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The Enigma Of Yuan Shih-Kai / 袁世凯之谜-2

袁世凯因其在反击政变中所起的作用，被任命为山东省长。1899年12月，他和旗下的所有部队一起搬到了那里。全副武装到位，他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幕——1900年夏天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早就在山东的各个乡村用他们的咒语和所谓的魔法开展活动。有证据表明，在众人知晓之前，他们的传播宣讲已经持续了数月，即使不是数年。袁世凯获得了宝贵的机会来近距离观察他们，很快就决定下来某些事情。当骚乱爆发时，他假装只看到些疯狂的信徒，那些人认识到国家的险境，打出了“清除满族人和外国人”^{{即: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袁世凯的部队猛烈地向他们发起攻击，将这一大群野蛮的乌合之众赶进直隶大省。在那里，在满族人的诱惑下，他们突然改变了旗帜上的铭文；将外国人及其所有物作为唯一的敌人，并立即受到官方的保护。他们到处去屠杀看到的每一张白脸孔；破坏铁路，烧毁教堂和圣所，造成了广泛的无政府状态，只可能有一种方式来终结——欧洲的介入。这个坐在中国历史刃尖上的男人——彼时由于力量不足尚未能融入时代的主流，再次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得益于那段朝鲜经历，他已经准确地看到了结局必然会是什么样子。

国际联军集结起来包围封锁了公使馆，北平的瓦解崩塌让袁世凯警觉又同情，准备好直言进谏，准备好承担新的责任，准备透彻讲解每件事情。1901年“和平议定书”^{{即: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标志性事件，他获任直隶总督，接替有名的李鸿章，后者已经是再度被任命担此旧职，但发觉再无力胜任此职务。对于刚40出头的男人来说，这是非凡的成功。当逃亡的皇室最后于1902年从西安返回时，作为一个特别该奖赏的人，他获得了多项荣誉，因为他支撑了门面，维持了落难君王的权威。似乎是作为回报，他向朝廷呈交了大量的建议书，请求组建一支完备的现代军队：为了重整王朝的雄风，尽可能人数众多，但最重要的是有战斗力。

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从1902年到1907年，作为陆军重组委员会的部长——他在任职直隶总督期间同时兼任的一个特设职务，袁世凯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专心于培养一组强悍的战斗力量。在那五年中，尽管财政捉襟见肘，中国北方仍然组建并装备了6支优秀的野战部队——7万5千名官兵，所有人都听命于袁世凯一个人。他在推动下辖各省的军事重组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嫉妒其权力日渐增长的竞争对手提醒朝廷须警惕，于是朝廷突然将他提拔到一个无实权的职位。有一天他被召到北平，出任大议员^{{即:军机大臣}}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即:外务部尚书}}，被命将所有的军队事务移交给有名的竞争对手——满族人铁良。是时候得把他钳制住了。他作为走卒的最后阶段已经来临。

在那段历时差不多十二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很少有外国的外交官打电话到中国外交部讨论问题；想象一下，作为外务部尚书的那个看上去结实又刚毅的男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苦心去跟各国领事争论，如同他在重组一支国家军队时表现的那样；与此同时，几乎每天他都在忙于激烈而秘密的权力斗争，以维系他的并不太高的职位。猖獗蔓延于北平的嫉妒，像尤巴斯毒树一样，始终在破坏他的方案，阻挠他的计划。他被困在北平，束手束脚，经常被训斥；即使是他的那位强势有力的女主人，理应感恩于他的老皇太后，也不断预感到终极的结局正在迅速逼近，王朝将跟她一起消亡。

1908年秋天，她病倒了。最强烈的恐惧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有报告说光绪皇帝也病得很严重，这是一个不祥的巧合。突然间，两个重要人物都驾崩西去，皇太后略先于皇帝。几乎可以肯定，皇帝被人下了毒。传说他离世的时候，不仅给了他的同伴——此人将要接替他行使名义上的王权——一道最后的秘密法令去将袁世凯斩首，而且用他的摇摇欲坠的手在空中画出一个接一个的圆圈，直到他的追随者理解其含义。在本地话中，那位大总督的名字和表示圆圈的那个字有相同的发音；这个手势传达出这位濒临死亡的君主的最后愿望：向十年前害他丧失王权的那个人报仇。

发生这些与过去决裂的重大事件之后，出现了不祥的平静。关于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好的王位继承问题，宫廷被两个派别猛烈地撕裂。小皇帝宣统即位，不可避免的将是又一段长期的摄政统治，这一事实立刻引起了外国观察者的担心，同时人们确信袁世凯最后的日子已经到来。

变故在1909年1月2日突然降临到袁世凯身上。在老皇太后驾崩和他自己失宠之间的那段间隔时间里，他实际上被提拔到了王朝的最高官位，被任命为“王位继承人的高级卫士”^{{即:太子太保}}，并负责安排帝王的葬礼，一个有油水可捞的职位。很显然在那段时间内，新的摄政王——光绪皇帝的兄弟，就秘密斩首令该如何处理的方式征询了所有最信赖的朝廷重臣。所有人都劝告他要审时度势，不要冒险采取行动，可能招致国民和列强的责难。于是又准备了另一道法令，将袁世凯革职，令其返回原居地。

在北平的每个人都记得那一天，当时盛传的谣言是这个男人的最后时刻来了。各个派系都被告知须小心提防，袁世凯在大议会^{{即:军机处}}看完革职诏令后，立即离开了王宫，直接乘车到火车站，从那里乘火车去天津，穿戴跟普通平民一样。在一家欧洲人的酒店里已经为他预留了房间，英国领事前来提供保护，另一列火车载着他的长子到来，带来直接从大议会理事会传达的讯息，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他得以返回到在河南省的老家，在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两年里，专注于用公职所得的酬劳修建自家的大庄园。他生活得像一个家族元老，被众多妻妾和子女簇拥着，经常宣称自己完全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只希望留年平静。不过有理由相信，他的追随者不断向他报告各种事件的实时进展，嘱咐他等待时机。可以肯定的是，扬子江上的第一声枪响就让他警觉起来，暗地里向其追随者发布命令。他得被召回朝政已经不可避免，事实上在传来反叛消息的100个小时内，朝廷就紧急而无奈地传召他。

1911年10月14日，他被帝国诏令任命为湖北和湖南总督，被命立即赶赴前线镇压起义，11月1日，他被授予大议会主席^{{即: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代替清王子行使几乎最高的权力，这期间涉及的问题需要写满一整卷来充分讨论其中的迷雾。不过此处以说明为目的，这些事件可以非常简略地带过。就其个人而言，袁世凯很高兴看到机会终于到来，果断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问题，不过他故意表现得犹豫不决，采取拖延策略，直到两方面——革命党人和满族人——都无力僵持，让形势逼迫双方都承认他——这个实干者和外交家——是唯一的调解人和国家救星。

关于革命的详细过程，以及袁世凯采用的让形势而不是人来起决定作用的特定方式，已经多有讲述，不必要长时间阻留我们。人们普遍认可，虽然新生的革命党人展现出了勇气，但他们的力量与袁世凯手中一直持有的王牌——他作为天津总督期间亲自组建起来的6支装备精良的野战部队^{{即:北洋六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1年11月，一支野战部队攻占捣毁了革命党人在武汉三镇——汉口、汉阳、和武昌——的主要根据地，当这支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发动致命攻击、将最后剩余的革命军队扫荡干净的时候，他压制住部队不准继续进攻。因此可以断言，袁世凯能够在1911年底之前完全粉碎革命，如果他想那样做；但他非常敏锐地看到，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军事战争，还有道德风气。中国这个国家还在遭受严重的痛苦。他们的文明几乎被摧毁殆尽，因为无力抵抗外国的侵略，本国人无力应对大量累积的错误，这些错误缘于被强加的、压榨国民的封建主义——满族制度。袁世凯明白，从理论上讲，义和团在初期正确地选择了书写在他们的旗帜上的口号——“清除满族人和所有外国的东西”。两者从根本上把原有的文明摧毁了；但他们提出的纲领耽于幻想，不切实际。一项元素可以被清除，另一项元素必须被留存。如果义和团够明智，他们应该修改其纲领，保护外国人，同时进攻那个令他们如此孱弱卑贱的王朝。我们已经讲过了，宫廷派引诱他们的首领采取了完全反智的行动。

袁世凯不是义和团，也不相信愚蠢可笑的理想主义。他已经意识到，在二十世纪成功治理中国的关键是接受外国人的观点——至少在名义上接受，因为外国人手握着无限量的货币资金，并且懂得科学技术。他明白，只要自己没有偏执于无耻的暗杀，没有公然藐视外国人的意见，就可能凭借1900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而获得支持。从这些前提延伸开来，直觉还告诉他必须得始终地、刻意地保持合法的外表，让国民的期望得到名义上的满足。出于这些原因，他让自己表现得看上去似乎只是命运的工具，行事安排都是迫不得已。出于这种原因，他虽然击垮了扬子江中游的革命党人，为了平衡态势，在扬子江下游，他暗中下令帝国军队撤离南京，以便保留看得见的势力，用来迫使满族人推行全面彻底的改革——他明白改革势在必行。这次改革原则上被皇族接受了，君王同意了所谓的“十九项基本条款”^{{即:十九信条}}，所有的北方将领都认同并确实坚守了这一系列应该成为执政基石的条令，直到1911年与南方的反叛者交战。有理由相信，如果袁世凯成为实际的摄政王，他会支持终结满族君主制。但是革命党人以令人惊讶的迅捷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共和国，外国舆论纷纷支持赞扬这份果敢，这让袁世凯措手不及。在1911年12月中旬他已经同意与南方的革命党人和平谈判，各项谈判开始后，他的手法摇摆不定，不断延长停战协议的期限，因为他看到外国势力——特别是英国——厌恶内战持续。他曾委派先前的副手唐绍仪作为全权代表去到上海，但很快就发现情势与自己原先设想的不同。华南和华中强烈坚持，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永久地、彻底地废除满族王朝，对此袁世凯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最后一条秘密承诺是让他担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他是真正的忠于王朝，那么就有责任重新开战，或者辞去总理职务而后退隐。他没有走那两条路；而是以十分典型的方式寻求中庸之道，含糊地倡议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解决问题。听过似是而非的不实陈述后，光绪皇帝的遗孀——皇太后隆裕，她接替摄政王醇^{{即:醇亲王载沣}}照管小皇帝宣统的社稷江山——被诱导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的分崩离析，皇室退位是王朝唯一可走的路径。有理由相信，1912年1月28日全体北方将领电传给北平的建议退位的陈情书，是缘于袁世凯的指使。不管怎样，肯定是袁世凯起草了优待满族皇室的所谓“优惠待遇条款”^{{即:皇室优待条件}}，并将这些条款电传到南方，然后再传回给他，作为革命党准备给予皇室的最高限度的待遇；奇特的巧合是，试图在宫殿外暗杀他的那天，他才向皇太后跪地呈交了这些条款的大纲，获得了有保留的认可。这个奄奄一息的朝廷四次准备授予袁世凯侯爵名号——可以给予汉人的最高级别的贵族称号，最晚一次本来预定于1月26日，这一可悲的尝试努力算是王朝的最后绝望之举。在很短的几天内，皇室不情愿地颁布了三道非常奇特的法令，宣布自行退位，这些法令在本书的附录中，值得仔细研读。这些法令明确地显示出，帝王家族认为自己只是放弃了政治权力，同时仍然拥有以往的全部司仪上的权利和头衔。很显然，共和国或人民政府的概念，虽然已经用本土的象形文字写在了法令中，其实对于北平而言还艰深得难以理解。

袁世凯现在获得了所希望的一切。 他将组建共和国及重新联合各军阀派系的帝国委员会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准备好试着创建一套他对其一无所知的政体。值得注意的有趣之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旧认为手中的权力完全来自于那几道最后的法令，而绝不是来自于与南京共和国的协议，后者制定了所谓的《临时宪法》。不过袁世凯很谨慎，没有断然宣布他的计划，直到数月经年以后独裁统治看起来似乎不会引起争议。几乎是从满族退位的那天开始，他一直在算计是否要冒险孤注一掷，登基称王；正是这一悬念让接下来令人震惊的故事如此的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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