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撷取

《大西洋》是美国的一份百年杂志，于1857年在波士顿创刊，当时名为《大西洋月刊》，创刊之初是一份文学和文化评论杂志。现总部在华盛顿特区，是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次数最多的月刊。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强权在国际间转移的兴趣——无论是否能够和平地发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存在哪些先例，这些先例留给我们什么启示。现在出现了一本重要的书《泰坦巨神的黄昏》，由约瑟夫∙帕兰特和保罗∙麦克唐纳编写，定量地分析强权转移的问题。他们的发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崛起，并论述衰落中的美国如何重回强盛地位。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格雷姆∙艾利森把这个问题称为“修昔底德陷阱”，相对衰落的国家因为担心挑战者的崛起，会选择发动战争来阻止它。虽然艾利森的书《注定要发生战争》招来一些贬低者，但还是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警示对抗中国的政策可能加速美国的衰落。

艾莉森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获取足够数量的案例来撰写一本政治科学书籍，他在大国之间创造出“过渡”，而这种过渡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和法国放弃占领德国，主要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安全守护人——美国——这个实力强大得多、既主张又反击改变的国家。历史只真实地看见过一次支配权的和平转移：19世纪后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尚无定论的问题是，核武器是否会制衡支配权的转移。

艾莉森的书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秩序中最强大的国家是否与其它国家的行为不同。霸主是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它通常（但不必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各个国家都会争取权利来订立有益于自己的条款——所以“海上无敌”的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可以丢弃规则，美国在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可以成为自由国际秩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缔造者。

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纵览了自1870年（那时开始收集可靠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来的强权转移，检视对象涵盖最强大的国家及次之但仍然强大的国家。他们研究了16个相对衰落的案例，其中一些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另一些是居于中间的国家。

他们发现，因应相对的衰落，大多数国家都反应明智，迅速而适度地减少开支，寻求保留战略资本——不想破产（从而失去独立）。也就是说，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明智决策也有助于他们应对困境，于是决定缩减军力，避免战争冲突。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选择收缩帮助他们重新获得了地位；那些没有收缩的国家则未能维持。

两位作者还发现，经历衰退的国家通常不会被别国视为有吸引力的侵略目标。因此崛起中的国家通常不会试图攻击衰落中的竞争对手。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经历衰退的国家避开了冲突——战争是国家力量的无情仲裁者，衰落中的国家不会冒险去显示自己在减弱。他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些国家在他们选择发起的冲突中往往占上风。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总结道，“这表明衰落中的强权灵活而令人生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本可以从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中受益，以其行动显示“过早地竞逐霸权不仅会鼓励形成敌对的外国联盟，还会破坏国内脆弱的长期增长基础”。中国领导人作为规划百年的杰出战略家，他们在过去十年中的选择似乎符合帕兰特和麦克唐纳关于过早竞逐霸权的描述。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条好消息，此时美国的力量在国际秩序中相对式微。如果未来走势符合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期待美国打理好内部事务，同时避免战争，中国人会激活抑制其继续崛起的抗体，从而让美国重新获得原有的地位。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这条消息不如其对于美国那样好，他们将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费用、风险、和责任，以保卫他们的安全，并维持有益于他们自己的国际秩序。

但是我担心总体数据——同等比重地考虑大量应区分优先顺序的案例——可能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数据中不显眼的两个要点可能比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研究结果重要得多。

首先，一个国家是从最高位置跌落还是从近顶位置下降可能攸关紧要。失去霸主的位置比排名顺序的下降严重得多。全世界有很多个强大而重要的国家，但它们之间的相对排名并不重要。德国是否关心它是第三大还是第五大经济体？也许有些关心，但不是根本性的割舍不下。但各国确实关心他们是否占据了最高位置——霸主地位，因为那样让他们能够制订游戏规则。如果中国成为霸主，它将会修改美国作为霸主时的规则：偏好将取代法则，小国将被大国使唤——我们已经开始从中国对近邻的恐吓及其掠夺性的贸易商业手法中看到这些模式。美国连同其自由盟国可以努力防止那些改变。

其次，国家的性质比帕兰特和麦克唐纳认为的更重要。他们发现政权类型（即国家的性质：共产主义、专制独裁、或民主管理）与牵涉衰落强权的战争之间没有相关性。在他们引用的1870年以来相对衰落的16个案例中，英国充当了6次衰落的强权（帕兰特和麦克唐纳优雅地称之为“最有经验的衰落强权”），德国有8次作为崛起的大国。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总结道，“对衰落的侵略性反应似乎是例外而非常例”，在他们的数据中，德国是唯一变得更具侵略性和独裁性的国家。而英国能够平静地经历如此多次的相对衰落，可能只是告诉我们，英国异乎寻常地善于敏捷而平和地打出弱势手法。从他们的研究中看到的，可能不是衰落强权的普遍性的行为理论，而是英国和德国文化策略的展示。两者可能都不同于大多数，让它们不足以成为构建理论的案例。

政权类型可能更重要得多，因为它传递出一个国家的修复能力。帕兰特和麦克唐纳发现“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恢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收缩”，意思是说政府必须承认其境况，并选择不同的策略。威权国家通常比民主国家更脆弱。缺乏自由媒体来展示失败和挑战性的政策，缺乏分散的权力和民间团体来探索替代方案及克制极端，缺乏选举来竞争角逐各种可能的政策取向，威权政府倾向于更长期地坚持导致失败的政策。

对于这场争论——大国的衰落是否会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战争因素，《泰坦巨神的黄昏》是有意义的贡献。帕兰特和麦克唐纳提出了一个宏大而重要的问题，并努力通过汇总我们对大国及中间国家的了解来找到答案。这不仅是一个有趣的学术问题，而且强有力地表明，开打预防性的战争对于衰落的强权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与其发动战争来阻止挑战者的崛起，相对式微的国家应该收缩和妥协以避免冲突。然而，如果采取帕兰特和麦克唐纳的政策建议，那么将得学会忍受“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有趣的是，这也是格雷姆∙艾利森在《注定要发生战争》一书中提出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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