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撷取

1997年，克林顿政府主管俄罗斯事务的首席官员——副国务卿斯特拉布∙塔尔伯特，在斯坦福大学就美国对莫斯科的政策发表了演讲。他简短地承认，要说服飘忽不定的鲍里斯∙叶利钦继续推进经济改革并逐步迈向民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塔尔伯特宣称仍然对此保持乐观。他说信心的主要来源是基于“代际演变”，

或更直接地说，自然本性；如今俄罗斯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是亲西方派者对抗亲斯拉夫者，同时也是年轻人对抗老年人——年轻人在这场大型争斗中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势。

看到塔尔伯特的演讲发言时，我在莫斯科作通讯记者，还记得演讲内容的呆板让我瞠目结舌——这种感觉一直保持至今。我想不出俄罗斯的年轻人会如何公开地对美国外交官表示，希望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辈尽快逝去，从而为美国式的发展愿景铺平道路。

我的问题没有什么新颖独到之处。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个国家令人震惊的人口下降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直接源自于美国设计的“削弱俄罗斯”的阴谋。当然的现实是，“衰弱的俄罗斯”更无可能有效地控制其庞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从而极大地增加部分武器会落入到恐怖分子手中的可能性。那样的结果几乎肯定不符合西方或其它任何国家的利益。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俄罗斯无疑是好得多的期望——当然，假设有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

到塔尔伯特发表演讲时，那种期望显然已经变得不大可能。在莫斯科的那几年，我确实遇到不少坚信政治和经济自由的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只占少数。然而，基本上找不到证据来证明，年轻人是自由未来的显而易见的支持者。大多数我遇到的20多岁的年轻人，尤其是来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人，都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欢迎旅行和消费的自由，但同时为苏联的解体而长吁短叹。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的物质匮乏没有多少记忆的人，以及那些经历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动荡的人，对于他们而言，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完全解释得通。

玛莎∙格森在其出色的新书中讲述了俄罗斯从1990年代的摇摆不定的民主政权过渡到当下的普京统治，其中包括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的故事，期间列瓦达开展过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从前没有人敢在苏联开展这种项目。政治改革给列瓦达带来了难得的机会。1987年，他和同事们向国民发送了数千份问卷，罗列出各种问题（人们喜欢在什么时候庆祝？他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意在梳理国民心态改变的证据。从人们的回答中，列瓦达总结得出，1980年代的苏联人——有些人戏虐地把他们称为“苏维埃年代人”——是注定要消逝的族群。由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和勃列日涅夫的社会停滞所塑造的几代人正在让位于更年轻、更自信的群体。苏维埃年代人“行将就木”，他们的消亡将催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本身的瓦解，得出结论后，列瓦达着手绘制图表，用来描绘他预估的这场引人注目的转变。

格森认为这种转变意义非凡，因为原来的苏联是一个不明白自身状态的地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几乎没有给社会学、心理学、或哲学等不同学科留下空间。只有在向民主艰难过渡的前提下，俄罗斯才能开始逐步从整体上认识自我。格森在其书中讲述了7个人的生活：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列瓦达最紧密的合作者之一；楔沃札（作者只用非正式的名字来指代书中的某些人物），一名政治改革设计师的孙子；赞娜，一位有名的自由派政治家的女儿；玛瑞娜∙阿鲁秋尼扬，一名自述从事心理分析工作的妇女；玛莎，一名年轻女子，成为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俫裟，一名州立大学的教师，发觉自己是同性恋以后，建立起该国第一个正式的性别研究项目；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杜金的失意学者，成为恶毒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新势力的首席理论家。

所有的7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庭环境相对富足，这让他们有能力和自我意识来清晰地评论自己的经历。这种特权背景造成了非常狭窄的聚焦：我摆脱不掉的感觉是，我是在通过望远镜而不是大窗户观看格森描述的场景。该群体显见地缺乏商人、官场人士、或安全部队成员——对塑造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命运至关重要的人群。不过格森挑选的角色有力地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该群体的思想，进而明白该国的短暂民主历程以及随后的极权统治政体。

格森笔下的7个人物中，有4个出生于1980年代，在后苏联时代长大成熟，至少乍看起来预示着某种心态的改变。同性恋权利活动家俫裟来自于首都以东1,000英里的乌拉尔山脉中的贫脊小镇索利卡姆斯克。他成长于1990年代，风华正茂。乘新自由之风尚，他努力探索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全俄罗斯及更远地区的同性恋者网络建立起联系。他说服身边一些比较开明的学者认同性取向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最终他甚至在其任职的大学建立起一所性别研究中心，大学在彼尔姆——那座城市曾经是斯大林集中营的大本营所在地。

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最初在1990年代度过了一段其父亲的政治资本激增的时期。涅姆佐夫在省城下诺夫哥罗德为自己博得了名气，很快全家搬到了莫斯科。曾经有段时间他甚至被指定为叶利钦的正式继任者（现在看来是选举制度民主化的显而易见的奇异景象）。同样来自统治阶层的楔沃札在此期间发展起自己的政治意识。对他而言，苏联解体带来的变化令人震惊：祖父曾经是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他看着祖父艰难应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以及那个相对较为开放的社会日渐凋零。相比之下，玛莎来自于一个书卷气浓厚、对政治几乎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家庭；她自己的政治觉醒源于新俄罗斯时期无法回避的日益严重的腐败和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他们3个人都展现出接纳变化的开放心态，可以代表当时的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

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社会学家列夫∙古德科夫惊恐地意识到，他的导师列瓦达关于苏联特色必将消亡的预测已经被证明是糟糕的臆想。或者换句话说，塔尔伯特的“自然本性”解决方案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正相反。大量的国民调查数据显示，极权主义心态远比乐天派所认为的要根深蒂固得多：

这让古德科夫备感沮丧，他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很激进：上个世纪可以看作是原来社会的延续，周期性地出现了些“流产的现代化”，他终其一生在研究的这个社会基本上保持不变。让这种观点显得激进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听你讲。

格森书中的人物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旧有的心态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惊人韧性。俫裟的经历最雄辩生动地印证了古德科夫观察到的趋势。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感受到了痛苦，随着普京上台逐渐把同性恋重新划入国家公敌的名单，他成为极端保守的克里姆林宫界定的“西方堕落颓废”的典范。俫裟的大学同事们感觉到政治风向的转变，开始对他区别对待；随着官方文章越来越妖魔化同性恋，他发现自己成为复活的苏维埃文化告密和逢迎权势的目标。令人心痛的是，俫裟发掘自我身份的故事经历了尝试性的萌芽、不稳定的胜利、再到惨败。到格森的报道结束之时，俫裟已经移居美国，目前他在布鲁克林的俄语社区作为同性恋活动家重新开始生活。

格森的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个性张扬的时刻。2008年3月，楔沃札从他暂时居住的基辅飞到莫斯科，只为参加当年的总统选举投票。从机场到市区是段令人疲惫不堪的旅程，然后他花了50分钟排队购买地铁列车票。车票很便宜，而他带的钱也足够多，于是他即兴来了一场小小的叛逆：他买了60张车票，开始无偿分发给其他人。警察立刻拘捕了他，即使他事实上没有违反任何法规。他们先是训斥他“倒卖”车票，然后斥责他可能给售票员带来麻烦。“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是上帝？” 一名警察说。

这件事揭示出长久以来与集权统治下的反应习惯深刻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机制。列瓦达曾经明确地将其描述为“集体人质劫持”：

它把每个人都变成为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各自独立且通常不遵循法律规则。在这起排队购买地铁票的事件中，警察本能地觉得他的职责是确保所有的乘客都平等地经历排队的痛苦，防止任何自我调整的图谋行为。在投票站，选票——荒唐地把实际掌权者列作首位候选人——把每个选民都变成同谋者。人们通过投票来确认这项仪式的合法性。

玛莎的政治觉醒和成熟逐渐让她在2011年和2012年划时代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成为关键的组织人物，她的故事显示出新生代行动主义者如何努力捍卫民主——活动遭到普京政权的残酷镇压。玛莎出生于1984年这个“奥威尔年份”，逐渐融入反对普京时代的腐败和社会停滞的阵营，后来在莫斯科的沼泽广场组织了近年来最声名远播的抗议活动之一。警察最终指控她的罪名是“煽动暴乱”。 （她后来被大赦。）在同一时期，赞娜看着她的父亲和其他人基于坚定的信念在反对普京和他的克格勃（KGB）集团，并为之付出了代价，一些人还付出了生命。格森在书中讲述的一次低谷发生在2015年2月，赞娜的父亲鲍里斯∙涅姆佐夫在一座桥上遇刺身亡，这座桥的全景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内将其尽收眼底。

格森指出，很多社会学家对使用词语“极权主义”来形容后苏联的俄罗斯秉持谨慎态度，他们更喜欢诸如“混合政体”之类的术语。然而，“苏维埃年代人”和许多苏联式机构的长久存在本身就是极权国家的特征。在2015年的某个时刻，我们看到古德科夫在研究背道而弛的调查数据：普京的受欢迎程度在上升，即使消费预期在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下持续下降。极权主义心理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两种现象可以共存。格森写道，古德科夫“得出了结论，物质匮乏攸关极权政体的延续生存”。

格森表示，极权主义回归到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并不是不可避免之事。这需要推手设计，其中一位是普京找到的极端民族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杜金。此外还需要机会，普京的前任犯下的一系列失误创造出这种机会。

鲍里斯∙叶利钦的政府虽然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但因未能解决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持久经济灾难，从一开始就手脚受制。意识到自己的人气在衰退，叶利钦最终回避了对苏共的审判；延迟推进有意义的真相与和解计划，真相与和解可能有助于让俄罗斯人更明白过往的严酷现实。戈尔巴乔夫曾经尝试建立一个更加人道（但仍然是共产主义）的苏联，但在保守派和叶利钦自由派的两方面抵制下折戟沉沙，楔沃札的祖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复兴委员会的主席，专门整理记录斯大林时代的恐怖暴行并帮助其受害者。但是到1991年，该委员会失去资助，并且随着时间流逝，很明显，叶利钦不再打算花费政治资本来处理痛苦的历史问题。

1990年代的经济动荡在第二位重要的程度上损害了民主的前景。从1991年至93年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淘空了许多人、尤其是老年人的积蓄）到货币贬值，再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扼杀了新生萌芽的市场经济），许多普通的俄罗斯人开始把“民主”等同于贫困和极度的不公正。正如格森所描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民主”从一开始就不自由公正——当然在1993年以后也不会，那一年叶利钦命令坦克和大炮对准保守反对派，开火轰击俄罗斯议会大楼，1991年他在同一幢大楼内挫败了政变企图。

2000年就任总统后，普京缓慢而有条不紊地采取行动巩固自己的位置，逐渐剥夺寡头竞争对手的媒体资产和政治权力。他把自己的同盟者——多年在圣彼得堡的朋友以及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同伙——安排在关键位置上，从而掌控住大部分经济领域。除了模糊地提及苏联和俄罗斯的伟大之外，普京一直很少触及意识形态。

曾经被边缘化的书呆子亚历山大∙杜金为新瓶装老酒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海德格尔和欧洲认同主义之后，杜金深受鼓舞，重新发掘和颂扬俄国历史上激进的反西方潮流。他信奉前异议人士列夫∙古米列夫的“种族进化”理论，古米列夫把俄罗斯民族看作是集合欧洲和亚洲最强文化因子的某种神秘混合体。杜金大肆吹捧自己构想的“俄罗斯世界”（普京政权现在广泛使用的短语），痛斥美国和其它西方民主国家是恶魔，想要把“外来”价值观念强加于“传统价值文明”。

杜金一路公开呼喊“消灭”涅姆佐夫等自由派“叛徒”——后者被谋杀间接证实了杜金的影响力。尽管许多人夸大了杜金与普京政府之间的直接相关度，但毫无疑问，杜金在这个政权的思维和用语方面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如果还有些美国人仍然自鸣得意地坚持认为我们不会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那么请考虑如下事实：在亚历克斯∙琼斯的信息战网站上，杜金的言论近来大受欢迎，有人把该网站作为信息来源且高兴地引述其内容，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即使不时对格森剖析的普京主义运转方式感到恶心，但我还是怀着某种期待读完了这本书。为什么？专制政权的吹鼓手似乎赢得了这场战斗，但没有赢得论证。正如格森在结语中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的年轻的俄罗斯人不断出现在抗议活动中——并遭到逮捕。为了维护俄罗斯的悠久传统并与时俱进，匿名的支持者不断将鲜花和纪念品摆放到涅姆佐夫被谋杀的桥上——即使当局不停地移走它们。涅姆佐夫的女儿赞娜现在流亡德国，当她决定颁发年度奖项以表彰人们对抗普京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时，她发现“争取获奖的竞争激烈”。俄罗斯的改变不会像塔尔伯特预言的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但可以通过抗争来促成。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5446/democracy-didnt-work-russia-masha-gessen-book-traces-rise-repressive-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