这辈子完全错了，我将会下地狱，承受应得的惩罚。那是在2011年，我第一次登记参加了同性恋自尊游行。那真的让我感到自豪，自豪地展现我自己。现在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 埃迪∙米达，29岁，发球员&健身教练，危地马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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