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状况
（二）思想精神资源
（三）上中下结合的渐进改良
▪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四）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 种族问题
▪ 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五）异化和悖论
▪ 平等问题
▪ 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六）一种特殊的“隐性霸权”
1987年《美国研究》杂志创刊之初，笔者开宗明义曾提过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的问题，并给出了四个层次的“我见”。其中第四点说：“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又有其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
应该说，这第四个层次才是把研究美国列入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但是做起来十分艰巨，自己有志于此，却深感功力不逮。又过了近十年，才敢进行一些尝试。本文是这一尝试的结果，也只是从一个侧面进行探讨。 此其一。
题目既是探究美国强盛之道，前提就是承认其强盛。整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国力和地位一路上升，“超级大国”之名由此而来，到世纪末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执左右世界的力量之牛耳，是不争的事实。本文的主题就是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回头来究其所以然，回答美国“何以兴”这个问题。如果前提是美国衰落，或者貌似强大，其实中空，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这不是笔者的观点。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的强点和优势，无意求全。此其二。
讲美国强盛是谈论一个客观事实，不牵涉到价值判断，无所谓“好坏”。关于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论对其评价如何，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的崛起和发展为超级大国——不仅其结果而且包括其过程——是对20世纪全球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其全方位的影响远超过当年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而且从当前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又一轮的转型或革命——不论称之为“信息”、“网络”、“知识经济”、或“全球化”时代——来看，美国又处于遥遥领先地位，这种情况对世界是祸是福，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此其三。
本文着眼于探讨人文的、精神的方面，即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有两条主线，一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军力、等等，姑称之为“硬件”；一是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比较内在而抽象的，姑统称之谓“软件”。美国在这两方面都有其“特色”，而二者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关联，既相辅相成又有矛盾。至于美国的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诸如“得天独厚”，真正的“地大物博”，两洋大陆，历史机遇等等，论者已经很多，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赘述。美国的科技、经济领先的客观事实也为众所周知，不是本书要叙述的主题。现在主要是从”“软件”中得到启示，从它的人文条件和独特的发展道路的一个侧面来探索其“何以故”,并尽量从“特殊”中找出一般规律，此其四。
美国在我国既是热门话题，又是敏感话题，而且谈论美国总撇不开与我国的恩怨情结，因此深入研究美国，比其他问题更多一层障碍。本文力图把它作为一个客体，作冷静而科学的分析，感到有必要作以上几点交代。
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落后，也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的程度。迄今为止，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这两方面的根源都在于植根于美国历史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本文就从这几方面切入，对“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进行探讨。
（一）19、20世纪之交美国的状况
南北战争的结果，不但废除了奴隶制，而且使美国从几十个半独立的州的“联邦”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尽管现在的中央政府仍援例称作“联邦政府”，其意义与南北战争之前已大不相同。这点非常重要，为20世纪美国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进入了迅猛的工业化时期，在这过程中经历了社会转型。1886年贝斯姆(Bessemer)炼钢法的发明，使美国钢产量首次超过了英国，而两年后马丁炉的出现更巩固了这种优势。从此美国一路领先于欧洲。姑以此作为近代美国的标志，到20世纪90年代的百余年算作一个历史时期，即本文要探讨的时期。19世纪最后20年也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时期，此时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大财团开始形成。比之于欧洲，一新一旧已经很明显。尽管欧洲的走下坡路是在一战之后，但是实际上到本世纪初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所以开始酝酿打仗，这一困境已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所道破。而美国却正像一架开足马力的新机器，有的是潜力，方兴未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恶性膨胀，各种典型的矛盾也都开始凸显，童工制、血汗制、危险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贫富悬殊、失业危机等等都日益加剧，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的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成为一切苦难、丑恶、和罪恶的集中地。20世纪头10年被认为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谁拥有工厂、矿山，谁拥有给工人居住的房屋，提供工人作祷告的教堂，拥有学校让他们的子女来读书，谁直接出钱养活传教士、教师、医生，警吏、偶尔还有法官，谁——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就拥有了工人的肉体和灵魂。连规定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在管理奴隶方面都不能不讲的宽大基督教人道主义，现在在残酷的公司的管理中也没有了。”
除阶级分野外，种族也分等级，其不平等更甚于阶级，这是美国一大特点。黑人名义上得到解放，实际上命运并未好转，宪法第15条修正案形同虚设，解放了的黑奴在“自由”的身份下反而经济生活更加失去保障。更有甚者，遭受种族歧视的不仅是黑人，还有犹太人、亚裔、以及南欧和东欧新移民。他们的习俗和宗教都与先来的英国和北欧的移民不同，他们对待遇要求较低，更易为老板所左右。这样，19世纪末已经相当发达的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成果受到了威胁，于是移民的优越性转为负面效应。从19世纪最后20年起，美国就开始大规模排斥移民。
过去，社会矛盾没有达到欧洲那样尖锐的程度，是因为不满现状的人、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以及可能闹事的组织者可以不断往西行，留下的空位又有新移民来填补。此时“西进运动”已经到头，全方位领土扩张基本完成，大陆边疆大体定型。这样，以往通过开拓新边疆缓解社会矛盾的模式的余地已大大减少。
在这一切之上还有政治腐败。能左右政策的特权集团主要有：内战有功的退伍军人及其家人后代、大工业家、金融家、铁路建筑业主，等等。这些集团通过国会和当政者影响政策。再加以其他种种因素，原来以主持正义、公平，反对奴隶制，反对特权起家的共和党已经和民主党的右派结合起来，殊途同归，成为保守的力量。各项政策更加明显地为既得利益阶层服务。在政府用人制度上出现了所谓“分赃制”，即当选的总统把政府职位视为囊中猎物，在支持自己竞选的人物中论功行赏，进行分配。这样必然导致公务员素质下降，政府威望和效能日益低下。总之工业社会和官僚政府的种种典型的矛盾此时在美国已经相当尖锐和突出，旧大陆的病症新大陆似乎也难以逃脱，而且还加上美国特有的、先天的种族矛盾的顽症。
欧洲许多国家在这样的形势下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动乱和革命。美国却得以避免。列宁指出，爆发革命的条件是人民不能在原来的条件下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统治下去。美国的独特处恰恰是统治者及时地改变了统治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条件。这种改变是渐进的，当然也是不彻底的，但足以实现在稳定的局势中使国家发展强盛。这种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政策措施，自下而上的公众批判和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并非所有国家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美国有它特有的历史文化条件，这就是下面要探讨的。
（二）思想精神资源
通常人们对美国有两种看法：一是历史很短，没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二是暴发户，因而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贫乏。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物质文明昌盛而精神文明贫弱，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那等于说一个民族不要精神只要物质就可以达到繁荣富强，这正好是我国当前相当普遍的认识误区。有一点人们往往忘记，就是作为实行代议制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最“老”的——美国独立比法国大革命早13年。更何况，在独立以前的殖民时代，欧洲早期移民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200年。因此不能说美国没有自己的传统。毋庸赘言，美国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美国文明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源远流长。不过欧洲的思想传到美国之后，在“新大陆”的土壤中进行了选种、变种、生根、开花、结果，就带有了“美国特色”。
美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简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新教精神和体现在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督教精神对美国人是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激烈竞争中赖以自律，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倡导集体合作，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宣扬平等，是物欲横流的浊浪中的净化剂。关于自由主义，通常也有一种片面的理解，只强调个人自由竞争这一面，而忽视其包含平等的原则。事实上，所谓“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生而平等，拥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约翰∙米勒概括为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四大自由。在美国还特别强调机会平等，是在平等的机会中个人凭才能和努力获得成功的自由。这种包含个人自由和公平两个方面的自由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成为美国人的共同理想，甚至是普遍信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族裔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假如可以称作美利坚民族的话）的胶合剂，是在最大的差异中的共同标准，也是一切改良的动力和指针。
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根子上说，从立国开始就摈弃了“人治”——亦即依靠领袖魅力的治理——而坚决选择了“法治”。在这点上华盛顿总统厥功其伟，史有定评。尽管多数来北美洲的欧洲移民，特别是参加独立战争的开国思想家们都信奉立宪政府，不会赞成专制制度，但是在独立之初，像一切第一代革命领导人一样，华盛顿威望极高，在人民中也有被神化的倾向。只有他一人能使分裂的各派心服，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如果他当时有集权的欲望，或经不起权力的诱惑，或者过分相信个人的力量，不知不觉间以自己的意志来治国，也是可以做到的。另外，由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的不和，大家都希望他留任，如果他要当终身领袖，十分顺理成章。但是华盛顿本人碰巧是权欲淡薄的人，这种“淡薄”不同于东方式的消极出世的个人修养，而是出于对代议制和宪法政府的坚定的信仰。他只利用他的威望促进符合法治原则的宪法和政府体制的建立，然后功成身退，再不干政，从而建立了健全的领导人更替制度，从一开始就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与美国没有一个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贵族阶级有关，并且是一批当时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共同的功劳，不完全是华盛顿一人之力，但是他的做法至少使美国在立国之初避免了革命以后经常遇到的为接班人问题纠缠不休的折腾。另一方面，美国的民主不是民粹主义的，从宪法和机构的建立开始，就十分注意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而且，民主权利的普及也是渐进的，这点与法国的传统不同，较少街头民主的传统和群氓政治的可能，这为美国基本上平稳的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到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两大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思潮，一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顶峰；一是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后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加以引伸，用之于人类社会，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欧洲的命运非本文主题。在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确实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遍及哲学、教育、社会学、乃至心理学。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更是在美国找到了最适宜的繁衍的土壤，出现了一批热心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主要在经济学界，总的是为当时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的合理性辩护。 但是到了20世纪，弱肉强食的法则已经弊端百出，社会不平等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且所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日益暴露出虚伪性。此时在理论界出现了对立面，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主张政府干预，对缓解社会不平有所作为，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促成了一系列的改良。
总的说来，美国社会实践的主线还是自由竞争，在美国早期建国过程中，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力。直到现在，相对而言，美国因平等而妨碍效率的程度比欧洲国家要轻得多，而不平等的情况则比西欧严重。于是就出现在语义学上令人困惑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词在美国一反其原义：“保守主义”指倾向于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因为这是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狭义的）反而指倡导政府干预，多一些规章制度，抑强扶弱的主张。简单化地说，前者主要着眼于刺激投资者的积极性，让资本家先赚了钱，然后向下渗透，泽被全民；后者着眼于保护底层人民的基本利益，强调平等，在经济上则是通过提高全民的购买力来刺激经济繁荣。这两种思潮归根到底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核桃的两半。正因为美国的实践主线是自由经济，其自然倾向是贫富差距扩大，所以知识分子和社会舆论的主流在多数时间内是“自由派”声音较高，即为弱势群体说话，放手批判现状。有时越是处于边缘的少数主张，越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这往往给外人以错觉，以为美国思想界主流出现左倾。事实上美国思想界的重心比多数欧洲国家要靠右。如果以“左”和“右”来概括其思潮和政治的变化的话，犹如钟摆，每隔一段时期就向一方摆动一次，而总的趋势是向中间靠拢。最激进的改良没有脱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框架弹性较大，右边界是法西斯主义，左边界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框架内左右摆动，不断调整，是美国的改良的特色之一。
从对美国制度冲击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两次最大的危机：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二、60年代的社会危机、信仰危机。从政府改良的角度讲，本世纪有过三次高潮：一、从世纪初到一战前，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的改良；二、30年代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反思和小罗斯福“新政”；三、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民权立法及“伟大社会”计划。至于公众批判和抗议，则无时无刻不存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黑人争取平权的民权运动，这是波浪式的、持续性的；二、20世纪1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掏粪”（或“揭丑”）宣传；三、60年代“反文化”抗议运动。下面分别予以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