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The New Regime – From 1916 To 1917
新政权—1916年到1917年-2

需要解决的难题很独特。并不是说那些将军和军方人士必然反对变革：他们不属于执政群体中理性有文化的成员组，思想不那么开明，不太习惯外国的方式，因此更多地与老年中国人有联系，众多的老年人长期留恋在广阔的农村、以及遍布各省直达中亚边疆的无数乡镇。至于那些掌握权力平衡、处理大部分实际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自然很难接受那个机构——没有被他们认可为负责任、有代表性的机构——发布的纸上法令；不过有很多迹象显示，《永久宪法》颁布并在所有学校中成为信条以后，情况将会好转，过往的对抗会逐渐消失。

自1916年8月重新组建以来，议会就一直在努力制定这部宪法，现在已几近完成。两院每周三次坐在一起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对宪法草案（由国会专题起草委员会编写）作非常详尽的审查和讨论。自然有很多激烈的场面伴随着这项重要工作的推进，国民党和进步党这两大派，一次又一次地争吵不休。不过总体讲来，那些争论及达成的决议符合要求、意义重大，它们以具体和无可置疑的形式传达出中国人的思维现状及大量隐含的共识。举例来说，经过精彩的辩论和激烈的反对之后，才最终决定不将儒教定为国教；毫无疑问，通过正式将这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记录在中国政治思维的秘密据点中，巴士底狱已经被推倒，为个人主义和个体责任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这在从前中国至高圣人的沉重桎梏下绝无可能。在必须确定中央政府与各省之间的依存关系时，遇到了更加艰巨的困难，倡导分权者和支持集权者好几个月未能就所谓的省辖制达成一致，接下来又死命纠缠于此段法律条款是该作为宪法中的一章还是主条文的附件。最终达成的协议——成为宪法的一部分——独具匠心，国民的治权在重建起来的（先前基本上已被袁世凯破坏）省级议会中得不到体现，在中央议会中充分体现。当然在未来几年，这更可能只存在于纸面而无法付诸实践；不过有迹象表明，一段时间后，议会政府在中国将比在某些欧洲国家更成功；中国人喜欢既有的固定程序，并且行为谨慎，会选择公开辩论作为糠中筛米的最佳方法，会把每件重要事情交由投票来让多数人决定。在1916年至1917年期间，议会俨然是一个国事监督委员会，充分证明了其重新召集起来的价值。可以想到的每个主题都经常有质询听证；内阁部长不时得承受激烈的言辞抨击；真正意义上的部长责任制正在缓慢但不可阻挡地形成，必然会受到议会严厉批评的担心减少了——如果说还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失职行为。作者认为，十年之内，议会将成功地把国家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与内阁之间建立起密切的日常联系，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政府理论的治理将牢固地扎根在北平。这样的奇迹也可以发生在东亚尽头，再次证明人类的思维能力无所不及。

与此同时，眼下的中国跟万里之外的其它国家一样，部长不负责任是一大敌；也就是说，由于总统不强势，所谓的内阁治理就让内阁部长摆脱了有效的日常监督。各种不该发生的事情在发生，玩忽职守而本该立即驱离京城的人仍在掌权。 [附注：写作这本书以来，已经有两名内阁部长被当场逮捕。] 虽然中国人行动迟缓，喜欢推迟作决定，直到命运让他们培养出铁面无私的品质，但是丝毫不必怀疑，从长远看来，那些不诚实的家伙会受惩罚，更有效率的群体会取代他们的位置。从各个角度看，都有理由庆贺目前的形势，并期待未来会和平地展开。

造访新政权下的议会对于大多数人都会有所启示：坦率公正的印象会让他们难以忘怀。甚至那几栋国民议会建筑物的位置也有独特的意味。它们隐藏在远处的西城，正处在巨大的内城墙的遮掩下，仿佛在完工之时就预料到永远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围绕京城的砖石大堡垒派生出的重压很快就会向它们证明，渴望闯入进去控制国家只可能是徒劳。在袁世凯和满族人统治期间，它们是政府手中的操练工具，从未被允许定型成为实践。它们的近亲包括铁路、电力、碎石柏油公路、以及所有的其它现代事物，这些现代事物正在开始改造此地完全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文明；因为它们与现实的中国农场如此疏远，有人认为它们将始终游离于国民生活之外。

蠢人就是那样认为的。在旧帝国议会（参政院）的程序规则副本中，本书作者发现了写于1910年的这条说明：“在其首次会议期间，这个机构的辩论就非常引人注目。看起来很明显，1913年的首届国民议会将控制中国，架空君王的权力。结果，革命——” 虽然日期有点困惑人，但是预言能力值得一提。

1916年至1917年期间的议会周围专门部署了很多警察，他们的人数和警惕的神态也在讲述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就跟建筑物的位置在讲述故事一样。与其说是可能发生的暴力让这些警察被派来此处，不如说是有必要告知路人，从前在这里出现过违宪的暴力行为，如果以后再出现，将会被严厉地击溃。可能全世界没有哪个国民议会比北平议会遭受过更强烈的蔑视，可能它最不该遭此待遇。在众议院度过一个下午之后，大多数开明人士肯定会感到惊讶，他们本来乐于相信，中国的事情不过是部分评论家们宣称的那个样子。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习惯于行会议程和辩论，通过这些程序来审查所涉及的原则，进而决定攸关多数人福祉的事项，已成为一项古老而固定的习俗；虽然目前存在笨拙别扭之处需要留意，不过熟能生巧之后，这个民族的天资将充分展现出来，在当代历史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对此毋庸置疑。去旁听席坐下来，自己去感受。冲到嘴边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年轻人去哪里了，那些伪装成立法者、被本地媒体极度嘲讽的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大多数议员是三十或四十甚或五十岁的男人，远非年轻，有着睿智而沧桑的面孔，已经没有青年人那份活力。你甚至会在各处看到那些患有风湿咳嗽、本该呆在家里的老者；虽然偶尔会有脚步轻盈的年轻人，穿着欧洲服饰，在国外涂抹的饰面还没有完全褪去，但总的感觉是些已经达到成熟年龄的男人，他们完全可以代表这个国家今天的状况，和实情几乎一样。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会否认这一点。

议员办公桌的排列体现出欧洲风格，议长席抬高起来，一排排的书记员和记录者，给人井然有序的印象，却又残留着几分革命的气息。也许是中国人竖直的黑发和多彩的丝绸服装——映衬在朴实无华的背景下，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的画面。在那种情况下，偶尔的剧烈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那种时候迫切需要违规的勇气，不是我们生活的二十世纪，如今仅靠血性无疑不能妥善成事。每扇门及前几排旁听席都有配备武器的国会警察，让人感觉到几分戏剧性，并且异样的刺激。中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创造了其第一项传统：谨慎地武装在手向前推进——充分吸取刚过去的教训。

这里是写作比赛的发祥地，大多数议员的桌上都放着文件和笔记本。刺耳的电铃声响起后，人们鱼贯而入，各自就座，经过那场休会，议员席只坐满一半。几乎每个人都身着中式服装（便衣），议员徽章显眼地别在胸前。人们很快就坚信，这里进行中的不是说与国民无关，而是切实关乎生命肉体，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其中的勇气不可能不激发起想象，因为聚集在这里的四五百人，是作为组成这个国家的四五亿人的典型——如果说他们还不能代表。你似乎看到这个国家的轮廓，沉闷、迟缓的大多数在迅速回应潜意识的好奇——突然间生气，突然间又平静下来，理性毕竟始终是永远被崇拜的女神。这里的所有人都有学者风度，行为审慎。当议长按顺序主持议程、宣布辩论开始的时候，会场一片寂静，除了几百只紧张的手在触摸文件或来回摆动。每个人都会用手，特别是在发言之时，不像欧洲人那样握拢，而是张开，用细长的手指来传神，曲解、转向、暗示、揶揄、以及少许让步。通过研究手势来写中国的故事将会很有趣。

每个人轮流去讲台上发言，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很快另一种感觉会强化——北方人清晰的讲话和更洪亮的声音比南方同行更有优势，所有的演讲者都知道这一点。北平的普通话毕竟是官方的母语，比其它方言更自如、更准确，不可否认地带有某种程度的权威色彩。听起来尖锐、高调的南方口音虽然可以非常敏锐而急速地争论，但似乎逐渐成为某种不利因素。仿佛有种内在的趋势是变得爱挑剔抱怨，讲得太多反而令其诉求似是而非。这些都是奇特的小事情，在世界其它地区并不是没有此类影响。

掌声响起表明的意思跟在其它地方一样；如果你想在大型集会中把论点讲透彻，那么必须简明扼要，引用明确有力的论据。这正是区别闹剧和戏剧的关键，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度的分析对于大众没有说服力。不过通常没有太多的掌声，发言者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没有被满意或不满意的讯号打断。很少的时候有一阵笑声，作为反击对手获得的加分。不过笑声突然间就消失了，如同其突然间爆发——你几乎还没有注意到，仿佛笑声是多余的，必须让位于更严肃的事情。

辩论结束后是表决。电铃声再次响起，国会警察粗鲁地关闭所有的出口。书记员走进过道。他们看上去无精打采、无动于衷，但是很快检查完会员资格证，以确保在场人数达到法定数字。议长宣布现在表决。就像是听到一声命令，大片的“赞成者”直挺挺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掌声雷动；此项法案获得几乎全体一致的通过。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当吵闹蔓延在各处时，议会将停止推进议程，十几个人站在他们的办公桌后面发表意见，竭力驳倒对方。议长耐着性子，尽力对付此类程序问题——往往归于失败，因为规则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必须经过数年才能建立起绝对严格的规则。尽管如此，自1916年8月以来取得的进展已经非常显著，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议会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辩论——表达国民心中最重要的想法；如何表达那些想法就是在不断地展现国家政治信仰的真实状态。议会是——或应该是——整个民族的缩影；议会的情况从来不比国民大众更好或更糟。国民议会表决中依循的多数票规则必须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中国也不例外——多数票规则必须是决定性的原则。

在这里，中国的全新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责任内阁未能以任何明确易懂的方式与立法机构联系起来，并且时常与总统办公室对立行事，给政府管理制造出该受强烈谴责的日常争斗，已经导致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冲突。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议会制政府正在稳步推进，《永久宪法》和地方政府制度都付诸实施以后，将会翻开新的篇章。毫无疑问，需要更年轻的一代人入职才能根除所有的古旧之物，不过本书作者惊讶地注意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即使是那些属于满族旧制的总督也热心于新的秩序，并乐于提供帮助；部长职位的竞争明显很激烈，尽管在任命生效之前必须接受议会的拷问并获得多数票。

不过北平还有最后一道异象尚未祛除。被废黜的儿童皇帝仍然住在冬宫，被一个微型的朝廷簇拥着——这种状态不应该再被容忍，因为它无疑会助长相关人员传播的谣言，那些人不时神秘地传说有一场复辟即将发生。解决问题的时间已经到来，不仅必须让满族皇室远离京城，而且还得制定出一套方案，修改所谓的旗人家族的养老金制度，这些家族仍然在领取月度津贴，如同在满族统治时期，这要归因于1912年退位时签署的那些优惠待遇条款。这两个重要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帝制将迅速消失，彻底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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