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福音

序言

中国在过去的40年见证了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基督教信徒的大幅度增加。中国新教徒的数量自1979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0%。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可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基督徒人口。基督教的兴起虽然给主张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CCP）带来挑战，但也为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服务提供新的选择方案，从而满足日益增长的公众需求。政府最近推出一系列举措，进一步规范、有时候限制基督教信徒。

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是怎样的?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开始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随着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第一位来到中国的新教徒传教士是马礼逊，他于1807年代表伦敦宣教会前往中国，并将《圣经》翻译成普通话版本。在19世纪中期，基督教变成为动员民众的政治力量：洪秀全发展出一套受基督教影响的思想体系，用来组织开展反抗清王朝的太平起义（1850–1864），吸引传教士和闹革命者。这些反叛者聚集控制了超过1/3的中国领土，建立了对抗性的政治秩序，称为”天国“。随后的内战估计造成2,000万人死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中国大陆大规模的宗教压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源相一致，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中国化版本，宣扬将中国革命的未来置于乡村农民的手中，成为主导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的高峰时期，礼拜场所被拆除、关闭、或占用，宗教活动被禁止。

毛泽东的去世和他的继任者邓小平随后的改革让中国重新对外面的世界开放国门，反过来给予中国公民更多的自由。基督教信徒的猛增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开始的那段时间。今天，中国的基督徒人口涵盖各阶层、各个年龄段，遍及农村和城市中心，包括学生和专业人士。中国还是全世界印制《圣经》最多的国家。到2016年，爱德印刷公司，中国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创办的一家合资企业，已经印制了1.5亿本圣经，其中1/3是在2013至2016年间。该公司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印制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和其它基督教读物。然而，虽然政府容忍某种程度的宗教活动，宗教自由仍然受到约束和监管。

中国对待宗教活动的政策是怎样的?

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5种宗教：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新教。经国家批准的宗教组织的活动归于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监管，处理宗教生活的各方面事务，包括宗教领袖任命、神职人员挑选、教义学说解释。基督教在中国由3个主要团体管理：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要注册成为国家批准的基督教组织，宗教领袖必须接受培训，以让教义学说“适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思维。中国不在天主教和新教之外区分基督教派。

灵性和宗教活动长期以来就包含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自由之家东亚高级研究分析师莎拉∙库克表示。中国宪法第36条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不过那种保护仅限于所谓的“正规宗教活动”，同时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从事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民健康、或妨碍国家教育体制的活动。” 这些条款为当局提供灵活性，以确定哪些宗教活动符合党的政策，哪些超出党国方针。宪法条款进一步指明宗教团体不能被外国控制。

地下家庭教会平行存在于国家批准的基督教会之外。这些团体在政府的指导方针之外运作，他们受当局的监管程度主要决定于当地的领导者。如同官方的基督教组织那样，他们的会员在地域和人数上也在增长，根据独立民调机构的调查。普渡大学宗教和中国团体中心的杨凤岗估计，中国新教徒人数在9,300万到1.15亿之间，只有不到3,000万人参加正式注册的教会。其他基督教组织估算出的人数更多。

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估计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在1951年毛泽东切断联系之后，梵蒂冈和北京就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自2014年8月以来，教皇弗朗西斯一直试图解冻与中国的关系，但在谁有权任命主教的争议中变得更为紧张。通常情况下，在教会成员协商之后，任命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力在于教皇。不过北京在未经教皇批准的情况下任命了一些主教；此外有些地下家庭教会已经自行提名和批准了一些中国主教。

2018年，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定出一套新程序，让梵蒂冈确认由北京提出的候选人。虽然该协议没有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它显示出中国可能改变政策，让外国介入国家宗教事务。这份协议在中国内外的天主教徒中激发起复杂的情绪。有些人赞成和解，而另一些人则担心梵蒂冈正在向中国政府屈服。

为什么基督徒人数猛增?

社会学家观察到精神真空的兴起，紧随数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现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对宗教的兴趣亦在更新。因此专家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对公众失去引力，官方和非官方的基督教会似乎在填补上这样的空隙。随着中国不断适应迅速变化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信徒不仅在寻找自己的生活意义，也在寻找他们国家的未来。基督新教“符合中国礼仪和社区传统”，根据法国耶稣会信徒和研究中国的学者魏明德的论述。此外一些专家说，吸引中国基督徒的还有团体中诚信的理念、全面的道德体系、有组织的结构、以及团结成为这种世界性活动的一部分。对更受欢迎的中国传统宗教的严厉镇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减弱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为基督徒人数的增长打开了大门。

中国的基督徒主要是新教徒，吸引他们的是宗教强调平均主义，以及教会里的精神团契，普渡大学的杨凤岗说明道。相比其它宗教和社会组织的等级结构，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团体友谊更有吸引力，杨凤岗补充说。相对于其它的宗教信仰，如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或法轮功，更多的中国人可能会选择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更宽容，在中国可能是更安全的选项，自由之家的库克说。

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新浮出水面，从那时起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基督徒人数在1980年代早期估计约为600万。当前的各方估计相差很大：政府记录合计有2,900万基督教信徒，而外部组织估算出的人数远多于此。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计算得出在中国有6,800万基督徒，大约占全国人口的5%。其它独立机构估算出的人数在1亿至1亿3,000万之间。普渡大学的杨凤岗预计，如果“温和的”增长速度持续下去，到2025年中国可能有多达1亿6,000万基督徒，到2032年达到2亿4,700万。中国官方记录人数和专家估计人数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北京不承认在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之外从事宗教活动的基督徒。

专家指出有两个历史事件成为中国宗教觉醒的驱动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发了1980年代的宗教复兴，基督教第一次传播到乡村地区的家庭教会。第二个主要事件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人士。这成为城市社区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本来希望促进民主理念以代替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向宗教活动——道教、中国佛教、最终接受的基督教。

在经济方面，北京摆脱了传统的毛泽东思想，转而实行市场经济。因此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结构被溶化了。宗教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进入生活，主要是通过转变原来的信仰。随着中国努力在艰难的经济结构改革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公众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专家说基督教的复兴之势很可能会延续。“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事实是新教已经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活跃部分，特别是在大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 伊恩∙约翰逊在其作品《中国的灵魂：毛泽东之后的宗教回归》中写道。

政府对基督徒猛增作何反应?

基督徒近年来面临更多压制。过去25年以来，中国在开展基督教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国家中排名第10位，根据“打开门”的报道，“打开门”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追踪世界范围的基督徒迫害。压制活动时有起伏。家庭和地下教会面临着惯常的迫害冲击，在习近平的治理下，国家认可的教会也成为了目标。新近的压制活动针对家庭教会和国家认可的教会，包括骚扰和拘押基督教信徒、阻挠进入礼拜场所、打断聚会、拆除十字架、拆毁教堂、以及遣散会众。

例如，东部沿海浙江省温州市以基督教人数众多而闻名，执政党官员已经下令拆除数百个十字架，拆毁数十个据称违反建筑法规的教堂，尽管有些教堂事先已获得当地官方的批准。此外浙江官方还宣布，将在党员中实施宗教信仰的禁令，以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在中部河南省，地方政府和警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没有正当理由就突袭一些教堂，夷平另一些教堂。其他基督教徒人数多的省份，包括安徽和江苏，也遭到了镇压。

中国共产党将宗教团体视为对国家安全、社会和谐、及核心利益的潜在威胁。中国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前局长叶小文在1996年争辩说，“宗教在持不同政见者手中变成为煽动群众和制造政治动乱的武器。” 虽然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监管呈现出周期性——复兴、压制、再重来——宗教在中国总是夹带着固有的政治性。普渡大学的杨凤岗在他2012年的《宗教在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存活与复兴》一书中写道：“基于信仰的组织被看作是对共产党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关于中国宗教复兴的特别报道，天主教遭受到中等程度的困扰，新教在中国遭遇到深度的困扰。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权倡导者和律师是基督教信徒，让共产党忧心基督教可能成为挑战其权力的整体力量。虽然宗教带头人和参与者无意损害共产党，政党领袖感觉上的威胁可能导致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

宗教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有些地方压制宗教团体，高调的案例包括移除浙江教堂的十字架、打击北京守望教会、在山西拆除一座大教堂、以及云南对一个未登记教会的成员处以长期监禁。不过另一些地方的官员对于基督宗教活动则比较宽容。地方官员的优先考量是确保政绩，高度重视社会稳定。

在最高层面，北京正力图将党派影响注入到基督教思想体系。2014年8月，北京在“基督教中国化”的专题会议上宣布将会努力让基督教国家化。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长王作安说，基督教信仰首先应符合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基督教思想体系建设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融合中国文化”。为配合这项议案，北京加大力度将未登记的教会及其成员归入政府批准的官方机构之下，尽管依然存在严重的法规障碍，登记过程繁杂恼人。如果成功，当局（SARA）对中国的基督教领导者、教会活动、和信徒信仰就会有更多的监督。其它传统的中国教义，比如中国的佛教和儒家思想，也被北京督导要构建和谐社会。一些专家认为，这些举措表明当局试图缓冲基督教的传播。

中国中央政府还修改了宗教法规，旨在加强国家安全，防止极端主义和外国渗透。新法规于2018年2月初生效，其中包括明确禁止未注册的团体传讲宗教，加强对宗教集会和集资的监督。随着中国政府和执政党试图对宗教施加更多控制，“教会成长与压抑的政治和传媒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加剧，”《生存下来，重建教会：中国大陆基督徒的社会图像》一书的作者玛丽∙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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