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看中国

里贾纳∙阿布拉米是沃顿商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劳德管理和国际研究院的全球项目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

威廉∙科比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斯潘格勒家族经营学科教授，哈佛大学中国研究所张思明讲席（由华裔企业家 T. M. Chang 捐资设立）教授。他和里贾纳∙阿布拉米、 沃伦∙麦克法伦共同创作的最新书籍是《中国能领先吗?》（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他还与乔伊斯林∙伊比、亚当∙米切尔、卢霜共同写作了案例研究《优步在中国：行驶在灰色地带》（2016年）。

沃伦∙麦克法伦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艾伯特∙戈登讲席的名誉教授，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清华大学案例开发中心副所长。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水车、纸币、远距离银行业务、文官队伍、及择优晋级。直到19世纪初以前，中国经济比欧洲国家的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地由市场驱动。然而今天，许多人确信西方才是创意型企业思想家和创新者的摇篮，中国的土地上大都是条框束缚、机械刻板的学习者——这里在勤奋地追求研究与开发，但鲜有突破。

当我们问到为什么的时候，答案五花八门。有些人责怪工程师。“大多数中国的初创企业不是由设计师或艺术家创办的，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去构思新概念或新设计的工程师，” 动点科技网站的编辑杰森∙林争辩说。

另一些人指责政府造就了空前糟糕的未能保护知识产权的状况。他们指出，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都被盗版，但只有中国才有完全假冒的苹果商店，里面挤满了以为自己在美国公司工作的员工。

还有人指责中国的教育制度，称其为日本学者市定∙宫崎骏所说的“中国科举恶魔”的现代版本。完全专注于考试成绩的学生如何可能成为创新者？

基于我们几十年来在中国的实地经历和察考，以及共同编写的大量案例研究，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必须指出，许多最具创新力的西方公司是由工程师创立的）。不过这些批评之语都不全面。中国不缺乏企业家或市场需求。考虑到政府的巨量财富和政治意愿，中国有可能制定出各项经济政策，建立起各种教育和研究机构，如同推动美国成为技术强权的那些政策和机构。但这种潜力会成为现实吗？我们看到相当大的挑战。

参看中国的创新是如何发生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通过收购、通过教育——可以揭示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突显出中国在寻求成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路途上所面对的希望和问题。

自上而下的创新 / Innovation from the Top Down

在2006年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中，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要将中国转变为“创新社会”，到2050年要成为全球科技的领跑者。那不是空谈。有实在的记录显示北京的行事风格：制定政策和激励措施，然后督促国民和地方政府官员——直到村级干部——与其保持一致。

事实上近40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其雄厚资本和政治意愿从高层推动创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创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改组了苏联式的中国科学院，基于同行评议（而非政治因素）来资助大学的商业前期研究，差不多就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作模式。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为发展高科技园区提供资金，以促进创新的商业化。自1985年第一个这样的开发区在深圳建成以来，此类园区已经迅猛增加，如今在任何一个中国的大城市都是官方考察的常见去处。

政府在发展新生的创新型产业方面的力量，可以从其政策对风力涡轮机行业的影响中看到。2002年，政府推出了风力农场项目的公开招标程序，以鼓励涡轮机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外国进口产品很快淹没了中国的这个新兴市场。因循在其它行业中重复采用的模式，政府接下来要求国有企业70% 的零部件须从国内企业采购。外国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不过到 2009年时，10家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公司中，有6家是中国公司。这样就极大地助推了国内企业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从2006年的51%上升到2010年的93%。

2006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在几年内减少中国对进口技术的依赖，增加国内研发资金，在政府认定的“战略新兴部门”跨越外国竞争对手，其中包括生物技术、高能效技术、设备制造、信息技术、和高新材料。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对企业的出口补贴和政策规定，要求政府部委和国有企业在可能的情况下从国内企业采购物资。尽管这些举措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但很少有国际公司离开，而是放任了中国用这种方式支持创新。

事实上，2004年大约有600个外资研发中心在中国，到 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翻倍还多，并且规模和战略重要性也有增加。辉瑞公司在那年将其亚洲总部迁往上海。2011年，微软在北京开设了亚太研发中心，通用汽车开设了一家高级技术中心，包括几个工程设计实验室。默克公司在北京的亚洲研发总部定于2014年开始运营。

在中国设定——且经常能够实现——各种雄心勃勃的目标这方面，无可比拟的两大项目是政府对高铁的支持及载人探月的努力，两者都需要西方国家似乎不可能投入的资金规模，以及发明和应用众多技术的能力。我们相信这样的雄心可以助推创新，就像美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政府资助项目所表现的那样。

自下而上的创新 / Innov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然而在创新这个问题上，即使是中国这样强力有雄心的政府，指令的作用也有限度。始终有强大的潮流在对抗政府的意图和国家的策略，对抗的潮流源自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和古老的文化。

考虑一下这些力量是如何限制中国的企业创造力。1990年代早期，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企业家爱德华∙田（田溯宁）创办了电信初创公司亚信股份（现亚信联创股份有限公司），在3年内成长为员工320人、收入4,500万美元的兴旺企业。

1996年，由于中国电信行业的技术变革步伐缓慢，对此感到沮丧的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劝说田溯宁，他有责任离开亚信股份去领导一家新公司——中国网通，该公司正着手建设一条连接大约300个城市的光纤网络。2001年，当我们中的一人（麦克法伦）访问该公司的时候，它是一家创新的公司，有着开放的、创造性的文化，尽管是由4个政府机构共同拥有。

2002年，电信巨头中国电信被政府拆分时，其中10个北方省份的市场被并入中国网通。一夜之间，田溯宁变身为统领23万人的组织。

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文化冲突异常尖锐。在许多中国电信的员工看来，田溯宁是一个美国式的局外人，试图以不可接受的方式来改造国有企业。合并后6个月，麦克法伦向中国的70名高级管理人员介绍中国网通的案例分析，其中包括20名来自电信行业的人员。这些人不是从组织变革与企业成功之间的案例中汲取经验教训，而是攻击田溯宁的“非中国式”的管理方式，然后指责麦克法伦不配在中国如此闪亮地推介硅谷文化。田不久就辞去了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后来又离开了中国网通董事会。

对外人来说，中国网通最终看起来像一家现代电信公司，具有在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必需的治理结构；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家国有企业。当我们讲授当前中国网通的案例时，我们要求MBA学生在该公司董事会中找寻真正的老板。我们的问题是，党委书记在哪里？共产党要求在每家员工人数多于50人的公司中须有党代表；每家员工人数多于100人的公司必须有党组织，党组织领导直接向省或市的党组报告。这些要求损害了公司的所有权本质，影响战略方向、日常运营、和竞争优势，从而限制了正常的竞争行为，更不用说阻碍创始人扩展自己的企业。

不过即使政府解散企业党组织，同时加倍努力地鼓励突破性的创新，仍然存在着更强烈的抑制因素：中国公司所处市场的经济现实。当增量改进的回报和成长前景在国内和国外都如此巨大的时候，为什么要费力地去开拓创新？

看一看B2B门户阿里巴巴，它在2001年是如此的飘摇欲坠，我们担心它会破产。通过创造性地将外国技术用于满足发展中市场的需求，阿里巴巴现在近250个国家为8,000万客户提供服务。其拍卖网站淘宝的成功最终迫使易贝退出中国。或者看百度，中国搜索引擎的领头羊，它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提供的服务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也不挑战正统政治。根据中国多元化的区域市场量身定做产品、组织、和流程，百度如今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搜索市场中占到80%的份额。

如同日本在二战后的30年里在许多行业中赶上了美国的技术，中国正在通过渐进式的创新来做同样的事情。采纳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高利润的作法。同时通过收购来获取技术变成为一种重大的新趋势。

通过收购来创新 / Innovation by Acquisition

已经有很多文章描述当前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浪潮，其中大部分侧重于大宗商品资源，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不过转向美国和欧洲寻求技术的投资也同样可观。厌倦了支付许可费和版税，中国企业在他们的政府鼓励下，越来越多地寻求购买——而不是租用（或窃取）——突破性的创新技能，通过收购技术和挖掘人才。

以华为公司为例。该公司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外交事务副总裁威廉∙普鲁麦，一位美国前外交官，曾经把这家电信巨头描绘成“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大的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给出的一种说法，特别是考虑到它在世界各地的16家研发中心，以及关于它企图在美国进行收购的各种争论。

海尔是一家领先的中国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拥有同样广泛的全球设计网络和研发中心，分布在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意大利的都灵是必争之地，江淮汽车、一汽集团、长安公司在那里都设有研发中心。

反西方的文化潮流在国内可能很强势，但在海外经营的中国私营企业却接纳了当地的高级人才。举个例子来说，普鲁麦不是在华为工作的唯一的西方高级管理人员。2010年，该公司聘请了北电网络公司的前首席技术官约翰∙勒泽来领导其北美研发工作，1年前英国电信的前首席技术官马特∙布罗斯被引进来监管华为的全部25亿美元的研发预算和执行。两人都直接向华为的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前军队官员任正非报告。涡轮机制造商金风公司同样也招募了美国人蒂姆∙罗森茨韦格作为美国业务的第一位首席执行官，蒂姆是清洁能源领域有公认威望的人物。他接着又带进来有卓越跨文化经验和行业专长的管理人员。

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其主要的国际竞争对手包括卡特彼勒和小松集团，最初试图通过依靠自有人才和技术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取得成功。几次失误促使该公司建立起与欧洲和美国区域总部紧密联系的研发中心，从这些国家聘请专业人员。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德国领先的水泥泵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从而获得了昔日竞争对手的技术。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正在协同有效地努力通过日益广泛的海外收购和合伙经营，填补其创新能力的严重缺口。

然而，要成为21世纪创新的主导力量，中国需要培育未来的革新者。这是中国大学的任务。

通过下一代来创新 / Innovation Through the Next Generation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立教育机构（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以及处于科研顶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之相伴随的还有一批有创意的私立学院和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联合医学院，仅举几例）。所有的院校在1950年代都被苏维埃化，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荡中被摧毁。

现在中国的大学又回来了。以清华大学为例。它成立于 1911年，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为资金来源，是一所两年制的文科学院，为学生去美国学习作准备。它在民族主义时代变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约翰∙费正清，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创始人，1930年代在那里学习了中国历史），在1950年代变成为苏联式的理工大学。眼下它正在重新成为一所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比哈佛和耶鲁更难进入。2016年，清华将开设第一所真正的国际学院——施瓦茨曼学院，以美国捐助者斯蒂芬∙施瓦茨曼的名字命名——每年从世界各地招收200名研究生。清华大学相信，落脚在那里的施瓦茨曼奖学金项目将成为21世纪的罗兹奖学金。

单就受过教育的学生人数而言，相较于美国战后的高等教育大扩张，或者欧洲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学扩招，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近来的变化甚至更引人注目。在被关闭了10年之后的1978年，中国的大学对不到100万名学生敞开了大门。到 1998年，入学人数达到 340万，远不及当时美国的就读人数1,450万。2012年有2,390万名学生在中国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比美国大学的入读人数多出大约400万。

如今私立学院和大学在中国的全部高等教育机构中占据了超过1/4的比例，并且比公立大学的增长速度更快。大公司也参与到其中。例如阿里巴巴的淘宝公司设立了淘宝大学，最初是为了培训电子商务的所有者、经营者、和销售人员。以后它将为100多万名学生提供在线商业教育。

很快中国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每年培养出更多的博士，因为中国大学的目标是培育高层次的、创新性研究人才，以及能够将研究和创新转化为更高生产率的人才。中国政府和很多其它机构正在向领先的院校注入巨额的资金。在10年内，中国精英大学的研究预算将接近美国和欧洲的同行。在工程和科学领域，中国的大学将跻身世界的领先行列。

中国大学将在21世纪参与制订全球标准吗？这是可能的（尽管目前没有一所大学在全球排名前50位），哪怕仅只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源。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一套良好的创新体制框架。

我们目前的答案是没有。中国公立大学的治理结构仍然将太多的决策权集中给太少、太过自负的人。中国的大学和国有企业一样，都受到党委的困扰，大学党委书记的官阶通常高于校长。虽然少数优秀的党委书记带领他们的大学走向了成功，但作为一条定律，这种平行治理结构在限制而不是增强思想的交流。

可以自由地追求任何导向的思想是大学创新的先决条件。但无论以何种方式比较衡量，中国院校中的教职员在参与治理方面几乎不起作用。事实上在2012年6月，中国当时的副主席（现在的主席）习近平走访了几所国内顶尖的大学，要求加强党对高校的监督，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也许绝对的创新如同绝对的领导和权力一样被高估了。在产业界，如同在教育领域，中国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约瑟夫∙顺彼特所说的后发优势：可以从前辈的工作中学习和改进。

当然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过创造性的接收应用表现出了创新，现在它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中国能够领先吗？中国政府是否有智慧放松下来，是否有耐心去容许顺彼特所说的真正的创业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方面，我们表示怀疑。

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或智慧才干——他们的能力和才干是无穷无尽的，而是他们的学校、大学、和企业运营所需要的政治环境——环境非常束缚人。

 
Above contents are translated from / 以上内容译自
https://hbr.org/2014/03/why-china-cant-innovate