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差异
| Gish Jen on the Profou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 | 任璧莲关于中美文化的深刻差异 |
| By Dylan Foley | March 1, 2017 | 作者：迪伦∙福利 │ 2017年3月1日 |
| Dylan Foley is a freelance writer in Brooklyn, NY. | 迪伦∙福利是纽约布鲁克林的自由撰稿人 |
几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吉什∙珍（Gish Jen / 任璧莲）看到一名中国少女申请马萨诸塞州米尔顿高中的故事。这名女孩有拔尖的考试成绩和优秀的论文，她在Skype网上面试中展现出极好的英语水平。米尔顿录取了她。
几个月后，米尔顿高中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他们认为很出色的这名外国学生。他们在当地机场接到的这名中国女孩说着结巴的、不标准的英语。后来才真相大白，他们接到的这个女孩是那名优秀学生的妹妹。
珍(Jen) 用米尔顿的故事作为她的新书《行李提取处的女孩：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开头，这本书探讨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以及双方世界观的主要差异，起笔于中国文化中的相互依存和美国人崇尚的个人主义。
“很多年来我一直去中国旅行，” 珍(Jen) 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谈到她去中国旅行的四十年。 “当我到达时，我总是对中国感到惊讶。我也对长期观察到的中国感到困惑。”
“人们对我说，‘你不觉得中国正在变化吗？上海是如此时尚，’” 她说：“中国人穿着耐克，在星巴克喝着拿铁咖啡，但中国人不像我们，臆想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或者将会变得像我们一样，是极度的傲慢。”
在她的引人注目的新书中，珍(Jen) 阐述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大熔炉”与中国人的“自我变通”相互依存之间的区别，美国人把个人需求放在第一位，中国人首推对家庭和社会的巨大义务；珍(Jen) 融合了令人信服的轶事与学术研究来探讨两者的差异。
“我引入了学术研究，因为你可以作很多断言，描述再描述，但没有研究，似乎只是趣闻而不可靠，” 珍(Jen) 说：“我讲述奇闻轶事，然后将它们与更广泛的、已经认可的道理联系起来。”
珍(Jen) 在上海参加了星巴克的一项实验，一位美国学者在那个城市选取了100家星巴克，在每家店里都把椅子推到一起，阻挡了部分过道。“实验人员把椅子摆放得非常靠近，他看会有多少人移动这些椅子，” 珍(Jen) 说：“椅子被放置得阻塞了通路。在美国，顾客会把它们移开。”
最后只有1.9％的中国人移开了椅子。 “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珍(Jen) 说：“这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我跟那位见多识广的上海记者谈到了椅子实验，她笑着说道：‘当然他们不会移动椅子！’”
吉什∙珍的父母是中国移民。她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上过大学——为避免日本轰炸而在洞穴中上课的大学。他作为土木工程师来到美国，最后为原子弹项目工作。她的母亲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教师。这个家庭非常传统，正如珍(Jen) 在她的新书中所写道的，他们是“第一个儿子最重要”的家庭，并且认同“没有人想娶一个聪明的女孩”。
珍(Jen) 摒弃了家人持有的相互依存的观点。 “我是反叛者，与家庭的传统相距甚远，” 她说：“当其他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以写作为生时，我成为了一名写作者。我的父母完全彻底地反对。我打乱了整件事情——我不说中文。那是一个完全西方式的计划。我成为了一名小说家，这是你能做到的最体现个人主义的事情。”
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珍(Jen) 去了斯坦福商学院，但在1981年退学，去了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她的母亲不跟她讲话，还好她们在大约18个月后言归于好。
直到珍(Jen) 于1991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并且在《世界日报》（一份中文大报）上广受关注之后，她的父母才意识到他们的女儿是成功者。
61岁的珍(Jen) 创作了四部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她的作品还包括《老虎写作：艺术、文化、和相互依存的自我》，该书收集了珍(Jen) 于2012年在哈佛大学的一系列讲稿，这些讲稿又启发了新书的创作。
家庭的根系不可能拔出。“我的很大一部分依然是相互依存的，” 珍(Jen) 说：“我能看到，我的书如何与马友友这样的人产生共鸣。我们喝着拿铁咖啡，但有一片相互依存的部分仍然存在。”
“当我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我的相互依存的时刻就来了，” 珍(Jen) 说：“我加入了一个母亲团体。那里的小孩子差不多6周大。别的母亲把孩子放在地板上。我放不下我的孩子。有人问所有的母亲，希望孩子们将来怎样。她们说希望孩子们独立。独立？这些孩子连头都还不能够立起来。我说我希望孩子快乐。”
“许多美国人有相互依存的思想倾向，但我的更为深刻明显，因为这种倾向来自中国，我的父母都是移民，” 她说道：“你可以在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看到这种相互依存。它确实持续存在。”
珍(Jen) 讲到一名认识的希腊裔美国人如何不好意思地承认他生活在几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他觉得这不是那么美国式，” 她说：“如果有这么多家庭都是这种状态的话，为什么它不是美国式呢？”
根据珍(Jen) 提到的一项调查，世界上有85％的国家倾向于社会关系的相互依存，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许多非洲国家、大片的南美国家、以及西班牙和爱尔兰等历史上的天主教欧洲国家。在美国，相互依存度在某些亚群体中很高，比如消防员，还有更广义的工人阶级。
在这本书中，珍(Jen) 例举了她的能干的中年兄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望91岁的母亲。“我的兄弟们两面都包容，” 珍(Jen) 说，兼容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品质和相互依存的移民文化。
珍(Jen) 记述了中国南方的大芬油画村，众多艺术能手在那里大量炮制梵高、克里姆特、毕加索及其他很多画家的作品。你想要一幅特别大的“星月夜”？没问题。在这座相互依存的村庄中，艺术家在需要时会彼此换手完成绘画。
“大芬村的画家不符合我的艺术标准，” 珍(Jen) 说：“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是夹在中间。从另外的角度讲，我不为他们遗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身处境都非常满意。”
珍(Jen) 讲述了有趣的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故事。有一位中国画家与另一位伪造其画作的艺术家是好朋友。当伪造者陷入财务困境时，真正的画家在伪造品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以让赝品更有价值，从而帮助伪造者渡过难关。
在一场奇怪的角力中，中国警察与他们被派去监督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警察问候后者生病的父母，甚至提出如果需要可以帮助持不同政见者找工作，而同时继续监视他们。
珍(Jen) 谈到她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很大的公共场所）与孩子们放风筝时丢失了钥匙。看到她的焦急，一个卖风筝的商贩走近她，通过与其他竞争商贩联手的一连串帮助，钥匙被找到并送回来。提供帮助的关键人物是一名盲人商贩。所有的酬谢都被婉拒，很明显所有人都很高兴。
对于那些来到美国个人主义文化“大熔炉”的中国移民来说，生活可能会颇为费神。
“很多从中国来的人在美国觉得很困难，” 珍(Jen) 说：“正如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同，他们也无法想象美国是如何的不同。他们知道美国更富裕，每个人出门都开车，但心理景象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他们想象不出来。”
珍(Jen) 出生于纽约，最初在扬克斯北部长大，在那里的生活可能非常艰难。“孩子们会向我们扔夹杂石子的雪球，” 她说：“我们搬到斯卡斯代尔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雪球中没有石子。”
即使在斯卡斯代尔，珍(Jen) 的家庭也经历了1960年代偶尔发生在纽约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我在纽约的斯卡斯代尔上五年级，那里是一个极其自由开放、成熟的社区，” 珍(Jen) 说：“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每天都有人问我父亲是否洗衣服。当然我知道那有侮辱的意味。他们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人。当我上高中后，他们再没有问过我。”
“我的兄弟每天都被殴打，” 她说：“他被殴打得如此严重，因此我的父母送他去上柔道课。”
“如果我的背景更加个性化，那么对我的伤害会更小，” 珍(Jen) 说：“我明白了这点，但我没有专注于此。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得操心。这只是一件事。”
“那是对整体生活的一种相互依存的看法，” 她指出：“你为什么接受教育？答案是，‘如果我不能拿到那个医学博士学位，我将会一直被压榨。’”
“我的兄弟挺过来了，就像我自己和我妹妹一样，” 她说：“这不好。这是一块巨大的阴影，不过可能蕴含有一线希望。一旦你被欺负过几次，你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你就会准备好与世界打交道。”
不幸的是，珍(Jen) 指出，亚洲孩子被欺凌的现象在学校里仍然存在。“校园霸凌并没有消失，” 她说：“我不会低估这个问题。”
个人主义“大熔炉”观点与相互依存“自我变通”之间的关系可能很不固定，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这本书中，珍(Jen) 详细讲述了她的韩裔美国朋友珍妮∙苏克的家族史，苏克现在是哈佛法学院教授，《纽约人》杂志的撰稿人。
苏克一家在韩国过着糟糕的贫困生活，太多的亲戚挤住在家庭公寓里。珍妮∙苏克的祖母要求珍妮的母亲上交她微薄的工资。母亲拒绝了。然后珍妮一家人冲破了更大的家庭束缚，搬到了纽约，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韩国信奉个人奋斗的这位母亲作出了相互依存的决定，将珍妮送去一所令人痛苦的补习学校，这样她才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优秀的亨特学院高中。母亲的决定很糟糕吗？珍妮割舍了很多其它的机会。”
“现在我们来看珍妮想要跳舞这件事情，” 珍(Jen) 说道。珍妮被选拔进入一个著名的芭蕾舞剧项目。珍妮的母亲再次表现出相互依存，不让她去参加。
“我想要勒住那位说‘不，你不能跳舞’的母亲，” 珍(Jen) 说：“如果我的女儿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我会跟从‘大熔炉’路线去支持她。当然我站在珍妮一边。在我想要成为一名小说家的时候，所有人都对我说‘你不能那样做。生活不是关于自我。做点实用的事情！’”
“当你听说珍妮没能参加的舞蹈课上的四个女孩全都身体受伤，没有人成为芭蕾舞演员时，你会想她母亲是不是错得那么离谱，” 珍(Jen) 沉思般地说：“现在珍妮是一位终身教授，生活得很好。谁知道本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觉得在美国这个如此包罗万象的环境中采用那么强硬的相互依存的方法，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珍(Jen) 说：“这对于大多数美国父母来说不是一条选项。如果在中国的母亲这样做，孩子也会感到痛苦，但不会像在美国这么强烈。”
珍(Jen) 定期在上海纽约大学授课，所以她每次去中国要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她还花时间跟她在中国的大家族呆在一起。
“在上海，我理解跟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但他们不是我，” 她说：“我很同情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大芬村的艺术家并不苛刻。”
“我在中国的家族很棒，但我不会参加每场家庭活动，” 珍(Jen) 说：“如果你放手参与，那会占据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我的容量足够大，可以说得出‘我不跟你一起去，我要呆在这里读埃琳娜∙费兰特的新小说’。在中国，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美国化。”
“在中国，宽容友好非常重要，” 她说：“家族形成为一张非常重要的网络；一张社会安全网。”
珍(Jen) 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美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人的相互依存，以及这份依存对他们的家庭责任和中国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
“一部分对中国的调查是新得来的，但大部分本来就在那里，” 珍(Jen) 说：“我认为人们没能够利用这些调查来帮助他们看明白中国。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改变格局，” 她说：“早先的读者已经得到了一点启发，他们说‘哦，我现在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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